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
増为十八篇。自髙帝世至武帝时，仅五六十年间尔，乃増至三百五十九章。其大辟乃有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其决事比乃至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何禁网之密，一至此防？观吕步舒治一淮南狱，死者数万人，由是推之，则当时死者不知凡防千百万也。意其当世之民，举手动足即陷刑辟，大者可诛，小者可论，其不聊生也甚矣。国之不亡，盖亦幸尔。我朝自圣祖定律之后，百有余年，条律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未尝敢有擅増一条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我列圣有焉。
译增加到十八篇。从汉高祖时代到汉武帝时期，仅仅五六十年而已，竟然增加到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刑就有四百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种情形，作为判案依据的比附案例甚至多达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种。为什么禁令法网如此严密，竟到了这种地步？看吕步舒审理一起淮南王案件，死了几万人，由此推断，当时死的人不知凡几，成千上万。想来当时百姓，一举一动就陷入刑罚之中，重罪可被处死，轻罪可被定罪，他们无法生活的状况太严重了。国家没有灭亡，大概也是侥幸罢了。我朝自从圣祖制定法律之后，一百多年，律条之中，存在而不使用的也有，不曾敢擅自增加一条。《诗经》说：“不犯过错不忘记，遵循旧有的章程。”我们历代圣君就是这样做的。
宣帝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聼，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
臣按：圣人制刑，以弼教辅治，而使之不至于衰乱。有虞之刑，必得臯陶以为士；有周之刑，必得苏公以敬狱。盖为政在人，人必与法而兼用也。郑昌乃谓刑法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明王埀听，不必置廷平；无律令而有廷平，政衰听怠之平，将招权而为乱。首是乃一偏之见也。夫治国而无律令，固不可；有律令而无掌用之人，亦不可。人君虽有聪明之资，亦无不用人、用法而自垂听之理。
元帝初下诏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惟是使安百姓而已。」
臣按：律令之设，盖悬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不犯，非故欲为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人设网罗以待禽兽也。后世之律，往往文深而义晦，比拟之际，彼此可以旁通，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轻重其罪，诚有如此。诏所谓今律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者，所谓不逮者，解者谓不逮言意识所不及也。噫！蚩蚩之民，不能皆读律令，及其读之，又有所不逮者，则其不幸而陷于罪者，岂非上之人之过哉？然则后世有制律者，当何如？亦曰：浅易其语，显明其义，使人易晓，知所避而不犯，可也。今之律文，防唐之旧文，以时异读者，容或有所不逮者，伏乞圣明简命儒臣之通法意者，为之解释，必使人人易晓，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于言意之表，则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卖法矣。斯世斯民，不胜大幸。
成帝河平中，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余万言。竒请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凖古法，朕将尽心览焉。
臣按：汉之律，百有余万言，可谓烦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余条，视成周时，盖数倍焉。元成之世，竒请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诏，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省约者，可谓知所先务矣。所谓竒请它比者，竒请谓常文之外，别有所谓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条，妄生端绪，舞弄文法，巧诋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轻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上不知其奸，下莫明其故，此民所以无所措手足。网密而奸不塞，刑繁而犯愈多也。我朝律文，比前代为省约，其条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余百年于兹。其中固有不用者矣，未闻有所加増也。特所谓例者，出于一时之建请，权宜以救时弊者也。岁月既久，积累日多，朝廷未闻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犹得以意为去取。伏乞特下明诏，如汉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会三法司官，将洪武元年以来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防官集议，取其可为万世通行者，节其繁文，载其要语，分类条列，以为一书，颁布中外，与《大明律》竝行。其成化丁未以后有建请者，或救时弊，或逹民情，则别为一书，以俟他日之裁择。如此，则民知所遵守，吏不能为奸矣。
光武时，桓谭上疏曰：「今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寃滥矣。」
臣按：成帝之诏，令博士及明律令者议。桓谭之请，亦欲令通义理、明法律者校定。盖博士明经者也。经者，礼义之所自出。
译宣帝时，涿郡太守郑昌上书说：“圣明的君王制定法律、明确刑罚，并不是为了治理国家、挽救衰败混乱的兴起。如今英明的君王亲自垂听政事，即使不设立廷平官，案件也会自然公正。如果为后代考虑，不如删定法律条文。法律条文一定，愚昧的百姓就知道如何规避，奸诈的官吏就没有可操纵的余地了。现在不纠正根本，却设置廷平官来治理末节。如果政治衰败、听政懈怠，那么廷平官将会招揽权力而成为动乱的祸首。”
臣按：圣人制定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治理国家，使其不至于衰败混乱。虞朝的刑罚，必须依靠皋陶担任狱官；周朝的刑罚，必须依靠苏公来敬慎断狱。这是因为治理国家在于用人，人必须与法律兼用。郑昌却说刑法不是为了治理国家、挽救衰乱，英明的君王垂听政事，不必设置廷平官；没有法律条文而有廷平官，在政治衰败、听政懈怠时，廷平官将会招揽权力而成为动乱之首。这只是一面之词。治理国家而没有法律条文，固然不行；有法律条文而没有掌管运用的人，也不行。君主虽然有聪明的资质，也没有不用人、不用法而亲自垂听政事的道理。
元帝初年下诏说：“法律条文，是用来抑制暴行、扶持弱者的，希望它难以触犯而容易规避。如今法律繁杂众多而不简约，连掌管文书的人都不能分辨清楚，却想要罗网百姓的不足之处，这难道是刑罚中肯的意思吗？请商议法律条文中可以废除、减轻的，分条上奏，只求使百姓安宁罢了。”
臣按：设立法律条文，大概是悬挂法律来示众，使人们知道如何规避而不触犯，并不是故意这样做，来等待天下的罪人，就像人设置网罗来等待禽兽一样。后世的法律，往往文字深奥而意义晦涩，在比拟类推时，彼此可以旁通，下层百姓不知道遵守什么，而玩弄智巧的官吏得以随意轻重定罪，确实如此。诏书所说的“如今法律繁杂众多而不简约，连掌管文书的人都不能分明，却想要罗网百姓的不足之处”，所谓“不足之处”，解释者说是意识所不及的地方。唉！愚昧的百姓，不能都阅读法律条文，即使读了，又有意识不及的地方，那么他们不幸而陷入罪名的，难道不是上位者的过错吗？既然如此，后世制定法律的人，应当如何呢？只能说：使语言浅显易懂，使意义显明，使人容易理解，知道如何规避而不触犯，就可以了。现在的法律条文，沿袭唐代的旧文，由于时代不同，读者或许会有意识不及的地方，恳请圣明君主简命通晓法意的儒臣，为之解释，务必使人人容易理解，不待思索考究，就能自然从言意之外有所领悟，那么愚昧的百姓就知道遵守，而执法官吏就不能徇私枉法了。这个时代、这些百姓，将不胜庆幸。
成帝河平年间，下诏说：“《甫刑》说：‘五刑的条目有三千，死刑的惩罚条目有二百。’如今死刑的刑罚，有一千多条，法律条文繁杂众多，有一百多万字。奇请它比，日益滋长。命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通晓法律的人，商议减少死刑以及可以废除、简约的，使它们明显容易知晓，分条上奏。”书不是说吗：“只有刑罚要体恤啊！”请审核，务必符合古法，我将尽心阅览。
臣按：汉朝的法律，有一百多万字，可以说是繁杂众多了。而死刑的刑罚，多达一千多条，比起成周时期，大概有几倍。元帝、成帝时期，奇请它比，又日益增多。成帝下诏，命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以及通晓法律者，商议减少死刑以及可以废除、简约的，可以说是知道首要任务了。所谓奇请它比，奇请是指在常规条文之外，另有说法来定罪；它比是指引用其他类别来比附，不依据正律。分割破坏法律条文，妄生端绪，玩弄文法，巧言诋毁，刻意罗织罪名，想要让人活命，就援引轻判的类比；想要让人死，就援引重判的先例。上位者不知道其中的奸诈，下位者不明白其中的缘故，这就是百姓无所适从的原因。法网严密而奸邪不能堵塞，刑罚繁杂而犯罪反而更多。我朝的法律条文，比起前代更为简约，条目只有四百六十条，死罪只有二百二十条，使用至今已超过百年。其中固然有不使用的，但未听说有所增加。只是所谓的“例”，出自于一时的建议，权宜以救时弊。岁月既久，积累日多，朝廷未曾公开折衷，因此刑官仍得以凭主观去取舍。恳请特下明诏，如汉人所说，命令在朝大臣及翰林儒臣，会同三法司官员，将洪武元年以来直到成化丁未以前的事例，全面考查，防止官员集议，选取可以作为万世通行的，删减繁文，记载要语，分类条列，编为一书，颁布中外，与《大明律》并行。成化丁未以后有建议的，或救时弊，或达民情，则另编为一书，以等待日后的裁择。这样，百姓就知道遵守，官吏就不能作奸了。
光武帝时，桓谭上书说：“如今法令决断案件，轻重不均衡，有时一事不同法，同罪不同论，奸吏得以借此牟利，想要让人活命就提出生议，想要陷害人就给予死比，这是为刑罚开了两扇门。如今可以命令通晓义理、明习法律的人校定科比，统一法度，颁布到郡国，废除旧条。这样，天下人就知道方向，而案件就没有冤滥了。”
臣按：成帝的诏书，命令博士以及通晓法律者商议。桓谭的请求，也是想要命令通晓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大概博士是通晓经学的人。经学，是礼义的来源。
人必违于礼义，然后入于刑法律令者，刑法之所在也。议而校定，必礼义、法律两无歉焉。本是以立天下之法，用是以酌生民之情，无间然矣。后世乃谓儒生迂拘，止通经术，而不知法意。应有刑狱之事，止任柱后、惠文冠而冠，章甫衣、缝掖者无与焉。斯人也，非独不知经意，而其所谓律意者，盖有非先王之所谓者矣。汉世去古未逺，犹有古意，此后世所当取法者也。
译人必定违背了礼义，然后才落入刑法律令的制裁之中，这正是刑法存在的依据。在商议并校定法律时，必须做到礼义和法律两方面都没有缺憾。以此作为确立天下法律的根本，以此作为斟酌百姓情理的依据，就没有什么隔阂了。后世却认为儒生迂腐拘谨，只通晓经术，而不了解法律的本意。凡是涉及刑狱的事，只让戴着柱后、惠文冠的执法官员去处理，而让戴着章甫帽、穿着缝掖衣的儒生不参与。这些人，不仅不了解经义，而且他们所认为的法律本意，大概已经与先王所说的不同了。汉代距离古代还不算太远，还保留着古意，这是后世应当效法的。
和帝时，廷尉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即吕刑】者除之，曰：“臣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罚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及宠免，其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臣按：汉去古未逺，论事往往主于经义，而言刑者必与礼竝。其原盖出于《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陈宠论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八百，并为三千，以合于礼。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应经合义者，则百世定律之至言要道也。至其子忠，为决事比，请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死论，母子兄弟相代，听赦所代者。盖有补于世教，可谓克肖其父矣。
晋武帝时，有邵广者，坐盗官物，当弃市。其二防子宗云，挝登闻鼔，乞恩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议者欲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尚书右丞范坚驳之曰：「自淳朴旣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旣许宗等宥广罪，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岂不摈絶人伦，同之禽兽耶？今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闗盛衰，嚬▯之间，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尔。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旣许之，将来诉者，何独匪人？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讟。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从之。
臣按：人君所举，即以为例。故凡事谋始，事茍不可继于后，即必不可创于前也。
元康中，朝臣务以苛察相髙，每有疑议，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一，狱讼繁滋。裴頠表言：“先王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羣吏安业。”先因风落庙阙屋瓦数枚，免太常荀防事，轻责重，有违常典。其后主者惩惧前事，虽知小事，而按劾难测，搔扰驱驰，各竞免负。夫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恐奸吏因缘得为深浅。刘颂上疏言：“近世法多门，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难以检其下，事同议异，犴狱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律令从事，然后法信于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矣。
臣按：裴頠谓刑书之文有限，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刘颂谓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请人主权断非此类不得出意妄议皆以法令从事。二臣之言，可以为后世议处刑狱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恶之条，多采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臣按：十恶之名，非古也。起于齐，而着于隋唐，因之。所谓谋反、大逆及叛、大不敬，此四者，有犯于君臣之大义。所谓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者，有犯于人道之大伦。所谓不道、不义，二者，有犯于生人之大义。是皆天理之所不容，人道之所不齿，王法之所必诛者也。故常赦在所不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
译汉和帝时期，廷尉陈宠考核校订律令条法，将超出《吕刑》规定的部分予以删除，说：“我听说礼仪有三百种，威仪有三千种，所以《吕刑》规定死刑二百种，五刑所属共三千种。礼所排斥的，就是刑所采用的；违背了礼，就落入刑的范畴，二者互为表里。如今律令中死刑有六百一十条，罚罪有一千六百九十八条，赎罪以下的有二千六百八十一条，超出《吕刑》规定的有一千九百八十九条。其中死刑四百一十条，大辟一千五百条，耐罪七十九条，赎罪应当让三公、廷尉平定律令，符合经义道理的，可以使大辟定为二百条，而耐罪和赎罪定为二千八百条，总共三千条，全部删除多余的，其余的让律令与礼相应，以此改变万民的视听，以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美好境界，流传后世无穷。”还没来得及施行，等到陈宠被免职，他的儿子陈忠大致依照陈宠的意思，奏上二十三条作为决断案件的判例，以省去请示和疑难案件上奏的弊端，又奏请废除宫刑，解除贪污官吏三代不得做官的禁令，疯癫杀人可以减轻重判，母子兄弟互相顶替受刑，允许赦免被顶替的人，这些事情都得到了施行。
臣按：汉朝距离古代不远，议论政事往往以经义为主，而谈论刑罚的必定与礼并行。其本源大概出自《吕刑》中“伯夷降下法典，依据民情制定刑罚”。陈宠议论刑罚，必定要使大辟二百条，耐罪以下二千八百条，总共三千条，以符合礼的规定。这固然似乎有些拘泥，然而他所平定的，只选取那些符合经义道理的，这就是百世制定法律的至理名言和根本原则。至于他的儿子陈忠，制定决事比，请求废除宫刑，解除贪污官吏三代禁锢，疯癫杀人可以减死论处，母子兄弟互相顶替，允许赦免被顶替的人。这些大概对世道教化有补益，可以说能像他父亲那样了。
晋武帝时，有个叫邵广的人，因盗窃官府财物，应当被处死。他的两个孙子宗云，击登闻鼓，请求恩赦，愿意自己没入官府做奴仆，来赎父亲的命。议论的人想特别允许减轻邵广的死罪为五年徒刑，宗云等人交给奚官做奴仆，但不作为永久制度。尚书右丞范坚驳斥说：“自从淳朴的风气已经消散，刑罚才加重。刑罚之所以能制止刑罚，杀戮之所以能制止杀戮。虽然有时有赦免过错、宽恕罪行的情况，议论案件、延缓死刑，但没有因为不忍心而轻易改变常刑的。况且既然允许宗云等人宽恕邵广的罪，如果再有像宗云这样的人却不请求赎父命的，岂不是断绝人伦，等同于禽兽吗？现在允许宗云等人但不作为永久制度，我认为君王的举动，关系到国家的盛衰，皱眉之间，尚且要慎重对待。现在宽恕邵广，正是因为宗云等人。人爱父亲，谁不如宗云？现在既然允许了，将来上诉的人，难道只是非人吗？特别允许的意思，没看到它的好处，不把它作为先例，会激起怨恨。这是给现在施加一个恩惠，却给后世打开万种怨恨。”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臣按：君主所举行的，就把它作为先例。所以凡事谋划开始，事情如果不可在后继中延续，就一定不可在前头开创。
元康年间，朝臣务求以苛刻明察相互标榜，每当有疑难争议，群臣各自树立私意，刑法不统一，诉讼繁多滋生。裴頠上表说：“先王的刑罚和奖赏相称，轻重没有两样，所以下面听命有常规，群吏安心任职。”先前因为风吹落庙阙屋瓦几片，免去太常荀防的职务，轻罪重责，违背常典。其后主管官员害怕前事，虽然知道是小事，但查办弹劾难以预测，骚扰驱驰，各自争着免除责任。刑法的文字有限，而违犯的原因没有定法，所以有临时议处的制度，不能都遵循常规。至于这类情况，都做得过分，恐怕奸吏借此操纵轻重。刘颂上疏说：“近世法律门类多，法令不统一，官吏不知道遵守什么，下面不知道躲避什么，奸诈虚伪的人借此施展他们的私情，居上位的人难以检束下面，同样的事情议论不同，监狱判决不公。”君臣的职分，各有主管，法律想要必定奉行，所以让主管官员遵守条文，道理有穷尽阻塞的地方，所以让大臣疏通滞碍，事情有临时适宜的情况，所以君主有权决断。主管官员遵守条文，就像释之坚持犯跸的平反；大臣疏通滞碍，就像公孙弘断郭解的案子；君主决断，就像汉高祖杀丁公那样。天下万事，不是这类情况不得随意议论，都按律令办事，然后法律在下面取信，人们听命不迷惑，官吏不容纳奸邪，才可以谈论政治了。
臣按：裴頠说刑法的文字有限，违犯的原因没有定法，所以有临时议处的制度。刘颂说法律想要必定奉行，让主管官员遵守条文，道理有穷尽阻塞，让大臣疏通滞碍，事情有临时适宜，请君主决断，不是这类情况不得随意议论，都按法令办事。两位大臣的话，可以作为后世议处刑狱的方法。
隋朝制定律令，设立十恶的条款，多采用南齐的制度，而颇有增减。一是谋反，二是谋大逆，三是谋叛，四是恶逆，五是不道，六是大不敬，七是不孝，八是不睦，九是不义，十是内乱。十恶以及故意杀人，案件定论的，即使遇到赦免，仍然除去名籍。
臣按：十恶的名称，不是古代的。起源于南齐，而在隋唐确立，沿袭下来。所谓谋反、大逆以及谋叛、大不敬，这四者，有违犯君臣的大义。所谓恶逆、不孝、不睦、内乱这四者，有违犯人道的大伦。所谓不道、不义这两者，有违犯生人的大义。这些都是天理所不容，人道所不齿，王法所必诛的。所以常赦不在赦免之列。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种，叫磔、绞、斩、枭、裂，
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轘裂之酷。
译而流刑和徒刑同时使用鞭刑和笞刑，次数都超过一百。到了隋朝才确定笞刑分为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杖刑分为五等，从六十下到一百下；徒刑分为五等，从一年到三年；流刑分为三等，从一千里到三千里；死刑分为二等，即绞刑和斩刑。废除了鞭刑以及枭首、车裂等酷刑。
臣按：笞、杖、徒、流、死，此后世之五刑也。始于隋，而用于唐，以至于今日。万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治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戻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戸昏，五曰廐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鬬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棰挞以耻之。汉用竹，后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敎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罪，▯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曰「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逺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后诏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者，悉为一岁，余无改焉。太宗即位，诏长孙无忌、房▯龄等复定旧令。▯龄等与法司増损隋律，降大辟为流者九十二，流为徒者七十一，以为律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为令。又删武徳以来勑三千余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等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臣按：自魏李悝作《法经》六篇，萧何加以三篇，为九章。后世作律者，本以为宗。刘劭衍汉律为魏，贾充参魏律为晋，唐长孙无忌等聚汉、魏、晋三家，择可行者，定为十二篇，自名例至断狱是也。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重定诸律，以协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资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毎一篇成，辄缮冩上奏，揭于西庑之壁。圣祖亲御翰墨，为之裁定。明年书成，篇目一凖于唐之旧，采用己颁旧律二百八十八条，读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一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分为十三卷。其间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其后以其比类成篇，分合无綂，复为厘正，定为吏、戸、礼、兵、刑、工六类，析十八篇以为二十九约，六百六条以为四百六十。析户、昏以为戸役、昏姻，分鬭讼以为鬭殴、诉讼，廐库一也，则分廐牧于兵，仓库于戸焉。职制一也，则分公式于吏，受赃于刑焉。名例旧五十七条，今止存其十有五。贼盗旧五十三条，今止存其二十八。名虽沿于唐，而实皆因时以定制，缘情以制刑，上稽天理，中顺时宜，下合人情，立百世之准绳，为百王之宪度，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也。且又分为六部，各有攸司，备天下之事情，该朝廷之治典，綂宗有纲，支节不紊，无比附之劳，有归一之体。吏知所守而不▯于烦文，民知所避而不犯于罪戾，诚一代之良法，圣子神孙所当遵守者也。然臣于此窃有见焉，盖刑法虽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则有世轻世重之异。方天下初定之时，人稀事简，因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今则承平日久，生齿日繁，事久则弊生，世变则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嵗改悬，三典之建，随世轻重。盖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刍狗，此必然之势，亦自然之理也。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尽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断罪者如彼，罪无定科，民心疑惑，请下明诏，防官计议，本之经典，酌诸事情，揆之时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碍者，明白详着于本文之下。若本无窒碍，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为故事者，则改正之。仍勑法司，自时厥后，内外法司断狱，一遵夫成宪。若事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许辄引前比，违者治以専擅之罪。如此，则法令画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矣。
唐自房▯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改。髙宗时，又诏长孙无忌等増损格勑，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
译臣按：笞、杖、徒、流、死刑，这是后世的五刑。始于隋朝，在唐朝使用，一直延续到今天。万世之后，不可改变。
唐朝的刑书有四种，称为律、令、格、式。令，是规定尊卑贵贱等级、治理国家制度的法规。格，是百官各部门日常执行的事务规范。式，是各部门日常遵守的法度。凡是国家的政务，都必须依据这三者来办理。如果有违犯以及人作恶而犯罪入狱的，一律依据律来判决。律这本书，沿袭隋朝的旧制，分为十二篇。第一篇叫名例，第二篇叫卫禁，第三篇叫职制，第四篇叫户婚，第五篇叫厩库，第六篇叫擅兴，第七篇叫盗贼，第八篇叫斗讼，第九篇叫诈伪，第十篇叫杂律，第十一篇叫捕亡，第十二篇叫断狱。使用的刑罚有五种。第一种是笞，笞的意思是羞辱。凡是过错轻微的，用棍棒打以羞辱他。汉朝使用竹板，后世改用荆条。《尚书》说“用扑打作为教育刑罚”，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种是杖，杖的意思是持握。可以手持用来击打。《尚书》说“用鞭打作为官刑”，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种是徒，徒的意思是奴役。大概是奴役羞辱他。《周礼》说“那些沦为奴仆的男子，让他们从事劳役，关在监狱中教育他们，衡量罪行的轻重，有一定年限后释放”。第四种是流。《尚书》说“流放宽恕五刑”，意思是忍心不杀，将他们宽恕并流放到远方。第五种是死，这是古代的大辟之刑。唐朝沿袭隋朝制度，高祖进入京城时，约定十二条法律。后来下诏让裴寂等人重新撰写律令。凡是律五百条，其中五十三条，流罪三条，原本加千里劳役三年到两年半的，都改为一年，其余没有改动。太宗即位，下诏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再次审定旧令。房玄龄等人与司法部门增删隋律，将死刑降为流刑的九十二条，将流刑降为徒刑的七十一条，以此定为律。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以此定为令。又删减武德以来三千多条敕令，定为七百条，以此定为格。又选取尚书省各曹及各类监十六卫的计帐，以此定为式。
臣按：自从魏国李悝作《法经》六篇，萧何增加三篇，成为九章。后世制定律法的人，都以此为根本。刘劭推演汉律为魏律，贾充参考魏律制定晋律，唐朝长孙无忌等人汇集汉、魏、晋三家，选择可行的，定为十二篇，从名例到断狱就是如此。本朝洪武六年，任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重新制定各项律法，以符合中正之道，而近代类比繁复、奸吏可借此出入法网的，都彻底革除。每完成一篇，就抄写上奏，张贴在西廊墙壁上。圣祖亲自挥毫，为之裁定。第二年书成，篇目完全依照唐朝旧制，采用已颁布的旧律二百八十八条，读律一百二十八条，旧令改为律的三十六条，因事制定律的三十一条，选取唐律以补遗的一百二十三条，合计六百零六条，分为十三卷。其间有的删减有的增加，有的沿袭旧制，务必符合轻重的适宜。后来因为这类比成篇，分合没有条理，再次厘正，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类，将十八篇析为二十九篇，将六百零六条析为四百六十条。将户、婚析为户役、婚姻，将斗讼析为斗殴、诉讼，厩库是一类，则将厩牧分入兵部，仓库分入户部。职制是一类，则将公式分入吏部，受赃分入刑部。名例旧有五十七条，现在只保留十五条。贼盗旧有五十三条，现在只保留二十八条。名称虽然沿袭唐朝，但实际上都是根据时定制，依据情理制刑，上符合天理，中顺应时宜，下合乎人情，确立百世的准则，作为百王的法度，这是自有法律以来所未有的。而且又分为六部，各有主管，具备天下的事情，涵盖朝廷的治典，统宗有纲，支节不紊，没有附会的劳苦，有归一的体制。官吏知道遵守而不困于烦琐条文，百姓知道避开而不触犯罪责，确实是一代的良法，圣明的子孙应当遵守的。然而臣对此私下有见解，大概刑法虽然有一定不变的常规，但事情却有世轻世重的差异。当天下初定之时，人少事简，沿袭前代之后，政乱人烦。现在承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事久则弊病产生，世变则风俗改变。因此周人象魏之法，每年改悬，三典的建立，随世轻重。大概前日的良策，是今日的刍狗，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自然的道理。现在司法部门在律文中，往往有不全部使用的，律文如此，而用来断罪的却那样，罪无定科，民心疑惑，请求下达明诏，让官员计议，依据经典，斟酌事情，衡量时宜。凡是律文对今天有窒碍的，明白详细地写在本文之下。如果本来没有窒碍，而有关部门偶然因一事有所规避，遂成为惯例的，则改正它。仍敕令司法部门，从此以后，内外司法部门断狱，一律遵循成宪。如果事情有窒碍，明白具奏，集议，不允许擅自引用前例，违者治以专擅之罪。这样，则法令划一，情罪相当，而民志不惑了。
唐朝自从房玄龄等人更改律令格式后，太宗世使用它，没有变改。高宗时，又下诏长孙无忌等人增删格敕，其中曹司常务称为留司格，
颁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后武后时，有垂拱格；▯宗时，有开元格；宪宗有开元格后勑；文宗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勑为大中刑律綂类。
译颁布于天下，称为《散分格》。后来武则天时期，有《垂拱格》；唐玄宗时期，有《开元格》；唐宪宗时期，有《开元格后敕》；唐文宗时期，有《太和格》；又有《开成详定格》。唐宣宗又将刑律按类别分为门类，并附以格、敕，编成《大中刑律统类》。
欧阳脩曰：「书曰：『慎乃出令，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虽有精明之士，不能徧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
臣按：我朝之律，仅四百六十条，颁行中外，用之余百年于兹。列圣相承，未尝有所増损。而于律之外，未尝他有所编类，如唐、宋格勑者。所谓简而明，久而信，真诚有如欧阳氏所云者，万世所当遵守者也。
髙帝时，赵冬曦言：“隋着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刋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夫爱憎。盖立法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穽矣，安得无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请律令格式，直书其事，无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知必悟，则相率而逺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
臣按冬曦之言，谓立法贵乎下人尽知，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请更定科条，直书其事，毋假文饰，以其准加减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切中后世律文之弊。臣愚以为今之律文多防于唐，唐之律则防隋也。冬曦所论者虽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于今，古今一律。切考今律为卷三十，为条四百六十，必欲不简其科条，不饰其文义，惟直书其事，显明其义，用世俗浅近之言，备委曲详尽之义。所谓以准加减等文，皆即实以书，明白着其文曰：「该得某罪，该杖防十，所加者何罪，所减者防何」，使天下有目者所共见，有耳者所共闻，粗知文义者开卷即了其义，不待思索议拟而皆暸然于心目之间，昭然于见闻之顷，则民知所趋避，不陷于机穽矣。说者若谓祖宗成宪，不敢有所更变，臣非敢欲有所更变也，特欲于本文之下分书其所犯之罪，所当用之刑，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减，皆定正名，皆着实数。所读律者不用讲解，用律者不致差误尔。傥以臣言为可采，乞命法官集防儒臣同加解释标注，其于四百六十之条，不敢一毫有所加减，惟于卷帙稍加増耳。夫制为一代之律，以司万人之命，垂万世之宪，非他书比。今天下书籍支辞蔓语，费楮何啻千万，顾于律书简约如此，无乃详于古而略于今，重乎词而轻乎法哉？迂儒过虑，死罪死罪，伏惟圣明矜察。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勑。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勑。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一断以勑，乃更其目曰「勑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勑之外。曰禁于未然之谓勑，禁于已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皆为勑。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髙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闗、谍、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勑、令、格式。所谓勑者，兼唐之律也。我圣祖于登极之初，洪武元年，即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行天下。制曰：惟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古者律令至简，后世渐以烦多，甚至有不能通其义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民旣难知，是啓吏之奸，而陷民于法。朕甚闵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防人人易知而难犯。《书》曰：刑期于无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蹈于律，刑措之效，亦不难致。兹命颁行四方。惟尔臣庶，体予至意，斯令也，盖与汉髙祖初入闗约法三章，唐髙祖入京师约法
译欧阳修说：“《尚书》说：‘谨慎地发布政令，政令在于简约，简约就能明白，施行在于长久，长久就能取信。’然而中等才能的君主，平庸愚昧的官吏，常常不能坚守这一原则，而喜欢进行变革。等到法令繁杂堆积，即使有精明强干的人，也不能全部熟悉，而官吏得以上下其手来作奸犯科，这就是刑律的弊端。”
臣按：我朝的律法，只有四百六十条，颁布于朝廷内外，使用至今已超过百年。历代圣君相继传承，未曾有所增减。而在律法之外，未曾另外编纂分类，像唐、宋的格敕那样。所谓简约而明白，长久而取信，确实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这是万世都应当遵守的。
高帝时，赵冬曦说：“隋朝制定的律法说：‘犯罪而律法没有明确条款的，应当免除罪责的，就举出重罪来阐明轻罪；应当入罪的，就举出轻罪来阐明重罪。’确立这一条原则，就废除了数百条律文。从此至今，竟然没有删改，于是使得生死不由法律决定，轻重的判定必然依据个人的爱憎。大概立法贵在让百姓都知道，这样天下人就不敢触犯，何必修饰文辞，简化条款呢？条款简化，百姓就难以知晓；文辞深奥，执法官吏就得以方便。百姓难以知晓，就会暗中陷入陷阱，怎么能没有犯法的人？执法官吏得以方便，就会比照附会来使用，怎么能没有玩弄法律的臣子？请求律令格式，直接书写事实，不要借助文饰。那些以准加减、比附、量情以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之类的规定，都不要使用。让愚夫愚妇听到就知道明白，就会相率远离犯罪，又怎么肯明知故犯呢？所以说：‘法律明白则百姓信任，法律统一则君主尊贵。’”
臣按赵冬曦的话，说立法贵在让百姓都知道，何必修饰文辞，简化条款，请求重新制定条款，直接书写事实，不要借助文饰，把那些准加减比附、量情等都不要使用，让愚夫愚妇听到就明白，切中后世律文的弊端。臣愚以为现在的律文多沿袭唐律，唐律则沿袭隋律。赵冬曦所论述的虽然说隋唐的过失，然而从隋朝到现在，古今律法一致。仔细考察现在的律法，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如果一定要不简化条款，不修饰文辞，只直接书写事实，显明其意义，使用世俗浅近的语言，完备曲折详尽的意义。所谓以准加减等文辞，都即事实书写，明白地写明：“该得某罪，该杖多少，所加的是什么罪，所减的是什么”，让天下有眼睛的人共同看见，有耳朵的人共同听见，粗知文义的人打开书卷就明白其意义，不需要思索议拟而在心目之间都清楚明白，在见闻之时都昭然若揭，那么百姓就知道趋利避害，不会陷入陷阱了。有人说祖宗成宪，不敢有所更改，臣不是敢想要有所更改，只是想要在原文之下分别书写所犯的罪，应当用的刑罚，或轻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减，都确定正名，都写明实数。读律的人不用讲解，用律的人不至于差错。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命令法官召集儒臣一同加以解释标注，对于四百六十条，不敢一毫有所加减，只是在卷帙上稍加增加罢了。制定一代之律，掌管万人之命，垂范万世之宪，不同于其他书籍。现在天下书籍支离蔓语，耗费纸张何止千万，而在律书上却如此简约，岂不是对古代详细而对今天简略，重视文辞而轻视法律吗？迂腐儒生过度忧虑，死罪死罪，恳请圣明怜悯察验。
宋朝法制沿袭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就有编敕。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有单独的敕。神宗认为律不足以周全事情，凡是律所不载的，一律以敕断案，于是更改其名称为“敕令格式”，而律常存在于敕之外。说禁止于未然叫做敕，禁止于已然叫做令，设于此以待彼叫做格，使彼效仿叫做式。凡入笞、杖、徒、流、死的刑罚，从名例以下到断狱十二门，涉及刑名轻重的，都作为敕。从品官以下到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的都作为令。命官的等级十七等，吏、庶人的赏赐等级七十七等，又有倍、全、分、厘的级别，共五等，有等级高下的都作为格。表、奏、帐、籍、关、谍、符、檄之类，有体制楷模的作为式。
臣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沿袭它，到神宗更改其名称为敕、令、格式。所谓敕，兼有唐律的意思。我圣祖在登基之初，洪武元年，就制定《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条，颁布天下。诏书说：只有律令，是治理天下的法度。令用来事先教化，律用来事后齐整。古代的律令极其简约，后世逐渐繁杂，甚至有不能通晓其意义的。怎么能让百姓知道法意而不触犯呢？百姓既然难以知晓，这就开启了官吏的奸邪，而陷百姓于法网。朕非常怜悯。现在所定的律令，删繁就简，使之归一，直书其事，希望人人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尚书》说：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没有刑罚。天下果真能遵守令而不触犯律，刑罚搁置不用的效果，也不难达到。现在命令颁布四方。希望你们臣民，体察我的至意，这令，大概与汉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唐高祖入京师约法
十二条，同一意也。至六年，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礼制》、《诸司职掌》之作，与夫《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等书，凡唐宋所谓律令格式与其编勑，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旧名尔。夫律者，刑之法也；令者，法之意也。法具则意寓乎其中。方草创之初，未暇详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后，旣己备其制度，故详载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读祖训，训告之辞有曰：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而不及令。而《诸司职掌》于刑部都官科下，具载死罪，止载律与大诰中所条者，可见也。是《诰》与《律》，乃朝廷所当世守，法司所当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载而具于令者，据其文而援以为证，用以请之于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当知。
译十二条，是同一个意思。到了洪武六年，才命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编纂律文，又有《洪武礼制》、《诸职掌》等著作，以及《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书，凡是唐宋时期所谓的律、令、格、式及其编敕，都包含在这些书中了。只是没有沿用唐宋的旧名称罢了。所谓律，是刑罚的法律；所谓令，是法律的含义。法律条文完备，那么含义就蕴含其中。在初创时期，来不及详细考究其中的曲折细节，所以明确指示含义所在，这就是令。平定之后，既然已经完备了制度，所以详细记载法律条文所在，这就是律。恭读《祖训》，训诫告谕的话说：子孙做皇帝时，只遵守律和大诰，而不涉及令。而在《诸司职掌》中，刑部都官科下，详细记载死罪，只记载律和大诰中所列出的条款，由此可见。因此，《大诰》与《律》，是朝廷应当世代遵守、司法部门应当遵循执行的。如果有律中没有记载而详细记载在令中的事项，依据其文辞援引作为证据，用来向皇上请示，是可以的。这又是精通法律的人所应当知道的。
徽宗崇寜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今类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请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脩，与法妨者去之。」
臣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时之宜。法所不载，而后用例可也。旣有法矣，何用例为？若夫其间，世异势殊，人情所宜，土俗所异，因时救弊，不得不然。有不得尽如法者，则引法与例，取裁于上可也。宋之臣僚请取前后所用例，以类编脩，与法有妨者去之。在今日，亦宜然。
以上论定律令之制【下】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制刑狱之具
易》防初六，发防，利用刑人，用说【吐活反】桎梏以往，吝。程颐曰：发下民之防，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徳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
臣按：桎梏，刑具也。六经言刑具，始于防之初六。
坎上六繋用徽【索三股曰徽】纆【两股曰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程颐曰：「上六以隂柔而居险之极，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狱为喻，如系缚之以徽纆，囚寘于丛棘之中，隂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
臣按：坎为刑狱。荀九家《易》坎为丛棘。传曰：丛棘，如今之棘寺。防坎二卦，圣人作《易》，皆取象于刑狱。是知圣人为治，不能以不用刑。此盖天地自然之理，本诸隂阳，合诸爻象，非人为之私也。虽若不得已而为之，而为之亦自不容已。盖人生不能无欲，欲胜而理微，敎之而不从，而不继之以刑，则人欲肆矣。圣人作《易》，以扶阳抑隂，而取象于刑狱，岂无意哉？
噬嗑初九屦校灭趾无咎
程颐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为受刑之人，当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轻，校木械也。其过小，故屦之于足以灭伤其趾。人有小过，校而灭其趾，则当惩惧，不敢进于恶矣。」
上九何【去声】校灭耳凶
程颐曰：「上过乎尊位，无位者也。故为受刑者，居卦之终，是其间大噬之极也。」系辞所谓：「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灭其耳，凶可知矣。」何负也？谓在颈也。
丘富国曰：「初上无位，为受刑之人。初过小而在下，为用狱之始，故以屦校灭趾为象。上恶极而怙终，为用狱之终，故以何校灭耳为象。」
臣按：《易》之作，以道隂阳，而于天下之事无不备。刑之用，非为政之先务，而《易》之于刑，屡屡言之。非徒言其理，而刑之具亦无不有焉。防之初六，以桎梏言，械其手足者也。坎之上六，以徽纆言，系缚其身者也。噬嗑之初与上，以校言，械其颈与足者也。是知天下之物，人世之用，无一不出于隂阳之理，非但十三卦之制器尚象也。
舜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孔颖逹曰：「刑用鞭，久矣。《周礼》条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闗鞭五百。』《左传》有鞭徒人费、圉人荦，子玉使鞭七人，卫侯鞭师曹三百。治官事之刑，有不治者鞭之，量状加之，未必有数也。夏楚二物，可以扑挞，重者鞭之，轻者挞之。」
益稷曰挞以记之
蔡沈曰：「挞扑也，即扑作教刑者，盖惩之使记而不忘也。」
臣按后世笞刑盖始于此
学记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郑▯曰夏稻也楚刑也
周礼》大司冦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置也】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国，不齿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
郑▯曰：「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民不愍作劳，有似于罢。害人，谓其邪恶已有过失，丽于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系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施职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书其罪恶于大方版，着于背，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鄕里也。」司圜职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
译宋徽宗崇宁元年，臣僚进言：“三省六曹所坚守的是法律，法律没有记载的，然后才使用成例。如今却援引成例来破坏法律，这是什么道理呢？请求将前后所使用的成例，按类别编纂修订，与法律相抵触的就删去。”
臣按：法律是祖宗所制定的，是百代不变的典章；成例是臣僚所建立的，是一时权宜的措施。法律没有记载，然后使用成例是可以的。既然已有法律，为什么还要使用成例呢？如果其间因为时代不同、形势特殊，人情所适宜、地方风俗所差异，为了因时制宜、挽救弊端，不得不如此。有不能完全依照法律的情况，那么援引法律和成例，呈报给皇上裁决是可以的。宋朝的臣僚请求将前后所使用的成例，按类别编纂修订，删去与法律相抵触的。在当今，也应当这样。
以上论述制定律令的制度【下】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慎重刑罚
制定刑狱的工具
《易经》防卦初六爻辞说：打开防范，利于使用刑罚，用解脱桎梏的方式前行，会有遗憾。程颐说：打开对下民的防范，应当明确刑罚禁令来警示他们，使他们知道畏惧，然后从而教导他们。自古圣王治理天下，设立刑罚来统一民众，明确教化来改善风俗。刑罚确立之后教化才能推行，虽然圣人崇尚道德而不崇尚刑罚，但从未偏废任何一方。
臣按：桎梏，是刑具。六经中谈到刑具，始于防卦的初六爻。
坎卦上六爻辞说：用徽纆捆绑，置于丛棘之中，三年不得释放，凶险。程颐说：“上六以阴柔之质处于险境的极点，是陷落极深的人。因为他陷落极深，所以取牢狱作为比喻，就像用徽纆捆绑，囚禁在丛棘之中，阴柔而陷落极深，就无法脱身了。”
臣按：坎卦象征刑狱。荀九家的《易》说坎卦象征丛棘。传文说：丛棘，就像现在的棘寺（大理寺）。防卦和坎卦，圣人作《易经》，都取象于刑狱。由此可知圣人治理天下，不能不用刑罚。这大概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本源于阴阳，符合爻象，并非人为的私意。虽然好像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做起来也是不容停止的。因为人生不能没有欲望，欲望胜过而天理微弱，教导他们而不听从，如果不接着使用刑罚，那么人欲就会放肆了。圣人作《易经》，以扶阳抑阴，而取象于刑狱，难道没有深意吗？
噬嗑卦初九爻辞：戴上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祸。
程颐说：“九居初位，最在下，是无位的人。这是下民的象征，是受刑的人，处于用刑的开始，罪小刑轻，校是木制的刑具。他的过错小，所以戴在脚上遮没伤害他的脚趾。人有小过错，戴上刑具遮没脚趾，就应当惩戒畏惧，不敢进于恶行了。”
上九爻辞：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险。
程颐说：“上九超过尊位，是无位的人。所以是受刑者，处于卦的终结，这是其间大噬的极点。”《系辞》所说的：“恶行积累而不可掩盖，罪大而不可解脱。”所以“戴着刑具遮没耳朵，凶险可知了。”何是背负的意思，指戴在脖子上。
丘富国说：“初九和上九都无位，是受刑的人。初九过错小而在下，是用狱的开始，所以以戴上刑具遮没脚趾为象。上九恶行极深而坚持到底，是用狱的终结，所以以戴着刑具遮没耳朵为象。”
臣按：《易经》的创作，以阐明阴阳之道，而对于天下的事情无不具备。刑罚的使用，不是政治的首要任务，而《易经》对于刑罚，屡屡谈到。不仅谈论其道理，而且刑具也无不具备。防卦的初六，以桎梏来说，是束缚手脚的刑具。坎卦的上六，以徽纆来说，是捆绑身体的绳索。噬嗑卦的初九和上九，以校来说，是束缚脖子和脚的刑具。由此可知天下的事物，人世的用途，没有一样不出于阴阳之理，不仅仅是十三卦的制器尚象而已。
《舜典》说：用鞭子作为官刑，用扑打作为教刑。
孔颖达说：“刑罚使用鞭子，很久了。《周礼》条狼氏告诫大夫说：‘敢不关涉就鞭打五百下。’《左传》有鞭打徒人费、圉人荦，子玉命令鞭打七人，卫侯鞭打师曹三百下。治理官事的刑罚，有不治理的就鞭打，根据情况施加，未必有定数。夏楚两种东西，可以扑打，重的鞭打，轻的扑打。”
《益稷》说：用扑打来记住它。
蔡沈说：“挞就是扑打，即扑作教刑，大概是惩戒他使他记住而不忘。”
臣按：后世的笞刑大概始于这里。
《学记》说：夏楚两种东西，是用来收敛威严的。
郑玄说：夏是稻木，楚是荆条。
《周礼》大司寇用圜土聚集教育疲弱的百姓，凡是害人的人置于圜土，而施加职事，用明确的刑罚使他们感到羞耻。那些能够改过的，回到中原，三年不齿列；那些不能改过而逃出圜土的，处死。
郑玄说：“圜土，是监狱的城墙。聚集疲弱的百姓在其中，困苦他们来教育他们行善。百姓不怜悯劳作，有类似疲弱的样子。害人，是说他们的邪恶已经有过失，触犯法律的人，因为他们不是故意犯法，置于圜土，约束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困悔而能改过。施加职事根据他们的能力，役使他们。明确的刑罚书写他们的罪恶在大方版上，贴在背上，回到中原，是说释放他们回到故乡里。”司圜的职掌说：“重罪三年后释放，中罪两年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