羣书考索续集卷三十八

羣书考索续集卷三十八

宋　章如愚　编官制门吏治宣帝循吏多于文帝。宣帝寛仁恭俭，不及文帝，天资刻薄，颇类景帝。其所能垂意吏治，而以良二千石为重者，徒以旧劳于外，备知闾阎疾苦，吏治得失故也。其天资刻薄，终不可掩。夫是以循良之名多归于吏。彼其循吏之数多于文帝之世者，正以文帝寛厚长者，徳意志虑尽出于巳，不待吏为之。宣帝德意既薄，于是循吏之名始稍着见于世，名不在君而在吏。既有以见其君之无足言者，然自数人之外，酷吏亦可知其不少矣【贯珠】举郡县皆循吏而无循吏之名，才説循吏，必有酷吏区别于其间，故汉之循吏正为宣帝而作，东汉之循吏正为明帝而作【陈君举】德化盛则循吏无称，循吏变风之美，酷吏变小雅之刺。徳化在上，风俗淳一则循吏无称【文帝时是也，吴公故不立传，如正雅无风】教化阙则国异政，然后吏著称【文翁兴学是也，如列国有风】宣帝循吏最多，亦有褒贬，知择任二千石【良吏为盛宜褒】然宣帝杂霸刑名，一时吏能亦多承宣帝意向，惟王成、黄霸、龚遂、召信臣、朱邑有徳逊之风【义归于上则上有歉】武帝时只一仲舒【然事不止于循良吏，洪寛裕儒又与仲舒不同】循吏各有所长【朱邑亷平，王成劳来，信臣劝农，文翁兴学】宣帝虽有循吏，亦有酷吏。宣帝时，虽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数人，皆縁宣帝德意薄，故名归良吏。若文帝时，岂可胜纪？又縁帝长于民间，故知民疾苦。縁在民间，知官吏欺▯，赏罚不明，故综核名实，信赏必罚。縁知民间愁苦由吏不良，故选良二千石。此良吏所以盛也。然宣帝杂霸任刑，一时能吏皆以严治承帝意向。惟王成、黄霸、龚遂、召信臣、朱邑有徳逊之风。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传。景帝始有酷吏，文帝寛仁，无酷吏。景帝初承文帝后，吏尚寛，郅都独严，故为酷吏之首。然郅都乃在镐后，文帝吏不入《循吏酷吏传》。景帝始有酷吏，縁景帝学鼂错寛仁，贬于文帝，此酷吏所由起也。武帝时，皆是酷吏。武帝朝无循吏，皆是酷吏。武帝本非惨刻之资，只縁多事，欲齐之以刑。班固正其名，别其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序意当矣。迹其上以为能，一语即见上之人欲齐之以刑之意矣。武帝以酷吏为能，能之过则为酷，故能吏多见于酷吏传。故凡武帝之所谓能者，皆班固之所谓酷也。葢武帝正以多欲而起多事，惟天下之惑乱吾意也，故宁以刑法整齐其民，以能吏趣办其事。故班固云：“虽酷而能，称其位矣。”杨仆为主爵都尉，治放尹齐，上以为能，拜为楼船将军。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好杀行威，上以为能，迁中尉【凡能吏必有赫赫之名，故王温舒为广平都尉，广平道无拾遗迹，其上以为能，一语即见武帝齐之以刑之意】

考课唐虞、成周考课，先申明邦法，而后诛赏。或问太宰之职，正月之吉，乃始和而布之。正岁之月，乃始垂象观之邦国都鄙、官府之中，乃始施其治。牧监正贰之属，乃始建其人。何也？此所以申明吾之法也。岁终三岁，将有以考课其人。正月正元日，四岳四门之询辟，四目四聪之明达，十二牧之咨，二十二人之戒，犹谆谆然命之者，是固将以为考绩之地也。夫是以前黜陟去四凶，天下至于咸服；后黜陟而分三苖，庶绩至于咸熈。三代以来，世守此道。周人考课之法，尤严于唐虞三代之旧。考之《周礼》，有所谓逆其治者，执吾之法而逆儆戒之于其先也；有所谓待其治者，既儆戒之，则待其成而考验之于其后也。如宫正、毉师、司防、大司徒、小司徒、卿大夫、族师、党正、鄙师、内史、司冦、士师之属，则皆所以考其事；如宫正、饍夫、酒正、太府、职内、司防、司书、内宰、司枲、泉府、藁人、舎人之属，则皆所以考其财。如太宰、小宰、宰夫，则兼统而兼考之。故日之有成，日考之也；宰夫受之，月之有要，月考之也；宰夫令之而小宰受之，岁有防，岁考之也；小宰赞之而太宰受之也。三岁之有计，三岁考之也；冢宰赞之而王亲受之。葢有官则必有事，有事则必有考，人与官不相违，功与法不相悖，则置之赏之；其官则然，其人则不然，其法则然，其功则不然，则废之诛之。太宰既已三岁计吏而殊赏，司士亦三岁稽士而进退，非一切委之以法而听其人之自纵也。周人考课之严，如此夫？岂遽行其法而逆其效也哉？其本末源流，固自有次第，非汲汲焉于朝夕之顷。葢曰成、曰要，虽不废于日月，而防计之大，则必迟迟于一岁、三岁之终。申饬儆戒之必严，勤勤于正月、正岁之始。在太宰则始和挟日而后敛，在小宰则正岁帅治官之属观治象之法而惧之以大刑，在宰夫则正岁以法儆戒羣。吏令修宫中之职事，而劝之以良能。以至大司徒正岁帅属观教，而卿大夫、州长、党正以考而读焉。大司冦正岁帅属观刑，士师亦虑而禁令焉。故凡昔者经国之大纲，为治之条目，煜煜然常有日新之意。奉行之吏联事合治之人，欣欣然常有日新之功。法若始立之法，人若始用之人，戒饬勉厉之余，有奋发而无懈怠，有勅正而无玩弛。能否毕见，贤不肖无所隐。至是考绩之法始可行，小而予夺，大而生杀，始可以各当其情也。考课详于外而不详于内，行于小吏而不行于达官。汉考课之法，详于外而不详于内，行于小吏而不行于达官。郡国长吏，既有以上计以较其殿最，而部刺史以其六条督其治行。天子时遣使者乘传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听采长吏臧否，以謡言举按，辄被黜免。

大率于外为详也。至于内，则不过三府者，光禄▯岁考察徳行，以进退之而已。虽曰故事，选郡国守相髙第为中二千石，选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然进退之序，亦未必一以考课为黜陟也。焦延寿为中黄令，举最増秩。王温舒试亭长，以事数废，赏罚若甚公矣。然儿寛为左内史，与民假贷而负租课，当免而更以最治评为第一，而卒不闻其擢用。此皆行于小吏而不行于达官也。至于京房奏考功课吏法，欲以丞令治一县，崇教化，亡犯法者，辄迁尉。有盗贼满三日不举发者，则尉事也。令觉之，自除尉负其罪，则又行之于县，有上下相司之意。其法烦碎，不可用矣。尝闻魏正始中，上使王昶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郡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比较之制。由此言之，圣主明于任贤，畧举黜陟之体，以委达官之长，而总其统纪，故能否不可得而知也。大意，以上考下郡，以课县，如扶风课茂陵萧育第六是也。州以课郡，如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岁终则奏事举殿最是也。丞相总职庶官，如丙吉之岁竟丞相课其殿最以赏罚是也。唐考功之法，善考绩之法。唐虞至成周，未尝一日废也。秦汉之兴，此法亡矣。京房区区欲举而行之，卒不见效，而身死谗口。汉魏而下，未能行其绪余者，惟唐兴独有成法，终始行之，以有可称焉。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善以着其徳行，最以着其才术。以善与最相为乘除，分为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阶，其次进禄，其下夺禄，又其下解任。嵗定京官望髙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而以给事中、中书舍人莅之。其后屡置知考使，尝以宰相董其事，见于传记。如孙狄之鉴，班宏之公，赵景卢承庆之达，崔隐甫之敏，赵宗儒之核，皆可以称记。虽孙逖【宋朝人】书何易于事，托言邑民讥益昌令不得上考，然易于以不失考中上，虽阳城自书下考，而益以显名。至如李渤考功员外郎，尔乃自宰相而下升黜之，虽其事不见施行，读其表辞，抑扬奋厉，令人神竦。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而下，皆不能行，独唐能始终行之，此其所以为可嘉也矣。且其间岂无狥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废。必也因噎废食，因溺废舟，则宰相之除授，长官之荐举，岂皆人人无私而亦可废乎？尝考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疑于有司者，其槩有三：一曰贡举，许人以防献，往往皆得公然推荐；二曰选曹鉴裁，甄拔不一切闗于资考；三曰考功有褒贬之实，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无有。然唐贤言选举之弊多矣，至于考课初无异议。赵景审官六议其四，亦言考课之善而已。今若举而行之，又何难焉。

荐举武帝朝所荐皆言利之人，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以吾观郑当时之立朝，未免于逢君之恶也。武帝外兴师旅，内修宫室，穷奢极侈，使其不得兴利之臣，四顾索然，莫能措手。又将懐财尽民散之惧，卓然更化，复于质朴，使哀痛之诏，富民之侯，必不至于末年而后行也。当时不知出此，反逢迎武帝之意，荐东郭咸阳、孔仅，▯盐鐡算舟车，言利析秋毫，以满帝之欲，俾帝之侈心与财俱长。是犹蛟龙之云雨，虎豹之羽翼也。大节耗亏，纵有推毂贤材之意，岂能揜其失耶？昔鲧之湮洪水，三苖之即功，共工之象恭滔天，彼其窜殛之刑，无可疑者。惟驩兜亦尝称共工于尧朝，而遽与三人同罚者，抑有深意焉。功莫大于进君子，罪莫大于进小人。小人一至，则乱国无所不至。推其原，究其本，非自人以荐之，小人安能自进哉？以是而论，虽切其罚，不为过也。当时茍生于舜之时，吾知其不能逃崇山之贬矣。举主改官之弊，今议者以举主转官为进贤，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恶之人，各以类聚，故守亷谨者各举清干之人，有赃污者各举贪浊之人，好狥私者各举请求之人，性庸闇者各举不才之人。朝廷不问是非，但见举主数足，便与改官，则清干者进矣，贪浊者进矣，请求者进矣，不才者亦进矣。混淆如此，便可与进贤之法乎？连坐举主之法，非圣人之所以不责人之所不能者，得以深责乎人之所能也。后之立法者异于是，责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责也。宋朝自祖宗以来，责有荐举除授之目，仍列举主姓名，或在官贪浊不公，柔懦不理，职务废阙，处断乖违，并量轻重连坐。且夫人之难知，自尧舜病之矣。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之后，其幼者已壮，壮者已老，而犹执其一时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过乎？故曰今之法责主以其所不能者，谓此也。荐举为国非为己。张安世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耶？羊祜所进达之人，皆不知所由，尝曰：「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也。」狄仁杰荐张柬之，又荐姚崇等数十人，率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尽在公门。」曰：「荐贤为国，非为私也。」孙抃荐唐介、吴中复为御史，或曰：「君未尝与二人相识，而遽荐之。」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岂求识面台官？」娄师徳荐狄仁杰，仁杰亦不知。王旦举孝行简，行简亦不知，此举人不以为己恩者也。左雄荐周举为尚书，既而雄举冯直不当举，即以举劾雄，此为人所举，不以己而受其恩者也。或问：「报国孰为大？」曰：「荐贤为大。」竭一身之智力，其效少；竭众人之智力，其效多。

宋朝有择举主、察举人、责举主之法。择举主于未用之先，察举人于方用之始，责举主于己用之后，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初，上语李至曰：“凡所举官，多闻谬滥，不若先择举主。”此择举主法也。太平兴国之诏曰：“九品之贱，一命之微，未尝专望于有司，必须召对于便殿。”此察举人法也。干徳之诏曰：“除授之制，书举主姓名，或不知举者，并连坐之。”此责举主法也。择之于其先，则人知所劝；责之于其后，则人知所惧。天子又于其中而致察焉，则其权又不专在有司矣。祖宗朝举京朝官，委之苏易简、陈恕；举御史，委之乐、黄、知自、陈微，谓其人足以堪是选也。今之达官不能皆伟人，一当其任，例可拣挍亷谨者举，清干赃污者举，贪浊比之匪人，如荐贤何？祖宗朝髙惠连之绩，用面授朝官；张祥之自新，授以令长，此皆亲得于顾问者也。今之班引特为文具，去黼座于数十步之外，听唱姓名而已，旅进旅退，何以知人？若乃连坐之法，则祖宗之所严，而今日之所寛也。昔卲余庆受誓戒不及，犹劾举主；卲煜举非其人，已经数宥，犹至停官，其法之严也如此。虽曰改节中变，许自陈首，而又有不在陈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着，不可庇防，举主乃以陈首而免连坐，不罚而惧，能几何人？三法皆壊，而荐举之弊有不可胜言者矣。窃尝因贾黯之言而深思焉。旧制荐人不限员数，自张易所举猥多，乃始限之。旧制常参官得论荐，其后常参官不许论荐；旧不以在任及所统属皆得论荐，其后须在任及统属方许论荐，是向之法疎，而后之法密矣。然天圣中改官者止数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于治平则三倍其数，法之疎者其数省，法之密者其数増，此其故何哉？大抵有勅举、有限举，勅举主者阙其人则举，不阙则不举也；限举者每岁有举，虽不阙亦举也。祖宗时阙令长，则诏举令长；阙幕职，则诏举幕职；阙京朝官，则诏举京朝官。士大夫终身所举，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选，可以责。天子亦可以阅视。自夫监官、郡守岁举，限员不问贤否，但欲充数。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则所举不胜其众。虽欲行三者之法，乌得而行之？限举不可行，勅举不可复。善谋国者，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矣。噫！荐李师锡者，凡三十余人。擢之不次，可也；而上与循资，贾积善、史用昭歴任书考，荐之者无一人。终身选调，可也；而特以京官与之。祖宗权衡，固有出于是法之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荐举得人，吕防正之册，备尽人才；陈述古之藁，皆天下名士。先正知人之明，荐人之公，得人之盛，如此哉！大抵祖宗盛时，公道着明，大臣知荐贤报国而已，士大夫知行己律身而已。

上以公取，下以公进，一毫之私心不预焉。恩自己出，王公曽尝恶焉，谢恩私门，吾所不敢。曽其今之师德欤？曹彬之荐其子，祈奚之于子也；吕防正之荐其侄，谢安之于幼度也。范仲淹尝攻吕夷简，而夷简复荐仲淹；唐介尝劾文彦博，而彦博复荐唐介。此乔元之于陈球，解狐之于荆伯栁也。刘安世以不通温公之书而被擢，则恬退者进；张师徳以两诣王相之门而见却，则奔竞者退。论荐如此，尚何议？然则被荐者如之何？曰：范仲淹之于晏殊，每以不称为羞，若此者可以受所荐矣。未被荐者如之何？曰：吕舜从尝谓勤于职事乃所以求知，若此者可以得所荐矣。噫！荐人者不私所荐，被荐者不负所荐，未被荐者不干所荐，又乌有荐举之失实哉？故愚不敢以任法论祖宗，而以任人论祖宗。举人乃所以为贤，己贤不及贤也；己贤而举人之贤，斯贤矣。己能未为能也；己能而扬人之能，斯能矣。陈述古襄之侍经席也，所荐之士自司马君实而下三十余人，皆贤能之士也。呜呼盛矣！其后髙宗绍兴元年求贤手诏，亦举陈襄荐贤事。赵普坚荐二人。普之相太祖也，尝为其事择官，普列二人姓名以进，太祖不肯用。他日又问，复以进，又不用。他日又问，复以进，太祖太怒，裂其奏，掷殿陛上。普色不动，搢笏带间，徐拾碎纸袖归中书，则补辑之，复以进。太祖大悟，终用二人。限日举贤，庆元六年，臣僚申请，述孝宗之训，明诏两省侍从台谏之臣，限三日各举一二员。谓严三日之限，所以杜臣下请托之私，奉圣防依，仍不许宰执台谏侍从亲戚子弟交荐。改官李垕进卷云：「初，选人之未改京官也，但以积考序进，虽有保举、课试之式，进者不必皆由此途。」真宗益谨课试，多所升黜，而保举之诏又数下，进者稍繁矣。大中祥符三年，始募幕职、州县官，须三任六考，始得论荐。被保举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亟加迁擢，执事颇恶其滥，命自今待及五人，始以名闻。自明道后，则又裁定内外臣僚岁举官数，文臣自待制至御史，武吏自观察至诸司副使，各有等级，不许辍过；而被举者，非其本部、监司、按察司不听磨勘，其法制颇详。宝元末，因上封事者言：「磨勘京官者，必六考以上，而尝犯罪者加一等；选人六考而改官，实起于此。」庆厯初，更命诸州视邑之多少，荐举差等，而守将始有限矣。皇祐初，更命监司以所部多少、剧易之差为举人之数，寻复裁定举京官数，而部刺史之举始有定限矣。举官额，天圣数十人，绍兴百四十人，孝宗朝百二十人。为是，真宗行三年磨勘之法，皆可积考而进，无贤愚之别。故自真宗以来，改官之制不得不限其举官。

选举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夫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而后官之。周礼》闾胥书其敬敏任恤，族师书其孝弟睦婣有学，者党正书其徳行道艺，州长正月之吉，考其徳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汉唐制度，选举之法，一变而为辟举，再变而为限年，三变而为中正，四变而为年停，五变而为科目。自隋始置进士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之不一，而明经、进士尤贵。其得人已盛，可为后世之良法也。古之所谓乡举里选，犹曰乡里之举选云尔。唐则不然，举以礼部，谓之贡举；选以吏部，谓之铨选。其名同，其事异，而其意于古有合。茍循其制而善用之，虽古所以取士之方，何以加是哉？汉初为辟举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徳行，二曰经学，三曰明法，四曰任事。要知本末具举，此其意又与《周官》考其徳行道艺而宾兴之，岂遽相逺？然而举之于郡国，而任之于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缪举；而不举者有罚。其后举者猥滥，而妄举者有罚，则狥私忘公之弊已形矣。左雄为限年之法，但使诸生试学文史，试章奏，一切责之以课试，而贡举之渐兴也。当是时，胡广、张衡已议其非，以为诏举孝亷，一以能诵章句节奏按为限，是为捐本而忘末。而魏氏之兴，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于古，以徳行为先；而其弊乃至于纯任阀阅，不论贤愚。故刘毅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宋循袭，莫之革弊。夫以名求之，则中正之选，岂不合古？然流弊之甚，歴代厌苦，反不若左雄课试之法。行之十年，号称得人。然则善法古者，又何必徇其区区之名也？九品之弊，权归吏部。刘毅云：“一吏部两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异以管窥天而求其博？”于是崔亮为停年格，士无贤否，专以解日月为断，谓之年劳甄陞，踵而行之。史谓魏之失才，自亮始。然其法亦因时制尔，夫岂得已哉？崔亮年停之法，即裴光庭之循资格也。于时为讥，于今为用，是亦乌可少哉？观亮与甥刘景安书，亦以激于中正之弊而为此尔。故格法创于魏，科目兴于唐，皆所以救中正之弊也。陈黯曰：「进士科目，自汉至唐，为擢贤真知言哉？」唐选举之弊，当唐之时，言其选举之弊，一曰不求徳行，而第考文章之末艺，以为非古。

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原，询乡曲之誉。汉世求士，亦观其行，硕文效试，官武阅守御。”刘峣【通鉴作刘晓，上元元年】国家以礼部为考试之门，考文章于甲乙，故天下驱驰于才艺，不务徳行。杨绾请因古制，县令举孝亷于刺史，刺史升之礼部。桞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进士以诗赋取，不先道理明义；以墨义考试，不举儒术；选人以书考殿最，不尊人物，各有旨义，着于史集。”以此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变之之由，则亦不足以为义也。古者天子自治，者王畿千里之外，即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责之都鄙之长，则天子所治者六乡六遂，二百里之间耳。当此之时，四民皆世其业，无越乎分守。其比闾之民，修其徳行，而书之乡大夫者，又非有后世骤贵峻拔之防，固亦无所觊觎，而其心术纯一，毁誉自不相冒。乡遂之官，下视所▯伍伍相联，朝夕相习，可以指数而心喻，又不难乎考察。下汉而郡国杂置，然其僚佐皆自辟除，常岁所贡，率二万口贡一人，不过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岁之久，按郡国所推荐一二百人之贤否进退，虽在数千里之外，亦无难者。自汉武稍稍裁抑侯国，秩二千石不许擅授。魏晋而降，权益内移，故有勅用州簿郡功曹者。至于隋制，则一命以上之官皆由朝授，由是朝授岁选，动以万计。而后世爵禄益贵，奔竞成习，欲以无形之徳行，不可凭之毁誉，人人察之，而冀其有得，岂不难哉？魏之中正，曷尝不以徳行为本，而流弊之甚，后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世禄不行，郡县之权悉归朝廷，而欲效古贡士之常制，不可得已。故科目兆于汉，兴于隋，着于唐，而备于宋朝，此诚擢贤之路也。诚使收之以贡举，格之以法。律，而分置之朝廷与州县，严为考绩之法，而徐攷其后，岂不合于唐虞所谓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之良法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徳行之实也哉？又奚至于舍本而徇末也哉？乡评人之实行，能掩于人之所不知，而不能逃乎乡党之公议。故古之论秀，必本于乡；而汉之取士，犹有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武帝求贤良，国人共推公孙▯以充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郡国特以其子为郎；中令一推儿寛，则曰：“知之久矣。”一言萧望之，则曰：“此东海萧生耶。”一荐袭胜，则曰：“固已闻其名。”其令闻美誉，固已素着于乡，而达于朝廷之上，葢如是其不可掩也。至于郦食其家贫落薄，县中谓之狂生；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陈汤丐贷无节，不为乡里所称。公议之在乡里，昭昭乎不可泯没，安能掩其所不知而用之欺君哉？是故能自持于乡者，然后州县拔为干佐；曹吏能自立于州县者，然后五府辟为曹掾；能自效于五府者，然后朝廷所选用。

其初皆本于乡里公誉也。是以髙祖之初，郡县各置三老，相帅为善，而又设为孝亷之科以取士，其殆有意于乡举里选之旧乎？贡举髙宗时，刘祥道言：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宗时，杨玚言：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过明经进士十倍。是唐科目取人，不及杂色入流之众也。然唐取士之途，又有二焉：由学馆曰生徒，由州县曰乡贡。而杨玚言：明经进士百人，二监生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而得第者无几。是言生徒不及乡贡也。进士科不过三十人，故社佑言：进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经者十一二。是进士又不及明经多也。生徒不及乡贡，进士不及明经，明经进士又皆不及杂色入流，此其选数之大凡也。唐初贡举属之考功，至开元移之礼部。所谓主司皆有常人，则既预知之矣。不惟预知也，亦可预谒之。不惟预谒也，亦可预托之。贵者以势托，富者以财托，亲故者以情托。此岂复有真贡举哉？故有因权势以相倾夺，如牛李之党。由于钱徽典举之日，至于互相磨轧者四十余年。于是又有畏嫌自私而矫时以为公者，则有嫌于贵而不得举者矣。如韩退之之序齐皥是也。有嫌于富而不得举者矣，如栁子厚与王参元书是也。幸而不出于私，则又不幸而入于矫。夫其矫者必有所惩也。故观其矫而思其所惩之由，则通榜取士弊且如此。此唐名臣多由此出，彼果何以致之耶？岂其有徇私之弊，而犹不失其收时望之利耶？若夫崔羣之第縁梁萧，杜牧之第縁吴武陵，李商隐之第縁令狐陶，卢肇之第縁李徳裕，每每类此，亦何恶于请托哉？唐志谓进士尤贵得人，亦盛。唐志谓众科之目，进士尤贵其得人，亦盛。然尝论之：以唐贡举之员数较之他流，则狭矣；以唐贡举之条式较之今日，则疎矣。然而足以得人，何哉？曰：儒科之重，自唐始。其狭且疎，何尤焉？而其流品之别，公望之属，抑有自来。故虽狭且疎，而犹足以得人，是儒科之所以重也。韦贯之尝言：礼部侍郎重于宰相。宪宗诘其故，对曰：「为陛下柬宰相者，得无重乎？」权徳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兵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则知其时待之之异，选之之重，有在于是，而其奋然于事业，为国名臣者，多出于其间，前世所无也。杜牧言：国朝自房梁已降，有大功立大节者，率多科第人也。因歴数其人，谓郝处俊、来济、上官仪、李元义、娄师徳、张柬之、郭元振、魏知古、姚元崇、宋璟、刘幽求、苏颋父子、张説、张九龄、张巡、裴度，凡十九人，皆文武全才，杰然不世出者。然牧所言及其时而止，间犹有遗者。以此见唐史得人之盛，非虚语也。

汉科目，汉之取士，随时设目，葢非一科。其行之最久，得人为多者，在学校则有明经，在郡国则有孝亷、贤良、茂才。明经而已，孝亷始于髙祖，贤良始于孝文，茂才明经始于武帝。四者之科，终汉之世不变，而公卿大夫多由此途出。然愚以为，硕大宏博之材，要非科目所能得。限人以科目之选，则其所得，岂复有异才哉？葢明经止于艺，以射策为甲乙，非有深探圣人之旨；贤良止于射策，与时世为俯仰，非有直言极谏之士。郑司农谓举孝亷比于周之宾兴，举茂才比于周之兴能，此又名似而实非也。是以业明经者，志在于取青紫；应贤良者，志在于贪权势。陈汤举茂才，有不奔父丧之罪；徐淑举孝亷，而不能逃冒年之责。以科目取士，而得人若是其有，卓然不羣出其中者，特幸耳。虽然，汉犹不专倚于科目也。郷里有推誉之公，州县有辟除之选，故士之修于乡者，虽不由科目以进，而辟书踵门，选拔州县等而上之，岂与科目之士同于擢用？此后世之所未讲也。

铨选汉无限年。古者四十强而仕，七十则引年而致仕。故其未仕也，用其半生为学，而后可以入仕；及其既仕，则以三十年宣力于国，而晚岁休致，又足以自养其筋力。故下无躁进，而上无贪位。汉世士大夫自少至老，初未始有限也。刘向以十二为辇郎，陈咸以十八为郎，贡禹之子年十二而元帝欲禄之，其入仕不几于滥乎？刘辟疆以八十为卫尉，公孙▯以八十为丞相，充国以七十余为将军，贡禹以八十一迁御史大夫，是未至于老癃者，皆可以绾绶于朝也。平帝始平中，龚胜、汉邴以年老乞骸骨，诏策遣之，始有“古者年至致仕，不尽其力”之词。后汉左雄议限年法，四十以上始郡举孝亷。是二者俱有得于古人之意。今制二十八仕，七十致仕，视汉世为得，而所以致入仕之源者，抑犹有可议者乎？迁转，汉之迁转，惟上所命，初不以品秩髙下为升降，故士亦俯首听命，而莫敢有所请。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扬雄三十不徙官，至有为太仆，立功自髙，至文，而犹未离乎旧职，则何有淹滞若此也？贾谊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公孙▯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王仲翁大将军长史，三岁至光禄大夫，若此者，又何其速也？彼其黜陟进退，虽未必皆当乎贤否，而其用舎之权，一出于我，固未始有资格之拘。然至于大臣不职，去之可也，收其印绶可也，亦何至左迁他官以夺之哉？孔光免丞相，为博山侯，久之复为光禄大夫，位次丞相，月余为御史大夫，未几复为丞相，以至韩安国、萧望之、翟方进之徒，皆以御史大夫为他官【安国为中尉，望之为太傅，方进为京兆尹】彼尝执天子之政矣，尝正百官而统其权矣，今一旦降尊就卑，使其僚佐比肩而治事，岂所以待大臣哉？国朝体貌大臣之礼，可为万世法。辟除汉选，部有尚书，自县令以上始赴尚书调选【张故】其余郡县之属吏至于公府之掾曹，各自辟于其长。其诸侯王国自内史以下，亦皆得以自除，是以朝廷无铨选之劳，官府有荐贤之实。贤否勤惰，各察于其属之长而黜陟之。故干佐曹吏防于州县者，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掾曹，然后为朝廷所用。推而至于公▯之尊，初未始有限也。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鲍宣为左曹掾史，髙领尚书事，而辟匡衡为议曹史，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周景以刺史而辟陈蕃为别驾，王涣以方城令而辟仇览为主簿，此属之辟于郡县者也。是以士之修洁于家而闻誉达于朝廷，往往辟书交至其门，而无遗才。此汉之选吏所以一付之公议，而犹未至纎悉于法也。今吏部注拟，下自监宫筦库之流，一切选之尚书，其年劳资格而例以予之，若执契券而责债其主，奚暇问其贤不肖哉？选曹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归于吏部，而唐承其制，不能弥缝其阙，更张其弊，是以论者不满焉。

唐之选法，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天下之士奔走于往来，秋而往，春而归，归装未解而选期又至，是以远者不能至，贫者老者不能至，至者不能归，此其患一也。其选法与礼部无异，自五品而外，更历之久，亦不能免，庸有顾重而不屑就者，此其为患二也。凡选无常员，虽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则有出身二十年而不能禄者，此其为患三也。夫羣天下之士而决于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书判，任公之吏力有所不逮，容私之人亦何所不至，至于请托纵横，奸伪百出，无足怪也，此其为患四也。唐都长安，每岁常输江淮之运以足馈饷，今也进士杂流动以万集，仆马之数又倍于是，匮耗地力，孰甚于斯，此其为患五也。又其莅官率以四考，及其满秩理年即还，限以岁数乃得选集，得失之际又不可必，去位者顾恋有不忍之意，居官者放纵无坚持之操，此其为患六也。凡此六患，唐之诸臣极言其故，而求所以革之之方，皆以为莫如复汉辟举之法，而卒不能行。汉初风俗犹古，郡国守相得自辟举，中叶以后猜疑交作，拜徙如流，则既已不可行，而况又其后乎？夫不私于物，物亦公焉；不疑于物，物亦诚焉。今既郡守数易，不如汉权任不如汉，汉二千石下委之选除，今以一命悉由廷授，而独于辟举欲循汉旧，不亦难乎？夫自汉武以来极力以收郡国之权，至隋而后尽，岂其能一旦复散之耶？故辟举之法虽善，非复唐所能行也。宋朝循唐选法，而六患自亡，乃有任人不任法之患，似直过云。流品，汉之用人，不分流品，视其材能，▯绩等而上之，无有限格。周勃以木强，申屠以蹷张，薛宣以书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级次第，亦自有品节存乎其间。其以明经博学进者，则多除博士，或大夫、侍中，如严助、朱买臣、疏广、平当之徒是也。其以材武勇猛进者，则多除太仆，或中郎将、骖乘，如夏侯英、公孙贺、卫绾之徒是也。张汤以法律进身，则先以法官处之，始为内史，后为廷尉，皆法官也。黄霸以入粟补官，则先以财赋处之，故始为卒吏，后为均输长，皆掌财也。虽其始有所分别，而积功累▯，无不可任者也。汉官所以未免乎杂也。武帝始用儒者为宰相，革去军功、刀笔之选，诚可为一代之良法。而其后惟意所用，亦不专用儒生。汲黯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葢有激而云。终汉之世，清浊混淆，上下无别。以宦官典领尚书，以儒术直秘阁，尚书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补之。宜乎丁邯耻以孝亷而为郎也。诚使汉之用人，上至公卿而有限法，则虽流品之不分，何害哉？杂流萧何着试吏之法，然讽书九千字以上者得为吏，又赐六体书而课最者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则为吏者因以讽诵字画而为之矣。

至于太学选用文学掌故之士，则有补左右内史、鸿胪卒史者，有补郡守、刺史以至二千石属者，则胥吏之职固无间于清浊贵贱而为之也。故儿寛以射策补廷尉卒史，龚胜、孙宝以明经为郡史，路温舒既为狱吏，而又以通《春秋》举孝亷，薛宣、朱博皆起于书佐察亷补令丞，而终至于丞相，则知汉之胥吏亦以功次迁选而无所限格也。东汉有三公，有长史，有符掾，今所谓堂后吏是也。或主长吏迁除，或主民户祭祀，或主词讼贼盗，或主货币钱铁，或主仓库邮驿，或主卒徒转漕，或主奏议兵事，皆以天下名士为之。特以进仕之要，而朱穆、何敞、班彪、李膺之徒卒由此途进用，一时俊彦萃于辅相左右，其禆佐不既多乎？今顾以为杂流，使士大夫从事于此，则必以为耻而不肯为矣。铨选之制，四选之法尚矣。文武归之吏部，欲其合也；文武别之左右选，欲其分也。文臣之升朝者，尚书左选掌之；初任幕职、州县官，侍郎左选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书右选掌之；自副尉至从事，侍郎左选掌之。官之升朝者，属之尚书，其次属之侍郎，此元丰之制也。元丰以前，曰审官东院，则尚书右选也；曰流内官，曰三班院，则侍郎之左右选也。此元丰以前制也。国初，文臣属中书，武臣属枢密使，三班属宣徽院。所以然者，葢磨勘之制未立，而叙迁之法不复举，文武百官非有劳者未尝迁秩，故举而委之大臣，有司无与焉。自时厥后，既分中书之权而置审官院矣，则不得不分枢密之权而置审官西院；既以宣徽所掌而归三班院矣，则不得不以幕职州县考课而归之流内铨。所以然者，葢磨勘之法既立，叙迁之法既举，其事繁浩，非大臣所能专，故必举而委之有司之职。此元丰所以总而归之吏部也。因四选之分合，原四选之建置，则本末可以见矣。磨勘考课，南曹之歴，殿最必书，御前之纸，不及常事。考课之法，行之非一日矣。然而始也，其任在大臣，其权在天子；其后也，其权在天子，其任在有司；又其后也，天子不之问，大臣不之与，而有司之所谓考课者，具文而已矣。国初，文臣属之中书，武臣属之枢密、宣徽，天子视握其权而进退焉，此考课之始也。淳化间，分中书之权而置审官院，流内分宣徽之权而置三班，虽曰移大臣之职而归之有司，然天子临轩顾问，犹有所谓黜陟者存焉，此考课之一变也。至其后也，非时之恩沛，一定之资歴迭为迁转，不复考校。然或以天子之悔悟，或以大臣之论荐，犹未至尽委其权焉，此考课之再变也。又其后也，既置审官西院，又以其权尽委之吏部，天子不加引对，大臣不与参稽，有迁进而无贬黜，事权软靡，不可复收，虽有司亦末如之何也已，此考课之三变也。

噫，变而至此极矣！五代之除文武诸臣，考满则迁，叙迁之法，一代之弊政也。而太祖革政，能可旌也，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虽老不迁。魏仁甫之羡利，并命迁秩；张之华之无闻，至十六年不迁。当是时，在臣无私心，天子无废法，曷尝以资歴为迁进哉？淳化中，天子虑大臣之务未清，而百官有司不及察也，于是移其职而归之有司。虽曰磨勘一法，有司主之，然天子实为之进退焉，故有迁转者，有贬黜者；或引对而不改秩，或供奉而至四十年不迁。当是时，天子严其法，而有司不得容其情，亦曷尝有迁叙之弊哉？至于真宗、仁宗，悯臣子之久次，示一时之寛恩，或以磨勘而进秩，或以考课而进秩，虽足以明仁心之形，而不足以尽贤否之实。然考课之际，第以久次迁秩，非劝沮之道。天子犹知悔悟也，悔悟则革之矣。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大臣犹加论列也，论列则从之矣。又况考覆引对此制未尝缺焉，其叙迁之弊亦岂如是之甚哉？熈宁以来，其权委之吏部，上之人无与焉。吏部既用格法，不必铨量官秩，则计岁月久而迁转；差遣则视资次髙下而指射，贤否混淆，莫此为甚。而后祖宗之良法废弛无余矣！噫！始者虑考察之不精，而委之有司；今也虑考察之自劳，而委之有司。夫既视为有司之事，则朝廷不过奏钞画闻而已，于所重也而轻之，祖宗之意安在哉？然则如之何？曰：择之以主判之官，而委之以铨选之权，庶乎其可矣。天下之事，惟专其任，而后可以重其责。昔唐徳宗命陆贽择常参官，陆贽不从，齐抗不遣，官考吏部，谓非任人不疑之道。为今日计，盍亦专政部之任，而重吏部之责乎？昔苏公绅请择主判，付以事事责成，选事诚格言也。诚使权衡不欺，如王质所判，以衡鉴自任，如文潞公所言，则人不敢欺。诚使揭科条如鲁宗道榜，资阙如赵及铨事，悉自予夺，诸吏听行文书如杜祁公，则人不容欺。得人若是，虽无法可也。若观其事而不知名实，听其言而不知好恶，见其容而不知其厚薄，不察所举而不知所予，凡所注拟，徒使吏挟法于前，曰：“某人于法在所取，某人于法在所后”，无所可否，惟法之为听，则宁不有愧于先正彭公之言也哉？

羣书考索续集卷三十八<子部,类书类,群书考索》>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