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六

译然而家族因此灭亡；隋炀帝征讨辽东，国家因此覆灭。其祸源的兴起，大概是智瑶喜好争胜，而杨广贪求战功的缘故。他们沉溺于迷误而不知道醒悟，违背了君道的常理，逆反了天地的德行。假使他们在一次失败之后，虽曾迷误但能醒悟，像汉武帝晚年有轮台诏那样的悔悟，最终也不至于灭亡了。

译春秋昭公十三年，晋国讨伐鲜虞。

故安国说：“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全在于信义罢了。”自从春秋末世，直到六国时期的秦国，欺诈诡变同时兴起，倾覆危亡成为习俗，如同黄河决口、鱼腹腐烂，无法堵塞和收拾，这都是失信弃义的明显证据。

《左传·隐公四年》记载：“众仲说：‘战争就像火一样，如果不加以收敛，将会自焚。’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并且虐待他的百姓，在这种情况下不致力于美好的德行，却想凭借动乱来成就功业，必定不能免于祸患。”

臣按：“‘不收敛就会自焚’这句话，是用兵的人应当深深警戒的。”

老子说：“用道来辅佐君主，不靠武力使天下屈服。这件事往往会有报应，军队驻扎的地方，荆棘就会生长。大战之后，必定会有荒年。”

林希逸说：好战求胜不是国家的福分。

臣按：老子关于报应的警戒，就是曾子所说的“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回报你”。

魏文侯问李克说：“吴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李克说：“多次作战，多次胜利。”文侯说：“多次作战，多次胜利，是国家的福分。它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李克说：“多次作战百姓就会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会骄傲。用骄傲的君主驾驭疲惫的百姓，这就是它灭亡的原因。”因此喜欢战争、穷兵黩武，没有不灭亡的。

臣按：作战而多次胜利，用兵的人没有比这更强的了。然而往往导致灭亡，像苻坚、杨广那样，就是因为君主骄傲、百姓疲惫的缘故。李克的话，难道没有防备的意义吗？

汉文帝时，将军陈武等人议论说：“南越、朝鲜，自从秦朝统一时归附，作为臣子，后来却拥兵占据险要之地，蠢蠢欲动，观望形势。高祖时，天下刚刚平定，不可以再兴兵。现在陛下仁爱恩惠，安抚百姓，恩泽遍及海内，应当趁着士民乐于效用的时候，征讨叛逆的党羽，来统一疆界。”孝文帝说：“我能胜任穿衣戴帽，没想到这些。恰逢吕氏之乱，功臣和宗室共同不顾羞耻，使我误居正位，常常战战兢兢，担心事情不能善终。况且兵器虽然能够克敌，所希望的行动也会消耗国力、造成病患。这怎么说得通呢？再说先帝知道劳民伤财不可烦扰，所以不把它放在心上。我难道自认为能行吗？现在匈奴内侵，军吏没有功劳，边境百姓父子扛着兵器时间长久，我常常为此动心伤痛，没有一天忘记。现在未能消除距离，希望暂且加固边境设置防御，结交和好互通使节，使北方边境安宁，功劳就很多了。暂且不要议论用兵之事。”

臣按：文帝的这些话，见于《史记·律书》。文帝因为陈武等人请求用兵，而这样回答他们。并且说自己平素无心于居位，战战兢兢，担心事情不能善终。兵器虽然能如所愿行动，也会消耗国力、造成病患。现在匈奴内侵，内心伤痛，没有一天忘记。只是现在不能如意愿，暂且加固边境设置防御，结交和好互通使节，以休养生息、安宁北方边境为多功。暂且不要议论用兵。文帝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所以文帝在位时，百姓没有内外的徭役，得以在田亩间喘息，天下殷实富足，米价低至十余钱，鸡鸣狗吠，烟火连绵万里，可以说是和乐。司马迁把这些话记载在《律书》的开头，以显示文帝天性纯美，崇尚德化而不致力于兵戎，具备制礼作乐的资质。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侵，派遣卫青攻打他们，夺取河南地，设立朔方郡。五年，派遣卫青率领六位将军攻打匈奴，回师后，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第二年，又率领六位将军攻打匈奴。元狩二年，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攻打匈奴，击败他们，越过焉耆，到达祁连山后返回。四年，派遣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元封元年，皇帝出长城，登上单于台，整顿军队后返回。三年，派遣赵破奴攻打楼兰。太初元年，派遣李广利攻打匈奴。胡寅说：“武帝志向远大，想要多穷兵黩武，因为一匹马的缘故，在万里之外作战，民力耗尽，海内叹息怨恨，盗贼群起，富庶的风俗，以至于萧条，祸患从边境开始。后来大祸延及子孙，刀兵相接于宫阙之下，流血盈满沟渠，其应验惨烈啊。假使遵循文景二帝节俭的规矩，阐明春秋诛杀首恶的道义，从自身做起治理国家，使世间安宁，难道会有宫墙内的震惊，望思台的痛悔吗！”

臣按：汉武帝戾太子刘据，在元朔元年出生，第二年就命令卫青攻打匈奴。从此穷兵黩武，出塞穷追，虽然能够取胜，一时痛快，然而中原的百姓死于刀箭、尸骨暴露荒野的，也很多了。唉！天道好生，设立君主来养育百姓。四夷进入我的边境，残害我的百姓，不得已驱赶他们出去，使我的百姓不遭受他们的祸害就可以了。他们不侵犯我的边境，却无故兴兵，出塞寻找并攻打他们，其中的曲直自有公论。武帝喜好武功，武功不是杀人不能成就。武帝所以建立武功，是想断绝边境祸患，为子孙打算罢了。殊不知武功既立，杀人必定很多，杀人者上天必定报应，不在他身上，就在他的子孙身上。看武帝最终有太子刘据的祸患，可以引以为鉴了。

元光二年，雁门马邑豪强聂壹通过大行王恢进言，匈奴刚和亲，亲近信任边境，可以用利益引诱，埋伏军队袭击，必定是破敌的方法。皇上召问公卿，王恢说：“我听说前代的时候，北方有强大的胡人作为敌人，内部连接中原的军队，然而匈奴不轻易侵犯。现在凭借陛下的威势，海内统一，然而匈奴侵扰偷盗不止，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没有使他们恐惧的缘故。”

译罢了。我私下认为攻打匈奴有利。”韩安国说：“我听说高皇帝曾经在平城被围困，七天没有吃饭，等到解围回到京城，却没有愤怒的心情。圣人以天下为法度，不因为个人的私怒而伤害天下的公义，所以缔结和亲之约，至今成为五代人的利益。我私下认为不攻打有利。”王恢说：“不是这样，高皇帝之所以不报复平城的怨恨，不是力量不能，而是为了安抚天下人的心。现在边境多次受惊，士兵伤亡，内地运送死者的棺材相望，这是仁人心中所痛惜的。所以说攻打有利。”韩安国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君主谋划事情，一定要在祖庙中决定，发布政令要占卜吉凶，这是说做事要慎重。用兵的人，用饱食的军队等待饥饿的敌人，用治理有序的军队等待混乱的敌人，用安定的营地等待疲劳的敌人，所以交战能覆灭敌军，攻伐能摧毁城池，常常坐着就能役使敌国，这是圣人的用兵之道。现在如果卷起铠甲轻率出兵，深入长驱直入，难以建立功业，顺路行进就会受到胁迫，横着行进就会被切断，快速进军就会粮草缺乏，缓慢进军就会错失良机，不到千里，人马就会缺乏食物，兵法说‘这是把军队送给敌人’。所以我说不攻打有利。”王恢说：“不是这样，我现在说攻打，本来就不是出发后就深入敌境，而是顺应单于的欲望，引诱他来到边境，我们挑选精锐骑兵，暗中埋伏，作为防备，仔细遮蔽险阻，作为警戒，我们的阵势已经确定，有的包围他的左边，有的包围他的右边，有的阻挡他的前面，有的切断他的后面，单于可以擒获，百分之百有把握取胜。”皇上听从了王恢的建议，任命韩安国、李广、王恢为将军，率领车骑、材官三十多万人，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中，暗中派聂壹逃入匈奴，对单于说：“我能斩杀马邑的县令和县丞，献城投降，财物可以全部得到。”于是单于突破边塞，率领十万骑兵进入武州塞，距离马邑不到一百里，看见牲畜遍布野外而没有牧人，感到奇怪，就攻打亭障，抓获了雁门尉史，知道了汉军驻扎的地方，单于大惊说：“我本来就有怀疑。”于是领兵撤退，汉军追到边塞，没有追上，于是都撤兵。王恢率领偏师从代地出击匈奴，辎重也不敢出动，皇上大怒，把王恢交给廷尉，判处王恢逗留畏缩罪，应当斩首，王恢行贿千金，丞相田蚡对太后说：“王恢首先提议马邑之事，现在事情不成而诛杀王恢，这是替匈奴报仇。”太后把这话告诉了皇上。皇上说：“首先提议马邑之事的是王恢，所以发动天下军队数十万，听从他的话才这样做，而且即使单于抓不到，王恢所率领的军队攻打单于的辎重，还可以稍微得到一些来安抚士大夫的心。现在不诛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谢罪。”于是王恢听说后，就自杀了。从此匈奴断绝和亲，攻打当路的边塞。

译胡寅说：“武帝的雄才大略，世间少有，尤其喜好用兵。然而他缺乏实战经验，又不明军事的关键要点，难道会有隐藏形迹引诱敌人，歼灭十余万人而自己不暴露的情况吗？他最终没有被人打败，是侥幸罢了。包围歼灭，是用兵的奇谋。善于包围歼灭的，没有不胜利的；遭遇包围歼灭的，没有不失败的。”

臣按：中原之所以能战胜外族，不仅仅依靠威势，大概也有其道义所在。外族来侵犯我们，我们不得已而抵御他们，使他们不能侵占我们的疆土，伤害我们的百姓，掠夺我们的牲畜，这才是帝王之道。现在却设下计谋来引诱他们，所谓“引诱”，难道是帝王所应追求的吗？用道义来引诱，本来就不是待人以诚，何况是用利益来引诱呢？用利益引诱，进而加以伤害，市井小人中稍有见识的都不会这样做，何况是帝王呢？韩安国的言论，多有可取之处。如果帝王以天下为度量，不因私欲损害天下的公义。如果君主谋划事情，必定遵循祖制发布政令，依据古语，慎重行事。如果用兵，以饱待饥，以整肃的军队等待敌人的混乱，以安定的营垒等待敌人的疲劳，这才是圣人的用兵之道。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这些言论必定有所本。

宣帝时，想趁着匈奴衰弱，出兵攻击他们，使他们不能再骚扰西域。魏相上书劝谏说：“如今边境郡县困乏，父子共用狗羊皮做的裘衣，吃草野间的果实，常担心不能自保，难以发动战争。战争之后，人心会有防备和忧虑。这是说百姓因愁苦之气，伤害了阴阳的和谐。出兵即使获胜，仍有后患，恐怕灾害变异因此产生。如今郡国的太守、国相大多不是实才之选，风俗尤其淡薄，水旱灾害不时发生。查考今年，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将近二百二十二人。臣愚昧地认为这不是小变故。如今左右大臣不担忧这些，却想发兵，向远方的夷狄报复微小的怨恨，这大概是孔子所说的‘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内部’。”

胡寅说：“魏相的奏疏，制止无名的战争，消除连年战争的祸患，担心伤害阴阳的和谐，从而产生内部的忧患，真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宰相的才能。尤其令人信服的是，他不隐瞒风俗淡薄恶劣、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变故，直接告诉君主。这是贤者有时也难以做到的。人的常情，喜欢听美好的事，厌恶听灾祸，风俗淡薄恶劣，而魏相不自欺，真是贤德啊。”

臣按：魏相这篇奏疏，首先列出义、应、忿、贪、骄五种战争的名称，然后接着说这番话。并且说不知道这些名称是什么，大概是所谓的忿怒和骄傲吧？君主看到这些，难道不急于求胜于人，而应该先求胜于己吗？求胜于人，即使胜利，仍有后患；求胜于己，虽然没有一时的痛快，也没有日后的忧患。

灵帝建宁二年，下诏派遣谒者去说服汉阳防羌的段颎投降。认为羌人虽然暂时投降，必定会再次成为盗贼，不如趁其空虚放手出兵，势必能将其歼灭。于是分派军队进击，追到穷山深谷之中，处处攻破他们，斩杀渠帅以下一万九千人。分别安置在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东部的羌人全部平定。段颎总共经历一百八十次战斗，斩杀三万八千余人，耗费四十四亿钱。

司焉光说：“《尚书》称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蛮夷戎狄，趋利避害，乐生恶死，也与常人相同。驾驭他们得其道，就归顺服从；不得其道，就背离侵扰，这本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先王的政令，叛乱就讨伐，归服就安抚。如果把他们看作草木虫蚁，不分善恶，不辨去留，全部诛杀，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本意吗？况且羌人之所以叛乱，是因为被郡县侵扰冤屈的缘故；叛乱后不立即诛杀，是因为将帅不得其人的缘故。如果让良将驱赶他们出塞外，选择良吏来治理他们，那么边疆的臣子，难道可以专以多杀人为快吗？”

臣按：元首做百姓的父母，所谓百姓，难道只是中原的百姓吗？凡是天地所覆盖承载，有形体有知觉的，都是我的子民。圣人一视同仁，兼爱内外远近的百姓，惟恐有一人失去其所。如果限制地域而有所爱恶，对于远方的百姓，一定要剿灭灭绝，这难道是父母的心吗？

建宁六年，护乌桓校尉夏育上书说：“鲜卑侵犯边境，请求发兵出塞攻击他们。”在此之前，防羌校尉田晏因事获罪，想立功自效，请求中官王甫得以做将领，于是任命田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大多不同意，于是召集百官商议。蔡邕议曰：“自从匈奴逃跑，鲜卑强盛，占据他们的故地，才力劲健，加上关塞不严，禁令多有漏洞，精金良铁都被贼人占有，汉人逃亡者为他们出谋划策。良马疾速超过匈奴。如今夏育、田晏虚报两年的计划，自许成功，如果祸端结起，战争连绵，难道能中途停止吗？将要再次征发转运，没有止境，这是耗尽中原的力量，与蛮夷并力。边疆的祸患，如同手足的疥疮瘙痒；中原的困顿，如同胸背的毒疮。如今郡县盗贼尚且不能禁止，何况这些丑虏可以降服吗？上天设置山河以区别内外，如果没有逼迫国内侮辱的祸患，就可以了，难道要与虫豸般的虏人计较往来的数目吗？如今却想用良民交换丑虏，使皇威受辱于外夷。即使如他们所说，也已经危险了，何况得失不可估量。”

译邪？”皇帝不听从，派遣杨素出高柳，杨晏出云中，大败，丢失了符节、传信和辎重，各自率领几十名骑兵逃回，死者十之七八。隋炀帝大业六年，皇帝前往突厥启民可汗的营帐，高丽使者在启民那里，启民不敢隐瞒，让他们与皇帝相见。裴矩劝谏皇帝说：“高丽在汉晋时期都是郡县，如今却不称臣。先帝想要征讨它已经很久了。现在他们的使者亲眼看到启民举国归顺，可以趁着他们恐惧，胁迫他们入朝。”皇帝听从了，命令牛弘宣示防备，让使者回去告诉高丽王入朝。到了期限高丽王不来，于是谋划讨伐他，责令天下富人买马，每匹高达十万钱，检阅兵器，如果有粗劣不堪的，使者立即斩首。命令幽州总管前往东莱海口造船，官吏督促劳役，昼夜站在水中不敢休息，从腰以下都生了蛆，死者十之三四。又命令河南、淮南、江南制造战车五万辆，征发黄河南北的民夫来供应军需，战船连绵千里，往来的人常常有数十万，昼夜不停。天下骚动，士兵死亡过半，农耕失时，粮价暴涨，一斗米值数百钱，加上官吏侵吞渔利，百姓穷困，于是相聚为盗，到这时各地蜂拥而起，不可胜数，攻陷城池，杨玄感等人趁机起兵，隋朝于是灭亡。

译胡寅说：“隋炀帝在此之前，征伐林邑，攻克契丹，大破吐谷浑，使赤土来朝，降服伊吾，招致高昌，使突厥投降，接纳处罗可汗，没有不称心如意的。这是贤明的君主也未必能做到的，而炀帝却做到了。这就是所说的上天帮助不善之人，并不是真正保佑他，而是加重他的罪恶，将要降下惩罚罢了。假如军队和谋士在那七个国家有挫败和冲突，那么炀帝征伐辽东的行动未必会如此勇猛。凭借苻坚善于治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威力，施加于江南，最终导致灭亡，何况炀帝呢？所以上天让他在前面炫耀武功，在后面逼迫祸乱，然后逆贼的罪名成立，而巨大的惩罚降临了。天网恢恢而不会遗漏，能不畏惧吗！”

叶适说：“高丽本来卑微低贱，不值得讨论。然而隋唐之所以兴起和灭亡的关键，却在于此。自秦汉以来，中原所最担忧的，不过是匈奴。秦始皇时天下刚刚统一，秘书记载说‘灭亡秦朝的是胡人’，于是倾尽国力去对付胡人，又用奢侈苛刻的政策来动摇民心，陈胜、吴广因此发动叛乱。汉武帝也因为历代被匈奴侵扰，想趁着国家富强并力铲除匈奴，天下困苦疲敝几乎导致大乱。至于高丽，不过是东海一隅的小小蛮夷，本来未曾成为中原的祸患。隋文帝刚将天下统一，当时突厥已经自行叩首顺从。炀帝巡游，亲自到突厥营帐，偶然因为高丽的使者在启民可汗那里，顺着裴矩的一句话，就造成了这场灾祸。裴矩见天下大势已经统一，也想让高丽效仿朝贡，以显示自己的得意，却不知道大乱的开端就由此发生。从此天下骚动，炀帝亲自屈尊万乘之尊到其国都，集结天下兵力，去较量一座城池的胜负，推理论之，没有不失败的，即使凭借黄帝的军队，也无能为力。既然不能攻克，于是再次征伐，而天下已经大乱。大概陈胜、吴广之所以扰乱秦朝的原因在于匈奴，而杨玄感之所以扰乱隋朝的原因在于高丽。”

臣按：胡、叶二人的议论，胡氏责备君主，叶氏责备臣子，他们的言论都很切中要害。后世的君主想要兴兵打仗，应当以炀帝为戒；臣下有所建议的，应当以裴矩为戒。

唐贞观十七年，新罗派遣使者说：“百济与高丽联合出兵，企图断绝新罗入朝的道路，请求派兵救援。”太宗派遣使者带着玺书去晓谕他们。大概因为盖苏文不遵从诏令，使者返回。太宗说：“盖苏文弑杀君主，不可以不讨伐。”褚遂良说：“如今中原清明安定，四方夷族震慑顺服，陛下的威望已经很大了，却想要渡海远征小夷，万一失足，损伤威望，再兴起愤怒的军队，那么安危就难以预测了。”李世勣说：“近来薛延陀入侵边境，陛下想要发兵穷追，因为采纳了魏征的话，于是失去了战机，否则薛延陀就没有遗类了。”太宗说：“是的，这确实是征伐的错误，我随即后悔但不想说出来，是怕堵塞进献良言的道路罢了。”于是想要亲自征伐高丽。褚遂良再次劝谏说：“天下好比一个身体，两京是心腹，州县是四肢，四方夷族是身体之外的东西。高丽罪大，确实应当讨伐，只要任命一两个猛将，率领四五万人，取之高丽如同反掌一样容易。如今太子新立，年幼，诸王陛下所知，一旦舍弃金汤般坚固的京城，跨越辽海险阻，以天下君主之尊轻率远行，这都是臣下非常担忧的。”群臣也有很多劝谏的，太宗都不听。范祖禹说：“高丽臣属于唐朝，而其君主被贼臣所杀，作为大国不可以不讨伐，然而何至于亲自征伐呢？太宗如果听从褚遂良的话，即使征伐而不能攻克，也不算大的失误。”

太宗征伐高丽，房玄龄病重，对儿子们说：“我承受主上的厚恩，如今天下无事，只有东征没有停止，群臣没有人敢劝谏，我明知而不言，死了也有余责。”于是上表说：“老子说：‘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危险。’陛下的威名功德也可以满足了，开拓疆土也可以停止了。况且陛下每次判决一个重囚，一定命令反复奏报多次，吃素菜停止音乐，是因为重视人命。如今驱使无罪的士卒，把他们置于刀锋之下，使他们肝脑涂地，难道不怜悯吗？假如高丽违背臣节，诛杀它是可以的；侵扰百姓，灭掉它是可以的；将来能成为中原的祸患，除掉它是可以的。如今没有这三条，却坐视烦扰中原，对内为前代雪耻，对外为新罗报仇，难道不是所保存的小，所损失的大吗？希望陛下允许高丽改过自新，烧毁凌波的战船，罢免应征的民众，自然华夏和夷族都会庆幸依赖，远方肃敬近处安宁。”

臣按：房玄龄跟随太宗起兵，中间深知兵戈的危害，而且通晓道理，识大体，所以他临终的言语恳切精微如此。所引用的决囚之事，用来表明人命至重，可以说是通过简单的道理从窗户进入内心了。

玄宗天宝六年，皇帝想要让王忠嗣攻打吐蕃的石堡城，王忠嗣上言：“石堡城险要坚固，吐蕃举国守卫，不杀数万人不能攻克。臣担心所得不如所失，不如磨砺兵器喂饱战马，等待他们出现破绽，然后夺取它。”皇帝心中不快。将军董延光请求前往，皇帝命令王忠嗣分兵协助他。王忠嗣不得已奉诏，但不完全按照董延光想要的去做。李光弼说：“大夫因为多杀士卒的缘故，不想成就董延光的功劳。虽然被迫于制书，实际上是夺取了他的计谋。怎么知道的呢？如今把数万军队交给他，却不设立重赏，士卒怎么肯为他尽力呢？然而这是天子的意思。他如果没有功劳，

译必定把罪责归咎于大夫。大夫为何吝惜数万匹帛，不用来堵塞那些进谗言的嘴呢？”忠嗣说：“如今用数万军队去争夺一座城池，得到了它不足以制服敌人，得不到它也无害于国家。所以忠嗣不愿意这样做。”忠嗣现在受到责备，天子最多不过让他以将军的身份回到宿卫军中，其次也不过是让他担任黔中道的上佐。忠嗣难道会用数万人的性命去换取一个官职吗？臣按：帝王行事，应以道义情理为主。如果那地方本来是我们的，在我们这边有可以夺取的道义，趁着对方的破绽去夺取是可以的。倘若那不是我们原有的领土，而且道义上也不应当夺取，对方即使有破绽，我们也不可幸灾乐祸，出其不意地攻占它。何况对方本来就没有破绽呢？

译天宝十三载，剑南节度使李宓攻打南诏，阁罗凤引诱他深入，到了太和城，关闭城门不战。李宓粮草耗尽，士兵因瘴气、疫病和饥饿死去了十分之七八，于是率军撤退。南诏军队追击，唐军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战败的消息，反而上报说是防御成功，于是朝廷更加增派内地军队去讨伐。前后死去的士兵将近二十万人，没有人敢说话。

范祖禹说：“蒙蔽的危害，太深重了！唐明皇信任一个杨国忠，损失了二十万军队，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覆灭，难道不是不幸吗？杨国忠欺瞒蒙蔽到了这种地步，而满朝大臣也没有一个人敢把实情告诉君主，大概因为在位的大臣都是小人。当时，唐明皇在位四十多年，自以为天下万世安稳，却不知道祸乱即将在早晚之间爆发，这是由于任用宰相不得其人，怎能不引以为戒呢！”胡寅说：“杨国忠、鲜于仲通挑起南诏的争端，损失军队将近二十万；高仙芝攻打大食，损失军队三万；安禄山讨伐奚、契丹，损失军队六万。在此之前杨忠最讨伐反叛的蛮族，杀死的又达十一万。上天养育百姓，是天子的职责，将领如此屠杀百姓，而唐明皇不知道失职，已经很久了，他怎么能免于灾祸呢？”

臣按：伊尹曾说：“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那就是我的罪过。”这就是说大臣接受天子的委托，为他养育百姓，有一个人不得其所，就是他的罪过。天子享受万民的供奉，而做他们的主宰。假使有一个人死于非命，本来就失去了他受天命来养育百姓的本意，而辜负了百姓供奉他的初衷了。何况是数十万人的性命呢？君主应当体察上天的心意，经常自己想着：“一个人的生存失去安顿，固然是辅佐君主的宰相的罪过；一个人死于非命，难道不是统治百姓的君主的罪过吗？”凭着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深思远虑，不为了百姓而轻易使用他们的性命，像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天命，而仁爱的名声洋溢于天下，福泽流传于万世了。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屡次派遣使者求和，皇帝没有答应，于是尚结赞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向马燧求和。马燧相信了他的话，为他向朝廷请求。李晟说：“戎狄没有信用，不如攻打他们。”张延赏与李晟有私怨，屡次说和亲有利。皇帝也一向怨恨回纥，想联合吐蕃攻打回纥，于是和马燧、张延赏商议。张延赏又说李晟不应该长久统领军队，皇帝于是对李晟说：“我为了百姓的缘故，与吐蕃和亲，已经决定了。大臣既然与吐蕃有怨，应该留下来辅佐我。”加封李晟为太尉，罢免他的镇守职务。当时派遣崔干出使吐蕃，约定和尚结赞，请求让浑瑊主持盟誓，在平凉结盟。浑瑊从长安出发，李晟深切告诫他，对于盟誓的地方防备，不能不严密。张延赏对皇帝说：“李晟不希望盟好成功，所以告诫浑瑊要严密防备。我们有怀疑他们的表现，那么他们也会怀疑我们了。盟誓怎么能成功？”皇帝于是下诏严厉告诫浑瑊，要以诚心对待敌人，不要猜疑。浑瑊上奏说吐蕃决定在辛未日结盟，张延赏召集百官宣读诏书给他们看，说：“李太尉说和好一定不能成功，现在盟誓的日子已经定了。”李晟听说后哭着说：“我生长在西边边境，完全了解敌人的情况，所以议论上奏，只是羞耻朝廷被犬戎侮辱罢了。”皇帝起初命令骆元光驻守潘原，韩游环驻守洛口，作为浑瑊的援军。骆元光对浑瑊说：“潘原距离盟誓的地方将近七十里，您有紧急情况，从哪里知道？请让我与您一起去。”浑瑊因为诏令的防备坚决阻止他，骆元光不听从，与浑瑊连营驻扎，距离盟誓的地方三十多里。骆元光的壕沟栅栏深固，浑瑊的壕沟栅栏都可以越过。骆元光在军营西边埋伏军队，韩游环也派遣五百骑兵埋伏在旁边，说：“如果有变故，你们向西奔向柏泉，以分散敌人的势力。”将要结盟时，尚结赞又请求各自派遣几十名游骑，互相侦察搜索。浑瑊答应了。吐蕃在坛西埋伏精骑数万，游骑贯穿唐军，进入没有禁止。唐军骑兵进入吐蕃军队，全部被擒获。浑瑊等人都不知道，进入帐幕更换礼服。吐蕃击鼓三声，大声喧哗而来。浑瑊从帐幕后出来，偶然得到另一匹马骑上，马鬃伏在衔铁里，奔驰十里，衔铁才到达马口，吐蕃放兵追击，唐军将卒死去的有数百人，副使崔汉衡被擒获。浑瑊到达他的军营，骆元光发动伏兵列阵等待他，吐蕃骑兵才退去。这一天，皇帝上朝，对各位宰相说：“今天和戎息兵，是国家的福气。”柳浑说：“戎狄是豺狼，不是盟誓可以结好的，今天的事情，我私下担忧。”李晟说：“确实像柳浑说的。”皇帝脸色变了，说：“柳浑是书生，不懂边疆计谋，大臣也说这样的话吗？”都叩头谢罪。这天晚上，韩游环上表说敌人劫持盟誓，军队逼近近镇。皇帝大惊，对柳浑说：“你是书生，却能料敌如此准确吗？”皇帝想外出避难，大臣劝谏才停止。起初，吐蕃尚结赞厌恶李晟、马燧、浑瑊，说：“除去这三个人，那么唐朝就可以图谋了。”于是离间李晟，通过马燧来求和，想要擒获浑瑊来出卖马燧，使他们都获罪。于是放纵军队直接侵犯长安，恰逢没有擒获浑瑊而停止。

范祖禹说：“君主对于他不应当怀疑的却怀疑，那么对于他不可信的却相信了。这是必然的道理。”李晟的功劳，国家依靠他，唐德宗猜忌，使他忧惧不能保全朝夕。至于奸邪小人的诡计，戎狄的甜言蜜语，却推诚相信而不怀疑。由于他心术颠倒，看见善事不明，所以如此。张延赏因为私怨败坏国家残害百姓，刑罚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唐德宗曾经不加责问，让他得以保全首领死在床榻下，幸运

译臣按：自春秋以后，世间结盟的事情就很少了。德宗却听信小人的话，与吐蕃结盟。即使是像李晟这样百战立功的功臣，屡次进言也不被采纳，最终落入外夷的计谋之中，被他们所嘲笑。幸好没有完全如他们的计谋，如果他们的计谋真的得逞，那么李晟已经被他们离间了。再加上失去浑瑊、马燧，德宗难道不至于再次出逃避难吗？唉！柳浑的话，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后世谋国的人应当深深思考，并引以为戒。

译陆防对唐德宗说：“贪生怕死，是万物共同的常情；忧虑危险、追求安定，是各类事物的恒定本性。拥有天下并视百姓为子民的君主，应当把天下的欲望当作自己的欲望，把百姓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本来就应该顺遂百姓所怀有的愿望，消除他们所畏惧的祸患，供给他们所追求的需求，使家家户户自我安宁，人人自我满足。家庭如果安宁了，国家也就同样安宁；个人如果满足了，君主也就同样满足了。因此，爱护生命并推广到万物的人，才是保全自身生命的办法；施加安定并推广到万物的人，才是保全自身安定的方法。把别人推向死地而追求自己的长久生存，从古到今，从来没有过；把别人置于危境而追求自己的长久安定，从古到今，也从来没有过。”

“因此，古代的圣王，知道生存是人们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它，所以与人们共同享有生存，上下的快乐就都获得了。知道安定是人们所利益的，自己也利益它，所以与人们共同享有安定，公私的利益就都保全了。如果有违背常理、昏庸糊涂、不恭敬的人，就应当在外考察他们倔强不服的原因，在内反省自己安抚驾驭的失误，修养近处来招致远方，检点自身来率领众人。所以《尚书》说：‘只有干戈才能反省自身’，又说：‘在殿堂两阶上舞动干羽，经过七十天有苗来归服’。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来招致他们；既然招致来了，就使他们安定’，这就是证明。”

“如果或者在怀柔政策上昏昧不明，致力于攻取；不考察教化尚未达到，不指责诚意感动尚未信服，只以严峻的威势临下，只放纵愤恨之心，把人看作禽兽而在原野上残害他们，把人看得像草芥一样而让他们死于锋利的兵器。叛逆者不归顺，就命令讨伐；讨伐者不能攻克，就商议刑罚。这使得负有罪责的人恐惧必死的诛杀，奉行辞命的人忧虑无功的责罚，百姓因为困于赋税而思变，士卒因为害怕死亡而想回家。各种情绪相互攻讦，混乱哪里会有定局？一个人不遵从，整个地区遭受灾殃；一个地区不安宁，普天之下都受到扰乱。战争纠缠，祸患结聚，变乱兴起，百端并发。”

“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不能招致他们，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住，却在国家内部谋划动用武力，我担心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墙之内。’这大概是必然的常理，最恰当的格言，足以作为明镜，是贯穿历代帝王而不可改变的道理。”

“我按贽的话说：爱护生命并推广到万物的人，才是保全自身生命的办法，施加安定并推广到万物的人，才是保全自身安定的办法。把别人推向死地而追求自己的长久生存，把别人置于危境而追求自己的长久安定，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过。这就是《大学》中絜矩的道理，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君主经常把这几句话写在座位右边，不是为了让人安生。”众人必定不会劳民伤财、杀人，去做穷兵黩武的事情。

宋司马光对英宗说：“圣王在开始时谋划事情，而在细微处考虑结局，因此用力不劳苦，而收效很大。我私下看到国家用来抵御四方夷狄的方法，似乎没有完全适宜。当夷狄安靖归顺的时候，就喜欢与他们计较细枝末节，争竞细微琐事；等到他们桀骜不驯、暴横之后，却又对他们姑息养奸，不能深入讨伐。近来西戎的祸患，产生于高延福、宣徽；北狄的争端，起源于赵滋。而朝廷至今始终没有醒悟，仍然认为这两个人的做法是对的，而把循理守分的人当作错的。因此边疆的武将，都锐意生事，有的把开拓荒弃之地十几里当作功劳，有的把杀掠老弱敌人三五个当作勇敢。朝廷称赞他们的才能，突然提拔任用。不久他们心中愤恨，于是寻求报复，屠杀熟户，抢劫边民。所丧失的，动不动就以千计。而朝廷只知道惊骇，增兵聚粮，导致祸患的人既不追究，守卫边疆的臣子也没有谴责。像这样而希望边疆没有忧患，这就好比添柴扇火，却要求水不沸腾。”

臣按：圣王治理天下，一视同仁。他们处在自己的疆域中，而我们兴师出境，出其不意，趁他们没有防备而袭击他们，欺骗他们衰弱败亡而杀害他们，那么理亏就在我们这边了。臣请求今后边将有不禀承朝廷命令而擅自出境袭杀的人，即使功劳像陈汤那样大，也一定要追究。如果因此生事起衅的人，严厉地诛杀责罚。那些一时昏昧而获得封爵的人，即使经过几代，也仍然不予宽恕。像这样，那么好功名、希求爵赏的人就知道畏惧，而朝廷就能享受安靖的福气了。

司马光对神宗说：“羽翼没有长成，不可以高飞；近处的人没有悦服，不可以招致远方。从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下到齐桓晋文的霸主，没有不先治理内部而能治理外部的。现在朝廷的政治没有完全修明，疆域之内没有完全治理好，内地没有一年的积蓄，国库没有几个月的财物，民间贫困，十室九空。稍有水灾，就化为流民饿殍。太平日子久了，军事不讲求，将领缺乏人才，士卒骄纵懒惰，上下姑息，如同儿戏。操练稍多就怨恨愤怒，赏赐不及时就扬言不逊，披甲行走几十里就喘汗不止，遇到乡邑小盗就望尘奔溃。这是众人所共知的，不是臣敢欺骗蒙蔽。兵法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百战不殆；了解敌人不了解自己，一胜一负；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每战必败。’陛下看今天天下像这样，却想谋划境外的事，兴起兵革的端绪，挑衅陆梁的虏寇，希望建立难以企及的功劳，这是臣感到寒心的。为今天的计策，不如收罗贤俊，随才任用，以举荐百官，有功必

译奖赏有功，惩罚有罪，以此来整顿各项政务。谨慎选择监司官员，澄清地方官吏的政绩，以此来安定百姓。杜绝不必要的开支，裁减冗员，以此来充实仓库。咨询访求智谋之士，考察验证勇武之人，以此来选拔将领。明确军队等级，诛杀凶悍违抗者，以此来确立军法。挑选精锐士兵，罢免老弱病残，以此来训练士卒。修缮精良兵器，淘汰粗劣产品，以此来精进器械。等到百官各司其职，政务得到整顿，百姓得以安定，仓库得以充实，将领得以选拔，军法得以确立，士卒得以训练，器械得以精良，然后陛下想做什么，都可以实现。收复灵州、夏州，夺取瓜州、沙州，平定幽州、冀州，收复燕州、朔州，没有做不到的。如今这八件事没有一件做到，却想要采纳边将的狂妄计谋，相信狡诈敌人的诡辩之辞，臣担心不能得到几百名投降者，而敌军骑兵大举到来，军队覆没，将领被杀，边城白天关闭城门，朝廷因此日夜操劳，焦心费神，兴兵运财，来解救危急，使天下百姓像康定、庆历年间那样愁苦困顿，最终却无可奈何，然后忍辱招抚他们，用卑辞晓谕他们，尊崇他们的名号取悦他们，增加贿赂引诱他们，这样的损失难道不是很多吗？这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安危，不仅仅是边境的忧患而已。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要留下后悔，这才是天下的福气。那些进献计谋的人，都不是真正为国家斩将夺旗，开拓疆土，建立卫青、霍去病、甘延寿、陈汤那样的功业。只是凭借伶牙俐齿，虚夸大话，一时迷惑圣上，想要窃取陛下的官职罢了。将来国家有患难，他们不参与担忧，这难道可以吗？凡是边境有事，将领升官，士卒受赏；无事则上下安静，没有侥幸获利的机会。这是臣子的私利，不是国家的利益。陛下不可不明察啊。

译臣按：司马光所说的，都是国家的大计，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不仅仅是边境的事情。所谓进献计谋的人，并不是真正为国家斩将夺旗，开拓疆土，建立卫青、霍去病、甘延寿、陈汤那样的功业，只是凭借利口长舌，用虚夸的大话，欺骗迷惑圣上的听闻，想要窃取陛下的官职。将来国家有祸患时，他们却不预先担忧。像这样的事，不仅古代有，英明的君主不能不加以明察。

苏轼代滕甫起草奏章呈给神宗说：“为人臣子考虑，与为人主考虑是不同的。人臣如果不开拓疆土、献上报捷的俘虏，就没有办法建立功劳。为陛下考虑，只有天下安定、社稷稳固罢了。陛下圣明神武冠绝古今，一举一动都是功德，只要能够保持太山的安稳，与天地同寿，那么史册上的记载就不可胜数，连尧舜禹汤也比不上。议论的人不知道出于这个考虑，争相急于追求功名，冒着危险犯难，从而劳烦圣上的思虑。我私下认为不可取。”

苏辙对哲宗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崇尚道义而不推崇功利，崇尚信用而不追求利益。并不是不想要功利，而是认为如果抛弃道义和信用，虽然眼前有一时的痛快，但岁月之后，它的祸害是不可胜言的。从前晋文公包围原国，命令只带三天的粮食，原国不投降，就命令撤军。间谍说：‘原国将要投降了。’军吏说：‘请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百姓所依赖的。得到原国却失去信用，凭什么来庇护百姓？所损失的更多。’撤军后原国投降了。晋国的荀吴包围鼓国，鼓国有人请求献城叛变，荀吴不允许。身边的人说：‘军队不劳苦，就可以得到城池，为什么不这样做？’荀吴说：‘我听叔向说过，好恶不违背常理，百姓就知道所归，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有人因为我的城池而叛变，这是我非常厌恶的。别人把城池送来，我独自喜好什么呢？’让鼓国人杀死叛变的人并修缮守备。三个月后，鼓国人请求讲和，让他们的百姓看见晋军说：‘还有食物和妻室，姑且修缮你们的城池。’军吏说：‘得到城池却不占领，劳苦百姓而停滞军队，凭什么侍奉君主？’荀吴说：‘我正是为了侍奉君主。得到一个城邑却让百姓懈怠，那城邑有什么用？’鼓国人报告粮食耗尽力气用尽之后，才占领它。攻克鼓国后返回，没有杀一个人。用世俗的话来说，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疏于事情而怠于功利了。然而看他们的最终结果，文公因此称霸天下，荀吴因此使晋国强大，知道信用和道义的效果在久远之后显现是这样。臣按：苏轼说：‘人臣的考虑与人主的考虑不同，人臣不开拓疆土、献上报捷的俘虏，就没有功劳；人主的考虑只有天下安定、社稷稳固。’苏轼的弟弟苏辙又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崇尚道义而不推崇功利，崇尚信而不追求利。并不是不想要功利，抛弃道义和信用，虽然眼前有一时的痛快，而岁月之后，它的祸害是不可胜言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话，有国家的人应当体察并引以为鉴戒。”

元丰五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说：“安化州的百姓作乱，皇上说：‘马默的意思是想用兵吧。用兵，是大事，必须极其谨慎慎重。从前郭逵征讨安南，以及上次西征的士兵和民夫死伤，都不下二十万人。有关部门错判一个死罪，责任就不轻。现在让数十万无罪的人置于死地，朝廷不得不承担罪责。天下的大事，往往常起于极细微之处。’”

杨时说：“边境战事的兴起，多出于贪图功劳、侥幸获利的人，滥用武力、玩忽边防，不把朝廷的大计放在心上，视百姓遭受荼毒如同不是自己的事，安然不以为忧。蛮夷猖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对他们宽松，他们就像豺狼吞噬、野猪勇猛，扰乱纲纪不接受命令；对他们紧迫，他们就像鸟惊鱼散，依靠险要之地来自我隐藏。这大概是他们的常态。不致力于安抚驯服他们，使恩威并行，反而想侥幸他们有事，像割草打猎一样对待他们，以求有功。一旦失律，就会失败不堪支撑，给朝廷留下忧患，这是边境官吏的大弊病。”

臣按：神宗说天下大事常起于极细微之处，凡事没有不是这样的，而军事尤其如此。杨时的话，切中边境官吏的弊病，尤其应当深入明察。从前有人说：‘有边境战事，是边境臣子的福气；没有边境战事，是朝廷的福气。’真是啊！论述起来，比起杨时的话，尤其简要。

徽宗时，蔡京开启边境战事，桂州知州王祖道想趁此时机谋取富贵，引诱王江、酉杨晟免等人使纳土归附，夸大其辞，说向往归附的有一百三十个峝，五千九百家，十余万人，旁边通江洞的民众还没有计算在内。王江在诸江合流的地方，山川形势占据诸峝的要冲，方圆二千里，适宜开辟建立城邑，控制百蛮，下诏设为怀远军。王祖道在桂州四年，用丰厚的官爵金帛挑拨各夷族，建立城邑，调兵镇守，从内地运输钱布盐粟，没有节制，地方瘴疠，戍守的人每年死亡十分之五六，实际上没有一尺土地、一个百姓有益于官府。蔡京既然自以为有功，甚至说混合了中原风气的差异，占据了天下版图的一半，王祖道因此越级获取显赫美好的官职。

臣按：史臣说各蛮族的溪峝茅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鸩鸟毒蛇与之同居，何况没有人敢闯入我们的疆域。蔡京却让王祖道、张庄之徒凭空造作功劳，把中原的重资抛弃在不毛之地，而文饰奸恶，铺张表贺。徽宗也安然接受欺骗，好大喜功、滥用武力的心一放纵，而燕朔的谋划就产生了。《诗经》说：‘池水枯竭了，不是说从池边开始的；泉水枯竭了，不是说从泉眼开始的。’徽宗耗损内部、贪婪外部、驯服外族，招致祸败的痕迹，其根源就在这里。唉！能不引以为戒吗？

译宣和三年，朝廷打算收复燕云地区，蔡京、童贯主张这样做，郑居中极力劝谏说不可。郑居中对蔡京说：“您身为大臣，是国家的元老，不能坚守两国的盟约，擅自制造事端，这几乎确实不是朝廷的深谋远虑，致使百万百姓肝脑涂地，您实际上是罪魁祸首。”当时睦州、杭州的方腊之乱刚刚平定，皇帝也对用兵感到后悔，只有王黼说：“兼并弱国、攻击愚昧，是武力的善法。现在如果不夺取燕云，女真就会强大，中原的故地将不再为我们所有。”皇帝于是下定决心整顿军队。王黼在三省设置经抚房，专门处理边防事务，不经过枢密院，征调天下的壮丁，按人口征收赋税，得到二千二百万缗钱来充作军费。王黼专门统领这件事，于是任命童贯为宣抚使，蔡攸为副使，统率军队十五万，巡视北方边境以应对金国。当时有朝散郎宋昭上书，极力陈述辽国不可攻打，金国不可结邻，金国必定背弃盟约，成为中国的祸患，请求诛杀王黼、童贯、赵良嗣等人，并且说：“两国的誓言，说背弃盟约的人，灾祸会波及九族。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难道忍心忘记历代圣君的英灵吗？陛下以仁德覆盖天下，难道忍心让河朔的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使他们肝脑涂地吗？”朝廷削去了宋昭的官籍，将他编管到海州。在此之前，关于收复燕云的议论兴起，广安军的平民安尧臣上书说：“我观察自古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因为宦官专权。这些人手中拿着皇帝的印信，口中传达天子的法令，那么臣下的生死祸福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刘蕡说自古宦官参与军政，没有不破坏国防、败坏军队的，请让我以误国最严重的人，借童贯来论述。童贯出身卑微，陛下把兵权交给他，他拉拢众多小人，随意更换将吏，来培植私人党羽，自从兵权归于童贯，军队变动殆尽，赏罚不明，士气萎靡，朝廷内外的人都认为童贯与蔡京深相勾结，共同接纳燕人李良嗣作为谋主，一起倡导北伐的议论，经营了很久，国家于是困乏，才开始方田以增加常税，均籴来充实军储，茶盐的法令早上颁布晚上就改变，百姓不得安居，如果能够迅速革除这些弊端，那么百姓的血汗就不会被这些人榨干了。”奏章呈入后皇帝没有理会。后来转运粮食供给燕山，民力疲惫困顿，加上盐税的征收，连年灾荒，饥民纷纷起事为盗，女真趁机进犯，于是导致国家灭亡。

译臣按：宋徽宗听从蔡京、王黼的言论，任用宦官童贯开拓边疆，最终导致宗庙荒废，国家沦亡。君主行事、用人，切不可不深思熟虑，不要只图一时痛快，顺从一人的私欲，从而招致宗族祸患，残害亿万百姓的生命，留下千古耻辱。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攻打日本，出兵十余万，死在海岛上的士兵众多，回来的人仅有三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期间，攻打缅甸，攻打爪哇，攻打占城，攻打日本，几乎年年都在用兵。他之所以穷兵黩武，这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比如何呢？修建长城、出兵塞外，本是为了中原百姓的安危着想。然而缅甸连接着百夷之地，占城隔着交阯，爪哇、日本远在炎热海域之外，地势不相连，兵力不相及，却一定要征讨，这是为什么呢？贪图那里的财物罢了。听说这些国家多产珍珠、贝壳、宝石之类，想要得到它们罢了。唉！追求无用的物品，伤害有用的人，作为百姓的君主却杀人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一次不停止，到了第二次，再到第三次。唉！后世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位，作为百姓君主的人，千万不要效仿这种恶劣行径。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七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纲要

成功化

圣神功化的极致【上之上】

《易经》乾卦：元亨利贞。

程颐说：“上古圣人开始画八卦，天地人三才的道理就完备了。进而重叠八卦，以穷尽天下的变化，所以六画而成一卦。重叠乾卦为乾，乾代表天。天，是天的形体；乾，是天的性情。乾是刚健，刚健而没有止息叫做乾。天单独说就是道，‘天且弗违’说的就是这个。分开来说，以形体称为天，以主宰称为帝，以功用称为神，以妙用称为神，以性情称为乾。乾是万物的开始，所以代表天，代表阳，代表父亲，代表君主。元亨利贞称为四德：元，是万物的开始；亨，是万物的生长；利，是万物的顺利；贞，是万物的成就。只有乾坤二卦具备这四德，在其他卦中则随着事情而变化。所以元专指善，大利主于正，亨和贞的体用各自符合其事。四德的意义，广大而深远。”

朱熹说：“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常态；仁义礼智，是人性的纲领。”臣按：“乾卦的三画，是万世文字的始祖；元亨利贞四个字，是万世义理的根本。”在天表现为春夏秋冬，在人表现为仁义礼智，在天地间流行则表现为元气运转世代。

《彖传》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从而统领天。云气运行，雨泽布施，各类事物形成形体。太阳终始运行，六个爻位按时成就。按时乘着六条龙来驾驭天，乾道变化，万物各自端正性命。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这才利于贞正。首出万物之上，万国安宁。

程颐说：卦下的辞叫彖，孔子进而解释它，通称为彖。彖，是说明一卦大义。伟大啊乾元，赞美乾元作为万物开始之道的大。四德中的元，就像五常中的仁。偏说则是一件事，专说则包含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说的是元。乾元统言天道。天道开始万物，万物凭借天而开始。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说的是亨。天道运行，生育万物。大明，天道的终始，则显现卦的六个爻位，各自按时成就。卦的初终就是天道的终始，乘着这六爻的时位就是天运。以御天，是说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宏大细微高下，各自按其类别端正性命。天所赋予的是命，物所接受的是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是说常存，合是说常和。保持并融合太和之气，所以利于贞正。天地之道，长久而不止息，就是保合太和。天是万物的祖先，王是万邦的宗主。乾道首出，万物而万类亨通。君道尊居天位，四海顺从王者，因为王者体现了天道，所以万国安宁。

朱熹说：“这里专门用天道阐明乾义，又分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其义。曾经统而言之：元，是物的初生；亨，是物的畅茂；利，则趋向于果实；贞，则是果实的成熟。果实既成，那么它的根蒂脱落，可以再次种植而生长。这就是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没有尽头的原因。然而在四者之间，生气流行，最初没有间隙，这就是元之所以包含四德而统领天的原因。以圣人而言，这是孔子的意思，大概认为此卦是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的占卜。”臣按：“自古谈论君德的人，必定说乾乾，就是天。乾之所以为乾，是因为它有元亨利贞的四德。所以人君居天位，必须具备乾的德，然后足以体现天道而树立准则。必须能将天德贯穿始终，按时乘着六阳来行天道，这才是乾德的元亨；必须能保全万物的性命，首出万物以致太平，这才是乾德的利贞。”

《文言》说：“元，是善的首领；亨，是嘉美的会合；利，是义的和合；贞，是事物的主干。君子体现仁德，足以领导众人；嘉美会合，足以符合礼制；利于万物，足以和合道义；贞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