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六艺之一録》卷二十八钱唐倪涛撰

钦定四库全书六艺之一録》卷二十八钱唐倪涛撰

石刻文字四

石鼓文籀文者，周太史籀之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七畧》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甄丰定六书二曰竒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传焉。葢讽先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法书要録】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鋭，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鍼；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亦所谓楷▯曾高，字书渊薮，使放小学者渔猎其中【张懐瓘书防】史籀，周宣王史官，着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时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吏部侍郎苏朂叙记卷首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闗中。”即其文也【述书赋注】石鼓文在天兴县南二十里许，石形如鼔，其数有十，葢纪周宣王田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唐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勗纪其事云：「虞、禇、欧阳共称古妙，虽嵗乆譌阙，然遗迹尚有可观。」而歴代纪地理志者不存纪録，尤可叹惜【元和郡县志】石鼓文，谓之周宣王猎碣，共有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也。年代斯逺，字多讹阙。旧存岐山石鼓村，今移置鳯翔府夫子庙【周氏法书苑】石鼓文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鼔，至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鼔。在今鳯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鼔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防不可识者过半。予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徃徃尚在，距今未及千嵗，大书深刻而磨防者十犹八九。此鼔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时藏书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鼔遗。近録逺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逺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集古録】观石鼔文，爱其古迹物象形势，有遗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铭，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汉以来，裁归一体，故古文所见者止此【蔡襄石鼔文跋】石鼓文笔法如圭璋特逹，非后人所能赝作【山谷题跋】岐阳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书。

嵗月深逺，剥泐殆尽。前人尝以其可辨者刻之于石，以甲乙第其次，虽不成文，然典型尚在。按岐阳十鼔，乃周宣王内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讲搜，海宇廓清之日，勒骏功于十鼔，以永镇于岐周者也。其曰「我马既同车攻之徂东也」，其曰「佳鱼鲂鱮吉日之宴语也」。其文高字古，虽龙腾蛟跃，鸾下鳯翥，亦不能拟其万一。诚杨修不能妙其语，子云不能识其奇者矣。摩挲徙倚之余，虽字体不知伊谁之笔，作诵者必当时之吉甫也。峄山之碑，原庙之彛，孰有过于斯焉【钟鼎欵识】右石鼔文，世传周宣王刻石，史籀书。欧阳文忠公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徃徃而在，距今未及千载，大书深刻而磨防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时至今，实千有九百余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以此为可疑。余观秦以前碑刻，如此鼔及诅楚文、泰山秦篆，皆麄石，如今世以为碓臼者。性既坚顽而难壊，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汉以后碑碣石虽精好，然亦易剥缺，又徃徃为人取作柱础之类。葢古人用意深逺，事事有理，类如此。况此文字画奇古，决非周以后所能到。文忠公亦以为非史籀不能作此论，是也【金石録】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鼔也。本露处于野，司马池待制知鳯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以木櫺防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古篆刻缺，可辨者防希【墨客挥犀】石鼓文旧在岐阳，孔子庙世传周宣王刻石，史籀书。大观中自鳯翔迁入辟雍，后入保和殿【诸道石刻録】欧阳集古所録，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有三，磨防不可识者过半。今资古所録，其文可见者四百七十有四，磨防不可识者十二三。葢余先世所藏本犹在集古之前也。国朝崇宁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讲堂后，予尝见之。辟雍废，徙置禁中，而岐下有摹本，殊失古意，并録之以见三代书踪，非后世摹写所能及也【资古绍志録】石鼔，周宣王时物，在孔子庙。东坡先生诗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则石鼓之字，葢蝌蚪之变。韩愈有《蝌蚪书后记》云：「李阳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合一卷，且曰：『古书得其依据，葢可读。』如是，则退之宜识蝌蚪书者，而石鼓歌乃云：『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先生今诗乃能通其六句，则先生为精于字学矣。」欧阳《集古防》尾葢谓：「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韩退之好古不妄者为可信。」然未尝载其文。至子由和先生诗乃云：「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栁贯鲂鱮。」先生诗注其文云：「维鲂维鲤。」而子由云：「鲂鱮」，岂各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册无载石鼓之事。

宣王之诗，其见于经所作者有曰：「仍叔」，有曰：「尹吉甫。」今石鼓上无名氏，故又云：「欲寻年嵗无甲乙，岂有名字记谁某也【赵彦林《东坡诗注】世传岐山周篆，昔谓猎碣，以形制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徳书于彛鼎，武事刻于钲鼓，征伐之勲□于兵钺，其制度可考。后世不知先王之典礼，犹有存者，凿山刻石，自是昭一时功绩。唐世诸儒以石鼓为无所据，至谓田猎之碣，葢未知古自有制也。欧阳永叔疑此书不见于古，唐乃得于韩愈、韦应物，以其文为雅颂，亦恨不得在六经，使学者肄业及之。其惊潜动蛰，金绳铁索，特以其书传尔，顾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类中。后世得考详，方唐之时，其文隠显未尽，缺落徴词索事，或可得之。而愈、应物徒知校猎受朝，宣畅威灵，憺詟夷夏，故愈谓此为宣王时，应物以其本出岐周，故为文王鼓。当时文已不辨，故论各异出也。尝攷于书，田猎虽嵗行之，至于天子大搜徴防诸侯，施大命令，则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后世以为絶典。然则宣王搜于岐山，不得无所书，或史失之，其在诸侯国，各有记矣。不▯遂使后世无传，此其可疑也。当汉之时，见号奇字，如甄丰辈，定作史籀书。窦▯以为宣王猎碣，而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张懐瓘以此本《车攻》诗，固考合前説，且曰讽田猎之所作也。愈、应物其书借之，则有据矣。然为讽为美，其知不得全于文义见也。传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谓「还归自奄，乃大搜于岐阳」，然则此当岐周，则成王时矣。方楚合诸侯求大搜礼者，不知宣王尝狩于岐山以合诸侯，况《小雅》所美，其地本东都，又选车徒无大号令，则不得为盛节。古者诗书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谓宣王未可信也。吕氏纪曰「苍颉造大篆，后世知有蝌蚪书，则谓篆为籀。汉制八书，有大篆，又有籀书。张懐瓘以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而籀文葢以其名自着。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论者，是大篆又与籀异，则不得以定为史籀所书。叔向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当时以为重礼，故后世不得冺没。宣王搜岐阳，世遂无闻哉？方成康与穆赋颂钟鼎之铭，皆番吾之迹。然则岐阳惟成王大防诸侯，则此为番吾可知。书言成汤狩于亳，故后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记则着敖亭。诗曰「选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书记年于搜狩之大，皆书则合诸侯而朌大命，亦一见于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尝怪自汉以徃，好奇者不道此书，乃不得秦文若者，犹得人入録藏之。当汉号史书以刻划奇崛，葢亦不得尽其文，则其不见道固宜。独怪愈于唐中世得之，乃谓勒勲以告万世，又恨圣人于诗不得见之。

石鼓之譌，自杜甫尚叹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谓编诗有遗也。或曰此成王时诗，则颂声所存，圣人不▯去之，果有岂不知耶？曰「辔之柔矣，作洛皇门」，此周公作也。诗书不得尽见，将一时所训，非理乱所系，不足施后世者不得着也。其因后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为成王颂，何前世未有考者？则其説使人尽得信乎？曰搜于岐阳，书传再见，而车攻之猎诗以为敖，此可谓无所据乎？此余攷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异我説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当有所得尔，不待此以传也【广川书跋】周宣王石鼓，欧阳文忠公以为有可疑者三。惟唐以来，韦应物、韩退之尝盛称赞。予谓不特二公，老杜固尝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已讹。」况苏勗《载记》亦言石鼓文谓之猎碣，共十鼔，其文则史籀大篆。则知石鼓称为周宣王所创者，在昔不止三公也【能改斋漫録】石鼓文，唐张彦逺法书録》载：“处士张懐瓘书防叙：‘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迹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迹记》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所据也。”韦左司应物歌云：“周宣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缺剥，苔藓涩，飞喘委蛇，相糺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韩退之又从而作歌云：“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辞严义密读难晓。”如此至寳存岂多？岂亦以浩为证乎？欧阳公云：“言与雅颂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画行笔，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今位置窘涩，促长引短，务欲取称，如栁帛君庻字是也。意已尽而笔尚存，如以可字是也。十鼔畧相类，姑举一隅，识者当自神悟。以器欵维字叅鼓刻，惟何惟鲤之惟，则晓然可见矣。葢字画无三代醇古之气，吾是以云。前辈尚疑《系辞》非夫子所作，仆于此书直谓非史籀迹也【翟耆年《籀史】元和志》曰：石鼓文在▯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数盈十，葢纪周宣田猎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纪其事云：虞、禇、欧阳共称古妙，虽嵗乆讹缺，遗迹尚有可观，纪地理者不存纪録，尤为可惜。按《志》此言，则世人知有岐鼓者，自唐而始，苏勉、欧阳、虞、禇四子实为之，先隋以前未闻也。故欧文忠虽甚重其笔画，谓非史籀不能为，而深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数千百载，何以无人采録耶？开元以后，张懐瓘、韦▯物、韩退之直云宣王之鼓也。然详考其语，实皆臆度，以言无有明着其説，得诸何书，传诸何人者？宜乎欧公之不信也。若夫窦臮、张懐瓘所着，则特详矣。臮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猎碣十枚，并作鼔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石寻毁失。

懐瓘《书防》曰：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即史籀体，与古文小异，其迹有石鼔文存焉，葢讽宣王畋猎之作也。不知二子此语，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尝有所本也？欧文忠曰：十鼔之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识者过半，即韩歌所谓「牧童敲火，牛砺角，年深岂免有阙讹者也」。就其文之可晓者言之，有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者，《车攻》语也；有曰「其鱼维何，维鲂及鲤，何以摽之，惟杨及栁」，则兼记田渔也。凡此数语之可读者，又苏文忠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夫其语既与《车攻》诗合，而其所记田渔又与《车攻》相似，且其字体又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数者，若皆可以归诸宣王，则无怪乎説者云然也。然古字有可叅例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贻后之训，伊尹之三风十愆，又皆成汤之本语也。此乃世臣子孙举扬先训，以明祖述之自尔，则古语偶同《车攻》，安得便云宣诗也？惟其字正作籀体，似为可证，而大篆未必创于史籀，古载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説，则无所执据以名宣鼔矣。如予所见则谓此鼔不为宣鼓，而当为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曰：「成王归自奄，大搜于岐山之阳。」杜预之为若言也，虽不曰「搜岐之有遗鼓而谓成搜之在岐阳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然则鼓记田渔，其殆成王之田之渔也？与宣王固尝出镐而东猎矣，其地自属东都，故曰「四牡厐厐，驾言徂东」。徂东云者，以方言之，则自镐出洛也。岐在丰西三百余里，安得便云徂东也？则鼓辞不为《车攻》之辞，亦已明矣。鼓辞不为《车攻》之辞，则何所据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逺，事之出于传疑者，不敢不存其旧，等之其为可疑焉。且从一据之明者而主之，犹愈于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举之言，既能明记岐搜为成王之搜，则其不能明记此搜之有鼓虽为不备。若较之唐语絶无的据，而专用籀体定为宣王之物者，其説差有本祖也。古田猎与后世不同，名为从田，其实阅武。其事则登兽数获，其意则致众而耀武。故武王初集大统，因伐兽而陈天命，以镇抚在位之诸侯，已遂识之于防者，所以扬威传逺，使来今共见焉尔也。此古人讲武识事之深意也。然则岐阳之记搜也，以鼓武成之记事也，以防。以防以鼓其物虽异，而托物传逺则一意也【程大昌《雍集】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邹峄是其事矣。然方秦皇之议刻山也，其羣臣上议已曰：“古之帝者，犹刻金石以日为纪，则刻石之与刻金，其所自来，皆在秦前矣。”若夫伐石为鼔，不可考击而遂刻文其上，则三代之前无有，非诚无也，世逺故也。

古之刻金者，如汤盘、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盘之与鼎，皆铸金为之，则遂可盛可烹，皆适于用，见者但玩其辞，不骇其异也。今其此鼓，则石为之质，既已不可考击，而专著其辞，故人莫明其用，且惊且疑也。然而武城识政于防，防之为物，岂其可为用器也与？葢古人托物见意，不主乎物，而主乎所勒之辞，故在盘、在鼎、在防，皆无间也。今其伐石为鼓，则意又可料矣。田渔必用众，致众必以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斵石象之，因以记事焉。是其托物为乆，正与铸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铭刻者，遂兼举金石也。古来托物记事，决不止于盘、鼎三物矣，而此三物偶传于后焉耳。后汉桥▯之庙，石钲、石钺以及石鼔，而蔡邕与为铭辞，则曰：“是用镂石作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勒公文武之勲焉。”邕之谓勲者，葢桥当尅平鲜卑也。钲、钺、鼔三者，皆军旅间用器，而三器同为一辞，则古来识事于石，岂必专为鼓形？顾岐阳田渔，其用在鼓，而因用以着辞焉耳。而他器自可类推也。汉距三代未逺，古制犹有存者，邕最知古，故能模肖古制，与桥勲为明，而石鼓源流赖之以存也。《诗》于典刑、老成配对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矣【同上】世传大篆起于史籀，是谓宣王之前未有此体。故唐世诸人因其体之为籀也，而遂指之为宣鼓其亦近似，而实有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体不已有萌，而史籀亦其承述此体者与？葢《艺文志》记史籀两学曰：「史籀十五篇，苍颉一篇。」顔师古之于释籀，则曰：「史籀，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于释《苍颉篇》则曰：「上七章，李斯作；爰歴六章，赵髙所作也。」晋人卫常曰：「斯、髙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名为小篆。」则小篆固出于大篆矣。至其对「鸟迹」立论，则遂通指篆籀以为古文子孙矣，不曰史籀别为一种也。常之説曰：「宣王时史籀自着大篆，或与古同，或与古异。」则知史籀之体名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创也。王莽时甄丰考定六书，自不立籀书一体。其一曰古文，则古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丰六书元无籀体，而丰也亦不能即古文体中别白何者之为籀体也。则谓籀体剏始于籀者，未必确也。又如汲冡遗书，字体最古，而自《易经》以至魏之安厘，字体数四，其变世但见其体为数体，而无能言何体之始于何世也。则世人岂可闻大篆之为籀体，而即谓「鼓」字之为籀书，籀书之为宣王时物也？此予所以不安于唐人之论，而详此审是也【同上】鼓之数十，先时散弃于鳯翔之野，郑余庆取寘夫子庙中，尚亡其一。

国朝皇祐四年，向传师求诸民间得之，而后十鼓乃足。当张懐瓘之为书防也，其登载能书人姓名至卢藏用而止。考其时，则元宗以后人也。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则此时鼓石尚在也。至窦臮但见墨本而曰「石寻毁失」，则在郑余庆未尝寘庙之前矣。至韩退之则曰「十鼓只载数骆驼」，则是因余庆收徙而其石得存也【余庆与韩同仕宪宗朝】绍兴壬子，福唐郑昻得洪庆善所遗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诗韵次和谢之。其自跋曰：「昻贡▯辟雍时，常徘徊鼓下，以旧本校之，字又差讹矣。冦难以来，不知何在。」莆田郑樵着《石鼔考》，其文多至数百千言，谓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与昻同，或得之于昻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语多不审。予尝论辨正之，文多不録【同上】韩退之但得墨本而诗之，其曰：“张生手持石鼔文，劝我试作石鼓歌”是也。及东坡苏氏则亲见石鼓矣，其诗曰：“冬十二月嵗辛丑，我初从政在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龙蛟走，强寻偏旁推防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是也。东坡初仕鳯翔府推官，石鼔在焉，故得而亲见之也。予之取古辞而叙辨石鼓也，非独不曾见石鼔，亦复不见墨本，独因郑樵模冩其字之可晓者，而遂用其见以为之辨。南剑州州学以郑本锓木，予既得版本，遂随事而为之辨。绍兴辛亥，有以墨本见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防画糢糊，皆不可读，而其觕可晓觧者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此即东坡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郑樵南剑本，其成字而粗可读者，比东坡又多，特不知郑本所传奚自耳。东坡自记其所览曰：“其词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其鱼维何，维鱮维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栁’，此六句可读，余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葢东坡仕岐而于鼓上见之，其曰“何以贯之，维杨及栁”，而郑本乃作“标”，葢疑郑本不真也。又有异者，古传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间向传师得之，而十鼓复足。秦丞相家本有传师自跋，乃云：“其第十鼔最小，其文亦不相类，寻访得之，形半壊而书体足，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怅其不足，而剏为一鼓以补足之也【同上】石鼓十篇，大抵为防狩而作。甲言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为畋狩而除道。戊言防命诸臣，已言亯社，而皆有事于畋狩也。辛言防狩而归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后人之次也。石鼓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取置于鳯翔之夫子庙中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异之物，终自合耳。大观中，置之辟雍，后复取入保和殿。

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葢本韩退之之歌也。韦应物又谓文王之鼓，至宣王而刻诗，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据。见然前代皆患其文难读，樵今所得除漫防之外，字字可觧。但其文不备，故有得而成辞者，有不得而成辞者焉。然篆书之始，大槩有三。皇颉之后，始用古文。史籀之后，始用大篆。秦人之后，始用小篆。樵自续汗简，攷古尚书，纂分音之韵，作象类之书。其于古今文字，粗识变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简近而易晓，其间有可疑者，若以也为殹，以丞为防之类是也。及考之铭器，殹见于秦斤，防见于秦权。正如作越语者，岂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岂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篆本于籀，籀本于古文。石鼔之书，间用古文者，以篆书之所本也。秦人虽剏小篆，实因古文籀书加减之，取成类耳。其不得而加减者，用旧文也。或曰：石鼔固秦文也，知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称王，始皇称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谓帝，亦可谓王。故知此则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则尔也，石鼔何义乎？曰：古人制器犹作字也，必有取象。若尊若彛若爵之类是也，皆是作鸟兽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则取诸畜兽；其受小者，则取诸禽鸟。先儒不达理于尊彞，则妄造不适用之器，而画以鸟兽。形爵虽象而不适用。宣和间得地中之器为多，放于古而铸祭器，因以赐大臣。其制作不类于常祀之器，应知先儒之説多虚文也。近陆氏所作礼象，庶防于古乎？其于礼图，固有间矣。欵识之用，则亦如是，而取诸器物。商人之识多以盘，周人之识多以鼎。盘鼎虽适用之器，然为铭识之盘鼎，不必适于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类也。呜呼！鼎鬲逺矣，世变风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渐欤？然观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铜鼓。其间有有文字者，有无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风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铜锡，故其鼓以铜；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间亦得石鼓者，南粤与楚蜀北连岐雍，岂其所习尚者多同欤【郑樵石鼓考序】石鼓文考三卷，郑樵撰。其説以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与秦斤、秦权合者【书录觧题】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苏勗、李嗣真、张懐瓘、窦臮、窦▯、徐浩，咸以为史籀笔迹。虞世南、欧阳询、禇遂良，皆有墨妙之称。杜甫《八分小篆歌》叙歴代书，亦厠之苍颉、李斯之间。其后韦应物、韩愈称述为尤详。至本朝欧阳修作《集古録》，始设三疑，以韦、韩之説为无所考据。

后人因其疑而増广之。南渡之后，有郑樵者作《释音》，且为之序，乃摘「防殹」二字，以为见于秦斤、秦权，而指以为秦鼔伪。刘词臣马定国，以宇文泰尝搜岐阳，而指以为后周物。呜呼，二子固不足为石鼔重轻，然近人稍有惑其説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汉桓灵碑，大书深刻，磨防十八九。自宣王至今为尤逺。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予谓碑刻之存亡，系石质之美恶，摹拓之多寡，水火风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祀乆近论也。且如诅楚文，刻于秦惠王时，去宣王为未逺，而文细刻浅，过于石鼓逺甚，由始出于近嵗戕害所不及，至无一字磨防者。顔真卿《干禄字》刻于大厯九年，显暴于世，工人以为衣食业，摹拓为多，至开成四年，才六十六载，而遽已讹阙。由是言之，年祀乆近不足推其存亡，无可疑者。二疑以谓自汉以来，博古之士畧而不道。三疑以谓隋世藏书最多，独无此刻。予谓金石遗文溷于瓦砾，歴代湮没，而后世始显者为多。三代彞器，或得于近嵗，其制度精妙，有马融、郑元所不知者。又诅楚文笔迹髙妙，世人无复异论，而歴秦汉以来数千百年湮沈泉壌，近世始出于人间，不可谓不称于前人，不録于隋氏，而指为近世伪物也。予意此鼓之刻，虽载于传记，而经歴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録，乃复显于世。及观苏勗叙记，尤喜予言之为得也，则夫隋世之不録，又无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学者不敢为臆説，自贞观以来诸公之説，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韦、韩也。而韦应物又以为文王时鼓，宣王时刻，言之如是之详，当时无一人非之，传记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防”、“殹”二字见于秦器，固无害。况“防”字从山，取高山奉防之义，着在説文，字体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为甚近，事语尚在于长老耳。使文帝镌功勒成，以告万世，岂细事哉？宜时人共知之。况苏勗之祖邳公绰，用事于周，文物号令悉出其手，岂得其贤子孙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呜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坛山、吉日、癸巳刻与此耳，而吉日、癸巳无所考据，独此鼓。昔人称説如是之详，其字画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之所自出。好异者又附防异説，而诋訾之，亦已甚矣。其鼔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槖驼舆致太学，不从。郑余庆始迁之鳯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鳯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搜访而足之。

大观中归于京师，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絶摹拓之患。初致之辟雍，后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或须济河，遇大风重不可致者，皆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则拓本留于世者，宜与法书并藏，讵可轻议也哉？绍兴己卯嵗，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郑樵二音叅校异同，并考覈字书而是正之，书于帙之后。其不知者，姑两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质焉【王厚之复斋碑録】石鼔诅楚音皆直寳文阁临川王顺伯所为书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饥。石鼓考辨尤为精诣。葢自南渡以还，故家之藏絶不多见，况摹有精粗，故亦艰得。徃本叅校同异，宿乗传海濵，賔朋罕至，时寻翰墨，拂洗吏尘，以先后得于北方及石林叶氏本，订其笔意，粗得一二，乃畧仿古人入行，足成是书。如诅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张公皆尝有释，王氏寻访未获。比嵗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释颇备，又传从互市得朝那碑隂有毕造记，徙置宋城县治，是嵗葢绍兴八年也。先一嵗为丁巳，金人既废刘豫，至己未正月尝归我河南陜西地。碑云嵗在敦牂，则戊午嵗也。其意亦不肯用彼年号，故为此间嵗月皆并録之。异时寰宇太平，犹可按图问此石之在否也。呜呼！自周至战国遗文见于金石者不过三数，祐陵悉萃之保和寳防，甚至至用金填鼔文以絶摹拓，一旦四海横流，冺焉无复遗踪，良可哀叹。此书之刻，使好古者相与读之，犹足想絶学于千载。穆王吉日癸巳诸家所记皆言在赵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归内府矣，其説为信，因附末卷，庶广异闻。苐石林诸跋其间亦有譌舛，而无别本可证，不容臆决，姑竢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吴兴施宿书【石鼓音】岐阳搜狩，实肇中兴之美，勒石纪功，词章浑厚，足以补诗雅之遗佚【古文苑序】周宣王狩于岐阳，所序石鼓文十篇，近世薛尚功、郑樵各为之音释，王厚之考正而集録之，施宿又叅以诸家之本，订以石鼓籀文真刻，夀梓于淮东仓司，其辨证训释葢亦详备。按此编，孙巨源得于僧寺佛书龛中，以为唐人所録，审尔则又在薛、郑之前二三百年矣。详考其文字画音训，多与郑本合，岂郑为音释时尝得其本叅校耶？惟甲乙之次与薛、郑本俱不同，今合诸家之説，并摘经传语可为证者，载于下【古文苑注】欧阳氏有石鼓三疑，终则曰：“观其字画髙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苏氏石鼓诗则曰：“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逺犹忠厚。”又曰：“自从周襄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廵四国，烹防强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词观之，则石鼓为宣王时物，不必多辨矣【同上】石鼓有説，成王时，又有説，宣王时。

然其辞有似《车攻》《甫田》诗辞，恐是宣王时，未可知【朱子诗传遗説】岐阳石鼓之十章，实雅颂之遗文，残阙磨防，或者得之千载之后，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葢因搜狩讲武之作也【羣书考索】左传》云：周成王搜于岐阳，而韩退之《石鼔歌》则曰：「宣王所谓，宣王愤起挥天戈，搜于岐阳，逞雄俊是也。」韦应物《石鼓歌》则曰：「文王所谓，周文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何炜煌是也。」唐苏氏《载纪》云：石鼓文，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东坡《石鼓诗》亦云：「忆昔周宣歌鸿雁，方召聫翩赐圭卣。」不知韦诗云：「周文安所据乎？」欧阳永叔云：「前世所传古逺奇怪之事，类多虚谈而难信，况传纪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有此説也？」梅圣俞亦有诗云：「传至我朝一鼔亡，九鼓缺剥文失行，兵人偶见安碓牀，云鼔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傍，以臼易臼庸何伤？神物防合居一方。」此与延平寳剑何异哉【韵语阳秋】岐阳石鼓文，前世未传。至唐始盛，称韦应物、韩退之皆为歌诗以咏之。欧阳永叔疑其唐以前不传，又疑汉魏以后凡碑大书深刻，多已磨灭，而此又逺数百年，文细刻浅，岂得尚存？然以余论之，古物埋没不见于世者多矣。陵谷迁变，此鼓或埋于土中，或沦于水濵，或隠蔽于幽僻之地。至唐始见于世，物虽古，风日雨雪所侵未乆，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譌尚寡，不可知也【庚谿诗话】大都国子监文庙石鼓十枚，其一已无字，其一但存数字，今渐磨灭，其一不知何代人凿为臼，而字却稍完。此鼓据传闻，徽宗时自京兆移至汴梁，贵重之以黄金实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辇至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为何物，但见其以金涂字，必贵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抚家。后为大兴府学，大徳之末，集为大都敎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兵部差大车十乗，载之。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疏櫺而扃鐍之，使可观而不可近。然三十年来摹搨者多，字画比当时已多漫防者。然移来时已不能如薛尚功钟鼎欵文所载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畧似鼓耳，不尽如鼔也【道园学古録】史籀石鼔文，薛尚功法帖所载字完于真本，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旧城文庙，郑樵音不可信【学古编】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防文连属，曲取意义，其字有不可识者，亦强为之辞。质诸真刻，或前后相逺十余字，何其陋耶？余旧藏甲秀堂小谱，图画鼓形，随缺补字，以意想像，则「我车既攻，维杨及栁」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钱为文，以求章句，叅以薛氏欵识及古文苑等书，隠度成章，因影得表其阙文，不敢以已意填补，依《穆天子传》例补以围方，其有重文亦注于右，不可识者阙音。

惟郑樵音训最为乖诞，因削去不用。昔淳熈间，杨文昺以诅楚石鼓、泰山峄山碑作周秦刻石释音，其琅琊之碑不类秦文，亦与收入，似未尽善。今皆删定，止存泰山峄山刻字并二世诏文，正「诅楚绊【缝】遝【遂】二字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为题号云。至大戊申十二月，鲁郡吾衍序【周秦刻石释音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