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考索续集卷五

羣书考索续集卷五

宋　章如愚　编经籍门商书汤誓》何以称王？曰：孔曰《泰誓》云“独夫受”，此汤称为王，则比桀于一夫。桀既同于一夫，故汤可称王矣。是言汤于伐桀之时始称王也。《周书·泰誓》称王，则亦伐纣之时始称王也。辨作书者以王称陈曰：汤由七十里起，顺四方徯后之心，以伐夏救民，鸣条之野，不自王也。孔安国谓桀为一夫，而自称王，必无是理。使当诸侯欲王汤耶？则克夏之后，诸侯自王之矣。使诸侯不欲王汤，则朝觐不至，贡赋不入，虽遽称王，亦无益也。要知作书者追述之尔。説者又引武王称有道曽孙周王，殊不知《泰誓》言“予小子发”，至《武成》之书史文，其言以记其成功尔。盘庚何以不言诰？正义曰：盘庚三篇皆以民不乐迁，开解民意，告以不迁之害，迁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迁时事，下篇既迁后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辞尤切；中篇民心少悟，故其辞稍缓；下篇民既从迁，故辞复益缓。哀十一年，《左传》引此篇云：“盘庚之诰”，则此篇皆诰辞也。题篇不曰《盘庚诰》者，王肃云：取其徙而立功，故但以盘庚名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则是史意异尔。太甲元年之疑，程正叔曰：「汤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嵗，仲壬方四嵗，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资，故伊尹立之，非谓六年之间太甲方立也。」高宗曷任傅説？陈曰：「学者言治乱之应，一槩之以人事，而不系于天道，此固然也。然不知天道人事，初非异端。苟能一本之以至诚，则人事至而天道得矣。夫高宗举天下之政，而授之版筑之夫，此事之所未有者也。然髙宗恭黙致诚，神交于天，天有所授，亦无不可。况高宗之学于甘盘，遯于荒野，宅于河，服劳于外，以同小人之役，当时风俗之利，病人材之贤否，在髙宗必能知之。使傅説而不贤则已，傅说而贤，高宗必得其详矣。得其详于声闻之交，而方其梦于形容之间，此所以一见而置诸左右也。」説命出于汉后，说命之书疑出于汉之后也。观孟子举书曰：“若药弗暝▯，厥疾不瘳。”今以说命观之，辞皆然也。而赵岐于注乃云“书逸篇也”，赵岐犹以説命之书为逸篇，则出于汉之后可知。伐黎之年，不同正义曰：郑▯云，纣闻文王断虞芮之讼，又三伐皆胜，而始畏恶之所言，据书▯为説。伏生书▯云：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防；三年伐宻湏；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伐黎之前，始言恶周，故郑以伐防、伐宻须伐犬夷三伐皆胜，始畏恶之。《武成》篇：文王诞膺天命，九年乃崩，则伐国之年，不得如书▯所说。微子诰不言作，正义曰：殷纣既暴虐无道，错乱天命，其兄微子知纣必亡，以作言诰，告父师箕子、少师比干。史叙此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诰，以可知而省文也。

周书泰誓非伏生所▯。孔曰：按史记及儒林▯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则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按马融云泰誓后得。郑▯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而书别録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説之，数月皆起▯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附入于伏生所▯内，故为史揔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复曲别分析。云民间所得，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同也。辨迁史已得泰誓。孔曰：按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汉书皆云伏生▯二十九篇，则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辨《泰誓》以古文为真。孔曰：“史记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记载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刘向、班固因同于史记，而刘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当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马融所云‘所见书▯多矣’。凡诸所引今之《泰誓》皆无此言，而古文皆有，则古文为真，亦复何疑。”武成非述作之体。正义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其辞又首尾不结，体裁异于余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王反及诸侯大集，为王言发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统未集，述祖父已来开建王业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陈纣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无作神羞，王自陈告神之辞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杀纣入殷都布政之事。无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辞不结，文义不成，非述作之体。辨诸儒疑《武成》之非，疑《武成》之误者，古今之常説也。孔頴逹曰：「此篇序事多而王言少，其辞又首尾不结，体裁异于余篇，无作神羞，当有其辞，今无其语，是言尚未讫，简篇断絶也。」自汉以来，岂惟頴逹疑之耶？特为之防义，故説行于世也。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为断，家自为读，而卒无定论。呜呼！《书》之不幸，出于口授，壁藏，孔安国定其可知者五十有九篇，曰：「其余错乱摩灭，不可复知。」然则五十九篇既定之后，岂无错缪也哉？盖亦有之矣。若夫《武成》之书，则似颠倒错乱，然深究其旨，实未尝错误也。《武成》者，武王伐纣之功已成，识其政事之书，皆史官记武王征伐及其归周所行之事，此与《尧典》《舜典》《冏命》之书体同。孔氏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且据《左氏》「无作神羞」以下皆有其辞，此独无文，何拘之甚邪？王氏则离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继以「乃反商政」，夫继上言先王之勤劳，文王之未集大统，武王方承厥志，经以底商之罪，此其辞理是顺；无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伐商罪，遽谓反商政，则其语无伦。

世之学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离而读之，反以无伦可乎？武成一篇之旨，武成一书，惟知古人作书之体者，乃知其无误也。武王既胜商，归丰，史官杂记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歩自周于征伐商。”此则记其始往伐商之时也。继以“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以下”，此则记其克商还周之时也。既述其往，又记其归，此其记史之揔目也。即载其命冡君百官之辞，告皇天后土所过山川之言，至无作神羞。述武王往伐之时有此言尔。述武王之言已尽，乃曰：“既戊午，师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胜商之事尔。至于封墓、式闾、散财、发粟，皆谓天下已定，行之虽若不相伦续，盖相杂记其政事，无害作书之体也。以此，“月既生魄”乃序其归周之后，“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时，不得于戊午继四月生魄为疑也。学者反复深思之理可见也。辨疑《武成》，当如《孟子》。或曰：“《孟子》之于《武成》，固尽信之矣，岂得无所疑乎？”曰：“《孟子》将疑其仁人伐罪不至于流血漂杵尔。《孟子》虽疑其理之或非，未尝疑其文之错误。”后人疑《武成》，当如《孟子》，而后为知书也。天锡禹为洪范正义曰：「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而云天乃锡禹，知此天与禹者，即是洛书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先逹共为此説。▯负洛书，经无其事。「中候」及诸纬多説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受圗书之事，皆云「▯负书」，经候之书，不知谁作。通人讨覈，谓伪起哀平。虽复前汉之末始有此书，以前学者必相▯此説。故孔以九类是神▯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从一而至于九。禹见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类法也。辨「洪范」不本于洛书。洛书之为物，果如后世所▯「一六画北，二七画南」者乎？则其数有位而无文，禹安知其一为五行，二为五事也？果如先儒所▯「自五行至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乎？则其书有凡而无目，禹安知其五事之为视听言貌思，八政之为食货祀司徒司空也？若以为终篇皆出洛书，则上天之言，又不应如是之繁悉也。天人交感，理诚有之。其所以谆谆者，特诱发人之智虑所未悟尔。其已知已行，则未尝及也。今「九畴」之中，所谓卜筮者，伏羲已兆之；所谓歴数者，黄帝已推之；所谓司徒司空者，尧舜已官之。是无待乎洛书而后禹知之也。则「洪范」之不本于洛书，审矣。洪范皇极【皇者君也，极者至极之标凖，不可训皇极为大中】洛书之数，而五居中。洪范九畴，而皇极居五。

故自孔安国训皇极为大中，而后之诸儒莫有以为非者。予尝考之，皇者君之称也，极者至极之义，标凖之名，尝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皇极为在中之至则可，而直谓极为中则不可。若北辰之为天极，屋栋之为屋极，其义皆然。而周礼所谓民极者，于皇极之义为尤近。顾今之説者，既误于此，而并失之于彼，是以其説展转迷缪，而终不能以自眀也。即如旧説，姑亦无问其它，但于洪范之文，易皇以大，易极以中而读之，则所谓惟大作中，大则受之之属为何等语乎？故予窃独以为，皇者君也，极者至极之标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为天下至极之标凖，则天下之事固莫不恊于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观于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谓皇极者也。是其见于经者，位置法象，盖皆本于洛书之文。其得名则与夫天极、屋极、民极者，皆取居中而取极之意，初非指中为极也。则又安得以是而训之哉？曰「皇建其有极」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极之标凖于天下也。曰「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极，而于五行焉得其性，于五事焉得其理，则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则是布此福而与民也。曰「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者，言民视君以为至极之凖而从其化，则是以此还锡其君，而使之长为天下之标凖也。曰「凡厥庶民，无有滛朋，人无有比徳，惟皇作极」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徳有以为至极之标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法则念之，不恊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者，言君既立极于上，而民之从化或有迟速深浅之不同，则其有谋为操守者固当念之而不忘，其不能尽从而未抵于大戾者，亦当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徳，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徳自名，虽未必出中心之实，亦当教以脩身求福之道，则是人者亦得以君为极而勉其实也。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于民，不当问其贵贱强弱，而皆欲其有以进徳，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进其行，而后国可頼以兴也。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徳，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后纳之于善，若不能使有顾于其家，则此人必将防于不义，而不复更有好徳之心矣。至此而后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説，则已缓不及事，而其起汝惟有恶而无善矣。盖人之气禀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齐者，是以圣人立极于上者，至严至正，而所以接引于下者，至寛至广，虽彼之所以趋于此者，迟速真伪，才徳髙下，有万不同，而吾之所以应于彼者，矜怜抚奄，恳恻周尽，未尝不一也。

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防其有极，归其有极者，」言民皆不溺于己之私，以从夫上之化，而归防于至极之标凖也。析而言之，则偏陂好恶，以其生于心者言也；偏党反侧，以其见于事者言也。遵义遵道遵路，方防其极也。荡荡平平正直，则已归于极矣。曰：「皇极之敷言，是彞是训，于帝其训者，」言人君以身为表，而布命乎下，则其所以为常为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异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于君之所命，能视以为教而谨行之，则是能不自絶逺，而有以亲被其道徳之光华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极，所以有作民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不然，则有其位无其徳，不足以建立标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极尊矣。天之所以锡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盖如此。虽其奥雅深微，或非浅见所能窥测，然试尝以是读之，则亦坦然明白而无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于训义之实，且未尝讲于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误以皇极为大中，又见其辞多为含洪寛大之意，因复误认以为所谓中者不过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与无过不及之中异，而无过不及之中，乃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以毫厘差者，又非含糊茍且不分善恶之名也。今以误认之中为误认之极，不谨乎至严至宻之体，而务为至寛至广之量，则汉元帝之优柔，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杂揉，贤不肖混殽，方且昬乱陵夷之不暇，尚何敛福锡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为经言「无偏无陂，无作好恶」，则所谓极者，岂不实有取乎得中之义？而所谓中者，岂不真为无所去就憎爱之意乎？吾应之曰：「无偏无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尔。然曰『遵王之义』，则其去恶而从善，未尝不力也。无作好恶者，不以私而自为憎爱耳。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则其好善而恶恶，固未尝不明也。是岂但有包容漫无分别之谓？又况经文所谓『王义、王道、王路』者，乃为皇建有极之体，而所谓无所偏陂反侧者，自为民归有极之事，其文义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锡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则流于老庄依阿无心之説，下则溺于乡原同流合污之见，虽欲深体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将何以立大本而序彞伦哉？皇极为至极【大君居中有至极之徳而后能立至极之标凖于天下】三曰皇极之为至极何也？予应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靣向而观，仰之者至此，辐辏于此，而皆极焉。

自东而望者，不能过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逾此而东也。以孝言之，则天下之孝至此，无以加；以弟言之，则天下之弟至此，而无少过。此人君之位之徳，所以为天下之至极，而皇极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聪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谓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后有以履之而不疚。岂曰含容寛裕，一徳之偏，而足以当之哉？又曰：人君以眇然之身，既居天下之至中，则必有天下之絶徳，而后可以立至极之标凖。故必顺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恊五纪，以齐其政；然后至极之标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靣向而环观者，莫不于是而取则焉。语其仁，则极天下之仁，而天下之为仁者，莫能加焉；语其孝，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者也。由是而权之以三徳，审之以卜筮，验其休咎于天，考其祸福于人，如挈裘领，岂有一毛之不顺哉？此洛书之数所以虽始于一，终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范之畴所以推本于五行，究于福极，而必以皇极为之主也【文公文集】九畴次序之义，孔曰：「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极已上，皆禹所第也。」禹为此次者，盖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诸事之本，故五行为初也。发见于人，则为五事，故五事为二也。正身而后及人，施人乃名为政，故八政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纪为四也。顺天布政，则得大中，故皇极为五也。欲求大中，随徳是任，故三徳为六也。政虽任徳，事必有疑，故稽疑为七也。行事在于政，得失在于天，故庶徴为八也。天监在下，善恶必报，休咎验于时气，祸福加于人身，故五福六极为九也。皇极居中者，总包上下，故皇极▯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谓行九畴之义是也。」福极处末者，顾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归之；前八事俱失，六极臻之。故福极处末也。」九畴以五行为首。夫箕子之言九畴，自五行至五福六极，固不能无先后缓急之序。首以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阙一不可。一日而无五行，则人不能以自生，何暇论五事、八政、五纪、三徳以至五福六极乎？故曰：「鲧湮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言九畴始于五行，五行本于水。水性失则五行汩乱，五行之性失则九畴无序矣。谓九畴以五行为重可也，而谓九畴皆配合于五行则非也。向歆传洪范之非苏曰：或曰古人言洪范，又莫深于歆向之传，吾尝学而得之矣。今观子之论，子其未之学邪？何遽反之也？子之论曰：皇极裁节五事，其建为五事之得失，▯则拟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罚其极与五事，此非所以裁节五事也。子又曰：皇极建则五福应，皇极不建则六极应，▯则条福极而配之与貌与言与视与听与思与皇极，又非皇极兼获福极也。

然则刘之▯、子之论，孰得乎？曰：尔以箕子之知洪范与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则吾从之，彼歆向拂其意矣，吾复何取？辨苏论惑于刘▯，近世苏子知刘氏之失，立论以非之，是矣；而其自为説，则又以理五行资五事，正五事頼于皇极，五行包罗九畴者也，五事检节五行者也，皇极裁节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急于九畴，何以能包罗九畴乎？五事之在人，无与于五行，何以能裁节五行乎？皇极之道，凡天下事皆欲归之，八政三徳之类亦然，岂惟裁节五事而已哉？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见其可也。且谓皇极之建，凡九畴皆序，亦可矣；若皇极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曲直，金何以不从革，土何以不稼穑，至于六极之中，生而抱病谓之疾，状貌丑陋谓之恶，势力孤寡谓之弱，此皆出于天命，非人所为也。今以皇极不建，五事不当，五行不顺，乃使人疾、使人恶、使人弱者，有是理乎？故夫苏子之论，正与五行▯辨，而未免五行传之惑也。诚使刘氏之▯举而焚之，不为后儒惑，则九畴之义昭昭矣。福极合为一畴，陈曰：“五福六极合为一畴，盖可知矣。”八畴皆得，则五福应；八畴皆失，则六极应。刘向以福极分应五事，而五行庶徴皆以类合，不知圣人立论不如是也。况六极者，五福之反也。五福曰寿，曰考终命，而六极以凶短折之一极反之；五福曰攸好徳，而六极以恶之一极反之；五福曰富，而六极以贫之一极反之。或以一极反二福，或以三极反一福，若之何离而为五，以配五事？顾弱之极无所系也，又以皇之不极附之为六。汉儒之学，其病在此。太保何以作《旅獒》？武王克商，通道夷蛮，方物毕献，固其宜也。按《周礼·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各以所贵寳为贽。”郑▯云：“所贵寳见经传，犬戎献白狼、白鹿是也。”然则西旅献獒，武王受之，未害也。《旅獒》何戒焉？呜呼！公之意有在矣，学者未之攷也。不寳逺物，则逺人格；所寳惟贤，则迩人安。茍于此而不戒，则四方之夷，珍禽异兽，莫不毕至。是止知寳逺物，而不知寳贤也。茍不惟贤之是寳，则惟物之是玩，王之志将由是而防矣。太保之戒，其可缓邪？大诰序文不同。陈曰：「大诰之序曰：周公相成王，将黜殷，是黜武庚也。」而孔子之序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夫孔子之序言三监也，而独不及武庚，何耶？盖武王之立武庚，非得已也。立武庚，则武庚必叛无疑矣。武王知武庚之必叛，故立武庚以为商王之后，以奉一代之祀，而治民之事则三叔监之，武庚不得而预也。然则何由知之？

曰：由尧舜之封象而知之也。舜之封象于有庳也，不使之有为于其国，而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武王之封武庚也，亦若此而已矣。故治武庚之国而纳其贡赋者，即三监也。武庚为诸侯，而三监治其国，使三监不叛，而武庚欲叛，得乎？此大诰之序言黜殷，而孔子正其实，以为三监叛也。孔子以武庚为三监之一夫哉？武庚既为诸侯矣，安得谓之三监乎？周公营洛，居土中。正义曰：《周礼·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则影短多暑，日北则影长多寒，日东则影夕多风，日西则影朝多阴。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防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辨大司徒论中土之非，营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里均，此则可矣。而谓天地必合于此，四时必交于此，恐无是理也。况于风雨之防，隂阳之和，无非在人君徳政，故应天心。如何尔？但居洛邑以求风雨之防，隂阳之和，空言也。今观《洛诰》之书，特云卜涧水东，瀍水西，何尝如大司徒之説乎？周召相营洛。周孔曰：「召诰云：『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逹观于新邑营。』是周公自后至，经营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营成周，亦营洛邑。各举其一，互以相见。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按行所营之处，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诸儒议君奭非是。君奭之书，学者惟见序有召公不説之言，书有“汝有合哉”之语，则皆以为召公疑周公。召公圣人之徒也，不疑周公于四国流言之际，而疑周公于复辟之后，有是理耶？司马迁作《史记·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立政，因践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谬也。君奭书乃周公复辟之后，二公为师保之时，何得云尔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先儒或能言之矣，然其自为説，则又未得也。孔頴逹曰：“周公摄王政，不宜复列于臣职，是以召公不恱周公之留也。”王氏曰：“习文武至治之后，则难为继。成王非有过人之聪明，则易以壊。以易坏之资，任难继之事，此召公于亲政之始有不恱也。”苏氏曰：“伊尹既复政而告归，周公不归故也。”王氏之説，则是召公以成王聪明不足，难与有为，岂圣贤之意乎？如孔氏、苏氏之説，则是周公不知以礼进退，反使召公欲其告归，又且不免圣贤之有疑也。辨召公所以不悦君奭一书，无召公忧成王难与共治之事，亦无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则召公之不恱者，非为周公也，自有所不恱也。夫召公之自有所不恱，何也？

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复尊以师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时，而加以莫重之寄，虽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頼，爵位日隆，任责日重，非召公所乐也。况召公已封于燕，身留相周，而不得优游于公，不悦之旨，盖为此尔。是以周公勤勤作书以留之，盖不以宠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节；忘身狥国，爱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终之义。召公之欲吿老，虽得去就之节，未可以为忘身狥君之义，此君奭之书所由作也。抚万邦、廵侯甸。正义曰：周之法制，无万国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万国四征，亦是大言之尔。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举近以言之。言王廵省偏六服也。虞、周廵守异同。孔曰：《周礼·大行人》云：十有二嵗，王廵守郡国。是周制十二年一廵守也。如《舜典》所云：春东、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时廵行，故云时廵。考正制度礼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廵守然。康王之诰，分合正义曰：康王既受顾命，在天子之位，羣臣进戒于王，王遂报诰诸侯，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诰》。伏生以此篇合于《顾命》，共为一篇。后人知其不可，作分而为二。马、郑、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内于《顾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为《康王之诰》。诸侯告王，王报诰诸侯，而使告报异篇，失其义也。穆王非荒媱之主，尝谓夫子「定书」，自周成康之后，独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吕刑》三书，使后世观书，知其用人与其训刑之际，如是明审，可知穆王之为人，不坠文武成康之风烈矣。今观穆王三书，其命君牙为大司徒，则自谓守文武成康之遗绪，其心忧危，若蹈虎尾，渉春冰，必頼股肱心膂为之翼也。其命伯冏为大仆正，则自谓怵惕惟厉，中夜以兴，思免厥愆，至有仆臣谀厥后自圣之言，非惟见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饬躬畏咎也。其命吕侯以刑也，则歴告以谨刑罚，恤非辜，虽当耆年，而其心未尝不在民，反谓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书皆无实之言，所任之人亦不当，则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书，则君牙、伯冏、吕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国事之主，明矣。辨世儒议，穆王非是。今之世儒，有读《命》《伯冏》为大仆正者，则曰：“穆王好马故也。”读《吕刑》“王享国百年，耄荒”，则曰：“王老而荒怠故好游也。”据书曰：“王享国百年，耄，言时已老矣。年虽老而犹荒度，作《吕刑》以诰四方，正见王之不怠也。”荒度之义，与“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耄且荒，何暇训夏赎刑乎？穆王用夏刑之制。孔曰：「周礼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

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经五刑之属三千。按刑数乃多于周礼而言，变从轻者。周礼五刑皆有五百，此则轻刑少而重刑多。此经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宫刑三百，大辟二百。轻刑多而重刑少，变周用夏，是改重从轻也。」礼记以吕刑为甫刑。正义曰：「礼记书▯引此篇之言，多称为甫刑。曰：『故▯解之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知后为甫侯者，以诗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诗云：『生甫及申』，扬之水为平王之诗云：『不与我戍甫』，明子孙改封为甫侯。不知因吕国改作甫名，不知别封余国而为甫号。然子孙封甫，穆王时未有甫名，而称为甫刑者，后人以子孙之国号名之也。」鲁侯何以征徐戎？孔曰：「礼，诸侯不得専征伐，惟州牧于当州之内有不顺者，得専征之。于时伯禽为方伯，监七百里内之诸侯，故得帅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之外设方伯，以八州八伯，是非别立一贤侯以为方伯，即《周礼》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礼记·明堂位》云：「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国不过百里，《礼记》云「七百里」者，监此七百里内之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序，何以终《秦誓》？书之终以《秦誓》，先儒言之，不过曰美其悔过耳。愚则以为仲尼所以存周也。子不继，则支继之；支不继，则庶继之。明有▯而不絶也。鲁，周之支也；秦，周之庶也。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鲁矣；鲁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文侯之命，东迁之书也。次之以《费誓》，又次之《秦誓》。圣人之意，岂徒然哉？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盖此意也。

杂辨书备帝王之道，防书湏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尚书之难，防《尚书》难防，盖难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同上】篇意之不同【八条】二典三谟，其言奥雅，学者未遽晓会，得后靣盘诰等，又难防，如商书中伊尹告太甲五篇，宜熟读，极好。商书几篇最分晓，可玩《太甲》《伊训》等篇，又好防似《说命》《典谟》之书，湏经史官润色来，如《周诰》等篇，恐只如今。榜文晓谕，俗人方言，俚语各自不同。髙宗旧学于甘盘，至此方言学字。大诰一篇，不可晓其意思，缓而不切。看二典之书，尧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康诰》三篇，是武王书无疑。其中分晓，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五峯吴才老皆説，是武王书。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当时与民説话，后来追録而成【并文公语録】篇意、序意之説，其所言治心脩身处，虽为人主言，然初无贵贱之别，宜取细读，极好。今人不于此等处理防，却只去理防小序。某看得书小序不是汉人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然后人亦理防它本义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説臯陶，后説禹，谓舜欲令禹重説，故将申字系禹字尽。伏生书以益稷合于臯陶谟，而思曰賛賛襄哉，与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连，申之二字使见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都不如此説得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是内外交相养法，事在外，义由内制，心在内，礼自外作【文公经説】当求圣人之心，尚书须要考歴代之世变。先生曰：「世变难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阔逺何处测度？不若求圣人之心。如尧则考其所以治民，舜则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汤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读，岂不见汤之心？」大抵尚书有不必觧者，有湏着意觧者，有畧湏觧者，有不可觧者。如仲虺之诰、太甲诸篇，只是熟读，义理自分明，何俟于觧如洪范则湏着意觧如典谟诸篇，稍雅奥，亦畧湏觧若如盘庚诸篇，已难觧而康诰之属，则已不可觧矣。昔日吕伯恭相见，语之以此，渠云亦无可阙处。因语之云：「若如此，则是读之未熟。」后二年相见，云：「诚如所説训字之是非，棐字与匪同，先儒错解作辅，至今承误。惟顔师古注汉书曰：「棐匪同。」尝疑尚书觧是后人做，非汉人文章，觧得不成文字。然张衡亦将棐错使了。书中「迪」字或解为道，或解为行，疑只是训「顺」字。恵迪吉，从逆凶，以逆对迪，可见书中「迪」字用得皆轻也。书中弗吊字，只如字。

先儒欲训吊为至，故音的非也。其义正如诗中不吊昊天耳，言不加悯予于上帝也。忱谌字，只训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也【已上并文公】迁史得罪于经，书学不明，其马迁之过欤？马迁未尝释书，而吾独咎之，非咎其不能释经也，究其史记之作，考正不精，使书因是不明也。盖夫子以前，载籍无经史之殊，夫子既删定之，然后经为经，史为史。经以明道，史以记事。经畧而史详，则世之学者引史而谈经，史其理也。迁当焚书之后，经之阙遗多矣，幸而伏生、孔壁之▯至于石室之书，可得而考，然而不能以翼经为心，而自弃于史家者流，好竒尚异，虽惑甚害于理者，有不忍弃焉。盖自以为史家之学贵多贵博，与经异体，而不知説书者皆引迁为证，则迁虽无意于惑经，而经之惑实由迁致也。书之序虞舜也，直曰侧微而已，未尝明言其族也。迁独系之，以为黄帝子孙，至尧而四世，至舜而八世，其世数多少既已可疑，而左氏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则虞氏之先又有所谓幕者矣，非止八世也。尧舜世系疑似难明，迁遽数之，至使后世谓舜为上娶祖姑，则由迁之误以致之也。书之述四凶也，多以事体相类，摠言之，未尝一朝俱刑之也。迁述本纪，以谓舜廵守归而言于帝，得流共工以变北狄，放驩兠以变南蛮，迁三苖以变西戎，殛鲧以变东夷，其所谓流放以变夷狄者，既未必然，而左氏曰：「鲧殛而禹兴」，韩子曰：「尧授天下于舜，共工不义，舜举兵伐之」，则共工之流在舜摄政之后，伯鲧之殛在舜未举之前，其时相去既逺，而迁并以为一时，至使后世谓禹専其功，而舜不能贷其父，亦由迁之误以致之也。书之言「朕虞」也，曰伯益而已，伯益之外，未尝有人也。迁既载伯益于舜纪，又载栢翳于秦纪，而不知二人之本一，至后世谓栢翳为女华之子，谓伯益为臯陶之子，则又惑于迁之説也。书之载禅位也，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矣」，是舜不复事矣。迁既书苍梧南廵之事，而不知舜之终实在鸣条，至使后世谓大舜耄期之后犹违礼而逺征，则又惑于迁之説也。上古帝王之事，頼书而▯，书学不明，尚頼史家证之，而马迁于古防畧如此，此吾所以正其端欤？非特此也。太甲桐宫居庐之制也，而谓伊尹放君，则是高欢之事也。周公践祚冡宰之事也，而谓负扆居摄，则是王莾之事也。文王称王，后世追称耳，而谓之命于虞芮质成之后，则是梁未亡而称帝也。召公不説，惧主少国疑耳，而谓忌周公之为师，则是李林甫之▯张九龄、源乾曜也。以盘庚为作于小辛之世，以肜日为作于祖庚之世，以金縢为作于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为作于襄王之世，诋缪如此，此吾徒所以不得不正其端欤？

原迁之作史，抑不为圣经计，固不当引经罪之，然迁之失不辟，则经不明，此又吾之不得已于迁也。

羣书考索续集卷五<子部,类书类,群书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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