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皇帝御制《重刻二十一史序》。《七录》的目录首先列经、史，四库制度因袭于此。史书，是辅佐经书、垂示训诫的著作。《尚书》《春秋》及其内外传，时代已经很早了。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列传的体例，编成《史记》；班固以后沿用这一体例。历朝执笔记事的人，大多熟悉典章掌故，贯通往昔见闻，并从旁广泛搜集材料，编成可信的史书，后世记事考文的人都取以为证。我已经下令校勘刊印十三经注疏的定本，又想到史书是经书的羽翼，监本也日渐残缺，于是同样命令校勘，并广泛刊布。辨别讹误、区分异文、订正是非，卷末另附考证，完全依照诸经的体例。现在《明史》也先于诸经告竣，合起来成为二十二史，真是藏书府库中的宏伟大观。史书用来显示劝善惩恶，彰明法则和戒鉴；上下数千年间治乱安危的缘由、忠臣贤者与奸佞小人的事实，是非得失，都可以考察明白。身处今天而了解古代，以过去为鉴来观察未来。扬子云说：听闻多了，就用简约来守持；见识多了，就用卓异来守持。这难道不在于善于读书的人能够自己有所领悟、找到老师吗？乾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皇帝御制《读史汉书有感》。两个人促膝交谈，彼此都不泄露所说的话，事情最终由谁传出，史书却把它作为依据。甚至只有一个人，内心的想法还没有吐露，只怕别人知道，后来却明白地流传于后世。发掘隐微，确实有赖史书，但史书的记载讹误也屡屡发生。完全相信它，还不如没有它；不求甚解地领会，这些都不是寻常人的卓见，自有见识的人远远比不上司马迁。反而指责史书前后抵牾，后人又更加不如，却还妄加非议。唉，圣贤的门径，竟然变成了争论是非的道路。皇帝御制《读史记随笔》。司马迁的史书从黄帝写起，大都搜罗旧日见闻；至于各世代的职官制度和杰出人才，则在汉朝兴起以来的各种记载中看得很完备。所谓千秋良史，确实当之无愧。壬申年秋天在塞上举行秋猎时，我通常在寅时前往侦察鹿群，到了申时停止围猎，回到虎帐，空闲时便痛快地读完一卷，于是把汉代君臣中关系到治乱的事迹记下来，其他的不再涉及。大略按世代分别，随读随写，不作编排。大业已经平定，关中也治理周全；即使山河变得像带砺那样长久，也要建立刘氏宗族。些许小嫌隙哪里值得伤害亲族情谊？刘邦把粗劣的釜器反而用来煮羹，颂咏颉侯。指明功臣中第一等的人，更值得嘉许的，是推举整个宗族。跟随酂侯佩剑穿履登朝的情景，今天还可以想见；鲍生进谏献策的时刻，也值得追忆。即使善于骂人，也不妨碍他仍然喜爱士人；一时舍弃个人情感而尊重贤士。胸襟宏大、气度宽广竟能如此，哪里是留侯的奇谋所能决定的？张良借用筷子在席前筹划，只说几句话，便使汉家的基业巩固千年。很快取消、很快刻印，竟像儿戏一样；从善如流，才知道就像转动圆盘一样容易。贩卖丝帛的商人和屠狗之徒，自己成为婴、樊一类的功臣；依附骥尾所受的恩惠流及子孙。搜集零散材料编成书，事情的始末都具备了，只因材料广博，才能这样充分地说明。三次议论，堂堂正正地建立了宋昌；大横的吉兆应验，光明再次兴盛。文帝、景帝休养生息，培植国家元气，和周家有时达到康盛又有什么不同？五利将军、文成将军相继受封为公，公孙卿才见到大人的踪迹。即使驾海神、鞭打巨石，也应当把其中一节功劳让给秦始皇祖龙。穿着旧衣服却独自出众，越发显得姿态丰美；俯身哭泣、低头含恨，心情可想而知。尹氏也自有真正鉴识人才的眼力，褚先生的评论更值得思考。田蚡与窦婴彼此倾轧，关键在于权势利益；灌夫被推重，出面从中调解，却因一杯酒招来大祸。首倡祸端的防辕驹，竟还厚着脸皮。命运多舛，又受到诫告和公文催逼，难道大将军只是特别忌恨猜疑吗？责罚簿书，竟至割颈自尽，人人都为之惋惜；杀害投降者，想来应当后悔，确实事出有因。钩弋夫人在云阳遭遇暴风，娥姁实在是祸患无穷。褚少孙随意赞许她为贤圣，难道这就是千秋不变的定论吗？一文一质，交替相生；陈年的粮粟相互接续，露天堆积而有余。汉武帝穷兵黩武、追求神仙，创设平准制度；炎汉刘氏的治乱，在这里清楚可见。皇帝御制《读史记·文帝纪》。文帝确实可称仁君，以清静无为治理国家；因怜悯百姓而废除肉刑，减免民租，又经常赏赐。这些事已经足以使他名垂千古。史书贵在传播正义，又何必像司马迁那样广泛记载而失去精粹？例如说慎夫人的衣服不拖到地上，假如真是敦厚俭朴，又何必说张武收受金钱、加以赏赐，使他的内心惭愧？憎恶恶行如果做到这种地步，崇尚廉洁又将由谁来激励？看他任命复土之官，或许其中还有深意。不禁感慨，史书实在难以安定取信，难道是在责备贤者而求全责备吗？皇帝御制《读汉文帝赞率题》。撤去露台本来就是崇尚勤俭，史书记载难道没有稍微失真吗？假使把蜀山的财富略加分赐，早就该教慎夫人把衣服做得遮住全身。皇帝御制《读史》。晏子做齐国宰相时，四匹马拉着高大的车，旄旗夹在道路两旁，大伞拥护在车前；车夫还意气扬扬，神情十分骄纵。但他自身地位并不高贵，内心却安于本分，扶着车辕驾车。车夫的妻子真聪明，隔着门缝看见了这一切。读到这里，可以用来警戒自己，并不是为了称赞晏子举荐贤能。皇帝御制《读平原君传》。平原君自称礼贤下士，食客多达数千人；高楼俯临民家，有个跛脚的人步履蹒跚。美女忽然从楼上看见他，嫣然一笑。第二天，跛脚的人来到平原君门下拜见，严词说道：‘希望得到那个发笑者的头。’平原君笑着，没有答应。舍人渐渐退去，平原君奇怪地询问，才知道缘由。喜爱美色而轻视士人，谁肯同他交往呢？于是杀了美女的头，亲自登门向跛者谢罪，门下食客才又回来。赵国士人相互倾轧，蔺相如与廉颇之间最终得到化解；毛遂脱颖而出，凭借力量促成合纵，从楚国返回。这个笑容究竟出自谁，事情何况已经隔了多年？美女确实如此吗？为什么竟能因此使宾客回来？太史公一向喜好奇闻，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点。皇帝御制《咏史》。范叔因王稽而逃奔秦国，改名张禄；秦国的舍人给他粗劣的饭菜，一年多也没有得到任用。他从言语神色和俯仰姿态上稍稍迎合秦王的欲望，取得信任后才深谈；计策实行，穰侯被驱逐，他被拜为丞相并接受封土，显贵荣达，终于抒发了心中郁结。他穿便服欺骗须贾，用碎豆秸喂马，明白表示羞辱；一饭之恩既已报答，睚眦之怨也同样报复。郑安平在河东叛变，守将于是被杀；昭王临朝叹息。蔡泽听说后前来，志向并不与庸碌之人相同；他手持饭梁、刺齿肥，四十三年也足以纵论雄辩，使应侯懂得适可而止、保全自身的福分。应侯罢相，蔡泽继任，几个月后便退去，何其迅速！两人的行迹大略相同，又因时势互相倾覆。势利之徒真是鄙陋，前代文书已经明白地照见了这一点。皇帝御制《咏史》。范叔困窘时，家中连担石粮食都没有，无法自给；他因缘遇到须贾，作为客人跟随他到齐国。齐王送来牛肉和酒，他不敢接受，须贾听说后仍然恼怒，私下告诉了秦相，秦相也发怒，打断他的肋骨，施以笞刑。他装死，便用席子卷起，才得以免祸。危急之中改名张禄，藏匿起来，唯恐别人知道；幸亏郑安平推荐，他归附王稽，带着行囊逃离秦国，等待秦相召见，又过了一年多。上书时言辞傲慢，却从言外观察王稽俯仰进退的姿态；计策实行后，才深谈，封侯不出时日。他微服去见须贾，赐给他绨袍，并驾车把他带入相府。须贾先进去，因等候太久而奇怪，门下人告诉他缘故，他袒露上身谢罪。等到三种罪状在朝廷上逐条数说，范叔又赏给他马匹和粮食，让他离去。一饭之恩必定偿还，睚眦之怨也必定报复。郑安平不久投降赵国，王稽因犯法被杀；蔡泽于是到了秦国，终于夺取了相位。他的机谋自夸能够百般变化，时势穷困时又怎能如此？开始和结局竟是这样，小聪明实在近于痴愚。皇帝御制《咏史》。战国时代说客很多，秦汉的风气仍然存在。茅焦感动秦始皇，邹阳使长君有所领悟；懂得对方心意，以游说作为秘诀。韩非进言，触詟说服燕太后，有的被嘉奖采纳，有的只是从旁引导。只要他们竭尽忠诚，哪里在于口才便捷？帝尧斥责巧言争讼之人，把他们视同共工、驩兜。皇帝御制《读季布传》。季布从不轻易许诺，难道不是任侠之士吗？受辱并不以为羞耻，还说这是为了使诺言兑现。他冒顿送给汉朝的书信，言辞轻慢吕后；因为以己所有交换对方所无，君主受辱，臣下按义理应当死。高后也大怒，商议要杀掉使者；樊哙愿意率领十万兵马横行匈奴，说这样就足够了。季布说樊哙应当斩首，平城的祸患难道还不值得指明吗？恶言不值得发怒，美言也不值得欢喜。以谦卑的言辞驾驭驷马，只求无罪而获得赦免罢了；一时的祸患固然消除，万古的羞耻却难以洗刷。司马迁竟然赞许季布，实在大大失去了遵养时晦的道理。

译皇帝御制《读史记·大宛传》。张骞出使汉朝以西万里，才见到大宛的踪迹。那里习惯耕田，多产良马，称为天马；下属城邑有七十多座。司马迁只是听说，并未亲眼看见。用今天的情况来验证古代，许多传说确有讹误。哈萨克或许是康居，而不是大宛。【旧传把哈萨克当作古代大宛，我从前已经辨明其错误。如今考察，哈萨克不但没有城郭，与大宛不同，而且其地在准噶尔西北；准噶尔两面与汉代乌孙相对照。依据《汉书》所说乌孙西北与康居相接，那么今天的哈萨克应当就是古代康居。】大宛实际是安集延。【安集延北面控制葱岭，东面与布鲁特交错。汉书称休循在葱岭以西，捐毒与葱岭相连并在其西北，这些地方都应是大宛。考察可知，休循、捐毒本是塞种人，没有城郭，应当就是今天的布鲁特；其西北的安集延各部都有城郭，土著居住，与《史记》所说相合，因此应当是古代大宛之地。】良马大多从哈萨克和伊犁运来出售，每年有数千匹。【哈萨克每年驱赶数千匹马到伊犁，用内地绸缎交换，价格低而得到的良马很多，详见旧作及白居易《阴山道》乐府诗注。】安集延虽然也产马，却一向缺少良马骑来天闲；况且哈萨克没有城郭，安集延原本是村落相连。过去的大宛如今已经少有良马，今天的哈萨克并非大宛；他们连汉代的事情都错误记载，何况相隔天边的异域？《皇舆西域辑图志》一一核实事实，载入篇章；但考证古代仍然会误解古代。这件事我至今仍深感疑惑。【平定准部、回部以后，分别命大臣驻守，当地道路里程和风俗，众人都熟悉，而且曾派使者测量，因此《皇舆西域图志》所载都经过核实。只是考证古代仍不能不凭借《史记》《汉书》等书；连司马迁、班固记载中国的事情都免不了失实虚构，他们所说的异域必然更容易传讹习诞。如今即使据此作为考证，恐怕所订正考究的结果也不足为信。】皇帝御制《读伯夷列传》。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大概是说他们认为在道义上不应出仕周朝、接受俸禄，宁可贫困饥饿以终其一生而死罢了。自从司马迁说他们采薇而食、最终饿死在首阳山，谯周《古史考》又引用乡野妇人的话来证实此事，后世大多认为伯夷、叔齐果然不吃周粟，因饥饿而死。其实伯夷、叔齐的大节，本来在于不出仕周朝，而不在于死或不死。司马迁却又举颜渊、盗跖的事，说上天报答善恶有时会失误，并为伯夷、叔齐之死感到怨恨；这实在大错，不能不辨明。穷困或显达、长寿或夭折，是人事中偶然的遭遇；善恶邪正，则是天道最公正的法则。千年以后，人们看伯夷、叔齐和颜渊是什么样的人，看盗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伯夷、叔齐即使死去本来就不该怨恨；假使他们怨恨，早就应该吃周粟来求生了。舍身成仁的人难道都心怀怨恨吗？孔子说过：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司马迁其实不了解这一点。他触犯国法，身体受刑残毁，又被置于污秽之地，动辄受到责备，愤懑难以忍受，于是怨天尤人，错误地议论天道的是非；所以他把自己的心情当成伯夷、叔齐的心情，而伯夷、叔齐一定不是这样。我因此认为司马迁的说法大错，不能不辨明。皇帝御制《读史记·儒林传》。司马迁说：周王室衰微而《关雎》兴起。王应麟撰写《玉海》时引用扬雄的话：周康王时，下位有颂声兴起，上位有《关雎》兴起，这是逐渐习于治理；逐渐习于治理，便会感伤刚开始的乱局。又说齐、鲁、韩三家认为《关雎》是康王政治衰微时的诗；还引用《杨赐传》说，康王有一天早晨起晚了，《关雎》因而显现征兆并兴起。但康王早晨起晚的事不见于经书，这是把宣王的事实误用来附会康王。齐、鲁、韩三家之诗虽然先于《史记》流传，但总是在孔子之后出现；相信三家，不如相信孔子。孔子说《关雎》快乐而不过分，哀愁而不悲伤，这确实是王道教化的开始，哪里有讥讽衰世的意思？司马迁所说的，大概是指孔子感伤周室衰微、王道不能施行，所以接着说‘论次诗书，修起礼乐’等话。《关雎》是《周南》的首章，也就是孔子删定《诗经》的意义。譬如说《尧典》可以概括全书，那么称《关雎》也可以概括全诗；这与康王开始衰微又有什么关系？况且举出善于守成的君主，必然说周有成王、康王，也看不出他们有荒废政事的行为。朱子在《诗传》中直接认为《关雎》是文王后妃时期所作，根本于毛苌的解释，可以说具有卓越见识；只是没有指出三家传说讹误的错误，所以我特意加以申论。

译和硕和亲王臣弘昼等上言：臣等奉 诏令校勘刊刻二十一史已经完成，恭敬地呈给 皇帝审阅。臣等谨奉 表文恭敬地 进呈说：伏惟 皇帝的治理总括历代帝王，宏大地开启了记载历史的册简。皇家的基业超过三代，竹简缣帛上的史书重新焕发光彩。实行大一统以垂福后世，遍搜柱下的藏书。记录千秋往事以作为鉴戒，全部搜取名山秘藏的文献。刊刻得精美华丽，龙盘般的珍贵文字大放光彩；披云拨雾，残缺虫蚀的旧编重新焕然一新。文坛文气郁盛，文昌星辉映；皇家藏书府库光彩腾跃。臣等私下认为，圣贤传心的要旨，没有比经书更重要的；帝王达到治理的规范，必定要在史书中详尽记载。辨识大事小事，原本同出一源；记事记言，后来才分别列入四库。左丘明因《春秋》的笔法编年，依附经书而保存；司马迁仿照《尚书》的裁制，创立本纪、列传的史书格局；班固、范晔后来出现，都遵循前人的规制；刘知几、李延寿相继兴起，也必遵循前人的道路。虽然篇目有增有减，体例却没有混乱。从《史记》《汉书》直到宋、元诸史，都仿效修撰明白而整齐划一。凡是专门名家私自撰写的著作，都不收入皇家府库的收藏；汇集《资治通鉴纲目》而求详备，必定以正史为准。所谓十七史、二十一史，各自已经成书；南监本、北监本，旧来都称为佳刻。然而校勘疏略，不仅有鲁鱼亥豕之类的文字讹误，加上岁月久远，又有许多虫蛀鼠啮的损坏。因此，错误的传抄和牵强的解释贻误了丹青记载，野史、稗官又翻刻传播。若没有精良的秘本，谁能搜罗散失的旧闻？恭敬地想到 皇帝陛下 学问深厚，善于考察古事；所行之道符合圣贤传心之旨；统一文字以规范天下，伦理秩序因此得到整治。持守中道而遍及天下，礼乐因此彰明；由百代而等量百王，最终归于确定的定论。从上古以来直到近古，总览宏大的治国方略，无不仰赖 圣明时代的宏大规制，已经形成 盛朝极盛的治理。如今图书完备，典章训诫都已彰明；既然全经已经刊刻，就应当把各史也搜罗齐备。《明史》新刻已经告竣，已有成法；旧《唐书》过去单独刊行，也应当一并列入，统一刊刻二十二史，以配合十三经。承受 皇恩诏命，我们像野鸭竞相趋前，列入清要班列而雀跃。善本 从秘阁颁发下来，汇集成群玉般的典籍；值班之所紧邻 禁廷清幽而亲近，宛如蕊珠宫馆。夜晚点灯校勘，月光已经照入帘内；早晨磨墨书写，风替人翻展书页。欣喜地遇上文坛的盛事，完全忘记平日从事学业的辛劳。只是诸史考证困难，比诸经的异同更加复杂：前史的后续部分就是后史的开端，《南史》的牵连也成为《北史》的缀辑。各家撰述本来不可能完全相同，彼此有混淆讹误，难道不会有一处正确？摘录容易造成繁冗，辨正务求简明；积少成多，由博返约。时时呈请 钦定，全部仰赖 皇帝的裁定。翻阅校勘的工作还未完成，刊刻雕版的工程每天推进；经历七年寒暑，依次完成全书。汇合千古典章，完整地排列在书架上；熔铸经书，又兼以铸成史书。仰赖宏大的制作，在 皇帝的文章中考察古代，并用来验证今天；沐浴于 皇帝宏大的功业之中。四海都能认识先民的规范法度，万年之后可作为后学的渡桥。臣等学问有愧于广博高雅，才力也比不上宏通；深入思考往昔典籍，其中有缺文，也有传疑、传信之处，仍然担心校书如同落叶，刚扫完又生出来。仅仅说读览数行，还不足以发挥我们一点愚见。恭敬地希望 美玉般的诏函开启祥瑞，宝贵的符箓凝聚福祉，乘着天运长久昌盛，使文教达到极盛；成为典章制度完备的规范，广泛勉励儒学修养；制度的增损因革顺应时势，努力建立中和的最高境界。把忠诚恭敬、质朴文饰的原则推广开来，使淳厚古朴的风气长久留存。这样至诚之德便能充裕天下的经纶大业，远远超过在河洛观图的盛治，古今的治道都汇集其中，不必再在云亭刻玉了。现计校勘刊刻已经完成：二十一史共二千七百三十一卷，六十五函，谨恭敬地奉上 表文，随即 进呈，用以 上达圣听。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和硕和亲王臣弘昼。（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张廷玉，吏部右侍郎；臣德龄，兵部右侍郎；臣王会汾，国子监祭酒；臣陆宗楷。

译奉 皇帝旨意，开列校勘刊刻二十一史诸位臣子的职名。监理。和硕和亲王臣弘昼，总阅。（字位过密，无法显示）臣鄂尔泰。（字位过密，无法显示）张廷玉。总裁。原任经筵讲官、刑部尚书臣张照；原任礼部右侍郎臣李清植；兵部右侍郎臣王会汾；原任刑部右侍郎臣励宗万；国子监祭酒臣陆宗楷；原任翰林院侍讲、职衔臣方苞。提调。原任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臣陈浩；原任日讲官起居注、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臣朱良裘；署日讲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臣林蒲；翰林院编修臣孙人龙。编校。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臣沈德潜。日讲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臣裘曰修；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学士臣董邦达；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臣周长发；原任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讲学士臣万承苍；翰林院侍读臣周玉章；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读臣齐召南。日讲官起居注、司经局洗马臣韩彦曾。原任翰林院编修臣吴兆雯；翰林院编修臣柏谦；翰林院编修臣张映斗；翰林院编修臣潘乙震；翰林院编修臣何其睿；翰林院编修臣钱琦；翰林院编修臣李龙官；翰林院编修臣朱荃；翰林院编修臣叶酉；翰林院编修臣姚范；原任翰林院编修臣杭世骏；署日讲官起居注、翰林院检讨臣郭肇鐄；翰林院检讨臣万松龄；翰林院编修、今任监察御史臣沈廷芳。翰林院编修、今任监察御史臣杨开鼎。翰林院编修、今任奉天锦州府知府臣金文淳；宗人府主事臣王文清；候补主事、今任山西隰州直隶州知州臣王祖庚；翰林院待诏臣卢明楷；钦天监博士臣张永祚。校录。贡生臣廖名扬。贡生臣叶环。贡生臣费应泰。贡生臣杨茂迁。贡生臣张本。贡生臣王济师。贡生臣王积光。贡生臣萧栴。贡生臣郭世璨。贡生臣龚元朱。贡生臣杜炳星。贡生臣曾尚渭。监造。内务府南苑郎中兼佐领，加六级，纪录十八次，臣雅尔岱；内务府钱粮衙门郎中兼佐领，加五级，纪录十三次，臣永保；内务府钱粮衙门员外郎兼佐领，纪录一次，臣永忠；内务府广储司司库，加一级，纪录三次，臣三格；监造，加一级，臣李保；监造，加一级，臣姚文彬。库掌臣尚琮。库掌臣亮保。库掌臣虎什泰。库掌臣观音保。库掌臣常福。库掌臣高永仁。执事人臣文殊保。执事人臣佛纶。执事人臣弥勒保。执事人臣金笃生。执事人臣李延舜。执事人臣保庆。执事人臣佛纶。执事人臣弥勒保。执事人臣金笃生。执事人臣李延舜。执事人臣保庆。钦定《四库全书》。

译《史记集解序》。裴骃。索隐说：裴骃，字龙驹，是河东闻喜人，宋代中郎外兵曹参军裴松之的儿子。裴松之字世期，官至太中大夫，曾为《三国志》《宋书》作注，父子二人都传名于世。正义说：裴骃采集九经、各代史书、《汉书》音义以及众多书籍的目录来解释《史记》，所以题作《史记集解序》。“序”就是开头、端绪。孙炎说，序是端绪的意思。孔子作《易经》卦辞，子夏作《诗经》序，这种体例由来已久。班固曾说：司马迁依据《左氏传》《国语》，采录《世本》《战国策》，又叙述《楚汉春秋》，接续前代史事，记到汉武帝天汉年间；所以，他关于秦、汉的记载很详尽。这里的司马迁，字子长，是左冯翊人，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撰写《史记》百三十篇；他的父亲司马谈也任太史令。《左氏传》是孔子作《春秋》经后，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传，共三十篇，所以称《左氏传》；《国语》也是左丘明所撰，上起周穆王，下至周敬王，其中记诸侯之事，上起鲁庄公，下至春秋末年，共二十一篇。《世本》据刘向说，是古代明于古事的史官所记，记录黄帝以来的帝王、诸侯以及卿大夫的世系、谥号、名号，共十五篇。《战国策》据高诱说，是战国六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论，也称《短长书》或《国事》；刘向编成三十三篇，命名为《战国策》。这里是班固采用后来通行的名称来称它，并不是司马迁当时就已经叫作《战国策》。《楚汉春秋》是汉代太中大夫、楚人陆贾所撰，记载项氏与汉高祖起兵初期，以及游说惠帝、文帝期间的事情。《天汉》是汉武帝的年号，这就是说，太史公所记载的事情截至汉武帝天汉年间。至于采集经书、摘取传记，把各家记载的事情汇集起来，其中疏漏很多，有时还有抵牾；所谓“抵牾”，是说两篇文字出自同一家，却彼此参差、互相矛盾。可是，他涉猎广博，能够贯通经传，在上下数千年的古今之间纵横驰骋，这已经十分勤勉了。这里的注文说，司马迁撰写《史记》，采录经传和诸子百家的事情，上下二千多年，这是非常勤于编撰记录的表现。况且，他的是非判断有些违背圣人。所谓圣人，是指周公和孔子；周公、孔子的教导都尊崇儒术、崇尚德行，而太史公却把黄老之学置于前面，推重权势利益，因此违背了圣人的思想。注文又说，太史公在《史记》中分别彰显六家的宗旨：黄老是道家的宗旨，六经是儒家的首要经典；作《游侠列传》时贬低隐居的士人，作《货殖列传》时却推崇权势和利益，轻视贫贱者。原宪并不是困窘的人。有人说，撰写史书的体例务求涉猎广泛，凡是国家的制度规范，都要完备地陈述其善恶得失，使天文、人事、地理全都贯通；而司马迁具有天赋的才华，著述起来没有阻滞。因此，班固指责他违背周公、孔子的道路，裴骃在序中引用这段话，也体现了博学之人的偏见。班固所作《汉书》与《史记》相同的篇卷有五十余卷，我谨慎地把《史记》抄录下来，稍微有所不同之处，即使不比原书差，也往往不如原书；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非难、驳斥《史记》呢？这不过是后世之人妄自非议前代贤者罢了。况且，《史记》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叙述二千四百一十三年的史事；《汉书》有八十一万字，叙述二百二十五年的史事。司马迁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见解，班固却因其父班彪续作而掩盖司马迁的优长和班固的不足，两者的优劣便可看出来了。所谓大道，是一切都禀承自然、不可用通常的言语完全说明的道；道存在于天地之前，在天地形成以前就已经产生，不知它的名称，姑且称它为“道”。黄帝、老子遵奉并崇尚这种道，所以太史公论述大道时，应当先讲黄帝、老子，后讲六经。所谓游侠，是指轻视死亡、看重气节的人，如荆轲、豫让一类；“游”是交游、行动，“侠”是挟持、扶助，意思是能够结交同行、担当扶危济困之事；又有人说，能与人同其是非的叫作侠。所谓奸雄，是奸诈而又强横豪杰的人。所谓货殖，“殖”是生长，指货物不断滋生、增殖；因此说到货殖时，便推崇权势利益而以贫贱为羞。这是司马迁的偏蔽。注文说，这三点都是司马迁没有通达事理的表现。然而，自刘向、扬雄以来，博览群书的人都称赞司马迁具有优秀史官的才华，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论辨明白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字直截了当，记载的事实翔实，不虚夸美好的方面，也不隐瞒丑恶的事情，所以称为“实录”。裴骃认为，班固关于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论，世人都称其恰当。虽然有时也有差错，实际上仍然编纂成了一部自成一家的著作。总的说来，确实是应时而生、闻名于世的宏大才华。孟子说，五百年之间必定有闻名于世的人；赵岐说，这是仅次于圣人的才华，万物出现时便能为其命名。这里所谓“命世”，是说贤人有名望于世；“宏才”就是大才，指司马迁。

译考察这部书，文字和句子彼此不同，有的多，有的少，无法辨明原本究竟是什么样子；而世上那些迷惑浅陋的人，往往确定某一版本、依从另一版本，彼此交换是非，真伪混杂。因此，中散大夫、东莞人徐广考订众多版本，撰作《音义》十三卷。注文说，裴骃把《音义》散列在《史记》百三十篇之中。徐广详细列出各本的异同，同时说明字词训释；虽然略有发明，却特别遗憾篇幅省略。姑且凭我愚陋的管见，增益发挥徐氏的说法，采录经传、诸子百家以及前代儒者的见解。注文说，“采”就是采取，有时取经传之说，有时采诸子百家之说，同时采用前代儒者的义理；所谓前代儒者，是孔安国、郑玄、服虔、贾逵等人，意思是说百家之说范围很广，并非只取一家。凡是预先认为有益的内容，全都抄录收入；删除游移浮泛的言辞，取其精要真实的内容。有的义理还值得怀疑，就把几家的说法一并列出。注文说，各家的说法虽然不同，却各有道理，因而令人产生疑惑；不敢偏废其中任何一家，所以全部并列。至于《汉书音义》中自称“臣瓒”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姓氏。注文考证说，他就是傅瓒，刘孝标认为是于瓒，这不对。根据何法盛《晋书》，于瓒在晋穆帝时任大将军，后来被诛死，书中没有说他注释过《汉书》。而且他的《汉书》注文引用了《禄秩令》和《茂陵书》，但这两部书在西晋时已经亡佚，不可能是于瓒亲眼见到的。因此可以确定是傅瓒：根据《穆天子传》目录，傅瓒曾任校书郎，与荀勖一同校订《穆天子传》，正处于西晋朝代；在于瓒之前，他还来得及见到《茂陵书》等书。注文中称“臣”，是因为他任职掌管秘书之事。现在只称“瓒曰”，又有完全不署姓名的注文，只说“《汉书》……” 正义说：《汉书音义》中有完全不署姓名的文字，裴氏注《史记》时只写“《汉书音义》”。颜师古认为这是无名氏的解释；现今有六卷题作孟康，或题作服虔，大概都是后人添加的，并非真实情况，尚不能详知其宗旨。有时我也表露自己微小的见解，略有补益。索隐说：“嘒”是微小的样子。《诗经》说“嘒彼小星，三五在东”，是说众多无名而微小的星星，随着参、心、三、五等星宿出现在东方，也能接续朝阳的光辉。“嘒星继朝阳”，是以微小的星星比喻自己浅薄，却来给《史记》作注。又像飞尘聚集在华山一样。正义说：西岳华山极其高大，裴氏把自己的才华比作轻小的飞尘；飞尘聚集在华山上，也能增成它的高大。《管子》说：“海不拒绝水，所以能成就其广大；山不拒绝土，所以能成就其高大。”因此以徐广的《音义》为根本，称作《集解》。有不能详知的地方，就空缺不论，不敢凭主观臆见妄加解释。人的心意不同，耳闻目见也各不相同，所以说法各异。班固所说的疏略、抵牾之处，我采取存疑的态度，不再一一辨明。对此，我很惭愧自己不像胥臣那样见闻广博，也不像子产那样博物多识。我这些末学之人的妄言，不过是使旧史更加芜杂，哪里值得与积德多学的贤者相涉呢？正是因为寄希望于圣贤，胜过像《论语》所说那样整天吃饱了饭却无所用心的人罢了。《史记集解序》。《史记索隐序》。朝散大夫、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河内人司马贞。《史记》是汉代太史令司马迁父子所撰写的。司马迁自认为承接五百年一遇的时运，继承《春秋》而编纂这部史书；其中褒贬公正、考核事实，大体仅次于左丘明的著作。于是上起轩辕黄帝，下至天汉年间，作十二篇本纪、十篇表、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他首先改变了《左氏春秋》的体例；由于年代久远，简册多有缺失，仍能编成一家之书，他的勤勉极其可贵。他起草时先依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的书，随后贯通经传，驰骋古今，错综综合、融会贯通，使各类材料都成为一国一家之事，所以其深意难以穷尽，内容十分详备。与班固的《汉书》相比，它略显古朴质实，因此汉、晋以来的名贤还不知道应当重视它；这就像魏文侯听古乐时，唯恐听得睡着一样，确实是有原因的。到了晋朝末年，中散大夫、东莞人徐广才考订各本异同，作《音义》十三卷；宋代外兵参军裴骃又采经传加以训释，作《集解》，合为八十卷。虽然略微显现了其中的深意，却还没有穷尽考订讨论。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也作《音义》三卷，读音稍有不同，义理却更加简略。此后这门学问中断。贞观年间，谏议大夫、崇贤馆学士刘伯庄学识通达、才华宏博，探究深奥隐微，又作《音义》二十卷。与徐广、邹诞生相比，读音更为完备；但残缺文字、错杂篇章和隐微义理，虽然自己有所心得，却不能旁通贯串，后人又以什么作为准则呢？我见闻浅陋，识见不深，但颇多钻研；家中又世代传有这部书，不敢使它散失。起初想改正错乱、补足疏漏，对义理未通之处兼加注释；然而这部书虽然残缺很多，毕竟是古史，随意穿凿难以符合众人的心意。因此现在只探求异闻，采集典故，解释未能解释的地方，阐明未能阐明的内容，释文、演注，并作《述赞》，共三十卷，题名为《史记索隐》。虽然不敢把它藏入国家秘府，也希望留给子孙后代。

译《史记索隐序》。《史记索隐后序》。太史公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下至天汉年间；虽然广泛采集古文、传记和诸子之书，其中残缺大概很多，有时还访求异闻来成就自己的说法。然而他喜欢记载奇异之事，文字又简省，所以故事虽翔实，文辞却隐微。这就是后来的学者有很多地方不能究明的原因。班氏的书成于后汉，班彪既然依照司马迁的著述编写，所以条理流派更加清楚；又兼采众贤之说，各家义理都很完备，因此旨意丰富，辞藻文雅。近代儒者共同钻研仰慕它，关于训诂的解释也有很多家。蔡谟作《集解》时，已经有二十四家的说法，所以文辞没有滞碍，义理没有遗漏。太史公的书，上篇叙述轩辕、黄帝，中间叙述战国，有些材料得自名山废宅，有些取自旧俗歌谣，因此残文断句很难详尽考究。然而古今作注解的人极少，音义也很少。后汉延笃才作《音义》一卷，另有《音隐》五卷，但不知道作者是谁。近代很少见到这两家的著本。宋代中散大夫徐广作《音义》十卷，只记载各本的异同，对义理很少解释。中兵郎裴骃也是名家子弟，作《集解》，把注本合为八十卷，流行于当世；又说曾有《音义》，但前代已经散失。南齐轻车录事邹诞生也撰《音义》三卷，读音还算奇特，义理却很少说明。隋代秘书监柳顾言尤其精通这部史书。刘伯庄说，他的先人曾跟随柳顾言学习，随听随记录音义解释，共三十卷；隋朝末年战乱，这部书便失传了。刘伯庄在贞观初年奉诏在弘文馆讲授，于是采集邹诞生、徐广二家的说法，又凭记忆补入柳公的音义，于是作《音义》三十卷。读音因此周全，义理却更加简略，可惜啊！这部古史的隐微文字，竟因几位学者秘藏而几乎失传。前朝吏部侍郎许子儒也作过注义，但我没有见到他的书；崇文馆学士张嘉贞独自精通这部书，却没有留下注义。我年轻时跟随张氏学习，晚年又继续研求。起初因为残缺处很多，又鄙视褚少孙的错误，便发愤补写《史记》，并兼作注释。然而功力大约只完成了一半，自己便说：“千年古史，实在难以考核疏通。”于是重新撰写《音义》，重作《述赞》，大概是想剖析盘根错节，引导迷途的人找到正确方向。共三十卷，题名为《史记索隐》。《史记索隐后序》。《史记正义序》。诸王侍读、宣议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上。《史记》是汉代太史公司马迁所作。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在黄河以南耕种放牧；向南游历江淮，在齐、鲁一带讲学。他继承太史之职，接续《春秋》，总括鲁国史书，包举《左氏春秋》《国语》，采集《世本》《战国策》，并取材于《楚汉春秋》，贯通经传，旁搜史书、诸子之书，上起轩辕黄帝，下至天汉年间，于是作十二篇本纪，详细记载帝王的兴衰；三十篇世家，完全记载诸侯国家的存亡；八篇书，论述阴阳、礼乐；十篇表，厘定世代谱系和年代；七十篇列传，忠臣孝子的诚节都完备了。他削繁取要的笔法，在史籍中居于首位，篇目足以治理国家。裴骃佩服他善于叙述事理，辨析明白而不浮华，质朴而不鄙俗；文字直截，事实核实，不虚夸美好，不隐瞒罪恶，所以称为实录。自刘向、扬雄以来，都称赞他有优秀史官的才华。况且古代典籍已经湮没，简册又有缺失；与《春秋》相比，言辞古朴质实；与两汉文章相比，文辞简省而义理幽深。我张守节从事学问三十多年，潜心研究六经、九流、地理以及《苍颉》《尔雅》等书，专心考察、采集，评论《史记》《汉书》，解释各家训诂，于是作《正义》：对郡国、城邑的情况曲折加以说明，对古典幽深微妙之处暗中探究其美，寻求义理，务求恰当；又编次旧书的要旨，兼及音义和注释，使旁证相互贯通。全书共三十卷，名为《史记正义》。我想阐发如病灶般隐伏的言辞，努力渡过浩瀚的学术之海，不敢把它和秘府珍藏相提并论，只希望使训诂之学有所继承，并留给子孙后代，世世代代研习这部史书。当时为丙子年，即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书稿完成。《史记正义序》。《史记序考证》。《史记集解序》，裴骃。臣董照按：明代监本把这篇序列在第四，先是《索隐序》，其次《索隐后序》，再其次《补史记序》，然后才刊列本篇。本篇之后，又刊载张守节的《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七篇，却没有刊载张守节的《正义序》，次序纷乱，完全没有体例。现按时代先后，将本篇定为第一，《索隐序》为第二，《索隐后序》为第三，《正义序》为第四，至此结束。至于《补史记序》，是司马贞自述补写《三皇本纪》、作《述赞》、改定篇目等事情。现在既然不采用它原来的篇次，就没有必要把它置于卷首；它与张守节的《论史例》《谥法解》等篇，一并移到末卷之后。又论《索隐》。臣董照按：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都是书名，就像裴骃有《集解》一样。明代监本在《索隐》《正义》中称“索隐曰”“正义曰”，而在《集解》中却不标书名，只写“徐广曰”“如淳曰”之类，因而使“曰”字彼此混淆；而且《集解》的文字混入《索隐》，《索隐》的文字混入《正义》，《正义》的文字又十之四五残缺，颠倒错乱，无法一一列举。现在《集解》《索隐》《正义》都依照《十三经》的体例，用阴文字刻出书名，删去“曰”字，并补刻缺文，合计不下千百条，其中《正义》占十分之九，不能在考证中逐条详细列出。只是《正义》没有古刻原本可以依据，各本彼此多寡不同；这次校定刊刻后，有时又得到几条，重要的便重新刻入补上，不重要的仍然删去。即使再过几年继续搜求，也终究不能确信这是完整的《正义》本，只是比明代监本稍微完备罢了。又论“妄言末学”。末：明代监本误作“未”，现在改正。臣董照按：明代监本的讹字很多，尤其是小注，现今改正的以万计；只有正文大字中的讹误，才在小注中注明，不能详细列举。没有别的版本可以考查，明知是讹字却不敢擅自改动的，就记下相关说法以保存疑问。《索隐序》中“虽粗见微意而未穷讨论”。讨：明代监本误作“计”，现在改正。又有“残文错节，异防微义”。防：明代监本误作“音”，现在改正。《索隐后序》中有“或得之于名山坏宅”。坏：明代监本误作“壤”，现在改正。又有“遂作《音义》十三卷，音乃周备”。乃：明代监本误作“及”，现在改正。又有“乃自惟曰：千载古史，良难防绎。于是更撰《音义》，重作《述赞》”。监本误作“乃自唯曰千载古良史难更”。后来因而退居下来撰写《音义》，重新作赞述；现今改正。《史记序考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一。《史记目录》，正史类。汉代太史令司马迁撰写。本纪十二篇。年表十篇。八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卷。本纪。《史记》第一卷。本纪第一。五帝。《史记》第二卷。本纪第二。夏。《史记》第三卷。本纪第三。殷。《史记》第四卷。本纪第四。周。《史记》第五卷。本纪第五。秦昭襄王。庄襄王。《史记》第六卷。本纪第六。秦始皇帝。二世皇帝。《史记》第七卷。本纪第七。项羽。《史记》第八卷。本纪第八。汉高祖。《史记》第九卷。本纪第九。吕太后。《史记》第十卷。本纪第十。孝文帝。《史记》第十一卷。本纪第十一。孝景帝。《史记》第十二卷。本纪第十二。孝武帝。表。《史记》第十三卷。表第一。三代世表。《史记》第十四卷。表第二 十二诸侯年表 《史记》卷十五 表第三 六国表 《史记》卷十六 表第四 秦楚之际月表 《史记》卷十七 表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