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二
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子静使气，好为人师，要人悟。一云：「吕太巧，杜撰。陆喜同己，使」
或问东莱象山之学。曰：「伯恭失之多，子静失之寡。」柄。
或问：「东莱谓变化气质，方可言学。」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则以为学乃能变化气质耳。若不读书穷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计较于昨非今是之间，恐亦劳而无补也。」
伯恭更不教人读论语。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论语是非问者。伯恭曰：「公不会看文字，管他是与非做甚？但有益于我者，切于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须有一个是与不是，是处便是理，不是处便是咈理，如何不理会得？赐。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吕丈旧时性极褊急，因病中读论语，于此有省，后遂如此好。广录云：「伯恭言，少时爱使性，才见使令者不如意，便躁怒。后读论语云云。某尝问路德章：『曾见东莱说及此否？』」
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诗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礼制度都不能言。邵数亦教季通说过一遍，又休了。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向尝与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据「治」字于理为是，他硬执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缘他先读史多，淳录作「读史来多而」。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
李德之问：「系辞精义编得如何？」曰：「编得亦杂，只是前辈说话有一二句与系辞相杂者皆载。只如『触类而长之』，前辈曾说此便载入，更不暇问是与不是。」
或问系辞精义。曰：「这文字虽然是裒集得做一处，其实于本文经旨多有难通者。如伊川说话与横渠说话，都有一时意见如此，故如此说。若用本经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带得后。如程先生说孟子『勿忘，勿助长』，只把几句来说敬。后人便将来说此一章，都前后不相通，接前不得，接后不得。若知得这般处是假借来说敬，只恁地看，也自见得程先生所以说之意，自与孟子不相背驰。若此等处，最不可不知。」
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之佞臣。
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有人问他『忠恕』，杨氏侯氏之说孰是？他却说：『公如何恁地不会看文字？这个都好。』不知是如何看来。他要说为人谋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恁地时他方说不是。」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
先生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某寻常非特不敢劝学者看史，亦不敢劝学者看经。只语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学。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古史言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然子由此语虽好，又自有病处，如云：「帝王之道以无为宗」之类。他只说得个头势大，下面工夫又皆疏空。亦犹马迁礼书云：「大哉礼乐之道！洋洋乎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头势甚大，然下面亦空疏，却引荀子诸说以足之。又如诸侯年表，盛言形势之利，有国者不可无；末却云：「形势虽强，要以仁义为本。」他上文本意主张形势，而其末却如此说者，盖他也知仁义是个好底物事，不得不说，且说教好看。如礼书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极喜渠此等说，以为迁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为得圣人为邦之法，非汉儒所及。此亦众所共知，何必马迁？然迁尝从董仲舒游，
译伯恭（吕祖谦）讲论义理，过于繁复而显得巧饰，难免有杜撰之嫌。子静（陆九渊）意气用事，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强求别人领悟。另一种说法是：“吕祖谦太巧饰，多杜撰。陆九渊喜欢别人与自己观点相同，意气用事。”
有人问起东莱先生（吕祖谦）和象山先生（陆九渊）的学问。回答说：“伯恭的过失在于过多，子静的过失在于过少。”
有人问：“东莱先生说，必须先变化气质，才可以谈学问。”回答说：“这个意思很好。但按我的意见，则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变化气质。如果不读书穷究事理，以恭敬之心存养本心，只是急切地在昨非今是之间计较，恐怕也是劳而无益的。”
伯恭根本不教人读《论语》。
伯恭教人阅读文字也很粗疏。有人拿着《论语》中的是非问题去问他。伯恭说：“你不会看文字，管它是对是错做什么？只要对我有益、与我切身相关的，看了就足够了。”况且天下必须有一个对与错的标准，对的地方就是合乎理，错的地方就是违背理，怎么能不去理会呢？
“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少责备别人，就能远离怨恨了。”吕丈（吕祖谦）以前性情极其狭隘急躁，因为生病时读《论语》，在这句话上有所省悟，后来性情就变得这样好了。《广录》记载：“伯恭说，年轻时喜欢发脾气，刚看到使唤的人不合心意，就急躁发怒。后来读《论语》……我曾经问路德章：‘曾见东莱先生提及此事吗？’”
伯恭想要无所不包，只是笼统地概括过去，都不精深。《诗经》小序是他看不透彻的。薛常州（薛季宣）关于《周礼》的制度都不能讲清楚。邵雍的象数之学也曾教季通（刘安世）说过一遍，后来也放弃了。
东莱先生聪明，但看文字却不仔细。以前曾与他比较《程氏易传》，到了噬嗑卦的“和而且治”，有一个版本“治”字作“洽”。根据“治”字在义理上是正确的，他却硬要坚持作“洽”字。“和”字已经有融洽的意思，下面再放一个“洽”字就不合适了。因为他先前读史书多，淳录本作“读史来多而”。所以看问题着眼点粗糙。读书必须以经书为根本，然后才读史书。
李德之问：“《系辞精义》编得怎么样？”回答说：“编得也很杂乱，只是前辈说话中有一两句与《系辞》相杂的，都收录进去。就像‘触类而长之’，前辈曾说这就载入，更来不及问它是对是错。”
有人问起《系辞精义》。回答说：“这文字虽然是汇集在一起，但实际上对于原文经旨多有难以通达的地方。比如伊川先生的说法与横渠先生的说法，都只是一时的意见如此，所以这样说。如果用本经文中的一两句来看，自然也能通达，只要成片地看，就上面接不上前文，下面带不起后文。比如程先生讲《孟子》‘勿忘，勿助长’，只拿几句话来讲敬。后人便用这些话来讲这一章，都前后不相通，接不上前文，也接不上后文。如果知道这些地方是借用来讲敬，就这样看，也能自己看出程先生所说的意思，自然与《孟子》不相违背。像这些地方，最不可不知道。”
人们说何休是《公羊传》的忠臣，我曾经戏称伯恭是毛亨、郑玄的佞臣。
有人问东莱先生的学问。回答说：“伯恭对于史书格外仔细，对于经书却不太理会。有人问他‘忠恕’，杨氏和侯氏的说法哪个对？他却说：‘你怎么这样不会看文字？这两个都好。’不知他是如何看出来的。他要说是替人谋划而不尽心为忠，伤人害物为恕，那样他才说不对。”义刚说：“他也是承袭江浙一带的一种史学，所以这样。”回答说：“史学算什么学问？只是见识浅薄罢了。”
先生问：“以前见伯恭，有什么说法？”回答说：“吕丈劝我们看史书。”先生说：“他这个意思就是不可理解。我平常不仅不敢劝学者看史书，也不敢劝学者看经书。就连《论语》《孟子》也不敢立刻教他们看，且让他们先看《大学》。伯恭动不动就劝人看《左传》《史记》，让子约等人把司马迁抬得不知大小，简直和孔子相似！”
伯恭、子约推崇太史公（司马迁）的学问，认为不是汉代儒生所能企及的，我曾经痛切地与他们辩论。子由（苏辙）在《古史》中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这两句话最切中司马迁的过失，伯恭极其厌恶。《古史序》说：“古代的帝王，他们必定行善，就像火必定热，水必定冷；他们不行不善，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物。”这话最好。我曾经问伯恭：“这难道是司马迁所能企及的吗？”然而子由这话虽然好，又有毛病的地方，比如他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旨”之类。他只是说得开头气势很大，下面的功夫又都疏空。也就像司马迁《礼书》说：“礼乐之道伟大啊！浩浩荡荡地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开头气势很大，然而下面也空疏，却引用荀子等人的说法来补足。又如《诸侯年表》，极力宣扬形势之利，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没有；末尾却说：“形势虽然强盛，要以仁义为根本。”他上文的本意主张形势，而末尾却这样说，大概他也知道仁义是个好东西，不得不说，且说得好看些。像《礼书》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伯恭极其喜欢他这类说法，认为司马迁知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冠”，是得到了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汉代儒生所能企及的。这也是众人所共知的，何必是司马迁？然而司马迁曾经跟随董仲舒学习，
史记中有「余闻之董生云」，此等语言，亦有所自来也。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传中首尾皆是怨辞，尽说坏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尽用孔子之语作传，岂可以子由为非，马迁为是？可惜子约死了，此论至死不曾明！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译《史记》中有“我听说董生说”这样的话，这类言辞，也是有其来源的。司马迁的学问，也讲仁义，也讲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而他的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评价伯夷说：“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还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司马迁在伯夷的传记中，从头到尾都是怨恨之辞，完全把伯夷写坏了！苏辙删去了古代史书中这些内容，全部采用孔子的话语来撰写传记，难道可以说苏辙错了，而司马迁是对的吗？可惜苏辙去世了，这个论点直到他死都没有阐明！圣贤用六经留下教诲，鲜明如丹青画卷，无非是仁义道德的学说。如今寻求义理不向六经求取，反而选取那些疏略浅陋的司马迁，这也太糊涂了！
问：「东莱大事记有续春秋之意，中间多主史记。」曰：「公乡里主张史记甚盛，其间有不可说处，都与他出脱得好。如货殖传，便说他有讽谏意之类，不知何苦要如此？世间事是还是，非还非，黑还黑，白还白，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决不可易。若使孔子之言有未是处，也只还他未是，如何硬穿凿说！」木之又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公谷。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如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极精粹底。至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曰：「也未必一一实。」子升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纂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言语否？」曰：「有此理。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看此等书，机关熟了，少间都坏了心术。庄子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者，道之所不载也。』今浙中于此二书，极其推尊，是理会不得。」因言：「自孟子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至扬雄所说底话，又多是庄老之说。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至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因言异端之教，汉魏以后，只是老庄之说。至晋时肇法师，释氏之教始兴。其初只是说，未曾身为。至达磨面壁九年，其说遂炽。」
看大事记，云：「其书甚妙，考订得子细，大胜诗记。此书得自由，诗被古说压了。」
「伯恭解说文字太尖巧。渠曾被人说不晓事，故作此等文字出来，极伤事。」敬之问：「大事记所论如何？」曰：「如论公孙弘等处，亦伤太巧。」
伯恭大事记辨司马迁班固异同处最好。渠一日记一年。渠大抵谦退，不敢任作书之意，故通鉴左传已载者，皆不载；其载者皆左传通鉴所无者耳。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皆说得羞愧人。伯恭少时被人说他不晓事，故其论事多指出人之情伪，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至五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见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因说伯恭少仪外传多琐碎处，曰：「人之所见不同。某只爱看人之大体大节，磊磊落落处，这般琐碎便懒看。伯恭又爱理会这处，其间多引忍耻之说，最害义。缘他资质弱，与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广得大。想其于忠臣义士死节底事，都不爱。他亦有诗，说张巡许远那时不应出来。」
伯恭是个宽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似个轻儇底人？如省试义大段闹装，说得尧舜大段胁肩谄笑，反不若黄德润辞虽窘，却质实尊重。馆职策亦说得慢，不分晓，后面又全无紧要。伯恭寻常议论，亦缘读书多，肚里有义理多。恰似念得条贯多底人，要主张一个做好时，便自有许多道理，升之九天之上；要主张做不好时，亦然。
或言：「东莱馆职策、君举治道策，颇涉清谈，不如便指其事说，自包治道大原意。」曰：「伯恭策止缘里面说大原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说，更不直截指出。」
伯恭文鉴，有正编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此，而众人以为佳者；有其文虽不甚佳，而其人贤名微，恐其泯没，亦编其一二篇者；有文虽不佳，而理可取者，凡五例。先生云：「已亡一例，后来为人所谮，令崔大雅敦诗删定，奏议多删改之。如蜀人吕陶有一文论制师服，此意甚佳，吕止收此一篇。崔云：『陶多少好文，何独收此？』遂去
译问：“《东莱大事记》有续《春秋》的意思，中间多主张《史记》。”回答说：“吕祖谦家乡的人主张《史记》很盛行，其中有些不可说的地方，他都替《史记》开脱得很好。比如《货殖列传》，就说他有讽谏的意思之类，不知何苦要这样？世间的事，对的还是对，错的还是错，黑的还是黑，白的还是白，贯通天地，贯穿古今，决不可改变。如果孔子的话有不对的地方，也只还他不对，怎么能硬生生穿凿附会去说呢！”木之又问：“《左氏传》应当怎么看？”回答说：“且看它记载事迹的地方。至于说道理，全不像《公羊传》《谷梁传》。要知道《左氏传》是个明白事理、识利害的人，趋炎附势。比如记载刘子‘天地之中’那一段，这是极精粹的。但说到‘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体上《左传》只说得祸福利害的话，在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记载的事实吗？”回答说：“也未必一一真实。”子升问：“比如记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怎么回事？”回答说：“看这些地方，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篡齐以后的书。”又问：“这还是当时特意故意编造出这些言语吗？”回答说：“有这个可能。其中做得成的，如斩蛇之事；做不成的，如丹书狐鸣之事。看这样的书，机关熟了，稍后都坏了心术。庄子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现在江浙一带对这两部书，极其推崇，是因为他们理会不得。”接着说：“自孟子以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子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到扬雄所说的话，又多是庄老之说。到韩愈说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到柳宗元却反而助长释氏之说。接着说异端之教，汉魏以后，只是老庄之说，到晋时肇法师，释氏之教才开始兴盛。起初只是说，未曾身为。到达摩面壁九年，其说遂炽。”
看《大事记》，说：“那书很妙，考订得仔细，大胜《诗记》。此书得自由，《诗记》被古说压了。”
“吕祖谦解说文字太尖巧。他曾被人说不晓事，故作此等文字出来，极伤害事理。”敬之问：“《大事记》所论如何？”回答说：“如论公孙弘等处，也伤太巧。”
吕祖谦《大事记》辨析司马迁、班固异同处最好。他一日记一年。他大体上谦退，不敢有作书的意思，所以《通鉴》《左传》已载的，都不载；他所载的都是《左传》《通鉴》所没有的。有太纤巧处，如指出公孙弘、张汤奸狡处，都说得让人羞愧。吕祖谦年轻时被人说他不晓事，所以其论事多指出人之情伪，说：“我也知道这个。”有这种意思不好。
吕祖谦本不该做这《大事记》。他那时已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从汉武至五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然可了此文字。人多说，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时，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见成，检令诸生写。吕祖谦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因说吕祖谦《少仪外传》多琐碎处，说：“人之所见不同。我只爱看人之大体大节，磊磊落落处，这样琐碎便懒看。吕祖谦又爱理会这处，其间多引忍耻之说，最能害义。因为他的资质弱，与此意有合，遂在其中推广得大。想他对于忠臣义士死节的事，都不爱。他也有诗，说张巡、许远那时不应出来。”
吕祖谦是个宽厚的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却像个轻儇的人？如省试义大段闹装，说得尧、舜大段胁肩谄笑，反不如黄德润辞虽窘，却质实尊重。馆職策也说得不分晓，后面又全无紧要。吕祖谦寻常议论，也缘读书多，肚里有义理多。恰似记得条贯多的人，要主张一个做好时，便自有许多道理，升到九天之上；要主张做不好时，亦然。
有人说：“吕祖谦馆职策、君举治道策，颇涉清談，不如便指其事说，自包治道大源意。”回答说：“吕祖谦策只缘里面说大源不分明，只自恁地依傍说，再不直截指出。”
吕祖谦《文鉴》，有正编其文理之佳者；有其文且如次，而众人以为佳者；有其文虽不甚佳，而其人名微，恐其泯没，亦编其一二者；有文虽不佳，而理可取者，共五例。先生说：“已亡一例，后来为人所谮，令崔敦诗删定，奏议多删改之。比如蜀人吕陶有一文论制师服，此意很好，吕只收此一篇。崔说：‘吕陶多少好文，何独收此？’遂去
先生方读文鉴，而学者坐定，语学者曰：「伯恭文鉴去取之文，若某平时看不熟者，也不敢断他。有数般皆某熟读底，今拣得也无巴鼻。如诗，好底都不在上面，却载那衰飒底。把作好句法，又无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无好意思；把作劝戒，又无劝戒。」林择之云：「他平生不会作诗。」曰：「此等有甚难见处？」淳录云：「伯恭文鉴去取，未足为定论。」
东莱文鉴编得泛，然亦见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历一篇，说浑天亦好。
伯恭所编奏议，皆优柔和缓者，亦未为全是。今丘宗卿作序者是旧所编。后修文鉴，不止乎此，更添入。
尝语吕丈编奏议，为台谏怀挟。
伯恭祭南轩文，都就小狭处说来，其文弱。
吕伯恭文集中如答项平父书，是傅梦泉子渊者；如骂曹立之书，是陆子静者。其它伪者想又多在。
伯恭亦尝看藏经来。然甚深，不见于言语文字间。有些伯术，却忍不住放得出来，今害人之甚！
「可怜子约一生辛苦读书，只是竟与之说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间所寄书，犹是论『寂然不动』，依旧主他旧说。时子约已死。它硬说『寂然不动』是耳无闻，目无见，心无思虑，至此方是工夫极至处。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几多分晓！某尝答之云：『洪范五事：貌曰僵，言曰哑，视曰盲，听曰聋，思曰塞，方得！还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晓，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释氏之坐禅入定，便是无闻无见，无思无虑。」曰：「然。它是务使神轻去其体，其理又不同。神仙则使形神相守，释氏则使形神相离。佛家有『白骨观』，初想其形，从一点精气始，渐渐胞胎孕育，生产稚乳，长大壮实，衰老病死，以致尸骸胖胀枯僵，久之化为白骨。既想为白骨，则视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厌弃脱离而无留恋之念也，此又释氏之最下者。」以下子约。
「今日得子约书，有『见未用之体』一句，此话却好。」问：「未用，是喜怒哀乐未发时，那时自觉有个体段则是。如着意要见他，则是已发？」曰：「只是识认他。」士毅。广录云：「近得子约书，有『未发之本体』一句，此语甚好。人须是看得这个分晓，始得。」
答子约书云：「目下放过了合做底亲切工夫，虚度了难得少壮底时日！」
观吕子约书，有论读诗及刘壮舆字画一段。曰：「某之语诗，与子约异。诗序多附会，须当观诗经。渠平日写书来，字画难晓。昔日刘元城戒刘壮舆，谓此人字画不正，必是心术不明，故写此一段与之。子约书又云：「昨读左传刘康公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云：『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见得古人说道理平实，不张皇，而着实下手，随贵贱高卑皆有地位。非如后世此之为可，而此之为不可，人有所不可为，道有所不可行也。」先生曰：「此一段议论却好。」
吕子约死，先生曰：「子约竟赍着许多鹘突道理去矣！」
先生问：「吕子约近况如何？」曰：「吕丈在乡里，方取其家来，骨肉得团聚，不至落寞。」曰：「得渠书，多说仙郡士友日夕过从，以问学为乐。罪大责轻，迁客得如此，过分矣。亦是仙郡士友好学乐善，岂非衡州流风余韵所及乎！」嗟叹久之。又问曰：「识章茂献否？」曰：「尝见之，亦蒙教诲。」曰：「江西士大夫如茂献亦难得。」又言：「吴伯丰有见识，力学不倦。」祖道因言伯丰自植立事。曰：「此某知之有未尽，不意伯丰能如此。」
伯恭门徒气宇厌厌，四分五裂，各自为说，久之必至销歇。子静则不然，精神紧峭，其说分明，能变化人，使人旦异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以下门人。
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
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若迁则皆宗孔氏，如于夏纪赞用行夏时事，于商纪赞用乘商辂事，高祖纪赞则曰「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
译先生正在读《文鉴》，学生们坐定后，先生对学生们说：“吕伯恭在《文鉴》中取舍的文章，如果是那些我平时看不熟的，也不敢妄下断语。有几类文章都是我熟读的，现在挑出来却毫无道理。比如诗歌，好的都不在上面，却收录那些衰败凄凉的。把它当作好句法，又没有好句法；把它当作好意思，又没有好意思；把它当作劝诫，又没有劝诫。”林择之说：“他平生不会作诗。”先生说：“这类有什么难看出来的？”淳录说：“吕伯恭《文鉴》的取舍，不足以作为定论。”
东莱的《文鉴》编得宽泛，但也能见到近代的文章。比如沈存中关于律历的一篇，论述浑天说也很好。
吕伯恭所编的奏议，都是优柔缓和的，这也不完全是对的。现在丘宗卿作序的是旧编。后来修订《文鉴》，不止于此，又添加了进去。
曾经对吕丈说编奏议，是因为台谏怀有私心。
吕伯恭祭南轩的文章，都从狭隘的地方来说，文气软弱。
吕伯恭文集中，如答项平父的书信，是傅梦泉子渊写的；如骂曹立之的书信，是陆子静写的。其他伪造的想必还有很多。
吕伯恭也曾看过藏经。但佛法甚深，并不显现在言语文字之间。有些邪术，却忍不住放出来，现在害人极深！
“可怜吕子约一生辛苦读书，只是终究与我说的不合！今天才收到他三月份寄来的信，还在论‘寂然不动’，依旧主张他旧日的说法。当时吕子约已经死了。他硬说‘寂然不动’是耳不听、目不见、心无思虑，到了这里才是工夫的极致。伊川说：‘要有这种道理，除非是死了！’多么明白！我曾经回答他说：‘《洪范》五事：貌像僵硬，言像哑巴，视像盲人，听像聋子，思像堵塞，这才对！还有这种道理吗？’他至死都不明白，不知人怎么如此不通？”用之说：“佛教徒坐禅入定，就是无闻无见，无思无虑。”先生说：“是的。他们是致力于使精神轻灵而脱离形体，其道理又不同。神仙家则使形体与精神相守，佛教则使形体与精神相离。佛家有‘白骨观’，起初想象形体，从一点精气开始，渐渐胞胎孕育，生产哺乳，长大壮实，衰老病死，以致尸体肿胀枯僵，久而久之化为白骨。既然想象为白骨，就看待自己的身体常如白骨，所以厌弃脱离而没有留恋的念头，这又是佛教中最下等的。”以下是关于吕子约的记载。
“今天得到吕子约的信，有‘见未用之体’一句，这话很好。”问：“未用，是指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那时自觉有一个体段就是对的。如果着意要去见他，那就是已发了？”先生说：“只是识认它。”士毅。广录说：“最近得到吕子约的信，有‘未发之本体’一句，这话很好。人必须把这个看明白，才行。”
答吕子约的信说：“眼下放过了该做的亲切工夫，虚度了难得的少壮时光！”
看吕子约的信，有论读《诗经》及刘壮舆字画的一段。先生说：“我论诗，与子约不同。《诗序》多附会，应当观看《诗经》。他平日写信来，字画难以辨认。昔日刘元城告诫刘壮舆，说此人字画不正，必定是心术不明，所以写这一段给他。子约信中还说：‘昨天读《左传》刘康公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下面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可见古人说道理平实，不夸张，而切实下手，随贵贱高卑都有地位。不像后世这样认为可以，那样认为不可以，人有所不可为，道有所不可行。’”先生说：“这一段议论很好。”
吕子约死后，先生说：“吕子约终究带着许多糊涂的道理去了！”
先生问：“吕子约近况如何？”回答说：“吕丈在乡里，正接他的家人来，骨肉得以团聚，不至于落寞。”先生说：“得到他的信，多说仙郡的士友日夜往来，以问学为乐。罪大责轻，贬谪之人能如此，太过分了。也是仙郡士友好学乐善，难道不是衡州流风余韵所及吗！”感叹了很久。又问：“认识章茂献吗？”回答说：“曾见过，也受过教诲。”先生说：“江西士大夫像茂献这样的也难得。”又说：“吴伯丰有见识，力学不倦。”祖道于是说吴伯丰自立的事。先生说：“这是我了解得不全面，没想到伯丰能这样。”
吕伯恭的门徒气宇萎靡，四分五裂，各自为说，久了必定消亡。陆子静则不然，精神紧峭，他的学说分明，能变化人，使人早晨不同而傍晚又不同，其流毒未止。以下是门人的记载。
婺州的士友只追随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他们向外驰求的过失，不知道病根在于没有在《论语》上加工。
浙江一带的学者推崇《史记》，认为先黄老，后六经，这自然是太史谈的学问。如果司马迁则都尊崇孔子，如在《夏纪》赞中用行夏时的事，在《商纪》赞中用乘商辂的事，在《高祖纪》赞中说“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
，盖讥其不用夏时商辂也。迁之意脉恐诚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谓迁能学孔子，则亦徒能得其皮壳而已。假使汉高祖能行夏时，乘商辂，亦只是汉高祖，终不可谓之禹汤。此等议论，恰与欲削乡党者相反。
译这大概是在讥讽他不用夏历和商代的车驾。司马迁的行文脉络恐怕确实如此，考证得很精当。然而如果仅凭这一点就认为司马迁能够效法孔子，那也只是徒然得其皮毛罢了。假使汉高祖能够使用夏历、乘坐商代的车驾，他也终究只是汉高祖，最终不能称他为禹或汤。这类议论，恰好与想要删削《乡党》篇的人的观点相反。
先生出示答孙自修书，因言：「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动静间，全是这个本子，卒乍改换不得。如吕氏言汉高祖当用夏之忠，却不合黄屋左纛。不知纵使高祖能用夏时，乘商辂，亦只是这汉高祖也，骨子不曾改变，盖本原处不在此。」
伊川发明道理之后，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议论，又费力，只是云不要矫激。遂至于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如严子陵是矫激分明，吕伯恭作祠记，须要辨其非矫激。想见子陵闻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节，自前汉之末，如龚胜诸公不屈于王莽者甚多，汉书末后有传可见。光武是一个读书识道理底人，便去尊敬严子陵。子陵既高蹈远举，又谁恤是矫激不是矫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严子陵祠记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说得好！其议论什么正大！往时李太伯作袁州学记说崇诗书，尚节义，文字虽粗，其说振厉，使人读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近日浙中文字虽细腻，只是一般回互，无奋发底意思，此风渐不好。其意本是要惩艾昔人矫激之过，其弊至此。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又说：「固是矫激者非。只是不做矫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郑子上问：「昨日所说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矫激之名，莫学颜子之浑厚否？」曰：「浑厚自是浑厚。今浙中人只学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浑厚。浑厚是可做便做，不计利害之谓。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如陈仲弓送宦者葬，所谓有仲弓之志则可，无仲弓之志则不可。」因说，东汉事势，士君子欲全身远害，则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纵横，如何畏祸不与他理会得！若未免仕，只得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若既要为大官，又要避祸，无此理。
问：「前蒙赐书中，有『近日浙中学者多靠一边』，如何？」曰：「往往泥文义者只守文义，沦虚静者更不读书。又有陈同父一辈说又必求异者。某近到浙中，学者却别，滞文义者亦少。只沈晦叔一等，皆问着不言不语，说着文义又却作怪。」
近日浙中一项议论，尽是白空撰出，觉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却要起甚楼台，就上面添一层，又添一层，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实全不济事。又云：「空撰出许多说话，如掜眼生花。」
叔度与伯恭为同年进士，年又长，自视其学非伯恭比，即俯首执子弟礼而师事之，略无难色，亦今世之所无耳。叔度。
叔度应童子进士词科，然竟以不能随世俛仰，不肯一日置其身于仕路也。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无一人敢为非义者。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三
陈君举陈同父叶正则附。
先生问德粹：「去年何处作考官？」对以永嘉。问：「曾见君举否？」曰：「见之。」曰：「说甚话？」曰：「说洪范及左传。」曰：「洪范如何说？」曰：「君举以为读洪范，方知孟子之『道性善』。如前言五行、五事，则各言其德性，而未言其失。及过于皇极，则方辨其失。」曰：「不然。且各还他题目：一则五行，二则五事，三则八政，四则五纪，五则皇极；至其后庶征、五福、六极，乃权衡圣道而着其验耳。」又问：「春秋如何说？」滕云：「君举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恶不与圣人同，谓其所载事多与经异，此则有说。且如晋先蔑奔，人但谓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书「奔」以示贬。』」曰：「是何言语！先蔑实是奔秦，如何不书『奔』？且书『奔秦』，谓之『示贬』；不书奔，则此事自不见，何以为褒？昨说与吾友，所谓专于博
译先生出示了答复孙自修的信，因而说道：“陆氏的学问虽然偏颇，但终究是要去成就一个人。至于永嘉、永康学派的学说，完全不成其为学问，不知为何会如此。他们日常在动静之间，全凭这个底子，终究是突然改换不了的。比如吕氏说汉高祖应当采用夏朝的忠厚之道，却不符合乘坐黄屋左纛的礼制。不知即使高祖能够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辂车，也依然是这个汉高祖，根本未曾改变，因为根本所在并不在此。”
伊川先生阐发道理之后，到了今天，浙中的士大夫有一种议论，又费力气，只是说不要矫激。于是凡事都变得迂回曲折，选择一种避风躲箭的地方立足，却嘲笑别人慷慨奋发，认为那必定会陷入矫激的祸患，这种风气更不可助长。比如严子陵显然是矫激的，吕伯恭写祠堂记，一定要辩白他不是矫激。可以想象严子陵听到这话，也会独自一笑。严子陵的高风亮节，自前汉末年，像龚胜等人不屈从王莽的很多，《汉书》末尾有传记可见。光武帝是一个读书明白道理的人，便去尊敬严子陵。严子陵既然高蹈远举，又有谁在乎他是矫激还是不是矫激呢！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佩服范文正公《严子陵祠记》说：“先生的心，高出日月之上；光武帝的度量，包容天地之外。没有先生不能成就光武帝的大业，没有光武帝岂能成全先生的高节？”真是说得好！他的议论多么正大！往日李太伯作《袁州学记》说崇尚诗书，重视节义，文字虽然粗疏，但说理振奋激励，使人读之肃然，可以激发懦夫。近日浙中的文字虽然细腻，只是一味迂回曲折，没有奋发的意思，这种风气渐渐不好。其本意是要惩戒前人矫激的过错，弊端却到了这个地步。孔子在陈国，思念鲁国的狂士，大概狂士虽然不能适中，但仍有奋发之心，可以有所作为。如果一味委靡不振，能成什么事！又说：“固然矫激的人不对。只是不做矫激之事的念头，也是私意。大凡只看道理该做不该做罢了，如果该做，岂能为了避免矫激的名声而不做！”
郑子上问：“昨天所说浙中的士大夫大多要迂回曲折以避开矫激的名声，莫非是学习颜回浑厚吗？”先生说：“浑厚自然是浑厚。现在浙中人只是学习一种迂回曲折的心意，不是浑厚。浑厚是能做就做，不计较利害的意思。现在浙中人却是计较利害太甚，才造成迂回曲折，其弊端到了可以得利的事无不为的地步。比如陈仲弓送宦官下葬，所谓有仲弓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仲弓的志向就不可以。”接着说，东汉的形势，士大夫要想保全自身远离祸害，就只有不做官罢了。如果出仕遇到宦官横行，怎么可以因为畏惧祸患而不与他们周旋呢！如果难免做官，只能辞去尊位居于卑位，辞去富贵居于贫困。如果既要做大官，又要避祸，没有这样的道理。
问：“先前承蒙赐书中，有‘近日浙中学者多靠一边’的话，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往往拘泥于文义的人只守着文义，沉溺于虚静的人更不读书。又有陈同父这一辈人，说话又必定追求奇异。我最近到浙中，学者却不同，拘泥于文义的也少。只有沈晦叔这一类人，问着他们不言不语，说着文义却又觉得奇怪。”
近日浙中有一种议论，全是凭空编造，觉得完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没有地基，却要起什么楼台，在上面添一层，又添一层，只是说新奇好看，其实全不顶用。又说：“凭空编造出许多话，如同睁眼生花。”
叔度与伯恭是同科进士，年龄又长，自视其学问不如伯恭，便低头执弟子礼而拜师，毫无难色，这也是当今世上所没有的了。叔度。
叔度应童子进士词科，然而终究因为不能随世俗俯仰，不肯一天将自己置于仕途之中。
自从叔度以正道率领他的家人，子弟中没有一人敢做不义之事。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三
陈君举、陈同父、叶正则附。
先生问德粹：“去年在哪里做考官？”回答说在永嘉。问：“曾见过君举吗？”说：“见过。”说：“说了什么话？”说：“说《洪范》和《左传》。”说：“《洪范》怎么说？”说：“君举认为读《洪范》，才知道孟子的‘道性善’。如前面说的五行、五事，则各言其德性，而没有说其过失。等到过了皇极，才辨别其过失。”说：“不对。且各还其题目：一是五行，二是五事，三是八政，四是五纪，五是皇极；至于后面的庶征、五福、六极，乃是权衡圣道而显示其验证罢了。”又问：“《春秋》怎么说？”滕云：“君举说：‘世人怀疑左丘明的喜好厌恶不与圣人相同，认为他所记载的事多与经书不同，这有说法。比如晋国的先蔑奔逃，人们只说先蔑奔秦罢了。这其实是先蔑立嗣不定，所以书‘奔’以示贬斥。’”说：“这是什么话！先蔑实在是奔秦，怎么不书‘奔’？且书‘奔秦’，叫做‘示贬’；不书奔，则此事自不见，怎么算是褒扬？昨天说与我友，所谓专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