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三
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矦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臣按：秦致负海之粟，犹是资以行师，而国都之漕尚未讲也。至汉张良所论，始是漕挽以为国都之给。然是时也，凡事草创，所以给中都官者，仅数十万石，不啻足矣。
译黄河和渭河的漕运连接天下，向西供给京城。如果诸侯发生叛乱，顺流而下，足以运输物资。
臣按：秦国将沿海地区的粮食运来，尚且是用这些物资来供给军队，而国都的漕运问题还没有被重视。到了汉代张良所论述的，才开始用漕运来供给国都。然而当时凡事都是初创，所以供给中央各官署的粮食，仅仅几十万石，也就足够了。
孝文时，贾谊上疏曰：「天子都长安，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镪道数千，不轻致输。郡或乃越诸矦而遂调，均发徴至无状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矦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逺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者不苦其繇，繇者不伤其费，故逺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贾谊此言，则汉都闗中，固已资淮南以为奉地，不特唐宋以来然也。所谓一钱之赋，而用数十钱之费，始能致，岂特秦人海运然哉？凡逺地之输将，无不然者。人君观之，其尚思物之难致如此。其禄赐于人，非真有功劳者，乌可以轻予之哉！
武帝时，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其后东灭朝鲜，人徒之众，拟西南夷，又击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复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逺，自山东咸被其劳。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灭朝鲜，击匈奴，而劳中国；人漕中国粟，以争无用之地。是犹以璀璨之珠而弹啁啾之雀也。务虚名而受实害，捐有用之财而易无用之地。岂帝王盛徳事哉！
元光中，大司农郑当时言：“闗东运粟，漕水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上以为然。”发卒穿渠以漕，运大便利。
吕祖谦曰：「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歳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闗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以给之。所以郑当时议开漕渠，引渭入河。葢缘是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
臣按：吕祖谦言，武帝时官多，徒役众，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所谓官多，徒役众，此二者，国粟所以费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则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则可以省歳漕之数。漕数日省，则国用日舒，民力日寛矣。丰国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栢梁台，宫室之脩由此日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元封元年，桑▯羊请令民入粟补吏赎罪，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歳六百万石。
臣按：昔人言，汉初致山东之粟，歳数十万石耳。至孝武，歳至六百万石，则几十倍其数矣。虽征敛苛烦，取之无艺，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虽然，与其致之有道，而积粟于国之多，孰若用之有节，而藏粟于民之多之为愈哉？葢粟资民力以种种成，而不得食，而输于官以为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资民力以输将之焉？造作舟车之费，疏通沟渠之劳，防渉河流之苦，鞭挞赔偿之惨，百千万状，乃达京师。使其所养者，皆有功于国，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费也。不然，何苦苦吾有用之民，而养此无用之人，为此无益之事哉？呜呼！人主授一官，兴一役，费一物，必以此为念，而痛为之撙节焉。非决不可不已，必已也。国用其有不给，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凤二年诏曰：「前年减漕三百万石，三年又诏曰：『民被水灾，颇匮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歳漕六百万石之后，一歳而减其半，又一歳而并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内虚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从贤良文学言，罢征▯之课。是时霍光辅政，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为国用哉！吁！国用之赢缩，在用度之侈俭，而不在漕运之多少也。
宣帝五凤中，耿寿昌奏：“故事，歳漕闗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谷，足供京师，可省闗东漕卒过半。”
臣按：寿昌此议，遇京辅丰穰之歳，亦可行之。
赵充国条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
译汉孝文帝时，贾谊上奏疏说：“天子定都长安，却把淮南以东的道路作为供应物资的通道，路途长达数千里，物资运输并不轻松。有的郡甚至要越过诸侯王的封地才能调运物资，这种征调方式实在是不合理。古时候天子领地方圆千里，在中心建都，输送物资和征发徭役，最远的也不超过五百里就能到达。公侯领地方圆百里，在中心建都，输送物资和征发徭，最远的也不超过五十里就能到达。输送物资的人不苦于劳役，服劳役的人不伤于耗费，所以远方的人心安。等到秦朝不能分封土地给他人，想全部据为己有，物资运输从海边开始，一钱的赋税，要花费数十钱的代价，运输并不轻松。皇上得到的很少，百姓受的苦却很多。”
臣按：贾谊这番话，说明汉朝定都关中，本来就依靠淮南作为供应基地，不只是唐宋以来如此。所谓一钱的赋税，要花费数十钱的代价才能运到，难道只是秦朝海运如此吗？凡是远方的物资运输，没有不是这样的。君主看了，应当想到物资难以运到是这样。对于赏赐给臣下的俸禄，如果不是真正有功的人，怎么可以轻易给予呢！
汉武帝时，开通西南夷，服役的有几万人，背负粮食，大约十钟粮食才能运到一石。后来向东灭掉朝鲜，服役的人数，与西南夷相当。又攻打匈奴，夺取河南地【今朔方】，再次征发十万余人，修筑卫朔方城，转运粮食非常遥远，从崤山以东都受到劳苦。
臣按：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灭掉朝鲜，攻打匈奴，却使中原百姓劳苦；让中原百姓漕运粮食，去争夺无用的土地。这就像用璀璨的珍珠去弹打啁啾的小鸟。追求虚名而遭受实害，抛弃有用的财物去交换无用的土地。这难道是帝王盛德的事吗！
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说：“崤山以东运粮，漕运水路从渭水向上，经过六个月才停止。而渭水水路九百余里，有时有难以通行的地方。引渭水开凿渠道，从长安开始，沿着南山脚下，到黄河三百余里，道路容易，漕运方便，估计三个月就可以停止。而渠道下的民田万余顷，又可以用来灌溉。这样既减少漕运节省士卒，皇上认为正确。”征发士卒开凿渠道用于漕运，运输非常便利。
吕祖谦说：“汉朝初年高后、文景时，中央所用物资节省，每年计算不过数十万石就足够了。这时漕运的方法也没有讲究。到了武帝，官吏多，徒役众，在关中的粮食四百万石，还不足以供给。所以郑当时建议开凿漕渠，引渭水入黄河。大概因为这时用粮多，漕运方法不得不讲究。”
臣按：吕祖谦说，武帝时官吏多，徒役众，用粮多，漕运方法不得不讲究。所谓官吏多，徒役众，这两者，是国家粮食耗费的原因。官吏多而不切合实用的人，可以削减其冗员；徒役众而无益于事的人，可以节省其冗卒。这样，吃粮食的人就少了，吃粮食的人少了，就可以节省每年漕运的数量。漕运数量每天节省，那么国家用度就每天宽裕，民力就每天宽缓了。使国家富足、百姓富裕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
汉武帝修建柏梁台，宫室的修缮从此日益华丽。徒役奴婢众多，而从黄河漕运的粮食达到四百万石，等到官府自己购买粮食才够。
元封元年，桑弘羊请求让百姓纳粮补官赎罪，其他郡县各自输送到急需的地方，而各地农民各自运送粮食，崤山以东漕运增加，每年六百万石。
臣按：前人曾说，汉朝初年运送崤山以东的粮食，每年数十万石罢了。到了孝武帝，每年达到六百万石，那么是十倍于原来的数量了。虽然征敛苛烦，取之无度，也是因为河渠疏通便利，运输有方法。虽然如此，与其运输有方法，而在国家积粮多，哪里比得上用之有节制，而在民间藏粮多更好呢？大概粮食依靠民力种植而成，百姓不能食用，却输送给官府作为粮食。官府食用而自取是可以的，却又依靠民力来运输呢？制造舟车的费用，疏通沟渠的劳苦，防备河流险阻的痛苦，鞭挞赔偿的惨状，千姿百态，才到达京城。假使所供养的人，都对国家有功，对百姓有益，就不只是耗费了。不然，为什么苦苦折磨我们有用的百姓，去供养这些无用的人，做这些无益的事呢？唉！君主授予一个官职，兴起一项徭役，耗费一件物品，一定要以此作为念想，而痛加节制。如果不是决不可不做的，一定要停止。国家用度怎么会不足，民生怎么会不安定呢？
汉昭帝元凤二年下诏说：“前年减少漕运三百万石，三年又下诏说：‘百姓遭受水灾，粮食颇为缺乏，停止漕运。’四年不再漕运。”
臣按：昭帝继承武帝每年漕运六百万石之后，一年就减少了一半，又一年就完全免除漕运。况且武帝末年，天下空虚耗损，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听从贤良文学的建议，罢免盐铁专营的课税。这时霍光辅政，知道时务的要害，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此又免除漕运，国家用度靠什么呢！唉！国家用度的盈余或短缺，在于用度的奢侈或节俭，而不在于漕运的多少。
汉宣帝五凤年间，耿寿昌上奏：“旧例，每年漕运崤山以东谷物四百万斛，用来供给京师用度，士卒六万人。应当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购买谷物，足以供给京师，可以节省崤山以东漕运士卒过半。”
臣按：寿昌这个建议，遇到京辅丰收的年份，也可以实行。
赵充国列举留屯十二个便利，其中第五条说：到了春天节省甲士士卒，沿着河湟漕运谷物到
臣按：充国此议，边方无事，遇歳丰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内，收四百万斛以给军，以辇车骊驾转输不絶。
臣按：自古输运，皆以转为名，是以汉、唐、宋之漕挽，皆是转相递送，而未有长运者。而长运之法，始见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胡寅曰：「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州，据此则是明帝时已有汴渠矣。」
臣按：河即黄河，汴乃汴渠也。史称明帝时，河汴决壊，乆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发卒数十万，修汴渠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青州乐安县也】海口，千余里。葢昔河汴隄壊，则汴水东与河合，日月弥广，而为兖豫民害。今隄既成，则河东北入海，而汴东南入泗，是分流复其故迹也。
诸葛亮在蜀，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閤，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后用之。
马廷鸾曰邸閤者仓廪之异名
臣按：牛马之制，不可考。葢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为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夀春，开广漕渠。东南有事，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
臣按：凡漕运者，皆自南而运于北，而此则自北而运于南。
后魏自徐▯州内附之后，经略江淮，转运中州以实边镇。有司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閤。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
臣按：后魏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此亦良便。
隋文帝开皇三年，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诏于蒲、陜、虢、熊、伊、洛、郑、怀、邠、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运米丁，又于卫置黎阳仓，陜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闗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
臣按：隋于蒲陜等十三州募运米丁，又于卫陜等州置仓，转相灌注，漕粟以给京师。葢于凡经过之处，以丁夫逓运，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次第运之，以至京师。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乆劳，漕船得以囬转而不长运，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注，而或发或留也。
四年，又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闗，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闗内便之。炀帝大业元年，发河南诸郡，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四年，又发河北诸郡，开永济渠，引沚水，南达于北河，通涿郡。臣按：隋虽无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漕，虽一时役重民苦，然百世之后，頼以通济。
炀帝又置洛口囘洛仓，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胡寅曰：「隋炀积米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极奢于内，穷武于外，耕桑失业，民不聊生。所谓江河之水，不能实漏瓮也。」
臣按：国家以得民心为治本，仓廪之积虽多，不足恃也。其多，适足以为盗贼之资耳。
唐都闗中，歳漕东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不过二十万石。
臣按：创业之君，以兵戎得天下，所与共成王业者，将帅士卒耳。其赐予之骈蕃，周给之优裕，固其所也。况宫室未备，城池未固，凡百乘舆什器当用之物，皆未具焉，必须一一剏置而经营之，宜其用度之广也。然汉、唐之初，歳漕不过一二十万，及夫继世之君，往往歳漕至百倍其数，何也？史所谓「用物有节而易赡」，一言足以尽之矣。斯言也，岂难为哉？继世而有天下者，诚能以祖宗之心为心，一切用度俱从撙节，其复祖宗之治，功不难矣。
▯宗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请于河口置武牢仓，巩县置洛口仓，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栢崖、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级转运，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
臣按：耀卿此奏，▯宗不省。在当时虽未行，然其所谓沿河置仓，水通则舟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此法亦良便。
二十一年，裴耀卿请罢陆运，而置仓河
译臣按：赵充国的这个建议，在边境没有战事、遇到丰收年份时，也可以实行。
光武帝北征，命令寇恂镇守河内，征收四百万斛粮食供给军队，用车马转运，运输不断绝。
臣按：自古以来的运输，都称为“转”，所以汉、唐、宋的漕运，都是转相递送，而没有长途运输的。而长途运输的方法，开始出现在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刚刚修成，黄河与汴水分流，恢复了旧日的河道。胡寅说：“世人说隋炀帝开凿汴渠是为了去扬州，根据这个记载，那么在明帝时就已经有汴渠了。”
臣按：河就是黄河，汴就是汴渠。史书记载明帝时，黄河与汴渠决口毁坏，很久没有修缮。到了这时，明帝派遣王景征发数十万士兵，修筑汴渠堤坝，从荥阳向东直到千乘（今青州乐安县）海口，长达一千多里。大概以前黄河与汴渠堤坝毁坏，汴水向东与黄河合流，日益泛滥，成为兖州、豫州百姓的祸害。现在堤坝修成，黄河向东北流入大海，而汴水向东南流入泗水，这就是分流并恢复了旧日的河道。
诸葛亮在蜀地，鼓励农耕，训练军队，制造木牛流马运输粮食，聚集在斜谷口，修治斜谷的仓库，让百姓休养生息，士兵得到休息，经过三十年后才加以使用。
马廷鸾说：邸阁是仓库的别称。
臣按：木牛流马的形制，已经无法考证。大概蜀地通往褒斜道，不通舟船，诸葛亮不得已才这样做，这并不是通行的方法。
魏正始四年，邓艾巡视陈、项以东，到达寿春，开凿拓宽漕渠。东南方有战事，就征发民众乘船而下，直达江淮。粮食储备充足，而没有水灾的危害。
臣按：凡是漕运，都是从南方向北方运输，而这次却是从北方向南方运输。
后魏自从徐州等地归附之后，经略江淮地区，转运中原的物资来充实边防镇守。有关部门请求在水运的沿途，顺便设置粮仓。于是在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宁、陈郡、大梁等八个地方，各自设立仓库。每当军国需要，就根据情况漕运调拨。
臣按：后魏在水运的沿途，顺便设置粮仓，这也确实方便。
隋文帝开皇三年，因为京城仓库粮食尚且空虚，商议为水旱灾害做准备，下诏在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邠、卫、汴、许、汝等水路沿岸的十三个州招募运输粮食的民夫，又在卫州设置黎阳仓，在陕州设置常平仓，在华州设置广通仓，转相灌注，漕运关东以及汾、晋地区的粮食，来供给京城。
臣按：隋朝在蒲、陕等十三个州招募运输粮食的民夫，又在卫、陕等州设置粮仓，转相灌注，漕运粮食来供给京城。大概在所有经过的地方，由民夫接力运输，在要害的地方设置粮仓，依次收贮运输，直到京城。运输的民夫可以轮换休息而不长期劳累，漕运的船只可以往返周转而不长途运输，而所漕运的粮食也可以根据情况安排，或者发放或者留存。
开皇四年，又下诏让宇文恺率领水工开凿渠道，引渭水，从大兴城向东直到潼关，三百多里，名叫广通渠，转运通畅便利，关内地区觉得方便。炀帝大业元年，征发河南各郡，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达黄河，又引黄河水通向淮海。从此天下利于转运。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各郡，开凿永济渠，引沚水，向南到达北河，通向涿郡。臣按：隋朝虽然无道，但是开凿这三条渠道来贯通天下的漕运，虽然一时役使繁重、百姓受苦，但是百世之后，依靠它来通达济用。
炀帝又设置洛口、回洛仓，挖掘三千三百个窖，每个窖容纳八千石。胡寅说：“隋炀帝积存的粮食多达二千六百余万石，何必担心凶旱水涝呢？然而在宫内极度奢侈，对外穷兵黩武，耕种桑蚕的百姓失去生计，民不聊生。所谓江河的水，不能填满漏底的瓮。”
臣按：国家以得到民心为治理的根本，仓库粮食的积蓄虽然多，不足以依赖。那些多出来的粮食，恰好足以成为盗贼的资财罢了。
唐朝定都关中，每年漕运东南地区的粮食。高祖、太宗的时候，用度有节制而容易供给，水陆漕运不超过二十万石。
臣按：创业的君主，凭借武力得到天下，共同成就王业的，是将帅和士兵。他们的赏赐繁多，周济优厚，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宫室没有完备，城池没有坚固，各种车马器物应当使用的物品，都没有具备，必须一一创设经营，适宜其用度广大。然而汉、唐初年，每年漕运不过一二十万石，等到继位的君主，往往每年漕运达到百倍的数量，为什么呢？史书所说的“用度有节制而容易供给”，一句话足以概括了。这句话，难道难做到吗？继位而拥有天下的人，如果真的能以祖宗的心为心，一切用度都加以节省，恢复祖宗的治理，功业就不难成就了。
玄宗开元十八年，裴耀卿请求在河口设置武牢仓，在巩县设置洛口仓，让江南的船只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只不进入洛口。而河阳、柏崖、太原、永丰、渭南等仓库分级转运，水流通畅就行船，水浅就寄存在仓库等待，不滞留远方的船只，不担心短缺损耗。比起多年的长途运输，便利一倍有余。
臣按：裴耀卿的这个奏议，玄宗没有采纳。在当时虽然没有实行，然而他所说的沿河设置粮仓，水流通畅就行船，水浅就寄存在等待，这个方法也确实方便。
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请求停止陆运，而在河边设置粮仓
口，乃于河隂置河隂仓，河西置栢崖仓，三门东置集津仓，西置盐仓，凿山十八里，以陆运自江淮漕者，皆输河隂仓，自河隂西至太原仓，谓之北运，自太原仓浮渭以实京师，益漕魏、濮等郡租，输诸仓，转而入渭，凡三歳漕七百万石。臣按：自汉以来，至于今日，漕运之数，无有逾于此数者。
译于是，在河阴设置河阴仓，在河西设置柏崖仓，在三门以东设置集津仓，在三门以西设置盐仓，开凿山路十八里，将江淮地区通过水路运来的粮食，都输送到河阴仓；从河阴仓向西运到太原仓，称为北运；再从太原仓顺渭水漂流以充实京城，又增加漕运魏郡、濮郡等郡的租税，输送到各个粮仓，转而进入渭水，总共三年漕运了七百万石。臣按：自从汉朝以来，直到今天，漕运的数量，没有超过这个数字的。
代宗广徳二载，刘晏领漕事。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之。随江、汴、河、渭所宜，故时转运船繇润州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繇扬州距河隂，斗米费钱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隂，上三门，斗米减钱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隂，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歳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臣按：自古称善理财者，首刘晏。然晏歳运之数，止百一十万石尔。然当时运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钱皆以盐利，非若今役食粮之军多加兑以为费也。今米石加兑五六，是民之纳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且军在卫所，既支月粮及出运，又有行粮之给，而一夫歳运不过三十石，通其所加兑及所支给者而计之，则多于所运之数矣。葢费一石有余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费不与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则是三百五十人驾十船运米一万石。较之今日十人驾一船，一船载米三百石，通三十船运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逺也。惟所谓囊米之説，今日尚有未行，纲米所以耗损，运卒所以困毙者，坐此故也。史谓晏歳转运粟百一十万，无斗升溺，然当时未闻有加兑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随处转运，非但若今长运于窄浅之漕渠者，何以能无溺哉？况今加兑浮于所运之半，而歳歳有所损溺，官军赔偿，举债鬻产，无有已时。所以然者，政坐剥浅之费广，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颗粒无余也。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澁，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説者若谓囊米恐舟浅不能受，夫既实满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防以竹簟苇席以蔽▯水，其后船毁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则米皆用囊，如费将益多？何夫囊以布为之，可用数年，有山处可用竹篾，近江处可用蒲苇，其所费比所散失亦为省矣。
徳宗贞元初，闗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江淮米不至，六军脱巾于道上，忧之。防韩滉运米至陜上喜，谓太子曰：「米已至陜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庆。
臣按：人君之处国，亦当如富民之处家。有富人焉，而城居负郭，无半畆田，而惟逺外之是资，其无逺图可知矣。一旦为道梗所隔，将何以度日哉？是以人君于丰足之时，恒为阏絶之虑，撙节用度，必使有余；而于畿甸之间，垦田务农，不颛颛待哺于逺漕也。唐徳宗事，可鉴也已。当是时也，上用且乏六军，百姓又何頼焉？
周世宗谓侍臣曰：「转输之物，向来皆给斗耗，自汉【谓北汉】以来，不与攴破，仓廪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
胡寅曰：「观世宗此言，则知晋汉间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世宗予之，善矣。」
臣按：国家处事，必须详察事理，曲尽物情。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来。况于转输粮斛，载以舟车，经渉艰险，积以歳月之乆，行于道路之间，霖▯风波，水火盗贼，不能保其必无。立法以防奸，不可不严；而体情以寛下，亦不可不尽。是以积粮者，自唐明宗始，给防雀耗，而运粮者亦给斗耗。用是故也，既名为耗，而官又取之，甚者计算俾其偿焉，是何理也？
以上论漕挽之宜【上】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漕挽之宜【下】
宋定都于汴，漕运之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
译唐肃宗代宗广德二年，刘晏主管漕运事务。刘晏就用盐税的收入来雇佣人员，分派官吏监督他们。根据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各河道的特点，过去转运船从润州陆运到扬子，每斗米耗费钱十九文。刘晏命令将米装入袋子，用船装载，每斗米节省钱十五文。从扬州到河阴，每斗米耗费钱一百二十文。刘晏建造歇艎支江船两千艘，每船能装一千斛，十艘船编为一纲，每纲三百人，其中篙工五十人。从扬州派遣将领率领队伍护送到河阴，通过三门险滩，每斗米节省钱九十文。长江的船不进入汴水，汴水的船不进入黄河，黄河的船不进入渭水。江南的漕粮积聚在扬州，汴河的漕粮积聚在河阴，黄河船的漕粮积聚在渭口，渭水船的漕粮运入太仓。每年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一升一斗沉没损失的。
臣按：自古以来被称为善于理财的人，首推刘晏。然而刘晏每年转运的数量，只有一百一十万石罢了。然而当时运粮的夫役都是官府雇佣的，而所用的雇佣钱都来自盐税收入，不像现在役使吃官粮的军队，还额外加征折色作为费用。现在每石米加征折色五六斗，这是百姓缴纳租税名义上是一石，实际要拿出五六斗；田地起科名义上是三升，却要多出一升半。况且军队在卫所，既领取月粮，又出运漕粮，还有行粮的供给，而一个士兵每年转运不过三十石，通盘计算他所加征的折色以及所领取的供给，就多于他所转运的数量了。大概耗费一石多粮食才能得到一石，而舟船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又刘晏所建造的歇艎支江船两千艘，每船装一千斛，十船为一纲，每纲三百人，篙五十人，那就是三百五十人驾驶十艘船运米一万石。比较今天十人驾驶一艘船，一艘船载米三百石，总共三十艘船运米九千石，人数少了五十人，米少了一千石，差别并不很大。只有所谓袋装米的说法，今天还没有实行，纲米之所以损耗，运卒之所以困苦致死，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史书说刘晏每年转运粮食一百一十万石，没有一斗一升沉没，然而当时没听说有加征折色的。他所进行的漕运是在大江大河，而且随处转运，不像现在这样在狭窄浅狭的漕渠中长距离运输，怎么能没有沉没损失呢？何况现在加征的折色超过所运粮食的一半，而每年都有损失沉没，官军赔偿，举债卖产，没有停止的时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剥浅的费用广大，挨次等待的日子多，不幸沉没，颗粒无存。为今天的计策，应该像刘晏的方法，所运的米都用袋子盛装，遇到河水浅涩，暂时抬到岸上，过了浅滩再抬回船上，或者分载小船通过浅滩，也有包装密封不至于散失。不幸沉没，打捞出来，不至于全部损失，纵然有受潮腐烂，也可以另作他用。有人说袋装米恐怕船浅不能容纳，既然装满船舱，应该加在船板之上，用竹席苇席覆盖以防雨水，后来船毁再造，酌情加大船体也可以。然而米都用袋子装，费用将会更多吗？袋子用布制作，可以使用几年，有山的地方可以用竹篾，近江的地方可以用蒲苇，所花费的比起所散失的也节省了。
唐德宗贞元初年，关中地区驻扎军队，米价每斗一千钱，太仓供给天子六宫的膳食，不到十天，宫中不能酿酒，用飞龙厩的骆驼背负永丰仓的米供给禁军，江淮的米运不到，六军在路上脱帽表示不满，令人担忧。恰逢韩滉运米到陕州，皇上大喜，对太子说：“米已经运到陕州，我们父子得以活命了。”摆设酒宴互相庆贺。
臣按：君主治理国家，也应当像富人治理家庭。有富人住在城里靠近城墙，没有半亩田地，只依赖远方的供给，其没有长远打算可知了。一旦道路阻隔，将靠什么度日呢？因此君主在丰足的时候，常为断绝的忧虑，节省用度，一定要使有余；而在京城附近，开垦田地务农，不专靠远方的漕运来养活。唐德宗的事，可以作为鉴戒。当时皇上用度尚且缺乏，六军百姓又靠什么呢？
后周世宗对侍臣说：“转运的物资，向来都给予斗耗，自从后汉以来，不给损耗，仓库所收纳的新粮，尚且要扣除损耗，何况路上搬运，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应该给予一斗的损耗。”
胡寅说：“看世宗这话，就知道晋汉之间收取损耗，未曾用于损耗，只是多取来充实仓库罢了。世宗给予损耗，是好的。”
臣按：国家处理事务，必须详细考察事理，穷尽物情。一件事的实施，一定要思考弊端必然到达的地方；一样物品的使用，一定要思考祸患由来的原因。何况转运粮斛，用车船装载，经历艰险，积累岁月之久，行于道路之间，霖雨风波，水火盗贼，不能保证一定没有。立法以防奸，不可不严格；而体恤人情以宽待下属，也不可不尽。因此积粮的人，从唐明宗开始，给予防雀耗，而运粮的人也给予斗耗。就是这个原因，既然名为损耗，而官府又收取它，甚至计算让他们偿还，这是什么道理呢？
以上论述漕运的适宜【上】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三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三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漕运的适宜【下】
宋朝定都于汴京，漕运的方法分为四路：江南、淮南、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