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六艺之一録》卷二十九钱唐倪涛撰

钦定四库全书六艺之一録》卷二十九钱唐倪涛撰

石刻文字五

石鼓文温彦威使三京，得伪刘词臣马定国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时事，乃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也。」史大统十一年猎于白水，遂西狩岐阳【姚氏残语】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茌平马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字，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余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马氏，名定国，茌平人【中州集】石鼓自韦、韩过于称许，适滋羣疑。翟氏评《周官》遗迹，亟称《吉日》碑，而疑鼓刻于“维”字，疑其不类古欵，于以可疑，其意不逮笔于栁、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长引短以取称。夹漈疑秦篆，茌平马氏疑宇文周所为【弇州山人稿】石鼓文始不见称于前代，自唐韦应物、韩昌黎以为周宣王时史籀作，后人因之，遂纷然附防，以资博古，殊无证据。余谓宣王中兴，田狩选徒，备见于《车攻》、《吉日》之诗，当时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岂《吉日》、《车攻》乃星宿而石鼔文反比羲娥乎？况书取《秦誓》、《诗録》、驷铁、车邻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删去而遗之乎？设若诚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余年，秦汉碑碣徃徃磨防殆尽，岂石鼓露立野处，肤刻细文而独不尽冺乎？欧阳文忠公固疑其非宣王时事，而郑夹漈博考字学，以为先秦之书。温彦威使三京，又知其为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所作，则非史籀书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蹈袭雅诗，模仿籀文以欺后世，如张霸伪古文书，张天觉作《三坟》，皆此类也。天台熊仁本识【石鼓论】岐阳石鼓，唐韦应物、韩退之谓为宣王之鼓，宋程泰之以为成王鼓，赵明诚谓决非周以后人所能及，独欧阳永叔以为可疑。其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徃徃尚在，距今未千嵗，大书深刻而磨防者十犹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余年，鼓文细而刻浅，理难独存。赵明诚谓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诅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性坚顽难壊，殊未然也。至金人马子卿以字画考之，谓是宇文周所作，作辨万余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见。据《北史·苏绰传》云：“周文帝为相，欲革文章浮华之▯，因魏帝祭庙，羣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是后文章皆依其体。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尝西狩岐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阳，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则石鼓文为宇文周所造无疑。文既仿书，则诗体仿诗亦无疑。观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寝，命羣臣赋古诗，亦其一证也。况考古、博古二图集。古金石二録，凡篆文出三代者，皆钟鼎器物欵识，无刻石者。惟赞皇山吉日癸巳四字，以为周穆王时书；诅楚文，以为春秋时书。

世传比干、吴季子墓碑，虽皆刻石，前哲已辨其伪。汉书郊祀志，起少昊、颛顼，歴三代，直至秦始皇，始有立石颂徳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未闻。则石刻当断自始皇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传国玺有以先之耳。韩、韦臆度之语，要不足据【焦竑笔乘】金人马定国尝考石鼓字画，以为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余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矢，射逺及一百五十歩，羣臣勒铭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纪》所载，今世尚有碑刻，其词有云：「慨岐阳之未训」，又有「彼岐阳」，由此观之，石决非宇文周之物也【陆友仁《砚北杂志】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为宇文周时所作者，妄无疑也【金薤琳琅】郑渔仲谓石鼔有秦权文，亦周时先有此文，而秦权用之耳。金马子卿谓是宇文时造。焦弱侯以苏绰传，魏文十一年狩岐阳，考武保定元年，又狩岐阳，命绰仿大诰，则诗体仿诗可知。然当时何以不刻年月？岂故为此迋后世耶【通雅】草本隶，隶本篆，篆出于籀，石鼓旧画，蔚有奇秀，学者不可不厌观焉。或问石鼔显于李唐，韩退之、韦应物以为周文王、宣王时，欧阳永叔、苏子瞻谓非史籀不能作，而夹漈以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衍极】右石鼓文十，其辞类风雅，然多磨灭不可辨。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唐郑余庆始迁之▯翔，宋大观中徙开封至圣文宣王庙门之左右。岂物之显晦自有时耶？鼔之所自，先儒辨证已详，固不敢妄议。然其文曰「天子永宁」，则为臣下所祝之辞无疑；又曰「公谓天子」，则似是畿内诸侯从王于狩，臣述其君语天子之言。吁！鼓之时世虽不可必，但其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知也。迪自为诸生，徃来鼔傍，毎抚玩弗忍去，距今三十余年。昔之所存者，今又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防哉！间取郑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子之説，考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夘五月甲申，奉训大夫国子司业潘迪书【石鼓文音训】乌乎！三代之文字存于今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盘铭、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载皇颉文二十八字间，见商周鼎彞欵识而已。夫苍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数字而已，比干盘铭世复罕用，商周欵识又不多得，法帖所载翻摹失真。然严正婉润，端姿旁逸，铦利钩杀，自然而无涯，生动而神冯，机发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窦臮所谓逺则虹伸结络，迩则琼树离披，防哉言也。

惜其嵗乆剥落，至唐始显，遂至纷纷疑议。欧阳文忠谓其书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实千有九百余年，理岂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莱泥土之中，兀然不动，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质顽性坚，若世为碓硙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郑渔仲谓是秦篆，因其以殹为也，见于秦斤；以防为丞，见于秦权。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为帝，亦可为王。秦自恵文称王，始皇称帝，以为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书》经文无“也”字，则知古转用“殹”“防”字，正当从山取奉防高意。六月《宣王》之诗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猎之诗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诗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温彦威使三京，以为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葢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之语而云也，尤为谬妄。夫自秦、汉、晋、宋、隋、唐以来，茍能书者，如斯氷、瑗、邕诸人，皆名后世，岂后周时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诗词严古，尤非南北朝时所能到者，且苏勗、韦、韩诸公去后周未逺，不应谬称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防然以为宣王田狩之诗而史籀之书也。葢宣王田狩岐阳之时，从臣赞美刻词出于一时，若《车攻》《吉日》，则田猎东都时所作者，其词多与石鼓同，如“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修备之词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趍趍，兽多之词同也。《车攻》曰：“四牡厐厐，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葢即石鼓“▯▯”六马四马其冩之谓也。它如“驾言徂东，驾行言狩”，即我其用道之谓也。“曰之子于苖”，即君子之求之谓也。“曰选徒嚣嚣，徒御不惊”，即徒▯孔庻▯从既▯之谓也。“曰逮旐设旄，悠悠斾旌”，即其斿鼎斿之谓也。“其曰赤芾金舄”，即华勅填填之谓也。“曰防同有绎”，即来乐天子之谓也。“曰决拾既佽，弓矢既调”，即秀弓孔硕肜矢□□之谓也。“曰两骖不倚，不失其驰”，即左骖旛旛，右骖騝騝之谓也。“曰助我举柴”，即我鹿允异之谓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谓大害不余及之谓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乐天子永宁之谓也。“曰吉日维戊，吉日庚午”，即日维丙申之谓也。“曰田车既好”，即田车既安，我车既好之谓也。“曰从其羣丑，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于原，我戎止射，其来大有，其来防防之谓也。“曰儦儦俟俟”，即防田若反之谓也。“曰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即秀弓时射，射之族族之谓也。

“曰漆沮之从”，即于水一方之谓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敺其特之谓也。又况石鼔漫灭者，其文繁而不杀，不若《车攻》二诗严肃简洁，足该十篇之意，故偶见删削也。古诗三千余篇，夫子定为三百十一篇，此类是也。若以不见收録而遂疑之，则《论语》所引“素以为绚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诗也，岂可以是而尽疑《论语》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后相逺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欧阳集古所録，可见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将资古所録，虽后出，可见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资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时搨本，虽不能如集古、资古、吾氏所载，然比今世所有者极为精好，因装潢成轴，毎鼓后以释文补之，其阙文依吾氏潘迪补以围方末书杜。甫以下诸贤诗文，时一观焉，则俨如对古人矣。时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后学赵古则书【铁网▯瑚】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见纪録。自苏勗而下，名公闻人称述者始众。或以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或以为秦人之篆，或比为西魏、后周之制作，评论纷更，莫之适从。虽欧阳文忠公之愽古，犹未免以其文细刻浅，歴年深乆而不漫灭为疑焉。余友赵君防谦独能脱略旧闻，辨正浮议，定为籀文，而不惑其髙见逺识，可谓度越前人什百矣。然前人皆以十鼔为十篇，余则以为一诗而十章，不知防谦以为然否？嗟乎！自周宣王时逮今二千余年，石鼓之显晦，毎有闗于世运之兴衰。今自变故以来，其存殁未可知，而氊包辇运，金填櫺防，固不可复得。乃得吾防谦订正而发挥之，其亦籀文之幸也与？吴但跋【同上】岐阳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为宣王时物，铦利钩杀，为大篆之祖。自后别为十有三源，分▯衍沓，见错出。若李斯、崔骃、蔡邕、李阳冰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于此。昌黎韩公、眉山苏公，咏歌深致重焉。舜江赵先生防谦，得古刻完本，装潢成轴，躬为音注，参考互订，用车攻《吉日》诗比类而同之。至谓《周雅》偶删削，葢昔人所未发之防。所书篆隶浑厚高古，如见史籀于千载之上。观人文以化天下者，舍防谦其谁哉？时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郷贡进士将仕佐郎广信府儒学教授四明郑真识【同上】石鼓凡十，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小篆。嵗乆刻浅，字多不可识，非秦汉以来之人所能为也【格古要论】宣王时石鼔文字形多如小篆，恐当时与古文科斗书兼行【潜溪集】右石鼓文十，元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训，刋附于后。在今北京国子监此刻，郑夹漈定为秦篆，欧阳公集古録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细刻浅，理不▯得存，又疑其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畧而不道。

余谓石鼔文决非秦汉以下之人所能为，谓文细刻浅者，安知当时不深刻歴世乆逺则磨灭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计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识者又三之一，则亦乆逺之騐也。三代钟鼎卣彛之属，前未尝见称于世，而后来田夫牧子徃徃出之荒野埋没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独致疑于石鼓哉【东里集】石鼓文并音训，在今北京国子监先圣庙门内。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鼔之所在。永乐七年来北京，乃见之于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归。后四年扈从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爱惜，乃令工人装潢成巻，并録韦、韩、苏之诗，欧阳公、王顺伯跋尾于后，以藏于家。葢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余年矣，而犹存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于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则其漫灭剥落已十之八九。当欧阳公为集古録时，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后二百二十八年，当元后至元己夘，国子司业潘迪为音训时，所存犹三百三十九字，当时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后有七十有六年，至今永乐十二年甲午，则仅余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七十八字中，昏缺难辨字，或存半体，证以音训而后可识者，又九十八字。葢其嵗月益深，则摹灭益甚，加以摹拓椎击之多，其不能无损缺，亦理势然也。昔王顺伯居宋南渡后，不获见此鼓，而甚贵其文，以为难得。况至于今，又二百余年，其可寳贵当何如也？故并述其年嵗之乆近，其文之多寡，使后乎今者得以此参考【素斋集】右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于余姚儒者赵古则，后归予家。石鼓昔人论之详矣。赵氏防谓温彦威使三秦，以石鼔为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而防其缪妄。予按姚氏残语云：彦威使三秦，此得之伪刘词臣马定国，然亦非也。金元好问编《中州诗》定国小传云：仕金翰林学士，考石鼓字画，定为宇文周时所造，作文辨之万有余言。元天台刘仁本为石鼓论本之定国，而防其非史籀之书。二子缪妄，固不俟言。跋复谓苏勗、韦、韩诸公去后周未逺，不应缪称如是，而以其言为可信。予观应物、退之其去后周似为辽濶。勗贞观时仕吏部侍郎，视后周则诚未逺。又按李嗣真《书后品》、张懐瓘《书防》，亦皆以石鼓为史籀书。嗣真髙宗时人，而懐瓘老于开元，则称石鼔为籀书者，始于苏氏，继于李、张，而退之直据之耳。古则字防谦，宋宗室之后，读书慱古，尤精字学，所着有《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二书，尝仕广东璚山教谕，卒于官【金薤琳琅】郑夹漈谓石鼓至唐始出于岐阳，郑余庆取置鳯翔孔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遂足。王顺伯谓五代之乱，鼔复散失，司马池复辇致府学，其一鼓已亡，向传师搜访足之。

二説皆同。予近见传师跋谓：「数内第十鼔，较之文亦不类，访于闾里，果获一鼓，字虽半缺，验之书体，真得其迹，遂易而置之，其数方备。」乃知第十鼓其先葢尝有伪为者，至传师而真鼔始复。此皆王郑之所未及，岂其未尝见向跋耶？郑复谓大观中鼓置之辟雍，复取入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与否。王则谓大观中鼓归京师，诏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或传济河遇风，弃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后王子充题此，谓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取之。至元乃辇至京师，置于国学庙门之下。予按胡世将《资古録》云：「崇宁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讲堂后。辟雍废，徙置禁中。」则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谓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郑之未知其迁徙存亡，葢当是时北方非中国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观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抚宅，宅后为大兴府学。伯生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置之国学大成门内。」则沦入济河与夫金人弃之之説皆不足信，不知二王何从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国子监，即元之旧地。予官礼部时，尝命工搨之，字多漫灭，较之宋本，仅十之二三而已【仝上】石鼓诗在太学，潘迪有音训，凡四百九十四字。予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也。尝刻之木以传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琅、刘梅国广文选所收，仍是残阙四百九十四字本，葢亦未见此也【丹铅録】石鼓文，韦应物以为周宣王臣史籀作，韩退之、苏子瞻皆以为然而后或以为后周宇文时所刻，则疑之，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逺，所用皆蝌蚪籀文。今观《説文》所载籀文，与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类小篆，可疑一也。观孔子篆比干墓及吴季札墓，尚是科斗，则宣王时岂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阳人伐古塜，得玉镜、竹简、古书，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为宣王时物，则宣王时用科斗书可知矣。巩丰云：岐本周地，平王东迁以赐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属秦，秦人好田猎。是《诗》之作，其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为秦物可知。此説有理，予窃信之，书以俟知者【同上】石鼓今在太学，其文为章十，縂六百五十七言，可模索者仅三十余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训一碑，二百年前物也。惜夫遗坠字无虑近百载，考唐人古文苑此文特轧卷首，裒録年歴逺在音训之先，然迪所遗坠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郑樵二家各有音释，与古文苑所载大抵相出入，文无补缀，义鲜发明。三家之外，见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为深慊。又迪所训释「君子员员邋邋员斿」二句，牵合纰缪，重堪▯鄙。

原古人书，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作二防，更不复书，此易见耳。迪既误读「君子员员邋邋员斿」，遂复臆释云：「员员，众多貌；邋邋，旌旗摇动貌。」此岂特文法太戾，书例亦大昧矣。「君子员员」成何训诂？「邋邋员斿」成何语言？不知妄作，乃所谓郢书燕説也。一隅若此，余奚取哉？慎昔受业于李文正先生，暇日语慎曰：「尔为石鼔文矣乎？」则举潘、薛、郑三家者对，先生曰：「否，我犹及见东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释兼具，诸家斯下矣。然本只字存，将恐乆而遂失之也。当为继絶表微，手书上石，又作歌一首。葢丹书未竟，而先生已弃后学矣。去今又将六年，追维耳言未坠，手迹莫续，天固爱寳，奈斯文何？敢以先生旧本属善书者録为一卷，音释一卷，今文一卷，韦应物、韩退之、苏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诗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末，藏之斋阁，以无忘先生之教云【杨升庵集】慎得石鼔文拓本于先师李文正公窦臮所云：「石虽贞而云泐，纸可夀而保传。」胡世将所云：「岐下有摹，即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学，作歌纪之，今本存焉。据古文苑所载及王顺伯、郑渔仲二公石鼔音，皆言其文可见者四百七十有四。梅圣俞赠逸老以石鼓文见遗，诗云：「四百六十飞鳯凰。」以兹本所载六百五十七字，完好无讹。斯文所在，真有神物防持耶？得之不啻寳玉大弓矣。欧阳公独言：「汉桓灵世碑刻未及千载，磨灭者十之八九。」自宣王至今千有九百余年，岂得独存？又疑此文初不见称于前代，又谓隋氏藏书最多，其所志所録，自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具，而独无石鼔，遗大録细，不宜如此。呜呼！欧阳公所见谬矣。隋艺文志所收固博矣，寜无絓万而漏一乎？试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欧阳公虽复生，亦必心服焉。后周吏部侍郎苏勗云：「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闗中。」此可证一也。唐章懐太子贤注汉书邓隲传，遭元二之灾，引岐阳石鼓文，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此可证二也。高宗时李嗣真书后品云：「仓颉造书鬼哭凛凛，史籀湮没陈仓籍甚。」此可证三也。开元中张懐瓘书防云：「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今在陈仓县，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此可证四也。徐浩古迹记云：「史籀石鼓，李斯峄山、会稽碑，崔子玉篆，蔡邕并为旷絶。」此可证五也。杜工部赠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乆已讹。」此可证六也。韦应物石鼔歌云：「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喘息逶迤相札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证七也。至徳中窦臮述书赋云：「篆则周史籀，秦李斯，汉有蔡邕，后代师之。

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慿，通自然而无涯逺，则虹伸结络，迩则琼树离披。」又云：「周秦汉之三贤，今日验。」之所先石虽贞而云泐，纸可夀而保传，其弟▯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上篆文，今见打本，此可证八也。」至昌黎之歌一出，则表章称赞至矣，欧阳公尊信韩公而不从此，其意云何？合八公纪述及韩而九，九徴至而不肖得矣，欧九果不读书耶？此公葢师心独见，至谓十翼非孔子所作，河圗洛书不足信，何有于石鼔乎？东坡之歌继韩而作，先后如出一口，岂阿私所好者耶？他若周越《法书苑》、乐史《寰宇记》、赵明诚《金石録》、王深甫《故迹遗文》、张师正《倦游録》、胡世将《资古绍志録》所云云，不暇缕缕，可覆视也。宋司马池待制知鳯翔府日，辇致于府学之门庑，防以一木櫺。郑樵《石鼓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十月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圣俞赠雷逸老仿石鼓文见遗，因呈吴祭酒长诗略云：「我欲效韩，非痴狂至，寳宜列孔子堂。」其后徽宗大观中始移置之辟雍，复取入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学，刻潘迪释文，今以毕先师之志，遂详述其説以印正于海内大方家云【同上】石鼔文字画竒古，皆云史籀书，不知何时徙置北太学门庑下，字磨漫过半矣。升庵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于潘迪音训，间有同异，然无从复考【金石古文】苏公《石鼓歌》乃《鳯翔八观》诗之一，公为鳯翔推官，因览古遗迹赋诗，非若昌黎见纸本而作也。故其诗曰：“旧闻石鼓今见之。”而杨用修谓从李賔之所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释兼具。升庵集中称六百七十五字完好无譌。《丹铅録》又云得唐人拓本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不觉自相矛盾。夫石鼓宋初已亡其一，止有九枚。皇祐间，向传师始求得之。欧阳永叔云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有五。梅圣俞诗亦云“四百六十飞鳯凰”。东坡官鳯翔日，又在永叔、圣俞之后，即有手拓本，亦不过四百六十余字而已，岂得全文具备乎？然则用修特欺人罔世之辞尔。既易以今文传之，秦人无识，遂以杨本载入陜西志，又从而刻石。临朐冯汝言编《古诗纪》，亦用其文，学者所当驳正也【黑蝶斋小牍】石鼓诗辞与三百篇同文者，惟「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二句尔。杨用修増益之，于是「六辔沃若，我来自东，防同有绎，或羣或友，悉率左右，雷同者不一」，又窜入《尚书》「归格艺祖」之文。自来诸家释石鼓，未尝有是文也【鸿雪録】石鼓诗，先儒辨论至多。葢风雅之遗，鼓今在北监。予为国子司业时，虑其日泐也，欲扃钥之而不果。

别有树碑一，元司业潘迪以今文冩之，仍其旧阙。潘仕大徳间，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时，尝谓石鼓其一已无字，其一惟存数字。潘虞相去不逺，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将二百年，石可知矣。诗之存者，颇赖诸家文字集録以传。石顾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顺伯、郑渔仲，搜访训释，靡余力矣，咸存防阙焉。欧阳公集古所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将资古所録，仅多九字，乃称先世藏本在集古録之前。孙巨源于佛龛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视资古又前矣。又前之则韩文公所见纸本，已谓毫髪备尽，复有年深阙画之叹。韦应物亦谓风雨阙讹，而杜工部直云「陈仓石鼓乆已讹」。其上下世数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号博雅，自谓以甲秀堂谱图随鼔形补闗字列钱为文，以求章句，又叅以薛尚功欵识诸作，斯亦勤矣，亦仅得四百三十余字。毎鼓列行裁分为十，而章句次第又与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尝入燕，止于画中见鼔尔，不知近日何縁得此十诗完好乃尔耶。此诗出于修撰杨用修慎若所从来，果有的据，岂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补缀为奇，固不若阙疑之为愈也【金台纪闻】石鼓文辞既深典，出入雅颂，而书法淳质，是史籀迹。其为宣王田猎之语，可据。欧阳公独以臆见疑之，为书家诸学士贬击，殆无地可容。若以夫子之所不应删，则非也。诗固有夫子之所未尽见者。此石今犹在太学，而人不知防持，岂亦所谓舍周鼎而寳康瓠者耶【弇州山人稿】史籀取仓颉形意，损益古文，或同或异，转相配合，加之铦利钩杀，为大篆。以其名显，故谓之籀书。以其官名，故谓之史书。以别小篆，故谓之大篆。今之石鼓文是也【防鹤堂墨薮】石鼓文，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刻文，置保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之。靖康分裂之后，拓本絶不可得。至元，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训，刋附于后，置北京国学。于是搨本日以广，而字画之存者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识者，又三之一，则亦乆逺之一騐也。若今之转摹者，则谬甚矣【同上】岐阳石鼔文有谓周宣王猎碣者，惟董、程二氏以《左传》成有岐阳之搜证之，凿凿有据。其略曰：考之《书》，天子大搜，防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无书。若宣王搜岐，即周史失之列国，不得并逸，胡后世无闻焉？则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岳峙，不可复撼。苐广川有其学，有其识，有其辨，而无其笔，故不胜藤葛纠纒，确论反晦耳。郑樵谓为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皆瞽説迷谬，不足与辨。韦应物谓为文王之鼓，宣王刻诗，真如少君古强之徒曽目覩其事也。何物又有马子卿者，以为宇文周时作，一似无目者，益大可笑。

樵又谓石鼓者，立碑之渐，千载名言。至谓以石为鼓，繇其土地之所出，则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为虚器，岂止以地之所出，茍且不法耶？观九州贡物，攻玉制器，无一不穷极奥▯。以石为鼓，何所取则乎？今石鼓在太学圣庙防门左右，寳防无人，冬辄篝火抚搨，燬剥日甚。余曾手摩其文，与鼓形了不似，其坚类玉，故能乆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雕琢，旋转刻文，行字或六或七，少华山前石之坚润者与此无异。想当时因有佳石，即刻置搜所而已。第文无不典，字无不雅，民休王游，自加寳爱，此三代有道之长也。非以后世竭力徴石，造天无极，刻龙绣螭，筑籓置守，妄意垂逺，然不一转盼，旋离野火，能得鬼神呵防，至今哉？悲夫！余既装潢成，而题曰《周岐阳石古文断》，以成王时物，而不以鼓名，足刋古今之谬【金石史】鼓文出入雅颂，书法淳质，出周宣王史籀笔无疑。都元敬、杨用修、王元美诸人辨之已详。余借得一本，虽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欧阳公最号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后人讥驳，无地自容矣。今石犹在太学门内，余从李典籍又覔得此本，漫灭视余借本尤甚，而防持无人，惜哉【石墨镌华】岐阳石鼓，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后，搨本絶不易得。好事者以银一锭购其十纸【书画史】东坡有手钩石鼔文，篆籀全音释备，逺胜潘迪等所録【紫桃轩杂缀】按《古文苑》所载石鼓文，称孙巨源得于佛书龛中。葢唐人所録，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为之考正集释。又薛尚功、郑樵、潘迪诸家，咸有音训。然有阙文，靡所増益。杨用修自言受业于李文正公，得苏文忠旧本，葢七百余字，易以今文传之。陜西志亦载此文，其文悉与杨本同，而字画训释颇异【古诗纪注】都城东北艮隅，瞻其坊曰崇敎，步其街曰成贤，国子监在焉。国初本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国子监，左庙右学，规制大备。彛伦堂之松，元许衡手植也。庙门内之石鼔，周宣王猎碣也。其质石，其形鼔，其高二尺，广俓一尺有竒。其数十，其文籀，其辞诵天子之田。初潜陈仓野中，唐郑余庆取置鳯翔之夫子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十数，乃合。宋大观二年，自京兆移汴梁，初置辟雍，后移置保和殿，嵌金其字，隂错错然。靖康二年，金人辇至燕，剔取其金，置鼔王宣抚家，复移大兴府学。元大徳十一年，虞集为大都教授，得之泥草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左右列矣。石鼓自秦汉无传者，郡邑志云：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纪其事，曰：虞、禇、欧阳共称古妙，葢显闻于唐初。

自是表章代有矣。唐自虞、禇、欧阳外，则有苏勗、李嗣真、张懐瓘、窦臮、徐浩、杜甫、韦▯物、韩愈。宋则有薛尚功、杨文昺、欧阳修、梅询、苏轼、黄庭坚、张师正、王顺伯、王应麟、赵明诚、郑樵。元则有杨桓、熊朋来、吾衍、潘迪、虞集、周伯温。而我朝杨修撰慎以为鼓发闻，已先晋王羲之。唐章懐太子尝言之。言鼓者表厥攸始也，言人人殊：谓周宣王之鼔，韩愈、张懐瓘、窦臮也；谓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焉，韦应物也；谓秦氏之文，宋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赵明诚也；谓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谓宇文周作者，马子卿也。鼔文今剥漫而可计数，其方要当六百五十七言，先所存无考。在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杨慎乃曰：正徳中，存字仅三十余。据今搨本：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鼔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鼔字一十二，己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无存者【帝京景物畧】元初，都城庙学燬于兵。王檝取旧枢宻院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岐阳石鼓列庑下。石鼓迄今无恙，檝功也【因树屋书影】石鼓凡十，相传为周宣王猎碣，而唐韩退之作歌，至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迫无委蛇。今读其文，皆浅近之辞，殊不类《车攻》《吉日》之闳深也。《金史》马定国传言，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定国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辨万余言，出入传纪，引据甚明。杨用修最称好古，而亦曰：“宣王之世，去古未逺，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观《説文》所载籀文，与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类小篆。予独以其辞不足侪于二雅，而疑之。今在国子监先师庙防门左右【金石文字记】言猎碣者，多指为宣王之鼓，葢縁文有「我车既攻」等语，与《小雅》相似尔，然古人句法相同，《毛诗》中多有之，不得执此以定其为宣王之鼓也。至于成有岐阳之搜，则见于《左氏传》，可为明徴。似三监既平，破斧缺斨之后，简军实，修武备，于先王肇基之地，其文有曰「害不余及」，亦犹《鸱鸮》之诗所云「莫敢侮予」也【书学圣防】岐阳石鼓文，或谓周文王时作，或谓宣王时作，或谓秦惠文后、始皇前所作，或谓宇文周所作。独程氏大昌以《左传》昭公四年椒举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成王归自奄，大搜于岐山之阳」，谓鼓当刻于此时，可谓明徴矣。董氏乃又引叔向「楚置茅蕝」一节，更足发明其为成王制作，益无足惑矣。皇甫氏《帝王世纪》：「成王营洛邑，复都丰镐，淮夷、徐戎及奄叛，乃大搜岐阳，东伐淮夷。

」按此与《左传》注「先伐后搜」似相背戾，然以愚论之，武王克商，尝散牛归马，戢干戈，▯弓矢，示天下不复用，意天下不复叛也。无何禄父盗兵，三监煽乱，殽函以东，非复周有，于是出既戢之干戈而复称之，收既税之牛马而复驾之，召既散之卒甲而复伍之，就岐阳而讲武，即搜田以用众，亦事理之不无者。然则以文考之，天子嗣王，成王也；公，周公也；君子则邦甸侯卫及三事六官之属；其文则史臣之笔。是时史佚作虎书、鱼书、鸟书，非颉禹之后至籀始更其文也。如铜槃铭、诅楚文体，皆瑰异，非蝌非古，是周时诸文并行，籀特其一种尔。王氏寀摹勒《汝帖》，仓颉、夏禹欵识、封比干墓铜槃之后先次，以岐阳石鼓然后列史籀书，则未尝以鼓文为籀书也。若夫宣王东都之防，虽见于诗，其时玁狁、蛮荆骚然不靖，既用兵于镐东之徐淮，顾治兵于镐西之吴汧，非所以顺人情而播先声矣。郑氏樵又以斤权文同目为秦作，复以秦称王号附防「天子嗣王」之文，夫秦虽称王，未尝自居帝制，臣下称君，亦未有称公者。况斤权之文，虽刻于始皇之世，亦必先有文而后有斤权。文未必为斤权而作，故止可曰见，不可曰出也。且何以知秦人必用其自制之字，无一字沿袭？且小篆始于始皇，则前此亦用旧文矣。至于十鼓，其一为臼，疑郑余庆徙置学宫时已然。故昌黎诗云：「故人从事在右辅，为我量度掘臼科也。」及五季都洛，▯翔学校荒芜，土人因其已臼，乃复臼之尔【仝上】程大昌《雍録》极辨石鼓非宣王物，予独取之。葢后周之説固谬妄，不足论；即谓出于宣王及秦人者，亦皆未详本辞，故尔。予谓《中兴》诗尚简洁，《秦风》辞多险峭，而石鼔闳硕典雅，颇近《东山》《七月》之遗响，宜为成王之诗，一也。以为秦作，似宜在乎襄文之间。葢襄公始命有田猎之事，而文公尝东猎至汧渭，又伐戎收地至岐。尔时秦未尝称王，安得嗣王天子之名乎？二也。秦故保西陲，地近鸟鼠，若猎于岐阳，是自西徂东，不应言「我来自东」。三也。秦时才得列为诸侯，独以赤马黄牛各三滛祠西畤、寳鸡之类，安得有进献用特归格艺祖之礼？四也。且以为宣王诗，则是时犹都镐，而岐在镐西，自岐畋罢还镐，又不当云「驾言西归」也。五也。葢成王伐奄归，而搜于岐，奄在东方，故曰「我来自东」，「凄凄零雨」，又曰「驾言西归」，此葢追述归时道路之艰苦，有劳人恨士之思焉，与《东山》极相类，或即是周公所作。当时始绌殷命，淮徐煽乱，方用兵之际，故东伐淮残，奄归复搜岐，以耀兵讲武。其云「告于太祝」，即《周礼》太祝之职所谓「军归献社」，则前祝是也。

且周公《无逸》以嗣王称成王，《立政》又云「告嗣天子王矣」，则所称来嗣王始尤为成王无疑【匡林】春秋左氏传》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氏注：「成王归自奄，大搜于岐山之阳。」《竹书纪年》：「成王六年，大搜于岐阳。」又《传》叔向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蛮荆，置茅蕝。」然则石鼓是成王物，《传》有明徴。此广川董氏、沙随程氏、毅然防以为成王之鼓也。夫春田曰搜，今绎其词，时则霝雨，地则淖渊，涉则舫舟，草则若华，木则杨栁，帛鱼▯▯于水，一方维舟以道，或隂或阳，春时景物宛然在目，其殆搜于岐阳时作乎？或乃以「我车既攻」二语同于《小雅》，因定为宣王之鼓。然《诗》三百篇，篇不雷同，有《叔于田》则大叔于田》以别之，有《枤杜》则有《枤之杜》以别之。使果皆为宣王时作，则于《苖》既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矣，于《搜》岂复仍用其辞？诗人不若是之诘窘也。惟因二语与《小雅》同，即此可辨其非宣王之鼔。葢鼓是成王文，宣王中兴，绍其先志，因而用其辞，此所谓复古，所谓展也，大成云尔【茹古録】石鼓文不见録于诗説者，纷纷要未探其本。窃意古人著作，或范金，或刻石，或作册，各有所施。范金刻石者，未必复书于册。太师所掌之诗，皆书于册，而不及金石。孔子特取太师所掌而序之，宜于石刻未见録也【炙砚録】十鼓自甲至癸，诸家诠次先后不同。惬山潘氏所序，葢依国学位置。近见嘉定孙氏更序董逌本，以潘氏第六鼓为第一鼔，曰「王命除道也」；第十鼓为第二鼓，曰「至岐阳而祷祃也」；第八鼔为第三鼓，曰「简车马也」；第一鼓为第四鼓，曰「六事之人师武臣力也」；第三鼔为第五鼓，曰「天子亲田柴获之盛也」；第四鼓为第六鼓，曰「田毕数获也」；第二鼓为第七鼓，曰「陈鱼也」；第七鼓为第八鼔，曰「充君庖也」；第五鼓为第九鼓，曰「从流而归也」；第九鼓为第十鼓，曰「班师休士也」。其义又与薛、郑诸公有别【查浦辑闻】南京府学明徳堂后有天发神防碑石，凡三截。北京国学庙门有猎碣鼓，凡十枚。一为吴皇象书，一为周史籀书，皆篆学之祖也。鼔本在岐阳之野，一徙而置鳯翔学宫，再徙而置汴保和殿，三徙而至燕王宣抚宅，四徙而至今所。当日保和殿中，如诅楚文及文翁礼殿绘像，咸在。今存者惟此十鼓。考宇文懋昭《大金志》：正隆三年诏平辽宋所得古器，年嵗深乆，多为妖变，悉令毁之。而此十鼔独无恙，且刳为臼而文不伤，剔其金而字犹在。信有神物呵防者然【两京求旧録】

补遗永乐之初，余与余姚柴广敬同被简入翰林。讲学之暇，因论及石鼓文。广敬为道其师赵防谦得善本，审定为周宣王时诗，史籀所书无疑。永乐十一年，予从太宗皇帝来北京，乃得见石鼓于太学门下，亟摹搨成卷。间一展玩，惜其讹阙已多。时广敬去世七八年，欲求赵先生所藏卷一观，庶稍补其阙文，而不可得。今稽勲员外郎柴兰，广敬侄也，忽持此巻示予。阅之，信为善本，而赵先生之文援引切当，辨论精覈，真博雅君子哉。广敬纯谨该洽，不媿其师，而兰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阁中凡两日，得从容观览，俯仰今昔，为之慨然【王文端公集】周宣王石鼓文十，其义与《车攻》《吉日》之诗相类，而辞亦间有同者。鼓距今垂二千三百余年，散而复合，晦而复明，意者神物防持，如韩昌黎之所言哉？不然，何歴年之逺若是也？宋薛氏尚功、郑氏樵、施氏宿、王氏厚之，各为训释，不能无议焉者。如以「时」作「畤」，「矢」作「尖」，「▯」作「雾」，舛讹甚多，不可殚举。然诸家皆为模本所误，石鼓葢未之见也。元潘氏迪取诸家説，重为考订，间亦以「垐」作「即」，「阪」作「▯」。夫迪亲见之，犹混鲁鱼，矧诸家乎？滋躬诣鼓旁，详加摩玩，文之漫剥者，犹隠然有迹可辨也。乃笔之以归，沈潜其义，参考诸説，是者取之，误者正之，其未详者不敢强为之説。鼓之所自，诸家考辨已明，不容复喙。乃以王氏《辨疑》及古今歌咏附载于后，以见是鼓也，直为周宣之物，好异者不烦哓哓云。正徳戊寅秋九月朢，古綘陶滋序【石鼓文正误】石鼓文据杨升庵《慎金石古文》载其全文，谓得唐人所拓本于李文正公家。余读而惊叹，已録于《京师古石考》中。然陆文裕深谓石鼓文经博洽之儒，如王顺伯、郑渔仲，搜访靡余力，咸存防缺。欧阳公《集古録》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将资古所録仅多九字。孙巨源于佛龛中得唐人所録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近世吾衍子行自谓以甲秀堂谱图随鼔形补缺字，列钱为文，以求章句，又叅以薛尚功诸本，亦仅得四百三十余字。不知近日何縁得此十诗完好如杨用修之所从来，果有的据，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补缀为竒，固不若阙疑之为愈。然细读十诗，古致翩翩，恐非用修所能办。然用修谓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懐麓堂稿絶不道及，何也【孙承泽庚子销夏録】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跋云：「右岐阳石鼓，周宣王太史籀所书。嵗月深逺，剥泐殆尽。前人尝以其可辨者刻之于石，以甲乙第其次。虽不成文，然典刑尚在。姑勒于此，与好事者共之。」薛帖，余得之故，内精工之甚，恐后人并此不见矣【仝上】

六艺之一録卷二十九<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六艺之一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