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七

译法律制度详尽周密，又有办法周全地考虑天下的各种情况。这就是它的统治之所以长久且安定坚固的原因。至于孟子的言论，不过是追溯其根本而言罢了。

译臣按：掌固的职责，掌管修筑城墙、护城河、种植树木、开凿沟渠等防御工事，这是竭尽人力来巩固王畿内部的防御。《易经》所说的“王公设置险阻”，指的就是这个。司险的职责，掌管九州地图，以周知山林川泽的险阻，这是凭借地势来设置外部的险阻。《易经》所说的“地势险阻”，指的就是这个。君主治理国家，固然应当以修好内部治理为根本，但也不可不为抵御外患做准备。内部，既然凭借城墙、护城河来巩固；外部，又凭借丘陵、川泽来设置险阻。顺应自然的地势，就容易施力；预先做好未然的防备，就没有外患。这就是《周礼》设置掌固、司险的原因。虽然如此，古人用来守卫国家的方法，却又不专门在于这些。因此，远方有关塞，就守在四方蛮夷；近处有甸服，就守在九畿之内。有六官作为守卫国家的人，有六典作为守卫国家的法度。而那些险阻之所以不可攀登、坚固之所以不可攻克的根本，又在于德礼仁义。如果不这样，即使有高城深池，也会弃守而离去。

《礼运》说：“如今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一家，各自亲近自己的亲人，各自慈爱自己的子女，财物和劳力都为自己所有。大人世袭和兄终弟及作为礼制，城墙、外郭、护城河作为坚固的防御。”

孔颖达说：“私有力量和单独财富，不免发生争夺，所以设置险阻来自卫。”臣按：人生而有欲望，必定要有分辨界限的东西，然后才不争夺。用来分辨界限的，就是城墙、外郭、护城河。这四者都出于人力所为，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是切近而最重要的。

春秋隐公七年夏天修筑城中丘

胡安国说：程氏认为，为民设立君主，是为了养育他们。养育百姓的方法，在于爱惜他们的劳力。民力充足，那么生计养育就能顺利，教化就能推行，风俗就能美好。所以执政以民力为重。《春秋》凡是动用民力，必定记载其所兴建的工程。不合时宜且害义，固然有罪。即使合时且合义，也记载，表明劳役百姓是重大的事情。君主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慎重使用民力了。凡是记载“城”的，是修缮旧的；记载“筑”的，是新建的。修筑城中丘，役使百姓不合时宜，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吴澂说：君主依靠百姓的，是依靠他们的劳力；百姓报答君主的，是用劳力报答。所以无事时依靠他们的劳力，用于农业，以充足粮食、生产财富；有事时依靠他们的劳力，用于军事，以抵御愤怒和侮辱。不合礼制、非军事而劳役民力，必定要合乎时宜，合乎礼制，不敢妄自兴作。不得已而役使他们，也必定节制他们的劳力而不耗尽。《春秋》凡是力役必定记载，重视民力啊。有人问：《谷梁传》说“凡是记载修城的，都是讥讽”，啖子曰：“凡是修筑国家的急务，只问是否合时，不应该一概讥讽。”《易经》说：“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礼记》说：“城池作为坚固的防御。”那么《春秋》记载修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九年夏天修筑郎城

胡安国说：“城，是抵御暴乱、保护百姓的地方，而城有制度，役使有时。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邑没有百雉的城墙，这是制度。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时告诫准备，火星出现时开始使用，水星昏正时栽种，冬至时完工，这是时宜。”隐公修筑城中丘、郎城，都在夏天，那么妨碍农事，不合时宜了。城墙不逾越制度，役使不违背时宜，又应当分配财物，平整版筑，称量畚箕和土筐，估量土石，商议远近，略定基址，揣测厚薄，测量沟渠，备足干粮，估量官吏，估量工程并规定日期，不违背计划，然后才可以动工。何况失去时宜和制度，妄自兴作大工程，没有爱惜养育百姓的心意，其罪行的轻重，就显而易见了。

臣按：有国家的人，城池的设置，固然不可没有，但如果不为了百姓生计，就不能轻易使用民力，除非非常不得已，才这样做。何况可以不合时宜吗？所以善于治国的人，常在无事的时候预先做准备，筹划必定早，施行必定循序渐进，完成必定放宽期限，不至于急遽仓促、苟且从事，这就是为了不妨碍农民，百姓不知道劳累，役使不再次兴起。

庄公九年冬天疏浚洙水

胡安国说：“巩固国家以保护百姓为根本，轻易使用民力，妄自兴作大工程，国家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长江巨川环绕封域，洞庭、彭蠡、河汉的险阻，还不足以依靠，何况洙水呢？”《春秋》记载疏浚洙水，表明在守卫国家的末节事务上劳役百姓，而不知根本，作为后世的警戒。”

臣按：凭借地势险要的河流，疏浚加深，以限制外侮，有国家的人不可废弃。但事势有缓急，农务有繁忙和空闲。当事势稍缓，农务正繁忙时，能停止就停止吧。如果不是事势紧迫而不得已，不可荒废农时。

二十八年冬天修筑〇邑

胡安国说：“〇是邑，凡是用工大的叫城，小的叫筑。所以馆舍记载筑，台记载筑，囿记载筑，〇邑记载筑，是新建邑。其用意不查看年成的丰歉，而轻易使用民力于不必为之的事，就不是君主应有的心意了。”

臣按：先儒认为《春秋》凡是工役多的记载为“城”，工役小的记载为“筑”。圣人对于小邑的修筑，必定谨慎记载，以表明民力虽小

译不可轻易使用。以此警示后世身为百姓上位者的人，让他们在使用民力时，如果不是到了非用不可的地步，如果不是到了非有不可的程度，哪怕只是征用一个人、一项劳役，也绝对不可违背时节，轻率地将民力耗费在无用、不急迫的地方。

译僖公二年，在楚丘筑城。

胡安国说：“楚丘，是卫国的城邑。齐桓公率领诸侯为其筑城，并封立卫国。《春秋》不记载此事，是因为桓公不与诸侯擅自封立国家。桓公封立卫国，使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他对华夏的贡献极大，对卫人的恩惠极广，本应有美好的辞藻来宣扬他的事迹。现在却这样防范他，正是为了端正大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正道而不计较功效，舍弃小恩小惠以保全大节，这是《春秋》的法则。”

臣按：诸侯不得擅自封立国家，这是天子的职权。臣子奉命在外，凡事必须请示天子，何况是迁移国都、修筑城墙呢？如果不是奉有专断之命，以及面临生死存亡、安危攸关的紧急关头，必须在此决断。如果迟缓就会来不及应对事态，那就决不可行。

成公九年，在都城内部修筑内城。

胡安国说：治理世事、安定百姓，要看道义的得失，不依赖城墙沟池作为固守的手段。谷梁子说：凡是记载筑城的事，都是讥讽这种做法，这是对的。莒国虽然依仗简陋而不设防备，致使楚人攻入郓地。假若有良好的政令，使百姓效死力而不溃散，敌人又怎能攻入呢？城墙并非《春秋》所推崇的，而记载修筑内城，其警戒防守的意义更加微弱了。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百雉高的城墙，七里广的外郭，是设置险阻的大端。谨慎地遵循礼制来治理国家，辨别尊卑，区分贵贱，明确等级威仪，区别服饰色彩，所有用来杜绝僭越、限制上下界限的，才是运用险阻的大用。难道仅仅依靠城墙沟池就足以信赖吗？

臣按：《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称之为“设”，这是人为的。自古以来成为天下国家祸患的，是盗贼和敌国。君主设置险阻作为国家的屏障，在外筑城，用来抵御敌国；在内筑城，用来抵御盗贼。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胡氏所说的“不依赖城墙沟池作为固守”，大概是讥讽列国诸侯不致力于德政，而只依靠筑城来劳民伤财罢了，这并不是通论天下大势的观点。何不看看人家防备盗贼呢？藩篱围墙，用来防止外寇的抢夺，固然急切；而绳索锁钥，用来防止家人偷窃，也不可缺少。国家防备寇盗，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襄公二年，修筑虎牢城。

胡安国说：“虎牢，是郑国的地方，所以称为制邑。到汉代称为成皋，现在称为泛水县。其岩险闻名天下，如同虞国的下阳，赵国的上党，魏国的安邑，燕国的榆关，吴国的西陵（今夷陵），蜀国的汉乐（今成固），这些地方是必须占据的，城池是必须守卫的，不可以放弃。有这样的险要而不能守卫，所以不归属于郑国。那么占据土地设置险阻，也是所推崇的吗？天险不可攀登，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是《大易》的训诫。以城墙沟池作为固守，也是君子所谨慎的。挖掘这护城河，修筑这城墙，与百姓共同坚守，是孟子对滕君所说的话。那些狡猾地想开拓疆土，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争夺城池而战，杀人满城；以战争杀人满城的，固然不是《春秋》所推崇的。守卫天子的土地，继承先君的基业，不能设置险阻守卫国家，将导致迁徙溃败灭亡，也不是圣人所赞同的。”

臣按：古代列国，其山川丘陵，各有险阻之处，常常占据它们作为防守。现在天下一统，守在四方蛮夷，应当以边塞为防守，固然不需要依靠内地的险要。然而天造地设，划分疆界，各有界限，凡是界限之处，必有天然的险要，其不足之处，人力随之修筑城墙，这是自然的趋势，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朝将天下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在凡是交界之处，祖宗各设卫所进行城守。如潼关是河南、陕西的交界，就设置潼关卫来守卫。然而卫城位于华山、陕西之间，距离京师很远，却不归属于河南、陕西两都司，而直接隶属于京师，圣祖的深意啊。

七年，修筑费城。

胡安国说：“费是季氏的封邑，记载修筑费城，是履霜坚冰的警戒，是私家强大、公室衰弱的萌芽。用人不只看其贤能，只看其世袭，难道不危险吗！”臣按：“修筑城池，是天下的大事。守卫藩属的人，不奉天子的命令，而与下属私自营建，可以吗？这是王法所必不宽恕的。履霜坚冰，是应当深深警戒的。”

十九年，修筑西郛。

左氏说：是畏惧齐国。

哀公四年，修筑西郛。

杜预说：鲁国的西郛是为了防备晋国。

臣按：先儒说郛是外城，这里说西郛，实际上是国都外城的西面外城。郛在西边，是同一地方。前次修筑，左氏认为是畏惧齐国；后次修筑，杜氏认为是防备晋国。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同一地方，还是不同的地方，无从考证。然而以现在的地势来看，齐国的疆域在鲁国的东边，晋国的疆域在鲁国的西边，杜氏的说法似乎是对的。议论者多指责鲁国安于不争，疲敝百姓来修筑城墙，避难而修筑其国的外城，那么外城之外的郊野，都不可保全了。虽然如此，这是就一事而论。如果说到守卫国家的要领，必须先从近处开始，然后才及于远处，近处是耳目所及的，况且如此，何况郊野之外，疆域的远方呢？真如议论者所说，那么守家的人只用力于藩垣，而门闩四壁都可以废除了。

《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国令尹蒍艾猎（孙叔敖）修筑

译沂地派遣负责筑城的官员，谋划计议工程并交给掌管劳役的司徒，估量工作量确定工期，分配筑城所需的物资，准备夹板、木桩，称量土筐和夯具，规定取土和用物的标准，商议远近劳力的调配，勘察城基，备足干粮，估量各部门的事务，三十天便建成，没有违背原先的计划。

译杜预说：“不愆于素，就是不超过原先所计划的期限。”这是史传中记载孙叔敖能够役使百姓的事迹。

孔颖达说：“虑事，就是谋划考虑修筑城墙的事情，指的是估量之前的事情。臣认为，古人凡是兴修工程，必定事先进行谋划考虑。他们所谋划考虑的事情，包括分配财物、平整土地、设置版筑等几项内容。既然已经谋划考虑好了，就估量工程的规模来确定动工日期，直到某日应当完工。凡是所完成的工程，计算其期限，都不超过原先所确定的。凡是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前日所期望的。因此先王时代，做事没有过当之举，治理国家有成功的功效。”

汉高祖六年冬天十月，下令天下各县邑修筑城墙。

吕祖谦说：“秦始皇兼并诸侯而毁坏城郭，汉高祖平定天下而命令县邑修筑城墙。心胸的宽广与狭隘，国运的长久与短暂，由此可以推测了。”臣认为：“郡县有大有小，百姓有多有少，都不能没有保障，这是第一点。用来保障和庇护百姓的，不就是城郭吗？秦始皇把天下的官吏百姓当作敌国，只怕他们有所庇护而得以抗拒我；汉高祖则把天下的官吏百姓当作一家人，只怕他们无所庇护而因此丧命。这就是他们心中公私的不同，也是国家存亡之所以分明的原因吧？”

汉惠帝元年，开始修筑长安城。从西北方开始，三年，征发诸侯王和列侯的刑徒二万人，修筑长安城。五年，又征发里中的百姓，修筑长安城三十天就停止了。

吕祖谦说：“萧何定都长安，战争尚未平息，来不及修筑城墙。到这时叛乱已经平定，才开始版筑。从西北方开始，是因为那里最紧急。此后每隔一年才兴发徭役，总共三次征发，城墙才建成，这是为了休养生息民力。以三年和五年来看，征发长安五百里内的男女十四万六千人，修筑长安城三十天就停止。地方近则运送物资不落后，人数多则大事容易完成，停止得快则农事不受影响。虽然当时曹参担任丞相，实际上是萧何的规划。”臣认为：“国家凡是有大的工程，都应当像汉人这样去做。使用近地的百姓，不让他们长期劳累，不急于求成，那么事情成功了而百姓不知道劳累。凡事都是如此，不仅仅是修筑城墙这一件事，而在修筑城墙方面尤为切要。”

五代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世宗下诏扩建外城，先树立标志，等到今年冬天农闲时兴版筑，春天农事开始就停止，再等到次年逐渐完成。并且命令从今以后埋葬死者都要在标志七里之外，标志以内等待县官划分街道、仓库、军营之外，允许百姓随意建造房屋。

臣认为：世宗这一举措，可以作为后世扩建城池的法则。大概是因为逐步进行，树立标准，使百姓不疲于用力，而预先知道如何避开或趋就。凡是有营建修缮，都可以以此为法则，不仅仅是扩建城墙这一件事。

宋仁宗庆历二年，建立大名府为北京。景祐年间，范仲淹建议修筑洛阳城，以预备急难以及契丹违背盟约。议论政事的人请求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吕夷简说敌人畏惧强壮而欺侮怯弱，急忙修筑洛阳城，无法显示威严，必定助长敌人的气势。景德年间的战役，如果不是皇帝渡河，恐怕不容易使敌人屈服，应当在大名建都，显示将要亲自征伐以挫败敌人的阴谋。诏书已经下达，范仲淹又说：“这只能虚张声势罢了，不足以依赖。”修筑洛阳城既然来不及，请求迅速修筑京城。议论的人大多附和范仲淹的意见，吕夷简说：“这是囊瓦修筑郢城的计策，如果让敌人渡过黄河而固守京师，天下就危险了。”所以防备应当在河北，最终建立了北京。

臣认为：范仲淹想要修筑京城，是担心敌人长驱直入；吕夷简想要修筑大名，是为了遏制敌人。两种意见都是对的。当敌人势力正盛的时候，修筑京城，似乎像是显示怯弱；修筑外城而不足以扼守要冲，那么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对实事没有益处。范仲淹的意见，应当在无事的时候，逐步进行，随时增补。譬如人家修缮围墙，不仅仅是防备寇盗，也是为了遮蔽。这样，自己既得到了坚固，也不向人显示怯弱了。

庆历四年，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一起在崇政殿对答，皇上询问和、战、守、攻四种策略，请求朝廷力行七件事以防备大患。第六条是修筑京城。谏官余靖说：“大臣建议修筑京城，过去魏文侯依仗险要而轻视吴越，被认为是失策。希望陛下舍弃这种防备，另外商议长远的策略。”臣认为范仲淹建议修筑京城，所谓的长远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余靖对仁宗说，希望舍弃这种防备，另外商议长远的策略，他的意思大概与吕夷简相同。后来靖康之祸，金人长驱直入越过河北城镇而不顾，直抵京师，宋朝于是无法支撑。所谓的长远策略，究竟在哪里呢！

以上关于城池的防守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七

<子部,儒家类,大学衍义补>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八十八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备规制

宫阙之居

《易经》说：上古时代人们穴居野外，后世的圣人用宫室来改变它，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檐，以抵御风雨，这是取象于大壮卦【壮，坚固的意思】

司马光说：“风，是流动的东西。风，流动于上，栋梁屋檐建于下，这是大壮卦的象。”

蔡渊说：“栋，是屋脊的檩条；宇，是椽子。栋梁直承而上，所以叫上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