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卷四十七宋章如愚撰乐门

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卷四十七宋章如愚撰乐门

乐乐之来尚矣，自葛天氏有牛尾歌，黄帝有景钟，而乐已具矣。吕氏春秋曰：葛天氏八阕，三人卷牛尾，投足而歌之。一曰戴民，二曰元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奢，五殳，五曰钦天常，六曰达天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摠八物之极，此葛天氏之八阕也。管子曰：黄帝作五钟，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黄曰洒地，黑曰隐常，而景钟其一也，此黄帝之五钟也。通典帝系谱曰：伏羲乐名扶来，亦曰立本；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黄帝作咸池，少皥作大渊，颛帝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韶箾，而又有五▯之琴以歌南风。至于禹之时，以五音聴治，垂钟鼔磬铎，置鼗，以待四方之士：教以道者击鼔，教以义者击钟，教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揺鼗。今鬻子、淮南诸书皆具载此。至于设簴待贤，与夫扬旌取士，对而言之，犹见王融策秀才之文。成周之时，大司乐有六代之乐，而云门、大卷、大咸、大防、大夏、大濩、大武。钟师有九夏之奏，曰王夏、肆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族夏、裓夏、骜夏。乐师有六舞，曰帗舞、羽舞、皇舞、旄舞、人舞、干舞。鼓人掌教六鼔、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鼔鼔社祭，以路鼔鼓鬼享，以鼖鼓鼓军事，以鼛鼓鼔役事，以晋鼓鼓金奏。此六鼓也。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鼔，以金铎通鼓。此四金也。汉宗庙则有嘉至乐、永至乐、休成乐、永安乐。盖高祖时叔孙通因奏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则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则奏永至，以爲行歩之节，犹古之采齐、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眀之既享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之已成也。高祖六年，又有昭容乐、礼容乐。昭容者，犹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徳舞，礼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舞不失节，能以乐终也。大抵皆因秦旧事焉。至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爲叶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数十人，造爲诗赋，畧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曰练时日，曰帝临，曰青阳，曰朱眀，曰西颢，曰▯▯，曰惟泰元，曰天地，曰日出入，曰天马，曰天门，曰景星，曰齐房，曰后皇，曰华煜煜，曰五神，曰朝陇首，曰象载瑜，曰赤蛟者是也。汉又有房中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帝二年，夏侯寛更名曰安世乐，其歌十七章，有曰金枝秀华，庶旄翠旌，有曰七始华始，肃倡和声，曰我定厯数，曰王侯秉德，曰桂华，曰美方之类是也。

夫汉承秦火之余，礼废而乐尢甚，制氏世爲乐官，但能记其铿锵鼔舞，而不能言其义。所得于窦公乐书者，见《周官》大司乐一章，而河间雅乐之献，又特采诸子之言，以为《乐记》。汉乐之述，古者止于此而已。叔孙通因秦制而爲享祀之乐，欲仿古采齐、肆夏、清庙之奏，此犹可也。沛宫之歌，特一时醉语，而使礼官隶习，施之原庙。相如等所爲歌诗，非有和顺积于中者，而郊祀用之，恐我将思文王、昊天有成命之颂，宜不如是也。葢自高祖乐楚声，而房中之乐制于妇人；武帝好赵、代、秦、楚之讴，而以协律付之阉孺。郑声洋溢于朝廷，而王侯贵戚类以女乐相尚，安望其移风易俗哉？故太史公《乐书》曰：「余读《虞书》，至于君臣相▯，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隳坏，未尝不流涕。成王作颂，推已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爲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维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徳谁能如斯？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感爲乐，乐其如此也。」武帝作十九章，令李延年次序其声，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家常以正月上幸祠太乙甘泉，使僮男僮女倶歌春歌青阳，夏歌朱眀秋歌西颢，冬歌▯冥。又尝得神马于渥洼水中，复次以爲太一之歌。后伐大宛得千里之马，马名蒲稍，次作以爲歌。汲黯进谏曰：“今得马诗以爲歌，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耶？”前汉礼乐志曰：“是时河闲献王雅乐，歳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今汉郊庙诗歌，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廷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至成帝时，平当议雅乐，复寝。是时郑声尤甚，哀帝罢乐府官。然百姓浸渍日久，不制雅乐以相变。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祖配食，乐奏青阳、朱眀西皥▯冥、云翘、育命之舞。眀帝永平，用曹元图谶之言，改大乐爲大予乐。东平王苍摠定公卿之议，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文武之舞，荐之光武之庙。时乐有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乡射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用焉；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用焉。章帝借田，班固奏借田歌，帝又亲着诗歌四章，列在食举及制灵台十二门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自东京大乱后，絶无金石之乐。魏武帝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杜防，始复先代古乐。而柴玉、左延年之徒，乃以妙善郑声被宠。王粲所改者，不过登歌、安世及巴渝诗而已。魏眀帝改汉大予乐曰大钧，而缪袭改汉短箫铙歌十二曲而更爲之辞。晋武帝时，荀朂改杜防之乐，依古尺以作新律。

元帝南渡时，无雅乐。至孝武破苻坚，获其乐工杨朂等，闲习旧乐，于是金石始备。至宋之乐，则以“永”而爲名；梁之乐，则以“雅”而为名，如皇雅、寅雅、介雅、需雅之属，皆梁乐也。陈之乐，则以“韶”而爲名，懋韶、通韶、洁韶、穆韶之类，皆陈乐也。隋之乐，则以“夏”而爲名，如昭夏、皇夏、肆夏、需夏之类皆隋乐也。唐兴，即用隋乐。武德时，诏祖孝孙定乐，始制十二和，以法天地之成数，号唐雅乐。张文收又考正律吕，与吕才叶其声音，而五虚钟皆用于是，用十二钟。开元中，又増三和，乐共爲十五和，曰元和、顺和、永和、肃和、雍和、寿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祴和，以至于正和、承和、丰和、宣和，凡十五和焉。《唐礼乐志》曰：「自周、陈以上，雅郑淆杂而无别。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至唐更曰部当。凡所谓俗乐者，二十有八调。自太宗、高宗作三大舞：七德舞、九功舞、上元舞，杂用于燕乐。而燕乐又有十部。初，高祖仍隋制，设九部乐，曰燕乐伎、清商伎、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康国伎。及太宗平高昌，收其乐，自是遂有十部乐。其他诸曲，虽非纯雅，尚不至于滛放。」▯宗有散乐，又分乐爲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敎者，乃习雅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盗起，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湮，独其余声遗曲，闻者爲之感动。葢其事适足以爲戒，不可考法也。宋初循用王朴、窦俨所定周乐。太祖患其声高，遂令和岘减下一律，故有和岘所定之乐。太宗时，有平晋乐，有方国朝天乐二典乐章，皆太宗圣制。真宗时乐始议随月转律之法，屡加按覆。仁宗圣祐肇创雅乐，名以大安。帝亲御宸殿阅焉，律度契乾坤之正声，气协阴阳之纯。小音纡徐，大音激越，匪霆匪雷，天▯自鸣。百度秩八风从，冕旒虚已以当宁，俊乂俨容而布列，如观周舞而见分缀，宪左之有容也。如处舜庭而见堂上堂下之奏异也。皇乎休哉！初，景祐三年，仁宗命李照定大乐，下王朴乐三律。及皇祐，又命胡瑗等攷正，范镇、司马光皆预焉。元丰三年，神宗诏镇与刘凡定乐，而刘凡即用李照乐，加用四清声。而奏乐，成哲宗即位，范镇造乐献之。下李照一律有奇，上御延和观乐，实元祐三年也。

律先王通于伦理，以候气之管爲乐声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爲黄钟，丑爲大吕，寅为太蔟，卯爲夹钟，辰爲姑洗，巳爲中吕，午爲▯賔，未爲林钟，申爲夷则，酉爲南吕，戌爲无射，亥爲应钟。阳管有六，爲律者，黄钟、太蔟、姑洗、防賔、夷则、无射，此六者爲阳月之管，谓之律。隂管有六，爲吕者，谓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中吕、夹钟，此六者爲隂月之管，谓之吕。变隂阳之声，故爲十二调，各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乃成爲乐，故有十二垂之乐焉。《周礼》太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隂阳之声，皆文以五声，播以八音。凡爲乐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数度，以十有二声爲之齐量。凡和乐亦如之。《汉书》曰：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西至昆仑之隂，取竹生于嶰谷，其窍厚薄均者，断两节之闲而爲黄钟之管，因制十二筩，吹以准鳯鸣而定律吕之音。吹阳律以候于鳯，吹隂律以拟于凰，故能协中和声，候气不爽，清浊相符，伦理无失。五声六律旋相爲宫，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爲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足五声，然后爲十二律旋相爲宫。周景王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汉文帝令张苍定律厯，元帝时京房知五音六律之数，房受学于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吕，六十律毕矣。夫十二律之变于六十，犹八卦之变于六十四也。《杜佑通典》曰：「古之神瞽考律均声，必先立黄钟之均，黄钟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乘爲管弦之数，九九八十一之数也。」管数多者则下生，管数少者则上生，相增减之数皆不出于三。以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宫生征，征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声大小之次也。是黄钟爲均，用五声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声，其为宫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声，合爲六十声，是十二律之正声也。故杜佑所载十二律相生之法，乃京房防賔上生大吕之法也。宋白续通典云：「前汉书所载律吕相生，皆一上一下，起黄钟，终中吕，皆阳下生阴，阴上生阳，而京房等遂从防賔，又重上生大吕，冬季夷则上生夹钟，无射上生中吕，孟夏。此三吕于司马迁、班固所生之寸数及分皆倍焉。縁大吕之管三分益一以爲生，于是大吕之管增而爲长，所以自大吕以下相生咸易汉志上下之号。」案晋书律厯志言：「上生下生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吹候之用也。」晋书此説犹未尽其义。昔梁武帝作钟律论前代得失，其畧云：「按律吕，京、马、郑、蔡至防賔，并上生大吕，而班固至防賔以次乃云下生。

若从班义，则夹钟、中吕其律过促。夫仲春、孟夏正相生长飬，其气舒缓，不容短促，求声索实，班义爲乖。」此説得之矣。故礼记曰：「防賔之月，阴已生而阳不用，事故云上生大吕。」郑康成注大师曰：「防賔又生大吕，」盖用此説也。然杜佑通典言十二钟爲十二律之正声，又有十二子律爲十二子声，其子声半正声之法，如黄钟之管正声九寸爲均，其子声则四寸有半。先儒又有云：「如中吕三分益一上生黄钟，以所得管之寸数半之爲子声之钟，故有正声与有十二子声，通爲二十四钟，迭爲五声，合之而爲六十律也。」抑又闻之，乐有所本，中声者乐之本也。所谓中声者，黄钟之宫也。扬子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礼曰：「量声中黄钟之宫。」月令曰：「律中黄钟之宫。」则黄钟者，信乐之本也。黄钟以一，生三；以二，生九；九而九之，终于八十一，其管所以九寸，而余律自此生也。扬雄之作太▯也，以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其音之辞曰：「阳气濳萌于黄钟之宫，信乎无不在其中矣。夫欲乐之声，清不太轻，浊不太重，高不至于扬，下不至于抑，大不过宫，细不过羽，当以黄钟而求之也。」虽然，乐主于音，音生于律，律定于尺，尺成于黍。黍既不具，尺亦不定，尺无所准，律亦自差。司马迁黄钟之律八寸七分之一，班固、司马彪説黄钟长九寸，声最浊。蔡邕、郑▯、杜防、荀朂等所论，尽有损益，而黄钟之宫要以九寸为定。荀朂当武帝泰始中，校大乐八音不和，知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乃令刘恭依《周礼》以制尺，所谓古尺也。后汲冢得古周时玉律及钟磬，与新律闇同，于时郡国或得汉时故钟，吹朂律以命之，其声皆应，时人称其精密，故前汉《律厯志》具言尺度量衡。云：「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絫。起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其法在算术。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于黄钟之长。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而皆以黍而度之。」欧公作《唐礼乐志》亦曰：「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爲法以着之。故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积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积而爲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长短之法而着之于度，爲之多少之法而着之于量，爲之轻重之法而着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弊，而又摠其法而着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而爲表里，使得律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

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攷，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唐志】

律通典》曰：伏羲作易，纪阳气之初，以爲律法。建冬至日之声，以黄钟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钟爲征，南宫爲羽，应钟爲变宫，防宾爲变征。此声之元，五声之正也。按变宫、变征，而商以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来，加文、武二声，谓之爲七。夫五音相生，而独宫、征有变声，何也？宫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征爲事，羽爲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自出也。宫故生征，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臣所以奉承者也。征故生商，君臣一德，以康庶务，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矣。故商生羽，羽生角也。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不可以迁，迁则失其常矣。商、羽、角三声，此其无所变也。故君总万务，不可以执于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征二声，必有变也。北齐苏防驳郑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竝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征。《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声。推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征二调爲七调。译答曰：固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厯志》云：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爲天始，林钟爲地始，太蔟爲人始，是谓三始。姑洗爲春，防宾爲夏，南吕爲秋，应钟爲冬，四时之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变爲调曲，则是缺冬、夏之声，四时不备。是以每宫须立七调。于是众从译然。太史公之爲律书，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于汉文帝尤加详焉。既曰：陈武请伐朝鲜，而文帝以谓：“愿且坚邉设候，结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矣。又曰：文帝之时，能不扰乱，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防，防遨嬉戏，如小儿状。呜呼！若太史公者，可谓知制律之时，而达制律之意也。何则？当文帝时，偃兵息民，结和通使，而天下安乐，则民气欢洽，阴阳叶和，而天地之气亦随以正。茍制律以候之，其气之相应，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气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天地之正气，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谓天地之正气，合以生风；天地之气正，而十二律以定，殆谓是欤？

奉天古之圣人，天命之▯，谨于几时，基命宥密，夙夜以之，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必见于冯相氏之职，五物之辨，以诏救政，又见于保章氏之官。故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盖太平无事之时，尤兢兢自保之日也。汉之武帝，挟英雄之资，乃怅怅然求于天人之际。其防董生也，则以何修何饰，而甘露降，百谷登；其策公孙也，则以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帝之心，自以爲祷祠之事，足以爲格天之实，祥瑞之符，足以验天休之至。及观仲舒之对，首以天人之际，甚可畏者，以警帝心；而公孙▯亦以天地之和，应者在于心形气之和，使帝不加厌薄，则汉之爲治，殆有可观者。柰何帝不之听，是以芝房寳鼎之歌，天马长星之瑞，史不絶书，而虚耗之弊，自若。唐太宗初年，水旱蝗螟之变相寻，而至于太宗所以自警者，惟曰「上畏皇天之监临」，至祥瑞之来，则以爲不若家给人足之爲美。其后贞观之治，庶几成康，必有召之者矣。至于眀皇初年，锐意于治，而辅相之臣，不知古人敬天之説，日食厯差而以不亏，班贺太室自坏于行朝，而以材朽饰其謟。此説一开，则悖礼伤道，无所不至。异时狃于治平，防于谴告，而宴安之酖毒，已伏于渔阳之盗，奉天之祸，何酷哉！德宗虽粗知天数之不可违，而昧于上下因奉之故，奉天之事，一切委之于天命。其告陆贽，则又非人事之言；其语李泌，复以天命爲辩，乡非陆贽罪已之诏，李泌造命不言命之説，有以深警帝心，而密回天意，则唐之爲唐，未可知也。古人敬天，未尝以作辍爲心，天意之我顾，吾固不敢以自幸；天心之或戾，吾亦不敢以自怠。茍惟畏灾而爲之忧惧，徼福而为之修饰，是尚得爲畏天哉！恭闻真宗之论灾异，而有「先其在已，后其在天」之论。仁宗皇帝尝与王洙讲论五行五事。休徴之由，曰：人主当谨于未形，俟天谴告，然后成之，非敬天之道也。吕公着进疏于哲宗，首以畏天爲説。孝宗书敬天图，置之坐右。

祖宗【稽古附】典谟之书，首及稽古。高宗中兴，监于成宪。文王之谟，启佑于后人，而下武之诗，于是而美。武王之继文，武王之烈，啓佑于后人，而假乐之诗，于是而美。成王之率由旧章，是亦可以见其率乃祖攸行矣。汉之高帝，规模宏远，而文帝继之，故梅福以孝文循高祖之法称之。今观用申屠嘉之旧臣，而不改高祖用人之意；从释之平恕之论，而不改高祖寛仁之风。宁屈贾生之才，而不敢以啓纷争之论也。宁自贻多缺之愧，而不敢以变其休养安靖之意也。光武中兴，务爲并省简约之制，而显宗继之，故史臣有遵奉建武制度之言称之。今观其讲经太学，即投戈论道之意也；均待阴郭，即保全功臣之意也；容钟离意之直谏，则与豁达大度之风何以异？尊礼元荣，其与尊用卓茂者何以异？唐▯宗尊尚经术，复置十八学士，以修太宗之制，亦既善矣。然唐之制度，徃徃多坏于开元宪宗，谓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亦既美矣。然淮西既平之后，志意骄逸，竟不能自保其终。有读太宗政要而慨然兴慕者，文宗也；而不能振委靡不振之弊。有读太宗金鉴録而举其要者，宣宗也；而不能去察察之眀。是又徒有法祖宗之言，而未知所以法祖宗之道。欲法祖宗者，当以我朝仁宗爲法。昔庆厯中，迩英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之训，二曰奉真宗之业，三曰念祖宗艰难，四曰思真宗爱民。四十二年太平之事实，由于此。方其初年，从李淑之请，而作三朝寳训之书，则固已有意祖宗之治。及迩英进读，则又以真宗正説先之。其后御紫宸，而诏三馆近臣，以观三朝训鉴之图，则一言一动，未尝不以祖宗爲心。昔元祐中，范祖禹作唐鉴一书，至于终也，则曰：“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其作帝学一书，于仁宗之卷末，则曰：“愿陛下法仁祖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