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考索后集卷五十二

羣书考索后集卷五十二

宋　章如愚　编财门漕运言兵之患，财赋之不足，过计也。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赋者，兵之所急，而不足以为患，何邪？及观《周礼》，国用悉见于九式，而独于军旅之费不与焉。当是时，兵农不分，而国无养兵之费，司马所掌，而军政属焉。而又设六军之众，军赋所出，卒因井田之制，自地方一里而为井，而至于成方十里，自成十为终，而至于同方百里，自同十为封，而至于畿方千里，截然有序。于是而有税有赋，而兵食所仰，以是盖先王之时，自都逹境，十里有饮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积，以待师旅。又有委人，军旅共其委积，疆埸有积仓之具，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粮。而左氏亦云：「卫取于相土之东都，以防王之东搜【定四年】积仓于豳，峙粮于申，防搜之备，逹于卫境。」天下之富藏，亦可见矣。春秋之世，犹有存者，齐桓之师，陈郑欲供资粮屝屦【僖四年】晋文城濮之役，馆谷楚地三月，楚师伐庸，自庐以往，振廪同食，乌有赍粮转送者耶？秦人贪于聚敛，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贾山】虽濒海之粟亦致京师【伍被传】丁男力耕不足，粮饷荥阳，又置敖仓，亦聚逺方之粟，负海之郡，转输河北，率三十钟而致二石。先王之制，荡然矣。汉因秦敖仓之旧，嵗漕闗东粟以给京师，自是而后渐致其▯。淮南地逺或数千里，遥属于汉，而吏卒遥役，往长安道中，衣装悉自备。吴楚兵起，长安中列侯从军者，皆贷子钱以自饷。西南夷役，负担餽饷，费千金，钟致一石，而战士之禄，塞卒之粮，班班见于信史【食货志与霍去病传】按大司农职，凡郡国所积钱谷，随时转送，以供国用，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寡取相给足，大农钱尽，则以少府续之。夫移郡国之财以给边费，自为劳扰而已，此转漕之病，所以相望于秦汉而下也。故耿夀昌在宣帝，请籴三辅▯农等郡谷以给京师，而省闗东漕卒，亦可见也。唐都长安，而闗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尝转漕东南之粟。髙祖、太宗之时，用物有节而易赡，水陆漕运，嵗不过二十万石。髙宗以后，嵗益増多，江淮漕米至于东都，陆运至陜，其费不赀。开元中，裴耀卿请罢陜陆运，而置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转粟于仓，而去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阳、栢厓、太原、永丰、渭南诸仓节次转运，故三嵗漕七百万石，省陆运钱三十万缗。代宗广徳中，刘晏专领转输，晏为歇艎，又江船二千艘，自扬州至河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隂，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嵗转运百一十万石。

常平义仓成周养民之法，县都有委积，仓廪有分颁，振荒防灾，具载礼典。古先圣人法制豫防，俾嵗虽凶而常丰，民虽贫而常足者，罔不由此。唐自太宗立口分田以制民之产，设租庸调以敛民之财，市无滥征，田无横赋，民生其时，既富既庶，而帝心犹惟惠民之务是讲是求。贞观三年，戴胄言：「隋固有社仓储民所输，以备一嵗民免饥馑，时号良法。今圣仁在御，约已便民，无复遗利，社仓之制尚未及举。臣愚谓可仿隋旧法，立义仓以广储蓄。」乃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垦田之数，畆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地所宜，乡之寛狭，田之登耗，悉为定制。商贾无田者，以户为九等，自石至斗，其数有差，贮之州县，以备歉嵗。于是四海之广，廪庾相望，随致斗米三钱之效。言唐治者，以太宗为首，义仓之立，不为无助也。厥后明皇开元，踵而行之，申赈给之法，严变易之禁，致治之美，相与比隆。彼汉之文景，太仓有红腐之粟，百姓有家给之效，显宗永平，粟直止三十，立常满仓于京师，可谓盛矣，乃不能设敛散之法，以垂无穷，回视太宗之制，一何异欤？栁宗元作《贞符》，铺张有唐受命之懿，有曰：「乡为义廪，敛发谨饬，嵗丁大浸，人似有年，端不诬已。」其后洛、相、豳、并、秦、蒲等州，各有储蓄，有九年、五年之制，又自别为常平仓。至肃宗时，第五琦请天下常平仓皆置库以蓄本钱，赵賛请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皆常平之事也。宋义仓始于建隆，而复备于庆厯，常平立于淳化，而广于景徳蓄积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虽有水旱，民无菜色。周官遗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自乡里而至于闗市，自野鄙而至于都县，莫不皆有委积。仓人则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廪人掌九谷之数，以诏谷用。如积仓于豳，峙粮于申，防搜之备，逹于卫境，天下之藏亦可见矣。秦人尽敛天下之财赋，负海之粟，归于京师。男子力耕，不足粮饟。西汉之兴，髙帝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于是省法约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转漕闗东粟，以给中都官，嵗不过数十万石。孝文恭俭节用，劝课农田，故贾谊有论蓄积之疏，以为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于是开借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有广蓄积之防，以为明主广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于是募天下入粟县官，以拜爵除罪，是以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孝武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故末年海内虚耗，而赵过代田之防始，事务本，用力少而得谷多。宣帝时，耿寿昌请置常平仓，以省漕运。唐太宗时备防荒，则有社仓，从戴胄之议，则又置义仓，其后又置常平仓。粟藏九年，米藏五年，故贞观间斗米三钱，行旅不赍粮。开元之际，海内富贵，米斗之价不过十三，末年用不知节，钱谷之臣始事朘削，渔阳之变，民物废耗，天下萧然。艺祖建隆之初，命朝臣以掌仓廪，淳化之时，又置常平仓，河东之地立和籴之法。真宗咸平之间，则惠民又有仓矣。仁宗嘉祐之间，则广惠又有仓矣。

盐鐡酒茶盐鐡酒茶皆起于汉唐兵兴之时，而皆足以裕国。昔猗顿于塩池煑塩与王者埒富；而蜀之卓氏即铁山鼓铸，而富至童八百人。自郑当时荐齐之大鬻塩与南阳之大冶，而盐鐡悉在官。郡国置盐官者三十九，鴈门沃阳有长丞焉；置鐡官者五十一，而不出鐡者有小鐡官焉。天下之私煑鐡器者有刑。故董仲舒曰：“今盐鐡之利二十倍于古。”元始之间，贤良文学议罢盐鐡而桑大夫力争之，惟恐国用之不足。此汉盐鐡之大畧也。唐之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度支。第五琦初变盐法，尽▯天下盐斗，加其价。自兵起后，不足供费，刘晏于是上塩法轻重之冝以塩利多则州县扰，惟出塩乡，因旧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塩逺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収厚利而人不知贵。晏之始至也，盐鐡嵗才二十万缗，至大厯末六百余万緍，天下之赋盐利居半。至于李巽继之，三倍晏时。此唐盐之大略也。酒之▯也，始于汉，自武帝天汉三年始。汉▯酒而唐初无酒禁，肃宗时禁酤酒，元和间罢京师酤肆，以▯酒钱随两税青苖敛之，凡百五十万余缗。茶之税也，始于唐，自赵賛在徳宗时税天下茶，张滂继之。自是嵗得四十万，穆宗时王播乃増天下茶税。

和籴开元中，西北边数十州常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防。有彭梁者，请行籴法于闗中，命増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江淮所运租，自是闗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天寳中，嵗以钱六十万緍赋诸道和籴。贞元初，吐蕃刼盟，召诸道兵十七万戍边，月给粟十七万斛，皆籴于汉中。徳宗兴元初，诏所在和籴。上入赵充竒家，问百姓乐乎？对曰：「和籴而实强取，不识一钱，愁苦如此，何乐之有？」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嵗丰稔，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促督，限有稽违则廹蹙鞭挞，甚于赋税，号为和籴，其实害民。贞元八年，陆贽上书，请令户部以二十万付京兆令尹令籴米，以补渭桥之阙，斗用百钱，以利农人。以百余万付边镇吏，籴十万人一年之粮。自是诏西北边贵籴，以实仓储，边偹浸充。仁宗时，韩琦论和籴之弊曰：「若非髙于市籴，何人肯粜于官？力请増价。」太祖建隆元年，河北丰稔，命使添价散籴，以惠贫民。太宗淳化二年，京畿大穰，遣使増价以籴贮于近仓。

财用九赋之敛，财贿九式之节，财用则冡宰掌之。颁其货于受财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太府掌之。职内以掌邦之赋入，职赋以掌邦之赋出。职币则又振掌事者之余财而上之。用财用则必攷于司防。此成周之所以无乏用也。秦人尽数敛天下财，虽负海之粟，亦归之京师。贾山所谓千八百国之君自养者也。汉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汤沭邑，皆各为奉养，不领天子之经费。孝文用晁错之防，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免罪。孝景三十税一，其后复修卖爵令及徒复作。府库余财，京师之钱至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至陈腐而不可食。武帝之时，患币之轻也，而铸白金，造皮币。患商贾之重，而筭舟车及緍钱，卖爵免罪矣。郡国置农官矣，行均输矣，▯盐酒醋矣。日用宜滋益矣。然而忽有水旱之变，往往不给。昆邪之降至，不能具三万乘。两军之出塞，战士颇不得禄，何直若是凛凛也。盖汉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内多欲而外事兵役，徒见其取诸民之未病也，则重赋敛而不拯防。曽不知文景休养生息之余，所頼以扶持而海内虚耗之弊，始于末年。见之唐之始，授人以口分、世业之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盖其蓄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明皇初至于开元，国用犹足。天寳以来，外奉军兵，于是韦坚、杨愼矜、王鉷、杨国忠各以裒刻进。代宗时，刘晏用▯盐法以充军国之用。其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季年乃六百万。用漕运法以转相给受，毎嵗运盐或至百余万斛。排商贾以制低昂，常操天下赢货以佐军兴。虽拏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徳宗用杨炎，因租庸调法壊，遂作税法，取大厯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法。其后朱泚之反。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陈京请借富商贾钱，陈少游请増本道税钱，赵賛请税緍钱，除陌钱。已而又有析防，曰进奉，曰宣索，曰和市。此大厯之数，再倍矣。故陆贽上疏言：「两税新制，竭耗编甿，以钱为赋，其害尤甚。」徳宗自居奉天，储蓄空窘。朱泚既平，于是属意聚敛。有日进，又有月进。自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宪宗罢进奉，而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边使，三曰留州。及用皇甫鏄，由是益刻剥矣。宋制三司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未尝与也。一归三司，总塩鐡、度支、户部、计省。使其所掌之财，勘磨财赋，则悉置磨勘司。造作军器，则归之霄案。水土之正，则▯之修造。河防之役，则归之河渠案。且国家工役之费，无出于三事，其所用为耗蠧之大者，必欲三司使縂之，乃可节以制度也。

税赋古者冡宰以九赋敛财用，自邦中之赋而至于币敛之赋，取之为有度。太府以式法受财用，自闗市之赋以待膳服，至于币余之赋以待赐予，而用之为有节。载师之近郊十一，逺郊二十而三，则取于田者不至于过。防人掌敛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防布而入于泉府，则取之于市者不至于多。自秦人以头防箕敛之法，尽括天下之财赋，而民不能以聊生。汉兴田租十五而税一，或三十而税一，或五十而税一，或赐其田租之半，或令民无出今年租，则其赋为甚薄。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亦出赋，钱百二十。民生七嵗至十四出口钱赋，又戍边则曰更赋，则其赋为有利。观文帝时，诸侯无入贡，郡国无来献，除田租税闗无用传，弛山泽之赋，惟市肆之租不闻蠲减之诏，往往以抑末之故也。武帝之时，舟车緍钱则有筭，盐鐡酒醪则有▯，其所以司敛藏输纳之职。田租则领于司农，渠田则入于少府，假民之田则有稻田使者掌焉，池苑之所田者则有水衡掌焉，海租则归之海丞，鱼盐则归之鱼官。用度疑若有余也，然贯朽红腐之效不复见于武帝之世，而大农钱尽赋税耗竭。文帝之时有是乎？方唐之初，授田百亩，嵗输粟稻谓之租，此所谓税也。丁则嵗嵗输绫绢絁布谓之调，用人之力嵗二十日不役则收其庸，此所谓赋也。自贞观至开元未尝有所变也。天寳以后供亿不常，渐隳经制。肃宗始用第五琦▯盐，刘晏继之，其初盐利嵗四十万緍，至末年则六百余万。徳宗始用赵賛▯茶，张滂继之，茶利嵗以四十万緍，至其后则増倍矣。杨炎始取军兴以来非法赋敛，如急备、如供军、如折估、如宣索之类，皆合之以为两税。陆贽以为两税新法耗竭编氓，日月滋甚，则赋敛之重至于两税极矣，而犹以为不足，如借商钱、如税间架、如筭除陌、如日进、如月进。方且源源而未巳？何开元以前取之少而用不至于乏，天寳以后取之加多，益以不足也。昔欧阳文忠公作《唐食货志》，始叙租庸调之制，谓其始也，用之有节，畜兵以宿卫，故兵多而无损；设官有常员，故官不滥而易禄，此所以善也。其后兵冗官滥，而用度之数复不节，此所以弊也。宋干徳之初，诸州民田有荒甚者，即蠲其租，不待奏。太平兴国之间，津渡鏁税有仍五代之旧者，一切罢去。天圣中，两税之外不许发运，如税茶盐课亏，则不使三司増额。汉世祖入则有田园山泽门闗市肆之租，舟车緍钱则有筭，盐铁酒醪则有防，郡国供贡与夫均输平凖之利，国赋筭【缺】赋与夫免更之钱，其外则又有赎罪卖爵之目焉。其所以司敛藏输纳之职，则田租领于司农矣。而渠田入于少府，陵田入于太常，而假民之田则有稻田使者掌焉。

池苑之所田者，又有水衡掌焉。其所谓赋入之最多者，曰盐鐡，则始之于司农，最后又分于水衡矣。若其山海池泽之税，则主之少府，以给供养，故海租归之海丞，少府之属也。市肆之租，本给供养，不领经费，则少府事也。酎金所以供宗庙尝酎之用，而少府省之。其他闗租则掌之闗都尉，赎罪之钱则典之北军尉。而司农之职，除田租盐鐡之外，则舟车緍钱、酒▯、均输、平凖、口赋、筭赋、卖爵之类而已。及改其支用之目，则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以为私奉养；田租以给军食；筭赋钱则治库兵车马，而又取口赋养天子之余以补之；过更钱以给更卒；酎金以供祭祀；闗税以给闗市；罚钱以给北军之用；而盐鐡、舟车緍钱之利与夫郡国租入之类，则以供军兴；至于军市租，则又或以给士卒焉。观此则汉财赋之敛藏调用之目，畧可覩矣。观文帝时，诸侯无入贡，郡国无来赋，除田税租，闗无用传，弛山泽赋，惟市肆之租不闻蠲减之诏，正欲抑末趋本也。武帝之时，患币之轻也，而铸白金，造皮币；患商贾之重也，而筭舟车，告緍钱，卖爵免罪，郡国置农官矣；行均输，▯塩酒酤矣。财用宜益滋也。然而忽有水旱之变，往往不给，昆邪之降至，不能兴三万乘，两军之出塞，战士颇不得禄，何直若是凛凛也。秦之商君，汉之晁错，其为术刻矣，而其治财犹知本末。至如后世一切用商君之法，使民耕织致粟帛布，复其身；晁错之法，使民入粟买爵而勿收其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后，内多欲，而外事兵役。彼徒见其取诸民之未病也，则重赋敛而不卹。曽不知文景休养生息之余，所頼以扶持，而海内虚耗之弊，始于末年。见之自其兵役之兴而转移，餽饷之烦也；而农民困，自其斡盐鐡、置均输、筭商、告緍也；而商人困，自其卖爵而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转迁之法，而入财补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马也；而封君之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币、省酎金也；而列侯困。虽然，民田什五税一，宜归之大司农，诸仓悉在郡国，嵗漕闗东粟给中都，仅不过数十万石而已。筭赋为钱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马车徒之费，而今所谓调也。然十月朝献，其入司农者才六十三，而在郡国者尚五十七也。更之不役者出平价，今所谓庸也，而更卒庸钱悉在州郡，盖时以假贷贫民。彼其视天下犹一家也，财粟之积在在而有，忽有水旱之变，夷狄盗贼之虞，则即用其民，即发其粟，即调其车马器械。是故虽有灾变，而莫为之忧。汉之所谓有瓦觧而无土崩者，其或以此。唐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乆而不更，造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其后兵兴财用益出，而租庸调法弊壊。自代宗时不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徳宗用杨炎，遂作两税，置两税使以总之，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居者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取大厯中一年科率多者为两税定法。然法既行，民力未及寛，而朱滔、王武俊、田悦合从而叛，用益不足，而借商之令出，韦都资、陈京请借富商钱，淮南陈少游请増本道税钱，赵賛阅商贾之钱，舟緍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赡常平本钱。其后请税间架、筭除陌及朱泚平，天下户口三耗其二，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髙下，三年一定。自初两税货重钱轻，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虽赋不増旧而民愈困矣。度支以货物颁诸司，皆増本价为虚估以给之，而谓之折纳。复有进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厯之数，再倍。陆贽上防，请厘革其甚害者。其言两税新制，竭耗编甿，以钱为赋，其害尤甚。然徳宗自居奉天，储蓄空窘，朱泚既平，于是属意聚敛。常奉之外，进奉不息。西川节度韦臯，则有日进；江西观察李亷，则有月进。淮南节度杜亚等，以常赋入贡，名曰羡余。其外又有进奉，刺史进奉自裴肃始，判官进奉自严授始。自裴延龄用事，益为天子积私财，而生民重困。宪宗罢进奉，而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皇甫鏄遂由是益刻剥。穆宗时，钱重物轻，比两税初，大率加三倍。帝亦以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而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杨于陵曰：王者制钱以权百货。古者权之于上，今縻之于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以废工。昔行之于中夏，今泄之于边裔。今宜悉输之以布帛谷粟。由是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云。尝厯攷唐一代财货损益盈虚，而切有疑焉。方唐之初，其取于民者，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家则有调。自贞观至开元，未尝有所更变也。天寳以后，供亿不常，渐隳经制。肃宗始用第五琦▯盐，刘晏继之。其初塩利四十万緍，至季年则六百余万矣。徳宗始用赵賛▯茶，张滂继之。茶税嵗以四十万緍，至其后则増倍之。杨炎始取军兴以来非法赋敛，如急偹、如健军、如折估、如宣索之类，皆合之以两税。陆贽以为两税新法，竭耗编甿，日月滋甚，则赋敛之重至两税极矣。而犹以为不足，如借商钱、如税间架、如筭除陌、如日进月进，方且源源不已。何开元以前取之少而不至于乏，天寳以后取之加多而益以不足也窃求其所以制兵者，而得其説焉。盖唐因旧制，立府兵之法，有事则出而为兵，无事则隐之于农，则有为兵之利，而无当兵之害，此其所以取之少而用之不乏也。

自明皇以府兵耗散，用张説之议，变府兵为广骑，朝廷有禁兵，藩镇有卫兵，兵农于是乎判，故虽安平之时，而不免馈饷之费，此其取之多而用常不足也。抑尝合汉唐而论之，汉之法比于三代为重，当时有所谓卒更、践更、过更，又有筭赋、献赋取于民者非一，疑若非甚苛而民不告病者，惟于农甚优而田税则甚轻。如髙帝十五税一，孝惠复行之，文帝今年赐田租之半，明年又除民田租，至景帝则又三十税一，其待农者既厚，故其他赋虽重，亦无害也。武帝悉意改作，费用百出，桑洪羊、孔仅谋利纷然，至于海内虚耗，然轮防之诏一下，而民有息肩之意者，盖当时取民之法固为甚苛，而汉家二十税一之法犹存而不改，虽商贾重困于农，则无加损。观西域传曰：“当时有司亦请益民赋三十以助边用，而帝不从。”至于唐租庸调，亦良法也。柰何徳宗从杨炎之请，遽变为两税，使其他杂赋有出于商贾、漆林之征者，亦并取给于田，是虽曰省赋，而农民之蠧亦甚矣。此终唐之世，民无聊生，而乱亡随之也。

唐赋税盐茶酒钱楮坑冶铜禁宋朝生财之法多因于唐。今日乏财之患乃甚于唐。愚尝读唐食货志而窃疑之。昔欧阳公作唐书诸志，而其于食货尤详：曰赋税，曰茶盐，曰▯酤，曰铜钱，曰飞钱，曰坑冶，曰铜禁，皆次第而歴言其本末是非。特为唐设也，所以见我朝之源流相因如此也。自今观之，租庸调之后易以两税，是时唐都长安，常入东南之粟以给闗中。肃代之世，两河用兵，费用百出，当时大半之用出于东南。是唐之赋税不见其不足。唐之盐利皆▯度支，自第五▯始变盐法而权天下之盐。及刘晏上塩法轻重之冝，纵商人之所之，故晏之始至也，塩利嵗才四十万緍，至大厯末六百余万緍。是唐之塩法不见其不足。茶之有税始于赵賛，张滂继之，嵗得钱四十万。其后王涯置防茶使，而防茶之法始于此矣。是茶之在唐未尝乏也。唐初虽无酒禁，自广徳中定天下酤户，以月收税。其后以防酒钱随两税青苖敛之，凡天下酤酒钱百五十六万。是酒之在唐未尝乏也。刘晏易江淮盐炭以广铸钱，嵗得十余万。韩洎请复洺源废监而起十炉，嵗得钱七万余缗。是铸钱之利又盛于唐。唐自宪宗止有飞钱之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于富家，而以轻装趍四方，合劵乃取号为飞钱。是楮币之端又原于唐。唐之银铜鐡锡一百六十余万。韩洄建议请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是皆▯于塩鐡使。是坑冶之利在唐为盛。贞元之初，张滂奏江淮铸铜为器。文宗时李珏请禁铜器，一切市之于官。是禁铜之法在唐为严。今日之赋税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谓和买，又有所谓折帛，而大农常患于或损。今日之盐法亦唐法也，而又有所谓旧钞，又有所谓新钱，而塩课常患其或▯。今日之茶法岂非因于唐乎？长引短引，嵗有定数，而州县征商常不及额。今日之酒酤岂非因于唐乎？户部之犒赏不闻赢余州县之赡军，不闻溢数钱之在今也。有边闗漏泄之弊，有鉟销鼓铸之弊，虽严其禁，而钱愈不见其多。楮之在今也，有兑易折阅之弊，有伪造换易之弊，虽严其法，而诸弊不见其重。坑冶之利，非不置使以专掌，而采于山者有限，而生于地者易穷。铜器之禁，非不申明其法以严禁，而今日稍稍知惧，数月之后，浸以如故。何乃用唐之法，而终不能以如唐欤？岂古今之异宜，而事势之不相类欤？岂法制之未备，而不能穷其利欤？又岂非谋议之臣尚有余智，而未能以悉计欤？非也。盖唐刘晏、李巽、韩洄之徒，或爲户部，或为度支，或为转运，或为盐鐡，皆能通知其财货之本末，而后随其盈虚损益之势，斟酌而斡旋之，故能使利源不竭，而国頼其用。今之尚书版曹，所以总财货之权，其次则有司农、有常平、有转运、坑冶，往往朝而处之，暮而易之，未有能通知其本末之所在者。虽知其赋税之当减者也，茶塩之当去也，防酤之当罢也，铸钱之当多也，楮币之当重也，坑冶之不可以不盈也，铜器之不可以不禁也。大抵随事而议，随弊而救，而不深明其所以然之故。此其患在于士大夫以财赋之职为假途也。天下之事皆易知，惟财计之弊，非深明其利害，则未易论也。况利源之在天下，本末常竭，而今日东南之地，又自古财用之区。曩时之国于此者，玉帛之余波及他国；封于此者，铜盐之利徧于天下。或独倚办偏方，以成鼎峙之势；或专领江淮，以当租税之半。而国家全盛之时，备御西戎北狄，宿兵方饶，使无缺事，亦皆仰给于东南。安有曩时皆然而今独不然耶？执事试以愚言思之。财用之乏，非所忧也。

钱钱法自九府圜法始，而鼓铸之官于周典无所可攷。景王铸大钱之日，尚未闻有禁令，而秦汉之间始闻其説。意是法之立，其自秦始乎？汉之钱法凡九变，自初变泰钱而用荚钱，高后变为八铢，变而为五分，即荚钱之制也。已变为四铢，其文半两而重不称。然自文景皆用其法，迄无变更，而建元元年始轻之为三铢焉。自此钱法盖多变矣，或为半两，或为三铢，或为五铢。然自五铢行后，民多盗铸，乃始铸赤仄钱，以一当五。后患民之盗铸，乃更令上林三官铸钱，而钱法始定。夫钱禁之严，亦自汉始，凡盗铸者弃市，而邻五家坐之。阑出徼外，亦案没入。文帝最为仁民之主，至杂钱罪黥之刑，乃创见于此时。贾生曰：“铸铜锡为钱，敢杂以他巧者，其罪黥。”武帝之世，乃复定铸钱弃市之律。及赤仄钱不行之后，卒始思其弊，令郡国毋得铸钱，举郡国之铜悉输之上林三官。铜不布于郡国，而盗铸始息。五铢之钱得以乆行者，铜禁之功也。隋末行五铢钱，天下盗起，私铸钱行，鐡叶裁皮糊纸皆以为钱。髙祖入闗，民间行浅环钱，其制轻小，凡八九万才满半斛。武徳四年铸开元通寳，积十钱而重一两，得轻重小大之中。至开元二十五年，诏出铜所置监铸开元通寳，而京师库藏皆满。自秦汉以来，钱弊不知其几变，如晋之比轮，陈之六铢，汉之八铢，梁之两柱，后周之曰五行、曰大布、曰永通万国，唐之乾元及第五▯之重轮乾元，此皆失之太重者也。汉之榆荚，后魏之曰水浮、曰风飘、曰鹅眼，宋之曰綖环、曰菜子、曰荇叶，曰吴之沈郎钱，此皆又失之太轻者也。惟汉之五铢与唐之开元最为折▯。今以唐攷之，韩洄在徳宗时，请复洛源废监而起十炉，嵗七万二千緍。刘晏易江淮铜铅薪炭以广铸钱，嵗得十余万緍。此广铸之説也。自是而钱日増，故杨于陵在穆宗时曰：「昔广铸以资用，今减炉而费工。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正谓此也。」贞元初，张滂奏禁江淮铸铜为器，惟铸钱而已。文帝时，李珏请加罏铸，于是禁铜器官，一切为市之。及武帝废浮屠法，李郁彦请毁铜像、钟磬，而州县铜益多，此禁铜之法也。故刘秩曰：「铜之为噐则不如鐡鐡之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禁于人则铜无用。铜无所用，则益钱；益钱则钱之用给矣。」正谓此也。

楮楮币之法萌于汉代，皮币，武帝以公上之用不给，于是造白鹿以为皮币，或为马，或为龙，或为龟，各有其眞而不紊，国用頼以少舒。至于唐，又有飞钱之制，宪宗令商贾至京师，委钱富家，以轻装趍四方，合劵乃取，号为飞钱，即楮所由起也。真宗时，张忠定公咏镇蜀，以鐡钱重不可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缯，始于祥符。仁宗时，冦瑊以蜀人交子起民争讼，议者请官自置务，可以利民而止其争，蜀人至今为便。绍兴之三十二年，都茶▯始置务，乾道之四年而防子始行用，时两界杂沓，二千万緍而止。逮淳熈甲午，而衍之为四千一百二十万緍。考其初用于乾道之四年，而已闻折阅于乾道之九年，外路之觧发，民间之输纳，官吏之饩给，并以钱防中半为令，则九年之措置也。封桩之现钱为桩计者，五百三万有竒，而江上之积亦多。南库以金银収换防子，凡四百余万，而行于外者才二百万，故淮东西南总乞以金银兑换，则防价髙而金银低。钱良臣申乞民间入纳，则现钱多而防子少，故孝宗于量行支降之时，未甞不存详细究讲之意，岂有去七十年之乆而挟制扶持之不给乎？今之十六界为緍计者，一亿二千九百二十五万；今之十七界为緍计者，一亿三千九百八十六万七千有竒。计南界新楮之数，乃又溢于未易旧楮之前，先之绍定之鬱攸，而十六界已出其一亿八百三十余万矣。继之以収楮，而十六界尽出矣。又继之以用兵，而十七界之緍大出矣。

羣书考索后集卷五十二<子部,类书类,群书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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