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九
功赏。窦德妃父孝谌妻厐，有奴妄为妖异，恐之，请夜祠祷解。奴因发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诬奏，以为德妃同祝诅，厐氏当斩，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寃。有功上奏论之，以为无罪。季昶奏有功阿党恶逆，付法司。法司处有功罪当绞。有功叹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邪？”既食熟寝，太后召有功，迎谓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由是厐氏得减死。
译论功行赏。窦德妃的父亲窦孝谌的妻子庞氏，有个奴仆胡乱制造妖异之事，恐吓庞氏，请求夜间祭祀祈祷以解除灾祸。奴仆于是揭发了这件事，监察御史薛季昶诬陷上奏，认为德妃一同参与诅咒，庞氏应当斩首，庞氏的儿子希瑊到侍御史徐有功处申诉冤屈。徐有功上奏辩驳，认为庞氏无罪。薛季昶上奏弹劾徐有功包庇恶逆之人，将其交付司法部门。司法部门判处徐有功死刑，应当绞刑。徐有功叹息道：“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死，其他人都不会死吗？”随后他吃饭、熟睡。太后召见徐有功，迎上前对他说：“你近来审理案件，因失误而释放罪人的情况为何这么多？”徐有功回答说：“因失误而释放罪人，是臣子的小过错；爱惜生命，是圣人的大德行。”因此庞氏得以减刑免死。
臣按：武后虽称好杀，然独容徐有功。后世人主，其臣一拂其意，即不知其善矣。有功谓：“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可为人主断刑之鉴。”又曰：“岂我独死，诸人皆不死，可为人臣陷人之戒。”
以上伸寃抑之情
慎刑宪
慎眚灾之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程頥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为解也。赦释之宥，寛之过失，则赦之可也；罪恶而赦之，则非义也。故寛之而已。君子观雷雨作解之象，体其发育则施恩仁，体其解散则行寛释也。」
张子清曰：「雷▯交作，则为解。雷者，天之威；▯者，天之泽。威中有泽，刑狱之有赦宥也。有过者赦而不问，有罪者宥而从轻，此君子所以推广天地之仁心也。」臣按：「雷▯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盖言易卦之象如此尔。人君于人之有过者而赦之，有罪者而宥之，亦犹易之有是象也。然过有小大，过失之小者固不必问；若事虽过失而事体所闗则大，如失火延烧陵庙，射箭误中亲长之类，其罪有不可释者。原其情则非故也，故因时赦其罪以宥之。宥如流宥五刑之宥也。所谓罪者，过失而入于罪者耳。若夫大憝极恶之罪，杀人不死，则死者何辜？攫财不罪，则失者何苦？雷▯作解，岂为如是之人哉！」
舜典曰眚灾肆赦
朱熹曰：「眚灾肆赦，言不幸而触罪者，则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
臣按：此万世言赦罪者之始。夫帝舜之世，所谓赦者，盖因其所犯之罪，或出于过误，或出于不幸，非其本心固欲为是事也，而适有如是之罪焉。非特不可以入常刑，则虽流宥、金赎亦不可也，故直赦之。盖就一人一事而言耳，非若后世槩为一札，并凡天下之罪人，不问其过误故犯，一切除之也。
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孔颖达曰：「五刑之疑有赦，赦从罚也；五罚之疑有赦，赦从过也。过则赦之矣。」
蔡沈曰：「疑于刑，则质于罚也；疑于罚，则质于过而宥免之也。」
臣按：此所谓有赦者，赦其有疑者耳，非若后世不问有疑无疑，一槩蠲除之也。
周礼·司刺》：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防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臣按：赦有二者之义。程子谓赦，释之宥，惟寛之而已。盖就其所犯之人品，原其所犯之情实，而赦之宥之也。其与后世所颁之赦异矣。
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啖助曰肆者放也眚者过也
胡安国曰：「肆眚者，荡涤瑕垢之称也。舜典曰：『眚灾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过宥罪』。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未闻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则废天讨，亏国典，纵有罪虐无辜，恶人幸以免矣。后世有姑息为政，数行恩宥，惠奸轨贼，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流于此。故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为政于蜀，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防矣。肆眚而曰大眚，讥失刑也。臣按后世大赦天下，其原盖出于此。夫鲁所肆者，一国之中，而谓之眚，则其所赦者，过失焉耳。眚而谓之大，意者鲁国向有所肆，皆小眚也。今则并其大者而肆之，然于罪恶犹未赦也。圣人书之以垂戒万世，以此为防。后世赦文乃至徧赦天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者，亦或赦焉。惠奸宄贼，良民怙终得志，善良喑哑，失天讨之公，纵人欲之私，皆春秋之罪人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无一。赦赦者，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人之仇雠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盗贼不胜，则良人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烦。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
马端临曰：「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赦之，
译臣按：武则天虽然号称喜好杀戮，然而唯独宽容徐有功。后世的君主，他的臣子一旦违背他的心意，就不了解他的善行了。徐有功说：“错放罪犯是臣子的小过失，爱惜生命是圣人的大德行，可以作为君主判决刑罚的借鉴。”又说：“难道只有我一人死，其他人都不死吗？这可以作为臣子陷害他人的警戒。”
以上伸张冤屈压抑之情
慎重刑罚
慎重对过失灾祸的赦免
《易经》解卦的大象传说：雷雨兴起，是解卦；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恕罪过。
程颐说：“天地解散而形成雷雨，所以雷雨兴起就是解卦。赦免释放宽恕，对于宽恕过失，是可以赦免的；对于罪恶而赦免，则是不义的。所以只是宽恕罢了。君子观察雷雨兴起解散的卦象，体察其生长发育就施予恩仁，体察其解散就实行宽释。”
张子清说：“雷与雨交相兴起，就是解卦。雷，是天之威；雨，是天之泽。威严中有恩泽，就像刑罚中有赦免宽恕一样。有过失的人赦免而不追究，有罪过的人宽恕而从轻处理，这是君子用来推广天地仁心的原因。”臣按：“雷雨兴起为解卦，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恕罪过，大概是说《易经》卦象如此罢了。君主对于人有过失的赦免，有罪过的宽恕，也就像《易经》有这样的卦象一样。然而过失有大小，小的过失固然不必追究；如果事情虽然是过失但关系重大，比如失火延烧陵庙，射箭误中长辈之类，其罪过是不可赦免的。推究其情理并非故意，所以因时赦免其罪过以宽恕他。宽恕就像‘流宥五刑’中的宽恕一样。所说的罪过，是指因过失而陷入罪中的人罢了。至于大恶极恶之罪，杀人而不死，那么死者有何无辜？掠夺财物而不定罪，那么失去财物的人有何痛苦？雷雨兴起为解卦，难道是为此类人吗！”
《舜典》说：因过失灾祸而赦免。
朱熹说：“因过失灾祸而赦免，是说因不幸而触犯罪过的人，就释放并赦免他，这是法外之意。”
臣按：这是万世谈论赦罪的开端。帝舜时代，所说的赦免，大概是因为所犯的罪过，或是出于过失错误，或是出于不幸，并非其本心一定想要做这件事，而恰好有了这样的罪过。不仅不可以按常刑处罚，即使是流放宽恕、罚金赎罪也不可以，所以直接赦免。这是就一个人一件事而言的，不像后世一概发布一道诏书，将天下所有的罪人，不问是过失错误还是故意犯罪，全部免除。
《吕刑》：五刑有疑问的有赦免，五罚有疑问的有赦免，要审慎核实。
孔颖达说：“五刑有疑问的有赦免，赦免是从罚；五罚有疑问的有赦免，赦免是从过。有过失就赦免了。”
蔡沈说：“对刑罚有疑问，就参照罚金；对罚金有疑问，就参照过失而宽恕免除。”
臣按：这里所说的有赦免，是赦免那些有疑问的，不像后世不问有疑问还是无疑问，一概免除。
《周礼·司刺》：第一种宽恕叫不认识，第二种宽恕叫过失，第三种宽恕叫遗忘。第一种赦免叫年幼体弱，第二种赦免叫年老，第三种赦免叫愚笨。
臣按：赦免有两种含义。程子说赦免，是释放宽恕，只是宽恕罢了。这是根据所犯罪行的人品，推究所犯罪行的情实，而赦免宽恕他们。这与后世所颁布的赦免不同。
春秋庄公二十二年春，周历正月，赦免大过失。
啖助说：肆是释放，眚是过失。
胡安国说：“肆眚，是荡涤瑕疵污垢的称呼。《舜典》说：‘因过失灾祸而赦免’。《易经》解卦说：‘君子因此赦免过失宽恕罪过’。《吕刑》说：‘五刑有疑问的有赦免，五罚有疑问的有赊免’。周官司刺掌管赦免宽恕的法律，没听说过肆大眚。大过失都释放，就废除了天讨，亏损了国典，纵容有罪的人虐待无辜，恶人侥幸得以脱免。后世有姑息政治，多次施行恩惠宽恕，惠及奸邪盗贼，损害良民，弊端更加滋生，大概源于此。所以诸葛孔明说：‘治理国家靠大德，不靠小惠。’他在蜀地执政，军队多次兴起，而赦令不随意下达，这符合《春秋》的防范。肆眚而说大眚，是讥讽失刑。臣按后世大赦天下，其源头大概出于此。鲁国所释放的，是一国之中，而称为眚，那么所赦免的，只是过失罢了。过失而称为大，大概鲁国以前所释放的，都是小过失。现在连大的过失也释放了，然而对于罪恶还没有赦免。圣人记载下来以垂戒万世，以此作为防范。后世的赦文甚至遍赦天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案、未结案，罪过无论大小，全部赦免，甚至十恶之罪，常赦所不原谅的，也有的赦免。惠及奸邪盗贼，良民怙恶不悛得志，善良之人沉默，失去天讨的公正，放纵人欲的私心，都是《春秋》的罪人。”
管仲说：“文治有三，武力无一。赦免，先容易后困难，久而不胜其祸；法律，先困难后容易，久而不胜其福。所以恩惠，是人的仇敌；法律，是人的父母。凡是赦免，是小利而大害；没有赦免，是小害而大利。盗贼不能制服，良人就危险；法律禁令不确立，奸邪就繁多。所以赦免，是奔马的松缰绳。”
马端临说：“唐虞三代之所说的赦免，或是因其情可怜悯，或是因其事可疑，因为他们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后才赦免，
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至后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于是遂为偏枯之物，长奸之门。今观《管仲》所言及《史记》所载陶朱公救子之事，则知春秋战国之时已有大赦之法矣。」
译大概是根据当时的情势和具体事务来制定，斟酌所谓的“根据具体情况来裁决”的原则。到了后世，才出现了大赦的法规，不问情节的深浅，罪行的轻重，凡是所犯的罪行在大赦之前的，那么杀人者不处死，伤人者不施刑，盗贼以及作恶违法者不予追究，于是大赦就成了偏颇有害的东西，成为助长奸邪的门户。现在看《管仲》中所说的以及《史记》中记载的陶朱公救儿子的事情，就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大赦的法规了。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
臣按：赦之为言，始见于《虞书》，然所肆赦者，眚灾而已，未尝泛及于有罪者焉。管子之书，虽云“赦者小利而大害”，然仅行于其国中，未徧及于天下。赦而加之以大，始见于史，后世遂以为故事。一遇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则形于王言，颁之天下，不问情之故误、罪之当否，一切施以旷荡之恩。呜呼！是何三代之后，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亷耻之节薄，淫僻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昏姻之党隆，茍合儌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按：西汉之世，赦令最频数。髙帝在位十九年，凡九赦。盖汉初得天下，人之染秦俗者深，事之袭秦弊者久，不可不赦。赦之所以与民更始也。文帝在位者二十三年，凡四赦。文帝承吕后之后，盖亦有不得已焉者。若夫景帝十六年而五赦，武帝五十五年而十八赦，昭帝十三年而七赦，宣帝二十五年而十赦，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哀帝六年而四赦。大约计之，未有过三年而不赦者。数赦如此，何其为良民计也？恒不足，而为奸民地也，恒有余哉。
光武建武二十年，吴汉病笃，车驾亲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陛下慎无赦而已。」
臣按：吴汉，武将也，犹欲其君以慎无赦。赦不可以轻，而数也，明矣。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系囚在赦前，减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郭躬奏曰：「圣恩所以减死使戍邉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毋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恩宥死罪以下，并防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罪死而系在赦后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邉。」帝善之，即下诏赦焉。
臣按：赦固非国家之美事，然死罪既赦而独不及亡命，不可也。盖自古所以起祸乱者，多犯罪亡命之徒也。朝廷一持以法而无所贷，彼固无辞而甘心焉。茍施旷荡之恩，而彼独不与焉，能无觖望乎？郭躬之虑，可谓逺矣。
王符曰：「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谨饬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疆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至阙庭自明，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十六七矣。其轻薄奸轨既犯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而反一槩悉防赦释，令恶人髙防而夸咤，老盗服赃而过门。孝子见讐而不得讨，遭盗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轨者贼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夀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轨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頥育万物，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大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轨炽而吏不制，宜数赦以解散之。』此不昭政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臣按此，王符述《赦论》也。观此，则赦之无益于治，可见矣。
荀恱曰：夫赦者，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秦兵革之后，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民更始，时势然也。后世承业，袭而不革，失时宜矣。惠文之世，无所赦之。若孝景之时，七国皆乱，异心并起，奸诈非一。及武帝末年，赋役繁兴，羣盗并起，加以巫蛊之祸，天下纷然，百姓无聊。及光武之际，拨乱之后，
译秦二世刚即位，就大赦天下。
臣按：赦免的说法，最早见于《虞书》，然而所赦免的，只是过失和灾祸罢了，从未广泛涉及有罪之人。《管子》一书，虽然曾说“赦免是小利而大害”，但仅施行于其国内，并未遍及天下。赦免加上“大”字，开始见于史书，后世便将其作为惯例。一旦遇到国家有变革、喜庆之事，就体现在君王的诏令中，颁布于天下，不问情由是故意还是失误、罪行是否应当，一律施以宽大的恩惠。唉！为什么三代之后，君子常常不幸，而小人常常侥幸呢！
汉元帝在位十五年，共大赦十次。匡衡上疏说：“陛下亲身具备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百姓触犯法律禁令，连年大赦，使百姓得以改过自新，天下非常幸运。臣私下看到大赦之后，奸邪之人并不因此减少停止。今天大赦，明天犯法，相继入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没有抓住关键。大概保护百姓的人，陈说德义给他们听，展示好恶给他们看，观察他们的过失而制定适宜的措施，所以动员他们则和谐，安抚他们则安定。如今天下风俗贪财轻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浪费，廉洁羞耻的节操淡薄，淫邪僻陋的心思放纵，纲纪失序，疏远的人越过了亲近的人，亲戚之间的恩义淡薄，姻亲结党的势力强盛，苟且迎合侥幸，以身体谋取利益，不改变其本源，即使每年赦免刑罚，也难以使刑罚搁置不用。”
臣按：西汉时期，赦令最频繁。高帝在位十九年，共九次赦免。大概是因为汉朝初年得到天下，人们深受秦朝习俗的影响，沿袭秦朝弊端的时间长久，不得不赦免。赦免之所以与百姓重新开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共四次赦免。文帝继承吕后之后，大概也有不得已的地方。至于景帝十六年五次赦免，武帝五十五年十八次赦免，昭帝十三年七次赦免，宣帝二十五年十次赦免，成帝二十六年九次赦免，哀帝六年四次赦免。大约计算一下，没有超过三年而不赦免的。如此频繁地赦免，哪里是为良民考虑呢？总是对良民不足，而为奸民提供便利，总是有余啊。
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吴汉病重，皇帝亲自前往探望，问他有什么想说的。吴汉回答说：“臣愚昧无知，只希望陛下谨慎不要赦免罢了。”
臣按：吴汉是武将，尚且希望他的君主谨慎不要赦免。赦免不可以轻视，而且频繁，这就很明显了。
章帝元和二年，因为祭祀明堂，大赦天下。囚犯在赦令之前，减罪一等，不鞭打而发配到金城，但诏令没有涉及逃亡且未被发觉的人。郭躬上奏说：“圣恩之所以减死罪使戍守边疆，是重视人命。如今死罪逃亡的人大概有一万人，又自从赦令以来捕获的很多，而诏令没有涉及，都应当重判。臣认为恩宥死罪以下，并防止他们重新犯罪，而逃亡被捕获的独自不沾恩泽。臣认为赦令前犯罪判死而囚禁在赦令后的，都可以不鞭打发配到金城，以保全人命，对边疆有益。”皇帝认为很好，立即下诏赦免。
臣按：赦免固然不是国家的美事，然而死罪已经赦免而唯独不赦免逃亡的人，是不可以的。大概自古以来所以引起祸乱的，多是犯罪逃亡的人。朝廷一旦坚持法律而不宽贷，他们本来没有怨言而甘心。如果施以宽大的恩惠，而他们独自不参与，能不怨恨吗？郭躬的考虑，可以说是深远了。
王符说：“严重损害良民的，没有比频繁赦免和赎罪更大的了。赦免和赎罪频繁，那么恶人昌盛而善人受伤。怎么证明呢？谨慎的人，身体不蹈入非义，又有做官正直不避强权的人，而奸猾之党横加诬陷，都知道赦免不久就会到来。善人君子被侵陷而能到朝廷自明，万中不过数人，其中得到省问的百中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手被遣返的，又有十六七了。那些轻薄奸邪之人既犯罪法，怨恨毒害之家希望他们被杀戮以解除积蓄的愤恨，反而一概都防止赦免释放，让恶人高防而夸耀，老盗带着赃物经过家门。孝子见到仇人而不能讨伐，遭盗者看到物品而不能取回，痛苦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养育稂莠伤害禾稼，恩惠奸邪损害良民。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欢伤害人的肌肤断绝人的寿命，而是重视威慑奸邪惩罚恶行、除去人的祸害。古代只有刚接受天命的君主，承受大乱的极致，寇贼奸邪难以用法律禁止，所以不得不有一次赦免与他们更新养育万物，以成就大的教化，不是用来养育奸邪活命罪人、放纵大贼的。那些本性恶劣的百姓，是百姓中的豺狼，虽然得到放免的恩泽，终究没有改悔之心，早晨脱去重枷，晚上又回到监狱。议论的人多说：‘久不赦免则奸邪炽盛而官吏不能控制，应当频繁赦免以解散他们。’这不明白政治混乱的本源，不考察祸福的产生。”臣按此，是王符论述《赦论》。看这个，那么赦免对治理没有益处，就可以看到了。
荀悦说：赦免，是权宜之计，不是常典。汉朝兴起，继承秦朝战乱之后，家家户户都可判刑，所以设立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荡涤污秽，与百姓重新开始，时势如此。后世继承基业，沿袭而不改革，失去时宜了。惠帝文帝时期，没有赦免的。如果孝景帝之时，七国都乱，异心并起，奸诈不一。等到武帝末年，赋役繁多兴起，群盗并起，加上巫蛊之祸，天下纷乱，百姓无所依靠。等到光武帝之际，拨乱之后，
臣按：当承平之世，赦不可有，有则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当危疑之时，赦不可无，无则反侧不安，而祸乱不解。荀氏谓赦为权时之宜，而后世乃以之为常典，何哉？
汉帝禅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责费袆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轨之恶？”袆谢之。初，丞相亮为相十四年，才两赦。时有言“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啓告治乱之道，悉矣，曽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陈夀曰：「诸葛亮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胡寅曰：「赦之无益于治道也，前贤言之多矣，而终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于其间有吉庆克防、祥瑞祈祷之事，则又颁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后世之制，是何也？」始受命则赦，改年号则赦，获珍禽竒兽则赦，河水清则赦，刻章玺则赦，立皇后则赦，建太子则赦，生皇孙则赦，平叛乱则赦，开境土则赦，遇灾异则赦，有疾病则赦，郊祀天地则赦，行大典礼则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负者蠲之，有滞者通之，或得以防补子孙，或得以封爵祖考，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尽去也，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已也。实者有罪必除，有负必蠲也；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臣按：「赦之为言，释其罪之谓也。」后世之赦，乃以蠲逋负、举隐逸、防子孙、封祖考，甚至立法制、行禁令，皆于赦令行焉，失古人「眚灾肆赦，赦过宥罪」之意矣。臣愚以为赦令之颁，宥罪之外，蠲逋、减税、省刑已责、弛工罢役、寛征、招亡，凡寛民惠下之道，因赦而行可也。非此属也，一切付之有司行焉。凡夫赦文之初作，条件之初拟也，必须防集执政大臣，各拟所司合行条贯，从公计议，必于律例无碍，必于事体无违，必于人情不拂，断然必可行的，然必无弊，如蠲逋也，其物必可除后，决不至于复追；如寛征也，其事必可已后，决不至于再作；其文意必不至解而两通，其前后必不至言而相戾。既处置其事宜，复讲解其文理明白切当，然后着于赦文，行于天下，则上之所颁者无虚文，下之所沾者皆实惠矣。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曰：「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唐太宗尝谓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数赦即愚人常冀儌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臣按：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必曰唐太宗。太宗之于赦也，其慎也如此。则赦无益于治道也，明矣。
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系囚。大理卿马植奏称："卢商等务行寛宥，凡抵极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賍及故杀，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含寃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也。昔周饥，克殷而年丰；衞旱，讨邢而▯降。是则诛罪录奸，或合天意；雪寃决滞，乃副圣心也。"
臣按：五代晋天福中，张允进驳赦论曰：“以水旱降德音，宥过放囚，冀感天心以救灾，非也。假有二人讼，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寃。寃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是则天助恶人也。观于此言，则赦无益于救灾明矣。”
五代时，温韬发唐诸陵。唐庄宗时，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韬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旬日遣还。郭宗韬曰：“温韬发唐山陵，殆徧，其罪与朱温相埒耳，何得复居方镇？天下义士，谓我何？”庄宗曰：“
译臣按：在太平盛世，不应有赦免，若有赦免，则奸邪之人得逞，而良善百姓不得安宁；在危难疑惧之时，不可没有赦免，若无赦免，则心怀异志之人不安，而祸乱无法平息。荀彧说赦免是权宜之计，而后世却将其作为常规制度，为什么呢？
汉后主刘禅延熙六年，立皇后时大赦天下，孟光责备费祎说：“赦免，是偏枯不祥之物，不是清明时代所应有的。只有在衰败穷极、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权且施行。如今主上仁德贤明，百官各司其职，有什么早晚的急迫之事，却屡次施予非常之恩，来惠及奸恶之徒？”费祎向他谢罪。起初，丞相诸葛亮担任丞相十四年，只大赦了两次。当时有人说“丞相太吝惜赦免”，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太平盛世靠大德，不靠小恩惠。所以匡衡、吴汉不愿实行赦免。先帝也曾说：‘我与陈元方、郑康成交往，每次听他们讲述治乱之道，都很详尽，却从未提及赦免。’像刘景升父子那样，年年赦免，对治理有什么益处呢？”
陈寿说：“诸葛亮军务频繁兴起，而赦令不轻易下达，不也很卓越吗？”胡寅说：“赦免对治国之道没有益处，前代贤人论述很多，但终究不能革除。至于将其作为常规制度来施行，其间遇到吉庆克敌、祥瑞祈祷之事，又颁布赦令。不信任二帝三王的法则，而遵循后世的制度，这是为什么呢？”开始接受天命就赦免，改换年号就赦免，获得珍禽异兽就赦免，河水清澈就赦免，刻制印章玉玺就赦免，立皇后就赦免，立太子就赦免，生下皇孙就赦免，平定叛乱就赦免，开拓疆土就赦免，遇到灾异就赦免，有疾病就赦免，郊祀天地就赦免，举行重大典礼就赦免，有的三年一赦，有的每年一赦，有的每年两赦三赦。赦令下达，有罪的人被免除刑罚，有欠债的人被免除债务，有滞碍的人被疏通，有的得以荫补子孙，有的得以封爵祖先，仅此而已。英明哲睿的君主，赦免稀少而实在；昏乱衰败的时代，赦免频繁而虚文。稀少的尚且依照旧例而不尽行废除，频繁的则是意在邀求福报而归于自己。实在的，有罪必免，有债必蠲；虚文的，虽有此言，而百姓不能得到恩泽。臣按：“赦”字的意思，是宽释罪过。后世的赦免，却用来免除欠债、举荐隐逸、荫补子孙、封爵祖先，甚至制定法制、施行禁令，都在赦令中实行，失去了古人“因灾赦免、宽恕过失”的本意了。臣愚以为，赦令颁布，除了宽恕罪过之外，免除欠债、减轻赋税、宽减刑罚、停止劳役、宽缓征收、招抚逃亡，凡是宽待百姓、恩惠下属的方法，借着赦令来施行是可以的。不属于这些范畴的，一切交给有关部门去执行。凡是赦文初作、条件初拟时，必须召集执政大臣，各自拟定所属部门应执行的条规，从公商议，务必不违背律例，务必不违背事理，务必不违背人情，断然必须可行，然后必定没有弊端，比如免除欠债，那物品必定可以免除后，决不至于再次追讨；比如宽缓征收，那事情必定可以停止后，决不至于再次兴起；那文意必定不至于解释两通，那前后必定不至于言语相悖。既处置了事宜，又讲解文理明白恰当，然后载入赦文，行于天下，那么上面颁布的没有虚文，下面沾恩的都是实惠了。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祭祀南郊，大赦天下。
裴子野说：“郊祀天地，是修习岁常之事。赦免那些有罪的人，是为了什么呢？”
唐太宗曾对侍臣说：“古人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善良的人就会沉默不语。从前周文王制定刑罚，刑罚中没有赦免，小仁德，是大仁德的祸害。所以我拥有天下以来，不轻易赦免。如今四海安静，礼义兴盛，多次赦免就会让愚人常怀侥幸之心，只想犯法，不能改过，应当慎重赦免。”
臣按：三代以下被称为贤君的，必定说是唐太宗。太宗对于赦免，如此慎重。那么赦免对治国之道没有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宣宗大中元年，因为干旱，命令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梳理京城囚犯。大理卿马植上奏说：“卢商等人务求宽恕，凡是判处极刑的，一律免死。那些官吏犯赃以及故意杀人，平日大赦所不免的，现在因为梳理而原谅他们，使贪官污吏无所惩戒畏惧，死者含冤无处申诉，恐怕不是消除旱灾、招致和气的做法。从前周朝饥荒，攻克殷商后年成丰收；卫国干旱，讨伐邢国后雨降。这就是诛杀罪人、记录奸邪，或许符合天意；洗雪冤屈、决断滞狱，才符合圣心。”
臣按：五代晋天福年间，张允进驳斥赦论说：“因为水旱灾害颁布德音，宽恕罪过释放囚犯，希望感动天心来救灾，是不对的。假设有两人诉讼，遇到赦免，有罪的人侥幸免罪，无罪的人含冤。冤气上达，正是导致灾害的原因，不是消除灾害。天道福佑善人、降祸淫邪，如果因为赦免恶人而变灾为福，那就是天帮助恶人。看这番话，那么赦免对救灾没有益处是明显的。”
五代时，温韬发掘唐朝诸陵。唐庄宗时，入朝，赐予姓名叫李绍冲。温韬多带金帛，贿赂刘夫人及权贵，十天后被遣返回去。郭崇韬说：“温韬发掘唐山陵，几乎遍尽，他的罪过与朱温相当，怎么能再担任方镇？天下义士，会怎么看我们？”庄宗说：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诛，赦令不可不守，二者将何处？必于未赦之前，揆情法，审轻重，而区别之，使预赦者无可诛之罪，被刑者无可恕之人，则一举而两得矣。臣按：事几多端，变故不一，人之所为所犯，赦文所条具者，岂能一一该尽之哉？然闾阎之幽，郡邑之逺，事出于一时，或有反常殊异者，上之人固无由周知而豫料之。若夫干纪乱常之事，闗于人伦，入于大恶，昭昭于天下耳目者，岂应用事秉笔之人无一人知哉？如温韬发诸帝陵，以窃取宝，王虽妇人走卒，亦或知之。若是者，宜于羣臣计议诏条之前，明举某人某事，决不可赦，豫有以处之，使吾诏条颁布天下，有司奉行之，无有妨碍，不至犯万世之义，失一时之信，则得之矣。
宋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岁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兵兴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
臣按：人君为天之子，奉天之祀，则当体天之心，以惠天之民。天之民不得已而误入于罪，赦之可也。不幸而为人所害焉，为天子者不能恭行天讨，使天之民寃苦莫伸，岂天意所欲哉？盖赦之初设，为眚灾也。后世相承既久，不能复古。然旷荡之恩，如雷▯之施，不时而作，使人莫可测知，可也。宋人为之常制，而有定时，则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独刑法不足以致人惧，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仁宗嘉祐中，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数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减快一时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类此者，以故违制书坐之。”御史吕诲亦以为言，乃下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外眡公言，内缘私忿，诋欺瞹昧，茍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刑罚，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讯之。”
臣按：无事而赦，固非国家美事；有事而赦，而又不能守，使失信于人，尤非国家善治也。盖国宝于民，民宝于信。上之出令，一有不信于民，异时再有所言，则民不信之矣。是以善为治者，必不轻于出令。命既出矣，而必守之以信。非但欲其令之必行，盖欲其事之可继也。
元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哑而饮恨。
臣按：赦宥出于上，识治体者犹以为非。元人信胡僧之言，每作佛事，辄纵罪囚，以希福报。恩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人不感帝之恩，而感乎僧。是以每遇将作佛事之先，有罪在系者，辄赂僧以求免。遂使凶顽席僧势以稔恶，善良抱寃屈而莫诉。异端所为，无足责也。中国之治，乌可尤而效之哉！
以上慎眚灾之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刑宪
明复讐之义
周礼》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谓相与为仇讐】而谐【谐犹调也】和之。凡过【谓无本意也】而杀伤人者，以民成【平也】之鸟兽，亦如之。凡和难，父之讐辟诸海外，兄弟之讐辟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之讐不同国，君之讐眡父，师长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从父兄弟，弗辟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凡杀人有反杀者，使邦国交讐之。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讐，讐之则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
郑▯曰：「一说，以乡里之民共和解之。」
吴澂曰：「为亲复讐者，人之私情；蔽囚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无公法，则已；如有公法，则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唯欲斯民之和恊也。如其不从教，则
译胡寅说：罪人不可不诛杀，赦令不可不遵守，这两者该如何处理？必须在赦令颁布之前，衡量情理与法度，审查罪行的轻重，加以区别对待，使得预先获得赦免的人没有不可诛杀的罪行，受到刑罚的人没有不可宽恕的理由，这样就能一举两得。臣按：事情的变化多种多样，变故不一，人的所作所为和所犯之罪，赦令条文所列举的，怎么能一一全部涵盖呢？然而民间的幽隐之处，郡县的遥远之地，事情发生在瞬间，或许有反常奇异的情况，上面的人固然无法周全地知晓并预先料到。至于那些违背纲纪、扰乱常伦的事情，关乎人伦道德，属于大恶，在天下人耳目昭彰的，难道应用事执笔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吗？比如温韬发掘各位帝王的陵墓，用来窃取宝物，即使是妇女和走卒，也可能知道。像这样的情况，应当在群臣商议诏书条文之前，明确举出某人的某件事，坚决不可赦免，预先有所处置，使得我们的诏书颁布天下，有关部门奉行执行，没有妨碍，不至于触犯万世的道义，失去一时的信用，这样就成功了。
宋朝自祖宗以来，每三年遇到郊祀就大赦，这是常制。世人说三年一次大赦，在古代是没有的。景祐年间，进言的人认为三王每年祭祀圜丘，不曾动辄大赦。自从唐朝兵乱兴起以后，祭天的礼仪不能经常举行，因此有大赦来荡涤混乱的狱案，并且有罪的人被宽恕，未必能改过自新；被害的人被压抑，未必没有怨恨。不能改过自新，将会再次作恶；不能消除怨恨，将会后悔行善。一次大赦使得百姓后悔行善、助长作恶，这是政治教化的大患。希望废除三年一次的大赦，使得良民感怀恩惠，凶恶的人知道禁令。有人说不能完全废除，就请求命令有关部门，在郊祀前三天审理罪人，有过失错误的人引证赦令予以宽免。州县必须等到诏书到达，仿照这样做。
臣按：人君是天之子，奉行天的祭祀，就应当体察天的心意，来恩惠天的百姓。天的百姓不得已而误入罪中，赦免他们是可行的。不幸而被人所害，作为天子不能恭敬地执行天的讨伐，使得天的百姓冤苦无法伸张，这难道是天的意愿吗？大概赦令最初设立，是为了应对过失灾祸。后世相承已久，不能恢复古制。然而宽宏的恩德，如同雷霆的施予，不定时而发作，使人无法测知，是可以的。宋朝人把它定为常制，而有固定的时间，那么人们就可以揣摩等待那个时期。不仅刑法不足以使人畏惧，而且赦令也不足以使人感激。
仁宗嘉祐年间，学士张方平说：“内外官员大多揭发他人积年的罪状，多次查究他人赦令前的事情，以及奏劾事情，就请求不依赦令宽免，发泄一时的小忿，失去天下的大信。从今以后有这类情况的，以故意违抗制书的罪名治罪。”御史吕诲也为此进言，于是下诏说：“近来内外大多上奏章揭发他人的过失，外表看是公言，内里是私忿，诋毁欺骗，苟且陷害善良。又赦令是用来与天下人重新开始，而有关部门大多查究赦令前的事情，这大概不符合慎重命令、重视刑罚，使人焕然一新改过自新的本意。从今以后有上奏章告发他人罪行以及谈论赦令前事情的，要审讯他们。”
臣按：没有事情而大赦，固然不是国家的美事；有事而大赦，又不能遵守，使得失信于人，尤其不是国家良好的治理。大概国家的宝在于民，民的宝在于信。上面发出的命令，一旦对民不守信，以后再说，民就不相信了。所以善于治理的人，一定不轻易发出命令。命令既然发出了，就一定用信来遵守。不仅想要命令必定执行，而且想要事情可以延续。
元朝西僧每年做佛事，有时肆意纵放囚犯，来施展他们的奸邪，使得善良的人哑口无言而饮恨。
臣按：赦宥出自上面，懂得治体的人尚且认为不对。元朝人相信胡僧的话，每次做佛事，就纵放罪囚，来希求福报。恩德不出自上面，而出自下面。人不感激皇帝的恩德，而感激僧人。所以每次遇到将要做法事之前，有罪在押的人，就贿赂僧人以求免罪。于是使得凶恶顽固的人凭借僧人的势力来酿成罪恶，善良的人抱着冤屈而无处申诉。异端所为，不值得责备。中国的治理，怎么能效法它呢！
以上关于慎重对待过失灾祸的大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九
钦定四库全书
《大学衍义补》卷一百十
明 丘濬 撰
治国平天下之要
慎重刑宪
阐明复仇的道义
《周礼》调人掌管调解万民的仇难【指互相结仇】并调和【调和如同调解】和解他们。凡是过失【指没有本意】而杀伤人的，用民众来平定它，鸟兽也是这样。凡是调和仇难，父亲的仇人放逐到海外，兄弟的仇人放逐到千里之外，堂兄弟的仇人不同国，君主的仇人视同父亲，师长的仇人视同兄弟，主友的仇人视同堂兄弟，不避开的就给他符节并逮捕他。凡是杀人有反杀的，让邦国互相仇视。凡是杀人而合乎道义的，不同国，命令不要复仇，复仇的就处死。凡是有争斗发怒的，调解他们，不能调解的，就记录下来，先动手的诛杀他。
郑玄说：“一说，用乡里的民众共同和解他们。”
吴澂说：“为亲人复仇，是人的私情；拘禁囚犯处以刑罚，是君主的公法。如果天下没有公法，那就算了；如果有公法，那么私情就不可行了。司徒掌管教化，用六德的和谐来教化民众，又用六行的和睦来教化他们，只希望这些民众和谐。如果他们不听从教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