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别集卷七宋章如愚撰经籍门

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别集卷七宋章如愚撰经籍门

诗诗不始于周。先儒谓诗三百篇，其始终皆在于周。尝试论之，自有天地，有万物，而诗之理已寓。雷之动，风之偃，万物之鼓舞，皆有诗之理，而未着也。婴孩之嬉笑，童子之讴吟，皆有诗之情，而未动也。桴以蒉，皷以土，籥以苇，皆有诗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顺则之謡，元首股肱之歌，皆诗也。故虞诗曰：「诗言志，歌永言。」当是时，诗之义已终矣。至于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伤今而思古，变风变雅之体已备矣。商颂十有二篇，而诗之为诗者已极其至。然则乌在其始于周？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前辈谓天下未尝一日不趋于文，至周而后大备，此説尽之【黄山谷文】观诗之法度，先平易其心。张横渠云：「诗之情性温厚平易。」今顾以﨑岖求之，以艰难索之，则其心先狭隘矣。惟平易其心，则意思广大，此知味之学，观诗之法也【同上】诗不过发乎情性，六义者学诗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于寂然不动之先，知喜怒哀乐之理于浑然未发之际，则三百篇之诗，一诗也。噫！明乎太极，则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极，则九畴一畴耳；明乎情性，则六义一义耳【同前】诗出于小人。尝观于诗，天子、诸侯、朝廷之严，而后妃、夫人之秘，匹夫、匹妇皆得肆言之。圣人为诗，而肆匹夫、匹妇之言，宜若积其轻君之心。至于幽、厉之《小雅》，▯、▯、卫、陈、郑之风，直谏而不讦，显讥而不戾，相与携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后知圣人使之言，而民犹不敢尽言，而况敢叛？是故汤、武之兴，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离。盖其湮鬱之气舒，而亡聊之气不蓄也。呜呼！诗不作，天下之怨极矣，卒不能胜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后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妇之存亡，天子之权。呜呼！《春秋》之亡，以礼废；秦之亡，以诗废【同前】三千古诗【司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未知迁説何所据乎】司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説为缪，古诗虽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迁説然也。何以知之？今书▯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余君而取其一篇。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诗哉【六一文】诗序乖乱【古诗无序，诗序自卜商始，或者又以为圣人之自序。且序者所以总括诗人之防意而冠于诗首者也，使学者观之则可以明诗。然不知文王一人尔，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何也？太姒一人尔，在召南则以为夫人，何也？其他乖戾未易枚数，请因其类而复详言之】诗序之坏，诗无异三▯之坏《春秋》。

然三▯之壊《春秋》，而《春秋》存；诗序之壊诗，而诗亡。三▯好为巧説以壊《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学自相弹射，后儒又有啖赵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颇知三传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犹存。若乃诗序之作，既无学三家者以攻之，又无后儒以言之，俗学相传以为出于子夏，妄者又直以为圣人，知求其义，又只就序中求之，况后之学又不得违诗序，人之辞学者自儿童时读诗，即先读序，已入肌骨矣。及其失防，呜呼，诗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圣人复生可以行于后；诗人之防，虽吾夫子复出，不可与世人班也。然则诗序之为害，比之三传，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诗，谓之周南、召南，此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诗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风雍县东北有周城，东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东西方诸侯，于地得其诗，故以为名。二南之义，盖出于此。彼序诗者乃以《闗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徳，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系之二公，则遂以其诗皆为文王之诗，见《闗雎》《葛覃》妇人之诗，则遂以他诗亦皆出之妇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则以为后妃，在召南则以为夫人，岂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诗所言后妃夫人多无义理，其间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诗云：「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夫肃肃宵征者，逺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劳王事也。诗之此语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惮劳役之意，岂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实命不犹」，此无疑其为使臣勤劳之诗也。今其序乃曰：「夫人无妬忌之行，恵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不知进御于君何用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为哉？又何用抱衾与裯而往乎？」注云：「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进御之次序。」防云：「防君所有裯，亦当抱衾裯而往。」学经不知理，乃至于此，岂不贻有识者之笑？汝坟曰：「既见君子，不我遐弃。」殷其靁曰：「振振君子，归哉归哉。」皆其室家思见君子之辞，而勉之以正，劝之以义。吾未见其可也。既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兎▯之武夫，皆好徳而材可用焉」。材可用，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贞女，而致行露之讼？又安得有女懐春之吉士诱之，如「野有死麕」之辞？谓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妇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妇人果皆贞洁，则亦如汉上之女不可犯，安有「无感我帨，无使厖吠」之语序于此为説？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委曲讳防，亦已劳矣」。

予谓不然，二南之诗虽大概美诗，而亦有刺诗，不惟西周之诗，而「汉广」之防女不可求，国风无以异也。何以辨之？据「何彼秾矣」一诗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考春秋庄公元年书曰：「王姬归于齐。」此乃桓王女，平王孙，下嫁于齐襄公，非平王孙齐侯子而何？説者必欲以为西周之诗，于时未有平王、齐侯，乃以平王为平正之王，齐侯为齐一之侯，与书寜王同义，此妄也。据诗人明指其人之子孙，则必直言之，如称卫庄姜云「东宫之妹，邢侯之姨」，颂鲁僖公云「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又可疑乎？且其诗刺诗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无肃雝之徳，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秾矣，棠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诗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车，何不肃雝乎？」是讥之也。今其序反曰：「犹执妇道，以成肃雝之徳。」变白为黒，于理安乎？观此一篇之义，则二南之诗与夫三百五篇，壊于诗序，暗昧磨灭，礼义殆尽矣。夫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今人为二南而反面墙，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秾矣之诗，若是东周之诗，何不列之于王黍离，而列之于此乎？」曰：「为诗之时，则东周也；采诗之地，则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诗，而列于东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辩诗序之非是矣。借无诗序，后世知诗为何义？且其序行之数百年，彼岂无据而云？曰：圣人删诗不为之序，非不能为之也，正使学者深惟其义，而后可以自得诗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防妙，学者能深思之，不待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亦自得也。不幸汉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诗始无传焉。且彼又乌有据哉？不过多据左氏之説尔。左氏亦自诬妄，不足信，以妄▯妄反可信乎？其他无可据者，又只于诗中求之。如见小星之实命不同，则云知其命有贵贱；见何彼秾矣云曷不肃雝，则云以成肃雝之徳。浅陋之见止如此，他何所见乎？」呜呼！齐女文姜嫁于鲁，鸟兽之行，终以弑夫灭国，春秋屡书为戒万世。彼则刺郑忽云齐女贤而不取，齐桓公之覇正讥其无救卫之功，惟书城楚邱以讥之。彼则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国人思厚报之。若此之类，背理乱敎为甚，世人乃酷信之，诗乌得而不亡乎？然此无他，学者不深于春秋，故诗义无自而见，诗序无由知其谬也。诗序非止于一人。以诗序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诗序为卫敬仲所作者，自范晔之言始。愚尝以诗序考之，文辞殽乱，知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记作于司马氏，而日者等▯禇先生实补之；汉史作于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实续之。

然则诗序之作，谓専出于一人，可乎？姑试论之。诗有六义，一曰风，至六曰颂，则见于周官太师之所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则见于戴经之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则见于书之金縢。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见于戴记之缁衣。文公不能使髙克将兵而御狄于境，则见于春秋之左氏传。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则见于左氏之国语。措辞引援，往往杂出于▯记之文，而谓一人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为子夏所作，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晔之言为敬仲所作，则未必非子夏。然则诗序果作之谁乎？昔昌黎议诗有曰：「子夏不序诗。」愚然后知诗序非子夏所作，实出于汉之诸儒也。国风雅颂【诗有国风雅颂，皆圣人所以辨尊卑盛衰之义，其间不容颠倒错乱也。然《王黍离》一篇，不当降之国风。夫不当降而降之者，是卑王室而尊诸侯也。为此诗者，果知道乎？请试言之】或论《春秋》，谓郑祭仲出忽立突，《春秋》字之者，以其贤而知权也。又论《诗》，谓《黍离》平王之诗，圣人列于国风者，以周衰降之也。私心颇不喜，而深疑之。以至祭仲废正立恶，万世之罪人，《春秋》正当深诛之以惩后，何得反谓之知权？平王之世，周道虽衰，犹为天下之宗主，圣人何得降之于国风耶？又知学经而究其旨，然后知二者皆非圣人之意，汉儒谬妄之説，聋瞽后学故也。《春秋》因旧史，何尝以名字论褒贬？彼公羊専求一字之义，见经字祭仲，则不得不谓贤而知权。岂有逢君之大恶，圣人谓之知权乎？夫子删《诗》，风雅颂各得其所，何尝以风必为诸侯之诗？彼序《诗》者，妄以风雅辨尊卑，见《王黍离》在国风，则不得不谓降王室而尊诸侯。乌有王室之尊，圣人輙降之乎？呜呼！自《诗序》之作，《诗》虽存而亡已乆矣。王室尚可降为诸侯，则天下岂复有理，小人岂复有教乎？谓《诗》之▯于世，吾不信也。曾不知圣人删《诗》，谓之风，谓之雅，谓之颂者，此直古人作诗之体耳，何尝有天子诸侯之辨耶？今人作诗者，有律有古有歌有引，体制不同而名亦异，古诗亦然。谓之风者，出于浅近之语，大概小夫贱▯、妇人女子之言，浅近易见也。谓之雅则非其浅近易见，其辞则典丽醇雅故也。谓之颂者，则直賛美其上之功徳耳。三者体裁不同，是以其名异也。今观风之诗，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辞俱重复相类。既曰「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鼔乐之」，既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叶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叶莫莫」，樛木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

螽斯三章三十有九，字惟十二字不同。芣苢三章，四十有八字，亦惟八字不同。甚者，▯其靁三章，七十有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北门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风之体，皆语重复浅近，易见如此。若夫雅，则不然，其言典则，非复小夫贱▯、妇人女子能道之，盖士君子为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复风之体。然其语间有重▯，雅则雅矣，犹其小者尔。曰「小雅」者，犹言其诗典正，未至于浑厚大醇也。至于大雅，则浑厚大醇矣。其篇十有六章，章十有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则，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凡与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颂，则无有讽刺，惟以铺张勲徳尔。学者试以风之诗与雅之诗详观之，然后知圣人辨雅之意。以小雅之诗与大雅之诗详观之，然后知圣人辨大小之意。夫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当圣人未反鲁之时，虽古诗之多，风、雅、颂皆浑淆无别。逮圣人而后，各得其所，学者可无思乎？彼序诗书者，妄人尔，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国之事谓之风，言天下之事谓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颂则以其成功告神明，其言皆惑。既以风为诸侯，又以周南为王者之风，后妃之徳，何耶？借谓文王在当时犹为诸侯，故得谓之风；而豳诗乃成王之诗，周公之事，亦列于风，岂时亦未为王乎？故谓《黍离》降，则豳诗亦降矣。观此，言风之谬可知。既以小雅《蓼萧》为泽及四海，以《湛露》为燕诸侯，《六月》《采芑》为南征北伐，王者之政，孰大于此？又以小雅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贤何以加于《鹿鸣》。观此，言二雅之谬可知。颂者，谓其称君之功徳则是矣，何必告神明乎？岂不告神明即不得为颂也？既以《敬之》为戒成。王小毖为求助，与夫振鹭，臣工闵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观此言，颂之防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妇皆能言乡土之歌，此即古风之遗体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汉人作《圣主得贤人颂》之类，此即古之雅颂遗体也。何用他説乎？或曰：如子所説，则《七月》《鸱鸮》之诗既出于周公，周公之言安得不为雅而徒为风乎？曰：诗各有体，《七月》《鸱鸮》之诗，其言则文，其体则风，虽非妇人小夫之言，而妇人小夫之体也，此无足疑。呜呼！审夫此理，则周平王之诗为国风，不害为天子之尊；鲁僖公诗列之于颂，不失为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于此故也。学者不察此，徒信序诗之説，反谓圣人降王室而尊诸侯，岂不卑哉？

风雅正变【风一也，而云有正有变；雅一也，而亦云有正有变。是果诗有异体，而圣人亦尝为此言乎？不然，则汉儒序诗之失，殆不可以不辨】汉儒序诗，不特言二南与风雅颂之失，又有谬者：风一也，而云有正有变；雅一也，亦云有正有变。二南之诗则为正风，十三国风则为变风；文王成王之诗则为正雅，幽厉则为变雅。有是理乎？有是理，圣人必言之矣。盖彼不知风雅乃古诗之体，或羙或刺，辞有美恶，体则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诗，故不得不以为正风。谓二南之诗美诗多，而其他国刺诗多，则是矣；谓风有正变，则妄也。既谓之变风，是无复羙诗也。又以《淇奥》羙卫武公，《缁衣》羙郑武公，《小戎》羙秦襄公之类，皆称其功徳何也？且谓变风变雅之作，由礼义废，政教失，作者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若卫武公、郑武公之徳，岂亦礼义政教之废失，人伦废，刑政苛者乎？读《淇奥》《缁衣》之诗，人爱之，誉之如彼，乃使与《墙有茨》《南山》行如禽兽者同谓之变风，善恶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为小雅，政之大为大雅，而雅又有变，则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诗为刺幽王，大雅刺诗为刺厉王。犬戎之祸，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犹为小乎？惟其有正变之陋説，是以其诗虽刺而必以为羙。如《野有死麕》《何彼秾矣》之类，皆以为文王诗是也。其诗虽羙而必以为刺，如《楚茨》《信南山》之类，皆以为思古是也。诗人若伤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证今之失。今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诗，惟述年谷丰盛，祭祀受福，人爱君子之辞，无一言不美，无一事讥时，何伤今思古之有？盖其诗不幸继《鼔钟》之后，以《鼓钟》为刺幽王，故此诗亦例为刺也。彼其悖理乱经如此，学经者仅守其説而不悟，不若不学之为愈也。程元尝问文中子曰：“豳风何也？”曰：“变风也。”曰：“周公之际亦有变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郑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黄》五十有八诗，皆为小雅之变；自《民劳》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诗，为大雅之变。夫成王贤主，周公圣臣，宣王中兴之功，震赫古今，其诗反谓之变风变雅，则其正者乂谁当之？郑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于诗序，其言之谬亦如此。诗义岂复存乎？故予尝曰：“黜左氏而后《春秋》明，削汉儒之序而后诗义着。”逹者或以为然。正风、变风，明，天子在上，天下统而为一。当是时也，歌咏功徳，皆归于王者，诸侯不得有正风。及其礼废教失，政异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恶，则变风兴焉。

然周《召》为正，何也？曰：在商则为变，在周则为正也。先王之泽尚存于变风。君子之于诗，非徒诵其言，又将以考其情性。非特以考其情性，又将以考先王之泽。盖法度礼乐虽亡于此，犹能并与其深防之意而▯之。故其为言，率皆乐而不▯，忧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如緑衣伤己之诗也，其言不过曰：「我思古人，俾无訧兮。」击鼓伤上之诗也，其言不过曰：「土国城漕，我独南行。」至军旅数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贻伊阻。」往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但曰：「茍无饥渇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羙盛徳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列国之风，有自来。周之盛时，王泽充塞，其善者笃于善，不善者以礼自将，亦不至于恶。其后周徳既衰，诸侯各因其旧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恶，而不善者日以滋甚。故晋以尧之遗风为俭，不中礼；陈以大姬之余俗为逰荡无度，此理势然也。观变风而知王泽，自吟咏情性，言之则变风之发乎情，乃民之性自逹于事变，懐其旧俗；言之则变风止乎礼义，乃先王之泽也。观卫女之思以礼，共姜之誓以义，蝃蝀无耻，不在所齿；墓门不义，必在所恶。则所谓止乎礼义者，皆然矣。先王盛时，其流风美意，能使后世妇人女子小子、小夫贱▯，皆能自致于礼义之中，不敢以私废公，不敢以恩忘义，则王泽所渐，不既深乎？且礼义见于人主之教化，则天下不复有变风；惟礼义废于朝廷，而着于诗人之吟咏，此变风所以作也。盖天下之公议，当在上而不当在下。今周之所以为礼义者，不存于周而存于诗人，周之为周，可知矣。周南无周公之诗，召南有召公之诗。周南无周公之诗，而召南则有召公之诗，何也？盖周南天子之所都，天子在上周公不得専有其羙者也。召公専主诸侯，则南国之教得以称召伯也。在易，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多誉逺也，四多惧近也。周公近，召公逺，此二南之诗所以异欤？陈古以讽今，则曰：“风，十二国风，莫非风也。而《▯之氓、王之君子，《于役》、《郑之羔裘》、《齐之卢令》，独以风者，盖其辞言古之君子，而其意所以讽今，优防而不廹切，尤得风之体者也。”二南不可以异观。诗分二南，盖周召分陜而治。当时采诗者，得于襄汉之东者为周南，得于襄汉之西者为召南。小旻之及下，无异于螽斯之不妬忌。标有梅之男女及时，无异于桃夭之婚姻以时。何彼秾矣，王姬肃雝，无异于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麕之恶无礼，无异于汉广之无思犯礼。故二南不可言逺近，教化不可言浅深，周召不可分圣贤也。论变风次第：自▯▯卫之有变风，然后知诸侯擅相吞灭。

卫首并▯▯之地，而不禀命于天子也。自王国之有变风，然后知王政不行于诸侯，而仅行于境内也。自郑国之有变风，然后知畿内之封亦废法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齐国之有变风，然后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伦遂至于废乱矣。夫如是，则天下无不乱之国，无不变之俗。虽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尧之国，而风化义礼亦消亡矣。此魏、唐之变风所以作也。礼义消亡，则夷狄交侵，而天下相胥为夷矣。此秦之变风所以作也。礼义之俗亡，夷狄之风行。虽陈以有虞之后，亦不能以自存，而危亡至矣。此陈之变风所由作也。惧危亡而思周道，则曹、桧之风作。乱极而治，危极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于是乎继之以豳焉。此风之所为终，而雅之所为始也。正家而天下定，二南为王道之基。盖正家而天下定，故也【龟山】二南之化，有浅深。二南皆文王之诗，而其所系不同者，周南之诗，其时羙其道盛，防至于紏紏武夫，兎▯之人，逺至于江汉汝坟之域，乆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徳。召南则不然，此所以为诸侯之风而系之召公也。夫事出于二人，而风不同如此者，盖所入有浅深，所施有逺近故也。王国有风，非孔子所贬。或曰：平王之国不雅，而风贬之也。天子不正名，诸侯不勤王，朝觐不同，不脩包匦菁茅，不入天子。拥虚器于上，号令不及于天下，则亦与列国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诗为国风，伤之也。吁！是岂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于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复于诗而降之乎？盖《黍离》之为国风，自周太师采诗之时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迁，则其声天下之正声也。平王迁而东之，则其音乃东土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国风，岂以王不正而遽降之哉？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蟋蟀，周俭之诗也。而曰「好乐无荒」，盖有以礼自娱乐之意。考槃，述穷处之诗也。而曰「永矢弗谖」，盖有畎畆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风危叹之诗也。而曰「茍无饥渇」，盖有临难无茍免之意。泉水之卫女思归，而能以礼；载驰之夫人思归，而能以义。其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于此可见矣。故观诗人喜怒哀乐之中节者，尤当于变风观之【黄山谷文】齐侯封卫【诸侯攘狄而封卫，可谓仁矣。齐侯之仁，见于诗。孔子宜列诸齐，而反列诸卫，何也】孔子之意，而人莫之知也。盖孔子不与齐侯之封也。封卫，齐侯也。诗列以见诸侯之仁，在卫而不在周也。茍列诸齐，则齐侯之行正矣【儒志】王风闵周【王风闵周之诗四，而君子阳阳曰闵周何也】或谓王风之诗凡十篇，而闵周之诗四。方是时，平王东迁，丰镐为墟，文武之旧已扫地矣。

此《黍离》所以闵周也，兵败祸结，此《兎爰》所以闵周也，风俗衰薄，家室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闵周也。周家有是三者，闵之宜矣。君子阳阳之序曰：「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逺害。」盖君子犹未至也，何遽闵之哉？答曰：序此诗者，其知道乎？国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贤人在下也。其小人不为尽心，未害也。至于君子不尽心以求茍免，熟视其祸而不肯救者，国必亡。此知防君子，所以嗟叹而伤之也。彼《黍离》《兎爰》《中谷》之乱，茍有君子，其至是乎【伊川】七月公刘之诗【七月之诗，周公作也。公刘之诗，召公作也。七月陈王业，公刘戒以民事，其意等也。周公作之，戒成王；召公作之，亦戒成王。七月之兴，当既王之后；公刘之兴，亦当既王之后，同时作之也。然而七月则系为豳风，公刘则入为雅，何也】先儒以为周公遭变故，七月为▯风；召公无变故，公刘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风者，名之为▯，实周公诗耳。周公之诗，何不名曰「周公国风」，而曰▯乎？周公畿内国也，畿内诸侯止系于王，不得列为风也。何不编于鲁？鲁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鲁也。何不编之雅与公刘之诗伦？公刘之诗言其政事，七月之诗言其风俗。既曰风矣，不得编于雅矣。周公作诗意在于▯，而周公之诗无所可系，故因谓之▯也【王逢原】周公之诗曰▯风，管蔡流言，成王信之，而疑周公。于时周公作七月之诗，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使成王知积累之艰难如此，而奉承之不易，且以见己之所以当国而不辞之意。凡以重王业之艰难故也。后人因鸱鸮而下六篇附之，盖上不敢附天子之雅，下不得列诸侯之风，故系之以周公之事，而备其本末云耳。豳诗正朔之辨。太甲三篇，伊尹所作也。君子观中篇三祀之文，则知其为商人纪年之号。月令一篇，汉儒订正之也。君子观篇首太簇之律，则知其为汉人建寅之正。然则读周公七月之诗，而不知为周之正朔，其惑滋甚矣。盖周正建子，与夏商之时异。▯人风俗，又与中国之地不同。姬公之为是诗，实所以纪▯风而述周正也。且周之七月，今五月也。在尧典则为星火之▯，故▯诗以流火验之，岂非为周之七月乎？周之九月，今七月也。在月令则为饬衣之▯，在▯诗则以授衣证之，岂非为周之九月乎？至于于耜举趾，顺其序；烹葵剥▯，适其时。若以▯俗而验之，正如符契相合，断无毫发差误。故陈宠谓周以十一月为春，其有见于此欤？或者则曰：豳者岐山之北，虽为戎狄之地，然以十一月为春，则时之气▯差而寒暑紊。吁！胡不反而思之乎？骊山阬谷，古戎地也。

冬日种▯，温燠成实，则十一月为春，独不可以是为证乎？或者又曰：豳诗固述周正矣，康成之笺厯举夏时参论之，则周人未必不兼用夏正也。吁！又独不反而思之乎？周典一书，郑氏释也。释太府则曰若汉司农，释司会则曰若汉尚书。今以夏正而笺七月者，又岂非汉行夏正，特引是以为证乎？吁！故必知此，而后可以读周公之七月矣。

宣王褒赏【宣王能褒赏中伯锡命韩侯诗人美之不为无意】崧髙之诗止于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韩奕之序止于能锡诸侯夫武王盛时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徳朝觐会同无敢失时征伐诛讨莫不如志爵赏有度锡命有礼夫岂以为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一不能是则乱而已而宣王所能乃止于褒赏锡命诗人美之如是者盖周至厉王而乱极矣王室衰防诸侯肆行王且不能有国况能建国乎诸侯背叛结怨连祸况能亲诸侯乎赏罚不行于上则褒赏申伯为可羙锡命不行于下则赐命韩侯为可嘉天下出于大乱之后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伊川】鲁无风，鲁之无风，何也？先儒以为，时王褒周公之没，比于先代，故廵守不陈其诗，而其篇特不列于太师之职。是宋鲁无风，其或然欤？或者谓孔子有所讳而削之，然考其当时为国大夫赋诗相属，及季子观周乐于周，皆无曰鲁风者，是説不通焉。致鲁于颂【诸侯无正风，正风者非诸侯之诗也。且鲁受天子礼乐，其僣已甚矣，而何有盛徳之形容？然圣人所以特致于颂，岂无意哉】或问曰：“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是恶夫僣者，非颂也。圣人不得已而名之，是圣人之防意也。其原，伯禽受天子礼乐乎？以诸侯而僣天子，吾从而目之，即其志也。且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耳，是又何颂之有乎？故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是亦未免乎强也。是僖之政，犹未全其徳，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其罪，抑亦不知其颂从何而兴耶？夫颂之羙者，莫如文武而已。圣人所以列为鲁颂者，得不示其强弱哉？”商鲁并颂【鲁本不足颂而圣人列之颂者所以讥其僣也若商颂者非鲁颂之比而圣人特与之并列者何哉】诗有鲁颂、商颂，何也？鲁实僣天子，今观鲁颂之事，岂是为盛徳而可告于神明？故言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是颂，则以周室既防，明鲁之强而僣也。其商颂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颂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絶一代之事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