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六

译物品，都有数量和价格，将其标榜公示，然后上缴给司兵。

郑玄说：“任器货贿，指的是盗贼用来伤人的兵器以及所偷盗的财物。上缴给司兵，就像当今对于杀伤人所用兵器、盗贼赃物加以追缴并没收一样。”

译吴澄说：“贾而揭之，就是确定货物的价格并标记出来。”

臣按：司厉这一官职专门负责追缴盗贼的赃物。

野庐氏掌管通达国家的道路，直到四方边远地区，校核国都郊外及野外道路上的宿息处所、水井和树木。如果有宾客到来，就命令守卫道路的人聚集起来敲击木梆警戒，发现有徘徊窥伺的人就诛杀他。

郑玄说：“庐，是旅客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达，是说巡视疏通道路，使其不陷落断绝。宿息，是庐的附属设施，供宾客住宿和白天休息之用。井，提供饮食；树，作为藩篱遮蔽。相翔，同昌翔，是观察窥伺的意思。聚柝之聚，是聚集敲击木梆以宿卫警戒。如果有奸人在宾客旁边徘徊窥伺，就诛杀他，不让寇盗侵害宾客。”

臣按：《周礼》中的遗人，凡是在国都郊外的道路上，十里设庐，庐里有饮食；三十里设宿，宿里有路室，路室里有物资储备；五十里设候馆，候馆里有积蓄，用来接待宾客、军队服役人员和执行使命者的往来。这些已经由地官掌管了，而秋官的野庐氏，又负责巡视校核并肃清守卫。由此看来，可见古代盛世防盗的措施无所不至，不仅仅是为了安顿行旅的往来，实在是为了显示国家威严的严肃。从前周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向陈国借道以出使楚国，道路杂草丛生无法通行，从而知道陈国不能守住自己的国家，何况堂堂的大朝，威名远播震慑万里之外，九夷八蛮无不归顺敬仰。然而在京城附近、国门之外，盗贼时常窃发，公然抢劫行旅，这种名声，岂能让远方听闻？当权者认为这是小事所以不上报，大概是不了解《周官》设置野庐氏的用意，以及单襄公讥讽陈人的话啊【臣请求严厉敕令捕盗的官员，都城之外五百里内有盗贼抢劫的，那些应当抓捕及统督的官员，如果不能抓获盗贼就革除他们的官职服饰，以必须抓获为期限，超过三个月就免除他们的官职。然而京师地域广大人口众多，风俗混杂来自五方，难以辨识，与其事后督责，不如事先预备？请在都城之外分为几条路线，每条路线根据远近，设立一座望楼，每座望楼从常备军中拨派马军十名、步军十五名，每五天轮换一次守卫。楼上放置鼓一面、白旗一面、烽火一处，遇到盗贼，楼上军士立即擂鼓举烟，用白旗指向盗贼逃跑的方向，楼下军士携带器械追击，务必抵达盗贼所在之处。这样不必严刑督责，盗贼自然就没有了。至于冬季河冰冻结之后，在都城外设立东西两营，委派军官一人统领马军各一二百名，有大车运载货物的允许预先投告告知，集合众军，必须五辆车才一同出发，每辆车差派马军三名护送，那些军人的草料器具就让租车的人供给，仍先行会同经由的军卫，如从良乡到涿州，涿州到河间，河间到德州，临清、济宁以至于徐州，这几处的当班官军在十月以后暂时免除赴操，让委派的军官统领马军依次护送到交换处，遇到回车仍令顺势护送返回，这样道路就没有壅塞的祸患，商人和官员没有畏途的忧虑，四方的人经历艰险到达近郊，抬头仰望，九重宫殿在红云紫雾之中，就有登仙的快乐了】

司寤氏掌管夜间的时间，根据星象划分夜晚，以此告知夜士。禁止清晨行走的人，禁止夜间行走的人，禁止夜间游荡的人。

郑玄说：夜士是主管夜间巡逻警戒的人。

王安石说：“御晨行者，是阻止他们，让他们等到天明再走；禁宵行者，是禁止他们，让他们停止。”

臣按：这就是所说的夜禁。现在的制度，一更三点禁止人行走，五更三点允许人行走，就是这个意思。

脩闾氏掌管校核国都中宿卫和互柝的人，以及国都中多余的卒兵，并校核他们追逐寇贼的情况，进行赏罚。禁止抄近道翻越城墙的人，以及带着兵器疾走的人，和在国都中驰骋的人。国家有变故，就命令他们守卫各自的闾巷门户。只有持符节的使者不加以检查。

郑玄说：“禁止抄近道翻越城墙的人，带着兵器疾走的人，在国都中驰骋的人，都是因为怕他们惑乱民众。”

贾公彦说：“邦有故，是说有寇戎、大丧、瘟疫，都担心有奸邪之事，就命令各自守卫闾巷的门。有持符节执行公务的使者，不检查。”

刘彝说：掌比国中宿互柝者，是说检查国都中夜士的守宿情况。互，是说用行马阻断夜间行走的人。柝，是说敲击木梆守卫门闾并传递更次。国家的多余卒兵，让他们编成什伍以追逐擒捕寇贼，抓获多的赏赐，否则惩罚。

臣按：成周时代防备奸盗，京城以内有野庐氏，城内有脩闾氏，所以都城内外奸邪无处容身，闾里之间整齐划一，门巷行列肃然安宁，即使有不逞的奸人，也没有机会兴起，突然遇到非常变故，也有办法制服他们而不致猖獗。脩闾氏掌管校核国都中宿互柝的人，国中，是王城之中，比，是合编什伍，宿卫于王城之中，作为追逐窥伺的防备，各自在闾巷之间设置互以阻断行人，就是现在的鹿角之类，设置柝以传递更次，就是现在的木柝之类，夜间行走有禁令，那么休息的人就不会在昏暗之时趋行，更漏分明，那么向晚的人都知道早晚的时辰，大概寇盗的兴起，都是在夜深人静之时，而官府特意在闾巷之间保留这几个人，让他们不睡觉，以防范奸盗

译至于那防备之事，古时候盛世，不仅海内没有大奸大盗，就是在街巷邻里之中，即使是撬箱挖墙的小偷也没有。唉，天下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从微小处兴起呢？正因为要在微小处将其断绝，所以不使其蔓延滋长而变得重大且显著。

建国之初，在南京设立四十八卫，每卫各有营房，营房两端各设一门，本卫官军居住其中，遇有警急，集结起来很方便。又在五城各设兵马司，设立弓手，专门负责巡察京城内外，这就是《周礼》中修闾氏的职责。又在各坊里巷设立火铺，支更守夜，这与修闾氏所说的互相守望、追捕逃犯没有什么不同。大概卫所有固定的居所，那么呼召军队就容易集结；巡察有专人负责，那么追捕逃犯的责任就有归属。祖宗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很深啊。

如今京城，沿袭前朝的旧制，街坊里巷参差错落，不整齐，而卫所分散各处，士卒的名册登记聚散无常，严重的甚至住在几十里外的野外。幸好承平无事，一旦不幸发生意外变故，出于仓促之间，急欲有所召集，难道不难吗？臣愚昧地认为，应在无事之前预先为有事做准备，请求恢复祖宗南京的旧制。虽然时势不同，在守成之后而为创始之谋，确实不容易。不得已，请用祖宗的意思来作为今日的防备，可以吗？

南京的卫有四十八，如今京城的卫七十有余，其卫署随处分散设置，其中也有未设署的。况且其军士虽然名籍在卫中吃粮，至于操练以待调发，则分在各营，一定要使每卫各为一处，连比其居，决有不能者。如今名籍在卫所，队伍在将领，而他们居住的地方，则各属兵马司管辖。如今京城地大人众，聚集四海之人，杂糅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烟众多繁盛，奸宄实在繁多。一城之大，仅设五司，官僚十数员，兵卒百十人，而京城内外不下百十万人，人力有所不周，形势有所不及。

臣请求每城根据土地广狭远近，添设行兵马司数处，每处添设副总兵一员居守。其司署相距以鼓声相闻为限，司前用四根木头建鼓楼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击鼓，而火铺则击梆以相应，由近及远，不许杂乱。又在该辖地方，除官民及匠人外，凡是现役操练官军在地方居住的，不分租赁寄居及上班者，都让他们报名附册，就在本坊现居军官中推举其管操者一员，官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挥，没有则把总指挥为众信服者，奏闻朝廷作为地方总领。每季造册一次，册成各为三份，一份留本司，一份送兵部，一份送总领官。每季行兵马司率领本坊现居官军起赴总领官私宅参见，每年四次，此外不许擅自起倩。旧例每兵马岁委御史一员督察，如今既多立分司，宜随地方广狭添派分管。遇有警急，兵部下达兵马司，行御史督该司起集该方官军赴总领导处听用。

这样，仓促事起，有备无患，虽非祖宗设立军营的初制，然而在其中处置得宜，运用有方，则也是其遗意的仿佛。又京城内外自来街坊，因袭前代旧名俚俗不雅，混乱无别，应令各该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分界画图，另立新名。每处立一大铺，分统小铺每小铺设更夫六名，每夜自二鼓一更起守至四鼓三更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两人，一守一巡，其大铺更夫倍之。大铺的设立，必在本巷内出大街口边，对立木桩二四尺以下，悬铁索三以截断行路人。二鼓一更以后，即横绳以绝往来，至四鼓三更方开，其他小巷口可通大街处，俱为栅栏门。一鼓三更，即锁断；五鼓一更，方开。各行司为印烙牌数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昏丧急等事，许先赴行司告领牌，遇夜照放。无牌而阑出及擅自开者，坐以罪。

每大铺置大铜锣一面，小铺各置小者一面，遇有盗窃，即声锣相应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铺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小巷口。大铺大约京城直南北大街不过数处假如崇文门，自门至四楼为一节又自此抵城下为一节每节夜拨马军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轮五骑往来回逻，其余仿此。其九门城垣之下以城为限，每城拨军之数亦如。其巡逻之军，五军大营每日于现操官军内轮差。

这样，人家有盗贼之警，而更铺得以拦拒，而贼不得以出入；国家有仓促之变，而军士易于召集，而贼不得纵横。此虽细末之事，而所关系实大，为国远虑者，可不加之意乎？臣因此而又有一见焉。昔者周幽王举火戏诸侯，则是三代之时，不独边境置立烽烟，而宫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国家运盛隆盛，德泽深厚，所谓亿万年盘石之宗，泰山四维之者也，万无

译这是意料之外的事。然而杞人担忧天会塌下来，天哪里会有坠落的道理，杞人却为此担忧，这种担忧确实很愚蠢，但也不失为对天深切关爱的表现。臣愚昧地请求在皇城之中预先储备两根高竿，一旦突然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就在琼岛上竖起高竿，悬挂红灯作为信号，事情的紧急程度以红灯的数量作为符信，预先广泛告知各位统兵的大臣，使他们知晓其中的缘故。又在九座城门上各立高竿来悬挂红灯，确定红灯数量的多少，以显示紧急程度的区别，广泛告知各路军队，作为前进、停止或分散的命令。这样就不必反复多次地命令告诫，而六军和万民可以不说话就明白，不被召唤就会到来了。这也是愚者的一点考虑。

译《论语》记载，季康子担忧盗贼，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财利，即使奖励百姓去偷窃，他们也不会去偷。”

朱熹说：“这是说，如果您不贪求财利，那么即使奖励百姓去做盗贼，百姓也会知道羞耻而不偷窃。”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戮呢？您想要行善，百姓就会行善了。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

朱熹说：“执政者，是百姓所观看效法的，何必用杀戮呢？想要行善，百姓就会行善了。”尹焞说：“杀戮这种话，难道是在上位者该说的话吗？用自身行为教导的人，百姓会跟随；用言语教导的人，百姓会争辩，何况是用杀戮呢？”

臣按：宋朝范祖禹向他的君主上疏，首先引用《鲁论》这两章孔子回答季康子问话的内容，接着说：“臣起初读这两章书，曾经怀疑，认为圣人的话主要在于教化，实行起来未必有近期的成效。”等到看到唐太宗刚即位时，与群臣讨论制止盗贼，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止，太宗嘲笑他们说：“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劳役繁重，去除奢侈节省费用，减轻徭役薄收赋税，选用廉洁的官吏，让百姓衣食有余，自然就不会做盗贼，哪里用得着重法呢？”从此几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上丢的东西没人捡拾，大门不关，商人在野外住宿。看到太宗的政事如此，才知道圣人的话不欺骗后世，实行起来必定有效。凭着小小的鲁国，季康子做宰相，孔子还劝他不要贪求，以此来制止盗贼，何况天子治理天下呢？臣看到熙宁年间臣僚有奏章，请求另外设立惩治盗贼的重法，自从实行这种法律以来二十多年，没听说盗贼减少停止，只听说他们越来越多罢了。古代开辟衣食的来源，设立教化的官员，首先提倡节俭，展示纯朴，对于有邪僻行为的百姓，然后用刑罚来整齐他们，哪有不去治理根本，专门禁止末节的呢？范祖禹所说的根本，就是开辟衣食的来源，设立教化的官员，首先提倡节俭，展示 pure 朴，这已经是这样了。首先用节俭展示纯朴，不是没有贪欲而想要行善的人不能做到的。君主以节俭纯朴作为治理的根本，那么百姓的衣食就充足了，又得到人来教化他们，那么百姓都感化向善，奉养父母养育子女都充足，放纵邪僻的行为自然就不会做了。

孔子说：君子有勇气却没有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气却没有义，就会做盗贼。苏辙说：古代的圣人，用义来制止作乱，用义来制止盗贼，让天下的人都知道父子君臣的道义，那么谁会同他们一起作乱呢？从前唐朝衰败时，燕赵地区的人，在八十年之间，百战来侍奉叛贼，竭尽全力至死，不顾败亡，来抵抗天子的军队，却认为这是忠臣义士理所应当做的。在这个时候，燕赵的士人只是因为缺乏道义，所以拿出他们忠诚专一的心来使用，天下最悖逆的行为，用来抗拒天下最顺理的行为，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孟子说：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坚定的意志，只有士人能做到；至于百姓，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没有坚定的意志，放纵邪僻，没有不为自己谋利的。所以燕赵地区，常常苦于士大夫太少。

臣按：苏辙说用义来制止作乱，用义来制止盗贼，使天下的人都知道父子君臣的道义，谁会同他们一起作乱呢？臣私下认为，作乱和盗贼都起于血气的勇猛，心志的欲望。盗贼的兴起，开始于乡里，积累到成为大盗，就会扰乱天下了。因此古代的圣王必定制定百姓固定的产业，使他们奉养父母养育子女有剩余，用礼义教化他们，使他们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是应当做的事，那么他们的心志有所涵养而不敢放纵欲望，血气有所制约而不敢违背道理，那么乡社之间偷窃的盗贼就不会出现了。即使想要作乱，凭借什么兴起呢？

秦二世时，征发闾左的九百人戍守渔阳，驻扎在大泽乡。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担任屯长。恰逢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期，按法律都要斩首。陈胜吴广趁着天下愁怨，于是杀了将尉，对徒属说：“你们都已经误期应当斩首，即使不被斩首，戍边而死的人本来也十之六七。况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成就大名！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吗？”众人都跟随他。于是筑坛盟誓，号称大楚，攻打大泽乡。等到到达陈县，士兵有几万人，攻入占据它，于是自立为王。郡县苦于秦法，争着杀死长官来响应他。派从东方来报告反叛的人，秦二世愤怒，交给官吏处理。后到的人说：“群盗像老鼠偷窃狗偷盗，郡守尉正在追捕，现在全部抓获，不值得担忧。”秦二世于是高兴。

臣按：盗贼的兴起，大概是有原因的。秦国自从秦始皇以来，使民力劳累、民心痛苦、民财耗费、民命残害的，不是一天了。百姓无法生存，举手投足，哪里不是杀身之地？如果有一条生路，百姓也不会寻死。不得已而在死中求生，这就是陈胜吴广这些人造反的原因。秦二世继承秦始皇酷虐之后，天下愁怨的时候，即使施行仁恩惠政，还恐怕不能补救，何况又遮蔽自己的耳目呢！盗贼已经很多了，却还说没有盗贼，臣下说有盗贼，反而发怒。不该发怒却发怒，该担忧却不担忧，天下怎么能不混乱呢！

汉武帝天汉年间，东方盗贼兴起，攻打城邑，夺取库府兵器，释放死囚，杀死二千石官员，掠夺乡里，道路不通。皇上开始派遣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

译对此，朝廷无法禁止。于是派遣光禄大夫范琨等人穿着绣衣，手持符节和虎符，调发军队进行讨伐。他们到达各地后，有权擅自斩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诛杀的人很多，一个郡多达一万多人。过了几年，才逐渐抓获了其中的首领，而溃散的士兵逃亡后，又聚集同党，凭借山川险阻，常常成群结队地居住，朝廷对此无可奈何。于是制定了“沈命法”，规定：“盗贼兴起而没有发觉，或者发觉后捕获的人数没有达到规定标准，二千石以下的官员直至主管的小吏，都要处死。”此后，小吏们害怕被诛杀，即使有盗贼也不敢上报，官府也让他们不要声张，所以盗贼渐渐增多，上下互相包庇隐瞒，用文字辞令来逃避法律制裁。

译臣按：制定法律来消除盗贼，不可不严厉，也不可过于严厉。不严厉，那么官吏不肯用心除贼，于是导致酿成大祸；过于严厉，那么官吏害怕罪责牵连到自己，上下互相隐瞒包庇以逃避法律条文，因而逐渐导致大乱。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中庸之道。盗贼兴起，一定要推求导致他们成为盗贼的原因，既然找到了原因，一定要深入探究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缘故？既然找到了缘故，一定要反思自己的行为，用对待百姓的态度来对待百姓，而不用对待盗贼的态度来对待百姓。像这样百姓仍然成为盗贼，还像以前一样，然后才用对待盗贼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大抵百姓之所以成为盗贼的缘故，不在朝廷，就在官吏；再不然，就是奸民趁虚生事。国家不幸而有盗贼兴起，那么一定要反过来思考导致他们兴起的原因。祸患起于朝廷，就反躬自责，废除弊政；起于官吏，就根究来源而诛杀驱逐那些人；如果只是出于奸民，就一定要迅速断绝他们，严厉惩罚以警示众人，使他们不至于蔓延滋长。这样处理，或许能符合中庸之道吧？

宣帝时，渤海郡连年饥荒，盗贼同时兴起，皇上选择能治理的人。丞相和御史推荐龚遂，任命为渤海太守。召见时，问用什么方法治理盗贼。龚遂回答说：“海边偏远，未蒙受圣上的教化，那里的百姓困于饥寒，而官吏不体恤，所以使得陛下的子民在陛下的大泽中玩弄陛下的兵器罢了。现在陛下是想让我战胜他们呢，还是安抚他们呢？”皇上说：“选用贤良，本来是想安抚他们。”龚遂说：“我听说治理混乱的百姓，就像梳理乱绳，不可急躁，只有慢慢梳理然后才能理顺。我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用法律条文拘束我，让我能够一切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皇上准许了，加赐黄金，赠送车马让他乘车传送到渤海边界。郡里发兵迎接龚遂，他都遣返回去。发文书告诫所属各县，罢免追捕的官吏，凡是手持农具的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查问。手持兵器的才是盗贼。龚遂单车到达官署，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立刻解散，丢弃兵器弩箭而拿起锄头。于是全部平定，百姓安居乐业。龚遂于是打开粮仓借贷给贫民，选用良吏，慰抚养育他们。齐地风俗奢侈，喜好工商业，不从事农业耕作，龚遂亲自率领大家节俭，劝勉百姓致力于农桑，按人口比例种植树木蓄养牲畜。百姓有携带刀剑的，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小牛，说：“为什么要带着牛和小牛呢？”他慰劳巡视郡中，百姓都有积蓄，诉讼停止。到这时入朝担任水衡都尉。臣按：宣帝因为渤海盗贼兴起，选择能治理的人，丞相用龚遂应诏，可以说是选对了人。以现在来看，虽然说是龚遂的才能，但是如果不是丞相的举荐，那么皇帝没有办法任用他。宣帝召他到殿庭，亲自审问，放宽法律条文给他，用厚赐宠幸他，这就是龚遂尽心效力的原因，使得郡里的盗贼全部平定，都成为良民。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宣帝关心百姓疾苦，即使是偏远的郡，二千石的官吏，还如此恳切。大概是不想辜负上天的托付，祖宗的传承，也不虚受臣民的供奉爱戴。

甘露元年，免去京兆尹张敞的官职，几个月后，京城官吏百姓松懈怠慢，击鼓报警多次响起，而冀州部中有大盗贼，天子派使者在家召见张敞，任命为冀州刺史，到达辖区，盗贼屏息。

臣按：朝廷不可没有有威望的臣子。有威望的臣子，一个足以抵得上十个有才能的臣子。才能的有无，固然在于那个人，而他的威望则系于君主优待宽容来培养他。朝廷有这样的有威望的臣子，天下的人早就听说过他，一旦有繁重难处的事，委任他，那么事半功倍。盗贼虽然说是小人，但是没有智谋术数的人也不能聚集众人。他们敢于犯天诛而做灭族的事，不是不知道王法严厉，而是自恃有能力而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但是一听说有智谋术数超过自己的人，他们的气焰自然沮丧，跟随他们的人也涣然解散了。宣帝起用张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论遏盗之机【上】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严武备

遏盗之机【中】

灵帝时，钜鹿张角信奉黄老，用妖术教授，号称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念咒语符水来治病，让病人跪拜认罪，派遣弟子游历四方，辗转欺骗诱导。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从青、徐、幽、冀、荆、扬、兗、豫，没有不响应的，堵塞道路。郡县反而说张角用善道教化，被百姓归附。杨赐上言：“应该命令州县甄别流民，让他们回归本郡，以孤立削弱他们的党羽，然后诛杀他们的首领，可以不劳而定。”事情留在宫中。司徒掾刘陶又上疏重申杨赐前面的建议。皇帝完全不放在心上。张角于是设置三十六方，方相当于将军。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自设立首领。谣言说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用白土书写京城官署门及州郡官府，都写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集荆、扬数万人，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定三月五日内外同时起事。到这时，张角弟子唐周告发，于是先逮捕马元义，车裂。诏令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