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考索后集卷六十五
羣书考索后集卷六十五
宋 章如愚 编刑门士师之职，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布宪之职，执旌节以布于四方，而宪邦之刑禁，治朝之禁令，则宰夫职之，王宫之戒令紏禁，则宫正掌之。至于大司冦掌建邦之三典，以诘四方，小司冦以八辟丽邦法，皆古之法禁也。穆王度作刑，以诘四方，墨劓之刑三千，而大辟之属止于二百，而重刑之条目减于前，而轻刑之条目増于旧也。李悝在魏文侯时，着法经六篇，商君受之，用以相秦，萧何在汉攟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篇，而叔孙通又益律所不及十八篇，于是法禁为详。其后挟书之律则除于恵帝之四年，收孥相坐之令则除于孝文之元年，诽谤妖言之法则除于孝文之二年，肉刑之除又见于孝文之十二年，景帝之时复定棰令，而笞者由得全。武帝患民之犯法也，于是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禁网浸宻，法令凡百五十九章。后汉陈宠之删汉法律，而陈思奏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例，应劭删定律令以为汉仪，欲有廷尉板令、春秋断狱之篇。唐之初兴，首以十二条扫隋暴，至贞观中，房▯龄等始定律令格式，髙宗时律学之士则有律防，而律于是而始详。长孙无忌有留司格，散颁格，元宗时卢懐慎有开元格，后敕仁宗时有太和格后勅，而勑于是而始详。宣宗时张戣又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勑为大中刑律统类，故律与格勑合而为一。宋朝建隆，命窦仪重定刑统，而建隆编止四卷耳，至淳化则不编勑，而仁皇之嘉祐则又有编勑，韩▯上之。神宗元丰中，则命有司编条勑令。凡旧载于勑者，多移之于令。盖违勑之罪重，而违令之罪轻也。髙宗则有《绍兴勑令》，孝宗则有《乾道新书》。
格法勑令世之议者曰：「古之法简，后之法详。愚以为法无恶于详也。圣人爱民之心，实自详者始。古之盛时，象以典刑，而未始详于条目。及吕刑作，以告四方，而五刑之属至于三千，而不以为繁。圣人岂不知其有异于古哉？乃取而并列于四代之书者，事愈繁而忧愈至也。盖自风俗日变，而民之情伪愈纷，而不能以自禁。倘一出于简略，而不为之反覆以尽其情，则民亦何从而知所畏避哉？」是以汉《刑法志》载郑昌之防曰：「明王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民无所弄矣。」唐史臣之制刑法曰：「古之为国者，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知争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详，俾民之知所趋避也。其为治虽殊，而用心则一，盖皆欲民之无犯也。」愚尝以是而求汉、唐之法。汉之法虽始于三章之法，其施于汉初草创之时可也。海内富庶之后，三章之法其能御之乎？是以文、景之世，除肉刑，定棰令，轻重之数莫不备具，正不敢以前日简畧待之也。其后如所谓「律本章句」，如所谓「决事比例」，如所谓「五曹诏书」「春秋决狱」，见于应劭之《汉仪》者，君子不恶汉之至于苛。唐之法虽始于十二条，而十二条惟施于唐初草创之时可也。海宇既平之后，十二条其能尽之乎？时以贞观之时，律令格式定于▯龄，条目纎悉，无不具载，正不敢以前日简畧待之也。其后如所谓「开元旧格」，如所谓「开元新格」，如所谓「开元敕」「大中刑律统类」，见于史志所载者，君子不恶唐之至于详。宋朝列圣相承，爱民之心有加无已。国初重定《刑统》于编勑四卷，在太宗时则有《太平编勑》，在淳化则曰《淳化编勑》，在至道则曰《续降编勑》。真宗时则有《咸平编勑》，仁宗时则有《嘉祐编勑》，神宗元丰中则命有司编修勑令，凡有旧载之于勑者，多移之于令，盖违勑之罪重而违令之罪轻，此尤足以见祖宗爱民之心。也在髙宗时，则有绍兴勑令；孝宗时，则有乾道新书。今日金科玉条，纂辑成书，得非得于祖宗之意乎？愚尝闻之：李悝着法经六篇，萧何、叔孙通为汉律，而马、郑诸儒实为之章句。元祐中，刘忠肃上防，请修法令，而乞选儒臣，以成一代大典。盖律民之法，正不当付之深刻寡恩之人，而当本之以道徳儒学之士。今日编摩之官、提举之臣，皆足以仰承上意矣。然祖宗深防，尤不可不念也。虽然，法不难于修，而难于用。二法之弊，其权未必专在于有司，而多于胥吏，于今为甚焉。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故凡贿赂之至者，虽或自戾于法，亦可侥幸而茍免；徒手而来者，虽明知不然，而亦莫能直于有司。是法本以求尽乎民情，而其弊也，反以济猾吏之奸。愚谓行今之法者，当自去奸吏始。不然，纎悉备具，不执于一，是乃所以为舞文之具也。吏何幸焉？欧阳公曰：法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至其繁凟，则其精明之士不能徧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
狱讼立政之书，始言庶言、庶狱、庶慎；而中则曰「庶狱、庶慎，而庶言不与」；终则曰「误于庶狱，而庶慎不与」。三变其辞，而狱独不敢去焉，所以重其刑也。司冦之职，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士师之职，察狱讼之辞，以断狱弊讼。自卿士之掌国中，遂士之掌四郊，而至于方士之掌都家，皆断其狱弊，其讼于朝。卿士、司刑各丽其民，以议狱讼；士师受中而行之。古人之意，断可见矣。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増加肉刑。至于始皇，専任刑罚，衡石程书，而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而天下乱矣。汉髙帝约法三章，文帝专务徳化，禁网防阔，用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数百，有刑措风。淳于系狱，竟感缇萦之言，而遽释犯跸盗环之罪，卒从释之之议，而遂减。武帝兴兵，穷民犯法，于是张汤、赵禹之属，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淮南、衡山之狱，死者数千人。杜周为廷尉，讼狱逮十余万。宣帝时，温舒论治狱之吏，以为秦风尚存，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伯用为廷平，斋居决事，狱讼号为平矣。而赵、盖、韩、杨之诛，犹未免有间。唐太宗天姿仁恕，即位之初，有劝以刑威肃天下者，魏徴以为不可，因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佑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寛仁治天下，而尤于刑狱为谨。念肉刑之久废，而断趾之刑不敢复也。览明堂灸经，而鞭背之刑不敢用也。三复奏亦详矣，而重之以五覆奏，谳狱于大理，亦足矣。而又欲议之于中书省，此所以四年之间，断狱止二十九人，囚徒三百纵之复还，此仁恕之效也。垂拱以来，欲以威制天下，于是用周兴、来俊臣之徒，开告宻之门，作讯囚之法。如狄仁杰、魏元忠之徒，几所不免。自非徐有功之平恕廷争狱事，则唐之基业亦危矣。元宗开元之初，号称治平，人罕犯法，刑部所断天下犯罪才十八人。及李林甫用事而狱讼自是而日繁矣。宋朝太祖始用士人分治州县之狱，至太宗淳化中，遣官诸路提防刑狱，而又置审刑院于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凡狱必先三司，然后闗报审刑院，事从中覆，然后下丞相府。丞相又以闻，然后论刑，其谨重之意如此。
羣书考索后集卷六十五<子部,类书类,群书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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