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五
长防成筭，以厌伏四夷。然其言专以难任人为本。葢任人处内，则主听▯；主听▯，则任使不明，忠邪杂进，虽有知勇，安所施？任人放逺，则智者竭其智，勇者献其力。夫如是，则何蛮夷之足虑哉！」
译长久地制定严密的谋划，以此来震慑、降伏四方外族。然而他的言论专门以难以任用的人为根本。大概任用的人身处朝廷内部，那么君主就会听信谗言；君主听信谗言，那么对人才的任用和差遣就不明辨，忠臣与奸佞混杂进用，即使有智慧勇敢的人，又能施展到哪里呢？如果将难以任用的人放逐到远方，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智谋，勇敢的人就会贡献他们的力量。像这样，那么还有什么蛮夷值得忧虑的呢！」
大禹谟》益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朱熹曰：「九州之外，世一见曰王帝。于是以上文八者，朝夕戒惧，无怠于心，无荒于事，则治道益隆，四夷之逺，莫不归往矣。」
臣按上文所谓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不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熈，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是即无怠无荒之实也。夫人君儆戒于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国都之内，何预于四夷哉？然而一念不谨，万事为之废弛；一言有失，四方为之传播。是故自古镇服外国之道，不在于边鄙，而在于朝廷。虽以舜大圣人，而伯益犹以怠荒为戒。良以一人无怠荒之失，则四夷有归往之诚；外无边患，则内有善治，而吾君享安富尊荣之乐矣！吁！伯益所事者舜也，而犹切切儆戒如此。后世人主无帝舜万分一，乃欲生事四夷，而为其臣者不敢辄出一言谏正，或者又从而从臾之。其臣可谓不忠矣，而其君亦岂智者哉？
三旬，苖民逆命。益赞【佐也】于禹曰：「惟徳动天，无逺弗届【至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諴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盛徳之言】曰：「俞！」班【还也】师，振【整也】旅。帝乃诞【大也】敷文德【文命徳教】舞干【盾也】羽于两阶【賔主之阶】七旬，有苖格【至也】
朱熹曰：「三旬，三十日也。以师临之，阅月，苗民犹不听服。」也是时，益葢从禹出征，以苖负固恃强，未可威服，故赞佐于禹，以为惟徳可以动天，其感通之妙，无逺不致。葢欲禹还兵而增修其徳也。满损，谦益，即《易》所谓「天道亏盈而益谦」也。诚感物曰諴，益又推极至诚之道，以为神明亦且感格，而况于苗民乎？言班师七旬而有苖来格也。史臣以禹班师而归，弛其威武，专尚徳敎，干羽之舞，雍容不廹，有苖之至▯，当其时，故作史者因即其实，以形容有虞之徳。
陈栎曰：「益之赞禹，谓天道之逺，而徳可动；神明之幽，而诚可感。苗亦人耳，岂有徳之盛、诚之至而不可动者？当不烦兵而自服也。」
臣按：益之赞禹，所谓「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者，若就战伐言之，小国若能制节谨度，不敢纵逸，则必得大国賔礼之益；不然，负其强固，侮慢自贤，则大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谋动干戈，所损大矣。大国若能包含徧覆，嘉善而矜不能，必得小国賔贡之益；不然，恃其众大，非礼侵陵，则小国必有所不堪者，而肆其蜂虿之毒，岂得无损哉！若是者，即《易》所谓「亏盈而益谦者，乃天之道也」。上之人，体天道以字小；下之人，奉天道以事大，则上下各得其所，而兵戈不兴矣。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西方蛮夷国名】底贡厥獒【犬高四尺】大保【召公奭也】乃作旅▯，用训于王曰：「呜呼！明王慎徳，四夷咸賔服，无有逺迩，毕献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蔡沈曰：「九夷八蛮，多之称也。武王克商之后，威徳广被，九州之外，蛮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葢蛮夷来王，则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开四夷、斥大境土。」
臣按徳而谓之慎者，葢必兢兢业业，不敢有须臾放肆者也。慎徳而必归之明王者，葢人心虚灵不昧，乃能知所谨。彼昏迷蔽塞者，乌知所慎哉？徳昏而不谨，则虽宫禁之中，左右使令之人，或有以致其怨；京辇之下，百官庻姓之众，或有以激其怒。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之逺，而能得其来賔哉？是故人君之徳，不可以不明。既明矣，而尤不可以不慎也。故明明徳于天下者，当何如而用功？《大学》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鲁颂曰：「翩彼飞鸮【恶声之鸟】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桑实】懐我好音。」憬【觉悟也】彼淮夷来献其琛【寳也】元【大也】▯【尺二寸】象齿，大赂【遗也】南金。
曹居贞曰：「传曰：桑黮甘甜，鸱鸮革响。是知鸮食桑黮，则其音变而美也。泮林有黮，鸮来食之。归我好音，则淮夷被泮宫之化，其有不革靣而柔服者哉？」
臣按：泮水
译《大禹谟》中伯益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蛮夷就会前来朝拜称王。”
朱熹说：“九州之外，每三十年见天子一次称为‘王’。因此，用上述八种德行，早晚警戒恐惧，心中不怠慢，事务不荒废，那么治国之道就会更加兴隆，遥远的四方蛮夷，没有不归附前往的。”
臣按：上文所说的警惕戒备而不存侥幸心理，不丧失法度，不沉溺于安逸，不纵情于享乐，任用贤才不犹豫，去除奸邪不迟疑，可疑的计谋不施行，各种志向都光明正大，不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不违背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私欲，这就是“无怠无荒”的实际内容。君主在宫闱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国都之内保持警惕戒备，这与四方蛮夷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一个念头不谨慎，万事就会废弛；一句话有失误，四方就会传播。所以，自古以来镇服外国的方法，不在于边疆，而在于朝廷。即使是舜这样的大圣人，伯益仍然以懈怠荒废来告诫他。确实，君主没有懈怠荒废的过失，四方蛮夷就会有归附的诚意；外部没有边患，内部就有良好的治理，我们的君主就能享受安定、富足、尊贵、荣耀的乐趣了！唉！伯益侍奉的是舜，尚且如此恳切地警戒。后世的君主没有帝舜万分之一的美德，却想要生事于四方蛮夷，而他们的臣子不敢轻易进言劝谏，有的反而顺从怂恿。这些臣子可以说是不忠了，而他们的君主又难道是明智的人吗？
过了三十天，有苗部族违背命令。伯益辅佐大禹说：“只有德行能感动上天，没有远方不能到达的。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是天道。至诚能感动神明，何况是有苗呢？”大禹拜谢这美好的言论说：“好！”于是班师回朝，整顿军队。帝舜于是大举施行文德教化，在宾主两阶之间举行盾牌和羽毛的舞蹈。过了七十天，有苗部族前来归顺。
朱熹说：“三旬，就是三十天。用军队逼近他们，经过一个月，有苗部族仍然不听服。”这时，伯益大概跟随大禹出征，因为有苗负固恃强，不能用武力制服，所以辅佐大禹，认为只有德行可以感动上天，其感通的妙用，没有远方不能达到的。大概是希望大禹撤兵而增进修养德行。自满招损，谦虚受益，就是《易经》所说的“天道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真诚感动万物称为“諴”，伯益又推究至诚的道理，认为神明尚且能被感动，何况是有苗部族呢？说的是班师七十天后有苗来归顺。史官因为大禹班师回朝，放松了威武，专门崇尚德教，干羽之舞，从容不迫，有苗到来，在当时，作史的人就根据事实，来描绘有虞氏的德行。
陈栎说：“伯益辅佐大禹，是说天道虽然遥远，但德行可以感动；神明虽然幽深，但真诚可以感通。有苗也是人，难道有德行盛大、真诚至极而不能感动的吗？应当不烦劳用兵而自然归服。”
臣按：伯益辅佐大禹，所说的“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益处，这是天道”，如果就战争来说，小国如果能够节制谨慎，不敢放纵逸乐，就一定能得到大国以宾客之礼相待的益处；如果不这样，倚仗其强固，轻慢自以为是，那么大国有不能忍受的地方，就会谋划发动战争，损失就大了。大国如果能够包容覆盖，嘉奖善行而怜悯无能，一定能得到小国进贡的益处；如果不这样，倚仗其众多强大，不合礼法地侵犯欺凌，那么小国有不能忍受的地方，就会施展蜂虿般的毒害，难道能没有损失吗！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易经》所说的“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是天道的表现”。在上位的人，体察天道来爱护小国；在下位的人，奉行天道来侍奉大国，那么上下各自得到合适的位置，而战争就不会兴起了。
《旅獒》篇说：周武王能够攻克商朝，于是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西旅（西方蛮夷国名）进贡他们的獒犬（犬高四尺）。太保（召公奭）于是作了《旅獒》篇，用来训诫周武王说：“唉！英明的君王谨慎德行，四方蛮夷都归顺服从，无论远近，全都进献地方特产。”
蔡沈说：“九夷八蛮，是多的说法。武王攻克商朝之后，威德广泛覆盖，九州之外，蛮夷戎狄没有不翻山越海而来的。说‘开通道路’，大概是蛮夷前来朝拜，道路自然开通，并非武王有意开拓四方蛮夷、扩张疆土。”
臣按：德行而称为谨慎，大概是因为必须兢兢业业，不敢有片刻的放纵。谨慎德行而一定归结于英明君王，大概是因为人心虚灵不昧，才能知道所应谨慎的。那些昏迷蔽塞的人，哪里知道所应谨慎的呢？德行昏昧而不谨慎，那么即使在宫禁之中，左右使唤的人，有的会因此产生怨恨；京城之下，百官百姓众多，有的会因此激起愤怒。何况四海之外，九夷八蛮的远方，而能让他们前来朝拜呢？所以君主的德行，不可以不明。既然明白了，尤其不可以不谨慎。所以在天下彰显明德的人，应当如何下功夫？《大学》说：“想要使意念真诚，先要获得知识。”
《鲁颂》说：“那飞翔的鸱鸮（恶声之鸟）聚集在泮水边的树林，吃我的桑葚（桑实），怀念它美好的声音。”觉悟了的淮夷前来进献他们的珍宝（宝），巨大的象牙，厚赠南方的黄金。
曹居贞说：“传文说：桑葚甘甜，鸱鸮改变声音。由此知道鸱鸮吃了桑葚，那么它的声音就变得美好。泮水边的树林有桑葚，鸱鸮来吃它。归给我美好的声音，那么淮夷受到泮宫教化的影响，难道有不改变面貌而柔顺归服的吗？”
臣按：泮水
之诗，説者以为鲁侯与羣臣燕饮泮宫而作。所谓淮夷之服，葢无此事，诗人颂祷愿望耳。虽然，学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敎化修，则义理明；义理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
译这首诗，解说的人认为是鲁侯与群臣在泮宫宴饮时所作。所谓淮夷臣服，大概没有这回事，只是诗人颂扬祈祷的愿望罢了。虽然如此，学校是修明推崇教化的地方。教化修明，那么义理就彰明；义理彰明，那么人心就稳固；人心稳固，那么士气就振作；士气振作，那么那些愚昧冥顽的人，也将惊惧感动，彻底归顺了。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逺，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公曰：“徳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耉曰：‘乆矣，天之无烈风雷▯，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王。
臣按：越裳重译来朝，可见周之徳及乎人；而其所以朝者，则曰：「乆矣，天之无烈风雷▯。」可见周之徳格乎天矣。
国语》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先王之训也，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谴责】不贡，告【以文辞告晓之】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増修于徳，无勤民于逺，是以近无不聼，逺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戎之二君】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示也】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危也】顿【败也】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言其立性淳朴】能帅旧徳而守终纯固【纯専固守而身不移】其有以御我矣。」王不聼，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无故兴万里之师，所费不知几何，而所得者仅四狼、四鹿而已。呜呼！损亿兆之财，弃千万人之命，所得不偿所失，而又使荒服之君由此而轻我中国，不复朝贡，则并其先世以来保世之具而失之，其所损又不但财而已。
论语》子曰：「葢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逺人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朱熹曰：「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内治修，然后逺人服。有不服，则修文徳以来之，亦不当勤兵于逺臣。按所谓文徳者，徳即《虞书》惟徳动天之徳，文即《禹贡》揆文教之文也。文徳与武功对，所谓文徳之修，即内治之有条理者是也。」
汉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疏曰：“虏今人畜度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平声】在陛下，岂宜固守文徳而隳其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平声】购赏，谕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匈奴之灭，不过数年。”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徳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徳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徳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乆而亡。’舍近谋逺者劳而无功，舍逺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徳者彊。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逺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茍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戴溪曰：「光武启中兴之运，悼斯民之涂炭，亲拯救而抚摩之初，遣冯异入闗，戒以征伐，非必屠城，要在还定安集之耳。复遣岑彭撃蜀，告以每一发兵髪动，皓白常欲置隗嚣、公孙述于度外。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务休息羣黎而巩固汉业。其肯遵高祖颠沛之畏涂，蹈武帝虚耗之覆辙，而舍近谋逺，争胜负于夷狄乎？故二将抗章比伐，诏引黄石公刚强柔弱之説而报之。帝王之道，然也。」
臣按：光武此诏，所谓有徳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徳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乆而亾。舍近谋逺者，劳而无功；舍逺谋近者，逸而有终。又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徳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与夫，人不自保，而欲逺事边外，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凡此皆药石之格言，无间古今，皆所同然也。后世人主，有欲勤兵于逺者，尚其鉴诸。
以上慎
译交阯以南有越裳国。周公摄政三年，制定礼乐，天下太平。越裳国通过三层翻译进献白雉，说：“路途遥远，山川险峻，使者无法直接沟通，所以经过多次翻译来朝见。”成王把白雉送给周公。周公说：“恩德没有施加于人，君子就不会接受他的礼物；政令没有施行于人，君子就不会使那人臣服。我凭什么得到这份赏赐呢？”越裳国的使者请求说：“我接受命令，我国的老寿星说：‘很久没有狂风雷暴了，莫非中原有圣人吗？如果有，为什么不前去朝见呢？’”周公于是把白雉归还给成王。
臣按：越裳国经过多次翻译前来朝见，可见周朝的恩德已经遍及人民；而他们朝见的原因，说是“很久没有狂风雷暴了”，可见周朝的恩德已经感通上天了。
《国语》记载，周穆王将要征讨犬戎，祭公谋父劝谏说：“先王的训诫是，有刑罚不祭祀，讨伐不祭祀，征讨不献享，谴责不朝贡，以文辞告晓不称王。因此有刑罚的法度，有攻伐的军队，有征讨的准备，有谴责的命令，有文告的辞令。颁布命令陈述辞令，如果对方还不来，那就再修明恩德，不要使百姓在远方劳苦，所以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现在自从大毕、伯士死后，犬戎按照职责来朝见天子。天子说：‘我一定要以不献享为由征讨他们，并且展示武力。’这恐怕是废弃先王的训诫，而使王位危险败坏吧？我听说犬戎树立敦厚，能够遵循旧有的恩德而始终纯固，他们有所抵御我们的办法。”穆王不听，于是征讨犬戎，得到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从此荒服之地的诸侯不再来朝见。
臣按：穆王征讨犬戎，无故兴兵万里，耗费不知多少，而所得的仅仅是四狼、四鹿而已。唉！损失亿万财富，抛弃千万人性命，所得抵不上所失，又使得荒服之地的君主因此轻视我们中国，不再朝贡，那么连祖宗以来保全世业的凭借都失去了，所损失的不仅仅是财富而已。
《论语》孔子说：“大概平均就没有贫穷，和睦就没有人少，安定就没有倾覆。像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服从，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已经招致来了，就使他们安定。”
朱熹说：“均指各得其分，安指上下相安。内部治理修明，然后远方的人服从。有不服从的，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也不应当使军队在远方劳苦。臣按：所谓文德，德就是《虞书》中‘惟德动天’的德，文就是《禹贡》中‘揆文教’的文。文德与武功相对，所谓修明文德，就是内部治理有条理的意思。”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请求和亲，不许。臧宫、马武上书说：“敌人现在人畜度过死亡，旱蝗赤地，疲惫困顿无力，抵不上中国一个郡的万里死命。悬在陛下，难道应该固守文德而败坏大事吗？现在命令将领临边，厚悬赏赐，告知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击他们的左边；发动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的羌胡，攻击他们的右边。这样匈奴的灭亡，不过数年。”诏书回复说：“黄石公记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是德，刚是贼；弱是仁的辅助，强是怨恨的归宿。’所以说：‘有德的君主用所乐来乐人，无德的君主用所乐来乐身。乐人的君主其乐长久，乐身的君主不久就灭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乱政多乱人。所以说：‘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暴的政令，虽然成功必定失败。现在国家没有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我保全，又想要远事边外吗？孔子说：‘我担心季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况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的事情，常常多失实。如果真的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难道不是最大的愿望吗？如果不是时候，不如息民。”从此将领们不敢再谈论兵事。
戴溪说：“光武帝开启中兴的运势，哀悼百姓的涂炭，亲自拯救抚摩之初，派遣冯异入关，告诫以征伐，不一定屠城，关键在于还定安集。又派遣岑彭击蜀，告知以每一发兵发动，皓白常欲置隗嚣、公孙绍于度外。自从陇蜀平定后，非警急未尝再言军旅，务求休息群黎而巩固汉业。他肯遵循高祖颠沛的畏途，蹈武帝虚耗的覆辙，而舍近谋远，争胜负于夷狄吗？所以二将抗章比伐，诏引黄石公刚强弱弱的说法而回复。帝王之道，就是这样。”
臣按：光武此诏，所谓有德的君主，用所乐来乐人；无德的君主，用所乐来乐身。乐人的君主，其乐长久；乐身的君主，不久就灭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又说：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的君主安，贪人之有的君主残。与夫，人不自我保全，而想要远事边外，传闻的事情，常常多失实。凡此都是药石的格言，无论古今，都是相同的。后世君主，有想要使军队在远方劳苦的，尚且以此为鉴。
以上慎
周礼》懐方氏掌来逺方之民，致方贡，致逺物，而送逆之，逹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
郑▯曰：「怀来也，逺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谕徳延誉以来之。」
王昭禹曰：「致方贡，则逺方所贡之物，若西旅底贡厥獒是也；致逺物，则致逺方所献之物，所谓无有逺迩，毕献方物是也。逺方之有贡，犹六服之贡，则世一见，各以其所贡之寳为挚是也；逺方有所献之物，犹六服诸侯之献国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来，以为之礼也；逹之以节，逹民以旌节，逹贡物以玺节也。治其委积，所以备其用也；治其馆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饮食，所以顺其嗜好也。」
臣按：成周设官，以待外夷之来朝贡者，逹之以节，则其往来闗津道路之间，无有留难淹滞之阻，即今给驿劵也。治其委积馆舍饮食，则其日用居止饩廪刍秣，而无饥寒困乏之忧，即今之馆驿廪给及有司餽送是也。凡若此者，皆所以怀逺人也。名官而谓之怀方氏，岂无意也？
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谓蕃国之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説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賔，则协其礼与其辞言，传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賔相之。
郑▯曰：「通外国之言者曰象胥。凡其出入送逆之礼、节币帛、辞令而摈相之，从来至去，皆为相而诏侑其礼仪也。」
朱申曰：「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国，遣使来朝贡，不晓中国言语，故象胥传王言而开谕、解説之。如此则逺人之心和而不乖，亲而不疏也。若蕃国之君，世一见之，其礼不同于中国，象胥则敎之，使恊于礼。其言不通于中国，则传其言辞。出则送之，入则逆之，礼节以相接，币帛以致享，辞令以相与。」接賔曰：「摈赞礼曰相。」
臣按：外国之人，其拜揖进退、拜伏之礼，不同于中国。象胥掌教之，以中国之仪，用恊于礼也。夫上有所言，则象胥为之传导，而开谕晓説之，然后从而译其言，以达之于上焉。今制鸿胪寺设通事官，即周之象胥也。
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寳为挚。
郑▯曰：「九州之外，蕃服也。无朝贡之歳，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来耳。各以其所贵寳为挚，则蕃国之君无执玉瑞矣。所贵者，若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
礼记》：「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逹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郑▯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气使之然也。」方慤曰：「以言语之不通也，则必达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则必通其欲。必欲达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译则不可。故先王设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风俗之异于此，象言能仿象风俗之异于彼；鞮则欲别其服饰之异，译则欲辨其言语之异。《周官》通谓之象胥，而世俗通谓之译也。」
臣按：译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译其言语而已也。彼时外夷，犹未有字书。自佛教入中国，始有天竺字。其后回回、女直、防古、缅甸，其国人之黠慧者，各因其国俗，而自为一种字书。其来朝贡，及其陈説、辨诉、求索，各用其国书，必加翻译，然后知其意向之所在。唐宋以来，虽有润文译经，使之衔，然惟以译佛书而已。我文皇帝始设为八馆，曰西天，曰鞑鞑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缅甸，曰百夷。初以举人为之，其就礼部试，则以蕃书译其所作经义，稍通者得聮名于进士榜，授以文学之职，而译书如故。其后又择俊民，俾专其业，艺成会六部大臣试之，通者冠带，又三年授以官，葢重其选也。葢此一事，似缓而实急，似轻而实重。一旦外夷有事，上书来言其情，使人人皆不知其所谓，或知之而未尽，则我所以应之者，岂不至相矛盾哉？非惟失逺情，而或至启边衅者，亦有之矣。我文皇帝专设官以司之，其虑逺哉！
明堂位：「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靣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靣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靣南上；五狄之国
译《周礼》中，怀方氏负责招来远方的百姓，收取方国的贡品，招致远方的特产，并负责他们的送迎，用符节来传达命令，管理他们的物资储备、馆舍住宿和饮食。
郑玄说：“‘怀’是招来的意思，‘远方之民’指的是四方夷狄的百姓，通过宣扬德行、延揽声誉来招致他们。”
王昭禹说：“‘致方贡’，是指远方所进贡的物品，就像西旅进献大狗那样；‘致远物’，是指招致远方所献的物品，所谓无论远近，全都进献方物就是这样。远方有贡品，就像六服之地的贡品，每隔一代才来一次，各自以所贡的宝物作为见面礼；远方有所献的物品，就像六服诸侯进献国家的珍宝那样。‘送逆之’，‘送’是送往，‘逆’是迎来，以此作为礼仪；‘达之以节’，用旌节来传达对百姓的命令，用玺节来传达贡品。管理他们的物资储备，是为了预备他们的使用；管理他们的馆舍，是为了安定他们的居住；管理他们的饮食，是为了顺应他们的喜好。”
臣按：成周时期设置官职，以接待前来朝贡的外夷，用符节来传达命令，那么他们在往来关津道路之间，就不会有留难滞留的阻碍，这就是当今的驿券。管理他们的物资储备、馆舍和饮食，那么他们日常使用的居处、粮食和草料，就没有饥寒困乏的忧虑，这就是当今的馆驿廪给以及有关部门的馈赠。凡像这样的措施，都是为了怀柔远方的人。将官职命名为怀方氏，难道没有深意吗？
象胥掌管蛮、夷、闽、貉、戎、狄等国的使者【指藩属国的使者】，负责传达君王的话并开导解说，以此来和睦亲近他们。如果按时入朝为宾，就协调他们的礼仪和言辞，并传达给君王。凡是他们出入时的送迎礼节、币帛礼物、辞令应对，都由象胥作为宾相协助。
郑玄说：“通晓外国语言的人叫象胥。凡是他们出入时的送迎礼节、符节币帛、辞令应对，都由象胥作为摈相协助，从到来直到离去，都为他们做向导并劝勉其礼仪。”
朱申说：“八蛮、四夷、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国，派遣使者来朝贡，不懂中原的语言，所以象胥传达君王的话并开导解说。这样远方人的心就会和睦而不背离，亲近而不疏远。如果藩属国的君主，每隔一代来朝见一次，他们的礼仪不同于中原，象胥就教导他们，使符合礼仪。他们的语言不通于中原，就翻译他们的言辞。出朝时送他们，入朝时迎他们，用礼节来相接，用币帛来进献，用辞令来相互应对。”接引宾客叫“摈”，赞导礼仪叫“相”。
臣按：外国人，他们的拜揖进退、跪拜伏地的礼仪，不同于中原。象胥负责教导他们，用中原的仪制，使符合礼仪。君王有所言语，就由象胥为之传导，开导晓谕，然后翻译他们的言语，传达给君王。现在的制度中，鸿胪寺设有通事官，就是周朝的象胥。
大行人规定，九州之外称为藩国，每隔一代朝见一次，各自以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
郑玄说：“九州之外，是藩服之地。没有固定的朝贡年份，父亲去世儿子继位，以及新王即位时，才来一次。各自以所珍视的宝物作为见面礼，那么藩属国的君主就不手持玉瑞了。所珍视的，就像犬戎进献白狼、白鹿那样。”
《礼记》说：“中原与夷戎，五方之地的百姓，都有各自的性情，不可改变。五方之地的百姓，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要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东方叫寄，南方叫象，西方叫狄鞮，北方叫译。”
郑玄说：“五方百姓的性情不可改变，是地气使然。”方慤说：“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必须通达他们的志向；因为嗜欲不同，所以必须沟通他们的欲望。要想通达他们的志向、沟通他们的欲望，非寄、象、鞮、译不可。所以先王设置官职来掌管：‘寄’言能寄托风俗的差异于此，‘象’言能仿效风俗的差异于彼；‘鞮’是要辨别服饰的差异，‘译’是要辨析语言的差异。《周官》统称为象胥，而世俗统称为译。”
臣按：翻译语言的官职，自古就有。然而只是翻译他们的言语罢了。那时外夷，还没有文字。自从佛教传入中国，才开始有天竺文字。其后回回、女真、蒙古、缅甸，他们国家中聪明的人，各自根据本国习俗，自创一种文字。他们来朝贡，以及陈述、辩诉、求索时，各自使用本国的文字，必须加以翻译，然后才知道他们的意向所在。唐宋以来，虽然有润文译经使之衔，但只是用来翻译佛书罢了。我太祖皇帝开始设立八馆，叫西天、鞑鞑、回回、女真、高昌、西蕃、缅甸、百夷。起初由举人担任，他们在礼部考试时，就用番书翻译所作的经义，稍通者得以名列进士榜，授予文学之职，而翻译书籍如故。其后又选拔俊才，使他们专攻此业，技艺成后由六部大臣考试，通晓者赐冠带，又三年授予官职，大概是重视其选拔。大概这件事，看似缓慢而实际紧急，看似轻微而实际重要。一旦外夷有事，上书陈述其情，如果人人都不知其所指，或者知道了但未完全了解，那么我们应对他们，岂不是会自相矛盾吗？不仅会失去远方的实情，甚至可能引发边境争端，也是有的。我太祖皇帝专门设置官职来掌管此事，他的考虑真是深远啊！
《明堂位》说：“九夷之国，在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在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在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
孔頴达曰：「按《职方》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数不同者，文异尔九州之外，夷狄为四方蕃塞，每世一至，或新王即位，及其君嗣立，皆来朝也。」
陆佃曰：「九采之国，所谓要服、荒服欤？四塞即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也。」
陈澔曰：「夷、蛮、戎、狄，各从其方之门，而以右为尊。独南靣、东上者不然。方氏以为南靣疑于君，故与北靣者同其上也。」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
臣按：此古者蕃国君长来朝，入门立班之制。
中庸孔子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八曰柔远人也。」又曰：「柔逺人，则四方归之。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逺人也。」
朱熹曰：「往则为之授节以送之，来则丰其委积以迎之。」又曰：「逺人来至，去时有节以授之，过所在为照。如汉之出入闗者用繻，唐谓之给过所者是也。」
臣按《周礼》秋官环人所掌送逆邦国之通賔客，以路节达诸四方，送逆及疆，是则为之授节以送之也。地官遗人所掌邦之委积，以待賔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羇旅。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馆，▯馆有积。是则丰其委积以迎之也。旧注以柔逺人为蕃国，朱注始以为无忘賔旅。葢以九经之次，列于怀诸侯之上，以逺先近，非其序也。窃意成周盛时，环人、遗人之所掌，在于道路之间，非特为中国设也，则虽夷狄之经行者，亦为之送迎焉。况九经之名，其八者各有所指，而此通谓之人。意者凡逺去其家乡而出于道途，以朝京阙者，皆给之欤。
汉志，典客，秦官，掌归义蛮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此秦汉以来设官主掌蛮夷之始，所谓大行令，即《周礼》行人之职；译官，即《王制》所谓寄译之类也。考史，昭帝用苏武为典属国，亦掌夷狄之官，而《百官表》不载。臣以为汉大鸿胪，即今鸿胪寺卿；译官，即今通事之职；典属国，其今御前通事之武臣欤？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欵五原塞，愿朝。三年正月，诏有司议其仪。丞相御史曰：“单于朝贺，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让而不臣，此则羇縻之谊，谦亨之福也。《书》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如使匈奴后嗣卒有鸟窜鼠伏，阙于朝享，不为畔臣，万世之长防也。”天子采之，诏曰：“匈奴单于称北藩朝正朔，其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谒赞称臣而不名。”
荀悦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逺，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之议，僣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臣按：胡安国谓荀氏为此説，其知内外之防，明于驭戎之道。
唐志，主客郎中掌诸蕃朝见之事。殊俗入贡者，始至之州给牒，覆其人数，谓之边牒。蕃州都督、刺史视品给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辞，设会参曰设食。
臣按，外夷而来朝，给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唐志但谓之会，而不以宴名，葢不备燕享之礼也。然惟主之以礼部之属，而未尝专命大臣。后世乃或有用武将待之者，臣窃以为非宜。葢礼仪非武臣所宜预，将乃吾国之爪牙，止可使敌闻其名，不可使敌识其靣。设或有貎不掦，如裴度者，中虽有智，彼恶知之哉？或因此而藐我将相，闗系亦不小也。吁！武将且不可，况内侍乎？昔童贯初使辽也，辽人以为宋无人，因此以占宋人失政，而启其轻蔑之心，此前代之明鉴也。
鸿胪寺领典客、司仪二署，凡四夷君长，以蕃望高下为簿，朝见辨其等位。诸蕃封命，则执册而往。凡献物，皆各执以见。驼马则陈于朝堂，不足进者，州县留之。其属有典客署令，掌四夷归
译孔颖达说：“按照《职方氏》的记载：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六狄。《尔雅》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数目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文献记载有差异罢了。九州之外，夷狄作为四方的屏障，每代一次，或者新王即位，以及君主继位时，都来朝见。”
陆佃说：“九采的国家，大概就是所谓的要服、荒服吧？四塞就是指九夷、八蛮、六戎、五狄。”
陈澔说：“夷、蛮、戎、狄，各自从所在方位的门进入，并以右边为尊。只有南面、东上的情况不是这样。方氏认为南面疑似君主之位，所以与北面的人一样以上为尊。”四塞是九州之外的夷狄。
臣按：这是古代藩属国君长来朝见时，入门站立排班的制度。
《中庸》中孔子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其中第八条是安抚远方的人。”又说：“安抚远方的人，四方的人就会归附。送别远行的人，迎接到来的人，赞美善行而怜悯无能的人，这就是安抚远方的人的方法。”
朱熹说：“送别时授予符节，迎接时丰厚地准备物资。”又说：“远方的人到来，离开时授予符节作为凭证，经过的地方予以照应。就像汉代出入关隘使用繻帛，唐代称为给过所一样。”
臣按《周礼》秋官环人掌管送迎邦国的宾客，用路节通达四方，送迎到达边境，这就是授予符节送别他们。地官遗人掌管国家的物资储备，以接待宾客，郊野的物资储备，以接待旅客。十里设有庐舍，庐舍提供饮食；三十里设有宿处，宿处有物资；五十里设有市场，市场有馆舍，馆舍有积蓄。这就是丰厚准备物资迎接他们。旧注认为安抚远方的人是指藩属国，朱注才开始认为是不忘记旅客。大概因为九经的顺序，列在怀柔诸侯之上，以远先近，不符合次序。我私下认为成周盛世时，环人、遗人所掌管的，在于道路之间，不仅仅是为中国设立的，即使是夷狄经过的，也为他们送迎。况且九经的名称，其他八条各有指代，而这一条通称为人。大概凡是远离家乡而出现在道路上，来朝见京城的人，都给予供给吧。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典客，是秦朝的官职，掌管归顺的蛮夷。景帝改名为大行令，武帝改名为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
臣按，这是秦汉以来设置官职主管蛮夷的开始，所谓的大行令，就是《周礼》中行人之职；译官，就是《王制》所说的寄译之类。考察史书，昭帝任用苏武为典属国，也是掌管夷狄的官职，而《百官表》没有记载。我认为汉代的大鸿胪，就是现在的鸿胪寺卿；译官，就是现在通事的职务；典属国，大概是现在御前通事的武臣吧？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抵达五原塞，愿意朝见。三年正月，下诏让有关部门商议礼仪。丞相御史说：“单于朝贺，应该像诸侯王一样，位次在下面。”萧望之认为：“单于不是正朔所加，所以称为敌国，应该用不臣的礼节对待，位次在诸侯王之上。外夷稽首称藩，中国谦让而不以臣下对待，这就是羁縻的道义，谦和亨通的福分。《尚书》说：‘戎狄荒服’，是说他们来归服时忽远忽近没有常度。如果让匈奴后代突然像鸟飞鼠窜一样，缺于朝贡，也不算是叛臣，这是万世的长远防备。”天子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说：“匈奴单于称北藩朝见正朔，用客礼对待他，让单于位次在诸侯王之上，谒赞称臣而不直呼其名。”
荀悦说：“春秋的道义，王者没有外域，想要统一天下。戎狄道路遥远，人迹隔绝，所以正朔不及，礼教不加，并不是尊重他们。《诗经》说：‘从那些氐羌，没有敢不来朝王的。’所以要荒之地的君主，必定奉王贡。如果不供职，就有辞让号令加在他们身上，并不是敌国的说法。”萧望之的议论，僭越失序，扰乱天常，不符合礼制。
臣按：胡安国说荀氏提出这个说法，他懂得内外的界限，明白驾驭戎狄的方法。
《唐书》记载，主客郎中掌管各藩属国朝见的事宜。不同风俗的人入贡，刚到达的州发给文书，核查人数，称为边牒。藩州都督、刺史按品级给予衣冠、裤褶。刚到达和辞别时，设会参称为设食。
臣按，外夷来朝见，给予衣冠宴饮，自古都是这样。然而《唐书》只称为会，而不以宴命名，大概是不具备燕享的礼节。然而只是由礼部的属官主持，而没有专门任命大臣。后世有时有用武将接待的，我私下认为不合适。大概礼仪不是武臣应该参与的，将帅是我国的爪牙，只可以让他们听到名字，不可以让他们认识面孔。假设有貌不扬的人，像裴度那样，心中虽然有智慧，他们怎么知道呢？或许因此轻视我们的将相，关系也不小啊。唉！武将尚且不可以，何况内侍呢？从前童贯初次出使辽国，辽国人认为宋朝没有人，因此占据宋朝失政，而开启轻蔑之心，这是前代的明鉴。
鸿胪寺统领典客、司仪两个署，凡是四夷君长，以藩望高低为簿册，朝见时辨别他们的等级位次。各藩属国的封命，就拿着册命前往。凡是献物，都各自拿着来见。驼马则陈列在朝堂，不足以进献的，州县留下。其属官有典客署令，掌管四夷归
化、朝贡、酋渠首领朝见者，给廪食。病则遣医给汤药，防则给以所须。还蕃赐物，则佐其受领，教拜谢之节。
译对于前来朝贡、朝见的酋长和首领，供给他们粮食。生病就派遣医生并提供汤药，防范疾病则供给所需物品。返回部落时赏赐物品，就协助他们接收，并教导他们拜谢的礼节。
臣按：唐人之待蕃夷之朝贡者，既有宴赐、资给，其不幸而病及防者，亦有给赐焉。
宋设鸿胪寺，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賔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
臣按唐宋俱有诸蕃封册之礼
四夷君长来朝，先遣使迎劳于▯馆。次日奉见于乾元殿，设黄麾仗及宫悬大乐。典仪设君长位于悬南道西北阿，又设其诸官位于后。所司引其国君，服其国服，至明徳门外。通事舍人引就位，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即御位。典仪赞拜，国君拜稽首。侍中承制降劳，皆再拜稽首复位。次引其国诸官，以次入就位，拜如仪。其赐宴与受诸国使表及币，皆有仪具，载《开寳通礼》。元丰八年夏，使来，诏夏国使见辞仪制，依嘉祐八年见于皇仪殿门外辞，诣垂拱殿。
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阯次，海外蕃客次，蛮夷。
臣按：采人外夷，朝见皆于别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辞见者，亦有次第。葢朝廷之于外夷，不能无厚薄，同时待之而各异其礼，固非一视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启其忿忿不平之心也。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诸国皆因文泰请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徴諌曰：「昔光武不聼西域送侍子，置都防，以为不以蛮夷劳中国。前者文泰之来，縁道供亿甚苦，若诸国皆来，将不胜其▯。姑聼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则可矣。傥以賔客遇之，非中国之利也。」时所使人已行，上遽止之。
臣按：人君行事，当务实，不可徇虚名。蛮夷慕义而朝，固是美事，然其中亦有贪中国货物而假以朝贡为名者，不可不知也。所以待之者，要在得其轻重之宜，既不为所欺绐，而又不失其礼，可也。
宋哲宗元祐中学士院言：诸蕃初入贡者，请令安抚、钤辖、转运等司体问其国所在逺近、大小，与见今入贡何国为比，保明闻奏，庻待遇之礼不致失当。
臣按：诸蕃初入贡者，前此未有体例，因其所言而制为礼节，欺无失矣。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休屠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乗迎之，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右内史汲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敝中国之人乎？”上黙然。及浑邪王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五百余人。黯请间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絶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今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飬，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闗乎？陛下纵不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防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臣按：此以外夷来降，罢敝中国，虽与朝贡者不同，然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为生民扰害，亦往往有类此者。汲黯论匈奴来降，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臣窃以为外夷朝贡而不为之节制，则是慕虚名而受实害也。况后世人心不古，非独中国为然，而外夷尤甚。彼其所以梯山航海而来者，慕华向义之心，固不能无，然亦多有贪中国之货物而欲以转货他国，以取厚利者，此亦不可不知也。今宜为之制，随其地逺近，立定年限，亦如宋朝立回赐于阗国信分物法，所遣使虽多，止一加赐，又命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嵗聼一入贡，余令于熈秦州贸易。及元丰着令，西南五姓蕃毎年许一贡，期限不及者不许。如此则朝廷既得懐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罢敝于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礼部尚书蘓轼言：「高丽人毎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餽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餽遗外，了无丝毫之利。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
译臣按：唐朝对待前来朝贡的蕃夷，既有宴饮赏赐、资助供给，那些不幸生病或到达边境防区的，也有赏赐。
宋朝设立鸿胪寺，掌管四方夷狄朝贡、宴饮慰劳、赏赐、送迎等事务。凡是四方夷狄的君长使者来朝见，辨别他们的等级地位，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授予馆舍，并颁布觐见辞别、赏赐、宴饮的仪制。告诫有关部门提前准备。有贡物的，就统计其数量，上报四方馆，引见进献。各蕃国的封册，就执行其礼仪任命。
臣按：唐宋都有对各蕃国封册的礼仪。
四方夷狄的君长来朝，先派遣使者到〇馆迎接慰劳。第二天在乾元殿奉见，设置黄麾仪仗及宫悬大乐。典仪在悬南道西北角设置君长的位置，又在其后设置其官员的位置。有关部门引导该国君主，穿着本国服饰，到达明德门外。通事舍人引导就位，皇帝穿着通天冠、绛纱袍，登上御位。典仪赞导拜礼，国君行拜稽首礼。侍中秉承皇帝旨意降阶慰劳，都再次行拜稽首礼后复位。接着引导该国官员，依次进入就位，拜礼如仪。赐宴以及接受各国使者的表章和币帛，都有详细的仪制，记载在《开宝通礼》中。元丰八年夏天，使者来朝，诏令夏国使者觐见辞别的仪制，依照嘉祐八年觐见皇仪殿门外辞别，前往垂拱殿。
凡是蕃使觐见辞别，同日的，夏国在先，高丽次之，交阯再次之，海外蕃客又次之，蛮夷最后。
臣按：接纳外夷，朝见都在别殿，不在常朝的地方。同日辞见的，也有先后次序。大概朝廷对待外夷，不能没有厚薄之分，同时接待却给予不同的礼遇，固然不是一视同仁的做法，也担心因此激起他们愤愤不平之心。
唐太宗贞观四年，高昌王麴文泰来朝，西域各国都通过麴文泰请求朝见。皇上命令麴文泰派人去迎接他们。魏徵劝谏说：“从前光武帝不听从西域送人质，设置都护府，认为不应该因为蛮夷而劳累中国。先前麴文泰来朝，沿途供应非常艰苦，如果各国都来，将承受不了这种〇。暂且允许他们商贾往来，与边民交易就可以了。如果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不是中国的利益。”当时所派使者已经出发，皇上急忙阻止。
臣按：君主行事，应当务实，不可追求虚名。蛮夷仰慕道义而来朝，固然是美事，但其中也有贪图中国货物而假借朝贡名义的，不可不知道。所以对待他们，关键在于掌握轻重适宜，既不被他们欺骗，又不失礼，就可以了。
宋哲宗元祐年间，学士院上言：各蕃国初次来贡的，请求让安抚、钤辖、转运等司查访该国距离远近、大小，与现在来贡的哪国相比，核实后上报，以便待遇之礼不至于失当。
臣按：各蕃国初次来贡的，此前没有先例，根据他们所说的情况制定礼节，就不会有失误了。
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率领部众来降。汉朝出动两万辆车迎接他们，官府没有钱，向百姓赊借马匹。有的百姓藏匿马匹，马匹不足，皇上发怒，想要斩首长安令。右内史汲黯说：“长安令无罪，只斩我汲黯，百姓才肯拿出马匹。况且匈奴背叛其君主而降汉，汉朝慢慢按县次传递他们，何至于让天下骚动，使中国百姓疲敝呢？”皇上沉默不语。等到浑邪王到达，与商人做买卖的被判死罪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请求单独进见说：“匈奴攻打当路，断绝和亲，中国兴兵讨伐他们，死伤的人不可胜计，费用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到胡人，都当作奴婢，赐给从军死事者的家属。现在反而空虚府库赏赐，征发良民侍奉供养，好比奉养骄纵的儿子。愚民哪里知道在长安城中买卖物品，而文吏却以非法携带财物出边关的罪名绳之以法呢？陛下即使得不到匈奴的资助来答谢天下，又以防禁条文杀死五百多个无知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庇护叶子而伤害枝条，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采取这种做法。”
臣按：这是以外夷来降，使中国疲敝，虽然与朝贡者不同，但后世外夷入贡，经过郡县，扰害百姓，也往往有类似的情况。汲黯论述匈奴来降，说是庇护叶子而伤害枝条。臣私下认为外夷朝贡而不加以节制，就是追求虚名而遭受实害。况且后世人心不古，不仅中国如此，外夷尤其严重。他们之所以翻山越海而来，仰慕中华、向往道义之心，固然不能没有，但也多有贪图中国货物而想要转运他国，以获取厚利的人，这也不可不知道。现在应当为他们制定制度，根据他们距离的远近，确定年限，也如宋朝制定回赐于阗国信物分配法，所派遣的使者虽多，只加赐一次，又命令于阗国使者带着表章到达，则隔年允许一次入贡，其余令其在熙秦州贸易。以及元丰年间制定法令，西南五姓蕃每年允许一次入贡，期限未到者不许。这样朝廷既得到了怀柔外夷的方法，而我们的百姓也不至于在道路上疲敝了。
宋哲宗元祐年间，礼部尚书苏轼上言：“高丽每次入贡朝廷，以及淮浙两路赐予、馈赠、宴劳的费用，大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扰行市，调发人船的费用，不在其中。除官吏得到少许馈赠外，毫无丝毫利益。所得贡献，都是玩好无用之物，
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也。今来直牒国子监収买诸般文字，内有防府元▯歴代史及勅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下礼部防详。谨按《汉书》：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神信物恠，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竒防，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与。诏从之。臣窃以为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闻河北▯塲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
译然而所耗费的都是国库粮仓中的实物，是百姓的脂膏心血。如今直接发文给国子监，购买各种书籍，其中包含边防府库原本收藏的历代史书以及朝廷的法令制度。国子监知道这样做不妥当，便向都省申报，都省又下达给礼部详细审议。恭敬地查考《汉书》记载：东平王来朝见，上疏请求诸子百家著作以及太史公的《史记》，当时的大臣认为诸子百家的书有的违背经典学术，不尊崇圣人，有的宣扬鬼神怪异之物；太史公的《史记》中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权谋诡诈之策，汉朝初年谋臣的奇谋异策，以及天象灾异、地形险要关塞等内容，这些都不应该让诸侯王拥有，不能赐予。皇帝下诏听从了大臣的意见。臣私下认为，东平王是皇室骨肉至亲，只是作为藩臣备位而已，尚且不能赐予，何况是海外的夷狄呢？臣听说河北边境严禁文书流出，法令非常严格，只是因为契丹的缘故。现在高丽与契丹有什么不同呢？
臣按：今四夷之好书籍者，惟安南与朝鲜。朝鲜恭顺朝廷，岁时觐聘，礼节无失。所经过郡县无多，而货买止于京师。安南入贡虽疏，然经行道路几至万里，沿途随处得以市买。且宋朝书籍版本俱在国子监，今书籍处处有之。请自今外夷有来朝贡者，非有防，不得与交易。而于书籍一事，尤宜严禁。彼欲得之，许具数以闻，下翰林院防详可否，然后与之。
大学衍义补巻一百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驭外蕃
征讨绥和之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高宗伐▯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程頥曰：高宗，商之高宗也。天下之事，既济而逺伐，暴乱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若骋威武，忿不服，贪土地，则残民肆欲也。三年克之，见其劳惫之甚。
朱熹曰：「三年克之，言其乆而后克戒，不可轻动之意。」郑汝谐曰：「以高宗之盛，而伐▯方，犹三年而后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启多事之源乎？无事之世，舍内治而幸邉功者，皆小人启之也。」
臣按：先儒谓「威武可及，而以救民为心，乃王者之事也」。唯圣贤之君，则可。高宗，商中兴之君，虽不至于圣，亦不可不谓之贤君也。其所伐之▯方，意其人必有可伐之罪，不得已而兴师以吊民。然而不急近功，不用非人，是以兵虽乆用，而处之者有道，不至于罢敝中国。师虽逺出，而任之者得人，不至于别生他变。后世以帝王之师为吊伐之举者，必须事出乎万全，非万全不可举也。是故于未济之初，审几而缓进；于既济之后，择人而任用。
虞书》帝曰：“咨！禹，惟时有苖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羣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聼朕命。蠢兹有苖，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徳。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臣按：此万世中国帝王征讨蛮夷之始。葢夷有四，而居南方者谓之苖。苖民弗循正理，故帝舜遣禹征之。由此一事而观，可见唐虞之世，非独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亦与后世不同也。何也？后世之征伐四夷，皆以其侵轶我边境，戕贼我生灵，以故兴师讨之。而帝舜之命禹、大禹之誓众，则惟数有苖之罪，所谓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徳，责其行己之不循正道也。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责其用人之不循正道也。民弃不保，责其不循正道以恤民而致其怨。天降之咎，责其不循正道以奉天而召其怒。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尝有一言而及国家疆埸之事。呜呼，此所以为帝王之师也欤？
诗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栖栖【皇皇，不安之貎】戎车【兵车】既饬【整也】四牧骙骙【强貌】载是常服【戎事之常服】玁狁孔【甚也】炽【盛也】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朱熹曰：「六月，建未之月也。成康既没，周室渐衰，八世而玁狁见侵，逼近京邑。宣王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诗以序其事，如此。《司马法》冬夏不兴师』，今乃六月而出师者，以玁狁甚炽，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国也。」
谢枋得曰：「戎车曰既饬，则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无一物不整齐矣。四牧曰骙骙，则无一马不精强矣。曰载是常服，则无一衣一裳不经▯检矣。」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先王之法，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之者，许之，先发而后闻。其急如此。今玁狁内侵，不得已而应之，虽六月出师，而人不以为暴者，知其过之不在于君上。葢以为所以劳我者，乃所以安我也。」
其第四章曰：「玁狁匪茹【度也】整居焦【地名】获【地名】侵镐【地名】及方【朔方】至于泾阳【言其深入为冦】织【帜同】文鸟章【鸟▯之章】白斾【继旐】央央【鲜明貌】元戎【戎车】十乗，以先启【开也】行【道也，启行犹言发程】
朱熹曰：「言玁狁不自量
译臣按：如今喜爱书籍的四方夷狄，只有安南和朝鲜。朝鲜恭敬顺从朝廷，按时节朝觐聘问，礼节没有缺失。他们经过的郡县不多，而且购买货物只限于京城。安南入贡虽然稀疏，但经过的道路几乎达到万里，沿途随处都可以买卖。况且宋朝的书籍版本都在国子监，如今书籍到处都有。请求从今以后，外夷有来朝贡的，除非有防备的需要，不得与他们交易。而在书籍这一件事上，尤其应当严格禁止。他们想要得到书籍，允许他们列出数目上报，下达翰林院详细审议是否可行，然后才给他们。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驾驭外蕃
征讨与安抚的意义【上】
《周易·既济》九三爻辞：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它，不可任用小人。程颐说：高宗，是商朝的高宗。天下的事情，已经安定却去远征，是暴乱的行为。威武可以到达，而以拯救百姓为心意，这才是王者做的事。只有圣贤的君主才可以这样做，如果炫耀威武，愤恨不服从，贪图土地，那就是残害百姓、放纵欲望了。三年才攻克它，可见其劳苦疲惫到了极点。
朱熹说：“三年才攻克它，是说时间很久才攻克，告诫不可轻易发动战争的意思。”郑汝谐说：“凭借高宗的强盛，讨伐鬼方，还用了三年才攻克，难道可以任用小人而开启多事的源头吗？太平无事的时代，舍弃内部治理而侥幸追求边境战功的，都是小人挑起的。”
臣按：先代儒者说“威武可以到达，而以拯救百姓为心意，才是王者做的事”。只有圣贤的君主才可以这样做。高宗是商朝中兴的君主，虽然达不到圣人的境界，也不能不说是贤明的君主。他所讨伐的鬼方，想必其人一定有可讨伐的罪过，不得已才兴师以安抚百姓。然而他不追求眼前的功利，不任用非贤之人，所以军队虽然长期征用，但处理事务有法度，不至于使中原疲敝。军队虽然远征，但任用的人得当，不至于产生其他变故。后世以帝王之师进行吊民伐罪之举的，必须事情出于万全之策，不是万全就不能行动。因此在局势未定之初，要审慎观察时机而缓慢进军；在局势安定之后，要挑选人才而加以任用。
《虞书》帝说：“咨！禹，现在有苗不服从，你去征讨。”禹于是会合诸侯，在军队中誓师说：“众多的将士，都听我的命令。蠢笨的有苗，昏庸迷乱不恭敬，傲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在民间，小人在朝堂，百姓被抛弃得不到保护。上天降下灾祸，所以我率领你们众将士，秉承天意讨伐有罪之人。你们要集中心力，才能建立功勋。”臣按：这是万世以来中国帝王征讨蛮夷的开始。大概夷狄有四种，居住在南方的是有苗。有苗百姓不遵循正道，所以帝舜派遣禹去征讨。从这件事来看，可见唐虞时代，不仅政教与后世不同，其征伐也与后世不同。为什么呢？后世征伐四夷，都是因为侵犯我的边境，残害我的百姓，所以兴师讨伐。而帝舜命令禹、大禹誓师众将，只是列举有苗的罪过，所谓昏庸迷乱不恭敬，傲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乱德行，是责备他们个人行为不遵循正道。君子在民间，小人在朝堂，是责备他们用人不遵循正道。百姓被抛弃得不到保护，是责备他们不遵循正道来体恤百姓而招致怨恨。上天降下灾祸，是责备他们不遵循正道来侍奉上天而招致愤怒。大概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曾有一句话涉及国家疆域之事。唉，这就是帝王之师的原因吧？
《诗经》序言：《六月》，是周宣王北伐的诗。其首章说：“六月奔波忙碌，兵车已经整治，四方的马匹强壮，穿着军中的常服，玁狁非常猖獗，我因此紧急，君王出征，以匡正王国。”
朱熹说：“六月，是建未之月。成王、康王去世后，周王室逐渐衰微，八代之后玁狁进犯，逼近京城。宣王即位，命令尹吉甫率领军队讨伐他们，有功而回。诗人作诗以叙述其事，如此。《司马法》说‘冬夏不兴师’，如今却在六月出兵，是因为玁狁非常猖獗，事情危急，所以不得已君王在此时出征，以匡正王国。”
谢枋得说：“兵车说已经整治，那么车马器械、士卒、马牛没有一样不整齐了。四方的马匹说强壮，那么没有一匹马不精壮了。说穿着常服，那么没有一件衣服不经过检验了。”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说：“先王的法度，天下有大变，诸侯有能讨伐的，允许他，先发兵而后报告。紧急到如此地步。如今玁狁内侵，不得已而应对，虽然在六月出兵，但人们不认为这是暴虐，因为知道过错不在于君主。大概认为所以劳累我们的，正是所以安定我们的。”
其第四章说：“玁狁不自量力，驻扎在焦获，侵犯镐京及朔方，直到泾阳，说他们深入为寇。旗帜上有鸟的图案，白色的旗帜鲜明，大车十辆，以先行开路。”
朱熹说：“说玁狁不自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