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九

译乡遂的官吏由俊士晋升为造士，这些由国学推荐上来的人，就进献给大乐正；大乐正于是推举其中优秀杰出的人，报告给君王，并升迁到大司马那里，这叫做“进士”。既然成为进士，大司马就辨别评定他们才能的大小高下，并安排官职任用他们，推举其中的贤能者报告给君王。既然有了确定的评定，然后授予他们官职，有的担任司士，有的担任内史之类，这就是所谓的“授官”。既然担任了官职，然后给予他们爵位，有的定为士，有的定为大夫，进而升至卿，这就是所谓的“赐爵”。有了爵位就有相应的地位了。地位确定之后，然后发放俸禄，有的享用九人的供给，有的享用八人的供给，这就是所谓的“给禄”。这是夏、商、周三代在乡里选拔任用人才的制度，而所谓“进士”，大概是因为他们已成材，将要进身朝廷加以任用，所以这样称呼。后世选拔人才不再沿用这种制度，但也用“进士”来命名，其本源大概出于此。名称虽然相同，但选拔进用的实际内容却不同了。

译汉高祖下诏说：“称王的人没有比周文王更高的，称霸的人没有比齐桓公更高的，他们都依靠贤人而成就功名。如今天下的贤者智士，难道仅仅是古代的人吗？问题在于君主不与贤者交往的缘故。如果有贤士大夫愿意跟随我交往，我能够尊崇显耀他们。向天下颁布告示，使人们明确知道我的意图。那些有意彰显美德的人，郡守必须亲自劝勉并驾车送他们前往相国府，登记他们的品行、义行和年龄。如果有贤者而郡守不举荐，一旦发觉就免去其官职。”

汉文帝十五年，下诏让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且能直言极谏的人。

臣按：贤良极谏这一科目从此开始。

汉武帝初年，董仲舒对策说：“臣愚昧地认为，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各自选择其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各贡举两人，借此来观察大臣的能力。所贡举的是贤者就给予赏赐，所贡举的是不肖者就给予惩罚。如果这样，诸侯的属吏、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于求取贤才，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任用。”后来于是命令州郡举荐茂才，孝廉这一科目都从董仲舒的建议发起。

臣按：乡举里选的方法，后世之所以不能实行，大概是因为人情日益虚伪，敢于为了私利而互相欺骗，为了结党而互相包庇。如果没有试验的方法、监察的政治、纠举的法度，只是任用他人而不怀疑，相信言论而不迷惑，那么虚伪的情况就会日益滋生，贤与不贤就不再可以辨别了。董仲舒所说的岁贡之法，是贡举其属吏和百姓中的贤者罢了。现在所贡举的，则是学校中的士人。现在贡举的人如果考试不中，有罚俸之类的惩罚，却没有赏赐，但这也不过是姑且应付旧例罢了。如果真能振兴祖宗的法度，并且加强学校的教育、提调的惩罚、考试的方法，也足以得到人才并加以任用。

元光元年，初次命令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

臣按：孝廉这一科目从此开始。

元光五年，征召属吏和百姓中明晓当世事务、熟悉先圣学说的人，沿途依次供给饮食，命令他们与上计吏一同到来。【计，是指上计簿；偕，是指每年郡国有上计的官吏，命令他们一起前来。】

臣按：当今世代的科举，第一场考试士人用五经四书，就是这熟悉先圣的学说；最后一场考试士人用时务，就是这明晓当世的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考试，供给脚力和廪食，就是这沿途供给饮食并与上计吏同来。

元朔元年下诏说：“十户人家的村落，必定有忠信的人；三人同行，其中就有我的老师。现在有的竟然整个郡都不举荐一人，这是教化不能下达，而积德行善的君子被阻塞而不能让上面听闻。二千石官长，是人伦的纪纲，将凭借什么来辅佐我洞察幽隐、劝勉百姓、激励众人、推崇乡党的训导呢？况且举荐贤者会受上赏，遮蔽贤者会遭显戮，这是古来的道理。你们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商议，不举荐孝廉的人，要治有司的罪。”奏议说：“古时候诸侯贡士，一次合适称为好德【适，指德行符合其人】，两次合适称为贤贤，三次合适称为有功，于是加上九锡。不贡士，一次就贬黜爵位，两次就贬黜封地，三次就剥夺爵位、削尽封地了。现在诏书昭示先帝的圣业，命令二千石举荐孝廉，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举荐孝，是不奉行诏令，应当以不敬论处；不考察廉，是不胜任，应当免职。”奏议被批准。

臣按：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而贤能之士都知道自重，不肯自我贬低以求取功名。而君主对待他们既优厚，求取他们也很迫切。出来做官的人，有司已经亲自为他们驾车，并且沿途供给饮食，让他们与上计吏同来。那些不肯出来的人，既悬赏以招引人来举荐，又严刑以惩罚不举荐的人。虽然没有宾兴拜受的礼节，还存有喜好贤才、敬重士人的心意。后世严厉谬举的惩罚，并且限制其途径的，是有的。没听说过有不举荐的惩罚，而责备其举荐不当的。

元朔五年下诏补充博士弟子，郡国县官中喜好文学、尊敬长辈、严肃政教、顺从乡里、出入不违背所听闻的，让相、长、丞上报所属的二千石。二千石谨慎考察可以的人，命令他们与上计吏同来太常，得以像弟子一样受业。臣按：汉代的制度，郡国举士的项目大概有三项：一是贤良方正，二是孝廉，三是博士弟子。贤良孝廉举荐出来任用，类似现在的科目；博士弟子进入补充国学，类似现在的岁贡。他们察举考试的实质不同，但取士的大概则相似。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开设弟子员，设置科射策。

臣按：射策，是指提出疑难问题，写在简策上，想要射策的人，随其所取得而解释它。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人，都凭借射策甲科成为郎官。

汉宣帝本始元年发生地震，下诏让内郡国举荐文学高第各一人。臣按：这是因灾异举士的开始，后来日食、星陨就都实行这一做法。

元康四年，下诏派遣大中大夫巡行天下，举荐茂才异伦之士。臣按：这是派遣使者巡行天下举士的开始。后来有时派遣谏议大夫，有时派遣博士，有时派遣光禄大夫，举荐茂才、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

光武帝起初下诏让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每年举荐茂才。臣按：此前举士没有固定的时间，至此才开始每年举荐一次。

汉召信臣凭借明经甲科成为郎官。

臣按：明经这一科目初次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提议改革察举之法，限制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儒者测试经学，文吏测试章

译上奏。

臣认为，依据年限资格选拔官员的制度始于此时。

魏国陈郡创立九品中正制来选拔人才，各州郡都设立中正官，以此确定人选。臣认为：魏国开始设置中正官，州、郡、县都设有此职，且由本地人担任，让他们区分所管辖地区的人才，评定为九个等级，吏部依据这些等级来授予官职。等到这种制度出现弊端时，只依据门第资历，不辨别贤能与愚笨，所以刘毅说：“下品中没有高门子弟，上品中没有寒门士人。”历经晋朝、南北朝直到隋朝，选拔人才的制度都沿用此法，直到隋文帝开皇年间才废除。

译晋武帝下诏，命令各州郡推举优秀杰出的人才。

刘宋时期，凡是州里推举的秀才、郡里推举的孝廉到达京城，都要进行防范和考试。

隋朝开始设立进士科。

臣按：这是后世进士科的开端，大概是从这时开始专门用文章辞藻来考核士人了。夏商周三代以前，实行乡举里选的制度，选拔人才专门以德行为根本。汉朝规定孝廉、茂材等科目，都命令公卿大夫、州郡推举通晓经术、有德行的人，用治理国家的道理进行考试，然后授予官职。魏晋以后，所推举的秀才、孝廉，仍然选取通晓经术的人，各州郡都设置中正官，来评定他们的才能和品行。虽然他们的立法未必完全完善，但清廉谨慎的士人还知道有所畏惧顾忌，不敢放纵恣意，担心言行有瑕疵，成为终身的累赘。到了这时，隋朝有了进士科的选拔，开始专门用文章辞藻来考核士人，士人都呈递文书自我推荐，州里郡县不再有考察推举的制度了。

唐朝的制度，选拔人才的科目大致有三类：从学校来的，叫作生徒；从州县来的，叫作乡贡；都升到有关部门，由他们决定进退。科目的名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这是每年常设的选拔。由天子亲自下诏的，叫作制举，用来等待非常杰出的人才。

臣按：唐朝的科目虽然名目繁多，但实行时间最长久的，只有进士和明经罢了。然而进士以声律韵调为学问，不根本于经术；明经以贴经背诵为技能，不穷究义理。所谓的德行，不再过问了。

武则天在天授元年，在洛阳殿亲自询问贡士，在殿前考试士人，从此开始。

臣按：这是后世皇帝亲临殿前考试士人的开端。

唐玄宗开元年间，命令各州贡举，省试没有考中，愿意进入学校学习的，听任他们。

臣按：这是落第举人进入学校学习的开端。

宋朝的科目，有进士，有明经，在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科选拔出的人才最为兴盛。宋神宗开始废除诸科，而分经义、诗赋来选拔人才。宋太宗对侍臣说：“我想在科举考场中广泛寻求俊才，不敢期望十个人中得到五个，只要得到一两个，也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开始分三甲。从此在琼林苑赐宴。皇上于是对近臣说：“我亲自选拔众多士人，几乎忘记了饥渴。召见当面询问，观察他们的才能而任用他们。希望能使田野间没有遗漏的贤才，而朝廷多君子罢了。”

臣按：历代科目选拔人才，只有宋朝最为兴盛。大概是因为太宗留意科举，从此以后，天下士子争相趋向它，所以如此。

宋仁宗时，张方平主持贡举，说：“文章的变迁，与政治相通。现在设立科目选拔人才，专门取用辞藻技艺，士人只有道义积累在心中，英华表现在外面。用文章选拔士人，是为了通过外在的表现来考察内在的蕴藏。说话没有法度，那还观察什么呢？近来文章格调日益失去旧貌，各自出新意以争奇，朝廷屡次下诏书告诫，学者乐于放纵，很少能自我回归。”

嘉祐二年亲自考试举人，凡是参加殿试的开始免除落选。当时进士习惯于奇特偏僻，钩章棘句，逐渐失去浑厚。欧阳修主持贡举，大力裁抑，浇薄之士没有被选中的大多诋毁欧阳修。然而从此文体也稍有改变。臣按：文章关乎气运的盛衰，而科举考场的文章尤其如此。大概科举考场的文章是一世所崇尚的，上面用它来选拔人，作为一代辅佐治理的工具；下面以此为业，作为一生进身任用的阶梯。不仅仅是取用他们的能文而已，大概将凭借他们的文章来叩问他们心中所蕴藏的，才能所能达到的，见识所及的，由此任用他们，将借以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修明政治建立功业，不是随便如此的。从前朱熹曾经和他的门人谈到科举文字的弊端，朱熹感叹说：“最可忧虑的，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件事大大关乎世道变迁。东晋末年，他们的文章一切含糊不清，是非都没有理会。东晋并没有用文章选拔士人，所谓的文章出于众人的私人创作，未必人人相同，其祸患尚且到了不可支持的地步。何况科举的文章是国家用来选拔士人，士人用来为业的，它所关系的不更加重大吗？如果上面不屡次颁布告诫的诏书，慎重选择主试的人，指示他们趋向的方向，赋予他们扭转的权力，那么文辞日益流于卑弱，而国势也随之衰落了。唉，能不思念吗！”

宋英宗因为隔年贡举士人的方法不便，下诏礼部每三年一次贡举。

臣按：这就是成周三年一大比的制度，从此就成为常制，直到今天还在实行。

宋神宗时，王安石对他的君主说：“现在人才缺乏，而且他们的学术不统一，异论纷纷，不能统一道德，所以如此。统一道德就修治学校，想要修治学校就贡举法不可不变。如果说这个科目常常多得人才，自然是因为仕进没有其他路，其中不容没有贤人罢了。现在在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却闭门学作诗赋，等到他们入官，世事都不熟悉。这个科法败坏人才，导致不如古代。接着议论的人又说：古代的选拔人才，都根本于学校，道德统一于上，习俗形成于下，他们的人才都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现在想要追复古制，就担心没有渐进，应当除去声韵对偶的文章，使学者专心经术。”于是改变法度，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士人各自选择《易》《诗》《书》《周礼》《礼记》，兼习《论语》《孟子》

译《子》书中记载，撰写大义式并颁布施行。参加义试的人必须精通经义且富有文采，才能算作中等合格，不能像明经科的墨义那样，仅仅粗略地解释章句罢了。

译臣按：这是后世经义考试的开端。在此之前，所谓通晓经书的人，只是测试他们默写经文和帖括义理，只考察他们的记忆背诵罢了，不曾考察他们对义理的理解，也不追求文章的辞采。王安石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等到他亲自编撰三经新义，专门采用自己的学说，想以此来统一天下士人的思想，使他们遵循自己的观点，这本来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他所制定的经义考试格式，至今用来选拔士人，有百世不可改变的地方，这本来是不可以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他的言论的。至于他所说的士人，在年少力壮时，正当讲求天下的正理，却闭门学习作诗赋。等到他们入仕做官，世事都不熟悉，这正好切中当今世学习科举的弊端。当今世科举考生所学习的，虽然是五经和濂洛学派的言论，然而大多不本于义理，发挥于文采，只是拼凑铺陈来应付主考官的考试罢了。名义上虽然是正理，实际上与前代所学习的诗赋没有很大的区别。想要革除这种弊端，在于选拔师儒官员，一定要得到像胡瑗那样的人来教导国学；慎重选择主考官，一定要得到像欧阳修那样的人来主持文柄，那么士人都致力于实用作为治学的根本，以义理作为文章的内容，而不说无益的空话了。他们日后出仕为国家所用，他们的补益，大概也不小。

熙宁三年，皇帝亲自考试进士，开始专门规定策论的字数限制，以一千字为限。

臣按：在殿廷考试士人，始于唐武则天时期，宋朝初年沿袭这一制度。然而都用诗赋来考试，到这时宋神宗才开始用策论来考试，至今沿用这一制度。当时，苏轼担任编排官，看到当时考生所写的策论大多阿谀顺从，于是拟定一道策题进呈，大意说：“科举考场上的文章，关系到风俗的好坏。被录取的，天下没有不把它当作榜样的；被弃取的，天下没有不把它当作警戒的。现在刚开始用策论选拔士人，而考中甲科的士人多靠谄媚阿谀得中，天下人观望，谁敢不这样呢？风俗一旦改变，就无法再恢复。正直的人衰微，国家就会随之衰败。”唉！看苏轼这番话，就知道朝廷用言论来考试士人，虽然像是虚文，但当时人心的邪正，国势的兴衰，实际上与此相关，懂得治国大体的人不可不加以注意。

宋理宗御笔交给知贡举杜范说：“我选拔儒学英才，让他们掌管文衡。凡是你们所负责的，应当鉴戒旧日的弊端。录取或舍弃，只凭公正和明察。经学要求深奥纯正，辞章要求典雅规范。言论只要求合乎道理，策论必须有助于时务。不要以穿凿附会、拼凑修饰为能事，不要以浮薄险怪为崇尚。相互考证，优劣自然分明。希望使贤才俊杰全部登科，以符合我革新美政的意愿。”

臣按：宋朝的文风弊端，到理宗时达到了极点。每逢大比之年，皇帝就下诏书，崇尚雅正，排斥浮华。大概可以看出士人习尚的美恶，体现在文辞的浮华与雅正上。文辞的浮华与雅正，实际上关系到气运的盛衰。苏轼告诉宋神宗说：“希望陛下明诏有关部门，用实学来考试，博通经史的人即使质朴也不废弃，稍微涉及浮夸荒诞的人即使工巧也必定黜落，那么风俗稍微醇厚，学术接近正道，或许能得到忠实的士人，不至于蹈袭衰败末世的作风。”臣在今天也是这样认为的。

朱熹作《贡举私议》说：“古代学校选举的方法，从乡党开始而达到国都，用德行道艺来教育他们，而举荐贤能的人。大概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的，他们做官的方法没有不同的，他们被选取的道路没有不同的，因此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其他的羡慕，早晚勤勉，只怕德行学业不修，而不担忧爵位俸禄没有到来。”又说：“古代大学的教育，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他们的考核方法，又以九年能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大概天下的事，都是学者所应当知道的，而它们的道理记载在经书中的，则各有侧重。现在治经的人大多舍弃难的而追求易的，仅仅穷究其一而不及其余。至于诸子的学问，同出于圣人，诸史则概括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变化，都是不可缺少的，而学者怎么能一下子全部通晓呢？如果把应当读的书按年分配，策义各两道，诸经都兼顾，《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把诸子分为四科，而按年附加。诸史及时务依次按年分配，像经子那样，策论各两道，使治经的人必须遵守家法，答义的人必须贯通经文，列举众说，而用自己的意见判断。有关部门命题必须依据章句，这样那么士人没有不通的经，没有不习的史，而都可以用于世了。”

臣按：朱熹的议论虽然没有上报听闻，但天下没有不称颂的，认为后世贡举的方法没有超过它的。我太祖皇帝在开国之初，就诏告天下说：“从洪武三年开始，特别设立科举，以兴起怀才抱德的士人，务必在于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适中，名实相称。其中中选的人，我将亲自策问于朝廷，观察他们的学识，评定他们的高下，而任用他们做官。果然有才学出众的人，给予显赫提拔，使中外文臣都由科举选拔，非科举者不得做官。”到十七年，又命令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是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人各专一经，都兼学《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以朱氏集注章句为主，《易》以程朱义为主，《书》以蔡氏义及古注疏为主，《诗》以朱氏集注为主，《春秋》以三传及胡氏、张洽义为主，《礼记》以古注疏为主。

译太宗皇帝编纂《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沿袭旧例，唯独《春秋》推崇胡安国的学说，《礼记》则又采纳陈澔的《集说》。第一场在初九日考试四书义三道、本经义四道；第二场在十二日考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在十五日考试经史时务策五道。第一场及第三场若不能完成，允许减少两道。唉！本朝选拔士人的制度，虽然并未完全采用朱熹分年学习的建议，但士人各自专攻一经，且必须兼修四书，一切以濂洛关闽的学说为主旨，以端正根本，又必定要求他们兼通诸子百家之言、古今政务的要领，并通过论策来考试，以考察他们的见识，做到根本与枝末兼包，文辞与实质适中。虽然不完全符合朱熹的说法，但实际上在数百年后实现了朱熹的意图。凡是前代的科举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全部废除；前代的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概不用。可以说简明扼要，明白切实，真正可以施行千万年而没有弊端。本朝科举斟酌前代的制度而取其中道，凡所谓明经、宏辞等科目，全部革除，只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令天下行省于当年八月举行乡试，次年二月礼部举行会试，解额以五百人为标准，会试取百人，而所考的文章尚仍沿袭元朝制度。直到十七年才确定现在的科举格式，十八年会试只录取士子的姓名、籍贯而未刊刻程文，刊刻程文是从二十一年开始的。从此每三年开科取士，没有定额，只取优秀者。宣德改元，才开始镌刻定额，两京十二藩（贵州云南附）各随地产多少而略有差异，而会试取士的数量如同洪武初年。又因为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我展现，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年，在各布政司旧额上酌情增加，而会试则增加一半。景泰初年，诏令废除科额，恢复洪武、永乐旧制，不久又镌刻确定，比旧额稍增。礼部会试则临期取定，从此遂为定制。自从洪武甲子年定为三年一开科，到此时已三十余次考试了。科举条规日益增多严密，一切弊端全部革除无余。唯独程试文章的文气、所用的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然或许是气运使然、习俗流弊，但不可不知其缘故。祖宗时代所出的题目，都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乎人伦治道的内容，然后出为题目。当时题目不多，所以士子专心于那些重大且紧要的内容，用功有次序，又能以余力旁及其他经书及诸子史。主考官也易于考校，不是三场匀称者不录取。近年以来，主持文试的人存心想要困窘举子，用他们不知道的东西来显示自己的才能。第一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行截断句读，破碎经文，在不该连读的地方连读，不该断句的地方断句，于是使学者无所依据，把功夫用在不必用的地方，反而忽略了纲领体要之处。因此科举题目数量比前代多几倍，学者竭尽精神目力，有所不能应付，所以对于第三场所谓的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也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的，可叹啊。既然因为科额有定数，不得不取以足额，因此士子仿效成风，实学几乎废弃。间有一二有实学者，又因前场不称意而略不经心，人才之所以不及前者，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那些刊出作为程文的，又多萎靡粗浅、拘泥缠绕，不能令士子满意。程文一出，议论纷然，其中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谬。凡是所出的题目，专主一说，称之为“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所能穷尽。如果通晓，就在所取之列，何必只与自己相同呢？士子志在必得，认为不合主考官之意不能取中，往往将圣经贤言之意，旁求曲说，牵强附会，以迎合主考官所主之意。这不仅败坏士风，其对圣经的危害更是严重。有司以此出题，士子以此作文。今日士子既以此进身，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谓“缪种流传”，今日时文的弊端，大概与此类似。然而这不仅在科试如此，提学宪臣的小试，大概更加严重。他们所到之处出题，尤为琐碎，因此经书题目越来越多，学者资质有限，功夫不能遍及，这是实学几乎废弃、科举所得罕有博古通今之士的原因。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都是士子的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而已。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在其中，这绝非设科的本意。至于考试之官，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廷任命，乡试则由方面官提前访求聘请。洪武以来只有学者是被任用的，不问是何官职，即使是儒士也在所聘之列。后来有人建议专用教官，其所礼聘无非是方面官的亲信私党，大多是新进士，少有能持守一道的，只听命于监临官，内外之权悉归御史。凡是科举中出题、刻文、阅卷、取人，皆由一人专断，所

译说弥封誊录的制度，几乎成了虚设。谨按科举考试的旧例，以帘幕分隔内外，以隔绝内外勾结的弊端，帘内由考试官主管，帘外由监试官主管，而提调官则兼管内外事务。然而他们只是负责处理具体事务，选拔人才、刊刻文章都不允许参与。之所以任用巡按御史作为监临官，特别是为了纠察那些不符合法度的行为。现在应当敕令有关部门，凡是科举考试的规章制度，务必恢复祖宗的旧制。所出的题目必须光明正大，切合人情事理，关乎伦理纲常和治国之道。小录所刊刻的文章，称为程文，只是摘录出来作为士子的范文，并非用来献给上级。文章有可以作为范文的就刊刻，没有就不刊刻，数量多少不必强求一致。不允许代替考生写作，如果文章有缺漏或繁冗之处，稍加删改是可以的。经书题目中没有特别凶恶的字眼，不必回避。第一场经义四条，通晓三条；书义三条，通晓两条为合格，否则不予录取。五场问答题目，以通晓十题为标准，不通晓五题以上者不予录取。多次会试，如果本数不足，就录取其他次数足够的乡试考生；如果此经不足，就用其他经补足。凡是录取名额只限于规定数额，不允许超过。如果没有足够合格的人选，宁可空缺也不凑数，只有全场完全没有合格者时，才在较差者中择优录取以凑足名额。这样科举选拔出来的人，都是通晓经学、研习古道的士人，从而适合世用。再请求重申旧制，在外地的乡试都照例会试和两京的例子，不设监临官，巡按御史只在考场外严格纠察。士子想要进入考场的，专门委托提学官考察验证，也不允许其他官员进行小试。所有办事人员，不允许使用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员，恐怕他们攀附关系作弊。傍晚发放蜡烛，虽然是唐宋的旧例，但如今考场中代笔换卷多发生在黄昏夜晚，应当革除发放蜡烛的制度，而改为减少考试场次。提前聘请考试官，必须详细询问考察，不允许徇私滥举，允许御史纠察惩治。只有学问品行、声誉威望好的人才被录用，不分现任官员还是退休官员，仍请求申明严格帘内帘外的界限，不允许互通出入。三天一次宴请的礼节，只送酒菜，不必举行宴会。考试官阅卷决定录取与否后，先将录取的试卷用其字号编定，名为第一样三本，封号盖印，其中一本留作备用，另外两本交给提调官和监试官。到期核对朱卷和墨卷相同后，然后拆封字号，各自按照编定的字号填写榜文，不允许更改。又在各经中各留存备用卷三到五卷，如果录取的试卷有差错，就随经用备用卷依次补上。这样大概科举考场能减少弊端，可以选拔人才，从而恢复祖宗的旧制。又考察会试举人，过去进入考场的极多，不过两千人，现在积累增多已超过四千人。私下担心几科之后，日益增多，又不止这个数目。私下考察宋代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说宋代制度考校五十天，现在制度从初八日进入考场到二十日以后公布结果，不过十多天，试卷多而时间少，恐怕不能没有遗漏的人才。请求下达礼部商议放宽时间限制，而将殿试移到三月十五日，大概考试者时间精力有余，能够竭尽心力，精详文理，为国家求取人才【以上科举】

译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人商议，请求为太常博士设置弟子，免除他们的赋役。挑选民间十八岁以上、仪容端正的人，补充为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中有喜好文学、尊敬长辈、严肃政教、顺从乡里、言行不违背所闻教诲的人，让二千石官员仔细考察合格者，应当与计吏一同前往太常，得以像博士弟子一样接受学业。每年都要进行考试，能够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缺额。其中成绩优异可以担任郎中的，由太常登记上报。如果有才能出众、等级特异的，立即上报姓名。臣按：这是太学生进入仕途的开始。自从汉代设置博士弟子，考试通晓一门技艺的就授予官职。后来唐代设有学馆生徒，宋代有三舍法。当今世道每年贡送生员，由礼部在奉天门下考试录取，送入国子监学习，按资历送吏部选用。本朝进入仕途的途径，除了科举科目之外，只有这一条最为重要，也确实能选拔到很多人才【这是学校岁贡】

《周礼》中宰夫掌管百官府的征令，第五项是府【主管储藏文书及器物的人】，第六项是史【处理文辞叙述事务的人】，第七项是胥【治理文书的次序，指才智为什长的人】，第八项是徒【奔走以应呼召的人】。臣按：周官中的府、史、胥、徒，就是今天的吏员。所谓在官府任职的平民，与下士享有相同的俸禄就是这样。那时还没有通过考试晋升的途径，到秦朝抛弃儒生崇尚吏员，汉朝沿袭了这一做法，才开始有通过考试吏员进入仕途的途径。考察史书，像路温舒担任县狱吏，丙吉担任鲁狱吏，龚胜担任郡吏，赵禹担任佐史之类，那么吏员入官，由来已久了。本朝进入仕途的途径，在科举科目和监生之外，有吏员。凡是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职，由自行征辟举荐，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到部分拨入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核，依资格叙用【这是吏员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选举的制度，比汉、唐、宋更为简省。科举之外，只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两条途径作为常选。其他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都是兴废不常。只有任子，祖宗虽然有定数，但都出自恩典，给或不给都不一定。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才有定例。所以臣在入仕之路上，只详细论述进士科，而兼及监生、吏员，是因为当世所重视的是进士科，而这两条途径次之。私下认为本朝虽然大封拜百官，也没有曾经具服拜贺，只有在防士〇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说：“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此看来，那么祖宗所倚用来求贤辅治的工具，确实没有比进士科更优先的。因此百年以来，凡是明晓治体、建功立业的人，都从这条途径出来。唐史说：“当用辞章取士时，似乎像浮华的文章而少实际，等到他们临事施设，奋发事业，隐然成为国家名臣的人不可胜数。”宋人也说：“豪杰之士由此而进。”况且本朝取士的制度，本于六经语孟之文，用濂洛关闽之说，就是汉人所说的经术，宋人所说的道学。做士人的人如果真心专意于此而有所得。上面的人精心选择而谨慎取用，必定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才能参与这个选拔。那么所得到的人才，应当不止于唐、宋而已。

大学衍义补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十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公铨选之法

《虞书》禹说：“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

蔡沈说：“敷纳以言，而观其蕴；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徳，以厚其报。”

臣按：试人的方法有两种，叫言，叫功而已。所谓言，就是《礼记》所说的或以言〇。所谓功，就是《礼记》所说的或以事举。进人不靠言，就无法知道他所拥有的底蕴；试人不靠功，就无法验证他所行的实际。苏轼说：“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那么以言、功为用人之法，其由来尚矣。

臯陶说：“翕【合也】受敷【布也】施九徳【即上文寛而栗以下九事也】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相师法也】百工惟时【及时趋事】

蔡沈说：“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则九徳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人，其总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则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所以有多有寡也。人君则随其多寡合而受之。旣受之矣，由是随其大小长短施而用之，因才授任，或以为大夫，或以为诸侯。如是则一徳有一徳之用，有其三者为大夫，有其六者为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