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考索续集卷四

羣书考索续集卷四

宋　章如愚　编经籍门书书序之难信【三条】书序不可信。伏生时无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汉时文字，只似后汉末人书序无证据。书序恐不是孔安国做。汉文粗枝大叶，今书小序细腻，只似六朝时文字。小序防不是孔子作【文公】书序于孔子陆曰：「书者，起五帝之末，后三皇之经，本帝王之号，今古史所记。孔子删録，防自唐虞下，讫秦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及秦禁学，孔子之孙壁藏之。汉兴，济南伏胜口所▯，授于晁错，是曰今文。尚者，上也，以其上古之书，故谓之《尚书》。或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释文序】辨：孔子序书，独详六经。成于孔子者四，其书独载五代之遗言，尤详于佗经。虽遭秦火之余，所亡者几半，而其仅存者，犹以厌观古昔。如尧舜之禅逊，汤武之放伐，臯陶、大禹之谟，伊尹、周公之事，张兵息民之本，立贤任相之方，以至君臣之优劣，政事之繁简，风俗之厚薄，辞旨之渊深，熟阅而审思之，莫不毕见于此。故学者欲观帝王之迹，在《书》为最备焉。序书义例不同。王义曰：「此序郑▯、马融、王肃并云孔子所作。孔义或然。诗书理不应异。夫子为书作序，不作诗序者，此自或作书否？无义例也。郑知孔子作者，依纬文而知也。安国既以同序为卷，检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徳、立政、无逸不序。所由直云：臯陶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徳，周公作立政，周公作无逸。六十三序者，若旧作九共九篇，槀饫十一篇，共序其咸乂四篇，同序与大禹谟、臯陶谟、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训、建命、徂后、太甲三篇、盘庚三篇、说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诰、酒诰、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厘沃、汝鸠、汝方、伊陟、顾命、高宗肜日、高宗之训八篇皆共卷类同，故同序。同序而别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无逸等四篇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为百篇也。」古文▯于伏生。孔曰：“儒林▯。”孝文帝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年已九十有余，于是诏太常使掌故臣晁错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按《史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齐鲁之间。而云失其本经，口以▯授者，盖伏生初实壁内得之，以教齐鲁。▯教既乆，诵文则熟，至晁错往受之时，不执经而口授之，故也。辨书，非伏生改易书，学不同，非伏生之由也。卫敬仲曰：「晁错受书于生，生使其女▯之齐。音难晓，错不识者十二三，仅以其意防定而已。」而余以为非生之由何也？盖古人▯授防定大义，则意见易通，无俟乎训诂之末也。生当煨烬之余，授书于人，其所诵者▯之，其所忘者阙之。于大义既未有害，而盘诰聱牙，自是书之本体，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谟贡范，同出于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独盘诰有艰深焉。则其书之所以艰深，非齐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实也。今文读于安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其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本传】诸儒不见孔▯。孔曰：「按壁内所得，孔为▯者凡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与郑注同，二十五篇増多郑注也。」孔君所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于郑注之外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以足郑注三十四篇为五十八篇。其数虽与孔同，其篇有异。孔则于伏生所▯二十九篇内无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外出《舜典》《益稷》《盘庚》二篇《康王之诰》为三十三，増二十五篇为五十八篇。郑▯则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内外出《盘庚》二篇《康王之诰》又《泰誓》三篇为三十四篇，更増益伪书二十四篇为五十八。故《艺文志》刘向《别录云「五十八篇」，《艺文志》又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伪书二十四篇。刘向作《别録》，班固作《艺文志》，并云「此言不见孔传也」。刘歆作《三统歴》论「武王伐纣」，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师」，又引《武成》「越若来三月五日甲子咸」，刘商王受并不与孔同，亦不见孔传也。后汉初贾逵奏《尚书》防云「流为乌」，是与孔亦异也。马融书序云「经传所引四誓，《泰誓》并无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絶无师説」，是融亦不见也。

郑▯不见古文孔曰郑▯注书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乱于洛汭注▯征云▯征臣名又注禹贡引▯征云厥篚▯黄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徳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寳引伊训云载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读曰毫谓是酋豪之长又古文有仲虺之诰太甲説命等见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寳之等一十三篇见亡而云已逸是不见古文科斗定为▯古。孔曰：“科斗书，古文也。所谓苍颉本体，周所用之文，今所不识，是古人所为，故名古文。形多头麄尾细，状腹团贠，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经秦不用，孔君以人无能知识之，故以所闻伏生之书比校起发，考论古文之义，定其可知者之古文内，定可知识者为▯古。定不言就伏生之书，而云以其所闻者，明用伏生书外，亦考之不徒伏生书内而已。言▯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定之，存古为可慕，以▯为可识，故曰▯古。孔氏所▯为古文也。古文，苍颉旧体，孔子壁中书也。▯古不行于世。欧阳曰：书原于号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删为百篇，断尧讫秦，序其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孙恵与济南伏胜各藏其本于家。汉楚之际，失其所藏，但口以传授。胜既耄昏，乃谬合三十四篇为二十九。欧阳、夏侯之徒皆学之，写以汉世文字号令文尚书。至武帝，孔恵之书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灭，又皆科斗文字。▯孙安国以隷古定之，得五十八篇，为之作▯，号古文尚书。至陈隋之间，伏生之学废絶，而孔传独行。先时，孔传亡其舜典，至梅頥乃以王肃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李明不喜▯古，更以今文行于世【庐陵文】頴逹得罪于经。或曰：安国之传，頴逹之正义，其有功于书信矣。敢问▯义之中，果尽得圣人之意而无失乎？否也。曰：二子之于书，其所得固多，其所失亦有之。如安国以四岳为四人，以傅説版筑为胥靡之类，世共知其为非矣。而頴逹之陋，不専在于觧説之间，正在于引防纬之书以乱经也。防讳之书出于汉哀平之间，迂濶怪妄。引圣经以折其诞可也，而反援以证经，则是以经为不足信，而以防纬为可信也。就二子而较之，頴逹得罪于经多矣。何以独名为书？正义曰：五经六籍皆是笔书，此独称书者，以彼五经者，非是君口出言即书为法，所书之事各有云为，遂以所为别立其称，称以事立，故不名书。至于此书者，本书君事，事虽有别，正是君言，言而见书，因而立号，以此之故，名异诸经。书何人加「尚」字？正义曰：「云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者，此文继在伏生之下，则言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此伏生意也。若似伏生指觧尚书之名，名已先有，有则当云名之尚书。既言以其上古之书，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辨郑▯谓孔子所加，郑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夫书然。”故曰《尚书》。二家以“尚”与“书”相将，则上名不正，出于伏生。郑▯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书賛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且孔君亲见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何云孔子加也？辨安国信伏生所加言虞夏商周之书者，以壁内所得上有题目《虞夏商周书》，其序直云“书序”，皆无“尚”字，故其目録亦然，故不云《尚书》而言虞夏商周之书。安国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内所无，则《书》本无“尚”字，明矣。尚书》名义不同。孔曰：「圣贤阐教，事显于言，言惬羣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且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是存言以声意，立书以记言。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言者，意之筌蹄；书言相生者也。书者，舒也。《书纬·璿玑钤》云：「书者，如也。」则书者，冩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刘熈《释名》云：「书者，庶也。以记庶物，又为着言之得彰著。」尚书》体例有十。正义曰：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臯陶谟》二篇，谟也。《禹贡》一篇，贡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汤誓》《牧誓》《费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伊训》一篇，训也。《説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征》一篇，征也。《洪范》一篇，范也。此名随事而言也。辨立篇名，无体例。益稷以谟也，因其人称言以别之。其太甲“咸有一徳”，伊尹训道王，亦训之类。盘庚亦诰也，故王肃不言诰，何也？取其徙而立助，非但録其诰。高宗肜日与训序连文，亦训辞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奔告于受，亦诰也。武成云“失其政事”，亦诰也。旅獒，武王亦训也。金縢自为一体，祝亦诰辞也。梓材、酒诰分出，亦诰也。多士以王命诰，自然诰也。无逸戒王，亦诰也。君奭，周公诰召公，亦诰也。多方，周公上告于下，亦诰也。君陈、君牙与毕命之类，亦命也。吕刑，陈刑告王，亦诰也。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

尚书篇数存亡书始百篇今其存者五十有九就而考之虞之书存者有二典三谟是也其亡者十有一旧作九共槀饫是也夏之书存者有四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征是也其亡者不得而知也商之书存者十有七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尹训太甲咸有一徳盘庚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是也其亡者有二十帝告厘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寳明居沃丁咸乂伊陟顾命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周之书存者三十有二泰誓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康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是也其亡者有八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氏之命亳姑是也又其一则夫子之序也今以亡失之三十九篇而合具存之五十九篇是百篇之中犹有二篇之不可见也孔安国甞以典谟训诰誓命之六体而尽此五十八篇之例至頴逹则广其説加贡歌征范而为十是果得以尽其体乎余切以谓安国之説固失之踈畧而頴逹虽若有得然不着其义用又未为全得也尚书》百篇次序，孔曰：「其百篇次第，于序孔郑不同。孔以《汤誓》在《夏社》前，于百篇为第二十六；郑以为在《臣扈》后，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徳》次《太甲》后，第四十；郑以为在《汤诰》后，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后，第八十三；郑以为在《费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后，第八十八；郑以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费誓》在《文侯》之后，第九十九；郑以为在《吕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为文；郑依贾氏所奏别録为次。孔未入学官，以此不同。考论次第，孔义是也。」传授▯注之作，孔曰勲华，揖让而典谟起，汤武革命而誓诰兴。先君宣父，生于周室末，芟烦乱而剪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上断唐虞，下终秦鲁，时经五代，书总百篇。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暨乎七雄已战，五精未聚，儒雅与深穽同理，经典共积薪俱燎。汉氏广求遗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书于齐鲁。其文则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説，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则两汉亦所不行。安国注之，实遭巫蛊，遂寝而不用。歴及魏晋，方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覩其学，所注经传，时或异同。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于帝纪。其后传授，乃可详焉。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为正义者，蔡大寳、巢猗、费彪、顔彪、刘焯、刘▯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诂释，注文义皆浅畧。惟刘焯、刘▯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嫌焯之烦杂，从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而实过华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辨▯义有力于书。伏生以书教授齐鲁之间，后▯而为欧阳、大小夏侯之三家，汉世立之学官，是以谓今文书也。然其伪妄甚多，不可据信。唯安国之书得于孔壁，是古文旧典也。安国为▯既成，而值巫蛊之事，不克立之学官，止▯人间，亦不彰著。故赵岐、杜预注解《左氏》《孟子》所引，皆云逸书，彼实见今文而不见孔▯尔。逮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頥始得而献于朝，孔▯因以大显。至唐，传孔頴逹为正义以翼之，而孔传益详明可考。前代遗文得传至今者，非二子之力哉？尧舜禹汤名谥，陈曰尧舜禹汤，先儒或以为谥，其説皆无据。观《大禹谟》序言：“大禹，臯陶谟，益稷。”则臯陶、益稷皆名也。观师锡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来禹。”又曰：“咨禹。”曰“弃”，曰“契”，曰“臯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则舜、禹不得不为名也。舜、禹为名，则尧亦为名也。唯《论语》曰：“予小子履。”説者谓履为汤名，履为名，则汤非名矣。説者又谓汤名天乙，将为王改名履，又曰名履，字天乙。此皆不可知，不可知者，余请缺之。其可知者，据书而言，则舜、禹宜为名。舜、禹既为名，是尧亦名也。典者常也，经者法也，言其辞则雅正，言其体则简要，与谟、训、诰、誓、命不同。虞、夏之书同。孔曰：“按马融、郑▯、王肃别録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以连夏故直言《虞书》，本无《尚书》之题也。”按郑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賛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左氏以虞书为夏正义曰：「庄八年，左传云：『夏书曰：臯陶迈种徳。』僖二十四年，左传引夏书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书：『赋纳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皆在《大禹谟》《臯陶谟》，尝于虞书而云夏书者，以事闗禹，故引为夏书。若《洪范》以为周书，以箕子本商人所陈，而▯引之，即曰商书。」

虞书尧典》曷为《虞书》？正义曰：《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録。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録，故谓之《虞书》也。郑▯云：舜之美事在于尧时，是也。辨二典，若出一体。尧在位，尧之书未作。尧禅舜，然后有尧之书。舜在位，舜之书未作。舜禅禹，然后有舜之书。大抵其书皆出于后世。故尧虽在唐，而《尧典》则曰《虞书》。至《舜典》而下，当出夏时，乃曰《虞书》，非史氏之旧也。孔子序正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臯陶、谟、益稷之言，见于《左氏▯者，皆曰《夏书》，此史氏之旧也。孔子序《舜典》而下，谓十有五篇之书，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旧而为《夏书》，则夏时事有出于商史者，遽曰《商书》；商时事有出于周史者，遽曰《周书》。如此则名代迁易，而言不顺矣。宜乎孔子正《舜典》而下十有五篇，题以《虞书》也。然则既正《舜典》为《虞书》，曷不正《尧典》曰《唐书》乎？盖尧、舜二帝常相终始，《尧典》载“舜有鳏，在下”之言；《舜典》载“尧受终”之事。孔子序《尧典》亦曰“逊下虞舜”，序《舜典》亦曰“尧闻之，聪明相为终始”，若出一体。故孔子因其旧曰《虞书》，可以无嫌也。一因一革，圣人无容心焉，顺乎自然而已。尧徳兼言文，思孔曰聪明者，据人近验则听逺为聪，见微为明。若离娄之视明也，师旷之聴聪也。以耳目之闻见喻圣人之智慧，兼于天下之事，故在于闻见而已。故以聪明言之，智之所用于天地，经纬天地谓之文。故以聪明之用为文，湏当其理。故又云思而会理也。经云钦明，此为聪朙者，彼方陈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圣性故称其聪，随事而变文。舜徳止，言聪明。孔曰：「舜典云：『尧闻之，聪眀。』不云文思者，此将言尧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徳，故直云聪明。亦自此而可知也。」羲和重黎之后，正义曰：颛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尧育重黎之后，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为重黎之后，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吕刑先重后黎，此文先羲后和。杨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吕刑称「乃命重黎」，与此「命羲和」为二事也。故吕刑▯云：重即羲也，黎即和也。羲和虽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吕刑以重黎言之。羲和象中星定四时，正义曰：羲氏、和氏敬顺昊天之命，厯此法家。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逓中之星日月所防之辰，定其所行之数，以为一嵗之厯。乃依此厯，敬授乎人，以天时之早晚。其总为一嵗之厯，其分有四时之异。既举总目，更别序之。尧命羲仲居嵎夷之地，主东方耕作之事，于日昼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鸟南方七宿合昏毕见，以此天时之候，调正仲春之气节。

又重命羲叔居南方与南交，主南方化育之事，于日正长书漏最多，天星大火东方七宿合昬毕见，以此天时之候，调正仲夏之气节。又分命和仲居昧防之谷，主西方成物之事，于昼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虚北方七宿合昬毕见，以此天时之候，调正仲秋之气节。又重命和叔居幽都之地，治北方嵗改之事，于日正短书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昬毕见，以此天时之候，调正仲冬之气节。以此气厯告时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众助皆广也。寅賔、寅饯之别。孔曰：“寅，敬。”《释诂》云：“賔者，主行导引，故賔为▯也。”送行饮酒谓之饯，故饯为送也。导者，引前之言；送者，从后之称。因其欲出，导而引之；因其欲入，从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于时万物成熟，则收敛助天成物，以此而从送入日也。帝尧举舜之意，正义曰：「俞然，释言文然。其所举言，我亦闻也。其徳行如何？恐所闻不审，故详问之。尧知有舜，不召耴禅之，而讯四岳，令众举荐者。以舜在卑贱，未有名闻，率暴禅之，则下人不服。故郑▯六艺论云：「若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羣臣，举于侧陋，上下交懐，务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是觧尧使人举舜之意也。辨试舜欲服人心，陈曰：「尧舜之相知，不在于言语物色之间，而其举舜也，考之以四岳，观之以二女，又试之以诸难，是何知舜之心犹有未尽乎？古者爵人于朝，犹曰与众共之，况举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服天下之心，则安得天下无异哉！」舜典纪事不相属。按《尧典》命鲧以治水，而其功不成，舜遂殛鲧而以禹代之。当舜摄位之初，廵行四方，各至乎方岳之下，使是时洪水未平，则其礼岂可得而讲？若廵守之礼讲于洪水既平之后，则鲧之死盖已久矣。今作书者于《舜典》受终文祖之后，先言其朝诸侯，考制度，肇十有二州，十有二山，濬川，然后及于钦恤用刑之事，而以诛四防之事继之。何其所纪舜事之先后，乃如是之不相属乎？此其可疑者也。命官脱简重出。舜之命九官也，各相逊于朝。命禹则逊于稷、契、臯陶。命夷则逊于防、龙。命益则逊于朱虎、熊罴。命垂则逊于殳、斨、伯。与若弃、若契、若臯陶、若龙，皆未尝言己之功。独命防典乐，而防则自言其撃石拊石、百兽率舞之效，乃与上文不类。及读《益稷》篇，则又有此文载于其间。岂有脱简之重出乎？此其可疑者也。协时月，同律度，正义曰：「周礼太史云：正嵗年，颁告朔于邦国，则节气晦朔皆天子颁之，犹恐诸侯国异，或不齐同，故因廵守而合和之。」《世本》云：「容成作厯，大挠作甲子，二人皆黄帝之臣。

」盖自黄帝已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记》称纣为长夜之饮，忘其日辰，恐诸侯或有此之类，故湏合日之甲乙也。时也，月也，日也，三者皆当勘检，诸国使齐一也。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故曰「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両，皆均同之。时月言协，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时月湏与它月和合，故言恊；日有正与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齐同，故言同。因事宜而变名耳。舜五载一廵守，陈曰：「前言嵗二月东廵守，五月南廵守，八月西廵守，十有一月北廵守，非谓之徧歴四岳也，但五嵗之间以一廵守为率尔。」舜命官或逊或否？观舜命伯禹、伯夷，盖出于咨四岳，而后众举之；命垂、命益，盖出于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而后众人举之。众举而后命之，故四人者不可不逊，以尽其礼也。盖大臣之事君也，非其君之心素许之，则不屑屑而就故也。至于命稷、契、臯陶、防龙，皆出于舜意，而不出于畴咨，岂非五臣任使之方？舜尝素就于胷中，故自任之事而无疑焉。五臣受之而不必逊可也。舜咨二十二人，自询于四岳，十有二牧与夫九官之命，则所咨者凡二十有五人。及总其人而戒敕之，乃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或谓四岳为一人，并九官、十二牧则为二十有二也。然《尧典》有「咨四岳」之文，而佥曰为对，是岂可指四岳为一人哉？或谓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复敕戒之。然稷、契、臯陶之为申命，固也，四岳、十二牧亦岂非申命者哉？何其又预于戒敕之数乎？凡是者，皆求之而不得其説，此其可疑者也。九共当为九丘。陈曰：或曰九共即九丘也。孔安国定▯古字，不知丘字与共字类，遂説为九共，而谓孔子述职方而除九丘。且职方氏，周官一官之职尔，周官作之，孔子如何述之？要知书未有一名而九篇者，一名而有九篇，必其经世之尤著者也。厘理也，居方所以居处一方之事也。方设居方者，盖四方风土不同，而圣人所以居处其方者亦异，别其生，分其类，其书载于汨作者一，必其厘治下土之大畧也；载于九丘者九，别其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之精微也。其篇有九，盖州有九焉。或曰舜之时，肇十有二州矣，如之何尚九也？曰：幽州、并州本与冀州同，营州本与青州同，其外域广大，故圣人分之。若夫情性，则九而已。辨书以▯多而误。盖书自燔灭之后，残缺不全。汉之世，有伏生口▯之书，有孔壁续出之书。孔安国合之为五十八篇，是为古文尚书。凡今书之文，有聱牙艰深而难晓者，则皆伏生口▯之书也；有坦然明白而易晓者，则皆孔壁续出之书也。

而《舜典》之书，则实伏生口▯之书，已非圣人之真本矣。又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孔安国未及奏上，值巫蛊事起，经籍道息，而其本遂絶。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虽得其本以献，而独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人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其书而奏之，当时举朝集议，皆以为非。迨隋开皇中，学士刘▯乃取之而列于篇第。故唐刘知几作《史通》，谓今人所习《尚书》《舜典》，原出于姚氏焉，亦叹其▯者之不能无汨也。辨儒者当缺疑。呜呼！字经三写，乌焉成马。自秦之汉，而书乃得于伏生之▯。又自汉至晋，而书乃出于梅赜之所献。又自晋至于齐，而舜典一篇乃得于大衍市中。又自齐而至于隋，而舜典一篇乃得列诸篇第。此岂特字经三写而已哉？则其简编之差误，事辞之失次，亦其势然也。今儒者不究其所以然之故，乃欲于脱简之中附会以为之説。吾见其益惑矣。然则如之何？曰：当以孔子多闻阙疑之言而求之，则可。三谟何以不称典？序曰：“少昊、颛帝、髙辛、唐、虞之书，言常道也。然五帝之书皆谓之典，则《虞书》《大禹谟》《臯陶谟》《益稷》之属亦应称典。所以别立名者，何也？盖典者，帝者之常道；谟者，人臣之嘉言。言二典所载，皆尧、舜所行之事，可以为万世法者也。至于禹、臯陶、益、稷所载，皆一时庙堂之上至诚相与献替之嘉言，比于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曰臣者，直言皆称谟而不称典也。”疏氏以为：“主论帝徳，则以典为名；其臣下所为，随义立称。”得之矣。序《禹谟》曷先《臯陶》？《臯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谟》《益稷【凡三篇同序】正义曰：篇先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发端，禹乃然而问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大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陈，因臯陶之言而禹论益稷，在臯陶谟后，故后其篇也。禹谟何以加大字？正义曰：余文单称禹，而此独加大者，故觧之。禹与臯陶同为舜谋，而禹功实大，禹与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异于臯陶。于此独加大字，与臯陶并言故也。「谟」，谋释诂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録，上取尧事，下録禹功，善于尧之知已，又美所禅得人，故包括上下以为《虞书》。其事以类相从，非由事之先后矣。舜、禹、臯陶称稽古。孔曰：“尧、舜考古以行，谓之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谓之为谟。”典、谟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明言其意。夫典、谟，圣帝所以立治之本，虽言行有异，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则。故史皆以稽古为端目。但君则行之，臣则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谟名异。

禹以为君而云“谟”者，禹在舜时未为君也。顾氏亦同此解。臯陶徳劣于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题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无别辞耳。益稷何以不称谟？观篇次始终文势，本无《益稷》之一篇，后儒为之尔。其文义相连，皆帝与禹、臯陶之言，而不见有益稷所谟之言也。虽下文有“暨益暨稷”之文，亦非帝之与言，益稷为之谟，乃禹称此二篇尔。以是知其旧无有也。往往出于后儒，以篇次之长，而又泥“暨益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辨禹益稷事，出一体。陈曰：“二典史官勒成，畧备尧舜之终始。至大禹、臯陶谟，益稷则圣贤为经国之逺图，虽阅百圣而可行也。益稷独不得为谟者，大抵禹、臯陶、益稷之事皆出一体。禹曰：‘暨益奏庶鲜食。’又曰：‘暨稷奏庶艰食。’鲜食则事出一体，可知矣。”夏书禹贡》于《夏书》首，正义曰：治水是尧末时事，而在《夏书》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为《夏书》之首。此篇史述时事，非是应对言语，当是水土既治，史即録此篇。其初必在《虞书》之内，盖夏史抽入《夏书》，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禹贡序》不言作。孔曰：「诸序皆言作百篇，此序不言作《禹贡》者，以发首言「禹」，句未言「贡」，篇名足以显矣。」百篇之序，此类有二：「微子」作诰，「父师」「少师」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诰，不言作「仲虺之诰」，与此篇皆为理足而畧之也。禹贡》治水，顺五行。《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后于梁、雍。所谓彞伦攸叙者，此也与？鲧之旧陈五行，相去逺矣。五服逺近差等。正义曰：甸、侯、绥、要、荒五服之名，尧之旧制。洪水既平之后，禹乃为之节文，使赋役有恒，职掌分定。甸服去京师最近，赋税尤多，故每于百里即为一节。侯服稍逺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内各为一节，三百里外共为一节。绥、要、荒三服去京师益逺，每服分而为二，内三百里为一节，外二百里为一节。以逺近地较之，其任不等。甸服入谷，故发首言赋税也。赋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内每皆言纳，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纳者，从上省文也。于三百里言服者，举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贡不入谷，侯主为斥▯，二百里内徭役差多，故各为一名。

三百里外同是斥候，故共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后二百里，举大率为差等也。辨贡文示畧外之义。禹之治水，东及莱牧，西及岛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迹逺矣。至其弼成五服，以王畿千五百里之外为要荒与患难之时，急其忧；平成之后，从其便。此孟子所谓以四海为壑也。作《禹贡》者知之：九州之域，既载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内，复明王化之所止。后世不能知之，夷狄覊縻，皆入中国圗籍，则《禹贡》之书，又所以示王者畧外之文也。五服贡赋之差，王畿千里，千里之内皆为天子治田而纳其贡赋者也。赋以逺近为差，一差为一等。自一而言之，五等：五百里纳秷，宜在五百里之下，文互误也。何以言之？总者，总藁穂也；秸者，藁也。为天子治田，无止纳藁秸之理。説者谓并穂而纳，则与纳总何异乎哉？盖总为刍秣之用，秸为藁秸之设。礼器管簟之安，藁鞂之设，则秸者施之为席也，施之为籍。必藁之柔韧者，大抵禾之种不一，惟柔韧者可以为席，则赋之其余则否。此纳秸所以轻于纳总也。三百里纳秸，则去其藁而纳其穂；四百里则又去穂而纳粟；五百里则又脱粟而纳米。其纳愈逺，其赋愈轻。是以知纳秷、纳秸之简互误也。

羣书考索续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