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六

译敌军深入我方境内成为祸患，因此树立这旌旗，选拔精锐部队奋勇前进，声讨他们的罪过而进行征伐。军容正直而雄壮，军纪严明而美好，有的仗可以不打，一旦开战就必定胜利。」

译王安石说：“元戎十乘，就是所说的精锐先锋。兵法说：军队如果没有精锐先锋，就会战败。”

臣按：《易经》说：“军队出征要依循法度，否则无论好坏都是凶险。”《左传》说：“军队正义则士气壮盛，理屈则士气衰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言辞正义，所以士气壮盛；因为用法度来统率，所以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如今宣王发动六月的军队，是因为玁狁深入我国境内，不得已才应战，其言辞是正义的。言辞既已正义，因此声讨罪状进行征伐，我军三军无不怀着对敌人的愤慨之心，士气怎能不壮盛呢？言辞正义而士气壮盛，又从队伍中选拔精锐之士，让他们打头阵，旗帜鲜明，兵器犀利，没有一件事不做得尽善尽美，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王者之师的原因。那些微不足道的敌寇，哪里抵挡得住我们的锋芒呢！

第五章说：“戎车已经安稳，如轾（车前低后高）如轩（车前高后低），四匹公马既健壮又驯服。征伐玁狁，到达太原（地名）。”

朱熹说：“到达太原，是说把他们驱逐出去罢了，并不穷追不舍。”

臣按：《汉书·严尤说》：“宣帝时，玁狁入侵内地，命令将领征讨他们，到达边境就返回。他们看待戎狄的入侵，就像蝱虫叮咬一样，驱赶他们罢了。征伐玁狁，到达太原。叛乱就征伐，臣服就放过，不穷追远讨。”由此看来，可以看出先王的治理，以我国边境为界限。越过边境入侵的，就惩治他们；没有侵入我国边境的，就不惩治他们。

《诗序》：“《采芑》，是宣王南征的诗。”其第一章说：“采些苦菜，在那新田，在这初垦的田亩。方叔来到，他的战车三千，军队演练干戈。方叔统率，乘坐四匹青马，四匹青马整齐有序，戎车有赤色装饰，竹帘车蔽，鱼皮装饰的钩膺，皮革缰绳。”

朱熹说：“方叔，是宣王的卿士，受命为将领的人。他的战车三千，按法度应当用三十万军队。但这只是极言其盛，未必真的有这个数目。宣王时，蛮荆都背叛王命，方叔南征，军队行军时采苦菜充饥，所以赋诗其事以起兴，说：‘采些苦菜，在那新田，在这初垦田亩。’方叔来到，那么他的战车三千，军队演练干戈。接着又说他的车马之美，以显示军容之盛。”

其末章说：“蠢动的蛮荆，大国成为仇敌。方叔虽老但谋划壮盛。方叔统率，擒获俘虏。戎车众多，声势盛大，如疾雷如雷。显赫诚信的方叔，征伐玁狁，蛮荆前来畏服。”朱熹说：“说方叔虽然年老但谋划壮盛。”方叔大概曾参与北伐的功绩，所以蛮荆听到他的名字都来畏服。

臣按：南蛮北狄，最是中国祸患。在帝尧时已有对三苗的征伐了。北狄的侵扰，见于经书的，始于宣王之时。那时，北有对玁狁的征伐，即《六月》之师；南有对蛮荆的征伐，即《采芑》之诗。解说的人说这两首诗都是班师时所作，《六月》的言辞紧迫，《采芑》的言辞舒缓。《六月》以计谋而定，《采芑》以威势而服。虽然如此，时世不同，盛衰也不同，南与北风俗不同，古与今时势不同，强与弱形势不同，所谓的计谋与威势，不可以偏废，关键看如何使用罢了。如果北伐有文武兼备的吉甫，南征有谋划壮盛的方叔，上面的人用人得当，而且委任专一，那么成功就不难了。

《诗序》：“《江汉》，尹吉甫赞美宣王，能兴衰拨乱，命令召公平定淮夷。”其第一章说：“江汉水势浩大，武夫顺流而下，不安居不游玩，淮夷来求战。既出动我的战车，既树立我的旗帜。不安居不舒缓，淮夷来陈兵。”朱熹说：“淮夷，是居住在淮水一带的夷人。铺，陈兵征伐他们。”宣王命令召穆公平定淮南的夷人，诗人赞美他。这一章总述其事，说行军的人都不敢安居舒缓，而说：“我们前来，只为征讨淮夷。”

其第二章说：“江汉水势浩大，武夫威武雄壮，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四方既已平定，王国幸而定，没有争战，王心安宁。”

辅广说：“四方既已平定，那么王国幸而定，所谓安抚远方能亲近近处。时没有争战，王心安宁。又可见宣王以天下为心，一有争战，心就不安。读这一章，可见宣王能以天下之心为心，而召公又以宣王之心为心。”

臣按：周室到厉王出居彘地，国势已经中衰了。宣王即位，北伐玁狁，就命令吉甫；南征蛮荆，就命令方叔。至于讨伐淮南的夷人，又得到召虎。召公既自己疾驰，而一时跟随他的人，也不敢安居舒缓。接着经营四方，向王报告成功，只说：“王国幸而定罢了。”幸之说的，前人说是庆幸其勉强成功，不是以此为美。这没有别的，用兵非人

译君主的美好德行，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发动军队，用来遏制和断绝混乱与侵略罢了，并不是为了满足我最大的欲望。

译汉宣帝时期，先零羌首领杨玉反叛。当时赵充国七十多岁，皇上认为他年老，派丙吉去询问：“谁可以担任将领？”丙吉回答说：“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皇上问：“需要估算动用多少兵力？”赵充国说：“听别人说一百遍，不如亲眼见一次。战争难以遥测，我希望快马加鞭赶到金城，向皇上呈报作战方略。”羌戎是小的夷族，违背天命背叛朝廷，灭亡不会很久。希望陛下将此事托付给老臣，不必为此担忧。

臣按：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战争难以遥测”，这确实是老将经验丰富、深谙军事的话语。那些不出国门就凭自己的意志，去节制千里之外的军队，固然有侥幸猜中的情况。但总之，这不能作为常法。

赵充国到达金城，等到骑兵满一万，准备渡河时，担心被敌人拦截，于是连夜派遣三个校尉部队衔枚先渡河，渡过河就立刻扎营布阵。等到天亮全部渡完，才依次让其余部队全部渡河。敌人数十上百骑兵在军营旁边出没，赵充国说：“我军士兵和马匹刚感到疲倦，不可追逐，这些都是骁勇的骑兵，又恐怕他们是诱兵。”打击敌人要以彻底消灭为目标，小利不值得贪图，命令军队不要出击，派遣骑兵四处瞭望，确认险要之地没有敌人，才率领军队前进。召集各位校尉说：“我知道羌人不懂用兵了，如果敌人派几千人守住杜四望险要之地，军队怎么能进入呢？”赵充国常以加强远方侦察为要务，行军时必定做好战斗准备，驻扎时必定加固营垒，尤其能稳重持重、爱护士兵，先谋划好再作战。向西到达西部都尉府，每天犒劳军士，士兵都愿意为他效命。敌人多次挑战，赵充国坚守不出。臣按：赵充国说“以彻底消灭为目标，小利不值得贪图”，这是治国者驾驭敌人的方法。赵充国行军，行军时必定做好战斗准备，驻扎时必定坚固营垒，稳重持重爱护士兵，先谋划好再作战，这可以作为将领统兵时稳重持重的法则。

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分兵并进出击，攻打防开，夺取他们的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冬天再次攻击他们，敌人必定震惊溃败。天子将奏书下达给赵充国，赵充国认为一匹马自己背负三十天的粮食，需要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再加上衣物兵器，难以追逐。敌人必定揣测我军的进退，逐渐撤退追逐水草，进入山林，如果跟随他们深入，敌人就会占据前面的险要防守后面的隘口，来断绝粮道，这不是最好的计策。先零首先背叛，其他部族只是被胁迫掠夺，所以我愚昧地认为，想要宽恕防开、闇昩的过错，先讨伐先零，以此来震动他们。他们应当悔过向善，趁机赦免他们的罪行，选择了解当地风俗的好官吏，安抚调和，这是保全军队、确保胜利、安定边疆的计策。

臣按：天子的军队，是用来诛杀有罪之人的。罪行有大小，那么诛杀就有先后。先零首先背叛，而防开只是被胁迫掠夺罢了。掠夺是夷人的常态，其他部族都是这样，不只是防开。未曾对背叛的先零用兵，却先对被胁迫的防开用兵。即使能制服他们，也不足以使他们心服，何况未必能制服呢？赵充国自称他的建议是保全军队、确保胜利、安定国家的计策，不仅可用于一时，真可以作为万世帝王保全取胜的方法。

宣帝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采纳了他们的计策，写信责备赵充国说：“现在转运物资同时兴起，百姓烦扰，将军不早趁秋季水草丰美的有利时机，争夺敌人的牲畜粮食，到了冬天敌人藏匿在山中，依靠险阻，将军士兵受寒，手脚冻裂生疮，难道有好处吗！现在诏令辛武贤等在七月攻打防开，将军你率领军队并进。”赵充国上书说：“陛下之前恩赐书信，想要不诛杀防开来解除他们的阴谋，所以我派遣防开首领雕库宣扬天子的至德，防开所属都听到了明白的诏令。现在先零为寇，防羌没有犯事，却放过有罪的诛杀无辜的，兴起一个祸难造成两种危害，确实不是陛下的本意。我听说兵法，进攻力量不足的防守力量就有余，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现在防羌想要为寇，应该整顿兵马，训练战士，等待他们到来，坐享调动敌人的战术，以逸待劳，这是取胜的方法。现在担心两个郡兵力少不足以防守，而发动他们去进攻，放弃调动敌人的战术，而走上被敌人调动的道路。我愚昧地认为不适宜。先零想要背叛，所以与防开解仇结盟，常想先解救防开的危急，来坚定他们的盟约。现在敌人马匹肥壮粮食充足，攻击他们恐怕不能伤害他们，反而让先零得以对防羌施恩，坚定他们的盟约聚合他们的党羽，胁迫各个小部族，敌人兵力逐渐增多，诛杀他们花费的力气是数倍。我担心国家的忧患累及十年，而不是两三年而已。先诛杀先零，那么防开所属不用烦劳军队就会臣服。等到正月攻击他们，是符合计策的道理，也是恰当的时机。现在进军，确实看不到它的好处。”

臣按：赵充国引用兵法说：“进攻力量不足的，防守力量就有余。”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现在敌人想要为寇，应该整顿兵马，训练战士，等待敌人到来，坐享调动敌人的战术，以逸待劳，是取胜的方法。这几句话，真是万世守边保卫国家的格言良法，今天应当遵行。

宣帝诏令辛武贤与赵充国合击先零，当时羌人投降的有一万多人了。赵充国推测他们必定溃败，想要罢免骑兵屯田，等待他们疲惫。奏章还没呈上，恰逢得到进兵的玺书，他的儿子赵卬派门客劝谏他。赵充国叹息说：“这是什么不忠的话！当初采用我的意见，羌人怎么会到这一步呢？现在战争久拖不决，四方夷族突然有动荡，相互影响……”

译起兵之后，即使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妥善处理后事，难道只是羌人值得担忧吗？我本来就要以死坚守这个策略。」于是上奏屯田的建议说：「羌人容易用计谋击败，难以用武力彻底消灭。臣愚昧地认为出兵攻打并不适宜。估算从临羌向东到浩亹，羌人原有的田地以及官府和百姓尚未开垦的土地，可以有两千顷以上。臣请求撤去骑兵，留下步兵分别屯驻在要害之处。等到四月草木生长，征发郡里的骑兵以及属国胡人骑兵各一千人，作为跟随耕种者的游动兵力，以充实金城郡，增加积蓄，节省巨大的费用。恭敬地呈上屯田地点及器具用品的清单。」皇帝回复说：「如果按照将军的计策，敌人什么时候能被诛灭？战争什么时候能决出胜负？仔细考虑其中的利弊，再次上奏。」赵充国上奏说：「臣听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因此重视谋略而轻视战斗。百战百胜，并不是高明中的高明。所以先做到不可被战胜，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的时机。蛮夷的习俗虽然与讲究礼义的国家不同，但他们想要避害趋利，爱护亲人，畏惧死亡，逃亡，这一点是一样的。现在敌人失去了肥沃的土地，茂盛的草场，为寄居他处而发愁，远离故土，骨肉离心，人人都有叛离的志向。而圣明的君主班师罢兵，留下一万人屯田，顺应天时，凭借地利，以等待可以被战胜的敌人。虽然敌人没有立即伏法，但战争的决胜可以按月期待，羌人必将瓦解。前后投降的有一千七百多人，以及接受劝告离去的共有七十批。这就是坐困瓦解羌人的计策。」

译臣按：赵充国所说的“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这一句话，是万世中国保治安邦的格言。国家处于全胜之时，突然发生战争变故，应当以这句话为主旨，不要侥幸于一战，从而落入敌人的计谋，助长敌人的威风。一定要持重而不轻举妄动，一定要详加考虑而不草率进兵。除非我方有必胜的把握，而敌方有必败的算数，否则决断不轻易发动战争。

赵充国的奏章每次呈上，皇帝就交给公卿们议论，臣起初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十分之三，中间十分之五，最后十分之八。皇帝下诏责问先前认为计策不便的人，他们都叩头信服。魏相说：“臣愚昧，不熟悉军事，利害方面不如后将军赵充国谋划军防，他的话常常正确，臣担保他的计策可以必定采用。”皇上于是回复赵充国，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赵充国请求退休，罢官回家，朝廷每当有四方蛮夷的重大商议，常常让他参与军事谋划，询问筹策防御。张栻说：“汉代将领应当以赵充国为最优秀。凡是将领的弊病，在于用兵而不详察。赵充国大概经历军事很多了，等到听说西羌的事情，就不敢轻率，而说‘战争难以远程揣度，希望我驰赴金城，图上方略’，他不敢忽视到如此地步，大概是思虑之深，经历之多，孔子所说的‘面临事情而畏惧，喜欢谋划而成功’的人啊。将领的弊病在于急于近功切利，赵充国则图谋万全，陈述屯田十二利，持久而为不可动摇的计策，他的规模与诸葛亮渭水之上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呢？将领的弊病在于果断杀戮而不体恤百姓，赵充国受任边疆重任，而为国家根本考虑，要使百姓安定，边疆巩固，而西戎坐消，这大概是三代的将领，不是战国以来摧锋折敌的人所能比肩的。反复研究他的规模，体味他的风范远大周密，超出同辈，他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大概可以当宰相。假使他当宰相，必定能为国家图谋制度，为后世考虑安抚百姓，为国家根本计，像魏相辈应当在他的下风。”

戴溪说：“世上有所谓智将，有所谓勇将，有所谓常勝之兵，有所谓幸胜之兵，这四者不可同日而语。图谋事情揣度防备，因时制胜，以深谋远虑为先，只务求保全国家军队，这是智将。跃马抚剑，穷追殊死搏斗，贪图前利而不顾后患，急于近功而不暇远略，这是勇将。按军律而出，见利而动，十倍敌人则围，五倍敌人则攻，避开敌人的锐气而乘其疲惫，这是常胜之兵。勃兴于草野闾巷之中，在奔北败衄之后再次击鼓，垂亡而复存，转祸为福，这是幸胜之兵。勇将能发挥搏杀擒拿之力，智将能取得指挥自如之功，幸胜之兵可成事于一时，常勝之兵可为法于万世。赵充国以智将而用常勝之兵，先计而后战，常说：‘打击敌人以歼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又说：‘军队是用来明德除害的，举德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谨慎。’又说：‘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又说：‘军队以计谋为本，所以说多算胜，少算不胜。’又说：‘战不必胜，不草率接刃；攻不必取，不草率劳众。’凡上书至于论列，再三其言，深切可为万世法。与那些不度彼己，不计成败，残兵以逞，侥幸功名的人，岂不相去万万！”

臣按：自古论兵者多矣，只有赵充国最得帝王全胜的要道。万世持盈守成的君主所当师法的。大概创业的君主与守成的君主不同，所以其用兵也不同。为什么呢？创业的君主，尺地一民皆非己有，他所纠集的都是一时乌合之众，兵虽众而人心不坚，军用物资有限而饷粮或至于不继，所以乘势急战以求决胜。至于守成的君主则不然，上承祖宗之业，抚人民之众，以众而临寡，以大制小，以有余而应不足，对于寇盗，除去其害罢了，并非有所利之。况且他所啸聚的都是我的百姓，攻克他们虽然可喜而也可悲，战胜未必得福，而失败或足以招祸，在我所系者重，所以其发动不可以轻，所以非万全决胜，必不为也。自从世尚孙吴之法，谓兵贵神速，往往以逗留为将之罪，殊不知帝王的军队与敌国战争不同，彼言各有当耳。只有赵充国以深远之谋，用常勝之兵，所谓帝王的军队，以保全取胜，“全”之一言，真得三代帝王用兵取胜的要道，万世所当师法的。张栻谓汉将当以赵充国最，呜呼，岂但汉之将哉？臣私以为古今论帝王之师者，一赵充国而已，何止最于将而已哉？

班固说：很久了，匈奴之为患。所以自汉朝兴起，忠言嘉谟之臣，何尝不运筹帷幄，相与争于庙堂之上呢？高祖时，则有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而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家，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说征伐。皆偏

译只看到一时的利害，而没有探究匈奴问题的始末。自从汉朝建立到现在，经历的时代和年份，比春秋时期还要多。我们与匈奴有过修好文书而和亲的，有用武力而战胜取代的，有卑躬屈膝而侍奉他们的，有以威势降服而像对待臣仆牲畜一样对待他们的。屈伸变化不同，强弱形势相反。

译臣按：班固说汉朝各位大臣讨论驾驭匈奴的方法，不过两类：和亲与征伐罢了。然而这两类之中，又各自有两类。修明文教而和亲，这是上策；卑躬屈膝而侍奉他们，这就失之于软弱了。以威势降服而像对待臣仆牲畜一样对待他们，这是上策；滥用武力而征伐他们，这就失之于暴虐了。然而这些都将对方视为屈伸强弱的对象，不是帝王谨慎德行、以威德怀柔的治国之道。因此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必须对内没有虞舜朝廷懈怠荒废的过失，对外拥有周礼九伐的军队，将内外统一起来，这大概就是帝王驾驭远方的方法吧【以上论述征讨】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四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驾驭外族

征讨与安抚和好的意义【下】

《左传·襄公四年》晋悼公说：“那么不如与戎狄和好吗？”魏绛说：“与戎狄和好有五种好处：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视财物而轻视土地，土地可以购买，这是第一；边境不惊恐，百姓习惯于在田野劳作，农夫能完成农事，这是第二；戎狄侍奉晋国，四方邻国震动，诸侯被威势震慑而被德化怀柔，这是第三；用德行安抚戎狄，军队不劳累，兵器不损坏，这是第四；以后羿为鉴戒，而运用德政法度，远方到来而近处安宁，这是第五。您请考虑吧。”晋悼公很高兴，派魏绛与戎狄结盟。

臣按：这是后世与戎狄和好的开端。

襄公十一年，郑国人用两套歌钟及其镈磬、十六名女乐贿赂晋侯。晋侯将乐师的一半赐给魏绛，说：“你教导我和好戎狄，以匡正中原各国。八年之中，九次会盟诸侯，像音乐的和协一样，没有什么不协调的，我请你共享这音乐。”魏绛推辞说：“和好戎狄，是国家的福气。八年之中，九次会盟诸侯，诸侯没有恶意，是您的英明，以及各位大臣的辛劳。臣有什么功劳呢？不过臣希望您安享这音乐，并思考它的结局。”

臣按：魏绛所和好的戎狄，是已经迁入中原地区的戎狄；而后世所和好的戎狄，则是教化之外的蛮夷，居住在荒漠不毛之地的人。

汉高祖八年，匈奴屡次侵扰北方边境，皇帝为此忧虑。刘敬说：“天下刚刚平定，士兵疲惫于战争，不可以用武力征服。冒顿杀父继位，娶众母为妻，以武力作为威势，不可以用仁义说服。唯独可以用长远的计策使子孙世代称臣。陛下如果真能把嫡长公主嫁给他，他一定仰慕而将她立为阏氏，生的儿子必定成为太子。每年按时赠送礼物，晓谕礼节。冒顿在世，自然是您的女婿；死后外孙成为单于，可以不战而逐渐使其称臣。”皇帝说：“好。”想要派遣长公主，吕后不同意，于是取宫女，号称长公主，嫁给单于，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盟约。

司马光说：“刘敬说冒顿残忍暴虐，不可以仁义说服，却想与他结为婚姻，为什么前后自相矛盾呢？帝王驾驭外国，顺服就用德行怀柔，叛乱就用威势震慑，没听说过与他们通婚的。”

臣按：齐景公，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君主，畏惧吴国的强大，不得已而将女儿嫁给吴国。吴国，是泰伯的后代，与周朝同姓，本来就在九州疆域之内。景公尚且为此流泪哭泣。堂堂中原朝廷，拥有四海之广，疆域之大，甲兵之强，人口之众，竟然没有办法抵御外侮，而与他们通婚。唉！景公是不得已而为之，高帝却可以停止而不止。以开创基业的君主，任用百战之将，驾驭戎狄，难道没有其他办法，而一定要割舍所爱的人去送给所厌恶的人吗？大概高帝因为刘敬的话，刘敬本是依据魏绛的说法，后来便效法它作为驾驭戎狄的上策。用闺阁中美好的女子，作为异族异乡人的配偶，种田的老翁溺爱自己的女儿尚且不忍心，谁说像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英雄君主，竟然忍心这样做呢？大概是因为他们羡慕割舍私爱以造福百姓的名声，而不明白内外之分、人伦之理的缘故。

文帝派遣陆贾出使南越，赐给南越王赵佗书信说：“我是高皇帝的侧室之子，被弃置在外，在代地镇守北边藩镇，道路遥远，受蒙蔽而质朴愚钝，未曾致信。高皇帝去世，孝惠皇帝驾崩，高后亲自处理政事，不幸患病，吕氏作乱，依靠功臣的力量诛灭他们已经完毕。我因为王侯官吏不肯放弃的缘故，不得不即位。近来听说您给隆虑侯将军写信，请求亲近兄弟，请求罢免长沙的两名将军，我因为您的信罢免了将军。博阳侯的兄弟在真定的，已经派人慰问，修缮先人的坟墓。前日听说您在边境发兵为寇不止，当时，长沙深受其苦，南郡尤其严重。虽然您的国家难道独自获利吗？必定多杀士兵，伤害良将官吏，使别人的妻子成为寡妇，使别人的儿子成为孤儿，使别人的父母成为独居老人，得一人而失十人。我不忍心这样做。得到您的土地不足以显得广大，得到您的财物不足以显得富有。岭南以南，您自己治理。虽然如此，您号称皇帝，两个皇帝并立，没有一乘使者来沟通道路，这是争斗。争斗而不谦让，仁者不这样做。希望与您抛弃以前的恶行，从今以后，像过去一样互通使者。”陆贾到达南越，赵佗恐惧，叩头谢罪，愿意接受明确的诏令永远做藩臣，奉行贡赋职事。胡寅说：“文帝不欺骗真是贤明啊！实际上在德行上

译损害（他人），而听者心中喜悦并真诚信服。有的人夸大其辞，炫耀其事，借助符咒禁忌，依托怪异神灵，想要以此震慑、厌服并肃整众人，却不知道虚妄荒诞是可耻的。《易经》说：“谦虚使尊贵者更加光辉，卑下者也不被超越”，文帝具备这种品德。

译臣按：天下道理中最大且最真实的，不过是“诚”罢了。这种诚，可以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穿透金石，使禽兽鱼鳖信服。南越王也是人，谁说不能用诚来感动他呢？所谓诚，就是真实无妄的意思。真就没有虚伪，实就没有虚假，无妄就是诚了。看汉文帝赐给尉佗的信，自称是侧室所生之子，又说高后亲自处理政事，吕氏发动变乱，不仅讲述自己出身的来历，连国家不幸的变故也一并提及。千年之后，读来仍使人内心喜悦而真诚信服。何况当时的人，平素不知内情，一旦听到这些，难道能不感动内心吗？后世的帝王，只有我圣祖开国之初所下的诏书，与文帝不约而同，一处说：“朕本是淮右的小民”，一处说：“朕本是淮右的布衣”，此类言论不一而足。《中庸》说：“只有天下至诚，可以参赞天地，助成化育。”区区小丑，本来就在天地化育之中了。

文帝时，贾谊上疏说：“匈奴轻侮侵掠，而汉朝每年赠送金、絮、采、缯来奉承他们，玩忽细枝末节而不图谋大患，这不是求安之道。想试着设立属国，施行五饵、三表来牵制单于。”

颜师古说：“喜爱别人的勇壮，喜好别人的技艺，是仁道。以信为大，操守常义。爱好有实效，承诺可期待，即使十死一生，对方也必定会到来，这是三表。赐给华丽的服饰车马，来败坏他的眼目；赐给丰盛的食物珍味，来败坏他的口腹；赐给音乐妇人，来败坏他的耳朵；赐给高堂华屋、仓库奴婢，来败坏他的肚腹。对于来投降的人，皇上召见宠幸他们，一起娱乐，亲自斟酒喂食，来败坏他的心志。这是五饵。”

臣按，有人问朱子：“五饵之说怎么样？”朱子说：“伊川说，宋朝正是用此术。契丹分明是被金帛收买了，他们分明是中了饵。只怕金帛用尽后他们又会来。看此说，那么前人认为贾谊迂腐，哪里是迂腐呢？大概是用兵则利益归于臣下，不用兵而和则利益归于君主，所以乐于听从。”宋朝富弼用岁币说服契丹，也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金帛出自百姓，国家既已竭尽民力来养兵，又让他们出财作为贿赂。金帛有时会用尽，而他们的贪婪没有止境，一旦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战端就开始了。宋朝对待契丹、女真，可见一斑。这就是君子做事，之所以贵在谋划开始而必须思考能否持续的原因吗？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来请求和亲。天子下诏讨论此事，王恢是燕地人，熟悉胡人事务，说：“匈奴和亲，不过几年，就又会背弃约定，不如不许，兴兵攻打他们。”韩安国说：“匈奴迁徙不定，像鸟一样难以控制，现在行军数千里，与他们争利，那么人马疲乏，敌人以完整之师对付我们的疲敝，这是危险之道。不如和亲。”群臣议论者多附和韩安国，于是答应了和亲。

臣按：匈奴请求和亲，割让所爱之地给他们，本来就不可以，又假借家人女子给他们，这就是不以诚相待，尤其不可以。如果他们不曾侵犯我们，而我们兴兵攻打他们，那么理亏在我们，理直在他们，可以吗？当对方有求于我们时，就正言拒绝说：“中国女子不习惯外国水土，而且多病。况且人生长短不常，而女子性情不定，或许反而因此造成嫌隙。不如各自守住疆界，敦行礼义更为长久。”这样回复，不仅是善意的言辞，道理也应当如此。

宣帝时，议论者多说：“匈奴为害日久，可以趁其败乱，举兵灭掉他们。”下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回答说：“《春秋》记载晋国士匄率军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返回。君子推崇他不攻打丧国，认为恩德足以使孝子信服，道义足以感动诸侯。前单于仰慕教化趋向善道，派遣使者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没有不闻知的。不幸被贼臣所杀，现在攻打他，是乘乱而幸灾乐祸。他们必定奔走远逃，不以义出兵，恐怕劳而无功。应该派遣使者吊唁慰问，辅佐其幼弱，救助其灾患。四夷听说后，都会推崇中国的仁义。如果蒙受恩德，得以恢复其位，必定称臣服。从此德政盛大。”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派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进献贡品，罢归时，自称想要投降，如果不接受我，我自杀，终究不敢回去。使者上报，下诏让公卿议论。议论者有人说应该依照旧例，接受他的投降。谷永、杜钦认为汉朝兴起以来，匈奴多次成为边患，所以设立金爵的赏赐，以等待投降者。现在单于称臣朝贺，没有二心，接待他应该不同于以往。现在既已享受他的聘贡之礼，又接受他的逃亡之臣，是贪图一人的所得，而失去一国之人心。拥有有罪的臣子，而断绝慕义之君。假如单于刚即位，想委身于中国，不知利害，让他诈降，以占卜吉凶，接受他则亏损德行、阻碍善行，使单于自我疏远，不亲近边吏。或者设置反间，想因此产生嫌隙，接受他正适合他们的阴谋，使得他们归咎于我们而指责我们理直。这确实是边境安危的根源，军队动静的关键，不可不详细考虑。不如不接受，以彰显日月的诚信，抑制欺诈的阴谋，怀柔归附亲善之心为宜。

臣按：谷永、杜钦的这个建议，得当

译这是帝王诚信的原则。后世边疆少数民族前来进贡，如果有与此事相同的情况，应当以此为准则作为法度。

译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派遣使者进贡马匹和皮衣，再次请求和亲，并请求赐予音乐，又请求率领西域各国的胡人宾客一同进献。光武帝召见三公府官员商议如何酬答。司徒掾班彪说：“我听说汉宣帝曾告诫边疆守尉说：‘匈奴是大国，多变诈，交往中若掌握实情，就能击退敌人、挫败其攻势；应对若失去分寸，反而会被轻视欺侮。’如今北匈奴看到南单于前来归附，害怕南单于图谋自己的国家，所以多次请求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朝进行贸易，隆重派遣有名望的王侯，大量进贡，这些都是对外显示富强以互相欺骗罢了。我看到他们进贡越多，就知道他们国家越空虚；请求和亲越频繁，就表明他们恐惧越多。然而如今既然未能援助南匈奴，也不宜断绝与北匈奴的关系，羁縻的原则，礼节上没有不答复的。我认为可以稍微增加赏赐，大致与他们进贡的价值相当，答复的言辞一定要有所针对。”

臣按：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但也以事先察觉为贤明。班彪对待北匈奴的态度，大概深得事先察觉的道理。他所起草的文书，委婉详尽，可以作为后世代言人的法则。

班固说：“和亲的议论，始于刘敬。当时天下初定，刚遭受平城之难，所以听从他的建议，缔结和亲，贿赂单于，以救安边境。孝惠帝、高后时期，遵循而不违背，匈奴的寇盗并没有因此减少停止，而单于反而更加骄横傲慢。等到汉文帝时，与匈奴开通关市，将汉女嫁给匈奴，增加贿赂，每年千金，而匈奴多次违背约定，边境屡次遭受其害。因此文帝中年，赫然发愤，于是亲自穿上军装，骑上战马，率领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在上林苑驰射，讲习战阵，聚集天下精兵，驻扎在广武，咨询冯唐，与他讨论将帅之事，慨然叹息，思念古代的名臣。这就是和亲没有益处，已经明显的效验。”董仲舒亲眼见到四代的事情，仍然想要固守旧有的条文，稍微增加约定，认为义能感动君子，利能打动贪人，像匈奴这样的国家，不能用仁义来说服，只能用厚利来结盟于天。所以给他们厚利，以埋没他们的意图，与他们在天盟誓，以坚定他们的约定，扣留他们心爱的儿子，以牵制他们的心。匈奴虽然想要反复无常，拿失去厚利怎么办？拿欺骗上天怎么办？拿杀害爱子怎么办？征收赋税进行贿赂，不足以抵偿三军的费用，城郭的坚固，无异于贞士的约定。而让边城守境的百姓，父母宽缓腰带（安居乐业），幼儿吞咽食物（无忧无惧），胡马不窥视长城，而紧急军报不在中原通行，不也是对天下有利吗？考察董仲舒的议论，对照实际行事，才知道它不符合当时的情况，而对后世有缺失。在汉武帝时，虽然征伐克复，但士兵马匹死亡，也大致相当。虽然开辟河南之地，建立朔方郡，但也放弃了造阳以北九百余里。匈奴人民每当来降汉，单于也总是扣留汉使，以互相报复。他们桀骜不驯尚且如此，怎肯把爱子作为人质呢？这是不符合当时情况的言论。如果不安置人质，空约和亲，这是沿袭汉文帝过去的悔恨，而助长匈奴无尽的欺诈。边境不选拔守境有武略的臣子，修筑障隧备御的器具，磨砺长戟劲弩的器械，依靠我们用来对待边寇的手段，而致力于向百姓征收赋税，远行贿赂，剥削百姓，以奉养寇仇，相信甜言蜜语，坚守空约，而指望胡马不窥视，不是太过分了吗？谋划事情提出建议，不图谋万世的利益，而苟且依赖一时的事情，不可以长久。

臣按：班固引用董仲舒关于和亲的话，说他不图谋万世的利益，而苟且依赖一时的事情。防备地说：董仲舒的话有漏洞吗？确实有漏洞。董仲舒这话，大概与贾谊的五饵之说大致相同。他说给匈奴厚利和亲，后世也有用此来诱饵祸患、平息争斗的。然而没有益处。唐朝派遣公主，宋朝缴纳岁币，白白耗费民财，损害国威。后来的效果如何呢？后人应当以此为鉴啊！

魏国毌丘俭担任安定太守，将要赴任，魏公曹操告诫他说：“羌胡想要与中国交往，自然应当派人来，千万不要派人去。善人难得，一定会教唆羌胡胡乱提出请求，借此为自己谋利，不听从就会失去异族的心意，听从则没有益处。”事情兴起，派遣校尉范陵到羌中，范陵果然教唆羌人自己请求成为属国都尉。曹操说：“我预先知道会这样，大概是经历的事情多啊。”

臣按：曹操说羌人想要与中国交往，自然应当派人来，千万不要派人去，这确实是通达事理的话。大概中国与外域，疆域隔绝，无事时正不必琐碎地相互往来。除非非常不得已，决不可以通使。如果不得已，必须选择合适的人选。选不到合适的人，宁可承受责备，也不轻易开启交往的途径。为什么呢？因为善人难得。那些不善的小人，不明大体，只顾及眼前，事情可行与否，可延续与否，都不暇考虑，往往顺从敌情，以谋取自身利益，假借上级旨意许诺给予，教唆敌人提出请求，开启他们未知的欲望，逢迎他们的欲求，答应他们未必能得到的要求。之后如果不符合他们的意图，因而开启争端，打开边境缺口，都是这类人造成的。然而其中固然有被利害所胁迫，苟且逃避一时之祸的人，也有反而借助敌势，以谋取自身荣利的人，如范陵那样。曹操说这话，自称自己经历的事情多，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万一国家不得已与外国通使，必须审慎选择

译用人，一定要选择通晓礼义、有气节，博通古今，明察事理的人，然后才派遣他。不能只任用武官，而必须同时任用文士；不能只委任边防官吏，而必须由朝廷大臣主导。

译唐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维州副使悉�谋请求投降，率领全部部众投奔成都。李德裕派遣军队占据该城，详细上奏了情况。事情下达给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家都请求按照李德裕的防备策略办理。牛僧孺说：“吐蕃的疆域，四面各达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损害它的势力。近来双方修好，约定撤除戍守的军队，中原王朝抵御戎狄，以坚守信用为最高原则。如果他们前来责问说：‘为什么失信？’在蔚茹川养马，登上平凉坂，万骑环绕回中，怒气冲冲地直言指责，不超过三天就会到达咸阳桥。这时候，在西南数千里之外，得到一百个维州，有什么用处呢？白白抛弃诚信，有害无利，这是普通百姓都不做的事，何况天子呢？”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下诏让李德裕将维州城以及悉怛谋等人全部归还给吐蕃。吐蕃在边境上杀死了悉怛谋等人，极其残酷。到了唐武宗朝，李德裕担任宰相，进言说：“维州占据高山绝顶，三面濒临江水，处在戎人平川的要冲，是汉地出兵的道路。当初河陇地区全部沦陷，只有这里独自保存下来。吐蕃用计防守它，号称无忧城。从此得以集中兵力在西边，侵犯逼近内地。韦皋想要经营河湟地区，必须从这座城开始，紧急攻打多年，最终不能攻克。我到达西蜀，维州空城来归降，南诏震恐，山西八国都愿意内附，可以削减八处镇兵的兵力，坐收千余里旧地。况且在维州投降前一年，吐蕃还包围鲁州，哪里顾念盟约？当时不赞同我的人，是畏惧我的威势而憎恨我。下诏让我捉拿送还悉怛谋等人，让他们自己杀戮。我多次上表陈述理由，请求怜悯宽恕，回复的诏书严厉急切，最终让我捉拿还将吏，面对我无不流泪。吐蕃主帅就因此在边境上杀了这些人，断绝了忠诚归附之路，满足了凶残暴虐之情。请求追奖忠魂，分别加以褒扬赠官。悉怛谋，赠右卫将军。”

司马光说：“议论的人大多怀疑维州的取舍，不能决断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是非。我认为，唐朝刚与吐蕃修好，却接纳了他们的维州。从利益来说，维州小而信用大；从危害来说，维州缓而关中急。那么为唐朝谋划，应该先做什么呢？悉怛谋在唐朝，就是向往教化；在吐蕃，不免成为叛臣。他遭受诛杀，又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呢？况且李德裕说的是利益，牛僧孺说的是道义。普通人追求利益而忘记道义，人们还以此为耻，何况天子呢？譬如邻居的牛逃跑进入我家，有人劝哥哥归还，有人劝弟弟据为己有。劝归还的人说：‘据为己有不义，而且会招致诉讼。’劝据为己有的人说：‘他曾经抢过我的羊，何必拘泥于道义？牛是大牲畜，卖掉它可以使家庭富裕。’由此看来，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是非就显而易见了。”

胡寅说：司马光的话过分了！假如维州本来不是唐朝的土地，既然与吐蕃和好，放弃而不夺取，姑且坚守信约，还可以。维州本来是唐朝的土地，被吐蕃侵占，却想要坚守小小的信用，把险要之地抛弃，可以吗？牛僧孺所说的三天到达咸阳，只是用大话恐吓唐文宗，不是事实。夺取我们的土地却用盟约来约束，这正是蒲人用来要挟孔子的做法，不能称之为信。收复我故土，是道义上应当做的事。司马光不根据道义来决断，而是谈论利害，又指责李德裕为利，牛僧孺为义，这都没有依据！所以把维州归还吐蕃，抛弃祖宗的疆土，捆绑送还悉怛谋，阻绝归附之心，牛僧孺是用小信妨碍大计。攻下维州，派遣军队占据它，洗刷几十年的耻辱，追奖悉怛谋，赠予官职，李德裕是用大义谋划国事。这是两人是非的辨别。

臣按：维州悉怛谋这件事，司马氏赞同牛僧孺，胡氏赞同李德裕，他们所议论的，是牛李二人已经发生的是非。臣请就他们未发生的情况来处置。李德裕刚得到悉怛谋的归附意向，就秘密将此事上报朝廷，并且写信给宰相执政，等待批复下来再行动。批复允许就行动，不允许就暂且停止，以等待机会的到来。这样就不失归附之心，而遗留祸患，而且也不会挑起边境争端。不然，如果那人已经归降，那地方已经被我们占据，事情已经这样，不等他们请求，就明确告知：归还土地但不交出那人，那么他们感激我们的恩信而归附的人，也不会遭受惨毒了。由此看来，两人都有失误。李德裕的失误，在于急于功名；牛僧孺的失误，在于报复私怨。在两人之中比较，急于功名的，还算是比那个好一些。唉！借国家的事情来行私欲，在私欲上得到了满足，但公义何在呢？

范仲淹议论和、守、攻、备四种策略，其中和的策略说：元昊未曾受挫，却突然请求通好顺服，实际上是图谋休战，所获得的是大利，所屈服的是虚名。然而请求繁多，奸谋未测，国家以百姓为念，不能不接纳。就像唐高祖、太宗顺应天意人心，百战百胜，还屈服于突厥。当突厥可汗刚死，为他举哀，废朝三天，派遣百官到馆舍吊唁他的使者，使他们的礼节非常屈辱。又太宗在渭水边上率领六骑，见到颉利并与他谈话，又亲自与他结盟。颉利退兵后，左右劝击打他，太宗不听从，这是盛明君王的谋略。陛下如果像唐高祖、太宗那样隆重礼节、谨慎信用，以盟好为权宜之计，选拔将领、磨砺兵器，以攻守为实事。他们不违背盟约，我们就安抚接纳不懈怠；他们将辜负恩德，我们就攻守都适宜。这样结好的策略，没有失误。

臣按：

译范仲淹所说的，推崇礼制、恪守诚信，将结盟友好视为权宜之计；选拔将领、磨砺兵器，将进攻防守视为实际事务。后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敌和亲时，应当以这番话作为权衡的标准。

译以上论述征讨、安抚、和解的道义，臣认为：古人说战争、防守、和解都是应对敌人的手段，而不是制服敌人的根本。制服敌人的根本，在于能够战、能够守、能够和。为什么呢？这实际上是充实腹心而调动四肢的方法。大概只要尽到治理中原的方法，那么战争之中就有防守和解和，防守之中就有和解和战争，和解之中也有战争和防守，像圆环没有尽头一样，交替互相作用。情况不同，那么用来应对的方法也就不一样。关键是要让制服敌人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并且我们的力量常常有余。想要作战就像唐太宗，想要防守就像汉光武帝，想要和解就像汉文帝，如此罢了。如果只重视外部而忽视内部，固执一端而废弃其他，把激烈交战当作战争，把划地为界当作防守，把松懈懈怠当作和解，那么这样的战争就是秦朝、隋朝的战争，这样的防守就是后梁的防守，而这样的和解就是后晋的和解了。由此看来，就知道战争、防守、和解这三者，是古今驾驭外国的方法，不出于此了。汉人所说的治理军事的三种防备，都包含在其中。然而就这三者而言，上等的防备莫过于防守。防守时如果敌人侵犯掠夺，要求不停止，然后衡量敌我力量，审察时势，或者与他们作战，或者与他们和解。之所以作战，是为了巩固我们的防守，而不是贪图他们的财物而侵犯他们；之所以和解，是为了安定我们的防守，而不是畏惧他们的强大而屈服于他们。因此，作战使敌人臣服，我们也不忘记作战，而专注于防守；和解使敌人信服，我们也不忘记作战，而专注于防守。作战、防守、和解，都是应对敌人的手段，而用来制服敌人的方法，在于顺应形势，跟随时机，应对变化，可以作战，也可以不作战，可以和解，也可以不和解。其运用在于我们的心。然而归结起来，只是守住我们的疆域罢了。所以在这三者之中，又以防守为根本。

《诗经》序言说：“周文王、周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部，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部，开始于忧虑勤劳，终于安逸快乐。”

臣认为：有的处于内部，有的居于外部，这是天造地设，以山川作为疆域，用来区别种类，使他们不相混淆，不相侵犯。所以自古圣明的帝王，一定严格区分内外，治理内部的方法，一定详细谨慎，没有一件事不准备周全；治理外部的方 法，一定严格严密，没有一处空隙可以乘虚而入。这就是他们开始忧虑勤劳，最终安逸快乐的原因吧？

又说：“《小雅》完全废弃，那么四方夷狄就会交相侵犯，中原就危险了。”

孙觉说：“《小雅》是王道秩序的表现，凡是它所叙述的，都是人伦纲纪，恩惠养育万物。君臣以诚相待，知道群臣百姓的乐苦。派遣使者慰劳归来的将士，恩意更加深厚。反复以自我治理为先，所以能使周道中兴，夷狄远遁。至于夷狄的祸患，即使是盛世君王也不能免除，只有懂得自我治理的人才能战胜它。”

臣认为：孟子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经》也就消亡”，推而广之，可以看出王道兴盛时，治理的功业昌盛，而《诗经》作为诗歌，在朝廷宴饮时宣畅歌咏，欢欣和悦以沟通群臣百姓的情感，恭敬庄重以发扬先王的德行，无非是和平正大的声音。内部治理既已修明，那么外部治理就没有不举行的。自从《小雅》被废弃，那么内部治理就不修明了。内部治理不修明，那么纲纪废弛，政教混乱，又怎么能治理外部呢？

又说：“周宣王能够内部修明政事，外部抵御夷狄，恢复文武的疆土，修治车马，备齐器械，重新在东方都城设置防务。”

臣认为：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周王室逐渐衰微，八代之后厉王胡暴虐，周人驱逐他，他出逃住在彘地。猃狁内侵，逼近京城。宣王即位，内部修明政事，外部抵御夷狄，于是使文武成康的盛世恢复如初。帝王治理天下，先内部而后外部，一定要内部的政事无不修明，然后外部的夷狄才能被抵御。由此可知，内部修明是外部抵御的根本。

汉文帝时，太子家令晁错说：“我听说用兵临战交锋紧急时有三件事：一是得到地形优势，二是士兵熟练，三是器械锋利。兵法说：‘深丈宽五尺的沟渠，淹没车轮的水，山林积石，常流的水，丘陵草木所在的地方，这是步兵的地形，车骑两匹不如步兵一个。’土山丘陵，连绵相接，平原广野，这是车骑的地形，步兵十个不如车骑一个。山陵相距遥远，川谷在中间，仰高临下，这是弓弩的地形，短兵百个不如弓弩一个。两军阵地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这是长兵器的地形，剑盾三个不如长兵器一个。芦苇竹蒿草木茂密，枝叶相接，这是矛戟的地形，长兵器两个不如矛戟一个。弯曲道路互相埋伏，险隘互相逼迫，这是剑盾的地形，弓弩三个不如剑盾一个。士兵不选拔训练，士兵不熟练，起居不精细，动静不集中，趋利不及，避难不彻底，前击后解，与金鼓的声音不相符合，这是不训练士兵的过错，百个不如十个。兵器不完备锋利，与空手相同；铠甲不坚固严密，与袒露身体相同；弓弩不能射远，与短兵相同；射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