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三十七

译《史记》第三十七卷。《史记》第三十七卷考证。《卫康叔世家》说：有人把纣王灭亡的原因告诉他，是因为他沉溺于酒；酒所造成的过失又牵涉妇人，所以纣王的祸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王若虚《辨惑》说：《酒诰》的文字什么时候曾有“使用妇人”这样的说法？顷侯重重贿赂周夷王，夷王命令卫国改封为侯。○顾炎武说：这是顷侯以前所用的“伯”字，是伯、子、男三等爵位中的“伯”，索隐却认为是方伯的“伯”。虽然《诗序》和毛传有责备卫伯的文字可以作为依据，但郑氏笺说：“卫康叔的封爵称侯。”如今称为伯，是因为当时他担任州伯。《周礼》说九命之爵可以作伯，但这并不是太史公的意思。况且古代也没有把方伯的“伯”用来作为谥号的，周公、召公都是二伯，他们的谥号分别是文公、康公。〔臣照〕按：卫国始封为侯，见于《尚书》；称为方伯，见于《诗经》。《诗经》《尚书》都有文字记载，怎么能再怀疑呢？索隐说这是司马迁的错误，顾炎武是在为龙门先生申辩，却拘泥于小司马的说法而失当了。至于说古代没有把方伯的“伯”作为谥号的，怎么知道古代没有呢？为什么不直接举卫国为例，证明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呢？共伯进入墓地，厘侯羡自杀。○〔臣照〕按：《大事记》说，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说武公九十五岁时仍然向国人进言告诫。由此推算，他刚即位时年龄已经四十多岁了。假如他果真杀死共伯、篡夺君位，那么共伯被杀时的年龄应当比武公更大，怎么能说共伯早死呢？“髦”是子女侍奉父母时所戴的装饰，诸侯举行小敛后便脱掉它。《史记》说厘侯已经下葬而共伯自杀，那么这时共伯已经脱掉髦了，《诗经》怎么还会说他“头发垂着两髦”呢？所以，共伯从未有被杀的事情，武公也从未有篡位杀人的罪恶。庄公五年，娶齐国女子为夫人。齐女美貌却没有儿子，于是又娶陈国女子为夫人，生下的儿子早死。陈女的妹妹也受到庄公宠幸，生下儿子完；完的母亲去世。○《毛诗疏》说：按照礼制，诸侯不能再娶，而庄姜仍然在世。《左传》只说“又从陈国娶妻”，没有说立为夫人；《世家》说“又娶陈女为夫人”，是不对的。《左传》只说戴妫生下桓公，庄姜把他抚养成自己的儿子，没有说戴妫去世；这里说“完的母亲去世”，也是不对的。太子完即位，这就是桓公。○《左传疏》说：石碏说将要拥立州吁，这件事就已经确定了。请求确定州吁，正说明太子的位置尚未确定；《卫世家》说立完为太子，是不对的。因为郑伯的弟弟段想要攻打郑国。○〔臣召南〕按：《左传》和《宋世家》说，郑国国内的公子冯，因州吁杀君自立，想避免诸侯的讨伐，所以州吁替公子冯攻打郑国。这里说州吁因为与叔段交好而替段攻郑，与那些记载不同。十年，晋国曲沃庄伯杀死他的国君哀侯。○〔臣照〕按：庄伯死于哀侯二年，即卫宣公三年。这里的“庄伯”二字显然是“武公”的错误，查看《年表》和《晋世家》便可知道。惠公即位三年后出逃。○〔臣人龙〕按：上文说是四年，这里说是三年；又按《左传》，鲁桓公十六年冬天惠公逃到齐国，因此四年才是正确的。把前后的年份合计起来，共十三年。○许应元说：《左传》说卫朔即位四年后出逃，八年后重新入国，前后共十二年。这里说十三年，既与《左传》不同，也与上文的年份不相合。二十九年，郑国又接回惠王。○《左传》和《年表》都记在二十七年：齐桓公因卫国屡次发生动乱，便率领诸侯攻打狄人，为卫国修筑楚丘，拥立戴公的弟弟燬为卫君。○〔臣照〕按：《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年诸侯修筑楚丘，这件事发生在卫文公二年，《年表》也相同。这里却把它叙述在文公即位以前，与那些记载互相不同。十六年，晋国公子重耳经过卫国，卫国对他无礼。○《左传》和《年表》都记在二十三年。成公出逃；索隐说逃往楚国。○〔臣照〕按：《左传》说，卫侯请求结盟，晋国人不答应；卫侯想同楚国结盟，卫国人又不愿意，所以把国君赶出去，以此向晋国表示顺从。卫侯出逃到襄牛，杜预说襄牛是卫地。下文索隐说楚军战败后，卫侯害怕而逃到楚国，这是索隐多出的文字。齐国把卫献公安置在聚邑。○〔臣世骏〕按：《左传》说齐国人把郲地借给卫侯居住。杜预说，郲是齐国所灭的郲国，音同“来”；这里写作“聚”，与《左传》不同。孙文子、寗惠子共同拥立定公的弟弟秋为卫君。○“秋”字《左传》作“剽”。孙林父为他击磬，说：“声音并不快乐，反而十分悲哀；卫国发生动乱，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了。” ○王若虚《辨惑》说：《吴世家》说，季札从卫国到晋国，准备住在宿地，听到钟声便说：“奇怪啊！我听说有才智却没有德行，必定会遭杀戮。这个人得罪了国君而住在这里，害怕还来不及，怎么还可以背叛呢？这个人处在这里，就像燕子把巢筑在帷幕上；国君还停柩未葬，怎么可以奏乐呢？”于是离开了。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再听琴瑟。《卫世家》却说，季子经过宿地，孙文子为他击磬，季子说：“声音并不快乐，反而十分悲哀；卫国发生动乱，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了。”一个说是钟，一个说是磬，这还不值得深究；但按照前一种说法，是文子自己奏乐而季子恰好听见；按照后一种说法，则是文子专门为季札击磬。前一种说法，是责备文子不知惭愧恐惧，反而安于享乐；后一种说法，则是从悲哀的声音中知道文子以卫国将乱为戒。这两种说法为什么如此相反而不相同呢？按，前一种说法源自《左氏传》，应当是后一种说法另有依据；但两者彼此矛盾，不应同时采用。《左氏传》只说“又有什么乐趣”，《史记》却改成“怎么可以背叛”，意义也不相合。因为得罪国君正是所谓背叛，和击钟有什么关系呢？司马贞已经知道这种说法不对，却把“畔”字读作“乐”，强行替它解释，也是不通的。元君十四年，秦国攻取魏国东部土地。秦国开始设置东郡，又把卫国迁到野王县，并把濮阳合并为东郡。○《六国年表》记作十一年。《史记》第三十七卷考证。钦定《四库全书》。《史记》第三十八卷。汉代太史令司马迁撰写；宋代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作集解。唐代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作索隐。唐代诸王侍读、率府长史张守节作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