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别集卷八宋章如愚撰经籍门

钦定四库全书羣书考索别集卷八宋章如愚撰经籍门

礼记礼废而后有书。学者博学乎先王六艺之文，诵焉以识其辞，讲焉以通其意，而无以约之，则非学也。故曰：博学而详説之，将以反説约也。所谓约礼是己。礼者，履也。谓昔之诵而説者，至是可践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顔子之称夫子亦曰：「▯我以文，约我以礼。」礼之为义，不其大哉？然古礼非必有经。盖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莭。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则岂必简策而后▯哉？其后礼废，儒者惜之，乃始论著于书以▯于世。今《礼记》四十九篇，则其遗説而学者求所以约之者，不可以莫之习也【文公文集】古来流传文字，人谓《礼记》是汉儒説，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尝有《礼记》中説话如《乐记》所谓：「天髙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如何説得到这里？必是古来流▯得此文字如此【语録】礼记》是解《仪礼》。《仪礼》是经，《礼记》是觧《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类，莫不皆然【同前】礼记》诸篇之疑，礼疑是古全书。若《曲礼》《玉藻》诸篇，皆战国士及汉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内则》自成书，要好自将説礼物处。如《内则》《王制》《月令》诸篇，附《仪礼》成一书。如中间却将《曲礼》《玉藻》又附在末后，不説礼物处。如《孔子闲居》《孔子燕居》《表记》《缁衣》《儒行》诸篇，却自成一书。《乐记》文章颇粹，怕不是汉儒做，自与《史记》《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同前】三礼旧为一经，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防王介甫废仪礼，取礼记，以此知其无识【同前】经三百，仪三千，礼有节文度数之详。其经至于三百，其仪至于三千。其初若甚难强者，故其未学诗也，先已学防仪矣。盖礼之小者，自为童子而不可阙焉者也。至于成人，然后及其大者，又必服习之久而有得焉。然后内有以固其肌肤之防，筋体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坚定而不移；外有以行于乡党州闾之间，逹于宗庙朝廷之上，而其酧酢之际得以正固而不乱也【同前】礼记者，礼之义説。《周官》一书，固为礼之纲领。至其仪法度数，礼乃其本经，而《礼记》《郊特牲》《冠义》等篇，乃其义説耳。前此犹有《三礼通礼》《学防》以科礼，虽不行，而士犹得以诵习而知其説。熙寕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与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遗本宗末，其失已甚【乞修三礼劄子】礼记》出于汉儒。

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先秦而生，去孔子未逺，犹谓古书之不可尽信，况秦火之余哉？五经独礼乐，尤为秦之所恶，絶灭防尽。今之礼经，盖汉儒鸠集诸家之説，▯取累世之残文，而后世立之于学官，夏商秦汉之事无所不统，盖不可尽信矣。尝观《礼运》，虽有夫子之言，然观其冠篇，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夫圣人之所以持万世与天地长久而不变者，君臣父子而已矣。茍无君臣父子，则强者撄抟，弱者骇窜，人之党将为禽兽之所胜，其祸乱何如哉？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卒以其説败天下，置天下之民于禽兽。赖孟子出力而攘，然后君父之教明，圣人之道复存。今其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是而谓之大同。」又曰：「大道既隠，天下为私，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如是而谓之薄俗。」又曰：「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如是而谓之起兵作谋贼乱之本。」以禹汤文武之治谓之小康。郑氏释之，又以老氏之言为之证，薄礼而厚忠信。呜乎！礼不出于忠信，而安出焉【洪水】王制乖妄【王制之书，古无有也。汉文帝时，令博士诸生刺经作王制。博士诸生果何人哉，而能作此一书，以为不刋之典，无穷之传。今观其书，言爵位则窃孟子之文，言官制则窃左氏之文，言廵狩则窃书之文，其余则杂取公谷等説，而益以己见，正所谓不知而作也。虽其言未必尽非，要之抵牾者多矣。夫其所谓王制者，将周王之制乎？抑夏商王之制乎？以为周之制，孟子之时诸侯已防去其籍，歴秦至汉，博士诸生何从知之？是周制不可得而据矣。以为夏商之制，则孔子之时已言夏商之礼不足证也，以杞宋之文献不足尔，歴秦至汉，博士诸生何由知之？是夏商之制不可得而据矣。三代之制既不得而据，则所谓王制者，采诸尚书、孟子、左氏、公谷等文而附益之，果足信乎】汉之博士诸生作王制，特采尚书、孟子、左氏、公羊、谷梁等文而附益之，其杂乱已甚矣。请条其甚不可者：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则以子男为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则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则有异矣。至其余文，则全録孟子之文，又以大国、次国、小国无异制，皆有上士二十七人。孟子以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安得上士如此之多？若诸侯上士皆二十七人，则中士、下士又当防人乎？此不可也。又曰：凡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国，并九州计之，则为千七百七十三国。

周封诸侯之数不得知也，其见于春秋者，并附庸不过百八十国，见于左氏传者不过倍加之尔。借谓僻陋小国无事见经，与见吞于强大，然安得千七百国之多乎？又以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古者畿内不以封建诸侯，虽有公卿采地，而谓之百里、七十里，计九十有三国，此皆不可也。又曰：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三人。古无三监之官，惟周武庚于商，虑其扇乱，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监之，安得以国各有三监乎？若《周礼》有立其监之语，乃谓诸侯自监一国也。引书与《周礼》为据，俱非此，又不可又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嵗三田，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狩之事，虽因农隙以讲武事，然天子一日万机，焦劳不暇，何必三时亲田也？文王不敢盘于逰田，而谓之无事不田曰不敬，此又不可也。又曰：诸侯约则不禘，禘则不尝。禘之为祭，大祭也。王者当禘其祖之所出，乃谓之禘。《春秋》书禘，皆记其僣也，何得为诸侯之祭乎？若曰虞、夏之制，虽帝王异制，不至以天子之祭为诸侯之祭也，此又不可也。又曰：圭璧金璋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以至衣服、饮食、五谷不时、果实未熟，皆不鬻于市。市易者，惟欲便于民，市之有禁，不过不使奸人饰行续慝以欺愚民尔。虽布帛精粗与夫圭璋、锦文等物，何为不可鬻于市？甲欲售之，乙欲得之，有司乃强为之禁，又谁聼乎？禁于公，能禁于私乎？此又不可也。又曰：夏后燕衣而养老，商人缟衣而养老，周人▯衣而养老，茍可以养老，何必服色之不同？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妇人由右，车从中央。茍可以使道路之无事，何必左右中央之间？若是之类，皆《诗》《书》《易》《春秋》之所无，汉儒以意言之，虽若未有害于经，然言有毫厘之差，则成千里之谬。扬子云作《太▯》，议者谓非圣作经，罪同吴楚。汉之愽士诸生，名氏无闻，必不过于子云。以夫子述而不作，诛之亦不免吴楚之罪也。诸侯専征【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由是言之，则诸侯専征之説，当不载之经可也。然攷之《王制》言曰：「诸侯赐弓矢，然后征。」是専征之义，于古未尝废也。又岂《王制》乃汉诸儒不根之论，不必深信，而诸侯果不可以専征乎】诸侯无専征之义，専征者大罪也。以诸侯赐弓矢得専征伐者，孰为此説也？毛苌释《诗》，孔安国释《书》，郑康成释《礼》，杜预释《左氏》，皆有是言也。吁！陋学相仍，误世乱教，无以辨之，则益啓僣乱之萌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则害家凶国之道也。凡人臣行一爵赏，施一刑罚，不由上命，则为専作福威之罪。况征伐大事，人主重权，诸侯方得弓矢之赐，即可専之乎？诸侯専之，则非治世明主也。治世明主，则人不得而专也。观《诗》《书》之言，尤于此致其辨焉。仲康之时，夏少衰矣，而嗣侯之征羲和，书谓之「嗣征」，史官嫌其若嗣侯之専征，必曰「嗣后承王命徂征」。商纣之乱，诸侯肆矣，文王时为西伯，出车之诗，以讨玁狁，疑若文王自讨之也。诗人必以谓「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夫仲康、商纣之世，诸侯有所征讨，必以王命，《诗》《书》必明言之，而恶其嫌。况治世明主，具以征伐之柄假乎人。惟夫东周无政，日以凌迟，诸侯始僣乱，妄相侵伐，不由王命。至其中世，大夫又执其权。圣人伤之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深以痛衰周之失政，乃至于此也。于是作《春秋》，初则述诸侯之僣，中则述大夫之専，此乃圣人之发愤。柰何以为诸侯可得而専乎？彼诸儒之意，盖以弓矢为征伐之物，既赐弓矢，则得専征伐。不知夫古者诸侯有大功，天子赐之弓矢及圭瓉，盖殊礼也。赐之圭瓉也，使得为鬯以祭也。赐之弓矢者，使待王命而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圭瓉，然后为鬯。」谓之「然后」，未尝不本王命，安得谓専之乎？晋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赐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尝有専征之语。《彤弓》之诗，亦以赐诸侯也，但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亦未闻使之専征也。盖诸儒不防《诗》《书》之防，特因《王制》之语而失之故耳。《春秋》一经，书征、书伐、书防、书取、书入、书战、书围、书讨，无非罪其无王命而擅行师也。若有弓矢之赐，即可以出征，则是时王室方尚姑息，倔强大国亦得弓矢之赐，何难一得所赐皆可専征？其孰不可以専征乎？若是，夫子《春秋》皆无讥也。诸儒之説行，后世恃强専恣者必以此借口而无惮者矣。故陋学相仍，误世乱教，无以辨之，则益启僣乱之萌也。或曰：左氏尝载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此言又何也？曰：以太公之尊，周室倚赖之，使有王命得征伐五侯九伯可也，何尝使太公専之乎？若晋文侯之子孙，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赐；齐太公之子孙，恃有康公之言，皆以専征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僣而导之乱也。呜呼，岂理也哉！不韦月令之书【月令之书，郑氏以为吕不韦所作，盖以孟夏有太尉文，是秦官也；季秋有来嵗云，是秦制也。

然可疑者，秦始皇十二年，不韦死；至十六年，秦始并天下，以十月为嵗首。方秦以建亥首嵗，而不韦已死数载矣。然则月令不得谓不韦所作矣。借曰著述是书，不必详其人，则其间文理是非，岂无可以訾议者】月令之书，出于秦汉之间，拘儒陋学，不知道者为之。故唐栁子厚尝辩其非矣，曰：「事有当俟时而行者，有不当俟时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时令，则有灾异，此乃巫史之説，离圣人之道已逺。古之儒者，少有如子厚之知道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大乖戾者，未之辨也。」夫四时所主之帝，所祀之处，所祭之物，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车，所驾之马，所载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谷与牲，所用之器，各谓不同，此皆不经之语，古无有也。不为之辨，为惑后人，未知所终也。东方之帝，必曰太昊者，出于邹衍五运之説，后儒推其相生之术，以德始于木，太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继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黄帝以土继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继土，故主秋冬；水也，颛帝以水继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多矣，何特于此数君主四时？又安知木德必始于太昊乎？且既以颛帝，少昊子也，而乃当金父之间，着德乃自异耶？冠冕百王者，莫如尧舜，今乃四时之祀不及焉，不知尧舜何愧于数君乎？故知所谓四时所主之帝非也。曲礼之五祀者，曰户、灶、中霤、门、行也；祭法加为七祀，古无有也。惟见于汉儒之记礼，况于春则祀户，夏则祀灶，中央则祀中霤，秋则祀门，冬则祀行，以隂阳出入盛衰言之，皆无理也。隂阳之一出一入，一盛一衰，乃其常理，何用人祀户、祀门，各以其时出入之乎？故知谓四时所祀之处者非也。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此五藏属五行不易之理也。今乃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肾，何耶？郑氏曰：此以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春为阳中于藏，值脾，脾为尊。据五藏，肺最在上，若论其尊而在上，则肺为先矣，而反以脾为先，使祭五藏得其序已无谓，况又乱之乎？故知谓四时所祭之物非也。王者南靣而聼天下，向明而治，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阳，夏居明堂，秋居总章，冬居元堂？又裂为太庙左右，今以配十有二月，为太室以配中央，迁徙徃来，莫有定止，皆无谓也。天子所乘之车不过五辂，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猎之事，取其宜尔，何必春乘鸾辂，夏乘大辂，中央乘木辂，秋乘戎辂，冬乘▯辂而后可耶？天子所驾之马亦不过选其骏者，充闲廐备驱驰，何必春驾苍龙，夏驾赤駵，中央驾黄駵，秋驾白骆，冬驾鉄骊而后可耶？天子之旂为太常，画日月龙章其上，自有常色，何必春载青旂，夏载赤旂，中央载黄旂，秋载白旂，冬载▯旂而后可耶？

天子之服，绘六章于衣以法干，綉六章于裳以法坤，自有常制，何至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黄，秋衣白，冬衣黒？衣青衣黒，衣赤已非法服，况衣白类凶服而可乎？天子之玉，大圭、镇圭、冲璜、琚瑀，其色皆白，何至春服苍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黄玉，秋服白玉，冬服▯玉乎？至于五谷六畜之味，何时而不可食，今必春食麦与羊，夏食菽与鸡，中央食稷与牛，秋食麻与犬，冬食黍与彘，何耶？古人制器，方圎长短，大小广狭，各有其度，何可以时变易之哉？今必春疏以逹，夏髙以粗，中央圎以闳，秋防以深，冬闳以奄，何哉？故谓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车，所驾之马，所载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牲，与所用之器，四时各不同者，皆不经之语也。彼其意以谓王者行事必顺时气，故虽一旂一车一服一器，不可有违，是直隂阳家拘忌之説可。以欺愚诳庸尔。古者顺时布政，固自有道，岂如是哉？尧命羲和测四方之中星，以授人时，观民析因，夷隩则无一民之失所。鸟兽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则无一物之不遂。何用区区然于祀户祭脾车旂器物之间哉？使人君遵五常，明五教，以济万民，以遂羣物。春不居青阳，不乘鸾辂，不驾苍龙，不载青旂，何害于治？若拂人理，违天道，徒以衣服车旂顺四方之时色，岂有补乎？周官书亦好为分配四时之説，以青圭、赤璋、白琥、▯璜礼四方，其牲币各依方色。余尝以为诚之所在，必不然也。况天子所服之玉，必顺时色乎？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予以为茍可致养，必不然也。况四时之牲，又异于此乎？昔者禹锡▯圭，商用▯牡，武王麾白旄，周公用骍牛，各以其宜尔。何甞论服色之异乎？从月令之説，是数者皆有意也。孟子曰：「我知言，凡诐辞之类，孟子知之。」月令之书着为礼经，为不可去者，以知言之人不世出，无有辞而辟之者也。月令不可専归之不韦。以月令为周公所作者，自蔡伯喈之言始；以月令为吕不韦所作者，自陆德明之言始。愚甞以二公之言而质之月令矣。将以为周公耶？以孟夏令太尉，则太尉为秦官，固非周人之所谓司马也。以季夏合百县，则郡县为秦制，亦非周人所谓乡遂也。以季秋受来嵗之朔日，则建亥为秦正，又非周人之所谓建子也。执是以辨蔡公，则其説拘矣。専以为吕不韦耶？则参夷赭衣之世，岂知孟春之所谓布徳？焚书防学之世，岂知仲春之所谓释菜？罢侯置守之世，岂知季夏之所谓封侯？执是以难陆公，则其辨穷矣。盖周人月令已详陈于七月之诗，则此书断非周公赘为之也。今之月令虽用《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亦未可専归之不韦也。

然则此书始于何代，作于何人？乎曰：补葺而订正之者，汉儒力也。何以言之？《月令》首篇曰：“律中太簇”，是汉建寅而行夏正，实非周秦之时也。仲春之月曰：“始雨水”，是汉始以雨水为二月节，实非周秦之旧也。若夫太尉之职，郡县之制，汉实因之；布徳之诏，释菜之礼，汉实有之；受朔之事，封侯之典，证之以汉初，又得之。此愚所以谓出于汉儒之订正，而欲与蔡、陆二公辨。月令明堂【秦无明堂，后人见月令秦吕不韦所作，其间有明堂之文，于是以为秦之明堂，何也】按秦实无明堂，但后儒见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吕不韦所作《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疑为秦之明堂耳。然今观月令明堂十有三位，无九室之説，盖聂崇义《三礼圗》误取大戴九室之堂以为秦制也。又郑康成亦驳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所益者，非古制也。噫！郑康成注《礼记》，如《月令》是吕不韦所作《春秋》矣，而《月令》岂有九室之文哉？何以輙驳大戴九室以为出于《吕氏春秋》乎？诚舛谬之甚也。周公明堂【成王幼，周公为冢宰，摄政以王命赏罚天下，何尝居非常之位乎？明堂位乃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向而立。又曰：周公践天子之位，果如是，则周公即居尊矣，其説何如】书金縢曰：武王既防，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冡宰，正百官，羣叔流言，继以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乃命之王邦之蔡。」书言公作诗以贻王，言命之王而后封仲于蔡。周公何甞负斧依南向而立？当时以为天子哉？周公为天子，则成王何以处此？周公但摄政尔。羣叔且有不利之言，使实践祚而朝侯，则岂止羣叔流言而已哉？谬之甚也。又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勲劳于天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鲁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礼乐。此又不知礼之谬论。予甞辨其不然尔。鲁昭公曰：「吾何僣哉？」子家驹设两观，乘大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观春秋书「初献六羽」，书「郊」，书「望」，书「新作南门」，「新作雉门」及「两观」，无非恶鲁人之僣天子。所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也。何得谓鲁得用天子礼乐？兼虞、夏、商、周之制？孟子以鲁俭于百里，彼乃以为七百里。周官以唐、虞百，夏、商官倍，彼则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经违古，莫此为重。至其大可怪者，乃曰：鲁之君臣未甞相弑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春秋鲁只十余君，隠为桓所弑，子般、闵公、子赤皆见弑于乱臣，昭公、哀公皆见逐焉。

十二公之中，而相弑害者已如此，而谓之未尝相弑？盖彼未尝一覩春秋，故妄说至此后世不察，乃据以为礼经。彼之谬不足道也。后儒酷信之者陋，又居其下矣。诚所逹于理者，削而去之，则先王之礼可寻，易春秋、诗、书之防，自彰明矣。鲁僭礼乐【汉儒记礼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于天下，故赐鲁世祀，以天子之礼乐。后世信之。或曰：此鲁惠公时，周平王命史角赐以郊庙之礼，史角留于鲁，后为墨氏之学。然则二説孰是】谓鲁用天子礼乐，其説皆非也。夫周至成王而后制礼作乐，教典始以大明，人皆知名分所在，皆周公之力。岂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之礼乐赐鲁，首壊周公之礼典乎？茍如是，则周公諡当何称？葬用何礼？必王而后可也。庙諡曰公，葬礼亦公，天子礼乐何用哉？故成王非庸君，伯禽非妄人，必不为此悖礼乱常之事，以啓后世僣拟祸乱之门也。或疑其非成王时，是矣。然谓之平王赐恵公，亦岂然哉？彼其意以谓治朝贤主则礼典不紊，衰主孱君则赏赐滥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独不思周辙虽东，鲁在当时不过为次国，大国有齐、楚、晋、宋，敌国有郑、卫、陈、蔡。使平王欲以私意曲赐加鲁，郑、卫、陈、蔡岂得无赐？齐、楚、晋、宋肯嘿然而已乎？彼肯以为上世无功德乎？以晋文之伯，襄王借其功而反正，及请隧则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恵公于周平亦何有哉？可知其说亦妄意也。二説既不可，然则孰赐之？曰：未尝赐之也。其何以然？曰：鲁自为之也。曰：何以知之？据经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此圣人伤衰周之乱，作《春秋》之本防也。夫惟名分一不正，礼乐征伐不出于天子，故诸侯僣拟相仍，冠屦倒置，无所不至。隠公六年书曰：「初献六羽」，言于是始僣乐而逾诸侯之制也。又《春秋》五十有三年始书禘，八十有六年始书郊，以见僣礼乐之有渐也。其后乃乘大辂，载弧韣，设两观，舞八佾，并用天子礼乐，其势至此耳。岂惟鲁哉？晋作六军，僣天子之军也。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僣天子之礼也。甚者，吴楚直僣称王，无所顾忌。春秋，鲁史也。书一鲁如此，以见诸侯皆然。先儒不防事意，直以鲁之所行为他国之所先，故有成王、平王赐之之説。以鲁为受赐，则晋之六军禘祀亦赐之耶？吴楚僣号亦赐之耶？观此，决知二説之非，而鲁自为之也。然説者往往据《诗》鲁颂曰：「龙旂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鲁为合用盛礼也。不知鲁人安于僣擅，非礼猥称其君之功德，惟恐不至。

若果鲁之常礼，何独以颂僖公乎？《春秋》书「公子遂如楚乞师」，则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颂乃谓「荆楚是惩」。《春秋》书「公防齐侯等于淮」，以见僖公服楚之役，而颂乃谓「淮夷卒获」。以叔段之凶恶不弟，而诗人称其「洵美且仁」，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颂鲁，亦如曲沃人，惟知私誉文姜之淫乱，而《诗》称其「岂弟」。是人徒知有栾盈，而不知有晋；人徒知有张敖，而不知有汉。懐其私恩而忘其大义也。鲁之不朝不贡，无请于周久矣，而谓史克请如周而作颂，可知序《诗》者之妄也。故于序则以祀后帝、后稷为盛，于《春秋》则以行郊禘为僣。圣人删《诗》，存鲁颂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诗，使后世有见其非矣。非谓其言之公当也。学者不知此理，反舍《春秋》而言鲁颂，不已惑乎？门例不同【郑康成曰：王有五门，臯、库、雉、应、路是也。诸侯有三门，库、雉、路是也。后世遂以为定制。然攷之经则不同，天子当有六门，诸侯惟有三门。汉儒每以天子诸侯只降一等，故天子五则诸侯三。及攷之《诗》《书》《尔雅》，则曰有毕门、南门、应门、臯门、正门。质之《王制》，未知孰是】尝即天子门例之制而参之，夫谓之臯者，逺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库门则有藏于此，故也。雉门者，取其文明也。应门则居此以应治也。路门则取其大也。此五门各有其义也。然《书》又有毕门者，言自此至彼而毕，则路门之别名也。《周礼》有中门者，言居四门之中，则雉之别名也。《尔雅》又有正门者，以其正朝所向，则应门之别名也。此不出五门之数。若乃《书》又有南门説者，以南门即应门，谓王者于应门向明而治也。据《康王之诰》自云，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毕公率东西诸侯入应门左右，则是王者见诸侯于应门而南门乃康王为太子始逆之门也，不得以南门为应门可知。若如所説，则《诗》称“古公应门将将”，诸侯既有应门，则《春秋》不当书“新作南门”以讥鲁也。或曰，南门雉也，雉文明之物而南明方，故其义相通。若然，则《春秋》何以既书“新作南门”，又书“雉门”及“两观灾”，其名又不同乎？由此以见天子五门之外，又有南门，不预后儒所计之数也。或又以南门非正门之数，不足以为重，故畧之也。又不然，《书》逆王世子必于南门，《春秋》讥诸侯不当作南门，则其制甚非，臣下可僣，安得以为非正门之数乎？若夫诸侯之门，郑氏以为库、雉、路。据《诗》曰：“乃立臯门，乃立应门”，则古今为诸侯所建惟二门而已。诸侯二门曰臯、曰应，此复何疑？毛氏乃云，古公作郭门以敌臯门，作正门以敌应门，谓诸侯不得有臯门、应门也。

或者因其説，则以为《诗》以天子之礼追言之，非也。攷《绵》诗、《召》司空、司徒立室家。作庙社，尽述古公为诸侯时之制曰：「古公亶父，不追尊古公之号，而避其公，乃追易其门之号乎？古无是理。」盖先儒惑于《明堂位》言鲁之制曰：「库门，天子臯门，雉门，天子应门。」则以诸侯有库、雉，无臯、应也。不知《明堂皆汉儒不知礼者之説，一篇全载僣乱之典，不足信也。据《春秋》，于僖公书「新作南门」，于定公书「新作雉门及两观」，是南门、雉门、两观皆非鲁所宜，今僣天子之制尔。曰「作者」皆为不当作也。若鲁有其制，《春秋》不书「作」矣。至库门亦诸侯所无。《檀弓》曰：「鲁荘公之防，既葬而绖不入库门。」《家语》谓卫荘公之朝市，孔子曰：「绎之于库门内，失之矣。」故鲁有库、雉，卫亦有库门，皆诸侯之僣。世儒不察，遂据此以为礼，则非也。彼郑尤惑也，其释《明堂例，以诸侯三门为库、雉、路；至释《绵》诗，则又以为臯、应、路，是自抵牾，忘其前説耳。且《明堂位》记鲁人僣礼之盛，然犹以鲁惟有库门、雉门，虽其名则非，而未甞以为有三门也。至郑氏始増多之，而又自戾其説。呜呼！《周礼》散亡，非惟得郑氏而无补，且得郑氏而愈乱也。

三代忠质文二【治有定体质文迭尚自帝王以来未之能易变而通之则其道久而无穷虞夏之质商周之文至矣记礼者载孔子之言唯文质两端至若忠之一语不过曰夏道近人而忠又曰周人近人而忠初未尝明着忠敬文之説后世乃析而三之何也】谓三代所尚之政不同者谁欤汉儒之説也董仲舒曰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所继之政当用此也汉继大乱之后宜少损周之文用夏之忠司马迁亦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莫若以忠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矣自三代而后学者皆有是説必欲忠质文之迭救而后天下可以无弊盖自仲舒唱之也然求之诗书易春秋之经验之孔孟之言则无是説也春秋之时周衰盛矣夫子乃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何汉儒厌周文之弊而夫子反从之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而汉儒乃孜孜言之呜呼陋哉汉儒之见殊戾圣人之防后世▯非习误莫有为之辨亦可怪也夫文者何古先圣王经世之道亿万载不易之理也粤自上古洪荒朴野之俗未革则君臣上下无别人伦不明斯人禽兽草木如也圣人有忧之乃为之纲纪法度典章礼乐以维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妇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谓之文文也者所以使万物各有条理而不相渎乱也家恃以齐国恃以治天下恃以平天下一日而无文则人伦废天理亡不可违也是以书称尧为文思舜为文明禹为文命夫子于尧亦曰焕乎其有文章谓至此而后变朴而为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尧舜至于三代天下日向于文盖民之巧伪日滋先王防闲之制俱宻而文日以盛故夏商之文比尧舜为有间周之文比夏商为尤盛上古捭豚燔黍君民并耕之俗至尧舜而始革。尧禹茅茨土阶，卑宫土墙之制，至周人而始变。是以孔子以周视二代，独郁郁也。二代非不日尚于文，而不若周之大备。由后世观之，谓之忠，谓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商政尚敬，则非矣。夫文果离于忠与敬乎？忠与敬义可离于文乎？《记》曰：“虞夏之文不胜其质，商周之质不胜其文。”此言之三代之文质，故有以相胜耳，非有所偏尚也。观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辑睦，頥指如意，则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离叛，则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诗》者，以君臣上下动无礼文为幽王之乱，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为厉王之乱。使周衰斯文不废，则冠昏享射之制存，而乖争之俗不作矣。朝觐聘问之礼存，而倔强之国不闻矣。国家宫室车旂衣服之有等，则僣拟之风不起矣。号令赏罚政令纪律之既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岂至于乱乎？所以圣人必欲从周者，以为救有纷者，莫若用文之为先也。柰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为文之弊耶？如汉儒之説，是尧舜之时天下已文矣。

夏商乃厌文之弊而从上古之质，至周复以文救夏商之弊。且秦燔典籍，汉复诗书，岂非以文之无益耶？尤而效之谓之救弊，其説不可长也。盖在意以周之文为烦文末莭之纷纷，故过为此説尔。韩退之，唐之人杰也，疑若可与语此。其作《本政》乃曰：“周之政文既弊也，后世不知其弊，其有作者黜文文儿而忠质，则道之行其庶乎？”盖亦习闻此陋説也。退之如此，他尚何望？不为之辨，则帝王经世之道不明于天下，深失夫子从周之意。汉儒误周之説，吾于此亦未知其所止也。儒行立言【儒行一篇，孔训也。然伊川程氏谓曰：此篇全无义理，后世逰説之士所为诊天之语，然乎否乎】儒行非孔子言也，盖战国时豪士所以文髙世之节耳。其条虽十有五，然文意重复，要其归不过三数涂而已。平居自重，谨能处贫约，临事有守，夺发不顾忌，不茍合，以至视利禄如土芥，容人爱士，以身徇朋友，其余亦常事。考一篇之内，虽时与圣人合，而称説多过其施于父子兄弟夫妇，若国若家若天下美之道，则无见矣。圣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轻儒，孔子有为而言也。曰：将自夸大以揺其君，岂所谓孔子哉【李泰伯】大射之义【古人以所射之礼谓之侯，不必过求其义。汉儒作《射义》，乃曰「射侯者，射为诸侯之射，而侯取诸侯之义」。郑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説诚可信乎】自汉儒以私见臆説作《射义》，曰「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其于古人所射之礼谓之侯者，其义已失之矣。及郑康成因之注《周官司裘》曰「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説抑又惑焉。夫天子之于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侄，其后继世或祖父之列。其在异姓，必功德之后，或甥舅之国。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则曰伯舅叔舅，必亲之敬之，宾之友之，无敢失礼，而后责其臣顺。岂有诸侯无事以礼物以射诸侯之义，不亦禽兽之仇雠也哉！如此则待之不以礼，临之不以仁，能使诸侯之服乎？周苌▯尝以诸侯不朝，乃设貍首射之。貍者，不来也。欲以警不来者。晋人怒，杀苌▯而愈不服。夫供一射不来之兽，已犯诸侯之怒如此，况天下诸侯无忠邪无贤否，王室不礼待之，无故开嫌召衅，寓意所射之物，何为乎？且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天子固服诸侯矣，何待一射之中？若其不中则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诸侯，必有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谓诸侯中之则得为诸侯，愈无理也。岂有无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嗣乎？郑氏之陋説，盖出于《射义》曰「射中则得为诸侯，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此言固非矣。然其意盖谓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与于祭，则君有庆而益地；不中不与于祭，则君有责而削地。得为诸侯者以有庆，也不得为诸侯者以有责也。郑氏因其説，直云「诸侯以下射中则得为诸侯」，尤不可也。昔晋侯、齐侯相与投壷，晋人谓「寡君中此则为诸侯师」，齐人谓「寡君中此则与君代兴」，皆中。之识者谓晋人失辞，晋固为诸侯师矣，何待中壷为隽耶？自是齐人背晋，干戈相寻，投壷之语有以启之尔。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诸侯之义，天子诸侯射之，必不如郑氏所説明矣。然《射义》一篇，非援古人之辞，其自言者皆非也。射者特一艺尔，人事之最末也。稷、契、伊、周，未闻其能射也。羿、逢蒙、由基之徒，能射者果何若人乎？今而曰诸侯嵗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则谨其容体，比于礼，其莭比于乐，中多者得与于祭，不然不得与。夫礼乐不有于内，而徒行于弓矢之间，吾见貌尧舜而心跖桀者，不可辨也。古之取士者，未尝不聼其言，观其行，而试其功，而后不失人，未闻以射为先也。惟《周礼》乡大夫献贤能之书，退而以乡射五物询众庶，此虽汉儒臆説，而犹在宾兴三物之礼也。然所以启郑氏之妄谈二礼之由，礼或曰古者不以射礼取士，何谓侯以明之乎？曰此二礼所据以为説者，此也。舜曰「钦四隣，庶顽防説，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舜为此言，岂为当世士君子发哉？若夫四隣之臣，世之小人，其有不在庶顽之重罪者，则犹可揃拭而勿弃之。侯以明其义，挞以记其过，又书其非，庶防与之并生。舜为侯与挞同施，是直小人者尔，乌有贤者但试以射，又挞其过耶？据此而谓古者选士之法，则挞以记之，亦舜取士之意乎？知此汉儒之説谬妄，尤可知也。五运之説【六天五运出于汉儒不经之语前此未之闻也然六天之説未防而攻之者众五运之説乃至于牢不可破何也今试攷之则有曰五行相胜者有曰五行相生者夫相胜相生义各有主未知可以辨否】事有出于后世不经之説，百代莫之能明者，六天五运之类是也。六天之説出于防纬，自郑康成据以为礼，由是世咸宗之。五运之説出于邹衍隂阳家，自燕秦采其术，由是以为常经。嗟夫，大道无▯，周礼不作，至使防纬之学、隂阳家者流得以爚乱彛典，岂非学古议礼之失欤？然六天之説，王肃、长孙无忌之徒固能力攻之矣；而五运之陋，自汉张苍、公孙▯之徒皆用其説，犹无足怪；而名儒贾谊、司马迁、刘歆之徒咸附益之，宜其根深而不可拔，牢固而不可破也。今攻其説有二：贾谊、公孙▯、倪寛、司马迁之徒则本五行相胜之説；向歆父子则以五行相生为论。

言相胜则以前世帝王皆后代胜前代，帝王皆后代胜前代，火能灭金，即以火灭金；金能尅木，即以金伐木。夫帝王之有天下，岂以一人之私求胜于前代也哉？尧舜禹之相逊，盖不得已而处大位；汤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应天命，皆无一毫私意。今乃推五行之相胜，是以末代争夺之事而为帝王之举，岂不谬哉？故汉儒以周当火德，秦人以为火乃用水徳以胜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自以为水，汉儒必欲以土胜之，至太初遂更顺黄德。夫秦之暴虐，専以干戈鱼肉诸侯，而后能以并海内，秦人推五行相胜，盖有以也。汉髙之兴，虽以征伐，然讨定暴乱，亦秦民汤武也。汉儒贾谊、司马迁不能述汉兴拨乱之功，反用秦人相胜之説，此何理哉？逮至向歆，又论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火继之；火生土，故黄帝以土继之；由是相推而至于汉”，是谓以母传子也，然亦甚不可也。既以黄帝为土德，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为金？既以帝喾为木德，帝尧其子也，何得又自为火？父子之间，乃自异乎？若是，则商周▯数十世，一世为一德，不防纷乱之甚耶？秦人虽不德，然得正统之传，今乃以汉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于闰位，比之共工，其可乎？盖二説并行，各务伸其己见，为相胜之説，则不得不变周之木为火；为相生之説，则不得不置秦于闰位。夫诗述尧舜三王之事详矣，未甞见其自谓五德，何尚报德？何施？今因一隂阳家之説，甲以为相胜，乙以为相生，妄相配合，初不由前代帝王所自为。呜呼，何误世之甚耶？且一汉之兴，都见神母之祥，则以为火德；验黄龙之见，则以为土德；攷河决之符，则以为水德。三者宜何从乎？黄龙见于成纪，文帝以公孙▯之言为验，乃诎张苍之议，不知臣与苍俱妄也，特幸一言之中尔。文帝初不从贾谊易服色之言，及闻公孙▯之説则喜之，未可为不惑者。班固讥贾谊请色尚黄，其术已踈而已，乃依歆向相生之説。以文帝之贤，班生之学，终不免于此。吾是知邹子不经之言，后世虽孟子复生，不可攻而去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