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五

译关乎国家安危的重任，职位亲近的人容易受到习气的沾染，但其关系天下根本这一点是相同的。职位虽有大小，但治理国家、安定民生、教化熏陶都依赖于此，知道这些职位的美好而更加忧虑，大概就不会让不合适的人担任了。林之奇也说：三宅固然不可不得人，然而进见有时，像虎贲、缀衣这类人，则早晚与君王相处，最为亲近密切，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在内被遮蔽，大臣虽然贤能，又能施展什么力量呢【缀衣即如今内司设、尚衣等监的职务；虎贲即如今锦衣卫的职务】唉！有大臣治理国家的政务，有亲臣在君王身边，这两者都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君王左右所听所见，没有不是正理；国家任用所施行所推行的，没有不是仁政。任用官员如此，天下难道还有不治的道理吗？

译《礼记·王制》说：“凡是选拔百姓中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必须先进行考评，考评辨别清楚之后才让他任职，让他承担事务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予俸禄。”臣按：这是古代任用官员的方法。百姓没有谁没有才能的，关键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然而百姓生活在民间，人数众多，如果在上位者事先没有对他们进行评论考核，又怎么能知道他们的才能而加以任用呢？后世只凭资历任用官员，查考簿册上的年月次序，不再有先王考评辨别的意思，这就是任用不得其人，而治理成效不如古人的原因。

《缁衣》篇说：“大臣不被亲近，百姓就不安宁，这是因为忠诚和敬意不足，而富贵已经过度了。大臣不治理政事，而近臣就私下相互勾结。所以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们是百姓的表率。近臣不可不慎重，因为他们是百姓遵循的途径。君主不要用近臣去谋划大臣的事，不要用远臣去议论近臣的事，不要用内臣去图谋外臣的事，这样大臣就不会怨恨，近臣就不会嫉妒，而远臣就不会被遮蔽了。”

孔颖达说：“大臣离心离德，不与君主亲近。政教烦琐苛刻，百姓不安宁。这是臣子对君主不忠诚，君主对臣子不敬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君主与臣子的富贵已经过度。大臣不肯为君主治理职事，是因为近臣与君主私下勾结。君主不要与小臣谋划大臣的事，不要用远臣议论近臣的事，不要用内臣图谋外臣的事。之所以这样，是担心各自结成朋党，彼此交争，互相陷害，所以不让他们图谋。如果能这样做，那么内外情意相通，大小意见一致。大臣就不会怨恨君主，近臣就不会被人非毁，远臣就不会被遮蔽了。”

臣按：先儒说这一章讲的是大臣不被信任而小臣相互勾结，是国家的重大祸患。大概大臣的职责，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任用他们就应当信任他们。身居其位却不亲近信任他们，那么下面的人就知道他们不被君主亲近信任。因此命令他们而不听从，制约他们而不顺服。这就是百姓不安宁的原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臣子对君主的忠诚不足，君主对臣子的敬重不足，只是用富贵来豢养他们以至于过度罢了。君主用富贵豢养臣子，臣子用富贵豢养自己。在下位的人不知道尽忠来开启君主的敬重，在上位的人不再敬重来招致下位的忠诚。双方背离，不相亲近信任。这样大臣就不能治理政事，受宠幸的小臣相互勾结，而大臣的权柄反而被他们夺走了。所以君主对大臣一定要敬重，而不可轻视，因为他们关系到国家的治乱，是百姓仰望作为仪表的人。对近臣一定要慎重，而不可忽视，因为他们关系到君主的喜好厌恶，是百姓遵循的途径。敬重大臣，大臣就能治理政事；慎重近臣，近臣就不会相互勾结。不用小臣谋划大臣的事，大臣就不会怨恨；不让远臣离间近臣，近臣就不会嫉妒君主；不让左右宠幸的臣子图谋四方效力的贤士，远臣的贤能就不会被近臣所遮蔽。先儒说“小谋大，远言近，内图外”这三者，是任用臣子的重大祸害。臣私下认为“远言近的情况占百分之一二，小谋大的情况占十分之三四，内图外的情况占十分之八九”。君主在任用人的时候，如果真的能亲近信任大臣而敬重他们，审慎选择近臣而慎重对待他们，那么辅佐的官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选，而耳目就不会被人所遮蔽了。唉！怎么能不深思呢！

以上论述总论任用官员的道理

整顿百官

确定职官的等级

《舜典》记载帝舜说：“咨！你们二十二人，要恭敬啊！只有这样才能胜任上天的功业。”

朱熹说：“二十二人，是四岳、九官、十二牧。《周官》说：内部有百揆和四岳，外部有州牧和侯伯。大概百揆是用来统领众官的；而四岳是用来统领十二牧的。”

臣按：天下广大，不止一方。而在国都之中、朝廷之上统领根本，必须君主在上方总揽治理，臣子在下方分理治理，然后事情才有纲纪，百姓才有依靠，天下才能平定。然而君主只有一个人，所统领的地方不止一处，所治理的百姓不止一人，所处理的事情不止一类。一定要做到事理通达、百姓安宁，而没有一处不到，如果不设立官员来分理，是不能做到的。从唐尧虞舜的时代，就已经设立二十二人来分理天下。内部有九官，由百揆统领；外部有十二牧，由四岳统领。舜帝咨询任命九官时，对每个人分别致辞，根据他们的职责表达告诫勉励的意思。对于十二牧，则对所有人共同致辞。他们所分管的地区虽然不同，但任命他们为民服务的意图，却没有不同。大概上天设立君主作为百姓的父母，君主设立官员作为自己的臣子，无非都是为了这些百姓罢了。上天生育百姓，不能让他们自己治理，而托付给君主；君主承受天命，不能独自治理，而寄托给臣子。那么臣子所治理的，就是君主的事；君主所治理的，就是上天的事。帝舜在继承大位、宣告摄政之后，首先询问四岳，其次咨询十二牧，然后才轮到百揆九官，难道不是因为百揆九官所治理的是事务，而四岳十二牧所管辖的是百姓吗？凡是朝廷之间，百官庶务，哪一件不是为了百姓呢？帝舜既分别任命了他们，又总体告诫他们，而最终归结于“钦哉惟时亮天功”这一句话，以表明臣子的事就是君主的事，君主的事就是

译百姓的事务，就是上天的事务。我朝在中央设立六部，就相当于虞朝时期的九官；在地方建立十三布政使司，就相当于虞朝时期的十二牧。名称虽然不同，但所管理的事务是一样的；地域虽然不同，但分地治理的意图是相同的。它们所确立的制度，所彰明的纲纪，确实可以作为万世的典范。

译《尚书·说命》中，傅说进言于商王说：“唉！贤明的君王遵循顺从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设立天子、诸侯，并由大夫、师长辅佐承继，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

蔡沈说：“贤明的君王遵循顺从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设立天子、诸侯，并由大夫、师长辅佐承继，制定君臣上下的礼仪，以尊贵者统御卑下者，以下位者奉承上位者，这并非为了君王一人安逸享乐的计划，只是为了治理百姓罢了。”熊禾说：“贤明的君王遵循顺从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设立天子、诸侯，并由大夫、师长辅佐承继，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这话真是至极啊，是千万代为人君者的明鉴。夏桀正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商汤在鸣条起兵讨伐他；商纣正因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周武王在孟津设防讨伐他。师旷对晋侯说：“上天爱护百姓太深切了，难道会让一个人凌驾于百姓之上，放纵他的淫欲，而抛弃天地赋予的本性吗？为人君者听到这话，可以感到恐惧警惕了！”

臣按：上天设立君王，君王奉承上天。上天本来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缘故而设立那个人作为君王，君王也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缘故而设立他作为诸侯、大夫、师长。君王应当遵循顺从天道，臣子应当承奉顺从君命。上天的道在于养育百姓，君王的命令也在于养育百姓。君王知道上天之道是为了百姓而设立我作为君王，就一定会爱护上天所生的百姓，而不残暴地对待上天所生的人，不耗尽他们的力气，不竭尽他们的财物，来作为自己的私奉。臣子知道君王的命令是为了百姓而设立我作为诸侯、大夫、师长，就一定会体恤君王所托付的百姓，而不敢残暴地对待君王所托付的人，不耗尽他们的力气，不竭尽他们的财物，来作为自己的私用。君王奉承上天而顺从它，臣子承奉君王而执行它，那么百姓就没有不得到安顿的了。这就是上天设立君王，而贤明君王顺从天道，确定职官来为百姓办事的大意大概如此。世上做君臣的人，怎么能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呢！

《周礼》记载，唐尧虞舜考察古制，设立官职只有百个，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只有和谐，万国都安宁。夏商两代官职加倍，也能用来治理。贤明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的多寡，只看重是否得到合适的人选。

蔡沈说：“百揆、四岳，在内部总领治理；州牧、侯伯，在外部总领治理。内外相互承继，体制不乱，所以各种政务只有和谐，而万国都安宁。夏商之时，世事变化，事务繁杂，观察其防范与通达，制定其繁简，官职数量加倍，也能用来治理。贤明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的多寡，只看重得到合适的人罢了。”

臣按：这是唐尧、虞舜、夏、商四代的官制，就是上文所说的“在混乱未发生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危亡未出现前保卫国家”的事情，是贤明君王建立政事的原因。大概官职不在于多，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得到合适的人，那么一个人可以兼任几个人的事务；得不到合适的人，即使聚集几个人，也不如得到一个人。所以唐尧虞舜的官职只有百个而能治理，接着夏、商加倍为二百，也能用来治理，因此用来保卫国家，用来制定治理措施。所以上下相互承继，内外相互维系，而永远没有危亡混乱的祸患吗？【以上总论设立官职】

《尧典》记载，尧能够彰明俊杰的德行，来亲近九族。

《周礼》记载，少宗伯掌管三族的区别，来辨别他们的亲疏。

陈傅良说：“《尧典》讲九族，而《周礼》讲三族。三族，指父、子、孙；九族，指从高祖到玄孙。三族举出根本，九族穷尽末梢。举出三族，那么九族就显现了。”

臣按：施行仁爱的次序，是先亲近亲人然后仁爱百姓；治理国家的方法，是先整顿家庭然后治理国家。所以史臣在记载尧的典章时，在治理成效、感化之后，紧接着就讲彰明德行、亲近族人的话。大概因为治理的根本，就在这里。当时虽然没有设立官职，但看他将和睦九族排列在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之前，那么他立言的次序轻重，就可以看出来了。自从周朝以来，用三族的区别，由少宗伯掌管，后世沿袭它，将宗正列在九寺之中，特别失去了帝尧和睦亲人的道理。我们的圣祖高瞻远瞩，特别在六部之上设立宗人府，其品秩为一品，专门由皇亲掌管，可以说深得帝尧亲近族人的深意，而足以作为万世的法则了。

汉高祖七年，初次设置宗正官，来叙理九族。

臣按班固《汉书》表：宗正，是秦朝的官职，掌管亲属。大概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而设立它。【以上宗人】

《周礼》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大道，经营国家，调和阴阳。官职不必齐备，只看重是否得到合适的人选。

贾谊说：“保，是保护身体；傅，是辅佐德行义理；师，是引导教训。”

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特出），辅助三公教化，恭敬地辅佐天地，辅佐我一人。

胡安国说：古代三公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用六卿中有道的人向上兼任师保的职责；冢宰如果空缺，也用三公向下兼任端揆的职责。禹从司空晋升担任百揆，又说“做我的股肱耳目”，这是宰相大臣向上兼任师保的职责。周公担任太师，又说“位居冢宰，端正百官”，这是三公向下兼任端揆的职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三公与君王坐着讨论大道，所以难以找到合适的人；而冢宰总领百官，均衡四海，也不容易处理。吕祖谦说：查考《顾命》，太保兼任冢宰，毕公兼任司马，毛公兼任司空，另外有芮伯担任司徒，彤伯担任宗伯，卫侯

译担任司寇，那么在周代，三公兼领六卿，三公没有具体职事，六卿则有具体职事。三公负责议论治国大道，而六卿负责推行实施大道。让三公兼领六卿，是将根本与枝末、精微与粗浅统一于一个本源。

译陈傅良说：周代的三公大多由六卿兼任，但如果那个人才足以兼任三公，就加授三公的职位；如果没有那样的人才，就只担任卿而已。三公、三孤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着罢了，而六卿的职位依然如故。总之，成周时期用三公、三孤来等待具有非凡德行的人，所以说“官职不必齐全，只看是否有合适的人”。臣按：三公、三孤的职位，在夏、商以前是没有的，这个名称开始见于周代。以前大舜任命伯禹总管百官，高宗提拔傅説担任宰相，那么在成周时代未曾听说过这样的名称。大概设立三公、三孤而让六卿兼任，这就是当年总管百官、担任宰相的职责吧？我朝考察古制确定制度，革除了前代的中书省，仿照《周礼》六典设立六部，而三公、三孤的职位有时由六卿兼任，这也是秉承成周时期的用意啊。唉！这样的职位，是不容易胜任的。必须那个人确实能够议论治国大道、治理国家、协调阴阳，然后才可以担当三公的重托；确实能够辅佐三公教化百姓、恭敬地辅佐天地，然后才可以担当三孤的职责。不然的话，宁可空缺也不要凑数【以上讲三公三孤】。

冢宰掌管国家的治理，统辖百官，均衡天下。

蔡沈说：“天官卿，是治理官员的首长，这就是冢宰。对内统辖百官，对外均衡天下，大概是天子的宰相。百官职责不同，管理约束使它们归于统一，这就叫‘统’；天下各地情况不同，调节使它们达到平衡，这就叫‘均’。”

臣按：冢宰就是现在吏部尚书的职位。

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颁布五种伦理规范，驯服亿万民众。

蔡沈说：“地官卿主管国家教化，颁布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伦理教化，用来驯服亿万民众中不顺从的人，使他们顺从。”臣按：司徒，就是现在户部尚书的职位。但是周代所掌管的是教化，后世则专门管理户口财赋事务。唉！唐尧虞舜和三代之时，民风淳朴，对于天理和民众本性没有很大的违背，尚且设立官职来掌管，让他们颁布教化条例，来驯服亿万民众。后世风气日益淡薄，民心不如古时，竟然没有大臣专门掌管教化之事，用来禁止不良风气的，仅仅见于刑官辅助教化的设置，这也足以看出世道的变迁了。

宗伯掌管国家礼仪，治理天神、地祇、人鬼，调和上下尊卑。

蔡沈说：“春官卿主管国家礼仪，治理天神、地祇、人鬼之事，调和上下尊卑的等级。春在四季中居首，所以这个官职叫宗伯。成周时期将音乐合于礼仪，官职称为‘和’的，大概是从音乐方面来说的。”

臣按：宗伯就是现在礼部尚书的职位。

司马掌管国家军政，统率六军，平定邦国。

蔡沈说：“夏官卿主管军事，掌管国家征伐，统御六军，平定邦国。平，是指强者不得欺凌弱者，人多者不得暴虐人少者，而人人都能得到公平。军政没有比马更重要的，所以用司马来命名官职。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政务都叫‘政’，唯独军事叫‘政’呢？因为用来征伐以纠正那些不正的，这是王政中最大的。”

臣按：司马就是现在兵部尚书的职位。国家的大事，在于军事。宋代由枢密院专门掌管兵政，与中书省并列，称为两府。现在的制度设立兵部来掌管兵政，用来统率军队；专门负责征伐，则归属于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的命令，而没有征伐的权力；五军有统兵的权力，而没有出兵的命令。彼此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牵制。这种制度的完善，是前代所没有的。

司寇掌管国家禁令，查究奸邪，刑罚暴乱。

蔡沈说：“秋官卿主管寇贼法禁，成群结伙抢劫叫寇，查究奸邪，刑罚强暴作乱的人。掌管刑罚不叫‘刑’，而叫‘禁’，是因为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臣按：“司寇，就是现在刑部尚书的职位。”

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士、农、工、商四民，适时开发地利。

蔡沈说：“冬官卿主管国家土地，用来安置士、农、工、商四民，顺应天时来兴修地利。”

臣按：司空，就是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但是周代所掌管的，是测量土地安置居民、衡量土地设置城邑的事务；后世则专门管理营造工程事务。

六卿分工负责，各自率领他们的下属，来倡导九州长官，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功。

吕祖谦说：六卿是万事的纲领。治理天下，始于建立纲纪，所以第一是邦治。纲纪既已建立，首先用人类大道的大义来教化，所以第二是邦教。人道确立，就一定要有节制文饰的东西，所以第三是邦礼。教化确立、礼仪施行，却还有触犯纲纪、扰乱常理的人，这就需要统帅军队了，所以第四是邦政。大罪在郊野陈尸示众，降一等就有主管部门的法律在，所以第五是邦禁。民众改过向善、远离罪恶，然后才可以永远安定他们的居所，所以第六是邦土。最后，六卿分工负责，各自率领他们的下属，来倡导九州长官，使亿万民众富足成功。治理国家，体制统辖上下相统，内外呼应，本末兼顾，像丝线绳索一样牵连，没有一个环节不相关联。天下虽然广阔，关键都在六卿身上。宰相辅佐天子而统辖百官，那么司徒以下无非都是宰相所统辖的。然而并列一个职位，而并数作为六卿，为什么呢？纲固然在网之中，但头难道处在身体之外吗？乾坤与六子，并列于八方。冢宰与五卿，并居于六职。这是一体的。

蔡沈说：“六卿分工负责，各自率领他们的属官，来倡导九州长官，从内部通达于外部，政治清明，教化普及，亿万民众，没有不富足深厚的。”

译从而教化得以成就。」

臣按：《周礼》中，每位卿有六十名属官，六卿共有三百六十名属官。六卿所分管的属官，在唐代分为二十四司。现在的制度中，吏部设有四司：文选、验封、稽勋、考功；户部设有十二司，分别管理浙江等十三藩，并根据事务繁简带领直隶府州。每一司内部，又各自分为民、度、金、仓四科。礼部设有四司：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设有四司：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刑部设有十三司，如同户部的制度，各自又分为宪、比、司门、都官四科。工部设有四司，即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各司设置郎中、员外郎、主事，分别主管各部所掌管的职事，而统属于尚书、侍郎。吏部所掌管的，是天下官吏的选授、勋封、考课等政令。户部所掌管的，是天下人民、田土、户口、钱粮等政令。礼部所掌管的，是天下礼仪、祭祀、宴享、贡举等政令。兵部所掌管的，是天下军卫、武官选授、戎马等政令。刑部所掌管的，是天下刑名、徒罪复核、关禁等政令。工部所掌管的，是百工、山泽等政令。六部统辖各司，各司分别掌管天下事务，如同网有纲，丝有纪，上下相承，大事小事无不举荐。其属官虽然不像三百六十那么多，但其中脉络相通，体制不乱，深得《周官》六典的遗意。自从《周礼》问世以来，两千多年，仅在今天得以实行。

臣恭读《皇明祖训》中有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从未设立丞相。从秦朝开始设置丞相，不久就灭亡了。汉、唐、宋沿袭此制，虽然有贤相，但其间所用的人多有小人专权乱政。现在我朝罢免丞相，设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相互制衡，不敢互相压制，事情都由朝廷总揽，所以稳妥得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设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的，文武群臣弹劾奏报，将犯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

唉！这是我圣祖高瞻远瞩，超出百王之上，这确实符合成周设官分职以作为百姓准则的本意。那么今天的五府、六部、卿佐以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都是前代三省两府执政的官员。虽然没有宰执的名号，实际上却处理宰执的事务，但其事务总归于朝廷，而不专断于一人，因此百年以来，朝廷没有频繁变更的弊端，臣宰没有专擅的祸患，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同一天一样。

议论的人还说：“政权必定有所在，不有所统，必有所归，其中难免有旁落、下移之处，暗中持权、默运之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其弊端有不可胜言者。”因此我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就选拔文学之臣七人，让他们居于内阁，专掌制诏。凡是国家大典礼、大政令、大事，几乎都能预先听闻。谋略既定，然后交付有关部门执行，不给予他们名号，而给予他们实权。从此成为惯例，至今七十多年了。不给予他们名号，则下面没有作福作威的工具；给予他们实权，则上面依赖询谋咨访的好处。其处置之善，防虑之深，是汉唐以来所未有的。【以上六部】

译《舜典》记载，帝尧说：“龙！我憎恶那些谗言邪说灭绝善行的行为，这使我的臣民震惊骇异。我任命你担任纳言一职，早晚传达我的命令，务必公正允当。”

朱熹说：“纳言是官名。对于命令政教，必须仔细审察，确认允当后才向外发布，这样谗言邪说就无法施行，矫饰虚伪也就没有依托之处了。对于臣下陈述奏报和接受下级奏章，也必须仔细审察，确认允当后才向上传达，这样邪僻之人就没有途径进身，而功绩事务也有据可查了。周朝的内史，汉朝的尚书，魏晋以来所谓的‘中书门下’，都是这个职务。”

臣按：纳言，就是当今通政司的职权。我太祖高皇帝任命曾秉正担任通政使，告诫他说：“堵塞言路的，是祸乱的萌芽；专断恣意的，是权奸的开端。所以必须有喉舌之官，来沟通上下的情况，传达天下的政令。从前虞朝的纳言，唐朝的门下省，都是这个职务。官职以‘通政’命名，政令就像水一样，希望它经常流通，没有壅塞的祸患。你要审慎命令以端正有关部门，传达隐微之情以沟通各项事务。应当执奏的不要忌讳回避，应当驳正的不阿谑顺从，应当陈述的不隐瞒遮蔽，应当引见的不要留难拖延。不要巧言令色以求取容，不要苛细察究以邀功，不要谗言离间以欺骗防范，要公正清廉、正直光明地安守本心，大概才不辜负委任的意思。”唉！后世担任此职的臣子，如果能铭记圣祖的这番训诫，那么不仅他们的职任能够修举，而且对于辅佐成就国家的太平治理，也确实有所依赖。（以上关于通政司）

《尧典》记载，于是任命羲和（羲氏和氏，主管历象授时的官员），恭敬顺从广大无边的天道，依据历法（纪数之书）和观天仪器（象），观察日月星辰，恭敬地授予人民农时（耕作之时，凡是民事早晚所关涉的）。《周礼》记载，冯相氏（冯，乘；相，视；意思是登上高台以观察天文）掌管十二岁（岁星所在的十二次）、十二月（指北斗斗柄所指的方向）、十二辰（指日月交会之处）、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二十八星宿的位置，辨别它们的次序，以防范天位的错乱。

保章氏（保，守；章，文）掌管天星，以记录星辰日月的变动，以观察天下的变迁（指灾祥祸福的变动），辨别吉凶，依据星土（星宿所主宰的土地）来辨别九州之地所封的疆界（封，犹界），封域都有对应的星宿（如角亢氐对应兖州，房心对应豫州之类），以观察妖异祥瑞。

臣按：唐尧的羲和，成周的冯相氏、保章氏，就是当今钦天监的职权。在陶唐以前，法制尚未建立，占候之术尚不详细，天道幽深遥远，没有神圣的德行不足以知晓，所以帝尧任命官员，以羲和为第一要义。从此以后，纪数之书就有了一定的历法，观天仪器就有了一定的制度，所以成周的冯相氏、保章氏都世代承袭官职以专精其业，不过是春官宗伯下属的一个吏员，处于群僚之中，而当初任命他们的初衷，也不再像尧那样恭敬顺从了。虽然如此，尧之所以恭敬顺从天道，也就是为了恭敬地授予人民农时，不仅仅是在朝廷总领命令，而且分派命令到四方，大概是用象来校正历法，用历法来确定时节，无非都是为了百姓。成周的制度则专门主管天道，而不及于百姓，这就是尧舜之所以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吗？近代制定历法观察天象的官员，往往以“司天”为名。唉！巍巍乎，只有天最大，在人君应当每日恭敬顺从，这难道是一件小事小物可以由臣下掌管吗？我圣祖将前代的司天台改为钦天监，在数千载之上得到了帝尧恭敬顺从的心意，他敬天勤民的心意可以作为万世帝王的法则。虽然如此，“钦”这一字，不仅是人君应当尽到的，而任职的臣子尤其不可不尽。《夏书》说：“先王能够谨慎对待天的警戒，臣民能够有常法。”谨慎，是恐惧修省以消除变异；常法，是奉法修职以供给职事。作为人君固然应当在上面谨慎对待天的警戒，然而如果没有任职的臣子奉法修职以供给职事，那么天警戒的垂示，人君恐怕有不能完全知晓的。所以先王尤其严厉地惩罚背离官职、扰乱天纪的行为。所谓天纪，就是岁、日、月、星辰、历数。历数的方法长久使用就不能没有差错，我朝的历法继承元朝的旧制，现在使用了一百多年了，天道参差不齐，长久就会有变化，所以加以厘正而使千年的冬至可以坐着推算得出，政令正在于今日。（以上关于钦天监）

《周礼·天官》记载，膳夫设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二人，徒一百二十人。掌管王的饭食、酒浆、牲肉、美味佳肴，以供养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就是当今光禄寺官员的职权，膳夫是食官之长，自膳夫以下，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等官，都由士担任，隶属于冢宰。秦朝时为大官令，汉朝开始有光禄勋，但那是持节宿卫的官员，由他们掌管膳食，始于南北朝，唐宋沿袭。现在的制度，光禄寺有四署：叫做大官，就是周官庖饔的职责；叫做珍羞，就是周官笾人的职责；叫做良酝，就是周官酒正的职责；叫做掌醢，就是周官醢人的职责。

译确实如此。国君一人，是天底下百姓万物的主宰，也是宗庙社稷所系，因此尤其不能没有适当的供养。关键在于必须对内修养其德行，对外保养其身体，这样才可以。膳夫所掌管的食物、饮料、美味佳肴等，虽然是为了保养国君的身体，但国君的德行也与此息息相关。所以使用这些食物必须合乎法度，进行这些事务必须合乎时节。如果沉迷于肥腻甘甜、鲜美可口的食物，而因贪婪放纵、沉溺酒色而不尽职守，那么掌管膳食的人就有罪了。晋平公的厨师指责司聪、司明的罪过，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虽然这个职位，不仅仅是供给君王、后世子的膳食，以及进献美味而已，凡是祭祀用的牺牲、祭品，招待宾客的熟食、饮食，都在其管辖范围内。虽然说是饮食口腹的供奉，但都关系重大。屈到因为进献菱角而受到讥讽，陈平因为粗劣的餐具而引发反间计，专诸因为进献鱼炙而招致祸乱，这些都是由于饮食方面的疏漏造成的，这也是不可不警惕的。【以上为光禄寺部分】

译医师掌管医疗的政令，聚集五毒和五药，以供医疗事务使用。凡是国家中有患病的人（轻症称为疾，重症称为病），以及患有头疮或身疮的人（头疮称为疕，身疮称为疡），就指派医生分别进行治疗。年终时考核医生的工作，以此制定他们的俸禄。

疾医掌管百姓的疾病，四季都有疫病流行，用五味（酸、苦、甘、辛、咸）、五谷（稻、麦、黍、稷、豆）、五药（草、木、虫、石、谷）来调养病人的身体，通过观察五气（心、肝、脾、肺、肾所藏之气）、五声（五脏所发出的声音）、五色（五脏所呈现的颜色）来判断病人的生死。

疡医，凡是治疗疮疡，用五毒来攻治，用五气来调养，用五药来治疗。臣认为《周礼》中的医师，就是现在太医院的职位。疾医，就是现在所说的内科医生。疡医，就是现在所说的外科医生。医学的说法见于经典，始于《尚书·商书》中“如果药物不能使人瞑眩，疾病就不能痊愈”这一句话。大概药物是用来攻治病邪的，所以医师所掌管的政令，所聚集的药物，以毒药为首要，而疡医所治疗的，五毒的攻治，也在五气的调养之前，其中的用意可以看得出来了。治病用药而使用毒药，就像人驾驭恶人、控制猛兽一样，如果不是善于驾驭制伏的人，往往反而会受到伤害。如果没有师承传授的基础，没有深入研习的功夫，一旦把这种责任交给某人，生死性命，不至于出现实证误用补法、虚证误用泻法，损伤不足而增益有余，从而断送人命的情况，那是很少见的。当今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凭借技艺进行诊疗的，是有的；但寻求从师学习研讨的，却很少啊！我们的祖宗在内设立太医院，在外设立府、州、县的医学机构，医疗而以“学”为名，大概是想要聚集这些人来学习，等他们学业有成后再进行考核，然后授予他们一方卫生的职责，由此晋升他们成为国家医生，他们对天下臣民的恩惠真是到了极点。臣希望探究周代之所以称为医师、本朝之所以设立医学的原因，精心挑选知府以上的官员，聚集天下学习医学的人，让他们教导培养这些人，研读《黄帝内经》《难经》等书，钻研张仲景、孙思邈的医术，考核他们通晓医理后才授予职位，根据他们的专长让他们专精于某一领域，考核他们的工作来制定俸禄，那么天下的人都没有夭折短命的祸患，而能步入仁德长寿的境界了。这也是君王仁政的一个方面。（以上关于太医院）

以上论述了职官等级的确定，臣认为本朝设立官职，不仅仅限于六部、通政司、光禄寺、钦天监、太医院，而在确定职官等级时，没有包括五军都督府（见本条司马下及严武备类本兵之柄条）、都察院（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大理寺（见慎刑宪类设典狱之官条）、太常寺（见秩祭祀类）、翰林院中书舍人（见本类简侍从之臣条）、六科（见本类重台谏之任条）、国子监（见崇教化类设学校以立教条）、太仆寺（见严武备类牧马之政条）、禁卫（见严武备类宫卫之禁条）、京尹监司府州县（见固邦本类择民之长条）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各自归属于其他类别。

大学衍义补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颁爵禄之制

《周书·武成》说：“爵位分为五等，分封土地分为三等。”

蔡沈说：“爵位分为五等，即公、侯、伯、子、男。分封土地分为三等，即公、侯封地百里，伯封地七十里，子、男封地五十里。”

臣认为封爵的制度，从唐尧虞舜时就已经分为五等，即公、侯、伯、子、男。看《虞书》所说的“整理五瑞，修缮五玉”，解释者说瑞玉是五等诸侯所执持的圭璧，由此可见。

《周礼》天官大宰用八种权柄辅佐君王驾驭群臣：一是爵位，用来驾驭他们的尊贵；二是俸禄，用来驾驭他们的富有。

春官内史掌管君王八种权柄的法度，用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一是爵位，二是俸禄。

夏官司士根据德行来建议授予爵位（有德行的人上报给君王而授予爵位），根据功劳来建议授予俸禄（有功劳的人上报给君王而授予俸禄），根据才能来建议安排事务（有才能的人上报给君王让他处理事务），根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来确定俸禄（俸禄指粮食廪食，根据任职时间的长短来确定）。臣认为：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是爵位；天子的田地，直到君、十卿的俸禄，是俸禄。爵位用来使他们尊贵，臣子如果没有君王的爵位，就无法感到荣耀；俸禄用来使他们富有，臣子如果没有君王的俸禄，就无法维持生活。所以爵禄是天子掌握的权柄，用来推崇德行、报答功劳，使他们尽心竭力，磨砺世风、振奋庸懦，使他们积极做事、建功立业。这种权柄必须由上级掌握，不是臣子所能专断的。所以《周礼》中天官的大宰、内史，夏官的司士，对于爵禄，只是向君王建议报告罢了，不敢擅自专断权柄。以此作为防范，唯恐主管此事的人有所专擅。后世却有不是主管此事的人，却手握君王爵位，口代君王说话的，怎能不遭受祸国害家的灾祸呢！

孟子说：“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和男同一个等级，总共五等。君一个等级，卿一个等级，大夫一个等级，上士一个等级，中士一个等级，下士一个等级，总共六等。”

朱熹说：“这是班爵的制度。五等通行于天下，六等施行于一国之中。”

天子的制度，土地方圆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