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六
则危；国有礼则治，无礼则乱事有礼则事为有纪否则散；物有礼则物为成器，否则废人无一而可无礼无礼则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无仁则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张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而非仁也。」由是观之，则知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仁也。为仁由礼为礼由敬。则此圣人传心之要，治国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译否则就会危险；国家有礼制就能治理好，没有礼制就会混乱；做事有礼制，事情就有纲纪，否则就会散乱；万物有礼制，万物才能成为有用的器具，否则就会废弃；人没有一样是可以没有礼制的，没有礼制就不是仁了。仁，就是人；人如果没有仁，就不是人了。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行归于礼，就是仁。”张载说：“礼仪有三百种，威仪有三千种，没有一样不是仁。”由此看来，就知道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仁。实践仁依靠礼，实行礼依靠敬。这就是圣人传授心法的要领，也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吴澂曰：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頼之而存。
臣按《礼记》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吴氏以其类相从，以为纂言，然非古经之旧也。夫经文繁杂，虽若不一，而吾之心则一焉。以吾纯一之心，而精择夫不一之言，一权衡之，以吾圣人之道，所谓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脩身，据之以循常应变，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六经之道，同归矣【以上《礼记】
子所雅【常也】言，诗、书、执【守也】礼，皆雅言也。
朱熹曰：「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即圣人言语之节，而见其立教之法。诗书执礼，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乱神，是夫子所不言。夫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黙而识之也。噫！生人之徳，莫大乎仁；天赋之理，莫先乎性。仁乃圣人所罕言，性则大贤所不得闻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读书未识偏旁，开口便谈性命。圣门之教，岂若是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朱熹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防，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徳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又曰：「按《内则》：十嵗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
程頥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壊，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真徳秀曰：「自周衰，礼乐崩壊。然礼书犹有存者，制度文为尚可考防。乐书则尽缺不存。后之为礼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乐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郑衞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壊风俗，何能有补乎？然礼乐之制虽亡，而礼乐之理则在。故礼记谓：『致礼以治身，致乐以治心。』外貎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庄敬者，礼之本也；和乐者，乐之本也。学者诚能以庄敬治其身，和乐养其心，则于礼乐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徳也。『三百篇』之诗，虽云难晓，今诸儒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其可以感发兴起，所谓『兴于诗』者，亦未尝不存也。」
臣按：先儒谓，无程氏之说，后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难；无真氏之说，后世遂果以成材为难矣。然则人材之成果难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则易；下之人奋志以为之，则易。上无其教，下无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难矣。如此，则世乏良材，国无善治，后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欤？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
译吴澂说：汉朝建立后，获得了先秦儒者所记载的礼书二百多篇。大戴删定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增删修改为四十三篇。《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篇。马融增加了《月令》《明堂位》《乐记》。郑玄为之作注，总共四十九篇。精粗杂记，无所不有。在秦朝焚书之后，仅靠零星搜集，所谓保存下来的只有千百中的十分之一。虽然不能说都纯正，但先王的遗留制度、圣贤的格言，往往依靠它们得以保存。
臣按：《礼记》四十九篇，宋代儒者表彰《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现在所保存的是四十七篇。吴氏按照类别归并，作为纂言，但这不是古代经书的旧貌。经文繁杂，虽然看似不统一，但我的心却是统一的。用我纯一的心，精心选择那些不统一的言论，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以我圣人的道，所谓大中至正者，根本在于正心修身，依据在于遵循常规、应对变化，运用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同一【以上《礼记》】
孔子所常说的话，是《诗》《书》和恪守礼制，这些都是雅正之言。
朱熹说：“《诗》用来调理性情，《书》用来讲述政事，礼用来谨慎节度文饰，都切合日常生活的实际，所以常常谈论。礼单独说‘执’，是从人所执守的角度而言，不仅仅是诵读解说而已。”
臣按：先儒认为，这一章就是圣人言语的节制，从而体现其立教的方法。《诗》《书》执礼，是孔子所常谈的；利、命、仁，是孔子所少谈的；怪力乱神，是孔子所不谈的。孔子雅正平常的言论，仅限于此。至于性与天道，则是难以听闻的，关键在于默记在心。唉！人的德行，没有比仁更大的；天赋的道理，没有比性更优先的。仁是圣人所少谈的，性则是大贤都难以听闻的。如今世上连偏旁都不认识的孩童，开口就谈论性命。圣门的教育，难道是像这样的吗！
孔子说：“兴起于《诗》，立足于礼，完成于乐。”
朱熹说：“兴起，就是激发兴起。《诗》本于性情，有邪有正。它的语言既容易理解，而在吟咏之间，反复吟诵，其感人又容易深入。所以初学者，之所以能激发其好善厌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停止的，必定从这里获得。礼以恭敬辞逊为根本，而有节度文饰的详细规定，可以巩固人肌肤的防护，筋骨的约束。所以学习的中期，之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被事物动摇夺取的，必定从这里获得。乐有五声，十二律更迭唱和，作为歌舞八音的节奏，可以涵养人的性情，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所以学习的终结，之所以能达到义理精纯、仁德熟习而自然和顺于道德的，必定从这里获得。这是学业的完成。”又说：“查考《内则》：十岁学习幼仪，十三岁学习音乐和诵诗，二十岁以后学习礼。那么这三者，不是小学传授的次序，而是大学终身所得的难易先后浅深。”
程颐说：“天下的英才并不少，只是由于道学不明，所以不能有所成就。古人的诗，就像现在的歌曲，虽然里巷童稚都习闻，知道其含义，所以能够激发兴起。现在即使是老师宿儒，尚且不能明白其义，何况学者呢？这是不能兴起于《诗》。古人从洒扫应对到冠婚丧祭，没有不有礼的，现在都废坏了，所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这是不能立足于礼。古人的音乐，声音用来涵养耳朵，采色用来涵养眼睛，歌咏用来涵养性情，舞蹈用来涵养血脉，现在都没有了，这是不能完成于乐。所以古人成才容易，现在成才困难。”
真德秀说：“自从周朝衰微，礼乐崩坏。然而礼书还有保存的，制度文为尚可考证。乐书则完全缺失不存。后来制定礼的人，既不符合先王的制度，而乐尤其严重。现在世所用，大抵是郑卫之音，混杂着夷狄之声而已，只足以荡乱人心，败坏风俗，何能有补呢？然而礼乐的制度虽然亡失，而礼乐的道理则还在。所以《礼记》说：‘致力礼来治理自身，致力乐来治理内心。’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而轻慢之心就进入了。内心片刻不和乐，而鄙诈之心就进入了。庄重恭敬，是礼的根本；和乐，是乐的根本。学者如果能以庄重恭敬治理自身，以和乐涵养内心，那么对于礼乐的根本就得到了，也足以立身而成德。《三百篇》的诗，虽然说难以理解，现在诸儒阐发其义，了然可知。如果能反复涵泳，其可以感发兴起，所谓‘兴起于《诗》’者，也未尝不存在。”
臣按：先儒认为，没有程氏的说法，后世不知道成才之难的原因；没有真氏的说法，后世就果真以成才为难了。那么人材的成就是难呢？还是易呢？说：上面的人设立教化来成就他们，就容易；下面的人奋起志向去做，就容易。上面没有教化，下面没有志向，而想要人材成就，就难了。像这样，那么世间缺乏良材，国家没有善治，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代，大概就在这里吧？
陈亢问伯鱼说：“你也有特别的听闻吗？”回答说：“没有。”孔子曾经独自站立，鲤快步走过庭院，孔子说：“学《诗》了吗？”回答说
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译孔子说：“没有学吗？”不学《诗》，就无法善于言辞。伯鱼退下后去学《诗》。有一天，孔子又独自站立，伯鱼快步走过庭院，孔子问：“学《礼》了吗？”伯鱼回答说：“没有。”不学《礼》，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伯鱼退下后去学《礼》。
朱熹曰：「事理通逹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品节详明而徳性坚定，故能立。」
臣按：圣门之教，以诗礼为先。盖口之所讽咏者，温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检束者，恭俭庄敬之体。如此则可以造于成徳逹材之地矣。圣人所以敎其子，与其门人，皆不外乎此也。
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敎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敎也；疏通知逺，书敎也；广博易良，乐敎也；洁静精防，易敎也；恭俭庄敬，礼敎也；属辞比事，春秋敎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真徳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经之道。上之所以为敎者，此也；下之所以为学者，此也。上因性以为教下亦因学以为俗。故观其国之俗，即知其君之敎。学诗则能感发其性情之正，故其为人温和而柔顺，敦笃而厚重。学书则通知古今治乱之理，故其为人疏明不滞，而所见者逺。乐以道和，故学之者开广而博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俭庄敬，故学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徳。春秋连属其辞，比次其义，以寓是非褒贬之防。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于春秋者也。古之学者，学一经必得一经之用。曰其为人，则气质俱化，习与性成。其视后世通经之士，徒习章句训义，而无益于性情心术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于智或不足，故其失愚；疏逹者于言或易发，故其失诬；博大者易以奢，广峻洁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烦劳而不安乐；属辞比事而不至者，善恶或至缪乱。故必矫其失，而后有以全其得，亦如古者敎胄子之意也。曰：「诗之失，书之失」云者，盖言学经者之失，非谓经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学此经者，当思有以得于经者，何如学诗矣？吾之徳果温柔敦厚矣乎？学书矣，吾之徳果疏通知逺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是而自勉焉，庶乎为善于经者。不然，则章句而已耳，训义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读经者当以自察，敎经者当以示训，观人者当以为徴。
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徳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防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
杨倞曰：「此说六经之意。书所以纪政事，诗谓乐章，所以节音，主乎中而止，不使流滛；礼所以为典法之大分綂类之纲纪。类，谓礼法所触类而长者。」
真徳秀曰：「法而不说，谓陈列其法，使人自悟，而无待于论说；故而不切，谓但述己然之得失，使人知以为监，而不待于迫切。」
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乐以道和，易以道隂阳，春秋以道名分。」
朱熹曰：「庄子此语，后来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况学圣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经似矣。庄周则非圣人之道，而自为一家言者，而亦尊崇圣人之经如此。且其言简而理尽，后之总论经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经而不及礼，则彼学老耼者，则固以礼为忠信之薄，而放荡于礼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则重乎礼，庄之言则遗乎礼。可见儒学所以异于老庄者，其辨在乎礼而已矣。
▯子》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
真徳秀曰：「战国以来，辩士之说胜，而不根诸理，流俗惑之。至汉犹然，故▯子发此论。然于五经之防，未能有大发明也。」
班固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尽五常之道，相须而备，故易为之原。」
真徳秀曰：六经于五常之道无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属于六艺，是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也可乎哉？大率汉儒论经，鲜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庄生之当于理也。
程頥曰：「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
译朱熹说：“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所以能言；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所以能立。”
臣按：圣门的教育，以《诗》《礼》为先。因为口中所讽咏的，是温柔敦厚的言语；身上所检束的，是恭俭庄敬的仪态。这样就能够达到成就德行、通达材能的地步了。圣人用来教育他的儿子和他的门人，都不超出这个范围。
经解，孔子说：“进入那个国家，它的风教就可以知道了。那里的人温柔敦厚，是《诗》的教育；疏通知远，是《书》的教育；广博易良，是《乐》的教育；洁静精微，是《易》的教育；恭俭庄敬，是《礼》的教育；属辞比事，是《春秋》的教育。”所以《诗》的弊病是愚钝，《书》的弊病是虚妄，《乐》的弊病是奢侈，《易》的弊病是贼害，《礼》的弊病是烦琐，《春秋》的弊病是混乱。
真德秀说：古代君臣上下共同遵循六经的道理。上面用来作为教育的，就是这个；下面用来作为学习的，也是这个。上面根据本性来施教，下面也根据学习来形成风俗。所以观察那个国家的风俗，就知道那个国君的教育。学习《诗》就能感发其性情的纯正，所以为人温和而柔顺，敦笃而厚重。学习《书》就能通晓古今治乱的道理，所以为人疏明不滞，而所见深远。《乐》以导和，所以学习它的人开广而博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俭庄敬，所以学习它们的人各自有所得而成就其德行。《春秋》连属其辞，比次其义，来寓含是非褒贬的深意。所以凡是能像这样做的，必定在《春秋》上有心得。古代的学者，学习一经必定得到一经的用处。说他们为人，那么气质都得到转化，习性与本性相成。他们看待后世通晓经书的人，只是习得章句训诂，而对性情心术没有益处，会怎么样呢？然而人各有所偏，醇厚的人在智慧上或许不足，所以弊病是愚钝；疏达的人在言语上或许容易发泄，所以弊病是虚妄；博大的人容易奢侈，广峻洁的人容易深刻；恭敬的人或许烦劳而不安乐；属辞比事而不到位的，善恶或许会谬误混乱。所以必须纠正其弊病，然后才能保全其所得，这也如同古代教育贵族子弟的意思一样。说：“《诗》的弊病，《书》的弊病”等等，大概是说学习经书的人的弊病，不是说经书本身有弊病。
臣按：真氏又说，学习这部经书的人，应当思考从经书中得到什么，比如学习《诗》了，我的德行果真温柔敦厚了吗？学习《书》了，我的德行果真疏通知远了吗？一定要像这样深思，像这样自勉，或许才能成为善于治经的人。不然，那就只是章句罢了，训诂罢了，有什么益处呢？他的话警策切中，读经的人应当用来自我省察，教经的人应当用来示人训导，观察人的人应当用来作为征验。
荀子说：“《书》是政事的记载；《诗》是中声所止的地方；《礼》是法度的大分，类别的纲纪。所以学习到《礼》就止了。这就叫做道德的极致。礼的敬文，乐的中和，诗书的广博，春秋的深意。在天地之间的道理都完备了。”又说：“礼乐有法度但不解说，诗书有旧事但不切近，春秋简约但不速成。”
杨倞说：“这是解说六经的意思。《书》用来记载政事，《诗》指乐章，用来节制声音，主于中正而止，不使其流于淫邪；《礼》用来作为典法的大分统类的纲纪。类，指礼法所触类旁通而增长的地方。”
真德秀说：“法而不说，是说陈列其法度，使人自己领悟，而不等待论说；故而不切，是说只叙述已然之得失，使人知道作为鉴戒，而不等待迫切。”
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朱熹说：“庄子这话，后来的人如何能比得上？”
臣按：荀况学习圣人之道没有达到极致，他关于五经的话似乎对了。庄周则不是圣人之道，而是自成一家之言的人，却也如此尊崇圣人的经书。而且他的话简练而道理穷尽，后来总论经书的人，都没有比得上他的。然而谈论六经而没有提到《礼》，那么他学习老聃的人，本来就认为礼是忠信的浅薄，而放荡于礼法之外了吗？荀子的话重视礼，庄子的话遗漏了礼。可见儒学之所以不同于老庄，其区别就在于礼罢了。
〇子说：“谈论天的，没有比《易》更精辨的；谈论事的，没有比《书》更精辨的；谈论体的，没有比《礼》更精辨的；谈论志的，没有比《诗》更精辨的；谈论礼的，没有比《春秋》更精辨的。”
真德秀说：“战国以来，辩士的言论盛行，而不根植于理，流俗被迷惑。到汉代还是这样，所以〇子发表这个议论。然而对于五经的深意，未能有大发明。”
班固说：“六艺的文章，《乐》用来和神，是仁的表现；《诗》用来正言，是义的作用；《礼》用来明体，明者显著可见，所以没有训诂；《书》用来广听，是知的术数；《春秋》用来断事，是信的符验。五者尽五常之道，相互需要而完备，所以《易》作为它们的本源。”
真德秀说：六经对于五常之道无不包含，现在把五常分别归属于六艺，这是说《乐》有仁而无义，《诗》有义而无仁，可以吗？大概汉代儒者论经，很少有得其指要的，反而不如庄生合乎道理。
程颐说：“凡看书，各有门庭。《诗》《易》、
朱熹曰：「上古之书，莫尊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未始及易。」夫子尝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为▯妙之说。臣按：古有六经，易、诗、书、春秋、礼、乐也。易、诗、书、春秋四者，亲经孔子所删定者也；而礼与乐无全书。后世所谓礼经者，仪礼、周礼、礼记也。三书者，皆出于汉世。仪礼、周礼有成书，而礼记则杂出于汉儒之所记。乐书无传，而乐记一篇杂于礼记中，其文雅驯，又多格言，非汉儒所及，盖亦古经之遗也。自宋王安石弃仪礼，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谓五经者，易、书、诗、春秋、礼记也。学者各专一经，能于本经之外，旁及他经，方见天地之纯全，古人之大体，然后得为全体大用之学。茍拘拘于章句训义之末，以取一第，以为进身之阶，即束之髙阁，而所用者非所学，是固非圣贤敎学之道，亦岂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以上六经】
何晏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古论出孔氏壁中，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叙篇数考之，则今之《论语》信为鲁论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进《论语集解》之疏文也。朱子节入。然《鲁论》《齐论》至张禹始合，至郑康成则以《鲁论》考之《齐论》《古论》，为之注，三论始合为今定本。」
栁宗元曰：诸儒皆以《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又老乃死，而是书记其将死之言，则其去孔子之时甚逺，而当时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而卒成其书者，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书之记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盖其弟子号之云耳。而有子亦称子者，孔子之殁，诸弟子尝以似夫子而师之，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
朱熹曰：「栁氏之言，其论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说，则史氏之鄙陋无稽，而栁氏惑焉。以孟子攷之，当以曾子不可而寝其议，有子易尝据孔子之位而有其号哉？」
程頥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朱熹曰：「程子因栁氏之说，断而裁之，以为此说。杨氏又谓此书首记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盖其尊之亚于夫子，尤为明验。至于闵损、冉求，亦或称子，则因其门人所记而失之，不革也欤？」
又曰：《论语》为书，▯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或问《论语》以何为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说仁处，最宜玩味。曰：孔子说仁处甚多，尤的当是何语？曰：皆的当，但其门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异。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徳爱之理为训。臣窃以为仁之为仁乃人心之全徳道理之总名。仁义礼智之仁如元亨利贞之元也。专以元言则元属乎春綂。以元言则亨利贞何者而非一元之气乎？仁之于义礼智亦犹是也。是故顔子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主敬行恕为仁。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子张问仁，子曰恭寛信敏惠为仁。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问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迟一人则凡三问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难后获，终告之以爱人。是仁之为仁无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徳无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谓出门如賔承事如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夫其言也讱先难后获及爱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谓礼所谓忠所谓敬所谓恭所谓寛所谓信所谓敏与惠，皆以为仁。可见仁之为仁不止于一徳，盖众理之总名诸徳之要道。若专以为一徳指为一事，则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者人也，以见人之所以为人，以其全尽此人之理也。但其发之最先者则以恻隐为之端耳。先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徳。当以此言为中的。
又曰：《论语》之书，其辞近，其指逺。辞有尽，指无穷。有尽者，索之训诂；无穷者，
译朱熹说：“上古的书籍，没有比《易经》更尊贵的；中古以后的书籍，没有比《春秋》更重大的。然而这两部书，都不容易阅读。”又说：“孔子日常雅正地说话，涉及《诗》《书》和执守礼制，从未提及《易经》。”孔子曾经用来教导人的，只是如此罢了。现在的人却先做出玄妙高深的解说。臣按：古代有六经，即《易》《诗》《书》《春秋》《礼》《乐》。《易》《诗》《书》《春秋》这四部，是亲自经过孔子删定整理的；而《礼》与《乐》没有完整的原书。后世所谓的《礼经》，是指《仪礼》《周礼》《礼记》。这三部书，都出自汉代。《仪礼》《周礼》有完整的成书，而《礼记》则杂乱地出自汉代儒者的记录。《乐书》没有流传下来，而《乐记》一篇夹杂在《礼记》中，其文辞典雅纯正，又多格言警句，不是汉代儒者所能企及的，大概也是古代经典的遗存。自从宋代王安石废弃《仪礼》，不把它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世人便沿袭了这个做法。现在所谓的五经，是《易》《书》《诗》《春秋》《礼记》。学者各自专攻一经，能够在本经之外，旁通其他经典，才能见到天地的纯粹完整，古人的大体格局，然后才能成为全体大用的学问。如果拘泥于章句训诂的末节，用来获取一个功名，作为进身的阶梯，随即把它束之高阁，而所用的不是所学的，这固然不是圣贤教学之道，又哪里是祖宗培养人才的本意呢【以上讲六经】
何晏说：“《鲁论语》有二十篇，《齐论语》则有《问王》《知道》等篇，共二十二篇。那二十篇中，章句比《鲁论》稍多。《古论》出自孔子旧宅墙壁中，将‘尧曰’下章‘子张问’分开作为一篇，有两篇‘子张’，共二十一篇，篇章次序与《齐论》《鲁论》不同。”
朱熹说：“根据何晏所叙述的篇数来考证，那么现在的《论语》确实就是《鲁论》了。”
金履祥说：“这段是何晏进献《论语集解》时的疏文。朱子将其节录收入。然而《鲁论》《齐论》直到张禹才合并，直到郑康成才以《鲁论》来考证《齐论》《古论》，为之作注，三论才合并为现在的定本。”
柳宗元说：各位儒者都认为《论语》是孔子弟子所记录，这不是事实。孔子的弟子中曾参最年轻，又年老才去世，而这本书记载了他临终前的言语，那么距离孔子的时代就很远了，而当时的弟子几乎没有存活的了。我猜想孔子的弟子曾经杂乱地记录他的言语，而最终完成这本书的，是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子思等人。所以这本书记载各位弟子，必定称他们的字，而曾子不这样，大概是因为他的弟子这样称呼他罢了。而有子也称‘子’，孔子去世后，各位弟子曾经因为他像夫子而尊他为师，他却呵斥回避而退下，那么他确实曾经有过老师的称号。
朱熹说：“柳氏的话，他关于曾子的论述是正确的；而有子呵斥回避的说法，则是史官的鄙陋无稽，而柳氏被迷惑了。根据《孟子》来考证，应当是曾子不同意而搁置了这个提议，有子哪里曾经占据孔子的位置而有这样的称号呢？”
程颐说：“《论语》这本书成于有子、曾子的门人，所以书中唯独这两人被称为‘子’。”
朱熹说：“程子根据柳氏的说法，加以判断裁断，形成了这个说法。杨氏又说这本书首先记载孔子的言语，而以两位子的言语次之，大概是尊重他们仅次于夫子，这更是明显的证据。至于闵损、冉求，有时也称‘子’，那是因为他们门人所记录而失误，没有改正吧？”
又说：《论语》这本书，阐明大道确立言论，深得圣人之学的精髓。有人问《论语》以什么为关键？回答说：关键在于知道仁。孔子说仁的地方，最适宜玩味体会。问：孔子说仁的地方很多，尤其确切恰当的是哪句话？回答说：都确切恰当，但因为他的门人所达到的境界不同，所以他的回答也不同。
臣按：仁这一个字，前代儒者用“心的德性、爱的理则”来解释。臣私下认为，仁之所以为仁，是人心全德的道理、总称。仁义礼智中的仁，就像元亨利贞中的元一样。专门用元来说，那么元属于春季统领。用元来说，那么亨利贞哪一样不是元的气呢？仁对于义礼智也是如此。所以颜回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回复到礼就是仁。仲弓问仁，孔子说主敬行恕就是仁。樊迟问仁，孔子说日常恭敬、做事严肃、待人忠诚就是仁。子张问仁，孔子说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就是仁。司马牛问仁，孔子说仁者说话谨慎。凡像这样的，都是因为一个人的提问而告诉他一个道理。至于樊迟一个人，一共问了三次，首先告诉他恭敬忠诚，其次告诉他先难后获，最后告诉他爱人。可见仁之所以为仁，无处不在。凡是天下的道理、人心的德性，没有一件事不是仁的。他所说的出门像接待宾客，承事像祭祀一样，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以及说话谨慎、先难后获以及爱人，都是从具体事情上来说的。至于所谓礼、所谓忠、所谓敬、所谓恭、所谓宽、所谓信、所谓敏与惠，都认为是仁。可见仁之所以为仁，不止是一种德性，而是众理的总称、诸德的要道。如果专门把它看作一种德性，指为一件事，那么仁的道就小了。所以说仁也就是人，以此看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完全穷尽了做人的道理。只是它最先发动的，是以恻隐之心为端绪罢了。前代儒者解释说：仁是天理的最公正、人心的全德。应当以这句话为最恰当。
又说：《论语》这本书，它的言辞浅近，它的旨意深远。言辞有穷尽，旨意无穷无尽。有穷尽的，通过训诂来探求；无穷尽的，
要当防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当以孔子为法。孔子相去千余载，既不可得而亲，之所可见者，独《论语》耳。《论语》盖当时门人所记孔子言行也。每读而味之，玩而绎之，推而行之，虽未升堂入室，亦不失为士君子也。」
译应当用精神来防范它。
李侗说：“人修养自身，应当以孔子为榜样。孔子距离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既然无法亲自接近他，所能见到的，只有《论语》罢了。《论语》大概是当时弟子们记录的孔子的言行。每次阅读并体味它，研习并推究它，推广并践行它，即使还没有达到高深的境界，也不失为士人君子了。”
朱熹曰：「孔门答问，曾子闻的话，顔子未必与闻；顔子闻的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又曰：夫子敎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事物。
臣按：朱熹尝言，初入学即读《论语》，其后读尽天下书，不见有一书胜如《论语》者。盖诸圣人，一人是一圣人；孔子则合众圣人以为大圣人。诸书，一书是一书；《论语》是合众书以为一书。孔子之言明白正大，皆就人伦日用上说，所谓大中至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说譬如人在平地上行，从容自在；后人之说如人厌行平地，却上髙山，泛大海，虽是髙深，然多﨑岖险阻，不若平地之可以常行无碍也。所谓髙山大海，谓之非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逺恐泥，为学之道所当读之书，诚无有要于《论语》者。读书者以《论语》为主，以权衡天下之书，以折衷诸儒之说，随其资质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处，以逹圣人之全体，然后推之以用于天下。《大学》经之一章，儒者全体大用之学也，虽不记之《论语》书中，然真孔子之言也，学者所当世守之，以为家传之心法【以上《论语】
以上本经术以为敎【中】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经术以为教【下】
程頥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徳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邵申曰：「他书言平天下本于治国，治国本于齐家，齐家本于脩身者有矣；言脩身本于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本于诚意，诚意之本于致知，致知之在于格物，则他书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
程复心曰：「不由是而学，则记诵、词章之防，虚无寂灭之教，与夫权谋术数百家众技，皆纷然杂出，此其所以差也。」
朱熹曰：「河南程氏两夫子出，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敎人之法，圣经贤▯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僣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脩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臣按：《大学》在《礼记》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又为之章句、或问。
又曰：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为学之大方，而门人又▯述以明其防，前后相因，体綂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却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功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
又曰：大学是为学纲领，先读大学，立定纲领，他书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诚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又曰：「今且熟读《大学》，作间架，却以他书填补去。」又曰：「《大学》是个腔子，要填敎他实。」
臣按，此二条，真徳秀所以作《大学衍义》，本诸此。
又曰：防大学且逐章理，防先将本文念得，次将章句来解本文，又将或问来参章句，须逐一令记得，反覆防究，待念得浃洽，既逐段晓得，却綂看温防过。又曰：大学一书，有正经，有章句，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章句便了，久之亦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又曰：大学之书，譬如人起屋，是畵一个大地盘在这里，防得这个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将去。臣按：朱熹谓某一生看得这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处。温公作通鉴，言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先须通此，方可读他书。又谓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的不出。臣按：朱子有功于圣门，非止一端，然其最大者在大学一书。是书在礼记中，程子始表章之，然犹未大明于世也。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
译朱熹说：“孔子门下回答弟子提问时，曾子听到的话，颜回未必在场听到；颜回听到的话，子贡未必在场听到。如今这些内容都汇集在《论语》这一本书中，后世的学者难道不是幸运的事吗？只是担心自己不去用心研读。”
又说：“孔子教导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综合起来，构成一个大的道理。”
臣按：朱熹曾经说，刚入学就应当读《论语》，之后读尽天下的书，没有见到有一本书胜过《论语》的。大概其他的圣人，一人是一位圣人；孔子则是汇聚众圣人之长成为大圣人。其他的书，一书是一书；《论语》则是汇聚众书之精成为一书。孔子的言论明白正大，都从人伦日常事务上谈起，这就是所谓大中至正的道理，中庸之道。孔子的学说好比人在平地上行走，从容自在；后人的学说好比人厌倦了在平地上行走，却要去攀登高山，泛舟大海，虽然高深，但多崎岖险阻，不如平地可以常行而无阻碍。所谓高山大海，说它们不是平地固然没错，但正因为它们不平坦，以致于追求远大目标时容易陷入泥沼，为学的道理中应当阅读的书，确实没有比《论语》更重要的了。读书的人以《论语》为主，用它来权衡天下的书籍，折中诸儒的学说，根据自己资质的近似之处，凭借其中一句话的明白之处，来通达圣人的整体思想，然后推广应用到天下。《大学》经文的一章，是儒者全体大用的学问，虽然不记载在《论语》书中，但确实是孔子的话，学者应当世代坚守，作为家传的心法。
以上本经术以为教【中】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七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崇教化
本经术以为教【下】
程颐说：“《大学》是孔氏遗留下来的书籍，也是初学者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如今可以看到古人做学问的次第，唯独依靠这一篇的保存。《论语》《孟子》次之，学者一定要由此而学习，那么差不多就不会出错了。”
邵申说：“其他书籍说平天下基于治国，治国基于齐家，齐家基于修身，有的；说修身基于正心，也有的。至于推论正心基于诚意，诚意基于致知，致知在于格物，其他书籍没有说过。六经之中，只有这一篇罢了。”
程复心说：“不由此而学习，那么记诵词章的末流，虚无寂灭的教法，以及权谋术数百家众技，都会纷然杂出，这就是出错的原因。”
朱熹说：“河南程氏两位先生出现，实际上开始尊崇相信这一篇并表彰它。后来又为它编排简编，阐发其旨趣，然后古代大学教育人的方法，圣经贤传的指归，鲜明地再次显明于世。虽然像我这样不聪明，也幸运地私下向贤者学习而有所听闻。只是这本书，还颇有散失，所以我忘记自己的固陋，采集并编辑它，偶尔也私下附上自己的意见，补充其缺略，以等待后来的君子。极知僭越，无处逃避罪责，但对于国家教化民众形成风俗的意图，学者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方法，则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
臣按：《大学》在《礼记》中，二程兄弟开始表彰它，朱熹又为它作章句、或问。
又说：“《大学》是曾子叙述孔子的学说，为学的根本大法，而门人又转述以明确其宗旨，前后相因，体统都具备。玩味这本书，知道古人为学的方向，再读《论语》《孟子》，就容易入门。后面的功夫虽然多，但大体已经确立了。”
又说：“《大学》是为学的纲领，先读《大学》，立定纲领，其他书都是杂说在里面。如果通晓了《大学》，去看其他经典，才能看出这是格物致知的事，这是诚意正心的事，这是修身的事，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又说：“现在且熟读《大学》，作为框架，然后用其他书填补进去。”又说：“《大学》是个腔子，要填教它实。”
臣按，这两条，真德秀之所以作《大学衍义》，本源于此。
又说：“读《大学》且逐章梳理，先将本文念熟，其次用章句来解释本文，又用或问来参看章句，必须逐一记住，反复推究，等到念得透彻，既逐段晓得，再统看温习过。”又说：“《大学》一书，有正经，有章句，有或问。看来看去，不用或问，只看章句便够了，久了亦只看正经便够了，又久了，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又说：“《大学》之书，譬如人起屋，是画一个大地盘在这里，懂得这个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建造起来。”臣按：朱熹说某一生看得这文字透，见得前贤所未达到的地方。司马光作《通鉴》，说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对于《大学》也是如此，先须通晓此，方可读其他书。又说不用某许多工夫，也看不出某的深浅，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也看不出圣贤的深浅。臣按：朱子对圣门有功，不止一端，但其最大的功绩在于《大学》一书。是书在《礼记》中，程子开始表彰它，但尚未大明于世。朱子章句或问一出，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