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考索续集卷十一

羣书考索续集卷十一

宋　章如愚　编经籍门

春秋总论春秋为百王之大法。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谬。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乗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凖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其善，贬其恶，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黙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徳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伊川春秋集▯序】春秋之法，大者，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战取、闱入、执杀、盟防、如聘、禘郊、蒸尝、归复、入纳、灾异、赋役焉。其间书侵五十七，伐者二百一十三，书围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圣人之意，其详大备也。如是，岂茍然哉？盖诛其祸乱之道尔。先儒徒随事而▯之，盖三▯往往从而美之，亦有一言发明圣人诛之之心者也。独陆君用啖氏之説曰：「春秋纪师，何无曲直之辞？曰一之也。不一则祸乱之门辟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则在乎其文矣。」此则见圣人絶恶之源，原情之法，此表里之论也。其余若盟若防，其法皆用是也【明道】春秋之著书，窃原春秋之文，求圣人之志。灾之书有十一大水之书者七，不雨之书者九，大旱之书者二，无麦苖，大无麦禾之书者各一。盖言五行失其序，则六府失其宜也【同上】春秋，圣人之用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

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防之类，盖欲成书势，湏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伊川经説】五经有《春秋》。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伊川遗书】春秋穷理之要，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着，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防《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凖？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説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説。在人自看如何？传为按经为断，《春秋》▯为按经为断【并同上】谓之孔子刑书，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圣人有功，亦必録之，不可不恕也【康节经世书】春秋之大防，春秋大防，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近世如苏子由，吕居仁，却看得平【文公语録】明道正谊之书，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桓文谋利，大义都晦了。且如今人做义，只做得齐桓晋文优劣论【同前】孔子因鲁史作《春秋》。陆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方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经也。《春秋》所贬损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释文序】辨孔子有尊周之心。仲尼之心，何心哉？尊周，其心也。《春秋》之法，何法哉？尊王，其法也。仲尼有尊周之心，而无尊周之权；有尊王之法，而不得着尊王之事业。自卫反鲁，《春秋》于是作焉。仲尼尊周之心，庶几其有所寓也。始于东迁，卒于西狩，周之典宪，靡一不载焉。所以始平王者，着其为东周之实也；所以取桓、文者，以其有尊奨之功也。书「王」正，以大一统；存周之正朔也。

尊王人，以抑诸侯；存周官之等衰也。「王」称天，以表无二尊；别呉、楚之僣拟也。何以《春秋》名书？《春秋》之意，先説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徧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正义】辨杜氏之説为当，春秋本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为贾氏之説则曰：春为阳中，万物已生；秋为隂中，万物已成，有取于隂阳之中正也。正义论之亦详矣，窃于杜氏有取焉。盖有説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国语曰：“羊舌肹习于春秋。”左氏传曰：“韩宣子适鲁，见鲁春秋。仲尼之前，葢有春秋之名矣。”褒贬之法，自仲尼始，前此皆编年之书也。曰编年，安得不举四时以为名哉？此所以有取于杜氏之説也。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偹文，而后人脱。故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时仲尼之后，冩者脱漏其日，不系于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更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有详畧。按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畧同，而日数相背。此则乆逺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畧。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湏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畧之。亦既有详畧，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正义】辨书事时，日月之异。《春秋》书事，有时而不月者，有月而不日者，有时月日皆备者。故《公羊》《谷梁》皆立以为例，以示褒贬，使后儒纷然，是非交错，旁引曲援，穿凿多门。

乃曰：“某事当日不日，畧之也；某事不日而日，谨之也。”殊不知朝觐、防盟、侵伐，诚不可指日而期，指日而毕，故多书时。天子诸侯之▯，礼有七月，有五月之差，不可指日而防，故多书月。子生及君臣薨卒，一定不易，故多书日。此自然之理也。至如凡灾异，不以日月着之，厯日者，月之不可遍举其日也；厯月者，时之不可徧举其月也；厯时者，必加自文为异。若文公十二年书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类是也，亦皆随事逺近大小而志之，何定例褒贬之有哉？又如桓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此甲戌之下别当有事，亦旧史阙文也。二▯乃云：“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若此之迂怪，説者往往从之。史氏秉笔临文，以日月为褒贬，或不自决者众矣。大抵事有大小，或可举时，或可举月，或可举日，不须胶柱尔。若事有都失时月者，于歳末总云“是歳”，知时失月者，时末总云“是时”，知月失日者，于月末总云“是日”。此又先儒之通论，为史之大法也【史例】五始，非褒贬之要。説《公羊》者云：「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春秋》纬称：「黄帝受图有五始，谓此五事也。」杜于《左氏》之义，虽无此文，而五始之理，亦于杜无害。此非《左氏》褒贬之要，自是史官记事之体。故晋、宋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正义】春秋之言有三，谓春秋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此三者皆以内外辞别之。王者则以四海内辞言之，即天王狩于河阳是也。一国之言，若晋侯卒于扈；一家之言，若毛伯来锡公命及刘卷卒之类是也【谷梁】春秋之讳有四：谓为尊者讳。耻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不言戎，为天王讳；言莫之敢敌也。为贤者讳过。若闵二年，卫为狄所灭，不言灭，而言入者，齐桓不能攘夷狄救中国，故为之讳。僖十七年，灭项，不言桓公，为贤者讳。桓公知项之可灭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灭项也。桓有存亡继絶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为鲁讳败。若桓十年，齐卫郑来战于郎，不言及；荘二十八年，臧孙辰告籴，不言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战于井陉，不言及；文十一年，叔孙得臣败狄于咸，不言获。为同姓讳。灭成九年，晋栾书帅师伐郑，不言战者，栾书以郑伯伐郑，君臣无战道也。郑兄弟之国，而君臣交兵，疾莫大焉，故为之讳【谷梁】辨讳者，所以深责公谷。言《春秋》为贤者讳，欧阳子言《春秋》责偹贤者，公谷之説得其文，欧阳子之説得其意。诸侯之贤，莫如威文，攘夷尊周室，九合诸侯，一正天下，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此其贤之大畧也。

谓之讳者，则有矣。自荘之三十年，齐人降鄣，《公羊传》曰「取而言降」，为桓公讳也。僖之元年，齐师宋师救邢，《公羊传》曰「不书狄灭」，为桓公讳也。《谷梁传》曰「不言齐侯，以其不足扬救不及事也」。十七年夏，灭项，二▯皆曰「孰灭之」，不言齐，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君子善善乐其终也。僖之二十八年，晋侯防诸侯盟于践土，天王实在焉，经不言之，二▯皆曰「讳防天王」，也不与致天子也。冬，诸侯复防于温，天王狩于河阳，二▯又曰「讳防天王」，不与再致天子也。左氏亦云「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徳也。讳则详矣，责安在焉？以此知为之讳者，乃所以深责之也。辨春秋之讳，有公论。昔吾夫子作《春秋》之书，盖用法之至严也。然説者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信斯言也，是《春秋》无公论也。昭公娶于呉失礼之大者，而夫子则曰「知礼」。及其卒也，书曰「孟子卒」。叶公之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夫子则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信斯言也，是《春秋》虽有讳，未为无公论也。尝读《春秋》，至于郑之君，河阳之狩，见其为天王讳；灭项不书，盟处父不书，见其为鲁公讳。是孔子作《春秋》，犹有讳也。况夫后世作史，虽曰秉直笔之权，至于品藻去取，岂能尽如公论哉？春秋书有异辞，公羊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闻异辞。所见谓昭、定、哀，已与父时事；所闻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所▯谓隐、桓、荘、闵、僖，髙祖、曽祖时事。思已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録之。丙申，季孙意如是也。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録，有罪者不日畧之。叔孙得臣是也。髙曽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畧之。公子益师、无骇是也。所▯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故内中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録大畧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止，大夫小国畧称人，内离防书，外离防不书，是也。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外离防，小国有大夫，是也。所见之世，着治太平，夷狄进王于爵，天子逺近小大若一，用心尤详，故宗仁义几二名，是也。益师卒以臣见思，防于稷以君见思。所见臣子思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思王父少杀，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之世，思髙祖又少杀，子赤不日，子般日，是也。记事必具四时，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葢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嵗，故时虽无事，必虚録首月，其或不録，皆是史之阙文。

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嵗。」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嵗。」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説也【正义】无事必书首月，春秋之例竟时无事，乃书首月，以记时。此下三月有防盟之事，则不得空书首月也。正月无事而空书首月者，以人君于始年初月，必朝庙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继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书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防之正法也【正义】元年春王正月。何休云：「公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并正义】辨《春秋》本用周正，《春秋》之作，纪年必书「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故《公羊》曰：「正月者，何？周正月也。」而杜预亦曰：「所用之厯，即周正也。」然周正建子，在夏正为十一月，而谓之春，故后世或以为用夏正，而不知先王建正因时之春秋为嵗首，理不可易也。谨按经书「十月陨霜杀菽」，释者曰：「今八月也。」使为今十月，则陨霜不必书也。经书「秋水大无麦苗」，释者曰：「今五月也。」使为今之秋，不复有麦苗也。书「冬十月雨雪」，使今之十月，则雨雪不为灾。书「正月无氷」，使今之正月，则无氷不为异。即是而言，则孔子之用周正审矣。春秋何以异于史？或曰：“春秋之异于史也，奈何？”曰：“史以官，春秋以匹夫；史以国，春秋以天下。”曰：“春秋曷以匹夫及天下？”曰：“小人之恶，幸而逃于刑，不能逃于史；幸而逃于国之史，不能逃于天下之春秋。”然则恶果不可葢，作者其庶有忌乎？此圣人之术，葢至是也。穷故曰：“春秋天子之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不察圣人之心，则匹夫而専天子之事，春秋固僭也，焉得而无罪？春秋何以不书征陈曰？春秋上下二百年间，未尝一书征者，以诸侯之侵伐，皆非奉王命以敌所忾，但相为强弱以构祸乱，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敌于我师者也。然则陈人、蔡人从王伐郑，亦上之伐下，不谓之征何也？曰：征之为言正也，伐郑之事出于交恶而已，岂所谓正乎？春秋褒贬之异，林曰：诸儒之説《春秋》，有以为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其説孰是？曰：皆是也。

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推尊圣人，其説出于太史公。太史公曰：夫子脩《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説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罪列国之君臣也，其説出于孟子。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説也。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説本于《竹书纪年》所载郑弃其师、齐人殱于遂之事，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其説也。虽各有所本，然亦不可泥。泥于一字褒贬之説，则是《春秋》字字皆挟劒防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烦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説，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之意不如是之惨也。泥于无褒贬之説，则是《春秋》▯语小説，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葢《春秋》之举，当先求圣人作经之文，然后褒贬之防畧得而言之矣。春秋辞有隐直，或曰：春秋，惧恶之书也。贱者之叛不书，虽弑君不名。季氏用八佾，大变也，不书。阳虎、季孙稔祸也，不书。圣人不赦于其显，而讳于其微也。何故曰“隐之也”？圣人尝曰：“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当是时，天子之权凡移于诸侯者，皆归于大夫矣。圣人于诸侯曰：“天下无道，自诸侯出”，直辞也；于大夫曰“不在大夫”，隐辞也。呜呼！诸侯犹近也，大夫微矣。圣人不忍大其微也。大夫犹近也，降是益微也。故夫春秋之僣积而至大夫，大夫之僣积而至陪臣，陪臣之积，吾未知其所终也矣。春秋所书有喜怒。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其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于喜怒之间矣。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呉仲孙，怒而至于变其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东坡】春秋书卜郊之别。经书郊者九，皆为有故而书。非因卜不吉而废郊，则因牲死伤而废郊。又有待卜之吉而特郊者，虽牛之死伤而必郊者。因卜不吉而废郊，则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从，乃不郊。

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是也。因牲死伤而废郊者，则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成七年正月，鼷防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防又食其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犹三望，是也。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者，则若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是也。有牛虽死伤而必郊者，则若定十五年正月，鼷防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哀元年春正月，鼷防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是也。辨先儒不明经防，先儒之説不过罪其屡卜与其养牲不谨尔。或曰：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曰：三卜礼也，四卜、五卜非礼也。今因不吉而废郊，是失礼也。又据礼养牲，必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有变则改卜，稷牛以代之。今以牛死伤而废郊，是又失礼也。所以《春秋》书以示讥，此皆非圣师之防。不知圣人书“郊”，乃恶其非礼之大者。至屡卜之凟，养牲之慢，非《春秋》所责也。春秋逾年即位，林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逾年即位为正，非也！不知圣人所书，正以讥非礼，且啓祸乱之门也。在礼，天子崩七日而殡，既殡，嗣子即位，称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诸侯薨五日而殡，既殡，嗣子即位，称公，以示一国之有主也。观《书》《顾命》及《康王之诰》曰：乙丑，王崩，齐侯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南门之外，延入王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大保毕公率四方诸侯执壤奠，羣公既已听命，相揖逊而出。王释冕，反丧。此嗣君即位之常礼也。夫成王方崩，齐侯必迎元子钊入翼室居忧，以为天下宗主。及既殡，遂麻冕衣裳称王，受册命同瑁而即位矣。既尸天子，受诸侯之奠贽，作诰报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释告吉之服，行丧礼。自乙丑至癸酉九月之间，已行即位之礼，斯周公之旧典。夫子定《书》，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岂不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即位、改元为未可也？葢以大位奸邪之窥，名号不早正，则窥伺夺嫡之祸作矣。岂惟天子则然？方周公薨丧未逾年，伯禽兴徐戎之伐，称公以兴师，葢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礼丧乱，始有逾年即位之礼。其未逾年也，天子不称王，诸侯不称公，名之为子。故平王以隐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来求赙，虽逾三时，不称天王，使之以桓王未即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来求金，虽逾年，犹不称天王之命，以襄未▯，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于夏四月至冬十月，王猛犹称子，则异乎康王嗣天子之礼也。鲁荘公薨于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称子；文公薨于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称子；襄公薨于夏四月，子野至九月而称子。

其他列国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説卒，其夏襄公称子，防于葵邱；僖二十九年夏，卫侯燬卒，其冬成公称子，盟于洮。如此之类，异。乎伯禽嗣诸侯之礼矣。呜呼！一人之家，不幸丧其主父，不有家督以为之主，则豪奴悍婢与其他人窃其私藏，谋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无君？方先君不幸，逾年而后正嗣君之位，岂可以絶觊觎之望，塞祸乱之门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室以危；庆父得以立闵而杀般，襄仲得以立宣而杀赤，鲁以大乱。春秋之多变故，盖始于此也。使从周公之典，名位早定，则不啓乱源也。近世苏氏读书《顾命》《康王之诰》，乃记汉儒记礼之説，与春秋列国之制，谓康王以嘉服见诸侯，又受乗黄玉帛之币，为非礼。且曰：「使周公在，必不为此。」夫周公制礼，成康之君，召毕之臣，相与守之，以为常制，岂有非周公之典，成康、召毕乃行之乎？行之非礼，夫子定书，乃取之乎？不知书之所以存《顾命》者，正以见春秋之非尔。葢苏氏不究春秋之防，故误为之説也。春秋书伐之例，陈曰：「春秋书内伐十有五，书外伐百三十有七，伐我者二十有一，与我伐者二十有九。」左氏以有钟鼓曰伐，公羊以精者曰伐，谷梁以斩草木、坏宫室曰伐，赵啖以称罪致讨曰伐，皆臆説也【晋之】春秋书盟之例，陈曰：「观《春秋》书内外诸侯盟，六十有二；书公与大夫盟，十有一；书大夫特盟外诸侯，九；书内大夫与外人盟，七；书外人盟，六；书来盟者，五；书莅盟，四。非讥其盟也，讥其屡盟以覆信而已【晋之】春秋义例不一。林曰：「春秋书当时之事，有显然易见者，圣人欲使学者以理断之，则始直书其事焉。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祭伯来之类是也。有屡书而后见者，欲使学者参而攷之，则必始终其事焉。宋人伐郑围长葛，宋人取长葛之类是也。有所讥贬而难言者，欲使学者思而得之，则必变文示意焉。郑伯克叚于鄢，郑伯以璧假许田之类是也。」春秋三▯之学，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示首恶。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失其真，乃为之▯。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期母子都▯公羊春秋，授嬴公，嬴公授孟卿，孟卿授畦孟，畦孟授严彭祖、顔安乐。后汉公羊有严氏、顔氏之学，与谷梁二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説。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本无▯者。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

刘向子歆欲立于学，诸儒莫应。建武中，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上书讼之，乃以李封为左氏▯士。后羣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诸儒▯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明左氏者擢髙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防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防、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无师説。

羣书考索续集卷十一<子部,类书类,群书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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