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十一

译心，只是觉知的地方，便是接续不断。我要求人们只在读书上体认义理。白天常常读书，这颗心就不会散乱；如果只去纠缠于事物之中，这颗心就容易沉沦迷失。知道这样，便就在读书上体认义理，就可以把心转回来。

译本心陷溺已久，义理浸润未透，暂且适宜读书穷究事理。常常不间断，那么物欲之心自然不能占上风，而本心中的义理自然安定且牢固了。

必须把存养本心和读书当作一件事来做，才行。

人心不在躯壳里，怎么读得懂圣人的书。那只是凭空杜撰、凿空而言，本来与圣人所说的不相符合。

读书必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都有着落，才好商量。大凡做学问的人，必须收拾这颗心，使它专一、宁静、纯粹，在日常动静之间都没有驰走散乱，才开始能看得文字精微审慎。这样，才算是有根本能力。

现在的人看文字，大多是用昏沉懈怠的心态去看，所以不仔细。因此做学问的人暂且在安静处收拾心思，使意念集中在里面，然后虚心去看，那么其中的义理没有不明了的。

从前陈烈先生苦恼于没有记忆力。一天，读《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然觉悟说：“我的心不曾收回来，怎么能记得住书！”于是闭门静坐，不读书一百多天，用来收回放逸的心；再去读书，竟然一览无余。

做学问的人读书，大多因为心不在焉，所以看不到道理。圣贤的言语本来分明清晰，只要稍微加意，自然能看见。若是专心，哪有看不见的！

心不定，所以不能见到道理。现在想要读书，必须先定其心，使它像静止的水，像明亮的镜子。昏暗的镜子怎么能照见物体！

立志不坚定，怎么能读书？芝。

读书有个方法，只是把心刷刮干净后去看。如果不懂，暂且放下；等到心意好时，又拿来看。现在却说说要虚心，心怎么能虚得起来。现在正要把心放在上面。

读书，必须身心都进入这一段文字里面，不再问外面有什么事，才能看出这一段道理来。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为什么说“仁在其中”？因为自己能常常存养这颗心，不让它走神，那么理自然就在其中。现在的人却一边看文字，一边思量外事，只是白费了工夫。不如放下文字，等整理得意思平静了，才去看。

做学问的人看书大多心神散乱的，恐怕也是根本上的功夫未整齐，只是用纷扰杂乱的心去看，不曾用清澈凝定心去看。不如先涵养本源，暂且将已熟悉的义理玩味，等到融会贯通，然后去看书，便自然知道。只是如此。老苏自述他做学问写文章的地方有说：“取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觉得他们出言用意与自己大不相同。等到时间久了，读得越精，胸中豁然开朗，好像别人的话本来就是这样。”这是他在做学问写文章上有见地，可以拿来比喻今天读书，其功夫也应当如此。又说：“看了一两段，暂且放宽心胸，不可贪多。”又说：“陆子静曾有旁人读书的说法，也可以暂且这样。”

一般人看文字，初看时心还容易走神，道理还看得未定，还无可奈何。到看得定时，才进入规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说似的，都不灵活。不灵活，就无法受用。必须玩味反复，等到熟后，才开始会灵活，才开始会变动，才有受用的地方。如果只是这样生硬地记忆，这道理就死了。

不可整天思量文字，恐怕变成硬把心去追逐了。也必须空闲片刻，养养精神，又来看。

读书闲暇时，暂且静坐，使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渐分明。季札录说：“庶几心平气和，可以思索义理。”这个却是一身的总会处。暂且如看《大学》“在明明德”一句，须常常提醒在这里。他日长进，也只在这里。人只是一个心做根本，须存得在这里，识得他的条理脉络，自然有贯通处。赐。季札录说：“问：‘伊川见人静坐，为什么就赞叹他善于学习？’答：‘这却是一个总要处。’”又说：“《大学》‘在明明德’一句，应当常常提撕。能这样，便有进步处。因为本源从此发见。人只一心为本。存得此心，对于事物才知道有脉络贯通处。”

大凡读书，暂且要读，不可只管思考。口中读，那么心中闲，而义理自然出来。我刚开始学习，也是这样，更没有别的方法。

做学问的人读书，必须收敛身体端正坐着，缓慢注视微微吟诵，虚心涵泳，切己省察。又说：“读一句书，须体察这一句，我将来什么地方用得。”又说：“文字对的固然应当看，不对的也应当看；精妙的固然应当看，粗浅的也应当看。”震。

读书必须虚心切己。虚心，才能得圣贤意；切己，那么圣贤之言不为虚说。

看文字必须虚心。不要先立自己的意见，稍刻多错了。又说：“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就体认得出。”举。

圣人的言语，都是天理自然，本来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顾在外面捉摸。及看

译如果做不到，就把自己身上的一点念头说出来，当作圣人的念头。

译圣贤的言语，应当虚心阅读，不可先树立自己的见解去支撑，这样就会偏颇了。不读书的人，固然不值得谈论；读书的人，毛病又如此。

凡是看书，必须虚心阅读，不要先树立自己的见解。看一段有了头绪，然后再看一段。必须像人审理诉讼案件一样，听对方把话说完，然后才可以决断。

阅读前人的文字，还没有领会其意旨，就轻易树立自己的见解，非常有害事情。因为既不能得到正确的道理，又白白耗费心力。不如虚心静看，这样涵养、探究的功夫，一举而两得。

大抵义理，必须暂且虚心跟随原文的正意去阅读。

读书遇到难懂的地方，暂且必须虚心搜求其中的意思。有时有思考的事情，却在不去思量的地方得到了。

问：“像先生所说，推求经书义理，将来到底还有别的见解吗？”回答说：“如果说像佛教所说的有他心通，那就没有。只是见得应当如此罢了。”再问：“所说的‘寻求义理，仍须虚心观看’，不知道什么是虚心？”回答说：“必须退一步思量。”第二天，又问退一步思量的旨意。回答说：“从来不曾这样下功夫，后来也是难以说清。现在的人看书，先树立了自己的意思之后才看，全都把古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意思中来。这样，只是推广了自己的意思，怎么能看到古人的意思！必须退步，不要自作意思，只让心虚空，把古人的语言放在前面，看他的意思究竟指向哪里。这样玩味思考，才可以得到古人的意旨，有长进的地方。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是等待的意思。就像在前面等待一个人，没来的时候暂且耐心等待，将来自然有来的时候。他没来，心里急切，又要上前寻求，这就不是‘以意逆志’，而是‘以意捉志’了。这样，只是牵拉古人的言语，纳入自己的意思中来，终究没有益处。”

我曾经看见有人说：“大凡心不公正的人，读书不得。”现在看来，确实如此。比如解说圣经，一向都不考虑自己的身份，全然虚心，只把道理自己看其是非。这样看文字，还自有牵于旧习，失于检点的地方。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圣贤的书，怎么能看得出来！

有人问：“看文字因为众说杂乱，怎么办？”回答说：“暂且要虚心，逐一说法看去，看完一种说法，却又看一种说法。看来看去，是非长短，都自然分明。比如人想要知道一个人是好人，是恶人，暂且跟随他去看。随来随去，看见他言语动作，便自然知道他的好恶。”又说：“只要虚心。”又说：“洗去旧闻，以迎来新见。”

看书，应当平心观看。大抵看书不可穿凿附会，看从明白的地方，不可寻从隐僻的地方去。圣贤的话，多是与人说话。如果是险峻崎岖，却教当时的人怎么明白。

看书，必须静心，放宽意思，沉潜反复，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儒用。

放宽心，用他的话看他的话。以物观物，不要用己观物。

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树立自己的见解。

读书，必须切己体验。不可只当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长。

学者应当以圣贤的话反求诸己，一一体察。必须明白无疑，积累日子久了，自然会有见解。只怕用意不精，或者贪多务广，或者得少为足，就没有办法明白了。

读书，不可只在纸上求理义，必须反过来就自家身上用手指着。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也是一向去书册上求，就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解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的话来就身上推究，才行。

现在的人读书，多不在切己上体察，只在纸上看，文义上说得通就算了。这样，能有什么用处！“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古人也必须读书才行。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了有什么用？现在的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都以涉猎广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的区别。因提案上药囊起，说：“比如合药，便要治病，终不成合在这里看。这样，对病有什么补益！文字浩瀚，难看，也难记。将已晓得的身体验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晓易做的事。解经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说，将来有什么用处！就像画那个人一样，画底的却识那人。别人不识，必须因这画去求那人，才行。现在便以画唤做那人，不行。”

有人问读书功夫。回答说：“这事如今似难说。如世上一等人说道不必就书册上理会，这固然不行。然而一向只就书册上理会，不曾体认着自家身体，也不济事。比如仁义礼智，曾认得自家如何是仁？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必须着身己体认得。比如读‘学而时习之’，自家

译曾经是如何学习的？自己曾经是如何练习的？“不也很快乐吗！”曾经见到过什么是快乐？必须这样去体认，才行。如果只是逐段解释过去，解释明白了就罢了，这也没有用处。如同世间有一类说法，认为不需要读书，不需要理会，另外自有觉悟的地方、领悟的地方，这是不对的。如果只是这样读书，只是这样理会，又有什么益处！

译学习必须当作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事情来看待，这样才能体会到切近自身的道理。如今的人读书，只是为了科举考试；已经考中后，就为了写杂文；其中水平高一些的，就为了写古文，这些都是从外在功利角度看待读书。

读书的方法，有根本源头之处，有大纲大目之处，又有在具体事情上体察之处，再其次才是解释文字含义。

玩味思索、穷究到底，一样也不可废弃。

有人问读书不知道统领要点。回答说：“统领要点怎么就能知道呢？近来的学者，有一种人丢开书本，却想在只言片语上立刻见到道理；又有一种人，一味泛滥漫无目的，不知道归宿所在，这都不是懂得做学问的人。必须熟读熟思，在长久的过程中，自然能看到道理四平八稳，而所谓的统领要点自然就在其中了。”履孙记录。

凡是看文章，专门看细密之处，而遗漏了缓急轻重之间的关键，固然不可以；专门看缓急轻重之间的关键，而遗漏了细密之处，也不可以。今天的阅读，是为了日后的应用。必须思考阅读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仅仅在言语上理解得多罢了。比如擦拭桌子，只擦中间，不可以；只擦四边，也不可以。必须切己用功，使得将来自然心得，那么看待言语确实如同糟粕。然而现在不可以立刻视其为糟粕，而应当自我期许达到那种境界。

学者有所听闻，必须立刻践行，才行。如果得到一本书，必须立刻读、立刻思、立刻行，怎么能又安排等待然后才动手！比如得到一张纸，就在这一张纸的道理上践行，是可以的。履孙记录。

读书就是做事。凡是做事，有对有错，有得有失。善于处理事情的人，不过是衡量其轻重罢了。读书而讲究其中的义理，判别其是非，面临事情时就是依据这个理。

真正理解了的，就说真正理解了；真正理解不了的，就说真正理解不了。真正理解了的固然不可忘记，真正理解不了的，必须看哪里还有障碍。必须记住那些紧要之处，常常不要忘记。所谓“智者利于仁”，当他追求时，心固然在此；不追求时，心也在此。

学成这件事了，不可以自以为已经了结，恐怕懈怠之意产生。比如读完了这本书，必须终身记住它。寿昌记录。

读书推类反求，固然不损害切己体察，但却又增添了一重事情。不如暂且依照文字来看，每处各自见到一个道理。久了自然贯通，不需要如此费力。

学者体察文字含义，只是要先体察难懂的，以至于容易的也不能明白。《学记》说：“善于提问的人如同砍伐坚硬的木头，先砍容易的部分，后砍节疤。”所谓“攻击瑕疵，那么坚硬的部分也显得有瑕疵；攻击坚硬的部分，那么有瑕疵的部分也显得坚硬”，不知道道理的好处又多在平易之处。

只看与自己相关的。不是与自己相关的，白白地思量。

凡是读书，暂且必须从一条正路直去。四面虽然有可看的，不妨看一下，但不是紧要的。

看书不走直路，只管枝蔓，就对本意不亲切。

看文字不可互相妨碍，必须各自逐一着实地看他的旨意。如果牵强窒碍，那么件件都互相阻碍了。

看文字，暂且逐条看。各是一件事，不相牵合。

读书要周遍平正。

看文字不可落入偏僻，必须周匝。看得四通八达，没有丝毫窒碍，才有进益。又说：“我解释《孟子》，训诂都保留。学者观书，不可只看紧要处，闲散缓慢之处都要周匝。现在说‘求放心’，不问其他，只此便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就在其中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才是读书，却说‘仁就在其中’，因为这便是‘求放心’。”

看文字，暂且依照本句，不要添字。那里原本有缝隙，如同盒子相似。自己只去抉开，不是浑沦的东西，硬去凿；也不可先立说，牵强古人的意思来凑合。比如“逆诈、亿不信”与“先觉”的辨析：逆诈，是那人没有欺诈我，先去揣摩说，那人必定是欺诈我；亿不信，是那人没有不信的意思，就说那人必定是不信；先觉，则是分明看到那人已经欺诈我，不信我。比如高祖知人善任，也是分明看到他的才能罢了。

读书如果有所见，未必就是对的，不可立刻执着。暂且放在一边，更加读书，以带来新的见解。如果执着于一见，那么此心就被此见遮蔽了。比如一片洁净的田地，如果上面才安放一物，就必须有遮蔽的地方。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学者必须多读书，使得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所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没有错误，建诸天地而不违背，质诸鬼神而没有疑问，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直到这个境界，才是。语云：“执德不弘。”《易》云：“宽以居之。”圣人多说广大宽洪的意思，学者必须体悟它。

看书，不可将自己的见解硬参入去。必须除去自己的见解，看书上古人的意思如何。比如程先生解释“直方大”，乃引孟子。虽然是程先

译先生所言，终究是过于急切。

看文字前先有主观成见，恐怕只是个人的私意。比如性情粗厉的人读书，必定以勇猛果敢、刚强坚毅为主；性情柔和善良的人读书，必定以慈祥宽厚为主，而书中的道理无所不包！

译大凡读书，必须先明白作者的言辞，然后考察其所说的道理是否恰当。合乎道理的就是对的，违背道理的就是错的。现在的人大多心里先有一个成见，却拿别人的话来印证自己的意思；如果有不合的地方，就生硬地牵强附会，使其符合。

做学问的人不可以用自己的意思去迁就圣贤的话。

读书，就像询问别人的事情一样。想要知道那件事，必须去问那个人。现在却不问那个人，只凭自己的意思去揣测，断定一定是这样。

看别人的文章，不可以随声附和、迁就。我自己认为对的地方，才可以相信。必须深入探究、反复玩味，才能有见解。不然，别人说沙子可以做饭，我也说沙子可以做饭，怎么可以吃呢？（黄谦记录）

大凡读书，不要杂乱无章。只是温习寻究旧读过的内容不妨碍，不可以把新读的内容夹杂进来。

文章不可以生硬地解说，只应当反复练习熟悉，渐渐就会明白。

大凡看圣贤的言语，不要逼迫得太紧。

大凡看文字急迫不得。有疑惑的地方，姑且慢慢思考。如果一下子就要弄明白，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看文字，必须退后一步看，才能看清。如果一直靠近眼前逼迫着看，反而会被遮蔽，更加看不见了。

做学问的人看书，弊病在于只想要向前推进，不肯退后一步看。越向前，越看得不清楚。不如退后一步，反而看得仔细。大概弊病在于执着，不肯放下。这正像审理诉讼：心里先有主张乙对的意思，就只寻找甲的过错；先有主张甲对的意思，就只看见乙的过错。不如暂且搁置甲乙的说法，慢慢观察，才能辨别谁曲谁直。张载说：“洗去旧有的见解，以便迎来新的见解。”这话很恰当。如果不洗去旧有的见解，从哪里得到新的见解呢？现在的做学问的人有两种弊病，一是以私意为主，二是旧有的先入之见，虽然想要摆脱，也被它自己来找上门。

做学问的人不可以只固守从前所见的见解，必须除去，才能见到新的见解。就像去掉了浑浊的水，然后清澈的水才会出来。

到了无法理解的地方，就应当“洗去旧有的见解，以便迎来新的见解”，仍然只就原文来看。

我过去和朋友谈论读书，也教他们去思索，寻求疑惑之处。近来才明白，读书只是姑且这样虚心在上面熟读，时间久了自然有所收获，也自然会有疑惑之处。因为熟读之后，自然会有阻滞不通的地方，不通的地方自然会产生疑惑，才好去比较衡量。现在如果先去寻找一个疑惑，就不对了。又说：“这样也有时候。过去看《论语》，一开始就有疑惑。因为有一样事情，被各位先生说成几种样子，所以就会产生疑惑。现在却有集注了，姑且可以照着书本看，使心里熟悉。过一会儿如果有说不通的地方，自然会发现疑惑，只是现在不可以先去执着于疑惑。”

看文字，姑且自己下工夫，先已深切抵达，才可以提出疑惑，和朋友讨论。假如没有朋友，时间久了自然能自己发现。因为积蓄多了忽然爆发开来，就自然通达，这就是所说的“何天之衢亨”。因为积蓄到了极点就会通达，必须是积蓄到了极点，才会通达。人杰录说：“读书必须先看完一件，然后再看一件。如果是积蓄的地方多，忽然爆发开来时，自然收获很大，《易经》所说的‘何天之衢亨’，就是这个意思。”

读书没有疑惑的人，必须教他产生疑惑；有疑惑的人，却要让他没有疑惑，到这里才是长进。

问：“看道理有很多疑惑的地方。比如百家之言，有时怀疑它是错的，又怀疑它是对的，应当如何判断？”回答说：“不可以强行判断，姑且搁置它可以。”

人的弊病，只知道别人的说法可疑，却不知道自己的说法也可疑。试着用诘难别人的方式来诘难自己，或许就能自己看到得失。

因为请求讲解学术言论并使之流传，回答说：“圣贤的话，明亮如日月。”又说：“人有急于求成的弊病。过去曾和一个人读《诗集》，每略过题目一行。不看题目，却成了什么读诗呢！又曾看见龚实之轿子里只放一册文字看，这是他的专一宁静。并且说：‘平常出外，轿子里放三四册书，看一册厌烦，又看一册，这是什么工夫呢！’”

因为共同拿出文字，偶然丢失了“佥”字，于是不能记住，说：“过去有人老了不识字，然而来年出入，都心里记住口头数说，既然写下来，核对没有差错。因为那个人忠实，又专一没有其他事情，所以记得。现在的做学问的人不能记住，又往往只依靠笔墨文字，所以更加忘记。”

先生戏引禅语说：“一个僧人和别人读碑，说：‘贤读着，总是字；我读着，总是禅。’沩山写了一本书告诫僧家要整齐。有一个川僧最粗疏，读这本书，说：‘好像都在说我！’善财童子五十三处拜见善知识，问话都相同，说：‘我已经发三藐三菩提心，却不知道如何行菩萨行，成菩萨道。’”

问读各种经书的方法。回答说：“也没有方法，只是虚心平实地读去。”以下是读各种经书的方法。

学习不可以超越等级，不可以草率，白白耗费心力。必须依照次序，按照方法去理解。一经通晓熟练，其他书也容易看。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一个当然之理。恐怕人们不明白，又把它写在书上。自从有书契以来

译《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以及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子、孟子，都仅仅是这样，可以说是穷尽了。只要在文字之间去探求，句句都是如此。做了一分功夫，便是一分收获，并非茫然不可测度，只是担心人们不仔细探求罢了。必须思考圣人的言论是说些什么，要用来做什么。如果只是读过就算了，何必去读呢！

译读六经时，就好像没有六经一样，只从自己身上探求道理，那道理就容易明白。

读书只顺着正确的道理去看，剖析开来自然明白，不必去那些偏曲的地方看。《易经》有阴阳，《诗经》有邪正，《尚书》有治乱，都是一条直路，可见没有崎岖险阻。

人只有私意，圣贤之所以留下千言万语，是为了扫除人的私意，使每个人都能完全具备恻隐、羞恶之心。六经不写也可以，但里面容不得一点私意。

许多道理，孔子这样说一番，孟子这样说一番，子思又这样说一番，都这样悬空挂在那里。自己必须亲自去体认，才行。

做学问必须先确立根本。起初很简约，中间一段很广大，到最后又简约。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是为了最终回归简约。”所以必须先阅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来考察圣贤的心意；读史书，来考察存亡治乱的踪迹；读诸子百家，来见识他们驳杂的弊病。其中的条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近来的学者大多喜欢从简约入手，而不从广博中探求。不知道不从广博中探求，怎么考察简约呢！比如某人喜好简约，现在只做得一个僧人，了结一身。又有专门在广博上探求，而不回归简约的，今天考察一个制度，明天又考察一个制度，只在用处下功夫，这种弊病又比简约而不广博的更严重。总之，都是没有益处。

做学问只是要熟，工夫纯一而已。读的时候熟，看的时候熟，玩味的时候熟。像《孟子》《诗经》《尚书》，全在于读时的工夫。《孟子》每章说了，又自己解释了。大概他一定要说得透彻才停止，他的话一大片，所以后来老苏也拖它来做文章说。必须熟读，才能得其滋味。现在读《诗经》，既然没有写成传注，且去掉小序来读。也不要把它看成好的，也不要把它看成坏的，只认清本文语意，也能得到八九分。

人做功课如果不专一，东看西看，那么心先就散漫了，怎么能看出道理来。必须是看《论语》，就专看《论语》；看《孟子》，就专看《孟子》。读这一章，就不再读后章；读这一句，就不再读后句；这一字没弄明白，就不再读下一字。这样，专一而工夫可以成功。如果所看不专一，泛滥没有统绪，即使终年穷岁，也没有透彻的时候。我以前的文字，只是守着这个笨办法，直到今天。想来，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

“凡是读书，必须有次序。比如一章三句，先弄明白上一句，等到通透；再弄明白第二句、第三句，等到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推究玩味。如果还没通透，就看前辈的讲解，再第二遍读必须看到自身有长进的地方，才算是有益。像《论语》《孟子》这两本书，如果就这样读过，只一两天就可以读完。如果要把它当作切身的事情来玩味体察，一天多能看几段，或者一两段罢了。”又说：“看讲解，不可专门听信他说，不求是非，就认为前贤的话都正确。像《遗书》中的话，难道没有过当失实的地方，也有说得不够的地方。”又说：“刚开始看时就先用己意判断，前圣的说法都进不去。这正是当今学者的弊病，不可不知道。”

人只读一本书不行，说它旁出多事。《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

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书是皮外的事物，不紧要，可以札记问人。如果是经书有疑惑，这是切身的病痛。就像人身上带着痛，想暂时忘记都不可能。怎么能和看史书相比，遇到疑惑就记在纸上呢！

浩说：“赵书记说：‘自有见解后，只是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都不必看。’他的说法是买金须问卖金人，杂卖店里哪得金银。不必问。”我说：“这样，就不见古今成败，就是荆公的学问。书哪有不可读的？只怕没有那么多心力读得完。六经是三代以上的书，经过圣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的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这里依然如故。要有主见，看得破，都是学问。”

以前有一批学者，贪多务得，要读《周礼》、诸史、本朝典故，一味都要弄明白许多不紧要的工夫，片刻间自身都这样颠颠倒倒没有安顿处。就像吃东西一样：拿什么杂物事，不是时候，一顿都吃了，就被他撑肠拄肚，无可奈何。

看经传有不可明白的地方，暂且要旁通。等到融会贯通，就会触类旁通了。

经旨要仔细看上下文义。名数制度之类，大概知道就行，不必大大深陷其中，以免妨碍学问。

道理明白后，便读申不害、韩非的书，也有收获。以下是杂论。

各位先生立言有差错的地方，比如张载的《正蒙》。应当知道它差错的原因，不应当一概推托，这样才能开阔自己的志向，增进自己的知识。

读书弄明白道理，只是用勤苦硬撑过去，不懂就不成。“文王尚且勤奋，何况我这样德行浅薄的人呢！”现在世上有一般

译那些所谓的“不敢轻易议论前辈”、“不敢随意创立见解”之类的言论，实际上助长了后辈的懒惰。这类说法正中那些懈怠懒惰之人的下怀。前辈固然不可妄加非议，但评判他们行事的是非曲直，有什么妨害呢？固然不可凭空捏造见解，但读书时产生了疑问，有了自己的领悟，自然不能不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些不提出见解的人，只是读书还没有读到产生疑问的地方罢了。将精微的义理与诸家的说法相互比较，探求其中的正确之处，自然就会有需要辨析的地方。

译接着谈到读书的方法，说：“且先读十几遍，已经得到文义的四五分；然后看注解，又得到两三分；再回头读正文，又得到一二分。以前我不理解《孟子》，是因为它的章节太长。因为这样读，原来它章节虽然长，意味却从头到尾相互贯通。”又问读书时心思多散乱。回答说：“这正是心难以把握的地方。知道这种弊病的人，也早就少了。以前我举《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话，对直卿说：‘且如读十句书，上面九句有心记得，心不走神，那么心就在这九句之中，这就是诚，就是有物，所以始终能运用这九句。如果下一句心不在焉，就是不诚，就没有物了。’”明作，以下论述看注解。

“大凡读书，应当虚心专一，将正文熟读，不可立刻树立自己的见解。看完正文后，却要深思熟读，就像自己说的一样，这样才行。现在的学者，一类是专门为了写文章用，一类是要说得新奇，别人说得不如我说得好，这是学者的大病。譬如听人说话一样，且让他说完，不可打断他的话，就用自己的意见抄录来说。如果这样，完全看不出他说的对错，只说得自己的，终究无益。”过了很久，又说：“必须将本文熟读，字字咀嚼得有味。如果有理解不了的地方，深思它；还是理解不了，然后才看注解，这样才有意味。就像人饿了才吃饭，渴了才喝水，才有味道。不饥不渴而强行饮食，终究无益。”又说：“我所集注的《论语》，至于训诂都仔细，是要人字字与我用心看，字字思索到，不要只当作平常看过了。”又说：“读书，第一不要先树立一个意思去看它；不要才领略些大意，不耐烦，就停止了。”

学者看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背诵精熟。注解中解释文意、事物、名义，阐发经旨，相互关联的地方，一一认得，如同自己做出来的样子，才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彻的地方。如果不这样，只是空设议论，像科举文章一样，不是为自身修养的学问。曾见有人说诗，问他《关雎》篇，对于其中的训诂名物全不了解，就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因此对他说：‘您现在说诗，只消这八个字，再添加‘思无邪’三个字，共成十一个字，便是一部《毛诗》了。其他三百篇，都成了渣滓了！’因此想起前年见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和靖：‘伊川《易传》哪里是切要处？’尹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是切要处。’后来举给李先生看，先生说：‘尹说固然好。但必须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着落，才说得这话。如果学者未曾仔细理会，就对他这样说，岂不误了他！’我听了很震惊！才知道以前空谈无实，无益，从此读书更加详细。这一段，是先生亲笔书写给书堂学者的。

大凡读书，如果穷究到道理透彻的地方，心里也替他快乐。如果有疑惑的地方，必须参看诸家注解熟读。看得有差异时，这一段终究是不稳当在心头，不要放下

大凡看文字，诸家说法有异同的地方，最值得观察。比如甲这样说，且抓住甲，穷尽他的言辞；乙这样说，且抓住乙，穷尽他的言辞。两家说法既穷尽，又参考而穷究它，必有一个真理出现。学蒙。

经典有注解，是为了通晓经典。经典既通晓，自然无事于注解，借经典来通晓道理罢了。道理得到，就不需要经典。现在意思只滞留在经典这里，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脱然会通呢？且所贵在简，不是说想要语言少，而是在中肯与不中肯。如果句句亲切，虽然多有什么害处。如果不亲切，越少越不达意！我曾经说：“读书须细看得意思通融后，都不见注解，只看见正经几个字在，才好。”

句心。

看注解时，不可遗漏紧要字。因为注解中有极散缓的，有缓急之间的，有极紧要的。我下一个字时，直是称轻等重，才敢写出！上面说句心，就是这个意思。

且寻找句内的意思。

大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拘泥于一字。如扬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经》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又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说：‘成己，仁也；成物，智也。’这些必须各随本文意看，便自然不相妨碍。

问：“同样的字，却有浅深轻重，怎么看？”回答说：“应当看上下文。”

读书，须从文义上寻找，其次才看注解。现在的人却在文义外寻找。

传注，只有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随经句分别解说，不离经意，最好。疏也是这样。现在的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析，百

译朱熹对此产生怀疑。因此，他的文字虽然可以阅读，但距离《易经》的本意却相差甚远。程颐的《易传》也像是为了写文章而作，说了又说，重复啰嗦。所以，现在的人观看时，不再去读《易经》原文，只读《易传》，这也不是用来启发人思考的方法。以下附带论述关于解释经书的问题。

译解释经书之所以称为“解”，只是为了把意思解释清楚。将圣贤的话语解开，才容易阅读。

经书文字好比主人，解释者好比奴仆。现在的人不认识主人，却凭借奴仆的通名才认识主人，终究不如经书文字本身。

顺着文句来解释含义。

解释经书应当像射中靶心一样精准。

经书中有不可解释的地方，只能空缺不译。如果一味去强行解释，就会有不通顺且错误的地方。

现在谈论经书的人，往往有四种弊病：本来低微，却把它抬高；本来浅显，却把它凿深；本来切近，却把它推远；本来明白，却一定要把它弄得晦涩，这是当今谈论经书的大患。

后世解释经书的人有三类：（一）儒者的经；（二）文人的经，苏东坡、陈少南等人就是；（三）禅者的经，张子韶等人就是。

解释书籍，必须先还原它完整的句子，其次还原它的文义。添加无关紧要的字不妨碍，但不能添加重复累赘的字。现在人所添加的，恰恰是重复累赘的字。

圣贤说出的言语，自有语脉脉络，安顿得各有所在，哪里像后人胡乱说的那样！必须玩味探求其主旨，所以学习不可以不讲解。讲学固然要大纲正确，然而其中细微之处，也不可以不讲解。只因为当初讲解得不细致，既然没有得到圣贤的本意，后来胡乱抓住一种说法，便以为是正确的，只是胡乱解释下去！必大在此记录说：“古人似乎未曾理会文义。现在看他们说出的言语，没有一个字用得不当的。”

解释经书，如果对旧说一味迁就迎合，改三个字不如改两个字，改两个字不如只改一个字，直到非常不得已才改动，这种想法终究有害。

凡是学者解释书籍，切不可给他看原本。看原本，心就会死在书本上。只教他那样说，他的心就活了，而且也不会忘记。寿昌。

“学者轻易著书，都是因为气识浅薄，才做得如此，所谓‘圣虽学作兮，所贵者资；便�皎厉兮，去道远而’！大概这个道理深厚，不是轻浮浅薄的人所能承担的。子张说‘执德不弘’，人多用‘宽大’来解释‘弘’字，毫无意味，如何能接连得上‘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文义相贯通。大概‘弘’字有深沉重厚的意思。横渠说：‘义理，深沉才有造诣，不是浅易轻浮所能得到的。’这话最好。”问：“集注解这里，说‘守所得而心不广，则德孤’，如何？”回答说：“孤，只是孤单。所得只是这些道理，别无其他所有，所以称为德孤。”论著书。

编排文字，须作草簿，抄记条目。这样，就免得用心去记它。兵法有云：“车载糗粮兵仗，以养力也。”编排文字，用簿抄记，这也是养心的方法。论编次文字。

现在的人读书不多，义理还没有融会贯通，如果便去看史书，考证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譬如作池塘来灌溉田地，必须是池塘中的水已满，然后决口，才可以流注滋长田中的禾稼。如果是池塘中的水才有一勺之多，就决口来灌溉田地，那么不仅对田地无益，而一勺的水也随即没有了。读书既多，义理已融会，胸中的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书，考证治乱，理会制度典章，这就如同池塘之水已满，却不决口来灌溉田地。如果是读书未多，义理未有融会之处，却汲汲以看史为先务，这就如同决池塘一勺之水来灌溉田地，其干涸是可以立刻等待的。以下读史。

先看《论语》《孟子》《中庸》，再看一部经，然后看史，才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涵。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像现在看史有这么多崎岖难行。看治乱如此，成败如此，“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必亡”，知道次第。

现在的人只因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是读书，先读《论语》《孟子》，然后观史，则如同明镜在此，而美丑不可逃避。如果没有读彻《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没有一个权衡，多为所迷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说我已经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隐之心，如此便是羞愧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如同近时祧庙可见。杞。

问读史的方法。回答说：“先读《史记》及《左氏》，然后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温公初作编年，起于威烈王，后又添至共和后，又作《稽古录》，始自上古。然而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算了。只有邵康节却推至尧元年，《皇极经世》书中可见。编年难得好的。前日周德华所寄来的也不好。温公于本朝又作《大事记》。若想看本朝事，当看《长编》。若精力不及，其次则当看《国纪》。《国纪》只有《长编》十分之二耳。”

史书也不可不看。看《通鉴》固然好，然而须看正史一部，然后看《通鉴》

译每一代的帝王本纪，都针对每一件大事设立一个纲目，将其中具体的细节罗列在下面，恐怕这样才便于记忆。

译饶宰问阅读《资治通鉴》的方法。朱子说：“《资治通鉴》难读，不如读《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中的史事多有贯穿，本纪里有，列传里有，表里有，志里也有。《资治通鉴》是按年记事，一年一年过去，便没有可追寻的线索了。”道夫记录说：“更没有踪迹可寻。”饶廷老说：“《资治通鉴》历代史事具备。看个大概，且未免求速罢了。”朱子说：“求速，却依旧不曾看懂。必须是大段有记性的人，才能读得。且如东晋以后，有许多小国和夷狄的姓名，头绪最多。若是先看了正史，再看《资治通鉴》，见到那些姓名，便知道他是哪国人。我从前读《资治通鉴》，也是如此。且先粗略地看一遍正史，然后再来看它。”芝。

问：“读《资治通鉴》与正史有什么不同？”朱子说：“最好先看正史，因为正史每一件事关涉的地方多，只如高祖鸿门宴一事，本纪与张良、灌婴等人的列传互相记载，而且意思详尽，读起来使人心地欢畅融洽，便记得住。《资治通鉴》则一处说完便罢，简直没有办法，只有有记性的人才能读得。”又问：“胡寅的《资治通鉴举要补遗》（致堂管见），刚得到时很喜欢。后来见张栻（南轩）集中说：‘弊病败坏不可言说。’又认为它是专为秦桧而设的。难道有谈论天下之理而专为一人而设的吗！”朱子说：“尽有好处，只是好恶不能互相掩盖罢了。”问者说：“只如第一章论三晋之事，人多不以为然。从现在看来，只是效法司马光罢了。”朱子说：“确实是效法。但如周王不分封诸侯，也没有个出场。”

读史应当观察大的伦理、大的机会、大的治乱得失。

凡是观看书籍史传，只有是与不是。观看其是，求其不是；观看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能看出义理。寿昌。

史书且如此看读去，等知道首尾稍微熟悉后，再下手去理会。读书都是这样。

读史有不可理解的地方，记下来等去问人，便且读有时读到别处，撞着有文义与此相关，便自然明白了。

问读史的方法。朱子说：“只是用自家的义理去判断。大概自汉朝以来，只是私意，其间有偶然相合的地方罢了。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概。范祖禹的《唐鉴》也是此法，然而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而能像他那样，也就得了。”

读史也容易看出作史者的意思，后面成败的地方，他都在前面把意思说出来了。如陈蕃杀宦官，只要读前面，许多疏漏脱节都可见了。“甘露”之事也是如此。

问芝：“史书记得熟吗？苏颂丞相看史，都在手上轮得。他那资质直是会记。”芝说：“也是因为多忘。”朱子说：“正因为如此，也须大约记得某年有什么事，某年有什么事。才记不起，无缘会得透彻融洽。”芝说：“正因为是不透彻融洽。”朱子说：“应该看两件。且看一件，若两件是四百字，先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人读史书，关键处须要背得，才行。如读《汉书》，高祖辞别沛公处，义帝派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次游说汉王处，与史赞过秦论之类，都要背得，方是。若只是粗略看过，心下似有似无，能济得什么事！读一件书，须心心念念只在这书上，让它彻头彻尾，读教精熟，这说的是什么，那说的是什么，这说相同处是什么，不同处是什么，安有不长进！而今人只办得十天读书，低着头不与闲事，管保便不同。莫说十天，只读得一日，便有功验。人若能办得十来年读书，世间什么书读不了！现在你们自正月初一至腊月三十日，管保无一日专心致志在书上。”又说：“人做事，须是专一。且如张旭学习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领悟。若不是他专心致志，如何会领悟！”

杨志之患读史没有记性，须三五遍方记得，而后又忘了。朱子说：“只是一遍读时，须用功，当作分别计，止此更不再读，便记得。有一位士人，读《周礼》疏，读第一板完毕，就烧了；读第二板，又烧了；便当作焚舟计。若起初且草草读一遍，打算三四遍读，便记不牢。”又说：“读书须是有精力。”至之说：“也须是聪明。”朱子说：“虽是聪明，也须是静，方能运得精神。从前见延平说：‘罗先生解《春秋》也浅，不似胡文定。后来随人进入广东，在罗浮山住三两年，去那里心静须看得较透。’淳录说：‘那里静，必做得工夫有长进处。只是回来道死，不及叩问。’我起初疑惑解《春秋》，干心静什么事，后来才明白。盖静则心虚，道理方能看得出。”义刚说：“前辈也多是在背后处做几年，方才成功。”朱子说：“也有不这样的。如明道自二十岁及第，一向出来做官司，自恁地便好了。”

朱子语类卷第十二

学六

持守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