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二

译《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二

明代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严备武事

出兵的军纪

《易经》师卦的彖辞说：“师，是众人的意思。贞，是正的意思。能够以众人归于正道，就可以称王了。刚健居中而得到响应，行于险道而顺应人心，以此毒害天下而百姓顺从，吉祥又有什么灾祸呢？”程颐说：“能使众人都归于正道，就可以称王天下了。获得众心，顺从并归向正道，正道就止于此了。九二以刚健居于中位，是刚健而得中道。六五的君主是正当的应和，是专一信任。虽然行于险道，但顺应人心而动，这就是所谓的义兵，王者之师。军队兴起，无不耗费资财、伤害百姓，毒害天下，然而民心顺从它，是因为它因义而动。”

朱熹说：“这是用卦象来解释师卦‘贞’的含义，认为能够左右众人。一阳爻在下卦的中位，而五个阴爻都作为它的辅助。能以众人归于正道，就是王者之师了。刚中，是指九二；应，是指六五与之相应。行险，是指行于危道；顺，是指顺应人心。这不是有老成德行的人所不能做到的。毒，是毒害的意思。军队兴起，对天下不无伤害；然而因为拥有这样的才德，所以百姓喜悦而顺从。”

臣按：王者的军队，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做。所以只有能以众人归于正道，然后才可以称王。军队凶险，战争危险，这就是所谓的险道。不正义就不兴师，不顺民心就不用众，这就是王者之师。然而不免有杀戮的惨状，供给的费用，兵刃所到之处，毒害随之而来。所以兴师动众，就像用毒药来攻治病症，如果不是真的有沉疴顽疾、症瘕积癖，决不可轻易使用。“毒”这一个字，《易经》的告诫深远啊。

初六，出兵要依循军纪，如果不善，就有凶险。象传说：出兵依循军纪，失去军纪就有凶险。程颐说：在国家兴师而言，合乎义理，就是依循律法。指因禁乱诛暴而行动，如果行动不依循义理，那么即使胜利也是凶道。善，指战胜；凶，指殃民害义。在行军而言律，指号令节制，行军之道，以号令节制为根本，用来统制众人。不依循律法，那么即使胜利也是凶道，即使胜利防守，也是凶道。统制军队没有法度，侥幸不败且胜利的情况，有时也有，这是圣人所告诫的。大概出兵应当依循律法，失去律法就有凶险，即使侥幸胜利，也是凶道。朱熹说：律，是法度。否臧，指不善。在卦的初位，是师卦的开始，出兵之道，应当谨慎其始，依循律法就吉祥，不善就有凶险，应当谨慎开始而守法度。

李过说：“《甘誓》中攻击左翼、攻击右翼，驾驭不符合马匹的正位。《牧誓》中端正步伐，六步、七步，五次击刺、六次击刺、七次击刺，都不可混乱。《周官》《司马法》中，坐起进退，都有固定的节度。鲁侯抚慰军队，牛马臣妾，告诫不要追逐，因为那样会扰乱部伍。后来不可以作为军队了。”

臣按：律有两个含义，有出兵的军纪，有行军的军纪。出兵的军纪，应当以正以义；行军的军纪，应当有号令，有节制。

六四，军队退守左侧，没有灾祸。象传说：退守左侧，没有灾祸，没有违背常理。

程颐说：“军队前进，依靠强勇。知道不能前进而退却，所以退守左侧。左次，是退舍的意思。衡量适宜而进退，符合所应当的，所以没有灾祸。看见可以前进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这是军队的常理。只取退却的适宜，不论才能的能否。估量不能胜利而班师，退却比覆败好得远了。可以前进却退却，才是灾祸。行军之道，因时制宜，所以左次未必是失误。《易经》阐发这个义理，以昭示后世，它的仁爱深远啊。”

臣按：圣人作《易经》，担心人们把退却当作怯懦，所以阐明应当退却而退却，退却而没有损失，即使没有功劳，也没有灾祸。后世一切用法律条文来处理，而有行军逗留的惩罚，坐在朝廷之中，预先推测境外的事，只希望成功，而不考虑形势是否可行。臣私下认为，帝王的军队，应当出于万全，有行军左次的情况，应当计算得失成败，而不应当论其进退迟速。

《尚书·虞书》帝说：“咨！禹，现在三苗不顺从，你前往征讨。禹于是召集诸侯，在军队中誓师说：‘整齐众多的众人，都听我的命令。蠢动的三苗，昏昧无知不恭敬，侮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百姓抛弃不保护，上天降下灾祸。所以我用你们众士，奉行帝王的辞命，讨伐三苗的罪过，你们应当齐心合力，才能建立功勋。’”

朱熹说：“舜叹息说，现在天下只有三苗的君主，不遵循教命，你前往征讨他。征，是正的意思，前往纠正他的罪过。禹召集诸侯的军队，而告诫誓师以征讨的意思。说三苗百姓昏昧，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违背正道，败坏常德，用人颠倒，民怨天怒。所以我用你们众士，奉行帝王的辞命，惩罚三苗的罪过。你们众士，希望同心同力，才能有功。”这是上面禹誓众的言辞。

臣按：这是人君征讨蛮夷、誓师众人的开始。先儒说舜时，四海之内，都引导有功，不顺从的只有三苗罢了。三苗的君主，舜曾经流放他；三苗的百姓，又曾经分散他们。至此

译然而（三苗）尤其不服从，所以征讨他们。大概“征”的意思是“正”，必定那个人有不正的罪过，然后君主才奉行天道去纠正他。如果我自己有不正之处，也就没有理由去纠正别人了。看大禹誓师时所说的“昏庸迷乱不恭敬，轻侮傲慢自以为是，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君子流落在野，小人居于高位，百姓抛弃（君主）不再拥护”，那么三苗的君主，他们所作所为的不正就非常严重了。帝舜奉行天命，作为华夏和夷狄的主宰，如果坐视他们不正而不加以纠正，那就违背了天意，丧失了君主的道义。所以命令大禹前往征讨他们。大抵君主自身，率领天下人走正道，使天下的人，无论内部还是外部，不分华夏与夷狄，都只遵循和遵行我的正道。如果有一人不遵循王道，就必定命令他的臣下去纠正他，使他们全都回归到正道之中。君主于是秉持君主的言辞，声讨他们不正的罪过，以致发动讨伐。然而人不是只有一个，每个人各有一颗心，而且趋向不同，体力强弱不一，所以又必须向他们宣誓、告诫，希望他们同心同力，或许这样才能成就功业。大概心不统一，那么同仇敌忾的意志就不专一，力不统一，那么攻击刺杀的勇气就不坚决，又怎么能成功呢？

译在甘地举行誓师，因此以《甘誓》命名。在甘地发生大战，于是召集六卿。君王说：“唉！六位长官，我郑重地告诫你们。有扈氏暴虐浪费，轻慢不敬，废弃正朔，因此上天断绝了他的国运。如今我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车左不治理好左边的职责，就是不遵从命令；车右不治理好右边的职责，就是不遵从命令；驾车者不能驾驭好马匹，就是不遵从命令。遵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遵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我则将连累你的妻子儿女一同处死。”

蔡沈说：“《甘誓》与禹征讨三苗时的誓词意义相同，都是表达讨伐叛乱、诛除罪人的意图，严明进退坐作的纪律，以此来统一众人的意志，消除懈怠。”有扈，是夏朝同姓的国家。《史记》说：“启即位后，有扈氏不服从，于是将其灭掉。”有扈氏暴虐浪费，轻慢不敬，废除正朔，虐待下属、背叛上级，获罪于天，上天因此断绝了他的国运。如今我讨伐他，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罢了。车左，指战车左侧的甲士；车右，指战车右侧的甲士。古代车战的制度，甲士三人，一人居左，负责射箭；一人居右，负责击刺；驾车者在中间，负责驾驭马匹奔驰。驾车者不能驾驭好马匹，就像王良所说的“诡遇”一样。大概左右不做好本职工作，以及驾车者不能驾驭好马匹，都足以导致失败，所以分别指出这些人来责成他们做好本职工作，希望他们各司其职，不敢疏忽。礼制规定，天子亲自出征，必须携带迁庙的祖先牌位和社坛的神主同行，以显示赏罚不敢专断。祖庙属阳，所以赏赐在祖庙进行；社坛属阴，所以处死在社坛进行。孥戮，意思是如果不遵从命令，不仅处死你本人，还将连累你的妻子儿女一同处死。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如果不加重刑罚，就无法整肃军队，使他们奋勇立功。

臣按：先儒认为《甘誓》一篇，仅有八十字，但其中六军的制度、车战的法则、国家的赏刑典章、誓师的言辞，无不明确完备。大概古人的学问，无论精粗本末，都不废弃。启虽然继承禹传道的事业，但干戈行军布阵的事，也是从家学中早就讲明了的。臣私下认为，将这篇与禹征讨三苗的誓词对照来看，启列举有扈氏罪状的理由，与禹对待三苗没有不同。然而誓词中，都必定以天为由，禹对三苗，说是天降下灾祸；如今启对有扈氏，也说上天断绝了他的国运。可见古代帝王兴师问罪，都是因为对方得罪于天，而奉行天的讨伐来纠正他们。三苗因为昏乱不敬，所以招致征讨的军队；有扈氏的侮慢怠弃，就是三苗的不敬。禹奉天帝的命令征讨三苗，启恭敬地执行天罚征讨有扈氏。征，就是正的意思。人如果不敬，所以要纠正他。如果自己有不敬，以及左右随从的人不遵从命令，那么自己就不正了，又凭什么去纠正别人呢？所以全篇中，反复强调“恭”字，遵从命令而受赏，是奖赏他的恭敬；不遵从命令而受戮，是惩处他的不敬。赏与戮不敢专断，必定在祖庙和社坛执行，这都是为了表达恭敬。恭，是敬的别名，是帝王相传的心法。启的恭，就是禹的祗承；禹的祗承，就是舜的恭己，尧的钦明。事情有常规和变通，但恭敬之心则无处不存在。伟大啊，恭敬！它是行军治军的根本！

〇征：仲康刚即位，〇侯奉命掌管六军。羲和废弃了他的职责，在封邑中沉溺于酒。〇侯秉承王命，出征，向众人宣告说：“唉！我的众将士，这时羲和败坏了他的德行，沉溺于酒，背离官职，离开岗位，开始扰乱天纪。远远地抛弃了他所掌管的事务。如今我率领你们众将士，奉行上天的惩罚。你们众将士要同心协力效忠王室，还要辅佐我恭敬地承受天子的威严命令。大火燃烧昆冈，玉石一起被烧毁。天吏如果德行有过失，严厉超过猛火，诛杀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旧日沾染污俗的人，都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唉！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你们众将士要勤勉警戒啊！”

蔡沈说：“仲康刚即位，就任命〇侯掌管六军。背离官职就是扰乱他所治理的职责，离开岗位就是舍弃他所居的位置。天纪就是《洪范》所说的岁月日星辰历数等。又说大火燃烧昆冈，不辨别玉石的美丑而一起烧毁。如果作为天吏而有逸乐过度的德行，不辨别人的善恶而诛杀他们，其危害比猛火不辨别玉石更严重。如今我只诛杀首恶的头目罢了，被胁迫跟随的人则不予治罪，旧日沾染污习的人也全都赦免并让他们改过自新。威，指严明；爱，指姑息。《礼记》说：‘军队以威严为主’，大概军法不可以不严。严明胜过则确信事情必定成功，姑息胜过则确信功业无法成就。誓师结束时又叹息，以此深深警示他们，希望他们努力警戒畏惧而遵从命令。”

臣按：蔡氏说天子讨伐而不征伐，诸侯惩罚而不讨伐。仲康的命令，〇侯获得了天子讨罪的权力；〇侯的征讨，羲和获得了诸侯敌忾的意义。言辞直截了当，意义明确，不像五霸率领诸侯去征伐诸侯，言辞曲折，意义迂回。臣私下认为，篇中所谓“大火燃烧昆冈，玉石一起被烧毁”，可以作为万世滥杀不分者的警戒；“诛杀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可以

译这是为万世确立惩处恶人、宽恕善人的法则；“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够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不会有什么功效”，可以作为万世用兵时姑息养奸者的警戒。

译《汤誓》中，商汤说：“【‘王曰’是史官追述时的称呼】来到你们众人面前，都听我说话。又说：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执行上天的惩罚，我将大大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信，我不会违背诺言。你们如果不听从誓言，我就连你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绝不宽赦。”臣按：誓，是面对众人发布命令，陈述兴师动众的理由，用来振奋士气，统一人心。自从禹征伐有苗时有誓之后，启征伐有扈氏时有誓，周公征伐羲和时有誓，到这时商汤讨伐夏桀也有誓。先儒说禹征伐有苗时说：“你们还要统一心力，才能建立功勋。”到了启则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受戮。我就连你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到了商汤又增加了“我不会违背诺言，绝不宽赦”的话，由此可以观察世道的变迁了。

《泰誓》中，周武王说：“【‘王曰’是追称】唉，我的友好邦国、各位诸侯【表示亲近】、各位长官【表示尊重】，以及我处理政务的官员、众位士人，清楚地听我誓师。”我小子日夜恭敬戒惧，承受文王的遗命，向上帝祭告，在社坛祭祀，用你们这些众人去执行上天的惩罚。蔡沈说：“这是告知讨伐商朝的意思，并且希望他们仔细聆听。”意思是说，我小子向天神地祇告祭，用你们这些众人去对商朝执行上天的惩罚。《王制》说：“天子将要出行，向上帝祭告，在社坛祭祀，到父庙致敬。”承受文王的遗命，就是到父庙致敬。《王制》按照神灵的尊卑排序，这里先说承受文王的遗命，是因为讨伐纣王的举动，是天命所定，文王武王只是秉承文王的遗命，来完成讨伐的功业罢了。

臣按：《泰誓》中所说的友好邦国、各位诸侯、处理政务的官员、众位士人清楚地听我誓师，是将征伐的意思告知众人；承受文王的遗命，向上帝祭告，在社大祭祀，是将征伐的意思告知神灵。君主行事，必须上承天意，下顺人心，对臣民誓师而毫无疑虑，对神明质对而问心无愧，然后才兴师动众，这才是王者之师。如果不是这样，仅仅因为土地的原因，意气用事，倚仗强大欺凌弱小，依靠人多残害少数，对人则强词夺理，对神则曲意祈祷，这是拿人命来发泄贪婪残忍愤怒之心，人们必定不认为他正义，神明也不会保佑他。

武王说：“唉！我们西土的君子们，上天有显明的道理，其类别非常显著。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断绝根本。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位士人，灭绝歼灭你们的仇敌。你们众位士人，还要践行果敢坚毅，以成就你们君王的功业。功劳多的有厚赏，不践行的有显明的杀戮。”蔡沈说：“天有至为显明的道理，其义理类别非常清楚。至为显明的道理，就是常道之理。树立德行务必使其滋长，铲除邪恶务必断绝根源。这两句古语，比喻众恶的根本在于应当铲除，所以我小子率领你们众位士人去灭绝歼灭你们的世仇。杀敌为果，达成目标为毅。你们众位士人，大概要践行果敢坚毅以成就你们君王的功业，功劳多则有厚赏，不仅仅是一爵一级而已。不践行果毅则有显明的杀戮，称为显戮，必定要在市朝示众以警示众人。”

臣按：君主出师，用来振奋士气、统一众心的，不过赏罚二者罢了。启在甘地誓师时说：“服从命令的，在祖庙受赏；不服从的，在社坛受戮。”而武王讨伐商朝，他用来申令众人的，也说：“功劳多的有厚赏，不践行的有显戮。”这就是《甘誓》的意思。然而《甘誓》以“服从命令”、“不服从命令”来说，《泰誓》则以“践行”、“不践行”来说。大概只有服从命令才能践行果毅从而有功受赏；不服从命令就不能践行果毅从而招致显戮。这两者的说法是互相阐发的。

《牧誓》说：现在我姬发，只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今天的战斗，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保持整齐。士人们勉励啊！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击刺就停止，保持整齐。勉励啊，士人们！

蔡沈说：“今天的战斗，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止，这是告知他们坐作进退的方法，用来告诫他们不要轻进。最少不下四五次，最多不过六七次就停止，这是告知他们攻杀击刺的方法，用来告诫他们不要贪杀。”上面说“士人们勉励啊”，这里说“勉励啊，士人们”，是反复成文，以表达殷切劝勉的意思。

吕祖谦说：“大司马的法度，伍、两、卒、旅，各有其长官。让停止整齐的人，是让他们的部伍长官，各自停止该停止的，各自整齐该整齐的。所以战斗时，井然有序，不失去纪律，三军如同一个人。”

臣按：后世战法在经典中可见的，开始于此。先儒说六步七步，是脚法；六伐七伐，是手法。列阵进战之时，用来坐作进退的，是脚。脚行走停止在六七步之间，用来告诫不要轻进。用来攻杀击刺的，是手。手的击刺停止在六七次之间，用来告诫不要贪杀。大概王者之师，声讨罪状，理直气壮，不担心他们不勇敢，只担心他们过于勇敢罢了。武王誓师，不鼓励他们前进，而是告诫他们停止，而他之所以要停止，都是要求他们整肃齐一。这就是王者之师不急于成功，而也不会失败的原因。这与后世的军队，前进唯恐不快，杀戮唯恐不多，一旦失败就溃散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译将士们威武雄壮，像虎、像貔、像熊、像罴那样勇猛，在商都郊外作战时，不要迎击那些逃跑的人，以免劳役我们西土的人民。努力吧，将士们！你们如果不努力，那你们自身就会受到惩罚。蔡沈说：这是希望将士们像四种猛兽那样勇猛，在商都郊外奋力攻击。对于能逃跑来投降的人，不要迎击他们，以免劳役我们西土的人民。这是勉励他们武勇，同时告诫他们不要杀害投降者。不努力，是指不努力于前面所说的三种行为。这篇文献严肃而温厚，与《汤诰》和《誓》互为表里，真是圣人的言论啊。

译臣按：前代儒者认为用兵以节制为最高准则，以武勇为主要手段。武王担心将领拘泥于节制而畏缩不前，所以用虎、貔的勇猛来比喻激励；又担心他们过于勇猛而滥杀无辜，所以以杀害降者为戒。篇末所说的“弗朂”，不就是重申前面所说的“三朂”吗？一是勉励不要轻率进兵，二是勉励不要贪功滥杀，三是勉励崇尚武勇但不要杀害降者。出兵临战时若能勉力做到这三点，这就是所谓的节制之师。这样的军队，要么不战，战则必胜；即使不胜，也不会失败。武王在这里反复叮咛，呼唤将士并极力勉励，然而还担心他们听信不专一，所以在篇末又示以违令必杀的警戒。因为军队以严明为主，不严明则号令无法确立。唉！这大概就是它成为王者之师的原因吧？

武成丁未日，在周庙祭祀。邦、甸、侯、卫等诸侯迅速奔走，手持豆、笾等祭器，过了三天到庚戌日，举行柴望之礼，隆重宣告武功成就。

蔡沈说：“周庙，是周朝祖先的庙宇。武王以攻克商朝的事祭告祖庙，近处的邦、甸，远处的侯、卫，都迅速奔走执事以协助祭祀。祭告祖庙后，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此宣告武功的完成，这是由近及远，由亲及尊的顺序。”

臣按：这是武功成就后祭告祖先和上天的礼仪，先祭祖先后祭郊祀，郑氏认为这是从近处开始，蔡氏认为是由亲及尊。我私下认为，武王伐商，是受命于父亲文王，等到成功时，先祭告文王，进而祭告七代祖先的庙宇，所以又过了三天，然后用成就文王遗志的事祭告上天。因为武王成就了文王的遗志，而文王又是为了成就上天的意志，哪里是因为远近来决定先后呢？

抵达商都，将商的罪状祭告于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说：“只有有道的曾孙周王发，将要在商朝施行重大的正义，希望你们这些神明，能够辅助我拯救亿万百姓，不要使神明蒙羞。”

蔡沈说：“后土，就是社神。”《周礼》大祝篇说：“君王经过大的山川，就要举行祭祀。”孔氏说：“名山指华山，大川指黄河。”“曰”字，是列举武王祭告神明的话语，有道是指他的父祖而言。

臣按：王者之师，是代替上天施行惩罚，如果不是那人得罪了上天，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定不会轻易兴师动众。开始时，必定将那人所积累的罪恶、所犯的罪状，祭告于皇天后土；军队所到之地、所经过的山川，都必定将我们兴师的原因以及对方不可不讨伐的道理，祭告于神明。如果衡量天理，反省自身，有一丝一毫利己的私心、一念愤恨他人的意念，不合于天理、不顺于人心，就决不敢轻举妄动。孟子说：“征伐，就是匡正。自己必定先端正，然后才可以匡正他人，没有自己不正却能匡正他人的。”不正的事，说出来，人都不能接受，何况神明呢？神明所不能听闻的，人决不可去做。自己一个人做尚且不可以，何况役使千万人去做呢？

《诗经·常武》篇，是穆公赞美宣王的作品，宣王有恒常的道德来建立武功，因此以此作为警戒。然而其首章说：“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朱熹说：“宣王亲自率军讨伐淮北的夷人，诗人作此诗以赞美他。”

其第四章说：“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辅广说：“是说王师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侵犯的勇武。”臣按：前代儒者认为这是说王师到达徐州，布阵而制胜。

其第五章说：“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朱熹说：“如飞如翰，是迅速；如江如汉，是众多；如山，是不可动摇；如川，是不可阻挡。绵绵，是不可断绝；翼翼，是不可扰乱；不测，是不可知；不克，是不可战胜。”

臣按：前代儒者这里极力陈述王师的无敌如此。

其末章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便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臣按：诗篇的名称多以章首二字命名，只有此篇以“常武”为名。全诗共六章，每章八句，并没有“常武”二字。以此命名，大概是特意确立名义。《诗序》所说的“因常德以立武事”，所以开头说敬戒，结尾说允塞，这就是所谓的建立常德。其中所说的“整六师，奋厥武，进虎臣，执虏”，快速而严整，众多而盛大。其静止时，不可动摇；其强大时，不可阻挡。绵绵不断，整肃有序，有不可测度的神威，有不可战胜的勇气。于是举一举手就使得徐方来归顺，“同”者，上下内外都信服而没有二心。由一方而使得四方来朝，“庭”者，四夷八

译蛮夷之邦设防严密而没有间隙。像这样的情况，虽然说是振奋武力、建立功业，是君主的常规德行，但到了四方诸侯前来朝见，那也是非常卓越的武德了。

译《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向周襄王进献楚国的俘虏，有披甲的战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郑伯作为周襄王的辅佐，按照平日的礼仪行事。己酉日，周襄王设宴款待，赐给晋文公美酒，并命令晋文公协助自己发布命令。周王命令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通过策命仪式任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赏赐给他大路车服、戎路车服，红色的弓一张，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和箭一千支，黑黍酿成的香草酒一卣，以及虎贲卫士三百人。周王说：“王对叔父说，恭敬地奉行王的命令，来安抚四方诸侯，纠正并远离对王有害的邪恶之人。”晋文公三次推辞，然后接受命令说：“重耳敢再三拜叩头，奉行并宣扬天子伟大显赫的美善命令。”接受策命后走出宫门，进出宫门时三次朝见周王。

臣按：这是古人献俘和策命的礼仪，在《春秋》中有所记载。

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后，整顿军队，唱着凯歌进入晋国都城，进献俘虏，清点割下的敌耳，在宗庙饮酒祭告胜利，大行赏赐，召集诸侯会议以防备敌人，讨伐有二心的人，杀死违抗命令先渡河归去的舟之侨，并在国民中示众，于是国民大为信服。君子认为晋文公能够运用刑罚，惩罚了三个罪人而国民信服（三个罪人指上文提到的杀颠颉、杀负羁、祁瞒违抗命令以及舟之侨）。《诗经》说：“爱护中原地区，以安抚四方”，所说的就是不失赏罚之道（僖公二十八年）。臣按：这虽然是春秋时期的事情，但也可见夏商周三代军队凯旋时的遗留制度。

定公四年，卫国祝佗（字子鱼）说：“君主率领军队出征，要在社坛除灾祈福，用牲血涂抹战鼓，祝官捧着神主牌位跟随军队。”

杜预说：“军队出征前，先在社坛祈祷，称为宜社。这时杀牲，用血涂抹鼓面，称为衅鼓。”

臣按：古代礼仪，天子亲自出征，祝官必定捧着宗庙神主和社坛神主跟随军队。有功则在宗庙神主前赏赐，不服从命令则在社坛神主前杀戮，以示不专断。

《论语·子路》说：“如果您统率三军，会与谁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搏虎，徒步涉水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共事。一定要是面对事情谨慎戒惧，善于谋划并能取得成功的人。”

朱熹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大国设三军。子路见孔子，只称赞颜渊，自负其勇，认为如果孔子统率三军，必定与自己同往。暴虎是徒手搏虎，冯河是徒步涉水。惧是指对事情恭敬谨慎，成是指成就其谋划。孔子说这些话是为了抑制他的勇猛并教导他。然而行军的要领，实际上不超出这两点。又说：‘三军需要勇猛，统率三军的人需要谋略。既然善于谋划，就必须要把事情做成。人固然有善于谋划但事情做不成的，那也不济事。善于谋划并成功，既然谋划好了，就必须果断去做以使其成功。如果只谋划而不成功，对事情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所谓的‘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临事而惧，是指在面临事情时，还要再仔细审察一番。大概平时已经思量清楚了，都明白了，等到面临事情时，还要再仔细审察一番。”

黄干说：“面对事情恭敬戒惧，就有持重谨慎畏惧之心；善于谋划并图谋成功，就有用尽万全之计。对事情恭敬而不忽视，心中没有懈怠之气；面临事情必定能警戒畏惧，这不是懦弱恐惧。成就其谋划就不妄动，不急于求成，必定有确定的谋划；既然成功就不违背初衷，自然没有侥幸速成的弊端。无非是抑制他的血气之勇，而用义理之勇来教导他。”

臣按：孔子所说的“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这两句话，是万世行军制胜的要法。后世兵书所谓的四部七书，千言万语，其方法和筹策虽然不是一条途径所能穷尽，一个方面所能概括，但其大要都不超出我们夫子这两句话。

汉武帝时，李广和程不识都以带兵闻名当时。李广行军没有严密的部伍行列，靠近好的水草就驻扎，士兵各自方便，不敲刁斗自卫，幕府简化文书，但也派远哨侦察，未曾遭遇祸害。程不识则严格整顿部曲行伍营阵，敲刁斗，士兵和官吏整理军簿直到天明，军队不得休息，但也未曾遭遇祸害。程不识说：“李广虽然极其简易，但敌人突然侵犯，无法抵御。我军虽然烦扰，但敌人也无法侵犯我们。”

司马光说：《易经》说：“军队出征要依循法度，否则无论好坏都是凶险。”说的是治理众人而不使用法度，没有不凶险的。李广带兵，让士兵各自方便，凭借李广的才能，这样或许可以？但不能作为法则。为什么呢？因为继任者难以做到。何况与他同时代做将领呢？小人的本性，乐于安逸放纵，而对眼前的祸患愚昧无知。他们既然认为程不识烦扰，而乐于跟随李广，并且将要仇视上级而不服从。那么简易的害处，不仅仅是李广的军队无法抵御敌人的突然袭击而已。所以说：“军事以严肃终结，做将领的也只是严肃罢了。”那么效法程不识，虽然没有功劳，也不会失败；效法李广，很少有不覆灭的！

臣按：程、李两位将领出师的得失，司马光的判断是正确的。后世行军的人，应当以程不识为法则，而以李广为警戒。

宋代欧阳修对仁宗说：“攻击敌人靠谋略，不靠力量。用兵较量意志，不较量人数。前代用兵的人，人数多的常常失败，人数少的常常胜利。王寻率领百万大军，遇到光武帝九千人而失败，这是人多失败而人少胜利的例子。苻坚率领百万

译他的军队，遭遇东晋两三万人而战败，这是兵多者败而兵少者胜的情况。曹操率领三十万青州兵，被吕布大败，退守许昌，后来又以两万人击败了袁绍的十二万人。这是用兵多则败、少则胜的明显验证。何况对于夷狄，尤其难以凭借兵力争胜，只能依靠计谋取胜。李靖在定襄击败突厥，只用了三千人；后来在阴山击败颉利可汗，也不过一万人。大概用兵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能够用计谋取胜罢了。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能以少胜多；不善于用兵的人，即使兵多也显得更少。为当今谋划，增加兵力则耗费国力，减少兵力则能击败敌人。如今沿边驻守的军队，不下七八十万，可以说是很多了。然而训练不精，又有老弱充数，那么十个人抵不上一个人。这样七八十万的军队，抵不上七八万人的作用。加上军队没有统制，分散支离，兵多反而显得寡弱，这是兵法所忌讳的。这就是所谓不善于用兵的人，虽然兵多却显得更少，所以常常作战常常失败。我希望陛下赫然振奋威严，告诫激励各位将领，精心加以训练，剔除老弱病残。在七八十万军队中可以得到五十万精兵。推究古人用兵，能以一当百；如今既然未能做到，只要能做到以一当十，那么五十万精兵，就可以抵得上五百万军队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善于用兵的人，能以少胜多。古人兵少却常常获胜，就是这个原因。」

译臣按：前代儒者说，世上做将领的，都想要拥有更多的士兵，却不知道士兵达到三十万，就很难使用了。前代凭借六十万兵力战胜楚国，凭借四十万兵力战胜秦国，只有王翦、项籍这两个人是兵越多越能办事的，只有韩信能做到这一点。其余的人，士兵达到三十万，没有得志的。像赵括、王寻、苻坚这类人，他们的军队越多，失败就越惨烈。然而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将领不善。曹操可以说是善于带兵的将领了，却凭借六十万水军在乌林战败。当时战舰首尾相接，所以被敌人烧毁；大军聚集，所以因瘟疫而死的人几乎占了一半。这难道不是士兵太多成为拖累吗？凭借汉高祖的才能，不过能统领十万军队，那么军队有六十万，应当得到像高祖那样的人六个，才能统领。高祖哪里是容易得到的呢？由此看来，士兵太多正好成为拖累罢了。况且国家的粮食布帛有限，百姓的脂血有尽头，修治武备的人，只在于慎重选拔将帅，严格确立等级，根据现有的人数来补充不足的数量。没有战事时就检阅他们，训练他们，淘汰他们，使每个人都可用，而没有一个人不中用。有战事时就约束他们，告诫他们，申明法令，使每件事都合乎法度，而没有一件事不依法行事。纵然不能像古人的军队那样，以一当十，然而一人有一人的用处，用一人就是一人，用千百人就像用一人一样。既不空耗我们的粮饷赏赐以致浪费，又不阻碍我们的号令以致废置不行。所驾驭的都是所熟悉的，所作战的都是所教导的，情意容易流通，恩威容易周遍。兵少而更加精锐，兵多而更加能办事，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以上论述出师的法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的关键

严整武备

作战布阵的方法【上】

《吕刑》，周王说：“古代有训诫，蚩尤开始作乱，蔓延到平民，无不成为强盗和贼寇，奸邪之人抢劫掠夺，矫诈伪善。”

司马迁说：“神农氏时代衰落，诸侯相互侵伐，蚩尤最强暴，黄帝与蚩尤在涿鹿的原野交战，杀死了蚩尤。”

蔡沈说：“说远古时代，淳朴敦厚。蚩尤开始开启暴乱的端绪，驱策煽动，蔓延到平民，无不成为强盗和贼寇。鸱义，是把像鸱鸟一样张狂凶狠当作义；矫防，是矫诈伪善。”

臣按：这是后世战争的开端。

《尚书序》：武王出动战车三百辆，勇士三百人，与纣王在牧野交战，作了《牧誓》。

蔡沈说：“戎车，是战车。古代，战车一辆，就配备辎重车一辆。战车，是作战的车；辎重车，是装载器械、财物、衣物的车。两种车合称一辆，三百辆，是三万人。”

陈栎说：“一个勇士必定统领百人，一辆车总共使用百人。用车的数量合上勇士的数量，大约是三万人。”

臣按：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礼记》《孟子》都有这样的话。古代作战布阵，士兵必定与车辆相配合。所谓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人，从百夫长以上都乘车，并不是车之外又有勇士。

《诗经序》：《六月》，是周宣王北伐的诗。大型战车十辆，用来率先开路。战车已经安稳，有的前低后高，有的前高后低。

韩婴说：“车中有大型战车十辆，是说车轮包裹皮革，马匹披甲，车衡车轭之上全都有刀剑，名叫陷军之车。”

朱熹说：“戎，是战车。军队的前锋。轾，是车前低后高；轩，是车前高后低。”

《秦风·小戎》说：“小型战车，浅深的轸，五束的皮革，花纹的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长毂。驾着我的骐马。”

朱熹说：“凡是车的制度，宽度都是六尺六寸。其中平地载货的，叫大车，那么轸深八尺；战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所以说‘小戎’。臣按：《六月》中的‘元戎’，是天子的车；《秦风》中的‘小戎’，是诸侯的车。这两种车都是所谓的战车，用来作战的。”

《周礼》巾车【车官之长】革路【用皮革包裹并漆饰的车】龙勒【用龙纹装饰马勒】条缨五就【其樊缨用条丝装饰而为五匝】建大白【殷商的旗帜名】以即戎

臣按：巾车的职责，王的五种车，叫革路，是战车。

车仆掌管戎路的副车，广车的副车，阙车的副车，屏车的副车，轻车的副车。

郑玄说：“这五种都是战车，所谓五戎。戎路，是王在军中乘坐的车；广车，是横乘的车；阙车，是所谓布阙的车；屏车，是所用对敌自蔽隐的车；轻车，是所用驰敌致师的车。”

臣按：巾车所掌管的，是五戎的正车，这里所掌管的，是五戎的副车。古代车战的方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兵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