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
有急有缓，少而急于用则通，多而不急于用则滞。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収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则随其原价而卖，之所以济民之用也。然买物必以价，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官则或賖或贷与之，賖则取偿而不取息，贷则按本以计其息。所以不取息者，应其防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费也。然其取息也，则又不以钱而以力焉。所谓国服为之息者，偿本之后以服役公家为息，服如国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无非以阜民之财，济民之急，而上之人无分毫利焉。岂若王莽、王安石之所为哉？
译事物有紧急的，也有不紧急的；数量少而急需使用就能流通，数量多而不急需使用就会停滞。在上位的人因为看到它停滞，就用货币来收购，使它的数量减少从而恢复流通，这是为了厚待百姓的生活。在上位的人既然已经收购了，在下位的人有时遇到紧急情况需要这些物资，就按照原来的价格出售，这是为了救济百姓的急用。然而购买物品必须支付价款，那些贫穷的百姓没有钱来购买，官府就有时赊欠或借贷给他们。赊欠的话，收回本金但不收取利息；借贷的话，则根据本金来计算利息。之所以不收取利息，是为了应对百姓祭祀等紧急需求；而必须收取利息，是为了限制他们挥霍浪费的费用。然而所收取的利息，又不是以金钱形式，而是以劳役形式。所谓“国服为之息”，就是在偿还本金之后，通过为官府服役来作为利息。服役的标准如同国内七十岁及六十岁的人，野外从六尺高及六十五岁的人，征召他们来供给服役的劳力。所有这类做法，无非是为了增加百姓的财富，救济百姓的急难，而在上位的人并没有从中获取丝毫利益。这哪里像王莽、王安石所做的那样呢？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鼈不中杀，不粥于市。
李觏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葢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汉武帝元封元年，用桑▯羊言，置均输官于郡国，尽笼天下之货，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亾所牟大利，而物价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凖
桑▯羊曰：往者，郡县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逺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凖
文学曰：古之赋税于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职。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济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人并収；并収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収贱以取责，未见凖之平也。葢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
臣按：桑▯羊作均输法，以为平凖。观其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辨论者，大畧尽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义则公，利则私。公则为人而有余，私则自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马端临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収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賖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甞有此法乎？」
臣按乐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书以立五均，则市无贰价，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说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无足道者，姑録之以示世戒。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言：“县官宜自交阯、益州上计吏来市珍寳，収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无异，非明王所宜行。”帝不从。其后用度益奢。
臣按：均输之法，谓郡国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之，而为之转输于京。此非但商贾之事，葢贫民无产者为人佣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岂非武帝诒谋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为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戸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胡寅曰：「百姓豪夺，县令得而治之；县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讐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数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议，不纳谏说，则无如何矣。匹夫交易，价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观不平，亷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书之青史，千古不泯，岂非永监哉！
译《王制》规定：器物不符合标准尺寸，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兵车不符合标准尺寸，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布帛的精粗不符合规定数量，幅面的宽窄不符合规定度量，不得在市场上出售；杂色扰乱正色，不得在市场上出售；五谷不在应季之时，果实尚未成熟，不得在市场上出售；木材不在应伐之时砍伐，不得在市场上出售；禽兽鱼鳖不在应杀之时捕杀，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李觏说：治理财政的道理，以去除伪劣为第一要务。百姓的欺诈虚伪，大概是他们的常性。何况在市井之中，掩饰行为、隐藏奸恶，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如果奸伪恶劣的物品，可以混杂其中欺骗人来获取利益，那么人们就会竞相趋附了。这难道只是愚昧的百姓受欺骗吗？而是使人荒废日常正业，去制作无用的物品。人荒废正业，那么农业根本就不雄厚了；物品无用，那么国家就不充实了。下层背离农业根本，上层失去国家充实，祸患从此开始了。臣按：市场上陈列的物品，虽然是商贾的事务，然而风俗的奢侈与节俭，人情的浮华与朴实，国家用度的盈余与缩减，都由此产生。
汉武帝元封元年，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在郡国设置均输官，完全垄断天下的货物，价格高时就卖出，价格低时就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谋取暴利，而物价不能暴涨，因此抑制天下的物价，名叫平准。
桑弘羊说：过去，郡县诸侯各自用他们的物品进贡输送，往来烦琐困难，物品大多低劣，抵偿不了费用。所以在郡设置输官，互相供给运输，以方便远方的进贡。所以叫均输。在京师开设委府，以垄断货物，价格低就买入，价格高就卖出，因此官府不损失实际利益，商贾无法谋取利润。所以命名为平准。
贤良文学说：古代向百姓征收赋税，依据他们擅长的，不要求他们不擅长的。农夫缴纳他们的收获，女工效法她们的职责。现在舍弃他们所有的，要求他们没有的。百姓贱卖货物以便满足上级的需求，近来郡国有的命令制作布絮，官吏任意刁难，与他们做买卖。官吏所获得的，不只是济阴、陶地的丝绢、蜀地、汉地的布匹，也是民间所制作的。施行奸诈、操纵平价，农民深受苦楚，女工被双重征税，没看到输送的公平。官府大量征发，关门垄断市场，那么万人一起收购；一起收购那么物价暴涨，暴涨那么商贾谋取利润。如果让官吏自行买卖，那么官吏容纳奸豪，而富商囤积货物等待急用，小商贩和奸吏低价收购以索取高价，没看到平准的公平。大概古代的均输，是为了均衡劳逸而方便进贡输送，不是为了谋取利润而做买卖。
臣按：桑弘羊制定均输法，用来作为平准。看他和贤良文学之士所辩论的内容，大致都讲尽了。然而治理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公与私、义与利罢了。义就是公，利就是私。公就是为人着想而有余，私就是为自己着想而不足。堂堂朝廷，却做商贾贸易的事，并且说想要商贾无法谋取利润。唉！商贾尚且不可谋取利润，却以万乘之尊去谋取商贾的利润，可以吗？
王莽在长安及五都设立五均官。
马端临说：“古人设立五均，以均衡市场价格；设立泉府，以收购滞销货物，并按时买卖，都是为了便利百姓。所谓‘国服为息’，是用官物借贷给百姓，就收取利息罢了。现在王莽借五均、泉府的说法，命令百姓采山泽的、畜牧的、纺织的，以至医巫技艺，各自申报所从事的行业，并计算其利润的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作为贡赋，这简直就是直接掠夺罢了。周公何曾有过这种法令呢？”
臣按乐语，河间献王所传道的五均之事，说天子取诸侯的书籍来设立五均，那么市场没有两种价格，四民常常均衡，这是王莽五均说法的来源。王莽借古人的良法来网罗市场利益，不值得称道，暂且记录下来以示世人警戒。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说：“官府应该从交阯、益州的上计吏那里购买珍宝，收取其中的利润。”这是武帝所说的均输。下诏议论此事。尚书仆射朱晖说：“查《王制》：天子不说有无，诸侯不说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现在均输的法令与商贩没有区别，不是贤明君主应该实行的。”皇帝不听从。此后用度更加奢侈。
臣按：均输的法令，是说郡国的租赋，连同雇佣运输的费用，官府全部收取，然后转运到京城。这不只是商贾的事务，大概是贫民无产者为人佣工雇佣的事务。不但不是贤明君主应该实行的，即使是乡里中名为士大夫的人，也不应该实行。章帝是汉朝七位制主之一，却也这样做，难道不是武帝留下的谋划不善吗？
唐德宗让宦官担任宫市使，设置几百名白望，强行低价购买物品，用红紫色染旧衣、破败的缯帛撕成尺寸来给付，仍然索取进奉门户及脚钱，名义上叫宫市，实际上是掠夺。谏官御史多次劝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详细上奏此事，皇上颇为赞赏采纳，询问判度支苏弁，苏弁迎合宦官的意思，回答说：“京师游手好闲的万家，没有生计，依靠宫市供给。”皇上相信了他，所以凡是说宫市不好的都不听。
胡寅说：“百姓被豪强掠夺，县令可以治理；县令强取，郡守可以治理；郡守倚仗法律剥削，按察使可以治理；宰相用人聚敛，天子可以驱逐。天子如果兼有这几种情况，不体恤咨怨，不畏非议，不纳谏说，那就无可奈何了。普通人交易，价格不相等，夺取并占有，旁观者不平，廉洁者感到羞愧。富有四海而行同普通人，记载在青史上，千古不灭，难道不是永远的鉴戒吗！”
」
臣按：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刼。然方其未知也，而为左右之人所▯蔽，其责犹有可诿者。幸而农夫以驴负柴者，殴宦者，得以上闻。谏官御史又数言之，而方镇来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罢之矣。夫以众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区区信一人之言，谓京师游手万家仰宫市以取给。嗟夫！人君听言，当揆之于理。吾取物于市，而游手何预焉？而赖此以给乎？盍遣亲信不欺者往侦其实，则情伪见矣。
译臣按：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享有天下的财富，却公然夺取贫民的东西作为自己的食用，这与盗贼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他还不知道实情的时候，被身边的人蒙蔽，他的责任还可以推脱。幸好农夫用驴驮柴的人殴打宦官，使得事情得以传到皇帝耳中。谏官和御史又多次进言，而前来朝见的方镇官员也提出意见，这就可以废除宫市了。可是对于众人所说的话都不相信，却仅仅相信一个人的话，说京城里上万无业游民依靠宫市来维持生计。唉！君主听取言论，应当用道理来衡量。我从市场上买东西，和无业游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难道依靠这个来供给生活吗？何不派遣亲信且诚实不欺的人去侦察实情，那么真假就明白了。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诏宫中买物，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
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仁宗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歳非所急务，一切収市，扰人甚矣。”及申旧令，使皆给实直。其间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歳不偿钱，有司请自今宜以见钱售之。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设塲务，专官使过有所用，遣亷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壊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今优与其直。
臣按：宋朝预买防绢，谓之和买绢。夫买而谓之和，必两无亏损，上下同欲，而无抑配之谓也。宋朝所谓和买，犹是民以乏钱，而须卖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后之▯，且至与夏税并输，而民家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而为民无穷之害。今所谓和买者，非止于绢，凡宫闱、官府有所匮乏，一切取之于州郡，州郡取之于民，然后计其直，俾其诣官库给价偿之，名曰和买。其实非民间所有，而欲以出卖者，亦是州郡于民常赋之外，敛钱収买，以应官司之求。及其领价之际，文移上下，展转伺候，动经旬月，所得不偿所费。呜呼！官府所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详哉？
神宗熈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始制均输之法，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法，使富商大贾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权。假发运使以钱货资其用度，俾周知财赋有无而移用之，得以徙贵就贱，用近易逺预知所当供办者，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以发运使薛向领其事，时议多以为非，后迄不能成。
苏轼曰：均输立法之初，其説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逺。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縁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臣按，此桑▯羊之故智然▯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况后世之人，不及▯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凖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熈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
臣按：先是，草泽魏继宗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下此诏。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主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戸愿请，比歳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歳市防绢，计纲赴京。
陈瓘曰：「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增创，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赋，有定制。凡于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必是欲行己私，趋时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请者，必曰「不益赋而国用饶」，又曰「民所愿请，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逺无▯」。人君听其言，非不美，
译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下诏规定宫中采购物品，若有原本不产出的地方，不得强行摊派以扰民。
宋朝初年，京城设有杂买务、杂买场，主管宫中的贸易事务。宋仁宗对辅佐大臣说：“本朝鉴于唐代宫市的弊端，设立专务由京朝官和内侍共同主管，以防侵扰百姓。但近年来，并非急需的物品也一概收购，扰民太甚了。”于是重申旧令，要求支付实际价值。其中内东门市，民间货物有时多年不偿还钱款，有关部门请求从今以后应用现钱购买。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欠缺，不能不向市场寻求。关键在于，不必设立专门的场务，任命专官。若有需要，派遣廉洁谨慎的人携带现钱，按当时市价公平交易，不折算成其他物品，不限制在异时支付，不用破损的货币，这样官府有了实际效用，而小民也没有怨言了。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求让官府预先支付买帛的钱，以便及时输送，这样百姓获利而官府也够用。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命令优厚地支付价值。
臣按：宋朝预先购买防绢，称为和买绢。既然称为“和”，必定是双方都没有亏损，上下意愿相同，而没有强行摊派的意思。宋朝所谓的和买，还是因为百姓缺乏钱，而必须卖给官府，以提前支付来方便百姓。后来却发展到与夏税一起缴纳，而百姓家中的营运资金、生活器具，全都折算计入，成为百姓无穷的祸害。现在所谓的和买，不仅仅限于绢，凡是宫闱、官府有所匮乏，一切从州郡索取，州郡从百姓那里索取，然后计算其价值，让他们到官库领取价格偿还，名叫和买。其实并非民间所有、想要出卖的东西，也是州郡在百姓常赋之外，敛钱收购，以应官府的要求。等到领取钱款的时候，文书上下往来，辗转等待，动不动就经过几十天，所得抵不上所费。唉！官府这样做，深宫之上，怎么能够知道详情呢？
宋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制定均输法，以流通天下的货物。制定轻重敛散的方法，使富商大贾不能趁着公私的急迫，来独揽权力。借给发运使钱货作为费用，让他周知财赋的有无而调动使用，能够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先知道应当供办的物品，从方便的地方变易蓄买，以等待上面的命令。由发运使薛向主管此事，当时议论大多认为不对，后来终究没有成功。
苏轼说：均输法刚制定时，其说法还比较浅显，只说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泛设置官吏，大量拿出钱，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不明确说贩卖，但既然允许变易，变易实行后而不与商贾争利，未曾听说过。商贾的事情，曲折难行，他们买的时候，提前支付钱；卖的时候，后期收取价值。多方面互相补救，委曲相通，倍称的利息由此而得。现在官府买这些物品，必须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的费用已经很厚，不是良货不卖，不是贿赂不行，所以官府买的价格比民间必定贵。等到卖的时候，又像以前一样，商贾的利益从哪里得到？朝廷不考虑这些，竟然捐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钱一出，恐怕不可复得，纵使其间稍微有所收获，而征商的额度所损失的必定很多了。
臣按，这是桑弘羊的旧计谋。桑弘羊自己立法而自己实行，尚且有弊端，何况后世的人，不及桑弘羊，而又交给平庸之辈，让他们奉行呢？大抵百姓自己交易，则物品的良恶，钱的多少，容易通融，准折取舍。官府与百姓交易，物品必定以良货，价格必定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想要实行，有利而无弊，难了。政事不如不这样做，做了反而更坏。
熙宁五年下诏说：“天下商旅物货到京城，多被兼并之家所困，应当拿出内藏库的钱帛，选派官吏在京城设置市易务。”
臣按：在此之前，草泽魏继宗上书说，京城是百货聚集的地方，市场没有固定价格，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下了这道诏书。唉！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主者，只应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罢了。竟然想要夺取富人的给予穷人以为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呢！夺取富人的所有给予穷人，尚且不可以，何况夺取而归之于公上呢！唉！以人君的身份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说：“预买钱多，人户愿意请求，近年例增给。”下诏各路提举司，借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年市防绢，计纲赴京。
陈瓘说：“预买的利息，重于常平数倍，人都以为苦，何谓愿意请求？现在又增创，虽然名义上救济匮乏，实则是聚敛之术。”
臣按：上级取下，有常赋，有定制。凡在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必定是想行己私，趋时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他们建请的理由，必定说“不增加赋税而国用饶”，又说“百姓愿意请求，而非强迫”，又说“实行后上下俱便益，而永远无弊”。人君听其言，并非不美好，
及其施行之际，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损国课，戕民生，促国脉，以贻后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译等到这些措施真正实施的时候，不仅不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反而损害国家税收，残害百姓生计，缩短国家命脉，给后世留下耻辱的事情太多了。君主对此，不能不仔细考察。
孝宗隆兴二年，臣僚言：熈宁初，创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寛其期，而使之待价。懐逺之意，实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歴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葢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专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歳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廻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抽分之数，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税者断没，仍禁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葢用以懐柔逺人，实无所利其入也。臣惟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絶，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则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于戸律有舶商匿货之条，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不知何时始禁。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庻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冦者，且暹罗、瓜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冦，当遵祖训，不与之通。傥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下濵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収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囘还，并不敢私帯违禁物件，及囘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囘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歳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歳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以上市】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歳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谓贾人多蓄积】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以十収百】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凖平。守凖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钟】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钟饟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谓轻侮之】夺吾民矣。又曰：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歳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于州县里蓄积钱币，即上文万室千室所藏者】于是县州里受公钱，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谷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辅桓公以兵车伯天下，而其治国犹知以守谷为急务，而通轻重之权为敛散之法。歳穰民有余，则轻谷，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则轻者重。歳凶民不足，则重谷，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则重者轻。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人谓士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歳，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又见固邦本】
马端临曰：“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于齐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国；李悝之意，专主于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説。然山海天地之藏，闗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于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上之
译宋孝宗隆兴二年，臣僚上言说：熙宁初年，创立市舶司（市指交易，舶指海船）以流通货物。旧法规定抽解（征收关税）有固定的数额，而且取用不苛刻；纳税放宽期限，让商人等待好价钱。怀柔远人的心意，实际上就寄托在其中了。
臣按：互市的制度，从汉朝通向南越开始，历代都实行。但是设置官署并以“市舶”为名，则始于宋朝。大概在此之前的互市兼通西北，到这时才专门用于航海。元朝沿袭宋朝的制度，每年招集海外商船到番邦，交易珠翠香料等货物，等到次年返航时，查验货物抽解关税，然后才允许他们售卖。其抽分的比例，细色货物在二十五份中取一份，粗色货物在三十份中取一份，漏税者没收货物，并且禁止金银铜铁及男女人口流出。本朝市舶司的名称虽然沿袭旧制，但没有抽分的办法，只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置官署，以接待海外诸国的朝贡者，大概是用以怀柔远人，实际上并不图谋其中的利益。臣认为国家富有，万国来朝，所以不依赖海岛的利益，然而中国的物产自给自足，固然不依赖外夷，但外夷所用的东西却不能没有中国的物产。私自通商、货物流出的祸患，断绝不了，虽然法律有明确禁令，但利益所在，百姓不怕死，百姓犯法而治罪，治罪后还有再犯的，于是因此治罪那些应当禁止的官吏，这样我们就不仅得不到利益，反而会有害处。臣考察《大明律》在户律中有舶商隐匿货物的条款，这说明本朝原本允许人们泛海经商，不知何时开始禁止。私下认为应当像前代互市的制度，或许这样设置官署的名称与事务才相称。或许有人说担心招惹边患，臣请求从前代史册中考察，海上诸国自古以来没有成为我国边寇的，况且暹罗、爪哇等国隔着大海，地势不相连，不像西北的戎狄。只有日本一国，号称倭奴，人工精巧而国家贫困窘迫，屡次成为沿海的寇盗，应当遵循祖训，不与他们通商。倘若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详细商议后上报，然后制定法令下达给沿海地区，有想要经营贩卖的人，让他们提前到市舶司告知，下达给有关部门审查核实，确实没有违碍，允许他们自行陈述并建造船只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过某处等国，在何年月返回，并且不敢私自携带违禁物件，以及返回时不致漏税，等到他们返航，派遣官员封存检查，抽分之余，才允许变卖。这样每年常规赋税之外，未必不能得到辅助。况且现在朝廷每年常常用番夷所贡的椒木折抵京官的常俸，这样不扰害中国百姓，而得到外邦的辅助，这也是充实国用的一种方法。比起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的做法，难道不是更好吗？
齐国管仲辅佐桓公，通晓轻重之权，说：年成有凶荒和丰收，所以谷物有贵贱；政令有缓急，所以物品有轻重。君主不治理，那么囤积居奇的商人游荡于市场，趁着百姓供给不足，以十倍于本金的价格牟利。百姓有余则轻视谷物，所以君主在谷物便宜时收购；百姓不足则重视谷物，所以君主在谷物昂贵时抛售。凡是根据时机进行轻重敛散，就能达到物价稳定。保持物价稳定，使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万钟的储藏，储藏钱币千万；千户的城邑，必定有千钟的储藏，储藏钱币百万。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耘田，农具器械，钟鼎粮食，必定从中获取供给。所以大商人囤积居奇，不能豪横地掠夺我们的百姓。又说：国家的广狭，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有定数；全年粮食的盈余，有定数。那些守国的人，守住粮食罢了。说：某县的土地广若干，某县的土地狭若干，那么必定积蓄钱币，于是州县里接受公家的钱，君主下令说郡县属大夫里邑，都登记谷物收入若干。
臣按：管仲是霸者的宰相。他辅佐桓公以兵车称霸天下，而他治理国家还知道以守住粮食为急务，而通晓轻重之权作为敛散的方法。年成丰收百姓有余，则谷物便宜，趁着谷物便宜的时候，官府收购，那么便宜的谷物就变贵了。年成凶荒百姓不足，则谷物昂贵，趁着谷物昂贵的时候，官府抛售，那么昂贵的谷物就变便宜了。在上位的人控制轻重的权力，而根据时机进行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利于百姓。这虽然是霸者的政治，但王道也应当采纳。
魏文侯的宰相李悝说：“粮食太贵伤害百姓，太贱伤害农民。百姓受到伤害就会离散，农民受到伤害国家就会贫困。所以太贵与太贱，它们的伤害是一样的。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使百姓不受伤害而农民更加勤勉。所以善于平籴的人，必定仔细观察年成，有上中下三种丰收程度。大丰收则收购三份而储存一份，中丰收则收购两份，小丰收收购一份。使百姓刚好够用，物价平稳就停止。”
马端临说：“古今谈论粜籴敛散的方法，始于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管仲的意思，兼主于富国；李悝的意思，专主于济民。管仲说君主不治理，那么囤积居奇的商人游荡于市场，趁着百姓供给不足，以十倍于本金的价格牟利，这就是桑弘羊、孔融以来所说的理财之道，大体上都尊崇这个说法。然而山海天地的宝藏，关市物货的聚集，如果豪强独占，那么取用来富国是可以的。至于农民服田力穑的盈余，上之
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译人们制定物价的轻重标准，把握征收与发放的时机，使得物价不至于因过于昂贵或过于低廉而成为祸患，这才是仁者的用心。如果推托说国家不收取，必定会被兼并者所攫取，于是只征收而不发放，并以此作为富国的资本，那就错了。
臣按：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三代以前，世无不耕之民，人无不给之家。后世田不井授，人不皆农，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逺虑，一有収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几时，随即罄尽。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为甚。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戸部属官三员，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每歳亲临所分属县，验其所种之谷麦熟几分，粟熟几分，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申达戸部。因种类之丰荒，随时价之多少収籴在官。其所収者，不分是何米谷，逐月验其地之所収，市之所售，粟少则发粟，麦少则发麦，诸谷俱不収，然后尽发之【若易朽腐者，又在临时斟酌】随处立仓，通融般运，分散量时取直。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专取银与钱也。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臣言傥有可采，乞下有司计议，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仍乞敕谕奉行之。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必使农与人两不伤，丰与歉两俱足。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歳漕闗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宜籴三辅、▯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闗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司马光曰：「常平仓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頼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无过于此。」
臣按寿昌于宣帝时上言，欲籴三辅及▯农等四郡谷，以足京师，可省闗中漕卒。至明帝时，刘般已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縁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寿昌初立法时，兼请立法于边郡。臣愚亦窃以为内地行之不能无▯，惟用之边郡为宜。非独可以为丰荒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边郡之食，寛内郡之民焉。请于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専设官，惟于戸部属遣官一二员，歳徃其处涖其事。毎歳于収成之候，不问是何种谷，遇其収获之时，即发官钱収籴，贮之于仓。谷不必一种，惟其贱而収之。官不必定价，随其时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储之以实边城；其不可久者，随时以给廪食之人。凡诸谷，一以粟为则，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则支一石者以二石与之，他皆准此。然后计边仓之所有，豫行应运边储州县，俾其依价収钱以输于边。如此不独可以足边郡，而亦可以寛内郡矣。由是推之，则虽闗中盐粮之法，亦可以是而渐有更革焉【又见经制之义下仓人条】
唐都闗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歳不登，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宗时，有彭果者献防，请行和籴于闗中，自是京师粮廪溢羡，▯宗不复幸东都。
马端临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徴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于畿外之诸侯，籴米粟于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秪益见其不足耳。」
德宗时，宰相陆贽以闗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収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忭乐
译臣按：上天生育万物，只有粮食对于人来说是最紧急、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东西，有了它就能生存，没有它就会死亡。因此，自古以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重视粮食的。夏商周三代以前，世上没有不耕种的百姓，家家没有不丰足的。后世田地不再按井田制分配，人们不都是农民，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天下的人，靠劳动吃饭的占十分之三四，靠买粮吃饭的占十分之七八。农民没有长远的打算，一旦丰收，就把米谷看得像粪土一样，把粮食换成钱，又把钱换成衣服饮食等日常用品，没过多久，就全部花光了。不幸遇到荒年，就砍伐桑树、卖掉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树皮没有不吃的。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是这样的，而淮北、山东地区尤其严重。臣希望朝廷推行李悝平籴的法令，在这两个地方各设立一个常平司，每个司指派户部属官三人，根据土地大小借给官钱作为本钱。每年亲自到所管辖的县，查验所种的谷麦成熟几分，粟成熟几分，以及大小豆类等，都确定比例上报户部。根据作物的丰歉，随时按市价高低收购粮食存入官府。所收购的粮食，不分是什么米谷，每月查验当地所收、市场所售，粟少就发放粟，麦少就发放麦，各种谷物都不够时，才全部发放【如果容易腐烂的，再临时斟酌】。随处设立粮仓，统筹运输，分散储存，随时按市价出售。凡是货物有用的，都出售，不必专门收取银两和铜钱。所得货物中可供国家使用的，其数量上缴官府，其余听任随时变卖作为购粮本钱。臣的话如果有可采纳之处，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先在这两个地方试行看看是否可行，由此推广，天下州郡可行的地方，仍请求敕令督促执行。臣使他们体会李悝立法的用心，务必使农民和百姓都不受伤害，丰年和荒年都能充足。这法令虽然不完全符合古人的做法，但也足以作为今天养育百姓、充足粮食的一个辅助。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旧例，每年从关东漕运四百万斛粮食，供给京城。应该在三辅、河东、上党、太原等郡收购粮食，足以供应京城，这样可以节省关中漕运士兵过半。”又命令边境各郡都修筑粮仓，在粮价低时提高价格收购，粮价高时降低价格出售，名叫常平仓。司马光说：“常平仓是三代圣王留下的法令，不只是李悝、耿寿昌能做到的。粮价低不伤害农民，粮价高不伤害百姓，百姓依靠它吃饭，官府从中获利，好的法令，没有超过这个的。”
臣按：耿寿昌在宣帝时上书，想在三辅及河东等四郡收购粮食，以充足京城供应，可以节省关中漕运士兵。到了明帝时，刘般已经说常平仓对外有惠民的名声，对内实际上却侵扰刻剥百姓，豪强借此作奸犯科，小民得不到公平，设置它并不便利。考察耿寿昌最初立法时，兼请在边境各郡立法。臣愚昧地也私下认为在内地实行不能没有弊端，只有用在边境各郡才适宜。不仅可以作为丰荒年敛散粮食的法令，也可以借此充足边境各郡的粮食，宽缓内地各郡百姓的负担。请在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设立一个常平司，不必专门设置官员，只在户部属官中派遣一二人，每年前往那里主持事务。每年在收获的时候，不问是什么谷物，遇到收获之时，就发放官钱收购，储存在粮仓。谷物不必是一种，只要是便宜的都收购。官府不必定价，随时按市价给予。可以久存的，储存起来充实边城；不能久存的，随时供给吃粮的人。各种谷物，一律以粟为标准，如果粟值八百，豆值四百，那么支给一石粟的，就用二石豆给他，其他都照此计算。然后计算边仓所有的粮食，预先通知应运边储的州县，让他们按价收钱输送到边境。这样不仅可以充足边境各郡，也可以宽缓内地各郡了。由此推广，那么即使关中的盐粮法令，也可以借此逐渐改革【又见经制之义下仓人条】
唐朝建都关中，土地产出的不足以供应军国之用，每年歉收，天子常常前往东都就食。德宗时，有个叫彭果的人献计，请在关中实行和籴，从此京城粮仓盈溢，德宗不再前往东都。
马端临说：“三代以前，京畿方圆千里，从甸服百里开始缴纳赋税，总共到五百里，缴纳米粮，五百里之外，都是诸侯国，不过根据土地出产进贡，输送到王府，而赋税米粟从未征收过。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没有不同，然而赋税取自千里之内而自给自足，没听说向京畿外的诸侯索取饷运，向京畿内的百姓购买米粟的。那么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定国家用度，即使竭尽天下之力来供奉，多设法令来征收，只会更加显现出不足罢了。”
德宗时，宰相陆贽因为关中粮价低，请求和籴一年可达百余万斛。和籴的数量，相当于转运的两年一斗；转运的费用，相当于和籴的五斗。减少转运以充实边境，保留转运以备不时之需。
贞元四年，诏令京兆府在时价外加估和籴，派遣清廉强干的官员先给钱款，然后收纳。接着命令有关部门自行搬运装载到太原。在此之前，京畿和籴多被强制摊派，有时物价超过时价，有时先征收后给钱，追集停拥，百姓苦不堪言。等到听到这个诏令，都欣喜快乐
输。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歳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戸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白居易曰：「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今则配戸督限，蹙迫鞭挞，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塲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
译（此事）上报。宪宗刚即位时，有关部门因为当年丰收，请求在京城附近地区实行和籴。当时府县强行摊派给各户并规定期限，如有延误便严加逼迫鞭打，其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正常的赋税，名义上叫做和籴，实际上却危害百姓。白居易说：“凡是称为和籴，就是官府出钱，百姓出粮，双方协商商量，然后进行交易。如今却强行摊派并规定期限，严加逼迫鞭打，这怎么能叫和籴呢？现在如果命令有关部门拿出钱来，开设市场自行收购，价格比市价稍微优惠一些，用利益来诱导，百姓一定会心甘情愿。”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钱于丰熟之处，开塲设法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国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戸督限蹙迫，鞭挞则利未必得于国，而害己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塲，增价以籴，俟歳饥，即减价粜与贫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谷可给三歳，即止市籴。其后连歳登稔，乃令河北、河东、陜西增籴。
马端临曰：「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于籴也。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丰则取之于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歴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熈丰而后始有结籴【熈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寄籴【元丰二年，王子渊因纲舟利害，设寄籴以权轻重】俵籴【熈寜八年，设俵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奏行，以人戸家业田土均敷】博籴【熈宁七年，以歳用余粮，听民博买，秋成博籴】兑籴【熈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葢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阙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致有此▯。后来惩其▯，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于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其为民病，又有不可胜言者。葢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臣按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所以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淮以北是也；所以为兵者，今日宜行之边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大同等处是也。伏惟尧舜在上，不弃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敛散未得其宜，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陜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其青苗法，以钱贷民，春散秋敛，取二分息。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出纳之际，吏縁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臣按青苗之法，谓苗青在田，则贷民以钱，使之出息也。贷与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盖假《周礼》泉府国服为息之说，虽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实欲专其利也。昔人谓其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徴钱也，取息也，抑配也。条例司初请之时，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是未甞徴钱；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是未甞取息；曰「愿给者听」，则是未甞抑配。及其施行之际，实则不然者，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耳。夫奄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所以富国之术，义无不可，而取举贷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徴钱，不抑配，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况无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后世英君硕辅，宜鍳宋人覆辙，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臣按：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庻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市之说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说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葢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甞有一毫征利
译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代。如今如果效仿这种方法，遇到米谷丰收的年份，派遣官员携带钱财到丰收的地方，开设市场并制定办法自行购买，价格比当时的市价稍高一些，正如白居易所说，这也可以作为充实国家储备的一种辅助手段。但恐怕任用的人不得当，一切事务都委托给胥吏，他们按户摊派、限期催逼，鞭打逼迫，这样利益未必能归于国家，而祸害却先降临到百姓身上，那还不如不购买为好。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地区大丰收，物价非常低廉，分派使臣在京城四门设置市场，提高价格来购买粮食，等到荒年时，就降低价格卖给贫民。真宗景德元年，从内库拿出白银三十万两，交给河北经略使用于贸易军粮。自从战争停止后，凡是边疆州县积存的粮食足够供给三年使用的，就停止购买。后来连续几年丰收，于是命令河北、河东、陕西增加购买。
马端临说：“古代国家的用度，只是征收租税，不需要等待购买粮食。平籴法始于魏国的李悝，但丰收时从百姓那里收购，歉收时捐赠给百姓以救济，这都是为了百姓，军国之用从未依赖于此。历代沿袭这种做法，从唐代开始用和籴来充作其他用途，到了宋代，购买粮食就成为军饷和边疆储备的一大要事。熙宁、丰年间以后，才出现了结籴【熙宁八年，刘佐考察四川茶业，顺便进行结籴】、寄籴【元丰二年，王子渊根据纲船利弊，设立寄籴以调节轻重】、俵籴【熙宁八年，设立向百姓俵散的制度】、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奏请实行，按人户家业田土平均摊派】、博籴【熙宁七年，用年度剩余粮食，允许百姓博买，秋收时博籴】、兑籴【熙宁九年，诏令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搜括积蓄之家，只保留一部分】等名目，为什么这么多呢！推究其缘故，大概从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于是用茶盐货物招募商人入中，奸商猾贾于是低价估价货物，高价缴纳粮食，国家急需军储，导致出现这种情况。后来为了惩戒这种情况，所以只向百姓征收，而不再落入商人的圈套。然而到了计算家产而平均摊派，衡量积蓄而搜括索取，甚至有时不偿还其价值，或者强行摊派数量，给百姓带来的祸害，更是说不尽的。大概起初是官府被商人亏欠，最终百姓又被官府亏欠，其过失是一样的。臣按马氏这番话，唐代以前所谓的籴，是聚集米粮来赈济百姓；宋代以后所谓的籴，是聚集米粮来供养军队。为了百姓的，今天应当在内地实行，臣先前说在辽东以东、淮河以北设置常平司就是如此；为了军队的，今天应当在边疆实行，臣先前说在辽东、大同等地设置常平司就是如此。伏惟尧舜般的圣君在上，不抛弃刍荛之言，让有关部门彻底考察其可行性并上报，这对于国家储蓄的计划，未必没有帮助。”
神宗任用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说各路常平广惠仓的敛散措施不得当，用现有的粮食，遇到物价高时稍微降低市价卖出，遇到物价低时稍微提高市价买入，用现有的钱依照陕西青苗钱的例子，征求百姓意愿预先给予，让他们随税缴纳粮食，其中有愿意领取实物，或者缴纳时价，物价高时愿意缴纳钱的，都允许从便。那青苗法，用钱借贷给百姓，春天发放秋天收回，收取二分利息。苏辙说：“用钱借贷给百姓，让他们出二分利息，出纳之际，官吏借机作奸犯科，法律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中，即使是良民也不免不合理花费，等到他们交钱时，即使是富户也不免违限，这样就会必然使用鞭笞，州县多事了。”臣按青苗法，是说苗青在田里时，就借贷给百姓钱，让他们出利息。借给一百文，让他们出二十文利息，夏料在正月发放，秋料在五月发放。大概是假借《周礼》泉府国服为息的说法，虽然说不让富民向百姓收取加倍利息，其实想要独占其利益。前人认为它成为百姓祸害的原因有三：一是征钱，二是取息，三是抑配。条例司最初请求时，说“随租缴纳斗斛，如果因为物价高愿意缴纳钱的听便”，那就是未曾征钱；说“都是为了百姓，公家不图利”，那就是未曾取息；说“愿意给予的听便”，那就是未曾抑配。等到施行之际，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在建请之初，姑且用这些好听的话来迷惑皇上，而厌弃众人的议论罢了。拥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富国的方法，道义上没有不可行的，而采取借贷取息的利益，那就是万乘之尊做匹夫之事了。假使不征钱，不抑配，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何况无利而有害呢！神宗任用王安石而实行此法，其流祸以至于百姓离散而国家破败，后世的英明君主和杰出辅臣，应当以宋人的覆辙为鉴，还是应当以义为利，而不要专求私利以致遗害啊！
以上关于市籴的命令，臣按：前人曾说，市，是商贾的事；古代的帝王，他们的物货取自任土作贡，还有剩余，没有国家而从事市物的。籴，是百姓的事；古代的帝王，他们的米粟取自什一赋税，还有剩余，没有国家而籴粟的。市的说法始于《周官》泉府，籴的说法始于李悝平籴。然而他们最初立法时，都是为了便民。当货物滞销于民用时，官府就购买它、籴入它；当货物适于民用时，官府就卖出它、粜出它。大概是通有无，曲意照顾贫民，起初未曾有一毫征利
富国之意焉。后世则争商贾之利，利民庻之有矣，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观之，籴之事犹可为，葢以米粟民食所需，虽収于官，亦是为民。若夫市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
译这是富国的意图。后世却争夺商人的利润，使百姓有所拥有，这难道是古人立法的初衷吗？臣愚昧地观察这两者，认为买粮的事还可以做，因为米粟是百姓饮食所需，虽然由官府收购，也是为民着想。至于买卖之事，趁时机贵贱来进行敛散，这是让君主从事商人的行为了。虽然说这是为了打击商人囤积货物等待高价的谋略，然而使百姓贫困的是我，使百姓富裕的也是我，他们所有的，难道不是我们所有的吗？况且货物囤积多了，即使非常缺乏，价格自然也不会非常昂贵。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制国用
铜楮之币【上】
管子曰：「汤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无▯【糜也】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卖子者。禹以歴山之金铸币，以救人之困。」
臣按：此后世铸金为币之始，然皆因縁水旱，以救济饥困，非专以阜通财货也。
又曰：「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调也。
臣按：三代以前已有币，而其币有三等：珠玉、黄金、刀布是也。刀布则是泉布之制，后世公私通行以钱，而亦兼用金银珠玉。其原葢起于此，是三币也。人君守之以府库，通之以财贿，而以平天下之食货，调适其轻重高下，使之咸得其平。此所以有「衡」之名欤？后世所谓「平凖」，其义葢出乎此。
太公立九府【周官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圜法【圜谓均而通也】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外圜而内孔方】轻重以铢【金以斤为名，钱以铢为重也】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疋。故货寳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束聚也】
郑樵曰：「谓之泉者，言其形如泉。文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后人代以钱字。」
王昭禹曰：「古者寳▯而货贝，所以交易者唯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钱代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实则一而已。」
臣按：后世之钱，其形质外圆内方，始此，但未有文耳。九府，即《周礼》所载太府、玊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九官是也。九官皆掌财币之官，而所掌者黄金、布帛、钱币三者。黄金以斤名，布帛以疋计，钱币以铢重。故凡货物之出入，其轻重以圜法均而通之，如黄金一斤该钱若干，帛一疋该钱若干之类，是以国家有所用度也。一切财货寳之以金，利之以刀，流行之以泉，施布之以布，収聚之以帛。所谓金，即方寸重一斤者；所谓刀，即管子所谓刀为下币者；所谓泉，即圜法也；所谓布帛，即长四丈为疋者。郑氏谓“言其器，言其用”等语，于本文若不相类，臣不敢以为然。
司市以商【通物曰商】贾【卖物曰贾】阜【盛也】货，而行布【布谓泉也】国凶荒【谓五谷不熟】札【谓疫病】丧【谓死丧】则市无征而作布。
郑▯曰：「金铜无荒年，因物贵，大铸泉以饶民。」
叶时曰：「按太公立九府圜法，流于泉布，于布泉，取其流布，取其布。司市曰：『以商贾阜货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使行也。岂非太公立此九府法而君民通用欤？又按周景王时，单穆公曰：『古者天降灾厉，于是乎量赍币权轻重以救民。』司市曰：『凶荒札丧，市无征而作布。』岂非民之物贵，乃铸钱以饶民欤？」
臣按：布即泉也，泉即钱也。钱以权百物，而所以流通之者，商贾也。故商贾阜盛，货贿而后泉布得行。当夫凶荒札丧之际，商贾毕聚而食货阜盛，亦得以济其乏，苏其困矣。故于是时，市无征税，所以来商贾；来商贾，所以阜食货。然又虑其无贸易之具也，故为之铸金作钱焉。葢以米谷有丰歉，非人力所能致；金铜则无丰歉，可以人力为之。故为之铸钱，使之博食以济饥也。《周官》此法，其亦汤、禹因水旱铸金币之遗意欤？
外府【主泉货藏在外者】掌邦布【泉也】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祭祀、賔客、丧纪、防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赐予之财用【赍行道之财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
泉府【司泉布之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
叶时曰：外府掌布，虽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实小用则给之。是以贾疏亦云：外府所纳泉布，所积既少，有小用则给之，若大用则取于余府。后世凡
译《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六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制定国家财政支出
铜钱与纸币【上】
管子说：“商汤时七年大旱，大禹时五年大水。百姓没有粮食，有的人甚至卖掉子女。商汤用庄山的金属铸造钱币，赎回那些因缺粮而卖子的人。大禹用历山的金属铸造钱币，来救济陷入困境的百姓。”
臣按：这是后世铸造金属作为货币的开始，但都是因为遭遇水旱灾害，用来救济饥民困户，并非专门为了丰富流通财货。
管子又说：“把珠玉作为上等货币，把黄金作为中等货币，把刀币和布币作为下等货币。这三种货币握在手里并不能增加温暖，吃下去也不能增加饱腹。先王用它来守护财物，应对人事，从而平定天下。”因此称之为“衡”。“衡”的意思，是让物价有升有降，不至于出现失调。
臣按：夏商周三代以前已经有货币，而且货币分为三等：珠玉、黄金、刀布就是如此。刀布就是泉布的制度，后世公私通行使用铜钱，同时也兼用金银珠玉。其源头大概就起于此，即这三种货币。君主用府库来收藏它们，用财货来流通它们，以此来平定天下的粮食和货物，调节其轻重高下，使它们都达到平衡。这就是有“衡”这个名称的原因吧？后世所说的“平准”，其含义大概就出于此。
姜太公设立九府【《周礼》中有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的圜法【圜意为均等而流通】。黄金方寸大小重一斤，钱币外圆内方【外面圆形而中间方孔】，重量以铢计算【黄金以斤为名，钱币以铢为重量单位】。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匹。所以货物以黄金为宝，以刀币为利，以泉币流通，以布币散布，以帛来束聚【束聚意为聚集】。
郑樵说：“称为泉，是说它的形状像泉水。古文中的‘钱’字，其字形就是篆书的‘泉’字。后人用‘钱’字代替了它。”
王昭禹说：“古代以贝为宝，用来交易的只有贝。到姜太公设立九府圜法，才开始用钱代替贝。有的叫泉，有的叫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实是一样的。”
臣按：后世钱币的形状质地外圆内方，始于此时，只是当时没有文字罢了。九府，就是《周礼》所载的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币、职金这九个官职。这九个官职都是掌管财币的官员，所掌管的是黄金、布帛、钱币这三样。黄金以斤命名，布帛以匹计算，钱币以铢称重。所以凡是货物的出入，其轻重通过圜法来均等流通，比如黄金一斤折合多少钱，布帛一匹折合多少钱之类，因此国家有所用度。一切财货，用黄金来珍藏，用刀币来获利，用泉币来流通，用布币来施布，用帛来收聚。所谓黄金，就是方寸重一斤的那种；所谓刀币，就是管子所说的刀为下等货币的那种；所谓泉币，就是圜法；所谓布帛，就是长四丈为一匹的那种。郑氏所说的“言其器，言其用”等话，与本文似乎不相类似，臣不敢赞同。
司市通过商人【流通货物叫商】和贾人【卖货物叫贾】来丰富【盛意为丰富】货物，并推行布币【布指泉币】。国家遭遇凶荒【指五谷不熟】、札【指疫病】、丧【指死丧】时，市场不征收赋税而发行布币。
郑氏说：“金铜没有荒年，因为物价昂贵，大量铸造泉币来使百姓富足。”
叶时说：“考察姜太公设立九府圜法，流通于泉布，在布泉方面，取其流布，取其散布。司市说：‘通过商贾丰富货物而推行布币。’布，是想要它流布通行。这难道不是姜太公设立这九府法而君民通用吗？又考察周景王时，单穆公说：‘古代上天降下灾祸，于是衡量资财货币，权衡轻重来救济百姓。’司市说：‘凶荒札丧时，市场不征税而发行布币。’这难道不是百姓物品昂贵，于是铸造钱币来使百姓富足吗？”
臣按：布就是泉，泉就是钱。钱用来衡量百物，而用来流通它的是商贾。所以商贾丰富，货物充足，然后泉布才能通行。当凶荒札丧的时候，商贾聚集，粮食货物丰富，也能借此救济匮乏，缓解困境。所以在这个时候，市场不征收赋税，以此来招引商贾；招引商贾，以此来丰富粮食货物。然而又担心他们没有贸易的工具，所以为他们铸造金属制作钱币。大概因为米谷有丰歉，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金铜则没有丰歉，可以靠人力制造。所以铸造钱币，让他们换取粮食来救济饥荒。《周礼》的这个方法，大概也是商汤、大禹因水旱灾害铸造金币的遗意吧？
外府【主管存放在外面的泉货】掌管邦国布币【泉币】的收入和支出，用来供给各种物品，等待国家的用度。凡是祭祀、宾客、丧礼、防同【指诸侯会盟】、军旅，供给其财用的币赍；赐予的财用【赍指行道的财用】，凡是国家的小额用度，都由外府供给。
泉府【主管泉布的府库】掌管用市场的征布，征收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滞留在民用中的货物。
叶时说：外府掌管布币，虽然说用来供给百物，等待国家用度，但实际上小额用度才由它供给。所以贾公彦的疏也说道：外府所收纳的泉布，积蓄既少，有小用度就供给它，如果是大用度就从其他府库取用。后世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