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七
，动是月十日不能得了，所差又即是眼前人。赵丞相在位，甚有意要去此等弊，然十不能去一二，可见上下皆然。」太祖时公案，乃是蜀中一州军变，复申来乞差管摄军马。枢密院具已经差使使臣，及未经差使姓名，内一人姓樊。注云：「樊爱能孙。只有一人」。注：「此人清廉可使」。太祖就此人姓上点一点，就下批四字云：「只教他去。」后面有券状云：「杂随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批其下云：「只带两人去。」「小底二人，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小紫骝马一疋，并鞍辔。」太祖又批其下云：「不须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又乞下铨曹，作速差知州，后面有铨曹拟差状。约只隔得一二日，又有到任申状。其兵马监押纔到时，其知州亦到了。其行遣得简径健速如此！
译（如果）调动，这个月十日就不能得到了，所派遣的又正是眼前的人。赵丞相在位时，很有意要去除这类弊端，然而十件中也去除不了一两件，可见上下都是如此。太祖时的公案，是蜀中一个州发生军变，再次上奏请求派遣官员管理军队。枢密院详细列出了已经派遣的使臣，以及尚未派遣的姓名，其中有一人姓樊。注解说：“樊爱能的孙子。只有这一人”。又注：“此人清廉，可以派遣”。太祖在这个人的姓氏上点了一下，就在下面批了四个字说：“只让他去。”后面有券状写着：“杂役随从四人，某甲某乙。”太祖又在其下批道：“只带两人去。”“小童二人，某童某童，大紫骝马一匹，连同鞍辔；小紫骝马一匹，连同鞍辔。”太祖又在其下批道：“不需要带紫骝马，只骑骝马去。”又请求铨曹尽快派遣知州，后面有铨曹拟任的状子。大约只隔了一两天，又有到任的申报状子。那兵马监押刚到，那知州也到了。其处理事务如此简便快捷！
秀才好立虚论事，朝廷纔做一事，哄哄地哄过了，事又只休。且如黄河事，合即其处看其势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哄，河东决西决。扬录云：「害几多了，此中论要导向处亦未住。凡作一事皆然。汉时在上重，唐亦多为虚论所沮。如宪宗讨蔡，不是宪宗，如何做得！刺武元衡，伤裴度，宪宗决为之，乃成」。凡作一事皆然。太祖当时亦无秀才，全无许多闲说。只是今日何处看修器械，又明日何处看习水战，明日何处教阅。日日着实做，故事成。
问：「开宝九年，不待踰年而遂改元，何也？」曰：「这是开国之初，一时人材粗疏，理会不得。当时艺祖所以立得许多事，也未有许多秀才说话牵制他。到这般处，又忒欠得几个秀才说话。」
太宗真宗朝
才卿问：「秦汉以下，无一人知讲学明理，所以无善治。」曰：「然。」因泛论历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每日看太平广记数卷，若能推此心去讲学，那里得来！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于为治，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治之事。只是资质慈仁，却不甚通晓用人，骤进骤退，终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国，后来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缘它至诚恻怛，故能动人如此。」
气有盛衰，盛时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觉。真宗时，辽人直至澶州，旋又无事，亦是气正盛。靖康时，直弄得到这般田地！前汉如此之盛，至光武再兴，亦只得三四分。后来一切扶不起，亦气衰故。
仁宗朝
问：「章献不如宣仁。然章献辅仁宗，后来却无事。」曰：「亦是仁宗资质好。后来亦是太平日久，宫中太宽。如雇乳母事，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献。」
英宗朝
亚夫问「濮议」。曰：「欧公说不是，韩公曾公亮和之。温公王珪议是。范镇吕晦范纯仁吕大防皆弹欧公。但温公又于濮王一边礼数太薄，须于中自有斟酌可也。欧公之说断不可。且如今有为人后者，一日所后之父与所生之父相对坐，其子来唤所后父为父，终不成又唤所生父为父！这自是道理不可。试坐仁宗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过焉，终不成都唤两人为父！直缘众人道是死后为鬼神不可考，胡乱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时仁宗有诏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犹朕之子也。』此甚分明，当时只以此为据足矣。」亚夫问：「古礼自何坏起？」曰：「自定陶王时已坏了。盖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为礼，兄弟不得相入庙，乃立定陶王，盖子行也。孔光以尚书盘庚殷之及王争之，不获。当时濮庙之争，都是不争好。好读古礼，见得古人意思，为人后为之子，其义甚详。」
「濮议」之争，结杀在王陶击韩公，蒋之奇论欧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议，似亦未为允当。其后无收杀，只以濮国主其祀。可见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本朝许多大疑礼，都措置未得。如濮庙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继大统，后只令嗣王奉祭祀，天子则无文告。
神宗朝
神宗锐意为治，用人便一向倾信他。初用富郑公，甚倾信。及论兵，郑公曰：「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郑公只要不做，说不合。后来倾信王介甫，终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着，费了无限财谷，杀了无限人，残民蠹物之政，皆从此起。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审，便命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归朝廷，又发兵去迎归，多少费力！熙河之败，丧兵十万，神宗临朝大恸，自得疾而终。后来蔡京用事，又以为不可弃，用兵复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启之，遂至中朝倾复。反思郑公之言，岂不为天下至论！
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头头做得不中节拍。如王介甫为相，亦
译秀才喜欢树立空泛的议论，朝廷才做一件事，闹哄哄地争论一番就过去了，事情也就罢了。比如黄河的事，应当去实地查看地势如何，却整天只在朝廷上吵嚷，说河东决口还是河西决口。扬录说：“危害几乎很多了，其中关于导向的议论也未停止。凡是做一件事都是这样。汉代在上位者重视，唐代也多被空泛的议论所阻挠。比如宪宗讨伐蔡州，如果不是宪宗，怎么做得成！刺杀武元衡，伤害裴度，宪宗决心去做，才成功。”凡是做一件事都是这样。太祖当时也没有秀才，完全没有这么多闲话。只是今天在哪里看修理器械，明天在哪里看练习水战，后天在哪里检阅军队。天天切实地做，所以事情成功。
问：“开宝九年，不等过完一年就改元，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处理不了。当时艺祖之所以能建立这么多功业，也是因为没这么多秀才说话牵制他。到了这种地步，又太缺少几个秀才说话了。”
太宗真宗朝
才卿问：“秦汉以后，没有一个人懂得讲学明理，所以没有好的治理。”回答说：“是的。”于是泛论历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时期，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太宗每天看几卷《太平广记》，如果能推展这种心意去讲学，哪里会这样！不过是写字作诗，君臣之间靠这个打发日子而已。真宗东封西祀，耗费数以万计，没做成一件事。仁宗有意于治理，不肯安于小成，要做极好的治理。只是资质慈爱仁厚，却不甚通晓用人，提拔和罢免都很突然，终究没做成一件事。然而百姓把他当作父母一样拥戴。契丹起初欺凌中国，后来却信服仁宗的德行，这也是慈爱仁厚的效果。因为他至诚恻隐，所以能如此动人。”
气运有盛衰，盛的时候即使做得不对，也不大会察觉。真宗时，辽人一直打到澶州，随即又没事，也是气运正盛。靖康时，竟然弄到这种地步！前汉如此兴盛，到光武中兴，也只得到三四分。后来一切扶持不起，也是气运衰微的缘故。
仁宗朝
问：“章献太后不如宣仁太后。然而章献辅佐仁宗，后来却没有出事。”回答说：“也是仁宗资质好。后来也是太平日子久了，宫中太宽松。比如雇佣乳母的事，宣仁不知道，这件事就反而不如章献。”
英宗朝
亚夫问“濮议”。回答说：“欧阳修说得不对，韩琦、曾公亮附和。司马光、王珪的议论是对的。范镇、吕晦、范纯仁、吕大防都弹劾欧阳修。只是司马光对濮王一边的礼数太薄，应当在中间自有斟酌才可以。欧阳修的说法绝对不行。况且如今有为人后嗣的，一天所后之父与所生之父相对而坐，他的儿子来叫所后之父为父，难道又呼叫所生之父为父吗？这自然是道理不允许。试着让仁宗坐在这里，也让濮王坐在这里，让英宗经过，终究不能都呼叫两人为父！只是因为众人说死后成为鬼神无法考证，胡乱称呼都不妨碍，都不思考道理不允许这样。先前仁宗有诏书说：‘朕的皇兄濮安懿王之子，如同朕的儿子一样。’这很分明，当时只以此为据就够了。”亚夫问：“古礼从什么时候坏起？”回答说：“从定陶王时就已经坏了。大概成帝不立弟弟中山王，认为合乎礼，兄弟不能互相入庙，于是立定陶王，因为是子行。孔光用尚书《盘庚》篇中殷王争位的事来争辩，没成功。当时濮庙之争，都是不争好。好好读古礼，能明白古人的意思，为人后嗣就是为人之子，其义理很详细。”
“濮议”之争，关键在于王陶攻击韩琦，蒋之奇论劾欧阳修。伊川先生代彭中丞上奏议论，似乎也不恰当。后来没有收场，只以濮国主持祭祀。可见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本朝许多大的疑难礼制，都处理得不好。比如濮庙事，英宗以皇伯之子入继皇位，后来只让嗣王奉祭祀，天子则没有文告。
神宗朝
神宗锐意治理，用人就一向完全信任他。起初用富弼，非常信任。等到讨论用兵，富弼说：“希望陛下二十年不要说出‘用兵’两个字。”神宗只想做，富弼只想不做，说不合。后来完全信任王安石，终究是因为这个毛病。一直喜欢用兵，用得又不恰当，耗费了无数财粮，杀了无数人，残害百姓、损害事物的政策，都从这里开始。西番小小骚扰边境，只是打一阵退兵就行了，却去深入侵犯他们的疆界，才夺得鄯州等空城，就奏捷。朝廷不审慎，就任命官员发兵去守，依旧只是空城。城外都是番人，及至不能归附朝廷，又发兵去迎接归来，费了多少力气！熙河之败，丧失士兵十万，神宗临朝大哭，从此得病而死。后来蔡京用事，又认为不可放弃，用兵又不顺利，又事幽燕，这也是从神宗开始的，于是导致中朝倾覆。反思富弼的话，难道不是天下的至理名言吗！
神宗极其聪明，对天下事没有不通晓的，真是世上少有的君主，只是每件事都做得不合节拍。比如王安石为相，也
是不世出之资，只缘学术不正当，遂误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里得来！此亦气数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卓。
译这是千载难逢的资质，只因为学术不正，于是误导了天下。假使神宗得到一位真正的儒者并加以任用，哪里会有这样的局面！这也是气数使然。天地生出这样的人，便有所偏颇了。可惜！可惜！卓。
神宗大概好用生事之人。如吴居厚在京西，括民买镬，官司铸许多镬，令民四口买一，五口则买二。其后民怨，几欲杀之，吴觉而免，然卒称旨。其后如蔡京欲举行神宗时政，而所举行者皆熙宁之政，非元丰神祖自行之政也。故了翁摭摘其失，以为京但行得王安石之政，而欺蔽不道，实不曾绍复元丰之政也。
神宗事事留心。熙宁初辟阔京城至四十余里，尽修许多兵备，每门作一库，以备守城。如射法之属，皆造但造得太文，军人[戋刂]地不晓。
熙宁作阵法，令将士读之。未冢杀时，已被将官打得不成模样了。
论及木图，云：「神宗大故留心边事。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
神宗理会得文字，极喜陈殿院师锡，建人。文。尝于太学中取其程文阅之，每得，则贮之锦囊中。及殿试编排卷子奏御，神宗疑非师锡之文。从头阅之，至中间，见一卷子，曰：「此必陈某之文也。」寘之第三。已而果然。儒用。
温公日录中载厚陵事甚详。林子中杂记载裕陵事甚详。
哲宗朝
哲宗常使一旧桌子，不好。宣仁令换之，又只如此在。问之，云：「是爹爹用底。」宣仁大恸，知其有绍述意也。又刘挚尝进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常常喻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与孙子说，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见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衔之。绍述虽是其本意，亦是激于此也。
哲宗春秋尚富，平日寡言。一旦讲筵说书，至「乂用三德」，发问云：「只是此三者，还更有？」这也问得无情理。然若有人会答时，就这里推原，却煞有好说话。当时被忽然问后，都答不得。
绍圣四年，长安民家得秦玺，改元元符。是时下公卿杂议，莫有知者。李伯时号多识，辨其果秦玺，遂降八宝赦。
徽宗朝
钦圣当时谕宰执，有废刘再立孟之意，曾子宣两存之。后蔡京以曾欲废刘，治之。蔡为相，弟卞为枢密，入文字，谓任伯雨曾谓臣欲谋废宣仁，臣无此事。欲案治，遂治任伯雨。其它一二十人，当时言事官不及此事者，亦因以治之。
徽庙初，上蔡初召，上殿问对语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诚。遂退，只求监局之类去。或谓建中年号与德宗同，不佳。上蔡云，恐亦不免一播。后下狱，事不知。
徽宗因见星变，即令卫士仆党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来炒。」明日，蔡以为言，又下诏云：「今虽仆碑，而党籍却仍旧。」
蔡京谋取●鄯，费四千万缗！
今看着徽宗朝事，更无一着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着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着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尝试思之，无着可下手。事弄得极了，反为虏人所持。当初约女真同灭契丹。既女真先灭了契丹，王师到日，惟有空城，金帛子女，已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库问女真换此空城。又以岁币二百万贯而为每岁定额。是时帑藏空竭，遂敛敷民间，云免百姓往燕山打粮草，每人科钱三十贯，以充免役之费。民无从得钱，遂命监司、郡守亲自征督，必足而后已。亦煞得钱，共科得六百余万贯，然奉虏亦不多，恣为用事者侵使，更无稽考。及结局日，任事者遂焚簿历，朝廷亦不问。又，契丹相郭药师以常胜军来降，朝廷处之河北诸路近边塞上。后又有契丹甚人来降，亦有一军名义胜军，亦处之河北诸路，皆厚廪给。是时中国已空竭，而边上屯戍之兵，饩廪久绝，饥寒欲死，而常胜义胜两军安坐而享厚禄。故中国屯戍之兵数骂詈之云：「我为中国战斗守御几年矣，今反受饥寒。汝辈皆降番，有何功？而享厚俸！」久之，两边遂相杀。及后来虏入中国，常胜义胜两军先往降之。二军散处中国，尽知河北诸路险要虚实去处，遂为虏乡导，长驱入中原！又，徽宗先与阿骨打盟誓，两边不得受叛降。中国虽得契丹空城而无一人，又远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飞刍转饷，不胜
译神宗大概喜欢任用好生事端的人。比如吴居厚在京西路任职时，搜括百姓购买铁锅，官府铸造了许多铁锅，命令百姓四口之家买一口，五口之家买两口。后来百姓怨恨，几乎要杀他，吴居厚察觉后得以逃脱，但最终仍称旨意。后来像蔡京想要推行神宗时的政令，而他推行的都是熙宁年间的政令，并非元丰年间神宗亲自推行的政令。所以了翁摘取他的过失，认为蔡京只是推行了王安石的政令，欺瞒蒙蔽、不守正道，实际上并没有继承恢复元丰年间的政令。
神宗对每件事都留心关注。熙宁初年，扩建京城达四十多里，全面修缮各种军事防备，每个城门设一个仓库，以备守城之用。像射法之类，都制定了过于繁琐的条文，军人在地面上根本不懂。
熙宁年间制定阵法，命令将士阅读。还没等到上阵杀敌时，已经被将官打得不成样子了。
谈到木图时说：“神宗非常留心边防事务。自古以来的君主哪有像他这样留心的！”
神宗通晓文辞，极喜欢陈师锡，他是建州人，擅长文章。神宗曾在太学中取他的考试文章阅览，每当得到好文章，就把它收藏在锦囊中。等到殿试编排试卷呈报给皇帝时，神宗怀疑那不是陈师锡的文章。从头阅览，看到中间，见到一卷文章，说：“这一定是陈师锡的文章。”把它排在第三名。后来果然如此。
司马光的日记中记载厚陵的事非常详细。林子中的杂记中记载裕陵的事非常详细。
哲宗朝
哲宗经常使用一张旧桌子，不好用。宣仁太后命令换掉，他还是只用这张。问起原因，他说：“这是父亲用过的。”宣仁太后大哭，知道他有继承神宗遗志的意思。又刘挚曾经进呈君子和小人的名单，想让宣仁太后常常告诫哲宗让他知道。宣仁太后说：“我常跟孙子说，但他还没明白。”宣仁太后也是看到他这样，所以都不肯放手，哲宗非常怨恨他们。继承神宗遗志虽然是他本来的意思，也是由此激发的。
哲宗年纪尚轻，平时少言寡语。有一天在讲筵上讲书，讲到“乂用三德”，发问说：“只是这三者，还有别的吗？”这问得毫无情理。然而如果有人会回答，从这里推究本源，却有很多好话说。当时被忽然一问后，都回答不上来。
绍圣四年，长安百姓家中得到秦玺，改元元符。这时公卿杂议，没有人知道。李伯时号称见识广博，辨别出这确实是秦玺，于是颁布八宝赦令。
徽宗朝
钦圣太后当时告诉宰相和执政大臣，有废黜刘氏、立孟氏的意思，曾子宣主张两方都保留。后来蔡京以曾子宣想要废黜刘氏为由，治他的罪。蔡京任宰相，他的弟弟蔡卞任枢密使，上奏章说任伯雨曾说臣想要谋废宣仁太后，臣没有这件事。想要查办，于是治任伯雨的罪。其他一二十人，当时言事官没有涉及此事的，也借此治罪。
徽宗初年，上蔡先生初次被召见，上殿问答的话不少。然而上蔡先生说，大多不真诚。于是退下，只求去监管局之类的地方任职。有人说建中年号与德宗相同，不好。上蔡先生说，恐怕也难避免一次播迁。后来下狱，事情不知详情。
徽宗因为见到星象变异，立即命令卫士推倒党人碑，说：“不要等到明天，引得蔡京又来炒作。”第二天，蔡京以此进言，又下诏说：“现在虽然推倒了碑，但党籍却依旧。”
蔡京谋取鄯州，耗费四千万缗钱！
现在看徽宗朝的事，没有一个举措是对的。古代大国的君主尚有一两个举措是对的，但大势已不可支撑。那时连一个小举措都没有对的，即使没有敌人的猖獗，也不能安定。以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有伊尹、吕尚那样的人才，能扭转吗？恐怕也不能扭转。试着思考一下，没有可以下手的举措。事情弄到了极点，反而被敌人所控制。当初约定女真共同灭掉契丹。既然女真先灭了契丹，王师到达时，只有空城，金银财宝和妇女，已被女真席卷而去，于是耗尽府库向女真换取这些空城。又以每年二百万贯的岁币作为每年的定额。这时国库空虚，于是向民间征收，说免除百姓去燕山运送粮草，每人征收三十贯钱，以充免役的费用。百姓无处弄钱，于是命令监司、郡守亲自征督，必须足额才停止。也征收了很多钱，共征收六百余万贯，然而供奉敌人的也不多，任意被当权者侵吞使用，更无稽查考核。等到结束时，当权者于是焚烧账簿，朝廷也不过问。又，契丹宰相郭药师率领常胜军来投降，朝廷安置他们在河北各路靠近边塞的地方。后来又有契丹人来投降，也有一支军队名义胜军，也安置在河北各路，都给予丰厚的粮饷。这时中原已经空虚，而边上的屯戍士兵，粮饷久已断绝，饥寒欲死，而常胜、义胜两军安坐享受厚禄。所以中原屯戍的士兵多次辱骂他们说：“我为中原战斗守御多年了，现在反而遭受饥寒。你们都是投降的番人，有什么功劳？却享受厚俸！”久而久之，两边于是互相残杀。等到后来敌人入侵中原，常胜、义胜两军先前往投降。两军分散在中原，完全知道河北各路险要虚实的去处，于是为敌人做向导，长驱直入中原！又，徽宗先与阿骨打结盟发誓，双方不得接受叛降。中原虽然得到契丹的空城而没有一人，又远调中原的士兵去守卫，运送粮草，不胜
其扰。又，契丹败亡余将，数数引兵来降，朝廷又皆受之，盖不受又恐其为盗。虏人已有怨言。又虏中有张者，知平州，欲降，徽宗亲写诏书以招之。中间路往，又为虏所得，而张已来降矣。虏益怨。又，契丹亡国之主天祚者，在虏中。徽宗又亲写招之，若归中国，当以皇兄之礼相待，赐甲第，极所以奉养者。天祚大喜，欲归中国，又为虏所得。天祚故为虏人所杀。由是虏人大怒，云：「始与我盟誓如此，今乃写诏书招纳我叛亡！」遂移檄来责问，檄外又有甚檄文，极所以骂詈之语，今实录中皆不敢载。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张来，不柰何，斩其首与虏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启其轻侮之心。然阿骨打却乖，他常以守信义为说。其诸将欲请起兵问罪，阿骨打每不可，曰：「吾与大宋盟誓已定，岂可败盟！」夷狄犹能守信义，而吾之所以败盟失信，取怒于夷狄之类如此！每读其书，看得人头痛，更无一版有一件事做得应节拍。卓。
译这又是一种扰乱。此外，契丹败亡后的残余将领，屡次率领军队前来投降，朝廷也都接受了他们，大概是因为如果不接受，又担心他们成为盗贼。金人对此已有怨言。
再者，金人中有个叫张的，担任平州知州，想要投降，徽宗亲自写诏书去招降他。中途送信的人被金人抓获，而张此时已经来降了。金人的怨恨更加加深。
还有，契丹亡国的君主天祚帝，当时在金人控制之下。徽宗又亲自写诏书招降他，说如果回到中原，将用对待皇兄的礼节来接待他，赐予豪宅，极尽奉养之能事。天祚帝非常高兴，想要归顺宋朝，却又被金人抓获。天祚帝最终被金人杀害。
因此金人大怒，说：“起初与我们盟誓是这样的，现在却写诏书招纳我们的叛逃者！”于是发送檄文来责问，檄文之外还有更严厉的檄文，极尽辱骂之词，现在的实录中都不敢记载。
徽宗非常恐惧，于是召张来到，无可奈何之下，斩下他的首级送给金人。又想办法辩解天祚帝之事，于是开启了金人轻侮宋朝之心。
然而阿骨打却很狡黠，他常常以守信义为说辞。他的众将请求起兵问罪，阿骨打每次都不同意，说：“我与大宋的盟誓已经确定，怎么可以破坏盟约！”
夷狄尚且能守信义，而我们破坏盟约、失去信用，招致夷狄愤怒的原因竟是这样！
每次读这些记载，看得人头痛，没有一页有一件事做得合乎节拍的。
宣和内禅，惟有吴敏有中桥居士记录，说得最详。
老内侍黄节夫事徽宗，言道人林灵素有幻术，其实也无。如温革言见鬼神者，皆稗官，某不曾见。所作天人示现记，皆集众人之妄。吏部亲见节夫，闻其言如此。
钦宗朝
渊圣即位时，日重晕相轧。太袓陈桥即位时亦然。渊圣即位三四日后，昏雾四塞，岂耿南仲邪说有以蒙蔽之乎？
「钦宗勤俭慈仁，出于天资。当时亲出诏答，所论事理皆是。但于臣下贤否邪正辨别不分明，又无刚健勇决之操，纔说着用兵便恐惧，遂致播迁之祸，言之使人痛心！如诏旨付主帅论用兵事，亦尽有商量处置。但其后须有『更当子细，不可误事』之语。又尝在李先生家药方册子上见个御笔，其册子是朝廷纸做，乃是当时议臣中有请授祖宗科举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冯澥辈又论神宗法制当绍述，不可改。故降御笔云：『昨来因议臣论奏，失于不审，遂行出。今得师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旨挥，更不施行。』当时只缘绍述做得如此了，犹且不悟。故李伯纪煞与钦宗论说，但却不合。因纲罢，而太学生及军民伏阙乞留之，自后君臣遂生间隙，疑其以军民胁己。方围闭时，降空名告身千余道，令其便宜补授，其官上至节度使。纲只书填了数名小使臣，余者悉缴回；而钦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渐不可长』之语。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广曰：「自汉唐来，惟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故议论胜而功名少。」曰：「议论胜，亦自仁庙后而蔓衍于熙丰。若是太祖时，虽有议论，亦不过说当时欲行之事耳，无许多闲言语也。」
靖康所用，依旧皆熙丰绍圣之党。钦宗欲褒赠温公范纯仁，以畏徽庙，遂抹「纯仁」字，改作「仲淹」，遂赠文正太师。
言定靖康之祸，曰：「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佑间，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动。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与较，亦不敢施设一事，方得天下稍宁。积而至于靖康，一旦所为如此，安得天下不乱！」
高宗朝
二圣北狩时，遣曹真中道归。于背心生领上写云：「可便即真，来救父母！」
胡明仲初召至扬州，久之未得对。忽闻邻居有一卫士语一卫士云：「今夜次第去了。」胡闻之，急去问之。云：「官家亦去。」胡只闻得一句，便归叫仆籴数斗米，造饭裹囊，夜出候城门。暗中见数骑出，谓上也，遂出。逐后得舟渡江，乃见一人拥毡坐石上，乃上也。
渡扬州时，煞杀了人，那不得过来底切骨怨。当时人骨肉相散失，沿路皆帖榜子，店中都满，树下都是。这边却放得几个宦者恁地！一日，康履与诸宦者出观潮，帐设塞街，军人皆愤惋不平，后成苗刘之变。王渊也是善战，然未为有大功，不及当时诸老将，一旦签书枢密，人皆不服。一日早，只见街上哄哄地，人不敢开门。从隙中窥，但见人马皆满路，见苗傅左手提得王渊头，右手提一剑以徇众。少顷，尽宦官者，逃在人家夹壁中底，也一齐捉出来杀。朱胜非却也未为大乖，当时被苗刘做得来可畏了，不柰何，只得且隐忍去调护他。却未几而义兵至，这事便都休了。是他无状时，不合说他调护甚有功，被义兵来，[戋刂]地坏了他事。是他要自居其功，这个却乖。当时若不杀了苗刘，也无了当。他若尚在那里，终是休不得。
「苗傅乃一愚夫。刘正彦本文士，先欲投中官唐某。唐云：『子乃文臣，吾其如子何？子换武而来，乃可。』刘既换武，唐不顾之，专主王渊，正彦遂鼓扇傅。是时命渊签书，武将皆愤怒，故起此祸。张魏公在平江，汤东野作守，有传云书到。汤访于魏公。公云，可遣一识文理人先去拆看，乃遣教受行，果明受赦。是时恐诸军变，魏公乃与汤商量，先搬出犒赏钱，使人将旧赦书于楼上宣之。既而韩世忠军至，遂同谋起兵。吕丞相在建康，推为盟主。」问：「朱丞相之功如何？」曰：「在城中亦只得如此。但设有它变，渠
译宣和年间徽宗禅位给钦宗，只有吴敏的《中桥居士录》记载得最为详细。
老内侍黄节夫侍奉徽宗时，说道人林灵素有幻术，其实并没有。像温革说能见鬼神之类的话，都是野史稗官的记载，我未曾见过。他所写的《天人示现记》，都是收集众人的妄言。吏部亲眼见到黄节夫，听他说了这些话。
钦宗朝
钦宗即位时，太阳周围有重晕相互挤压。太祖在陈桥即位时也是这样。钦宗即位三四天后，昏暗的雾气四面堵塞，难道是耿南仲的邪说蒙蔽了皇帝吗？
“钦宗勤俭慈仁，出于天性。当时亲自起草诏书答复，所论事理都是对的。只是对于臣下贤良与否、邪正如何辨别不分明，又没有刚健勇决的操守，一提到用兵就恐惧，于是招致流亡播迁的祸患，说起来让人痛心！比如诏旨交给主帅讨论用兵之事，也都有商量处置。但后面总要有‘更当仔细，不可误事’的话。又曾在李先生家的药方册子上看到一道御笔，那册子是用朝廷纸做的，当时议臣中有请求授予祖宗科举之法的，皇上已经同意了。第二天，耿南仲、冯澥等人又议论神宗的法制应当继承，不可更改。所以降下御笔说：‘近来因为议臣论奏，失于不审慎，于是发出。现在得到师傅大臣的话，深合我的心意。所有先前降下的旨意，不再施行。’当时只因为‘绍述’做得如此了，尚且不醒悟。所以李伯纪极力与钦宗论说，但却不合心意。因为李纲被罢免，太学生及军民伏阙请求留任他，从此君臣之间便产生隔阂，怀疑李纲用军民胁迫自己。正当被围困时，降下空名告身一千多道，让他便宜补授，官职高至节度使。李纲只填写了几个小使臣，其余的都缴回；而钦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渐不可长’的话。这样，教人如何做事？”广说：“自汉唐以来，只有本朝臣下最难做事，所以议论多而功名少。”说：“议论多，也是从仁宗之后蔓延到熙宁、元丰年间。如果是太祖时，虽有议论，也不过是说当时想要实行的事情罢了，没有这么多闲言语。”
靖康年间所用的人，依旧都是熙宁、元丰、绍圣年间的党羽。钦宗想要褒赠温公范纯仁，因为畏惧徽宗，于是抹去“纯仁”二字，改作“仲淹”，于是赠予文正太师。
谈到靖康之祸，说：“本朝全盛之时，如庆历、元佑年间，只是共同扶持这个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变动。被夷狄侮辱，也只忍受，不敢较量，也不敢施设一事，才使得天下稍微安宁。积累到靖康年间，一旦所为如此，怎能不天下大乱！”
高宗朝
两宫北狩时，派遣曹真中途归来。在背心的领子上写着：“可便即真，来救父母！”
胡明仲初被召到扬州，很久没有得到面见。忽然听到邻居有一个卫士对一个卫士说：“今夜依次离开了。”胡明仲听到后，急忙去询问。回答说：“官家也要走。”胡明仲只听到这一句，便回去叫仆人买几斗米，做饭包在袋子里，夜里出城等候城门。黑暗中看见几骑马出城，说是皇上，于是出城。随后得到船渡江，才看见一个人披着毡子坐在石头上，原来是皇上。
渡过扬州时，杀了很多人，那些过不来的人刻骨怨恨。当时人们骨肉离散，沿路都贴满告示，店里都满了，树下都是。这边却放走几个宦官这样！一天，康履与诸宦官出城观潮，帐幕堵塞街道，军人都愤恨不平，后来酿成苗刘之变。王渊也是善于作战，但未曾有大功，不及当时的诸老将，一旦签书枢密院，人们都不服。一天早上，只见街上哄哄地，人们不敢开门。从缝隙中窥视，只见人马满路，看见苗傅左手提着王渊的头，右手提着一剑向众人示众。不久，宦官们，逃在人家夹壁中的，也一齐捉出来杀。朱胜非倒也没有大错，当时被苗刘做得令人畏惧了，无可奈何，只得暂且隐忍去调护他们。但不久义兵到了，这事便都结束了。是他无状时，不该说他调护很有功劳，被义兵来，彻底坏了他事。是他要自居其功，这却错了。当时若不杀了苗刘，也没有了结。他若尚在那里，终究是休不得。
“苗傅乃一愚夫。刘正彦本是文士，先前想投靠宦官唐某。唐某说：‘你是文臣，我能把你怎么样？你换成武职再来，才行。’刘正彦既换成武职，唐某不顾他，专主王渊，刘正彦于是鼓动苗傅。这时任命王渊签书，武将们都愤怒，所以起此祸。张魏公在平江，汤东野生任太守，有传言说文书到了。汤东野向张魏公询问。张魏公说，可派一个识文理的人先去拆看，于是派遣教受行，果然明白受赦。这时恐怕诸军生变，张魏公于是与汤东野商量，先搬出犒赏钱，让人拿着旧赦书在楼上宣告。不久韩世忠军到，于是同谋起兵。吕丞相在建康，被推为盟主。”问：“朱丞相的功劳如何？”说：“在城中也只能这样。但设有其他变故，他……”
亦不能死要之，亦有功。」其后苗刘出走，到临平，为魏公等所败。朱乃全讳此一节，未是。今朝天门乃是其所造。隆佑自禁中乘轿以出。金人陷京师，亦取隆佑，适瑶华失火，步归孟氏，得免。」
译也不能以死相争，也有功劳。”后来苗、刘二人出逃，到达临平，被魏公等人击败。朱全隐瞒这一节，是不对的。今天的天门是他所建造。隆佑太后从宫中乘轿而出。金人攻陷京城，也捉拿了隆佑太后，恰逢瑶华宫失火，她步行回到孟氏家中，得以幸免。
苗傅并一姓张人，不记其名，乃教苗起事人，走至武夷新村，张谕人捉之。苗衔之，遂言于捉者曰：「某却是苗太尉。然今捉某却是张，则汝功已被张分之矣。」捉者即杀张。时韩世忠收范汝为，尚在建州。韩欲得苗，而其人乃解送建守李。李送行在。韩势盛，遂入文字，以苗为某得，被其人夺了。其捉人遂遍管，建守亦罢官，其功遂为韩所攘。文字所载，皆言韩收苗，但此中人知之。以此知天下事多如此，文字上如何可全信！又云：「刘正彦结王渊，王渊结康。便更宦者，其事皆正彦教苗为之。」
高宗行达会稽，楼寅亮待次某县丞，寓会稽村落中，出奏书乞建储。高宗时年二十六七，大喜，即日除监察御史，遣黄院子怀敕牒物色授之。中使至其家，家人闻仓卒有圣恩，以为得罪且死，相与环泣。寅亮出，使者自怀中出敕命，寅亮拜受，与使者俱诣行在所。此事国史不载。先生尝欲闻于太史，俾之编入而不果，每以为恨。
楼寅亮明州人。太上朝入文字云：「自太宗传子之后，至今太祖之后有类庶姓者。今虏未悔过，中原未复云云，乞立太祖后承大统。」太上喜，遂用楼为察院。
曾光祖论及中兴遗史载孟后过赣州时事，与乡老所传甚合。云，太后至城中，遭某贼放火，城中且救火，连日不止，城外又有一队贼来围了城。曰：「其时也是无策。虏人是破了潭州后，过来分队至诸州，皆是缘港上来。太后先至洪州时，此间王修撰在彼作帅，觉得事势不是，遂白扈驾执政，太后乃去。后三四日，虏果至，王乃走。城中百姓相率推一大寄居作首而降虏。进贤姓傅者言是李侍郎。」曰：「不必更说他名字。」又曰：「信州先降虏。抚州守姓王，闻信守降，亦降。」
先生脚疼卧息楼下，吟咏杜子美古柏行三数遍。贺孙侍立。先生云：「偶看中兴小记，载勾龙如渊入争和议时言语。若果有此言，如何夹持前进，以取中原？最可恨者，初来魏公既勉车驾到建康，当绍兴七年时，虏王已篡。高庆裔、粘罕相继或诛或死。刘豫既见疑于虏，一子又大败而归，北方更无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吕祉事见黜，赵丞相忽然一旦发回跸临安之议？一坐定着，竟不能动，不知其意是如何！」因叹息久之云：「为大臣谋国一至于此，自今观之，为大可恨！若在建康，则与中原气势相接，北面顾瞻，则宗庙父兄生灵涂炭，莫不在目，虽欲自已，有不能自已者。惟是转来临安，南北声迹寖远，上下宴安，都不觉得外面事，事变之来，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未回跸时，胡文定公方被召，沿江而下。将去，闻车驾已还临安，遂称疾转去。看来若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来，做得甚事！是时有陈无玷者，字筠叟，在荆鄂间为守，闻车驾还临安，即令人赍钱酒之属，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给事赴召去多日。兼江面阔，船多，如何去寻得？』陈云：『江面虽阔，都是下去船。你但望见有逆水上来底船，便是给事船。』已而果然。当时讲和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只是怯惧，为茍岁月计！从头到尾，大事小事，无一件措置得是当。然到今日所以长久安宁者，全是宗社之灵。看当时措置，可惊！可笑！」
建康形势胜于临安。张魏公欲都建康，适值淮西兵变，魏公出而赵相入，遂定都临安。饶。
东南论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一望则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应处。临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视外面，殊不相应。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吴都武昌，乃今武昌县，地势迫窄，只恃前一水为险耳。鄂州正昔之武昌，亦是好形势，上可以通关陜，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若临安，进只可通得山东及淮北而已。
前辈当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虽胜似坐杭州，如在深窟里，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应接得蜀中上一边事体。看来其说也是。如今
译苗傅与一个姓张的人，不记得他的名字，正是教唆苗傅起事的人，逃到武夷新村，张谕派人捉拿他。苗傅怀恨在心，于是对捉拿的人说：“我却是苗太尉。然而现在捉拿我的是张，那么你的功劳已经被张分去了。”捉拿的人随即杀了张。当时韩世忠收服范汝为，还在建州。韩世忠想得到苗傅，而那个人却将苗傅解送给建州知州李。李将他送往皇帝行在。韩世忠势力强盛，于是上奏章，声称苗傅是自己抓获的，却被那个人夺走了。那个捉拿苗傅的人因此被罢免官职，建州知州也被罢官，那功劳于是被韩世忠侵夺。奏章上所记载的，都说韩世忠收服了苗傅，但其中内情只有知情者知道。由此可知天下的事大多如此，文字记载怎么可以完全相信！又说：“刘正彦勾结王渊，王渊勾结康。甚至宦官，这些事都是刘正彦教唆苗傅做的。”
高宗皇帝行到达会稽，楼寅亮等待任命为某县县丞，寄居在会稽的村落中，拿出奏书请求建立储君。高宗当时年纪二十六七岁，非常高兴，当天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派遣黄院子带着敕牒和物品授予他。中使到了他家，家人听说突然有圣恩，以为是要获罪且死，一起环绕哭泣。楼寅亮出来，使者从怀中取出敕命，楼寅亮拜受，与使者一起前往皇帝行在。这件事国史没有记载。先生曾经想告诉太史，让他编入史书但没有成功，常常以此为恨。
楼寅亮是明州人。太上皇朝时上奏章说：“自从太宗传位给儿子之后，到现在太祖的后代有类似庶姓的情况。现在敌人没有悔改，中原没有恢复等等，请求立太祖的后代继承大统。”太上皇很高兴，于是任用楼寅亮为察院。
曾光祖谈到中兴遗史记载孟太后经过赣州时的事，与乡间老人所传说的非常吻合。说，太后到达城中，遭遇某贼放火，城中正在救火，连续几天不停，城外又有一队贼来包围了城。说：“那时也是没有办法。敌人是在攻破潭州后，过来分兵到各州，都是沿着港口上来。太后先到洪州时，这里的王修撰在那里做主帅，觉得形势不对，于是禀告扈驾执政，太后才离开。后来三四天，敌人果然到了，王才逃走。城中百姓互相推举一个大寄居做首领而向敌人投降。进贤姓傅的人说是李侍郎。”说：“不必再提他的名字。”又说：“信州先向敌人投降。抚州知州姓王，听说信州知州投降，也投降了。”
先生脚疼卧息在楼下，吟咏杜甫的《古柏行》三四遍。贺孙侍立。先生说：“偶然看《中兴小记》，记载勾龙如渊入朝争论和议时的言语。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夹持前进，以收复中原？最可恨的是，初来魏公已经勉励车驾到达建康，当绍兴七年时，敌王已经篡位。高庆裔、粘罕相继或被杀或死。刘豫既被敌人怀疑，一个儿子又大败而归，北方更没有向南的意图。怎么魏公才因为吕祉的事被贬黜，赵丞相忽然一旦发出回跸临安的议论？一坐定，竟然不能动，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于是叹息很久说：“作为大臣谋国到了这种地步，从现在来看，非常可恨！如果在建康，那么与中原气势相接，向北顾盼，那么宗庙父兄生灵涂炭，没有不在眼前的，虽然想自己停止，有不能自己停止的。只是转来临安，南北声迹渐远，上下宴安，都不觉得外面的事，事变到来，都来不及知道，这最利害。在建康没有回跸时，胡文定公刚被召，沿江而下。将要离开，听说车驾已经还临安，于是称病转去。看来如果不在建康，也是徒然出来，能做什么事！当时有陈无玷，字筠叟，在荆鄂间做知州，听说车驾还临安，就让人带着钱酒之类，去迎接胡文定。吏人说：‘胡给事赴召去多日。加上江面宽，船多，怎么去找得到？’陈说：‘江面虽然宽，都是下去的船。你但望见有逆水上来的船，就是给事的船。’后来果然如此。当时讲和的本意，上不为了宗社，下不为了生灵，中不为了息兵待时，只是怯惧，为了苟且岁月的计谋！从头到尾，大事小事，没有一件措置得当。然而到今日所以长久安宁的，全是宗社之灵。看当时的措置，可惊！可笑！’
建康形势胜于临安。张魏公想都建康，恰逢淮西兵变，魏公出而赵相入，于是定都临安。饶。
东南论都，所以一定要都建康的，因为建康正处在各方水道汇聚的地方，一望则各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应之处。临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视外面，很不相应。武昌也不及建康。然而现在的武昌，不是昔日的武昌。吴都武昌，是现在的武昌县，地势迫窄，只依靠前一水为险罢了。鄂州正是昔日的武昌，也是好形势，上可以通关陜，中可以面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如果临安，进只可以通得山东及淮北而已。
前辈在南渡初，有言都建康的。人说，建康不是昔日的建康，也不可都。虽然胜似坐杭州，如在深窟里，但要得出近外，不如都鄂渚，应接得蜀中上一边的事体。看来其说也是。如今
杭州一向偏在东南，终不济事。记得岳飞初励兵于鄂渚，有旨令移镇江陵。飞大会诸将与谋，遍问诸将，皆以为可，独任士安不应。飞颇怒之。任曰：「大将所以移镇江陵，若是时，某安敢不说？某为见移镇不是，所以不敢言。据某看，这里已自成规摹，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险而守。若往江陵，则失长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飞遂与申奏，乞止留军鄂渚。建康旧都所以好，却以石头城为险。此城之下，上流之水湍急，必渡得此水上这岸，方得，所以建邺可守。屯军于此城之上，虏兵不可向矣。
译杭州一向偏居东南，终究难以成事。记得岳飞最初在鄂渚训练军队时，有旨令让他移驻江陵。岳飞召集众将商议，遍问各位将领，大家都认为可以，只有任士安不回应。岳飞对此颇为恼怒。任士安说：“大将之所以移驻江陵，如果时机合适，我怎么敢不赞同？我是因为看到移驻江陵这一决定不妥，所以不敢说话。据我看来，这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格局，已经很好了。此地可以凭借险要地势进行防守。如果前往江陵，就会失去长江的天险优势，这不是我所敢认同的。”岳飞于是向朝廷上奏，请求只将军队留在鄂渚。建康作为旧都之所以有利，是因为以石头城为险要。在这座城池之下，上游的水流湍急，必须渡过这条河到达这岸，才能成功，所以建邺可以防守。将军队驻扎在这座城池之上，敌兵就无法进犯了。
「建康形势雄壮，然攻破着淮，则只隔一水。欲进取，则可都建康；欲自守，则莫若都临安。」或问江陵。曰：「江陵低在水中心，全凭堤，被他杀守堤之吏，便乖。那堤一年一次筑，只是土。」
张戒见高宗。高宗问：「几时得见中原？」戒对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居危思安。」陈同父极爱此对。
太上曰：「朕恨不手斩耿南仲！」
岳飞尝面奏，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欲以变换南人耳目，乞皇子出合以定民心。时孝宗方十余岁。高宗云：「卿将兵在外，此事非卿所当预。」是时有参议姓王者，在候班，见飞呈札子时手震。及飞退，上谓王曰：「岳飞将兵在外，却来干与此等事！卿缘路来，见他曾与甚么人交？」王曰：「但见飞沿路学小书甚密，无人得知。」但以此推脱了。但此等事甚紧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说？如飞武人能虑及此，亦大故是有见识。某向来在朝，与君举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寻数件相类者，一并上之。将其后裔，乞加些官爵以显之，未及而罢。」
范伯达如圭尽裒仁宗时论立英宗许多文字进呈。一日，太上谓陈康伯曰：「范某近进一文字，亦好。朕此意定已久。」遂命陈公论立太子事，一时尽定。
昭慈小不快，高庙问疾。因话间曰：「有一事，久欲说与官家。」高庙请其故。曰：「宣仁废立之说，皆是章厚之徒撰造。中间虽尝辨白，然载在国史者，尚未尝改。可令史官重议删修，以昭明圣母之德于万世。」时赵忠简当国，岁荐元佑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数人，方始改得正。然亦颇有偏处：才是元佑事便都是，熙丰时事便都不是。后赵罢，张魏公继之，又欲修改动，盖魏公亦不甚主张元佑事。令史官某等签出，未及改而又罢。赵复相，遂以为言而辞。赵张因是有不协处。是时又有人上书，乞禁锢章厚子孙亲戚者，高庙欲从之。赵有文字说，但禁其子孙足矣，恐不可及其亲戚。上批以为省所奏，可见仁恕，更宜子细，无贻后悔。未几，赵复罢。谢祖信为谏官，遂排击之不遗余力。岭表之贬，实祖信之力也。祖信邵武人，乃章厚之婿。因言，当时若非高庙要辨别邪正如此，则一代史册被他胡涂，万世何以取信！
太上出使时至磁州，磁人不欲其往，谏不从。宗忠简欲假神以拒之，曰：「此有崔府君庙甚灵，可以卜珓，仍其庙有马能如何。」遂入烧香。其马衔车辇等物塞了去路。宗曰：「此可以见神之意矣。」遂止不往。后太上感其事，以为车辇是即位之兆；不曾关白中书，只令内官就玉津园路口造崔府君庙，令曹咏作记。一日，北使来，秦出接，过玉津园，见之。归奏，所见太庙，不知是何神？太上因语之。秦曰：「虏以为功，今却归功于神，恐虏使见之不便。」即日拆之。秦全是倚虏胁太上，每取旨时，只是说一日，除周葵作何官。太上曰：「周葵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应，下来即批敕除之。政府一人云：「适间上意未允。」秦曰：「此等事，只是奏过便了。」遂除之。取綦崇礼御批事，徐惇立作一宰相拜罢记，载其事。秦欲毁之，行文字，令天下尽投官焚其书。徐先不喜于秦矣，又以此书，惧不可言。一日，只见一使来下书，并封文字一束。徐视之，乃直省旧吏送其所作书稿也。小人中有好人如此。璘录云：「桧末年做事，皆与光尧争胜：光尧作崔府君庙于玉津园路口，桧设计移之。曹筠言水涨，光尧逐之，桧遂除他从官。今上奏边事，桧遂阁其俸。殿中侍御史周葵欲言户部尚书梁汝嘉。梁结中书舍人林待聘，林密祷于桧，桧遂除周葵起居郎。不待光尧应之，便改除。」可学录云：「周葵为御史，欲按知临安府某人。某人遂结一从官厚于桧者，曰：『端公将摇动公。』早朝，其人遂直入桧幕中，再三恳告。桧先奏事，遽擢葵为起居郎。葵不得上，至省中与某从官相见，袖中出所欲上章奏，乃是临安尹某。从官方悟其绐。」
靖康建炎，太上未立时，有一宗室名叔向，秦王
译建康地势雄壮，然而一旦淮河失守，便只隔着一道江水。若想进取中原，就可以定都建康；若想自保，则不如定都临安。有人问起江陵的情况。回答说：“江陵地势低洼，处于水中心，全靠堤坝保护，如果敌人杀害了守卫堤坝的官吏，局势就会败坏。那堤坝每年修筑一次，不过是土堆罢了。”
张戒拜见宋高宗。高宗问：“什么时候能收复中原？”张戒回答说：“古人处于安定时会想到危险，陛下处于危险中却想着安定。”陈同父非常喜爱这个回答。
宋高宗说：“我恨不能亲手斩杀耿南仲！”
岳飞曾经当面奏报，说金人想要拥立宋钦宗的儿子到南京（应天府），企图以此混淆南方人的视听，请求让皇子出宫主持朝政以安定民心。当时宋孝宗才十多岁。高宗说：“你在外带兵，这件事不是你应该参与的。”当时有位姓王的参议，在等候排班时，看见岳飞呈递奏章时手在颤抖。等岳飞退下后，皇上对王参议说：“岳飞在外带兵，却来干预这类事情！你沿途而来，见他曾经和什么人交往？”王参议说：“只看见岳飞沿途写小字非常密集，无人知晓内容。”皇上便以此推脱了此事。但这类事情非常紧急关键，不知皇上为何这样说？像岳飞这样的武将都能考虑到这一点，确实很有见识。我先前在朝廷时，与君举商量，想要提出这类事情，寻找几件类似的事，一并上奏。请求给他们的后裔加些官爵以显扬他们，还没来得及实施就停止了。
范伯达（范如圭）收集了仁宗时期关于拥立英宗的许多奏议进呈给皇上。有一天，太上皇对陈康伯说：“范某最近进献了一篇奏议，也很好。我立太子的意思已经决定很久了。”于是命令陈康伯讨论立太子的事，当时就全部定了下来。
昭慈圣献皇后身体稍有不适，宋高宗前去问安。谈话间，皇后说：“有一件事，很久想告诉官家。”高宗询问原因。皇后说：“关于宣仁太后废立太子的说法，都是章惇之流编造的。中间虽然曾经辩白过，但记载在国史中的内容，还没有修改。可以命令史官重新商议删改，以昭示圣母的德行于万世。”当时赵鼎执政，每年推荐元祐年间旧臣的子弟，如范如圭等人，这才开始改正史实。但也颇有偏颇之处：只要是元祐年间的事就都是对的，熙宁、丰年间的事就都是错的。后来赵鼎罢相，张浚继任，又想要修改，因为张公也不太主张元祐年间的事。命令史官等人签注提出，还没来得及修改又停止了。赵鼎再次拜相，便以此为由进言并辞职。赵鼎和张浚因此有了不和之处。这时又有人上书，请求禁锢章惇子孙及亲戚，高宗打算听从。赵鼎有奏议说，只要禁锢他的子孙就够了，恐怕不能牵连到他的亲戚。皇上批示说：“省得所奏，可见仁恕，更应仔细，不要留下后悔。”不久，赵鼎再次罢相。谢祖信担任谏官，于是极力排挤攻击赵鼎，毫不留情。赵鼎被贬到岭南，实际上是谢祖信的力量。谢祖信是邵武人，是章惇的女婿。因此说，当时如果不是高宗要如此辨别邪正，那么一代史册就被他搞糊涂了，万世凭什么取信！
太上皇出使金国时到达磁州，磁州百姓不愿让他前往，劝谏不听。宗忠简想借助神意来阻止他，说：“这里有崔府君庙很灵验，可以占卜，而且庙里的马能如何如何。”于是进去烧香。那匹马衔着车辇等物堵住了去路。宗忠简说：“这可以看见神的意思了。”于是停止前往。后来太上皇感激这件事，认为车辇是即位的征兆；没有告知中书省，只命令内官在玉津园路口建造崔府君庙，让曹咏作记。有一天，北方使臣来，秦桧出迎，经过玉津园，看见了庙。回去奏报，说看到的太庙，不知是什么神？太上皇因此告诉了他。秦桧说：“金人认为这是功劳，现在却归功于神，恐怕金使看见不方便。”当天就拆毁了庙。秦桧完全是依靠金人胁迫太上皇，每次索取旨意时，只是说一天，任命周葵担任什么官职。太上皇说：“周葵担任那个官职不久，暂且让他留任。”秦桧不回应，下来就批敕任命。政府中一人说：“刚才皇上意思没有允许。”秦桧说：“这类事情，只是奏报过了就行了。”于是任命了他。取綦崇礼御批的事，徐惇立作了一篇宰相拜罢记，记载了这件事。秦桧想要毁掉它，行文命令天下都投到官府焚烧这本书。徐惇立先前就不喜欢秦桧了，又因为这本书，害怕不可言说。有一天，只见一个使者来下书，并封着一束文字。徐惇立看后，原来是直省旧吏送来的他所作的书稿。小人中有好人如此。璘录说：“秦桧晚年做事，都与光尧帝争胜：光尧帝在玉津园路口建崔府君庙，秦桧设计移走它。曹筠说水涨，光尧帝驱逐他，秦桧于是任命他为从官。现在上奏边事，秦桧于是扣发他的俸禄。殿中侍御史周葵想要弹劾户部尚书梁汝嘉。梁汝嘉结交中书舍人林待聘，林待聘秘密向秦桧祷告，秦桧于是任命周葵为起居郎。不等光尧帝答应，就改任了。”可学录说：“周葵担任御史，想要弹劾临安知府某人。某人于是结交一位与秦桧关系好的从官，说：‘端公将要动摇你。’早朝时，那人于是直接进入秦桧幕府，再三恳求。秦桧先奏事，立即提拔周葵为起居郎。周葵不能上朝，到省中与某从官相见，袖中拿出想要上奏的章奏，弹劾的是临安尹某人。从官才醒悟自己被欺骗了。”
靖康、建炎年间，太上皇尚未即位时，有一位宗室名叫叔向，是秦王
位下人，自山中出来，招十数万人，欲为之。忽太上即位南京，欲归朝廷，然不肯以其兵与朝廷，欲与宗泽。其谋主陈烈曰：「大王若归朝廷，则当以其兵与朝廷。不然，即提兵过河，迎复二圣。」叔向卒归朝廷，后亦加官之类，拘于一寺中。亦与陈烈官，烈弃之而去，竟不知所之。烈去，叔向阴被害。」
译位下人，从山中出来，招募了十几万人，想要拥立他。忽然太上皇在南京即位，他打算归顺朝廷，然而不肯把军队交给朝廷，想献给宗泽。他的谋主陈烈说：“大王如果归顺朝廷，就应当把军队交给朝廷。如果不这样，就率领军队渡过黄河，迎接并恢复两位圣上（徽、钦二帝）的尊位。”叔向最终归顺了朝廷，后来也被加封官职之类，被拘禁在一座寺庙中。朝廷也给了陈烈官职，陈烈抛弃官职离去，最终不知去了哪里。陈烈离开后，叔向暗中被害。
张子韶人物甚伟，高庙时除讲筵。尝有所奏陈，上云：「朕只是一个至诚。」张奏云：「陛下对群臣时如此，退居禁中时不知如何？」云：「亦只是个诚。」又问：「对宫嫔时如何？」上方经营答语间，张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诚！」先生云：「高宗容谏，故臣下得以尽言。张侍郎一生学佛，此是用老禅机锋。」
论及黄察院劾王医师，先生曰：「今此东百官宅，乃王医师花园，后来籍为百官宅。」直卿曰：「中贵只合令入大内住，庶可免关节之类。」先生曰：「他若出来外面与人打关节，也得。更是今大内甚窄，无去处。便是而今都不是古。古人置宦者，正以他绝人道后，可入宫；今却皆有妻妾，居大第，都与常人无异，这都不是。出入又乘大轿。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惟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方赐他乘轿。然也尚辞逊，未敢便乘。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皆乘轿。见说虏中却不如此。中贵出入宫禁，只独自。若有命令，只是自勒马，亦无人引。裹一[巾璞-王]头，却取落两只脚在怀里，自勒马去，这却大故省径。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今却宦者亦作大屋。以祖宗全盛之天下而犹省费如此，今却不及祖宗天下之半而耗费却如此，安得不空乏！」
逆亮临江，百官中不挈家走者，惟陈鲁公与黄瑞明耳。是时廖刚请驾幸闽中，以为闽中天险，人民忠义。是时闽中盗贼正充斥，乃降旨令开闽中路，阔丈五尺。又宿州之战，高宗已逊位。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高宗惩维扬之祸，故百官搬家者皆不问。扬录云：「逆亮犯顺时，朝士皆办去，惟陈鲁公黄通老不动。当时亦有言者令止之。太上曰：『任之。扬州时，悔不先令其去，多坏了人。』」
问：「庚辰亲征诏，旧闻出于洪景卢之手。近施庆之云，刘共甫实为之。乃翁尝从共甫见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时陈鲁公当国，命二公人为一诏，后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卢者，后段用共甫者。」问：「此诏如何？」曰：「亦做得欠商量，盖名义未正故也。记得汪丈尝以此相问，某答曰：『此只当以渊圣为辞。盖前时屈己讲和也，犹以鸾辂在北之故，今其祸变若此，天下之所痛愤，复仇之义，自不容己，以此播告，则名正言顺。如八陵废祀等说，此事隔阔已久，许多时去那里来！』」儒用。
孝宗朝
孝宗小年极钝。高宗一日出对廷臣云：「夜来不得睡。」或问：「何故？」云：「看小儿子读书，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为忧。」某人进云：「帝王之学，只要知兴亡治乱，初不在记诵。」上意方少解。后来却恁聪明，试文字有不如法者，举官必被责。邵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鸡」用「亩」字，孝宗大怒，欲驳放了。后又不行。
问寿皇为皇子本末。曰：「本一上殿官楼寅亮上言，举英宗故事。且谓太祖受命，而子孙无为帝王者，当于太祖之下选一人养宫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节度使耳。继除台官，赵忠简遂力赞于外。当时宫中亦有龃龉，故养两人。后来皆是高宗自主张。未禅位前数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赠「秀王」，谥「安喜」。』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寿皇如何处置！」
高宗将禅位，先追赠秀王，可谓能尽父子之道者矣。
「高宗初，张魏公奏事，论恢复，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后来讲和了便休。寿皇初年要恢复，只要年岁做成。」问：「寿皇时人才已不及高宗时。」曰：「高宗也无人。当时有许多有名底人，而今看，也只如此。」问：「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曰：「张韩所不及，却是它识道理了。」又问：「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曰：「次第无人。」
上初恢复之志甚锐，及符离之败，上方大恸，曰：「将谓番人易杀。」遂用汤思退。再和之后，又败盟。
寿皇合下若有一人夹持
译张子韶身材高大伟岸，高宗时担任讲筵官。他曾有所奏陈，皇上说：“朕只是一个至诚。”张子韶奏道：“陛下对群臣时如此，退居宫中时不知如何？”皇上说：“也只是一个诚。”又问：“对宫嫔时如何？”皇上正思考如何回答，张子韶便奏道：“只此便是不诚！”先生（朱熹）说：“高宗能容受谏言，所以臣下得以尽情直言。张侍郎一生学佛，这是用老禅师的机锋。”
谈到黄察院弹劾王医师的事，先生说：“现在这东百官宅，原是王医师的花园，后来没收充公作为百官宅。”直卿说：“宦官只应让他们住进大内，或许可以避免搞关节之类的事。”先生说：“他若出来外面与人搞关节，也说得过去。况且现在大内很窄，没有地方住。总之现在都不是古制。古人设置宦官，正是因为他们断绝了人伦之道后，可以入宫；现在却都有妻妾，住在大宅第里，都与常人无异，这都不对。出入又乘坐大轿。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都只骑马，即使是侍从也骑马。只有元老大臣年老且有病的，才赐他乘轿。然而也还要推辞谦让，不敢立即乘坐。现在却百官不问大小，全都乘轿，而宦官中传命之类的人也乘轿。听说金国却不这样。宦官出入宫禁，只独自一人。若有命令，只是自己勒马，也没有人引导。裹一顶头巾，却把两只脚缩在怀里，自己勒马而去，这却大大节省。况且像祖宗朝，百官都没有房子住，即使是宰相也是租屋。自神宗设置东西府，宰相才有宅第，现在却宦官也建造大屋。以祖宗全盛的天下尚且如此节省费用，现在却不到祖宗天下的一半而耗费却如此，怎能不空乏！”
金主完颜亮临江，百官中不携带家眷逃跑的，只有陈鲁公与黄瑞明罢了。这时廖刚请求皇帝驾临闽中，认为闽中天险，人民忠义。这时闽中盗贼正充斥，于是降旨令开闽中路，宽丈五尺。又宿州之战，高宗已退位。每天雇佣五百夫人在殿廷下站立，每人每天支给一千足钱，各自准备担索。高宗鉴于维扬之祸，所以百官搬家者皆不追究。扬录说：“金主完颜亮犯顺时，朝士都准备离去，只有陈鲁公黄通老不动。当时也有言官要求阻止他们。太上皇说：‘任之。扬州时，后悔没有先让他们离去，多坏了人。’”
问：“庚辰年亲征诏，旧闻出于洪景卢之手。近来施庆之说，刘共甫实为之。乃翁曾跟随共甫见过其草本。未知孰是。”答：“是时陈鲁公当国，命令二公各写一篇诏书，后遂合二公之文而为一，前段用景卢者，后段用共甫。”问：“此诏如何？”答：“亦做得欠商量，盖名义未正故也。记得汪先生尝以此相问，我回答说：‘此只当以渊圣为辞。盖前时委屈自己讲和也，尚且以鸾辂在北之故，今其祸变如此，天下之所痛愤，复仇之义，自不容已，以此播告，则名正言顺。如八陵停废祭祀等说，此事隔阔已久，许多时去那里找！’”儒用。
孝宗朝
孝宗小时候极迟钝。高宗一日对廷臣说：“夜里睡不着。”有人问：“何故？”说：“看小儿子读书，凡二三百遍，更记不得，甚以为忧。”某人进言：“帝王之学，只要知兴亡治乱，初不在记忆背诵。”上意方才稍解。后来却那样聪明，试文字有不如法者，举荐官员必被责罚。邵武某人作省元，‘五母鸡’用‘亩’字，孝宗大怒，欲驳放了他。后又不行。
问寿皇为皇子本末。答：“本一上殿官楼寅亮上言，举英祖宗故事。且谓太祖受命，而子孙无为帝王者，当于太祖之下选一人养宫中。他日皇子出生，只添一节度使耳。继除台官，忠简公赵鼎遂力赞于外。当时宫中亦有龃龊，故养两人。后来皆是高宗自主张。禅位前数日，忽批云：‘宗室某可追赠秀王，谥安喜。’先已安排了。若不然，寿皇如何处置！”
高宗将禅位，先追赠秀王，真可谓能尽父子之道者矣。
“高宗初，张魏公奏事，论恢复之事，中外皆言上神武不可及，后来讲和了就罢了。寿皇初年要恢复，只要年岁做成。”问：“寿皇时人才已不及高宗时。”答：“高宗也无人。当时有许多有名的人，而今看，也只如此。”问：“岳侯若做事，何如张韩？”答：“张韩所不及，却是它识道理了。”又问：“岳侯以上者，当时有谁？”答：“次第无人。”
皇上初恢复之志甚锐，及符离之败，皇上正大哭，说：“将谓番人易杀。”遂用汤思退。再和之后，又背弃盟约。
寿皇合下若有一人夹持
寿皇直是有志于天下，要用人。尝叹自家不如个孙仲谋，能得许多人。
某尝谓士大夫不能尽言于寿皇，真为自负。盖寿皇尽受人言，未尝有怒色。但不乐时，止与人分疏辨析尔。
寿皇晚来极为和易。某尝因奏对言检旱，天语云：「检放之弊，惟在于后时而失实。」只这四字，尽得其要领。又言经、总制钱，则曰：「闻巧为名色以取之民。」其于天下事极为谙悉。
问：「或言孝宗于内殿置御屏，书天下监司帅臣郡守姓名，作揭贴于其上，果否？」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刘共甫奏事便殿，尝见一马在殿廷间，不动，疑之。一日问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为之者。上万几之暇，即御之以习据鞍骑射故也。』」又曰：「某尝以浙东常平事入见，奏及赈荒。上曰：『其弊只在后时失实。』此四字极切荒政之病。」儒用。
岁旱，寿皇禁中祈雨有应。一日，引宰执入见。恭父奏云：「此固陛下至诚感通。然天人之际，其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则其应亦当如此。愿陛下深加圣虑，则天下幸甚！」恭父斯语，颇得大臣体。因言梁丞相白莲事。
因言孝宗末年之政，先生曰：「某尝作孝宗挽辞，得一联云：『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
因论寿皇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如某人，不知于上前说何事。可学云：「某人却除大职名，与小郡。又有被批出与职名外，恁却是知他不足取。」曰：「寿皇本英锐，于此等皆照见。只是向前为人所误，后来欲安静，厌人唤起事端，且如此打至于大甚，则又厌之。正如恶骏马之奔踶，而求一善马骑之；至其驽钝不前，则又不免加以鞭策。薛补阙曾及某人。寿皇云：『亦屡以意导之而不去。』举此亦可见。大抵作事不出于义理而出于血气，久之未有不消铄者。向来封事中亦尝言此。」
高宗大行，寿皇三年戴布[巾璞-王]头，着衣衫，遵行古礼，可谓上正千年之失。当时宰相不学，三日后便服朝服。虽寿皇谦德，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当如此。可谓有父子而无君臣。赐。
孝宗居高宗丧，常朝时裹白[巾璞-王]头，着布袍。当时臣下却依旧着紫衫。周洪道要着叙衫，王季海不肯，止于紫衫上系皂带。今上登极，常时着白绫背子，臣下却着叙衫，颇不失礼，而君之服遂失其旧。广录云：「今上居孝宗丧，臣下都着叙衫，方正得臣为君服。人主之服却有未尽。顷在潭州，闻孝宗讣三日后易服，心下殊不稳。不免使人传语官员，且着叙衫。后来朝廷行下文字来，方始敢出榜晓示。」
宁宗朝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断。先生被召至上饶，闻之，有忧色。曰：「人心易骄如此，某今方知可惧。」黄问曰：「某人专恣当逐，何惧之有？」曰：「大臣进退，亦当存其体貌，岂宜如此？」又问：「恐是庙堂诸公难其去，故以此劝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谕之以物论，不惟恐丞相久劳机务，或欲均佚？俟其请去而后许之，则善矣。幼主新立，岂可导之以轻逐大臣耶！且如陈源之徒，论其罪恶，须是斩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复教以杀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向改庆元年号时，先拟「隆平」。某云：「向来改『隆兴』时，有人议破，以为『隆』字近『降』字。今既说破，则不可用。」又曰：「『淳熙』本作『纯』字。时人有言此字必改，言未既，而改文字至，盖『纯』字有『屯』字在旁。」又曰：「真宗时，杨大年拟进『丰亨』字，上曰：『为子不了。』不用。」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间种花柳，故杜诗云：「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国朝惟植槐楸，郁然有严毅气象。又唐制，天子坐朝，有二宫嫔引至殿上，故前诗起句云：「户外昭容紫绶垂，双瞻御座引朝仪。」至敬宗时方罢，止用小黄门引导。至今是如此。按：
译寿皇确实有志于治理天下，想要任用人才。他曾感叹自己不如孙权，能够笼络那么多人心。
我曾说士大夫不能在寿皇面前畅所欲言，真是自负。因为寿皇完全接受别人的意见，从未有过怒色。只是在不高兴时，只是与人分辨辨析罢了。
寿皇晚年极为温和平易。我曾因奏对谈论检查旱灾减免赋税的事，皇上说：“检查减免的弊端，只在于滞后而失真。”仅这四个字，就完全抓住了要害。又谈到经制钱、总制钱，皇上说：“听说巧立名目向百姓征收。”他对天下事务极为熟悉。
问：“有人说孝宗在内殿放置御屏，写上天下监司、帅臣、郡守的姓名，贴在屏上，是真的吗？”答：“有的。孝宗是何等英武！刘共甫在便殿奏事，曾见一匹马在殿廷间，不动，感到疑惑。一天问王公明。公明说：‘这是刻木做的。皇上在万机之暇，就骑它来练习骑马射箭。’”又说：“我曾因浙东常平事入见，奏及赈济荒灾。皇上说：‘其弊端只在滞后失真。’这四个字极切中荒政的弊病。”儒用。
当年大旱，寿皇在禁中祈雨有应。一天，召宰相和执政大臣入见。恭父奏道：“这固然是陛下至诚感动上天。但天人之际，感应如此迅速。如果其他事情有一点不到位，那么上天的感应也应当如此。希望陛下深思熟虑，那么天下就幸运了！”恭父这话，颇有大臣的风度。接着谈到梁丞相白莲的事。
接着谈到孝宗晚年的政事，先生说：“我曾作孝宗的挽辞，得一联曰：‘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
接着谈论寿皇最后任用的宰相和执政大臣，多是平庸之人。如某人，不知在皇上面前说了什么事。可学说：“某人却被授予大职名，派往小郡。又有被批出授予职名外，这样却是知道他不值得任用。”答：“寿皇本来英明敏锐，对这些都能看清。只是先前被人所误，后来想要安静，厌恶人挑起事端，暂且这样处理；至于太过分，就又厌恶他。正像厌恶骏马奔跑踢人，而求一匹良马骑乘；等到马迟钝不前，又不免加以鞭策。薛补阙曾提到某人。寿皇说：‘也曾多次用言语引导他而不走。’举此也可看出。大抵做事不出于义理而出于血气，久而久之没有不消损的。先前封事中也曾说过这个。”
高宗驾崩，寿皇三年戴布头巾，穿布衣，遵行古礼，可谓纠正了千年的失误。当时宰相不学，三天后就穿朝服。虽然寿皇谦逊，不想以此告诫群臣，但臣子自然不应当如此。可谓有父子之情而无君臣之礼。赐。
孝宗在高宗丧期，常朝时裹白头巾，穿布袍。当时臣下却依旧穿紫衫。周洪道要穿叙衫，王季海不肯，只在紫衫上系黑带。今上登极，常时穿白绫背子，臣下却穿叙衫，颇不失礼，而君主的服饰却失去了旧制。广录说：“今上在孝宗丧期，臣下都穿叙衫，方正得臣为君服丧。人主的服饰却有未尽之处。先前在潭州，听到孝宗死讯三天后易服，心里殊不安稳。不免派人传话给官员，暂且穿叙衫。后来朝廷下发文书，方才敢出榜晓示。”
宁宗朝
皇上即位刚过一个月，留揆因一两件事违背圣旨，特批驱逐他，人们正佩服他的英明决断。先生被召至上饶，听到此事，面露忧色。说：“人心容易骄傲到如此地步，我现在才知道可惧。”黄问说：“某人专横恣肆应当驱逐，有什么可惧的？”答：“大臣的进退，也应当保全其体面，岂能如此？”又问：“恐怕是庙堂诸公难以让他去职，所以以此劝皇上驱逐他。”答：“也不应当如此。何不使他的门徒用舆论告知他，不仅恐怕丞相久劳机务，或者想要均享安逸？等他请求去职而后允许，那就好了。幼主新立，岂可引导他轻率驱逐大臣！且如陈源之徒，论其罪恶，必须斩首才好。但人主新立，又教他杀人，我也不能这样做。”
先前改庆元年号时，先拟“隆平”。我说：“先前改‘隆兴’时，有人议论破解，认为‘隆’字近‘降’字。现在既已说破，则不可用。”又说：“‘淳熙’本作‘纯’字。时人有言此字必改，话未说完，而改文字至，盖‘纯’字有‘屯’字在旁。”又说：“真宗时，杨大年拟进‘丰亨’字，皇上说：‘为子不了。’不用。”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八
本朝二
法制
唐殿庭间种花柳，故杜诗云：“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动。”又说：“退朝花底散。”本朝只种槐楸，郁然有严毅气象。又唐代制度，天子坐朝，有二宫嫔引至殿上。故前诗起句云：“户外昭容紫绶垂，双瞻御座引导朝仪。”到敬宗时才罢，只用小黄门引导。至今是如此。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