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卷十五宋章如愚撰正史门

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卷十五宋章如愚撰正史门

隋书类隋史开皇、仁夀时，王邵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叙传，并缺其体。炀帝世，惟有王胄等所脩《大业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贞观中，勑顔师古、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并新撰《周史》，并行于时。唐顔师古撰，初武徳间，命封徳▯、顔师古修《隋史》，未就贞观三年，复诏魏征撰房▯龄，总之为五纪，五十列传，惟十志未上。又诏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化、李延夀、令狐徳棻裒缀三十卷，髙宗时上之。其志上总梁、陈、齐、周之事【书目】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志【史通】魏征撰纪五，列传五十五，长孙无忌等撰志三十，天文、律厯、五行三志，淳风独作【晁氏】

周齐梁陈隋书修撰总类令狐徳棻建元，近代无正史，梁、陈、齐文籍犹可据，周、隋事多脱捐。帝于是诏萧瑀、王敬业、殷闻礼主魏，封徳彝、顔师古主隋，崔善为、孔绍安、萧徳言主梁，裴矩、祖孝孙、魏征主齐，窦琏、欧阳询、姚思亷主陈，陈叔达、庾俭及徳棻主周。整振论譔，多歴年不能就，罢之。贞观三年，复诏撰定。议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书为已详，惟五家史当立。徳棻与岑文本、崔仁师次周史，李百药次齐史，姚思亷次梁、陈二史，魏征次隋史，房▯龄总监修撰之。原目徳棻发之，书成，迁礼部侍郎，兼修国史。

唐史类初，五代晋宰相刘昫撰《唐三百年间国史》，删为纪二十，志三十，列传百五十，凡二百卷，今谓之《旧唐书》。本朝仁宗时，诏欧阳修、宋祁删修。史表志则欧公主之，传则宋公主之。凡十有七年而成【始庆厯五年，迄嘉祐五年】纪十，志五十，表十五，列传百五十，凡二百二十五卷，今谓之《新唐书》。凡废旧传六十一，増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増三志四表【书目】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合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其事则増于前，其文则省于后【唐书卷首】其后又诏欧公防详宋公所着列传，令删修为一体。公曰：“宋公前辈，且人所见多不同，岂可悉如己意？”于是无改【言行録】初唐之兴，温大雅撰《创业起居注》，自是房▯龄、许敬宗等相次立编年体，号为实録。姚思亷又撰纪传。其后长孙无忌等因旧书以缀后事。龙朔中，许敬宗总诸史任，所作记传或曲希时防，或猥释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録。其后有刘知几、徐坚、吴竞更撰唐史，又修则天实録【史通】唐栁芳取编年法为《唐厯》四十卷，颇有异闻，然不立褒贬义例【起隋义宁元年，尽大厯十三年】太中间，崔▯从续之，谓之《续唐厯》，凡二十二卷【起大厯十三年，止元和十五年】唐陈岳用荀恱、袁宏例为《大唐统纪【起武徳，尽长庆】成一百卷。皇朝陈彭年谓唐文物宪章可述，独缺编年之史，乃次新书，删其繁文，定为《唐纪》四十篇，仅三十万言【起髙祖，迄哀帝】皇朝吕夏卿撰述《新书义例》，且摘繁文阙误，号“直笔新例”。皇朝吴缜摘举欧阳修、宋祁《新书》舛驳谬纇，为二十门，号《新唐书纠谬【其序曰：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刋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唐书纪志表则欧阳公主之列传则宋公祁主之帝纪编年则得于孙氏之南齐録述姚崇十事则得于开元之遗史。其赞房杜则本于栁芳，其赞邱王则本之吕温。传段秀实则得子厚之文集，传张巡许逺则得之于李翰。韩愈传甄逢甄济则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忠义则得之杜牧。韩愈使王庭凑之节，旧史不书，今乃书，之所以明君子之节义也。太宗拒魏征之谏而有杀田舍翁之语，旧史则书，今乃不书，所以掩人君之阙，此新史之得也。旧史以外戚首杂传，以良吏次，宦官之后以忠义次，酷吏之后是先小人而后君子也。以髙智周薛季昶王方翼之功业而槩之以良吏，以陈子昂之谏诤刘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吴溆之忠义而槩之以外戚，以阳城之卓异而槩之以隠逸，以孙思邈之髙尚而槩之以方技，是弃其大行而取其小节也，此则旧史之失也。

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防李延夀之徒皆父子论譔，数十年方成，盖通知本末则事实贯穿不抵牾。惟后汉东观羣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况夫唐之为国几三百年，其记事亦众矣，而纪志表则欧阳修主之，传则宋祁主之，天文律厯五行志则刘羲叟为之，方镇百官表则梅尧臣为之，礼仪兵志则王景彝为之。所主既异而不能通知其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传叙天平节度止有四人而纪则七人之类】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畧不一，去取未明，书法无凖【如纪书薨而传书卒者有之，如宗室或书姓或不书姓者有之，如中宗纪与前诸帝不同，诸帝亦自详畧不同之类，并纠谬】岂非责任不专欤？唐修晋书而令狐徳棻之徒先为之定例则一史之内，凡秉笔者，皆遵用之。今新书则不然，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较后传，则不合。详畧不一，去取未明，书法无凖。一史之内，而体异名殊，岂非初无义例乎？「仆固懐恩赞」乃列于陈少游传后，「马存亮赞」乃列于仇士良、杨复光之后。宰相莫不表世系，固也；而于惟谦之相中宗、郑綮之相昭宗、武释方之相则天，乃不登载，其亦有所缺悮欤【纠谬】刘元城曰：「新唐书叙事好简畧其辞，故其事多郁而不明，此作史之蔽也。」唐书进表云：「其事则増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且新书所以不及两汉者，其病正在此也，而反以为工，何哉？旧史得失，以良吏次宦者，以忠义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后君子也。以陈子昂之谏诤、刘蕡之切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吴溆之忠义，而槩之以外戚；以阳城之卓异，而槩之以隠逸；以孙思邈之髙尚，而槩之以方技。是弃大行而取小节也。循吏有功于民，而无賛以▯之；宦者洒扫之役，反有赞以纪之。独孤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得见之于传；而僧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知逺、吴筠之辈，或▯于方技，或▯于隠逸，皆旧史之失也。唐史发潜曰：“姚瑀，唐之佞臣，谄事则天以取宰相，旧史乃与狄仁杰同传，岂其然乎？”新旧史更革，旧史段秀实与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朱泚。新史乃削去「判官岐灵岳」五字。夫姚令言乃泾原节度使，与朱泚同反，旧史乃谓「令言之判官岐灵岳」，新史削去五字，误矣【徐】旧史封徳彝传，谏封诸王，谓汉制惟皇子亲兄弟封王，其余宗族疎逺，非有大功，如周郇滕、汉贾泽皆不得滥封，所以别亲疎也。新史乃修曰「其余宗族疎逺者，非有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汉贾泽皆不得茅土郇滕贾泽周汉侯」，因其言悮矣【徐】韩文注云：「按代宗纪，大厯三年七月，泸州刺史杨子琳反，陷成都，杨琳即子琳也【详见崔宁传】新史昌裔传云「杨恵琳乱，昌裔说之」，按恵琳居灵夏叛，在宪宗初年，新史误也【韩文龙武统军刘公昌裔墓志】

五代史类旧梁、唐、晋、汉、周各有史。宋开宝中，卢多逊、扈▯等修《五代史》，史成而褒贬失实。仁宗命欧阳公修之，其立例皆寓褒贬之意。本纪十二家，人传八，即后妃传也。梁臣传三，仕于梁朝也。唐臣传五，仕于唐朝也。晋、汉、周臣传各一，仕于晋、汉、周朝也。死节、死事传各一，守节忠义者也。一行传一，髙尚者也。唐六臣传一，背唐附梁者也。义儿、伶官、宦者传各一，皆本其实者也。杂传十九，皆厯事累朝无操守者也。司天考二，职方考一，盖天文地理志也。世家十二，时偏方割据者也。又有《十国年谱》一，《四夷附録》三，皆诸国兴亡、四夷强盛之迹也。凡七十四卷，徐无党注【防要】欧阳修《五代史记》褒贬善恶，其法甚精，发论必以“呜呼”者，乱世之书也。吾用《春秋》之法，师其意，不袭其文。其论曰：“昔夫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予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比旧史稍添，议者以为功不下司马迁。又谓笔力驰骋，稍上下而无驳杂之说。至于纪列精密，则不及也。亦尝自谓：“我作《伶官传》，岂下滑稽哉【防要》徐无党注曰：“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否。”又曰：“夷狄来，不言朝，不责其礼也；不言贡，不责其物也。故书曰‘来’。”又曰：“用兵无胜败，攻城无得失，不书，或书月，或书日，或书死，或书杀，或书灭，或书屠】欧阳公《十国年谱》序曰：“或问：‘十国固非中国有也，然犹命以封爵而称中国年号，来朝贡者亦有之矣。本纪之不书，何也？’曰：‘封爵之不书，所以见其非中国有也。’问者又曰：‘四夷、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贡则书，何也？’曰：‘以中国而视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视十国夷狄之，则未可也。故十国之封爵、朝贡不如夷狄则无以书之；书如夷狄，则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故”外而不书，见其自絶于中国焉耳。欧公《五代本纪》天文变异一，辞不载，虽曰具于司天考，而与行事了不相属。王蜀世家，黄龙、甘露、麟凤、白雀之瑞，纎悉具纪。观公之论著，自谓取法《春秋》，夫岂不知《春秋》书灾异而不书祥瑞之意乎？纪传所载，时有不同。梁之杀崔嗣子于京师也，纪以遣朱支谦，而传以为遣朱友谅。杨涉之相梁，三仕三已，而嵗月所具纪载实异。至其末年之为相，但书其罢，而了不知其所入之嵗月，岂史遗其入欤？或误书其罢欤？唐明宗在位七年余耳，而欧公之论赞乃以为十年，其误明矣。此固纂误之书所由作也。宋朝范质采旧史，采摭要言，总而集之为《通録》六十五卷，肇自开平，迄于显徳。

史通类唐左史刘子▯名知几，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予兼而有之，是用商确史篇，区分类聚，凡三十卷，三千余篇：曰六家，曰二体，曰载言，曰本纪，曰世家，曰列传，曰表厯，曰书志，曰论赞，曰序列，曰采撰，曰补注，曰品藻，曰直书，曰曲笔，曰鉴识，曰模拟，曰人物，曰覈才，曰烦省，曰纰缪，曰史官建置，曰古今正史，曰感古，曰疑经，曰汉书五行志错误并杂驳等篇。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殿，因名曰《白虎通》。予在史馆而成此书，亦名《史通》。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通》之称，其来久矣。自古帝王文籍，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班荀二体，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王隠《晋书》、虞预《晋书】而副以于记；宋书有徐沈【徐爰《宋书》、沈约】而分以裴畧【裴子野《宋畧】诸史志：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东观曰「记」，华峤曰「典」，张勃曰「録」，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亦犹楚之谓梼杌，晋谓之乗，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于其编则有先曰「平凖」，后云「食货」；古号「河渠」，今称「沟洫」；析「郊祀」为「宗庙」，分「礼乐」为「威仪」；垂象出于天文，郡国生于地理。如斯变革，不可胜纪。若乃五行、艺文，班补子长之阙；百官、舆服，范拾孟坚之遗。王隠后来加以瑞异，魏收晚进洪以释老，斯出乎胷臆者。论都邑、氏族、方物逺则汉有三辅典，近则隋有东都记，于南则宋《南徐州记》，晋《宫阙名》，于北则《洛阳伽蓝记》《邺都故事》，盖都邑之事尽在是矣。谱谍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録》，晋有挚虞《姓族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自沈莹着《临海水土》，周处撰《阳羡风土》，是以地理为书，陆澄集而难尽，水经加注，郦元编而不穷，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诸史论赞，《春秋》《左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之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恱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夀曰评，王隠曰议，何法盛曰述，▯雄曰撰，刘炳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曰“史臣”，其列名虽殊，其实一也。夫论者所以辨惑释疑，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史论之类实萌于此。寻其得失，子长淡薄无味，承祚濡缓不切，孟坚辞惟温雅，尤善者有典诰之风，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富。

自兹以降，大抵华多于实，理少于文。择其善者，则于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孙安国都无足采，习凿齿时有可观，袁彦伯之务饰元言，谢灵运之虚张髙论，髙邵志在简直，言兼鄙野。唐修《晋书》，逺弃史班，近宗徐庾，饰彼轻薄之句，编为史籍之文。史之有论，盖欲事无重出，省文可知。太史公曰：“观张良貎如美妇人耳，项羽重瞳，舜之苖裔”，此则加他语以补书。中所谓“事无重出”者也。班固赞曰：“万石奋之为父，澣衣君子非之；杨王孙裸▯，贤于秦始皇逺矣”，此则片言之约，而诸义甚备，所谓“省文可知”也。及后来赞语多録纪传，云言其有所异为加文饰而已。马迁叙传后，厯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叙，厯然可恱。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萧、李《南北史【萧子显、李百药】唐修《晋书》，皆依范书，篇终有赞。夫毎卷立论，其繁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至。若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夀谓诸葛孔明不逮管、萧，魏收称朱尔提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史例，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凖。惟令升先觉，逺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据摄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録，唯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于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邓粲《晋阳秋》檀道鸾《晋阳秋】词繁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名号之失，吕、陆二氏【吕不韦、陆贾】名著一书，不繋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鱼豢、姚察着梁》二史，巨细毕载，芜纇甚多，而俱榜之以畧。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其所载皆非汉之事。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标书，改书为志。何氏《中兴【何法盛《晋中兴书】易志为记，此则贵于革旧，未见其能。采撰失实，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与《七畧》之词，此并当代雅言，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但中古作者，百家诸子，私存撰録，如禹生啓，伊尹产空桑，海客乗槎以登汉，嫦娥窃药以奔月，如斯踳駮，不可殚论。▯康《髙士▯》聚七国寓言，▯晏《帝王纪》多采于六经，图防引书之误，其萌始此。

至范晔増损东汉，王乔鳬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秽莫甚焉。晋世杂书，若《语林》《世说》《幽明録》《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恢谐小辨，或神鬼怪物。唐朝所撰《晋史》，多采以为书。至如江东五隽，始自《防稽典録》；颍川八龙，世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皆信之，博闻多矣。补注韩、戴、服、郑，钻仰六经；裴、李应晋，训解二史，发明先义，是曰传宗。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録》，陈夀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志》。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乃掇众史异词，补前史之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刋削，志存该博，列为子注。若萧大圜《淮海乱离志》，阳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闗东风俗传》，王邵《齐志》之类是也。陆澄所着《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乃此缺一言，彼増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刘昭采其所捐，以为补注，言尽非要，事皆不急。言语饰词，专对，古之所重。《春秋》载吕相絶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干是也。战国之事，争为驰说，若史记载苏秦合从，张仪连衡，范睢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汉魏以降，如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秦密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辨，曽何足云。战国已前，皆可讽咏，如「鹑奔」「鸜鹆」童子之謡也；「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辞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束节之士，加以多闻博古者哉。叙事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晋宋杀青，又二史之不若。人之著述虽同，是一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麤非类。若《史记》苏、张、蔡泽等传，是其美者；至于三五本纪，日者、仓公、▯策传，固无所取。《汉书》之帝纪、陈、项诸篇，是其最者也。至于《淮南王》、司马相如、东方朔传，又安足取？盖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书亦工。丘明之纪事也，当威、文作霸，晋、楚更盟，则能饰彼词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壊，事益纵横，则《春秋》美辞，几乎翳矣。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则其文阔畧；秦汉以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覩。若荀恱《汉纪》，其才尽于十帝；陈夀《魏书》，其美穷于三祖。触类而长，他皆若斯。序传按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姓，次显名字，自序发迹，实始于此。

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序为传。至司马迁，又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始于此。杂述史氏流别，其流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録，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作书著述，有杂记当时，不终一代。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王韶《晋安纪》，姚梁《后畧》，此之谓偏记者也。人物洪多，罕能周悉，则有独举所知。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书汉末英雄》，萧世诚《懐旧志》，卢子洪《知己传》，此之谓小録者也。史有遗逸，好竒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谭《新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小说伪言，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崇期《语林》，孔思尚《语録》，杨松玢《谈薮》，此所谓琐言者也。郡国人物，若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夀益郡耆旧》，虞预《防稽典録》，此之谓郡书者也。髙门华胄，纪其先烈。若▯雄《家牒》，商敬《世传》，孙氏之记，陆宗《系厯》，此之谓家史者也。贤士贞女，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来《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怪物异闻，若祖台《志怪》，于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志本国风物，若盛洪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相中》，此之谓地理者也。帝王桑梓，列圣遗尘，若潘岳《闗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此之谓都邑簿者也。名讳，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其唐叔虞，鲁公子友；以徳命为义，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以类命为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于物为假，若伯鱼，生人有馈之鱼，因名曰鲤；取于父为类，若鲁荘公与桓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晋以僖侯废司徒，改为中军；宋以武公废司空，改为司城【礼记正义】史官建置，史之建官，其来尚矣。轩帝受命，苍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周官》《礼记》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之命，外史掌书使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此周制也。《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至诸侯列国，各有史官。如孔甲、尹逸名重夏商，戎夫、倚相誉髙周楚晋，则伯黡司籍，鲁则丘明授经。

降及战国，史氏无废。赵鞅犹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齐田文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赵秦渑池之会，各命御史书其年月。又《春秋》晋、齐太史书赵、崔之弑，郑公墨强与于盟，使太史书其名，且曰「七子」。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诸史之任，太史岂最优乎？秦太史令胡毋敬作传。汉武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兼掌厯象、日月、隂阳、官数。司马迁没后之续《史记》事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雄之徒，并以列职，未知史务。于是太史之职，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飏、王立、髙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而已。史有三等，史之为务，厥途有三：张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刋，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髙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知几中宗时人，修武后实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许，自以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着《史通》内外篇四十一篇，讥评古今。徐坚读之，叹曰：“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此书以在史馆所著者，故名《史通》。放汉白虎诸儒论经，名曰《白虎通》，又汉封司马迁后为《史通》子，兼取此意云。知几论史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世以为确论。知几论史有三长，自言曰：“吾始以文章得誉，晚谈史传，由是减价，其自感慨者如此【本传】张唐英发潜曰：“尝求刘子之书而观之，则知子之用心亦勤矣。驰骋古今，发摘歴代史之失，虽班马夀晔，皆为其轻重，兹可尚矣。至外篇惑经，有未谕者十一条，始亦疑孔子于《春秋》有所疎畧，乃取《春秋》而审之，如赵盾以不讨贼而被恶名，许世子以不尝药见特笔，齐郑之或以疾赴，皆不免致疑于其间，而不知赴告策书各因其策书之所吿，而必削以正王法，亦所以使乱臣贼子惧也。以此知刘子徒好辨而不知《春秋》，《史通》歴诋前史，《春秋》圣经，且疑其虚美者五，未谕者十二，其自待不浅矣。又尝疑迁固之书有未备者，乃欲于天文之外复志人形，艺文之外复志方言，又欲撰都邑志于舆服之上，撰方物志于食货之首，撰氏族志于百官之下，甚至欲于表志之外取人主之制册诰，令羣臣之章奏，移易而更立一书，识者固已讥其赘矣，尚敢轻诋乎？”

战国策类后汉髙诱注：按刘向序云：“战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向以战国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除复重，得三十二篇。崇文编目称十一篇，缺编。校史馆书籍，曽巩求访，尽得其书，然后三十三篇复备。隋志，向所録者三十四卷，诱所注者士二十一卷【书目】汉称为《战国策》，杂以长短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而不论也。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龙纳说之从容，养淑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谋贤莫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曽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类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为之说，非此书指也【鲍彪注《战国防》序】曽子固序叙曰：“向叔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嵗，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与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五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此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自信，而乐于说之易合于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便，言战之善而敝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有得焉而不胜其失。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宜放而絶之，则此书之不明，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孟子之言者，皆着而非之。此书之作，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战国之时，强者务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于战胜攻取，驰说之士，因得以其说取合时君，其要皆主于利，言之合从连横，变诈百出，然自春秋之后，以迄于秦，二百余年，兴亡成败之迹，粗见于是矣，虽非义理之所存，而辨利横肆，亦文辞之最，学者所不宜废也【王觉题《战国策】战国策》隋《经籍志》三十四卷，刘向録，髙诱注，止二十一卷，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唐《艺文志》刘向所録已阙二卷，髙诱注乃増十一卷，延淑坚之论尚存，今世所传三十三卷，崇文总目髙诱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阙，前八卷，后三十二，三十二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孙元忠记】

歴代起居注类汉武有禁中起居注，自魏至晋，职归著作。后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会，记録帝言及宾客酬答之语。后别置起居注一人。北齐有起居省，隋置舍人二人。唐初，▯门下，显徳中分属两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