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
供其国用者也；凡贡，诸侯以献于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后，条陈九州所有，以为定法。孔子删书，特载之于《夏书》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后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视此为准焉。凡外此而别为名目，如后世之进奉、和买、劝借之类，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经常之制也【此兼言贡赋】
译这是供给国家使用的；所谓“贡”，是诸侯向天子进献的。大禹治水成功之后，详细陈述九州所有的物产，以此作为确定的制度。孔子删定《尚书》，特意将其记载在《夏书》的篇首，以昭示天下效法，使后世拥有土地和百姓的统治者，在制定取用民力的制度时，以此作为标准。凡是超出这个范围而另外设立名目的，如后世的进奉、和买、劝借之类，都不是公正合理的正道，也不是天下恒常的制度【此处同时论及贡赋】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赋纳总【禾本全】二百里纳铚【禾半藁】三百里纳秸【半藁去皮】服【总结上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粟【纳糓】五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内，天子之田。其民主为天子治田，事故谓之甸服。近麤而逺精。畿内专言田赋者，畿内不封诸侯，故田赋入于天子。」
蔡沈曰：「内百里为最近，故并禾本总赋；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纳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纳也；外百里为逺，去其穗而纳谷；外百里为尤逺，去其谷而纳米。盖量其地之逺近而为纳赋之轻重精麤也。」马端临曰：「《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余四服俱无之。説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于畿甸，所谓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赋之入止于米粟，近地则并其本藁取焉。盖米以食人，藁以饲马，无非以为国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逺近，各有轻重之等，精麤之异，非若后世一槩取之，无所分别焉。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畆
公羊髙曰：「讥始履畆而税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诚，万世取民之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时一夫受田五十畆，而毎夫计其五畆之入以为贡。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畆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畆，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田百畆，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畆而分，故谓之彻。其实皆什一者，贡法皆以十分之一为常数，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畆中，以二十畆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畆，通私田百畆为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轻于十一矣。窃料商制亦当似此，而以十四畆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畆，是亦不过什一也。」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朱熹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杨时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而后井田均，谷禄平，而军国之须皆量是以为出焉。故一彻而百度举矣。上下宁忧不足乎？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则桀，寡则貉，不可改也。后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图，故征敛无艺，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
哀公又问于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则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臣按：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欲其节用以厚民也。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则尽取而不足，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斯二言也，最为亲切着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
魏文侯时，租赋増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戸口不加，而租赋嵗倍，此由课多也。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臣按：魏文侯，一国之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课多之害于民，而设为皮毛之喻，况万乗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税人，收大半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
译五百里甸服【畿辅之地】，百里缴纳禾本【禾本全】，二百里缴纳禾穗【禾半藁】，三百里缴纳禾秆【半藁去皮】，服【总结上述皆有服役之事】，四百里缴纳粟【纳糓】，五百里缴纳米。
朱熹说：“甸，是治理田地。畿内，是天子的田地。那里的百姓为天子治理田地，所以称为甸服。近处缴纳粗物，远处缴纳精物。畿内只说田赋，是因为畿内不封诸侯，所以田赋直接归入天子。”
蔡沈说：“内百里最近，所以连同禾本一起缴纳；之外百里次之，只收割禾穗缴纳；外百里又次之，去掉禾秆粗皮缴纳；外百里较远，去掉穗子缴纳谷子；外百里更远，去掉谷子缴纳米。大概是根据土地的远近来规定缴纳赋税的轻重和精粗。”马端临说：“《禹贡》八州都有贡物，唯独冀州没有；甸服有米粟的输送，而其他四服都没有。解说的人认为王畿之外，八州都用田赋所当供给的物资，通过市场交易来进贡，所以不输送粟米。那么土贡也就是租税了。”
臣按：虞夏时代，天子的田地只限于畿甸，所谓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田赋的收入只限于米粟，近地则连同禾本禾秆一起收取。大概米用来给人吃，禾秆用来喂马，无非是为了国家使用。然而收取时，根据土地的远近，各有轻重的等级，精粗的区别，不像后世一概收取，没有分别。
鲁宣公十五年，开始按亩征税。
公羊高说：“讥讽开始按亩征税。”古代实行十分之一的籍税，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多于十分之一，是大桀、小桀；少于十分之一，是大貉、小貉。实行十分之一，颂声就兴起了。
臣按：十分之一，是天下的中正之道。这一句话确实，是万世取民于民的定制。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殷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
朱熹说：“夏时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算其五亩的收入作为贡赋。商人开始实行井田制度，以六百三十亩的土地划分为九区，每区七十亩，中间是公田，外面八家各授一区，只借他们的力来助耕公田而不税其私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分配，所以称为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者，贡法都以十分之一为常数，只有助法是九分之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则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际计算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大概又轻于十一分之一了。我推测商制也应当像这样，而以十四亩为庐舍，一夫实耕公田七亩，这也只不过十分之一了。”
哀公问于有若说：“年成饥荒，用度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何不实行彻法呢？”哀公说：“十分之二，我还不足，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回答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怎么会富足？”
朱熹说：“民富则君主不至于独贫，民贫则君主不能独富有。如果深言君民一体的意思，以制止君主的厚敛，为人上者所应深思的。”
杨时说：“仁政必从经界开始。经界正，而后井田均，谷禄平，而军国之须皆量是以为出焉。所以一彻而百度举矣。上下宁忧不足乎？以二犹不足，而教之彻，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则桀，寡则貉，不可改也。后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图，故征敛无艺，费出无经，而上下困矣。又恶知盍彻之当务而不为迂乎？”
哀公又问于孔子。孔子说：“薄赋敛则人富。”哀公说：“若是则寡人贫矣。”回答说：“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臣按：先儒谓有若请鲁哀公行彻法，欲其节用以厚民也。盖国家之财，皆出于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节用，则薄取而有余；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则尽取而不足，民既贫矣，君孰与守其富哉？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所谓“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斯二言也，最为亲切着明。九重之上，念兹在兹，以示教于千万世之圣子神孙，则千万世之生灵，不胜幸甚。
魏文侯时，租赋増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戸口不加，而租赋嵗倍，此由课多也。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臣按：魏文侯，一国之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课多之害于民，而设为皮毛之喻，况万乗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税人，收大半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
臣按：致乱之道多矣，而尤莫甚于厚敛。自三代以来，皆因地而取税；至秦，始舍地而税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则民之贫者何以为生哉？贫无以为生，则不爱其死，是趣民而使之溃叛也。
汉兴，天下既定，髙祖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
文帝十二年，诏赐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汉文帝在位，再赐天下半租，其后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余年。当是时，岂一切无所用度哉？兹盖文帝恭俭节用，国有余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髙祖之后，事事仰成，稍加节约，自有赢余，固无甚难者。我圣祖得国之初，凡事草创，无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诏无嵗不下，其视汉文益数焉，岂非难哉？今即御制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诏凡三焉：其一谓中原之民久困兵残，免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夏秋二税，山东二年，其余一年；其二谓创业之初，取办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谓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徳为京师之翼，其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免一年，其广徳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亦与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诏免应天以至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及山东、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宁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两浙、江西之诏，五年十月有免应天等五府之诏，九年二月有免山东、陜右之诏，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兴等四县之诏，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诏。至十有三年乃下诏曰：“荷上天眷佑，君主华夷十有三年，仓廪盈，府库充，今民力未苏，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粮尽蠲免之。”呜呼！我圣祖革命建极之初，正创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备，凡宫室、禁衞、官署、城池、藩府与夫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皆当创置。矧干戈甫定之余，人民疲困之极，列屯坐食仰给者众，分官置吏禄食者多，所费比于承平之世奚翅千万？尚有余赀以资用度，而免租之诏无歳无之，此我圣祖所以结人心、凝天命，而培千万年不拔之基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列圣重熙累洽之后，垂拱仰成，百度修举，不必更有作为，一切事功略加省节，自然有余。伏愿圣明在上，法汉文之俭徳，体圣祖之仁心，慎乃俭徳，惟懐永图，使国计常足而有余蓄。时令有司计国储之多寡，因嵗事之登耗，屡下寛征之诏，以苏农民之困。所以固结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国本者在是。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十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廑【古勤字】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胡寅曰：汉至文帝时，封国渐众，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与匈奴和亲，嵗致金缯，后数为边患，天子亲将出击，复因河决有筑塞劳费，大司农财用宜不充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赐民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则何以足用乎？葢文帝恭俭，百金之费亦不茍用，宫阃是效，流传国都，莫有奢侈之习，如之何不富其财？盖不可胜用矣。然后知导谀逢恶者，纳君于荒淫，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至于财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胜诛哉！
臣按：秦汉之际，其所以兴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与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赋，汉则十五而取一，其后乃尽除之焉。盖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茍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呜呼！有天下国家者，其尚鉴秦汉之所以得失，以为取舍哉！
昭帝元鳯二年，令三辅、太常郡得以菽粟当赋
臣按：以菽粟当赋，谓听以菽粟当钱物也。盖粟生于地，非一日所能致；钱出于人力，可旬月间而办也。自古识治体者，恒重粟而轻钱。盖以钱可无，而粟不可无，故也。后世以钱物代租赋，可谓失轻重之宜，违缓▯之序矣。故为国家长久之计者，宁以菽粟当钱物，使其腐于仓庾之中，备之于无用；不肯以钱物
译臣按：导致动乱的原因很多，但没有什么比加重赋税更严重的了。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都是根据土地来征收赋税；到了秦朝，才开始舍弃土地而按人头征税，都是十分中取其一。到了秦朝，竟然十分中取五。实行这样的政令，那么贫穷的百姓靠什么来生存呢？贫穷到无法生存，就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等于驱赶百姓使他们溃散叛乱。
汉朝兴起，天下平定之后，高祖约法省禁，减轻田租，十五税一，估量官吏的俸禄，计算官府的费用，以此向百姓征税。
文帝十二年，下诏赐予天下百姓免除一半的田租。
臣按：汉文帝在位期间，两次赐予天下百姓免除一半的田租，其后竟然完全免除田租而不征收的有十多年。在那个时候，难道国家没有任何开支吗？这大概是文帝恭敬节俭、节约用度，国家有剩余积蓄的明显效果。文帝继承高祖之后，事事依赖前人的成就，稍微加以节约，自然会有盈余，本来没有什么难的。我圣祖（明太祖）在建国之初，凡事都是草创，没有可以沿袭的旧制，然而免除租税的诏令没有一年不下达，比起汉文帝来更加频繁，难道不是更难吗？现在即使查阅御制文集，洪武二年二月免除租税的诏令就有三道：第一道说中原的百姓长期困于兵祸残破，免除山东、北平、燕南、河东、山西、河南、秦陇夏秋两税，山东免除两年，其余地区免除一年；第二道说创业之初，从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四郡征取物资，免除这些地方的租税一年；第三道说建都金陵，以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作为京师的辅翼，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再次免除一年，广德以及滁州、和州、无为州也一起免除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下诏免除应天到无为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庐州、金华、严州、衢州、处州、广信、饶州九郡以及山东、河南两个布政司一年的租税。不仅如此，四年五月又有免除两浙、江西租税的诏令，五年十月有免除应天等五府租税的诏令，九年二月有免除山东、陕西右布政司租税的诏令，十一年八月有免除太平等六州、宜兴等四县租税的诏令，十二年有完全免除北平租税的诏令。到了十三年才下诏说：“承受上天的眷顾保佑，统治华夏和夷狄十三年，粮仓充盈，府库充足，现在民力尚未恢复，凡是天下今年的夏税秋粮全部免除。”唉！我圣祖在革命建立基业之初，正是创制立法的开始，事事尚未完备，凡是宫室、禁卫、官署、城池、藩王府邸以及坛壝、学校、礼乐、器用，一一都应当创建。况且在战争刚刚平定之后，百姓极度疲困，列屯坐食仰赖供给的人众多，分设官吏俸禄供养的人很多，所花费的比太平盛世何止千万倍？尚且有剩余的钱财来资助用度，而免除租税的诏令没有一年没有，这就是我圣祖所以凝聚人心、巩固天命，从而培育千万年不拔根基的关键所在啊。况且现在继承历代圣君长期太平之后，垂拱而治，仰赖前人的成就，百事修举，不必再有大的作为，一切事功稍微加以节省，自然会有盈余。恳请圣明的君主在上，效法汉文帝的节俭美德，体察圣祖的仁爱之心，谨慎地保持节俭的美德，只怀有长远的谋略，使国家财政常常充足而有剩余积蓄。时常让有关部门计算国家储备的多少，根据年成的丰歉，屡次下达宽缓征敛的诏令，以缓解农民的困苦。所以巩固人心的关键在这里，所以培植国家根本的关键也在这里。宗庙社稷和百姓生灵，不胜庆幸。
十三年，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务了。现在亲自从事农业，却还要缴纳租税，这就使得根本和末节没有区别了。这在劝勉农业方面，还不够完备。免除田地的租税。”
胡寅说：汉朝到了文帝时期，封国逐渐增多，诸侯王自己享用封地的赋税，王府的收入减少了。又与匈奴和亲，每年赠送金银丝织品，后来多次发生边境祸患，天子亲自率领军队出击，又因为黄河决堤有修筑堤塞的劳费，大司农的财用应当不充裕了。然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就赐予百姓免除一半的田租，第二年就完全免除了。那么靠什么来满足用度呢？大概是因为文帝恭敬节俭，百金的费用也不随便使用，后宫以此为效法，流传到国都，没有人有奢侈的习惯，怎么能不使财富丰富呢？大概是用之不尽了。然后才知道那些引导谄媚、迎合恶行的人，把君主引入荒淫，搜刮民财极其细微，使用钱财却像泥沙一样，以至于财力枯竭、下属背叛，而君主却不知自己的罪过，这样的人难道值得诛杀吗！
臣按：秦汉之际，它们之所以兴盛或灭亡，原因不止一端，主要在于得到民心与失去民心而已。秦朝征收百姓大半的赋税，汉朝则是十五税一，其后竟然完全免除了。大概财富是民心的所在，夺取了百姓的财富就失去了民心。如果得到了民心，我虽然得不到他们的财富，但所得到的却是财富的万倍。唉！拥有天下国家的人，还是应该借鉴秦汉之所以得失的原因，作为取舍的准则吧！
昭帝元凤二年，命令三辅、太常郡可以用豆类和谷物抵缴赋税。
臣按：用豆类和谷物抵缴赋税，是说允许用豆类和谷物来抵缴钱物。大概谷物生长在土地上，不是一天就能得到的；钱出于人力，可以在十天半月间办到。自古懂得治国道理的人，总是重视谷物而轻视钱物。大概是因为钱可以没有，而谷物不可以没有，所以如此。后世用钱物代替租赋，可以说是失去了轻重的适宜，违背了缓急的顺序了。所以为国家做长久之计的人，宁愿用豆类和谷物来抵缴钱物，让它们腐烂在仓库之中，以备不时之需；也不肯用钱物
唐初始定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畆，但嵗纳租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土所出，嵗输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毎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为绢三尺。
臣按：自古中国布缕之征，惟丝枲二者而已。今世则又加以木绵焉。唐人调法，民丁嵗输绢、绫、絁及绵，输布及麻。是时未有木绵也。宋林勲作《政本书「匹妇之贡」，亦惟绢与绵，非蚕乡则贡布麻。元《史》种植之制，丁嵗种桑、枣、杂果，亦不及木绵。则是元以前未始以为贡赋也。考之《禹贡》，「▯州岛夷卉服」，注以为织贝，则虞时已有之，岛夷时或以充贡，中国未有也。故《周礼》以九职任民，嫔妇惟治蚕枲，而无木绵焉。中国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元初孟祺作《农桑辑要》云：「木绵种于陜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近世陶九成作《辍耕录》，亦云：「闽广多种木绵，纺缉为布。松江民因谋树艺，觅种于彼】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逺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闗陜、闽广首得其利。葢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闗陜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其种乃徧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后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畆定税而敛以夏秋
徳宗时，杨炎为相，遂作两税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以大厯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定，而均收之。陆防曰：「租庸调之法，宗本前哲之规模，参考歴代之利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两税之法，毎州各取大厯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定为两税额。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
吕祖谦曰：「田制虽商鞅乱之于战国，而租税犹有歴代之典制。惟两税之法立，古制然后扫地。」
马端临曰：「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下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官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臣按：马端临又言，赋税必视田畆，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是视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戸口之赋。盖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戸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戸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戸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于杨炎而少之乎？由马氏斯言观之，则是两税之法，实得古人取民之意。后世徒以陆防之言而非之，防之言葢不欲茍变当时之法，故极言其法之弊耳。臣窃以谓，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畆捡覈为易。两税以资产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谓两税之外不许分毫科率，然兵兴费广，不能不于税外别有征求耳。此时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后至今行之，遂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垦田定天下之赋税，因其地宜，立为等则，征之以夏者谓之税，征之以秋者谓之粮，嵗有定额，家有常数，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人也。随其田之寛狭，取其税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为额也。其额数则具于黄籍，总于戸部，其征输期限则责之藩服州县，非若唐人别设两税使以总之也。若夫丁口之税，百无取焉，惟逐戸编为里甲，十年一度轮差，其余年分官司有所营为，随时起集，佣倩事已即休，所谓绢布之调无有也，不役之绢无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额百世而不亏
译唐朝初年制定租庸调法，以成年男子为征税基础。一是租，成年男子一人授田一百亩，每年缴纳租粟二石。二是调，每个成年男子根据当地出产，每年缴纳绢或绫、絁共二丈，绵三两；缴纳布的，则缴麻三斤。三是庸，每个成年男子每年服劳役二十天，不服劳役的，每天折纳绢三尺。
臣按：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征收布匹丝缕，只有丝和麻两种。现在又增加了木棉。唐朝的调法，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绢、绫、絁及绵，缴纳布及麻。那时还没有木棉。宋代林勋在《政书》中论述“匹妇之贡”，也只有绢和绵，不是养蚕之乡则贡布和麻。元代《史书》中关于种植的制度，规定成年男子每年种植桑、枣、杂果，也没有提到木棉。由此可见，在元代以前，木棉从未作为贡赋。考察《禹贡》，“岛夷卉服”，注解说这是织贝，那么虞舜时代就已经有了，岛夷有时用它来充作贡品，但中原地区还没有。所以《周礼》以九种职业任用百姓，嫔妇只负责治理蚕丝和麻，而没有木棉。中原地区拥有木棉，大概是在宋元时期吧【元代初年孟祺作《农桑辑要》说：“木棉种植在陕西西部，推广到其他州郡。”多解释为土地不适宜。近代陶九成作《辍耕录》，也说：“福建、广东多种木棉，纺绩成布。松江百姓于是谋划种植，去那里寻找种子。”】大概自古以来，中原地区用来做衣服的，只有丝、麻、葛、褐四种。汉、唐时代，虽然远方夷族用木棉入贡，但中原没有这种作物，百姓不把它当作衣服，官府也不把它作为调税。宋元之间，才开始将种子传入中原，关陕、闽广首先得到其利。大概这种作物出自外夷，闽广海路通商船，关陕土地连接西域，所以如此。但那时还没有把它作为征赋，所以《宋元史·食货志》都不记载。到了我朝，它的种子遍布天下，无论南北都适宜，无论贫富都依赖它。它的利益相比丝麻，大概要百倍。臣因此特别指出，让天下后世知道“卉服”的利益，是在当今时代才兴盛起来的。
唐代宗开始以亩数确定税收，并在夏秋两季征收。
唐德宗时，杨炎担任宰相，于是创立两税法。夏季缴纳不超过六月，秋季缴纳不超过十一月。以大历十四年垦田的数量为定数，平均征收。陆贽说：“租庸调法，遵循前代贤哲的规模，参考历代的利弊。有田就有租，有家就有调，有身就有庸。法制统一，百姓不困苦而国家用度充足。”两税法，每个州选取大历年间一年中征收钱谷数额最多的作为两税定额。只以资产为根本，不以成年男子为本。资产少的税轻，资产多的税重。
吕祖谦说：“田制虽然在战国时期被商鞅扰乱，但租税仍有历代的典章制度。只有两税法确立后，古代的制度才彻底废除。”
马端临说：“根据百姓拥有的田地征税，不再追问田地的多寡，始于商鞅；根据拥有田地的百姓征税，不再区分田地的下中等级，始于杨炎。三代井田制的良法，败坏于商鞅；唐朝租庸调的良法，败坏于杨炎。这两人的事迹，君子所羞于提及；但后来治理国家的人，无不遵循他们的法度，或者改变它反而导致烦扰无据，官吏和百姓都遭受其害。这是因为古今情况不同的缘故。”
臣按：马端临又说，赋税必须依据田地亩数，这是古今不变的法则。三代的贡、助、彻，也只是依据田地征税，从未另有户口税。大概授予百姓田地，而没有另外征收户口税的，是三代；不授予百姓田地，而减轻户口税的，是两汉。借着授田的名义，而加重户口税，田地是否授予不固定，而赋税加重后已无法再减轻，于是成为百姓的沉重负担，这是从魏到唐中叶的情况。自从两税法实行，这种弊端就革除了，怎么能因为它是杨炎创立的就轻视它呢？从马端临的话来看，两税法实际上符合古人取之于民的原则。后世只是根据陆贽的话来非议它，陆贽的话大概是不想随意改变当时的法度，所以极力陈述其弊端罢了。臣私下认为，土地万世不变，人口有时盛衰，按人口定税稽考困难，按亩数定税核查容易。两税以资产为根本，未必完全错误。只是立法之初，规定两税之外不许分毫额外征收，然而战争兴起费用广大，不得不在税外另有征求。此时的弊端，不是法度的弊端。自从唐朝确立此法之后至今实行，于是成为百世不变的制度。我朝考察古代制定制度，以天下垦田确定天下赋税，根据土地适宜情况，设立等级标准，夏季征收的称为税，秋季征收的称为粮，每年有定额，每家有一定数额，不像唐人遇到各种劳役费用，先估算数额再向百姓征收。根据田地的宽窄，取税的多寡，不像唐人用一年中征收最多的数额作为定额。其数额记载于黄册，汇总于户部，其征收期限责成藩镇州县，不像唐人另外设置两税使来总管。至于人口的税，几乎不征收，只是逐户编为里甲，每十年轮差一次，其余年份官府有所营建，随时召集，雇佣做事完毕即停止，所谓绢布的调税没有了，不服劳役折纳的绢也没有了。其法度一定而可遵守，其数额百世而不亏损。
，吏不能以为奸，民不至于重困。陆贽所谓其取法也逺，其立意也深，其敛财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规也简，其备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当之矣。彼租庸调法，乌可与同日语哉！
译官吏不能借此作奸犯科，百姓不至于陷入深重的困苦。陆贽所说的“取法高远，立意深远，敛财均平，成人稳固，裁规简略，备患周全”，这六点，我们祖宗征收民赋的制度，确实足以符合这些标准。那租庸调法，哪里能与之同日而语呢！
宪宗时，李渤上言：“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戸，今才百余戸；阌乡县旧三千戸，今才千戸。其他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戸税摊于比隣，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徒，剥下▯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乞降诏书，絶摊逃之弊，尽逃戸之产，税不足者乞免之。计不数年，人皆复于农矣。”
臣按《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明年无鱼。李渤所谓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其言盖本诸此。葢以取税于民，如取鱼于泽也。泽以养鱼，必常有所养，斯常有所生。茍取具目前，竭其所养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则一取尽矣，后何所继乎？后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摊税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将竭之至再至三而无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鱼种絶，不止也。何则？中人一家之产，仅足以供一戸之税，遇有水旱疾厉，不免举贷逋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试以一里论之。一里百戸，一嵗之中，一戸惟出一戸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戸，乃以二十戸税摊于八十戸中，是四戸而出五戸税也。明年逃三十戸，又以三十戸税摊于七十戸中，是五戸而出七戸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戸，又以五十戸税摊于五十戸中，是一戸而出二戸税也。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増；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嵗加于一嵗，积压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为今之计，奈何？曰：李渤谓尽逃戸之产税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虽去而产则存，宜斟酌具为常法。毎嵗十月以后，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俾官吏里胥各具本县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移来新收者若干。其民虽逃，其产安在？明白详悉开具，即所收以补所除，究其产以求其税。若人果散亡，产无踪迹，具以上闻覈实除免。如李渤所言，絶摊逃之弊，如此则民生既安，国用亦足矣【以上赋税】
书：「明王慎徳，四夷咸賔，无有逺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蔡沈曰：「慎徳，一篇之纲领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徳，四夷咸賔，其所贡献，惟服食器用而已，言无异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后，西旅献▯，召公以为非所当受，作此书以戒武王。谓夫明徳之君，能慎其徳，故致四夷咸来賔服。若逺若近，皆献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献者，衣服饮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徳，献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徳也。茍以异物进焉，则非常矣。必其君无有常徳，而玩好之偏，闻诸中外，故逺人亦以是觇之欤。呜呼！人主之好恶，有闗于心徳者如此，可不慎哉！
周礼太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牺牲包茅之属】二曰嫔贡【丝枲之属】三曰器贡【钱铁石砮之属】四曰币贡【玉马皮帛之属】五曰材贡【栝柏篠簜之属】六曰货贡【金玉▯贝之属】七曰服贡【絺纻之属】八曰斿贡【羽毛可以为旌旄者】九曰物贡【所产杂物】
杨时曰：「太宰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盖古之制国用者，量入以为出，故以九赋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取之有艺，用之有节，然后足以服邦国而制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车、求金，则非自致也。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亦均节之使当而已矣。徒纷纷较其赢余以为宰相之职，则非其义也。」
林之奇曰：「先王制贡，因其地之所宜。而为政之序，亦以逺近详略为差。传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贡之，则上先下后之意。内以共嫔妇之物，使甸服贡之，则内先外后之意。』传曰：『先王之制贡，则近无不听，逺无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叶时曰：「周礼之言致贡，亦禹贡之任土作贡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彊其所无；致者，听其自至，而不彊其不来。盖人君昭徳之致于侯邦，则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入贡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圣人何尝彊之使贡哉！」
林椅曰：「致邦国之用者，非用物不贡，则珍禽
译唐宪宗时期，李渤上书进言说：“臣经过渭南时，听说长源乡过去有四百户，现在才一百多户；阌乡县过去有三千户，现在才一千户。其他州县的情况，大体都差不多。推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都是因为把逃户的赋税摊派给邻居，导致他们也被驱赶逼迫而一起逃亡。这些都是聚敛财物的官吏，剥削百姓以奉养上级，只想着把水抽干来捕鱼，却不考虑以后就没有鱼了。请求陛下颁布诏书，杜绝摊派逃户赋税的弊端，对于逃户留下的产业，如果税收不足，请求予以减免。估计用不了几年，百姓都会回归农业生产了。”
臣按：《吕氏春秋》说：“抽干池水来捕鱼，难道能捕不到鱼吗？但明年就没有鱼了。”李渤所说的“只想着把水抽干，却不考虑以后就没有鱼了”，这话大概就源自于此。大概收取百姓的赋税，就像从池泽中捕鱼一样。池泽用来养育鱼，必须经常有所养护，这样才会经常有所繁殖。如果只顾眼前的利益，竭尽了养育鱼的地方，掏空了繁殖鱼的事物，那么一次就取尽完了，以后还有什么可继承的呢？后世征收百姓赋税，大体都像这样，而摊派逃户赋税的危害尤其毒烈，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竭泽而渔，而且将要反复多次地竭泽而渔而没有止境。不到水脉枯竭、鱼种断绝的地步，是不会停止的。为什么呢？中等人家一户的产业，仅够缴纳一户的赋税，遇到水旱灾害或瘟疫，不免要借贷拖欠，何况让他们代替别人加倍缴纳呢？试着以一个里来讨论。一个里有百户人家，一年之中，一户只缴纳一户的赋税就可以了。假设今年有二十户逃亡，就把这二十户的赋税摊派给剩下的八十户，这就是四户要缴纳五户的赋税。明年逃亡三十户，又把三十户的赋税摊派给剩下的七十户，这就是五户要缴纳七户的赋税。又明年逃亡五十户，又把五十户的赋税摊派给剩下的五十户，这就是一户要缴纳两户的赋税。逃亡离开的人，留下的赋税数额日益增加；留存居住的人，摊派给他们的数额日益累积。留存的人无法忍受，又相继一起逃亡。一年比一年严重，积压日益厉害，小百姓怎么能够承受呢？这不仅百姓无法生存，国家也无法成为国家了。对于现在的计策，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李渤说尽数征收逃户的产业，税收不足的予以减免，这固然正确。然而百姓虽然离开了，但产业还在，应当斟酌制定为常法。每年十月以后，诏令布政司委派官员一人，在所管辖的地区，亲自到州县，让官吏和里胥各自详细列出本县本里的百姓数目，逃亡开除的有多少，迁移新收的有多少。那些百姓虽然逃亡，他们的产业在哪里？要明白详细地开具清单，即用新收的来补充开除的，追究产业来征收赋税。如果人确实流散死亡，产业没有踪迹，详细上报核实后予以免除。像李渤所说的那样，杜绝摊派逃户赋税的弊端，这样百姓生活安定，国家用度也就充足了【以上关于赋税】
《尚书》说：“英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夷族都来归顺，无论远近，都进献地方的特产，只是衣服、饮食和器具用品。”蔡沈说：“谨慎修德，是这一篇的纲领。方物，是地方土地所生长的物品。英明的君王谨慎修德，四方夷族都来归顺，他们进献的，只是衣服、饮食和器具用品罢了，意思是说没有奇异的物品。”
臣按：周武王攻克商朝之后，西旅进献了獬豸，召公认为这不是应当接受的，作这篇文章来告诫武王。说那英明有德的君主，能够谨慎修德，所以招致四方夷族都来归顺。无论远还是近，都进献他们地方土地所生长的物品。然而所进献的，只是衣服、饮食、器具和用度的物品罢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用物品来彰显德行，进献平常的物品，用来彰显平常的德行。如果进献奇异的物品，那就是不平常了。一定是君主没有平常的德行，而玩好偏私的喜好，传扬到内外，所以远方的人也以此来窥探他吧。唉！君主的喜好与厌恶，关系到内心德行竟然如此，能不谨慎吗！
《周礼》规定太宰用九种贡品来满足国家的用度。第一种是祀贡【牺牲、包茅之类】；第二种是嫔贡【丝、麻之类】；第三种是器贡【钱、铁、石、砮之类】；第四种是币贡【玉、马、皮、帛之类】；第五种是材贡【栝、柏、篠、簜之类】；第六种是货贡【金、玉、珠、贝之类】；第七种是服贡【细葛、苎麻之类】；第八种是斿贡【羽毛可以做旌旗的】；第九种是物贡【所产的杂物】。
杨时说：“太宰用九赋来征收财货，用九式来均衡节制财用，用九贡来满足国家的用度，那么理财确实是宰相的职责。大概古代制定国家用度的人，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所以用九赋来征收，然后用九式来均衡节制。征收有节制，使用有节度，然后才足以安抚国家并控制其用度。‘致’，是让他们自己进献。如果天王主动去求车、求金，那就不是自己进献了。那么先王所说的理财，也只是均衡节制使其得当罢了。只是纷纷计较盈余作为宰相的职责，那就违背了它的本义。”
林之奇说：“先王制定贡赋，根据土地所适宜的情况。而施政的顺序，也以远近详略为差别。传文说：‘上面用来供给祭祀的物品，让侯服进贡，这是先上后下的意思。里面用来供给嫔妇的物品，让甸服进贡，这是先内后外的意思。’传文说：‘先王制定贡赋，那么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都是因为这个道理。”
叶时说：“《周礼》所说的进献贡品，也是《禹贡》中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的意思。‘任’，是任凭它所有，而不强迫它没有的；‘致’，是听任它自己到来，而不强迫它不来。大概君主彰显德政到达诸侯邦国，那么诸侯衣服、饮食、器具用品的贡赋，自然奔走进贡都来不及，自然有不求而自至的。圣人何曾强迫他们进贡呢！”
林椅说：“满足国家用度的，不是不用物品就不进贡，那么珍禽
异兽不育于国。以万民惟正之供，不贵异物，贱用物也。」臣按：「太宰九贡，致邦国之用，谓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谓之『用』者，言适于用而已，非无用也。葢自祀贡以至于物贡，固非无用之物，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诸异乎后世人主之求之欤？」
译奇异的野兽不在国内繁殖。因为万民只缴纳正当的赋税，不看重奇异之物，而轻视实用之物。」臣按：「太宰掌管九种贡品，以满足邦国的需要，称之为『致』，是说它们自然到来罢了，并非刻意去索取。称之为『用』，是说它们适合使用罢了，并非没有用处。大概从祭祀用的贡品到物品类的贡品，固然不是没有用的东西，但也不是有意去索取，这与后世君主刻意索取的情况，难道不相同吗？」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左丘明曰：「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车服，上之所以赐下】天子不私求财【诸侯有常职贡】
谷梁赤曰：「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求车非礼也。」
胡安国曰：「王畿千里，租税所入，足以充费，不至于有求。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来求。经于求赙、求车、求金，皆书曰『求』，垂后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俭徳，以临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数，示等威，明贵贱。民志既定之后，皆安其分，而无求。兵刑寝矣。及侈心一动，莫为防制，必至于亢。不▯官失徳，廉耻道丧，宠赂日章，沦于危亡，而后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谓求。求者，下之乞于上；不足者，资于有余之谓也。巍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于人，则是示贪风于天下，开贿道于方国。其失自上，岂小故哉？
汉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无求来献。」
光武下诏曰：「徃年已敕郡国，异味不得有所献御，今犹未止。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至乃烦扰道上，疲费过所。其令大官勿复受，明敕下以逺方口实，所以荐宗庙者，自如旧制。」
和帝时，南海献荔枝、龙眼，奔腾险阻，死者继路。临武长唐羌上书陈状。帝下诏曰：“逺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茍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敇大官勿复受献。”
臣按：汉家此三诏者，皆不适己之便，而有爱民之实，谨表出之，以示万世。
安帝诏曰：「凡供荐新味，多非其节，或郁养彊熟，或穿屈萌芽，味无所至，而大折生长，岂所以顺时育物乎？传曰：『非其时，不食。』自今当奉祠陵庙及给御者，皆须时乃上。」臣按：安帝此诏，非徒有爱物之仁，亦且得养生之义。
顺帝永建四年，诏曰：「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逺献大珠，以求幸▯。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此诏，与唐太宗罪权万纪同一心也。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逺献大珠以求幸。▯文砻见之，宜愧死矣。后世人主，乃因其臣献珍异而奬宠之，甚至加以爵禄焉。视顺帝，岂不逺哉？
隋炀帝幸江都，谒见者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迁，薄则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通守。歴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由是郡县竞务刻剥，以充贡献。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臣按：人君为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禄，天禄也；所涖之职，天职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过承天意以予之耳。今顾因其所贡以私奉己者，而酬之以官，岂天意哉？人君为此，其拂天甚矣。炀帝之为炀也，宜哉！
唐制，州府嵗市土所出以为贡，其价视绢之上下，无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非有诏不献。有加配则以代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嵗贡土物，其价视绢无过五十匹。所贡至薄，其物易供。间加此数，亦折租赋，不别征科。及考其所以为贡者，不过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后世子孙乃有如代宗之生日贡献至数千万，加以恩泽者；徳宗之臣有日进、月进，因而得迁官者。呜呼！祖宗立制之善，而子孙犹继之以不善，况贻谋不善者哉！
太宗谓朝集侯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廷实。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谓逾境外求极为劳扰。窃以谓郡国贡献，非但逾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也。至于道里之逺，辇运之烦，经过州邑，起役丁夫，佣倩车马，官府为之废政，农作为之妨业。上之所得无几，计其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赍货求之，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
译春秋桓公十五年，周天子派遣家父前来请求车辆。
左丘明说：“请求车辆是不符合礼制的。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车辆和服饰【车服，是上级赏赐给下级的】，天子也不私下向诸侯索取财物【诸侯有固定的职贡】。”
谷梁赤说：“古代诸侯按时向天子进献，只进献本国所出产的东西，所以只有辞让而没有征求。请求车辆是不符合礼制的。”
胡安国说：“王畿方圆千里，租税收入，足以供给费用，不至于有所求取。四方诸侯，各有职贡，不至于前来求取。《春秋》对于求赙、求车、求金，都记载为‘求’，是为了给后世留下警戒。古代统治人民的君主，必定彰显节俭的德行，来统率百官，尊卑升降，各有法度，显示等级威严，明确贵贱区别。民心安定之后，都安守本分，而没有贪求。战争刑罚就平息了。等到奢侈之心一动，没有人防范制止，必定发展到极端。官员丧失德行，廉耻之道沦丧，恩宠贿赂日益明显，陷入危亡境地，然后才停止。”
臣按：派遣使者索取，称为求。求，是下级向乞求上级；不足者，向有余者资助的意思。巍巍天子，居于九重宫阙之上，拥有四海之富，却派遣使者向人求取，这就是向天下显示贪婪的风气，向各国开启贿赂的途径。过失来自上面，难道是小事情吗？
汉文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皇帝下诏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每天五十里，师行每天三十里。我乘坐千里马，独自领先到哪里去？我不接受进献。命令四方不要再来进献。”
光武帝下诏说：“往年已经敕令郡国，奇异的食物不得进献御用，现在还没有停止。不仅有预先饲养选择的劳苦，甚至烦扰道路，疲费经过的地方。命令大官不要再接受，明确敕令下面，远方用来进献宗庙的食物，依然按照旧制。”
和帝时，南海进献荔枝、龙眼，奔走在险阻之地，死者接连不断。临武县令唐羌上书陈述情况。皇帝下诏说：“远方国家的珍羞美味，本来是用来进奉宗庙的，如果有伤害，难道是爱民的本意吗？命令大官不要再接受进献。”
臣按：汉朝这三道诏书，都不适合自己的便利，而有爱民的实际，恭敬地列举出来，以展示给万世。
安帝下诏说：“凡是供给进献新味，大多不合时节，有的郁积饲养强行成熟，有的穿掘屈折萌芽，味道没有达到，而大大折损生长，难道是顺应时节养育万物吗？传曰：‘不是时节，不吃。’从今以后，供奉祠陵庙以及供给御用的，都必须等到时节才进上。”臣按：安帝这道诏书，不仅有爱物的仁爱，而且懂得养生的道理。
顺帝永建四年，下诏说：“海内颇有灾异，朝廷修政，大官减膳，珍玩不御。而桂阳太守文砻，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逺献大珠，以求幸〇。令封以还之。”
臣按：顺帝这道诏书，与唐太宗惩罚权万纪同一心意。所谓不惟竭忠宣畅本朝，而逺献大珠以求幸。〇文砻见到这样，应该羞愧而死。后世的君主，却因为臣下进献珍异而奖赏宠信，甚至加封爵禄。与顺帝相比，难道不远吗？
隋炀帝巡幸江都，谒见的人专门询问礼饷的丰厚与微薄，丰厚就超升，微薄就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进献铜镜屏风，升任通守。歴阳郡丞赵元楷进献奇异食物，升任江都郡丞。于是郡县竞相刻剥，以充贡献。百姓外面被盗贼掠夺，里面被郡县赋税，生计无遗。臣按：人君是天之子，代天治理百姓，不能自己治理，所以分命臣下来治理。他们所吃的俸禄，是天禄；所担任的职务，是天职；所治理的百姓，是天民。天子不过是承天意给予他们罢了。现在却因为他们所进贡的私奉自己，而用官职酬谢，难道是天的意思吗？人君这样做，违背天意太严重了。炀帝成为炀帝，是理所当然的！
唐制，州府每年购买土产作为贡品，其价格参照绢的上下，不超过五十匹。异物、滋味、名马、鹰犬，没有诏令不进献。有额外配给的，用来代替租赋。
臣按：唐制，州府每年进贡土物，其价格参照绢不超过五十匹。所进贡的很微薄，物品容易供给。偶尔超过这个数目，也折抵租赋，不另外征收。考察他们进贡的东西，不过是药物食用而已。祖宗以此为制度，后世的子孙却有像代宗生日进献达到数千万，加上恩泽的；德宗的臣下有日进、月进，因而得到升官的。唉！祖宗立制的善，而子孙还继之以不善，何况遗留谋划不善的人呢！
太宗对朝集侯说：“任土作贡，记载在前典。当州所产，就充廷实。近来听说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〇，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说逾境外求极为劳扰。我私下认为郡国贡献，不仅是超越所任之境而求之为劳扰。至于道路遥远，辇运烦劳，经过州邑，起役丁夫，雇佣车马，官府因此废政，农作因此妨业。上面所得无几，计算所费，百倍于所贡之物，也是有的。何况又派遣使者携带货物求取，中国之外，越沙漠、涨海之涯，其为劳扰，又
可胜言哉！
宪宗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学士钱徽恳諌，罢之。帝宻戒后有献，毋入右银台门，以避学士。
译哪里说得尽呢！
宪宗禁止没有名目的进贡，但前来进贡的人并不被严拒。学士钱徽恳切劝谏，（宪宗才）废止了这项禁令。皇帝私下告诫以后再有进贡，不要从右银台门进入，以避开学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为夸；无之，亦不足以为歉。为万乘之主，而欲人之贡献，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复因人言而罢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学士虽不知，吾所戒之人则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当世史臣且笔之于册焉。歴今数百年，犹如昨日乎？然人主举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下诏悉罢之。诏略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被于甿庶。」又曰：「积于有司之中，甚为无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诏，可谓切要。读之使人竦然。唐白居易有诗云：「割我心头肉，市汝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嵗久化为尘。」可与周祖此诏竝传。后世人主，恒心惟而口诵之，天下不胜幸甚。
宋太祖诏：「自今长春节及他庆贺，不得輙有贡献。」真宗时，内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进龙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诸州贡物耗蠧民力，诏罢之。
孝宗诏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果实则封闭园林，海错则彊夺商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属，则抑配人戸，致使所在居民以土产之物为苦。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闻于朝，当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合用荐献及徳夀宫甘防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外，其余一切竝罢。州郡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
臣按：宋朝诸帝徃徃罢贡献，而孝宗一诏尤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军条具土产合贡之物，止许长吏修贡。然考杜氏《通典》及《唐书·地理志》各载诸郡土贡物件，而宋《地理志》及《防要》亦载焉。则是唐宋州郡所贡土产已有定制，有司毎嵗合依定制进献为宜，又何用州军条上为哉？夫有土则有贡，随其地之所有而献之于上，以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义之当为。然不可过为需索，以一人口体之奉而贻累千万人，而耗其衣食之资。甚者假公以营私，一人之用才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费其万亿焉。是以自古爱民之君，宁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称，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万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于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庙祭祀之品，宫闱甘防之奉，军国兵戎之需，与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阙者耳。我太祖于国初即定诸州所贡之额，如太常寺之牲币，钦天监之厯纸，太医院之药材，光禄寺之厨料，宝钞司之桑穰，与凡皮角翎鳔之属，皆有资于国用者也，着为定额，俾其嵗办。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阙之用，则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谓薄矣。凡唐宋以来所谓藩方之羡余，郡国之进献，佞幸之珍异，一切无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徃马八国，求奇宝。
臣按《春秋》书“天王遣使求车、求金”，説者谓其求非所当求，故圣人讥之。然所求者，中国之诸侯车，以为乘；金以为赙，犹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测之险，而求无用之物于遐絶之域。世祖在元君中为最贤，而犹如此，他又何责哉？臣尝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谓宝者，三代以来，中国之宝，珠玉金贝而已【贝，俗谓海介虫】汉以后，西域通中国，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无益于世用，然犹可制以为器焉。至元所谓宝者，则异于是，是皆块石碎砂之属，形既不圆，文又不莹，他无可用者，但可用之丽金银以为服饰耳。乃至费赀万亿以售之，呜呼！弃有用之金银，易无用之砂石，惑亦甚矣【以上贡献】
以上论贡赋之常。臣按：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不取乎民，则难乎其为国；过取乎民，则难乎其为民。是以善于制治保邦者，必立经常之法，以为养民足国之定制。所谓经常可久，百世而不变者，《禹贡》所载贡赋二者是已。若汉之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之借商税、开架之法，宋之经縂制钱之类，是皆防民取利之具，暂行尚不可，况常乎？臣于《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即继以贡赋之常者，此也。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
译臣按：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天子的土地。凡是土地上生长的东西，哪一样不是天子的物品呢？拥有这些，固然不足以夸耀；没有这些，也不足以感到缺憾。身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却想要百姓进献贡品，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对，就应当禁止，却又不能完全拒绝；后来又因为别人的进言而停止，却又告诫不要让人知道。唉！学士虽然不知道，但我告诫的人却知道了。不仅我告诫的人知道，而且当朝的史官还会把它记录在史册上。历经几百年，还像昨天一样清晰可见。然而君主的举措，能不慎重吗！
五代后周太祖命令王峻列举四方进献的珍美食物，下诏全部废除。诏书大略说：“所进献的只是供我一人享用，所害及的却是百姓。”又说：“堆积在官府之中，是非常无用的东西。”
臣按：后周太祖这道诏书，可以说切中要害。读起来使人肃然起敬。唐代白居易有诗说：“割我心头肉，买你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年久化为尘。”可以与后周太祖这道诏书一同流传。后世的君主，如果能常常在心里默念并口头诵读，天下百姓真是幸运极了。
宋太祖下诏说：“从今以后，长春节以及其他庆贺节日，不得随意进献贡品。”真宗时期，内侍裴愈因事到交州，让他进献龙花蕊，皇帝发怒，罢免了裴愈。神宗因为各州进献的物品耗费民力，下诏废除。
孝宗下诏说：各路有时借进贡的名义掠夺百姓利益，如果是水果，就封闭园林独占；如果是海味，就强行夺取商贩货物；至于禽兽昆虫珍味之类，就强行摊派给百姓，致使各地居民把土特产当作痛苦。命令各州军详细列出土产中应当进贡的物品，上报朝廷，应当商议参酌天地、宗庙、陵寝应当使用的祭品以及德寿宫饮食的供奉，只允许长官进贡，其余的一律废除。州郡借机多取，以违反制度定罪。
臣按：宋朝各位皇帝常常废除进贡，而孝宗这道诏书尤其详尽地知道了弊端。其中命令各州军详细列出土产中应当进贡的物品，只允许长官进贡。然而考察杜佑的《通典》以及《唐书·地理志》各自记载各郡土贡物品，而宋《地理志》及《防要》也记载了。那么唐宋州郡所进贡的土产已经有定制，官府每年应当依据定制进献为宜，又何必让州军上报呢？有土地就有贡赋，随着各地所拥有而进献给上级，作为朝廷祭祀宴享的需要，这本来是道义上应当做的。然而不可过度索取，因为一个人的口腹之欲而连累千万人，耗费他们的衣食资财。更严重的是借公事谋取私利，一个人使用的才一二件，而千百人因此耗费万亿。所以自古以来爱护百姓的君主，宁愿自己想要的有所不满足，不忍心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欲望而使千万人失去他们想要的。所以向百姓取用，有制度，各国只供给正当的赋税。所供给的，是郊庙祭祀的物品，宫闱饮食的供奉，军国兵器的需要，以及衣服食物日用不可缺少的东西罢了。我太祖在建国之初就规定了各州进贡的额度，如太常寺的牺牲币帛，钦天监的历书纸张，太医院的药材，光禄寺的厨房用料，宝钞司的桑叶，以及凡是皮角翎鳔之类，都有助于国家用度的，定为定额，让他们每年办理。除此之外，珍奇玩好都不取用。遇到有缺乏的用途，就折收租税来购买。他向百姓取用，可以说是很轻了。凡是唐宋以来所谓藩镇的羡余，郡国的进献，佞幸之人的珍异，一概没有。百姓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么幸运啊！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派遣使者前往马八国，寻求奇宝。
臣按：《春秋》记载“天王派遣使者求车、求金”，解说者认为他求取的不是应当求取的，所以圣人讥讽他。然而他所求取的，是中国诸侯的车，用来乘坐；金，用来助丧，还算是有用的东西。那元世祖却派遣使者冒着不可测的险阻，在遥远的地方寻求无用的东西。世祖在元朝君主中是最贤明的，尚且如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臣曾经因此考察古今所谓的宝物，三代以来，中国的宝物，只是珠玉金贝罢了【贝，俗称海介虫】。汉代以后，西域与中国相通，才开始有所谓木难、琉璃、玛瑙、珊瑚、琴瑟之类，虽然对世用没有益处，但还可以制作成器物。至于元朝所谓的宝物，则不同于此，这些都是块石碎砂之类，形状既不圆，花纹又不晶莹，其他没有用处，只能用来装饰金银作为服饰罢了。甚至耗费万亿资财来购买它们，唉！抛弃有用的金银，换取无用的砂石，迷惑也太严重了【以上论贡献】
以上论述贡赋的常规。臣按：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向百姓取用，也不可过度向百姓取用。不向百姓取用，就很难治理国家；过度向百姓取用，就很难做百姓的君主。所以善于制定治理、保全国家的人，必定建立经常之法，作为养育百姓、充实国家的定制。所谓经常可以长久，百世不变的，《禹贡》所载的贡赋二者就是。如果像汉代的告缗、算舟车之令，唐代的借商税、开架之法，宋代的经总制钱之类，这些都是防范百姓、谋取利益的器具，暂时实行尚且不可以，何况经常实行呢？臣在《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之后，紧接着论述贡赋的常规，就是这个原因。
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