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四

译根本原则。又如谈论井田制，也没见过《周礼》，只是依据《诗经》里说的“雨水先润泽公田，然后才润泽私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是实行助法”。只是借用诗意来带过。后面却说“乡间的田地同用一口井，出入互相友爱，守望互相帮助，疾病互相扶持”；“八家各自拥有百亩私田，共同耕种公田”。只说这几句，是多么好！这也是大的根源和根本所在。看孟子不去理会许多细碎之处，只理会许多大的根源和根本。”又说：“研究《周礼》，如果不是官位达到宰相，就不能施行其中的事务。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讲，更是遥远，暂且要在切实可以受用的地方去研究。如果做到了宰相，也必须向上遇到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君主，才能得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又说：“比如孙武、吴起专门谈论用兵，如他们说的也有个根本原则。如说‘第一是道：道，就是与君主意志一致，可以与之同生，可以与之同死。有道义的君主，想要使用他的百姓，先要和谐然后才做大事’。如果不符合道理，不能与人和神灵和谐，即使有必胜的方法，也没有用处。”问器远：“昨天又收到你的信，所说的大纲也是如此。只是我看仙乡做学问，一言以蔽之，只是说得都差不多。必须研究到十分正确，才行。就像人射箭一样，必须要射中红心。现在直接要射中靶心，稍微一点偏差还射不中；如果只要射中靶纸，只会射中靶垛，稍微一点偏差都是胡乱发射，白费力气。三百步以外，如果没有射中靶心，只是白费箭矢。知道现在首先要分辨是非，对的直接就是对的，错的直接就是错的，稍微一点偏差做出来就会是对的。如果模棱两可的也叫作对，最后只是错的。必须要做第一等人。如果决心要做第一等人，如果才力不够，也只能做第四五等人。现在一开始就要做第四五等人，说就他的才地如此，最后能成什么样子？”又说：“必须要先研究根本端正，其余的事物渐渐研究到上面。如果不研究根本，假使你百灵百会，如果有一点私意，就粉碎了。只是这私意怎么突然就能除掉！比如颜回天资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其余弟子，告诉他们的虽然不同，没有不以此意期望他们的。你信中说的冉求、仲由，当初他们只是想要做到如此。圣人教导由、求之徒，没有不以曾参、颜回期望他们的，无奈他们的才质只做到这里。如‘可以治理赋税’，‘可以做宰’，他们当初也不止是要这样。”又说：“胡氏开设治道斋，也不只是研究这些。如所谓‘头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许多话都是根本。”又说：“君举所说，我不是说他研究不对，只是次序不对。如庄子说‘谈论道如果不按次序，就不是道’，自己说得好。现在人必须要研究身心。就像一片地相似，必须要用力仔细开垦。未能如此，只管说种这个种那个，其实种得了什么东西！”又说：“我曾经说佛老也有让人快乐的地方，在哪里？只因为他们把心里打扫得干净。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杨文公、刘元城、吕申公都是这样的人，也都去学他们。”又说：“论起来什么事不用研究？如果根本是对的，稍微一点偏差如两汉之所以兴盛是怎么样的，之所以衰败是怎么样的，三国分并是怎么样的，唐初间怎么兴起，后来怎么衰败，以至于本朝的大纲，自然可以研究。如果有工夫，再在里面看。如果更有工夫，在里面讨些光彩，更好。我的诸生，估计他们的能力，也不能与他们穷尽许多，只是暂且教他们就切身处理会。如读虞夏商周的书，许多圣人也有说赏罚，也有说兵刑，只是这个不是根本。”问：“封建，《周礼》说公五百里，孟子说百里，为什么不同？”曰：“看汉儒注书，在不通的地方，就说这是夏商之制，大体上且要赖将去。如果将这说来看二项，却怕孟子说的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详考，也只说‘尝闻其略也’。如果夏商时各处广阔，人各自聚为一国，其大的止百里，故禹合诸侯，执玉帛的万国。到周时，渐渐吞并，地里面只管添，国数只管少。到周时只有千八百国，较之万国，五分已灭了四分以上，此时各国已自大了。到得封诸公，非五百里不可。如周公封鲁七百里，盖想要优于其它诸公。如左氏说云，大国多兼并数圻，也是如此。后来只管并来并去，到了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巴大了。到孟子时，只有七国，这是事态必然到这里，即使有大圣大智，也不能遏止其冲。今人只说汉封诸侯王土地太多，看来不如此不可。初间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许多人来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的。当时要杀项羽，如果有人说道：‘中分天下与我，我便与你杀项羽。’也没奈何与他。到少间封自子弟，也自要狭窄不得，须是教当得许多

译“异姓”又说道：“您现在姑且收敛这颗心，不要被外物所压倒。暂且说，如果一天完全不能去讲明道理，不能读书，只是去处理事务，也必须让这颗心常常安住在此处。如果不先弄清楚这根本的本领，只想去就具体事务上去处理，虽然弄懂了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只是增添了许多的杂乱，只是增添了许多的骄傲与吝啬。我所说的，必定是这样，即使孔子再生，也不能改变这个说法，这道理只有一个而已。”

译如今百事无人过问。暂且以礼来说，古礼既然无从考证，至于后世沿袭因循的礼制，也渐渐失去了本意而无人知晓了。不只是渐渐失去本意，甚至连名物度数，也没有人懂得。差错谬误，简直不堪入目！三代的礼制，如今固然难以完全见到。其大略幸好散见于其他书籍中，如《仪礼》十七篇大多是士人的礼，关于邦国君主的礼仅存一二。遭受秦人焚毁之后，直到河间献王才得到邦国礼五十八篇进献朝廷，可惜未能施行。到了唐代，这本书还在，各位儒者作注疏时还时常引用它作为论据。等到后来无人再提及，书就亡失了，岂不是很可惜！叔孙通所制定的汉仪，以及曹褒所修订的，固然已经不符合古礼，然而如今也不存在了。唐代有《开元礼》和《显庆礼》，《显庆礼》已经亡失，《开元礼》是沿袭隋代旧制制定的。本朝修订《开宝礼》，大多依据《开元礼》，而且更加详备。等到政和年间修订五礼，当时奸邪之人凭私意增减，疏漏矛盾，更加没有道理，反而不如《开宝礼》。

汉代儒者解说礼制，有不合古礼的地方，都推说是商代的礼，这正是没有道理的地方。

南北朝是什么时代，而士大夫之间礼学并未废弃。有考订礼制的人，说得也自有道理。

《通典》是一本好书。先前朝廷考订制度，我说却是一件事，后来就这样作罢了。又说：“《通典》也自好，设立一个科目。”又说：“《通典》中间几卷，议论也好。”

曾经听刘昭信说：“礼中的趋步飞翔、登阶降阶、作揖谦让，都需要练习。”也是这样。汉代如大射等礼，虽然不施行，却依旧让人练习，人们自然能传承一种规范。如今虽然不能施行，也须设立科目，让人练习掌握，也是一件事。

论后世礼书

《开宝礼》整体是《开元礼》，只是略作改动。《五礼新仪》，其中难以确定的，都称“御制”来决断。如祈祷山川的礼仪，又只在《开元礼》中有。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考试默写义理，必须熟读礼书才行，礼官任用这类人。王安石全部罢去，都改为做大义。所以如今的礼官，不问是什么人都可以做。我曾说，朝廷必须保留这类专科，如史科也应当有。

问《五礼新仪》。回答说：“古人对于礼，就像如今人互相作揖相似，终日周旋于其中，自然使人有感动之处。后世怎能如此！”

张载所制定的礼，大多不依据《仪礼》，有自己杜撰的地方。如司马光，却是依据《仪礼》，最为适合古今之宜。

叔器问四先生的礼。回答说：“二程与张载多采用古礼，司马光则大抵依据《仪礼》，而参酌当今可行的。总之，司马光的较稳妥，其中与古礼相差不远，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的礼，则祭祀可用。婚礼，只有司马光的好。大抵古礼不可全用，如古服饰古器物，如今都难使用。”又问：“先前见人设立神主，有父亲在世儿子去世，而神主牌写‘父主祀’字，如何？”回答说：“便是礼书中说得不太清楚，这类情况只得不写，若向上尊长则写。”又问：“司马光所作神主牌很大，宽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以何为是？”回答说：“便是司马光错了，他却依据荀勖的礼。”

吕与叔汇集诸家之说补《仪礼》，以《仪礼》为骨干。

福州有前辈三人，都以明礼著称：王普，字伯照；刘藻，字昭；任文荐，字希纯。我不曾见到王伯照，而看他的书，他的学问似乎最优，说得都有证据，很有议论，却不似今人杜撰胡说。麻沙刻有王伯照文字三件，合为一书。

“王侍郎普，礼学律历都极其精深。大概他所著述都依据根本而言，不是出于私意。我仔细考订他的书，都有来历，可行。考订精确，极不易得。林希多次称赞王伯照，他何曾得到他的仿佛！都是杜撰。”有人说：“福州黄继道枢密祖舜，与伯照齐名。”回答说：“不同。黄只是读书，不曾理会这工夫。当时福州以礼学齐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纯、刘昭信。我认识任、刘二公。任搭干不懂事，问东答西，不可理解。刘说话极仔细，有来历，可听。我曾问他易说，他的解释也有好处。如说‘见险而止为需，见险而不止为讼，需讼下卦皆坎。能通其变为随，不通其变为蛊’之类。想有成书，近来解易者多引用。”

“古时礼学是专门名家，始终理会此事，所以学者有所传授，终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礼有疑问者，就质问。所以上自宗庙朝廷，下至士人百姓乡党典礼，各各分明。汉唐时还有此意。如今直是无人如前者。某人遭继母丧，礼经必有明文。当时满朝更无一人知道应当如何，大家胡乱一场，后来只说莫若从厚。恰似无可奈何，本不当如此，姑且顺从人情从厚为之。是何所为如此？岂有堂”

译朝廷之中，乃至天下的儒生，没有一个人懂得这种礼！然而也没有这样的人。各州各县的秀才以及太学的秀才，研习《周礼》的没有真正理解《周礼》，研习《礼记》的没有真正理解《礼记》，研习《周易》的没有真正理解《周易》，至于《春秋》和《诗经》也都是如此，国家能依靠什么呢！」于是询问张舅，听说他已经去世，再三称叹，并且询问他的子孙能否坚守家学？并且说：「可惜朝廷不举用他，让他掌管典礼仪式。『上天规定了常道，从我推行五常来敦厚教化！上天规定了秩序，从我推行五礼来建立功业！』这个典礼，自然是天理所应当的，少它一丝一毫都不行，多它一丝一毫也不行。只有圣人的心与天合一，所以施行出的礼，没有一项不与天相合。其中曲折、厚薄、浅深，没有不恰到好处的。这些都不是圣人凭空编造的，都是天理决定应当如此。后来的人这颗心未能像圣人的心那样，只能将圣人已经施行的、圣人传授给后世的，依照这个样子去做。做得符合时宜，便是符合天理的自然。」

译刘原父喜好古物，在长安时，偶然得到一只周代的敦。其中刻有“●中”二字，原父于是认为这是周代张仲的器物。后来又得到一只，刻有“●伯”二字，于是认为这是张伯的器物。他说：“《诗经》说‘张仲孝友’，那么张仲必定有兄长，于是作铭文记述此事。”后来赵明诚在《金石录》中辨正说，“●”不是“张”，而是另一个字。现在那些谈论礼制没有依据而凭空捏造的人，就是这类情况。

论修撰礼书

问：“所编撰的礼书，现在可以一一遵行吗？”回答说：“人不可不知道礼的源流，哪里能一一全部实行？后世如果有圣人出现，也必须有所变革。夏、商、周的礼制本来就不相同，现在只能暂且把周代的礼文实行。”以下论述修书的大旨。

“‘礼，以时为大。’假使圣贤使用礼制，必定不会一概遵循古代的礼制。怀疑只是用古礼加以减省，顺从当今世俗的礼制，让它稍有防范和节文，不至于太过简略罢了。看孔子想要追随先进，又说：‘行夏代的历法，乘殷代的车驾。’这就是有意于减损周代的文饰，遵循古代的质朴。现在所集成的礼书，也只是大致保留古代的制度，让后人自己去减省，寻求可以实行的部分罢了。如果一定要一一完全像古人那样，衣服冠履等细微之处都完备，那势必行不通。”问：“司马光所集成的礼书怎么样？”回答说：“已经太详细了。而且，丧服这一部分也太详细。做儿子的刚遭遇丧祸，让他一一想要细微之处都完全符合古人制度，还有什么心情去理会！古人这类衣服冠履，每天在耳目间接触熟悉，所以一旦遭遇丧祸，不需要讲究，就可以合乎礼制。现在却在闲暇时不曾理会，一旦在荒乱迷乱之际，想要临时讲究，势必难以实行。如果不得已，暂且顺从世俗的礼制罢了。如果有懂礼的人，加以指导也可以。”

问贺孙所编撰的礼书。回答说：“我曾经说过，假使有圣王复兴，为今天的礼制，恐怕必定不能全部符合古制。现在暂且要得到大纲正确，如果那些细微之处也难以全部采用。暂且比如丧礼的冠服斩衰这样，而吉服完全不像，却等到遭遇丧祸时，才做一副应当这样穿的，也是奇怪！”贺孙问：“现在齐衰斩衰还保留这个意思，而齐衰期便太轻，大功小功以下的又更轻，而且没有降等减杀。现在如果能斟酌古今的仪制统一为一种格式，大概实行起来没有阻碍，才能立得住。”回答说：“上面既然这样，下面怎么能全部整顿好！这必须全部整顿过，才好。不说其他琐碎之处，暂且比如冠，就必须确定祭祀时应当用什么样的，军旅时应当用什么样的，平时居住时应当用什么样的，见长辈时应当用什么样的，在朝廷处理政务时应当用什么样的，天子的制度应当怎样，卿大夫的制度应当怎样，士应当怎样，庶人应当怎样，这是许多冠都确定了。更须要理会衣服的等级差别，必须用上衣下裳。如果佩玉之类，只在大朝会大祭祀时使用。五服也各自用上衣下裳。齐衰斩衰用粗布，期功以下的又各自降等减杀；像上纽衫一类纰缪鄙陋的服色都除去，这样就能得到大纲正确。现在如果只零零碎碎地理会一些小事，没有用处。现在如果考究礼经，必须一一亲自考究确定。”

杨通老问礼书。回答说：“看礼书，看到古人极有精密之处，事情没有细微的，各自都有义理。然而又必须自己功夫到家，才能看出古人的意思。如果自己功夫没到家，只看到度数文饰的末节，这样怎么能识得深意！比如拿一碗干硬的饭来吃，有什么滋味！如果凭空用自己的所见揣摸他本来的意思，不这样，也不济事。加上自己功夫没到家，只去理会这个，最后溺于器物数目，全都昏倒了。现在推测未必能完全明白其意，暂且要识得大纲。”

问：“听说郡中最近已经开设六经。”回答说：“已经开设《诗》《书》《易》《春秋》，只有二礼没时间顾及。《诗》《书》的序各放在后面，以恢复其旧貌。《易》用胡安国所定的本。《周礼》自是一本书。只有《礼记》还有话说。《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是它的枝叶。《礼记》是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的书，又有其他说法附益在其中。现在想要定作一本书，先把《仪礼》的篇目放在前面，而附《礼记》在后面。比如射礼，就附以《射义》，像这类已经得到二十多篇。如果其余《曲礼》《少仪》，又自成一类，而以同类相从。如果疏中有解说制度的地方，也应当采取以增益它。旧时曾以此例传授给潘恭叔，他也曾整理几篇来。现在居丧无事，想必会动手。《仪礼》旧时与六经三传并行，到王安石才开始废除。其后虽然恢复《春秋》，而《仪礼》终于废弃。现在士人读《礼记》，而不读《仪礼》，所以不能见其本末。科举中《礼记》义，格调都平庸低下。大概《礼记》解释流行于世的，如方马之类，源流出自熙宁、元丰年间。士人作义的多数读这个，所以这样。”以下修书纲目。

问礼书。回答说：“只有《仪礼》是古全书。如果《曲礼》《玉藻》等篇，都是战国士人及汉儒所搜集。《王制》《月令》《内则》是成书。要好，自然将解说礼物的地方，如《内则》《王制》《月令》等篇附《仪礼》成一本书，

译如果中间却把《曲礼》《玉藻》又附在末尾；那些不讲礼物的篇章，如《孔子闲居》《孔子燕居》《表记》《缁衣》《儒行》等篇，却自成一书。《乐记》的文章颇为精粹，恐怕不是汉儒所作，自然与《史记》《荀子》是一套，恐怕只是荀子所作。《家语》中的言论尚且可以，而《孔丛子》分明是后世的文字，浅弱得很。天下有多少伪书，只要睁眼看得透彻，自然就没有多少书可读了。

译“《周礼》自是一部完整的书。如今想把礼书编入其中，又担心拆散了《周礼》，实在不知如何处理。”于是说：“《周礼》只是列举礼的条目，其中有很多文字，如‘八法’、‘八则’、‘三易’、‘三兆’之类，必须各自另有专书。”子升问：“《仪礼》的传和记是谁作的？”回答说：“传是子夏作的，记是子夏以后的人作的。”子升说：“现在礼书再附入后世的变礼也好。”回答说：“有这个意思。”

“余正父想用《国语》而不用《周礼》，然而《周礼》怎么能不收录呢！《国语》辞藻多而义理少，是衰世之书，支离蔓衍，大大不如《左传》。看当时的文章如此，怎么能使国家兴起！”座间的朋友问是谁做的。回答说：“听说左丘明做的。”

于是整理所编的礼书，区分经和传，说道：“经文精确峻洁，传文则词语泛滥。《国语》所载事迹多如此。如今人作文，因为一件事，就要泛滥成章。”

贺孙于是问：“祭礼附祭义，如说孝很多，怎么得来？”回答说：“便是祭礼难附。加上《祭义》前面所说的多是天子礼，如果《仪礼》所存的，只有少牢馈食、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大夫礼。加上又只是有馈食。如果天子祭，便应当有初间祭腥等事，如所谓‘建设朝事，燔燎膻芗’。如果附《仪礼》，这些都没有入手处。心中想把《周礼》中天子祭礼逐项作一总纲，却以《礼记》附。如疏中有说天子处，都编出。”于是说：“我已衰老，其中合要理会的文字，都起了个头在。及见其成与不见其成，都未可知。万一不及见此书之成，各位千万勉力整理。得成此书，关系很大！”问：“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是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现在在下有志之士，想依古礼行之既不可；如果一向顺从俗的鄙陋，又觉得大不经，于心极不安，怎么办？”回答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事要整顿，便着从头整顿，吉凶都相称。现在吉服既不如古，独于丧服想如古，也不可以。古礼也须一一考究着所在在这里，才酌今之宜而损益之。如果现在便要理会一二项小小去处，不济事，必须大看世间都得其宜才好。”问：“现在父母丧，且如古服，如齐衰期，乃是兄弟、祖父母、伯叔父母，这岂可从俗轻薄如此？”回答说：“自圣贤不得位，这事终无由正。”又说：“使郑康成之徒制作，也须略成个样子，未说待周公出制作。现在全然没理会，奈何！如果有考礼之人，又须得上之人信得及这事，行于天下亦不难。且如冠制尊卑，且以梁为等差。如今天子用二十四，怎么安顿！所以甚大而不宜。要好，天子用十二，一品用九，升朝用七，选人用五，士用三，庶人只用纱帛裹髻，如现在道人。这自有些意思。”问：“且如权宜期丧当如何？”回答说：“且依四脚帽子加绖。此帽本只是头巾，前二脚缚于后，后二脚反而前缚于上，现在硬帽、[巾璞-王]头都是。后来渐变重迟，不便于事。如当初用冠带，一时似好。我必知其易废，现在果然如此。如果一个紫衫凉衫，便可怀袖间去见人，又快又轻。如帽带皂衫，是多少费？穷秀才怎么得许多钱？是应必废也。”居父问：“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领衫而加衰可以吗？”回答说：“上领衫已不是。”说：“用深衣制，而粗布加衰可以吗？”回答说：“深衣于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简便之衣。吉服依玄端之制，却于凶服亦仿为之，就适宜了。”问：“士礼如丧祭等，可通行吗？古有命士，有不命士，现在怎么办？”回答说：“丧祭礼节繁多，现在士人也难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时诸侯大夫都可以用士，如现在簿、尉之类，乃是邑宰之士；节推、判官之属，乃是太守之士。只一县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己便可取将来使，便是士。如藩镇之制尚存此意。无可奈何，是现在将下面一齐都截了，尽教做一门入，尽是教由科举而得，是将奈何！”叹息久之。器之问：“国初衙前役用乡户吗？”回答说：“客将次于太守，其权甚重，一州之军都其将之，凡教阅出入都主其事。当时既是大户做，也自爱惜家产，上下相体悉。如果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的户，便为公人，各管逐项职事；更次一等的户为吏人，掌文书简牍；极下户为胥徒，是现在弓手节级奔走之属。其终各各都有弊。英宗时有诏，韩绛”

译终究是变不成的。王荆公担任参知政事时，一变就变了。」

译问：“《礼书》学习礼制，首先引用舜任命契担任司徒，推行五常之教；任命夔主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这两条。文蔚私下认为，古人教学不出这两方面。契推行五常之教，是希望使人明白人伦关系，懂得这道理；夔主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是希望使人涵养其德性，并切实地拥有于自身，这是一篇的纲领。”回答说：“确实如此。后面只是阐明这一层意思：比如大司徒的教育，就是契推行教化之事；大司乐的教育，就是夔主管音乐之事。”接着说：“‘直而温，宽而栗’，直率与宽厚本来是好品质，但用温和与严肃来调剂，就达到尽善了。至于‘刚’、‘简’二字，则稍微觉得有弊端，所以用‘无虐’、‘无傲’来告诫，这是为了防止它们出现过失。我之所以特意将它们分开，是想表明防止过失的告诫，是专门为刚、简而设的；不承接上面的直、宽两句。‘直’、‘宽’，只说‘而温’、‘而栗’，到了‘刚’、‘简’，则说‘无虐’、‘无傲’，看它的言辞，意思自然可见。”文蔚说：“用五常之教来教育人，固然也是想要涵养人的德性。要涵养德性，便只是下面‘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这四句上。”回答说：“对。在讽诵歌咏之间，足以调和人的心气，但上面三句抑扬高下，还由人掌控；到了‘律合声’的地方，就完全不能随意妄为了。所以在咏歌的时候，非常足以涵养人的情性。至于像演奏金石乐器，配上管弦乐器，并不是不和谐，终究不如人声自然。所以晋人孟嘉有话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逐渐接近自然’。到了‘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说祭祀宴享时的事，又是另一层意思。”

有人问：“《礼书》所引用的伊川先生说的话‘古代供养士人，那些公卿大夫士的子弟，本来不担心没有供养，而庶人子弟进入学校学习的，也都有办法供养他们’，不知道是否正确？”回答说：“恐怕不是这样。这段文字是明州各位先生添加进去的，应当删除。如果不删，那么在注释下面写道：‘现在考察，程子的话，不知道依据什么。古代教育士人，那些比闾的学校，乡老坐在门口观察他们的出入。他们来学习有一定的时间，接受教育后，就回家练习。等到他们晋升上去，也有一定的时间。春夏耕作，其余时间学习，没听说上面的人再供养他们。既然已经给了他们百亩田地，又给他们学习用的粮食，哪里有那么多的粮食供给他们呢！《周礼》自有士田可以考证。《史记》说孔子供养弟子三千人，而子由写古史也立刻相信并采用，恐怕不对。’我想弟子来跟从学习的，自己带着粮食，而跟从孔子出游列国的，就吃孔子的食物罢了。然而孔子哪里有那么多的粮食？想必也是取自列国的馈赠。孔子在卫国居住最久，所以在灵公、孝公那里，有交际、公养之类的职位，他们奉养孔子的必定丰厚，至于其他国家就不是这样了。所以晏子劝谏齐景公不要任用孔子的话说：‘游说乞讨，不可以用来治国。’孟子的时候，门徒众多尤其兴盛。当时诸侯重视士人，又不同于孔子时候的情况。春秋时人淳朴，没有太多事端，所以齐、晋都累世作为霸主，人们不敢争夺。战国时人多奸诈，列国纷争，急于搜罗人才来使用，所以不得不厚待士人。”又说：“古代三年大比，选拔贤能的人进献给天子，大国三人，中国二人，小国一人，不进献就有惩罚。看来几年后进献的人非常多。然而天子的国家也不大，名额也有限，不知道怎么用得了这么多人？现在以天下之大，三年一次进士，尚且没有安顿的地方，何况当时？《白虎通》说：‘古代诸侯进献士人，一次不恰当就有惩罚，两次不恰当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恰当就罢免废弃他，而依附于诸侯成为寓公。’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大概是后世儒者附会出来的。进献士人不恰当，有什么大过错？就废除他的君主，断绝他的社稷呢！”有人说：“想必周朝这个制度，实行不久。成王、康王几代之后，诸侯专权，天子诸侯的公卿大夫，都是世袭大臣盘踞，哪里还容得下外人来做呢？”回答说：“对。加上当时诸侯国中，自己也需要人才使用，必定不会再进献给天子。天子也自己拥有空名，没有用处。当时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袭继承，诸侯的国家还宽松；古代人才困顿而在下层的，多在诸侯国做官。等到公室又衰弱，人才又多在列国的大夫那里做官。当时做大夫陪臣的人，权力很重。大夫掌握一国的权力，而陪臣又掌握大夫的权力。所以说‘禄去公室’，‘陪臣执国命’。”又说：“以爵位来说，大夫也不算很尊贵，以权势来说，则很重。从天子往下，三等就到了大夫。”又说：“再命为士，三命为大夫，天子的大夫四命，小国的大夫再命，或一命。一样小小的官职，都没有命。他的命礼极重。”又问：“当时庶民中的优秀者，他们晋升上去，最多做到大夫罢了。至于公卿的尊贵，都是世袭大臣，不像现在可以更换更进而替代”

译是人为之所致。那么，士人出生在这个时代，也可以说是很不幸了。」回答说：「是的。然而当时的大夫和宰臣，他们的权力非常重大。像晋、楚、齐等国家，他们的大夫都掌握着天下的权力，指挥调度，天下没有人不服从他们。他们的宰臣又掌握着大夫的权力，大概当时权力重心在下层，而君主在上层显得轻弱。如今则是权力重心在内廷，而外部显得轻弱，所以情况不同了。」

译《礼编》刚编到长沙，我就想招集各位公卿一起来共同研讨。后来见那边事务繁杂，况且不打算长久停留，于是作罢。后来到了京城，希望事情大体稍定，做个规划，把天下懂得礼仪的人都召来修书，像余正父这些人，都叫他们来，今天却作罢了！

有人问：“礼书修得有头绪吗？”回答说：“散落在各处，收拾不集中。最苦的是每天应酬太多，工夫不能专一。如果能得到几个月的空闲，再有一两位朋友相助，就可以完成了。前阵子在朝廷，我想上奏请求专门设立一个机构，召来四方研习礼仪的朋友几人编修。等书修成将要进呈时，然后请求朝廷授予他们官职，以酬谢他们的辛劳，也以此小小地帮助朝廷搜罗任用遗落的人才。事情还没来得及实施，我就离开京城了。”

黄泳居丧时，曾经编排丧礼，从刚死直到丧期结束，各自设立门类。曾经把门类呈给先生。临别时，先生教导说：“编礼也不可以中途停止。”黄泳说：“考订礼仪没有趣味，所以暂且放下。”先生说：“张横渠教人学礼，吕与叔说像嚼木片一样无味。现在用半天看义理文字，半天分类礼书，也不妨碍。”后来承蒙赐书说：“所定的礼编，遗憾没有见到。这里所编的丧礼一门，福州还没有送来。将来如果能得到贤者拿着那部成书，再来参订，或许能详细审慎，不至于错乱。只是恐怕相距太远，难以实现这个期望罢了。”福州，是指黄直卿。庚申二月十六日，先生有信给黄寺丞商伯说：“伯量依旧在门馆吗？礼书近来得到黄直卿和长乐一位朋友在这里，才得以着手整顿。只是疾病昏倦的时候多，又被人事书信妨碍废弛，不能完成。直卿又答应了乡人的聘请，不知如何。如果不能留下，尤其觉得失去助力。非常遗憾当时不曾留下伯量一起协力！如果他今年不主持书会，就烦请转达心意，让他来停留几个月，千万幸运！”写信时，距离去世只有二十二天，所以收到信来不及前往。后来黄直卿嘱托李敬子招他去完成礼编，又因婚嫁之事没能成行。昨天寄居在三山，杨志仁反复推敲所成的礼书，具有始末，如果不久就死去，还几乎能实现这个志向。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五

礼二

仪礼

总论

河间献王得到古礼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观之处。只是当时君臣之间有所不明白，于是导致没有流传。所以先儒说圣经没有亡于秦火，却坏于汉儒，这个说法也好。司马光评论说景帝太子死后，当时如果立献王为继承人，那么汉朝的礼乐制度必定有可观之处。又“致堂说：‘武帝如果让董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大夫，那么汉朝的治理必定兴盛。’我曾经说：‘如果这样任命，哪里能得来！’”

先王的礼仪，现在存留的没有多少。汉朝初年自有文字，都没有人收拾。河间献王既然得到雅乐，又有礼书五十六篇，可惜不被后世所见！这是因为当时的儒者专门名家，除了自己精通的一经之外，都不暇讲求，何况在上面又没有主持典礼乐的人。所以胡氏说，假使河间献王为君，董仲舒为相汲黯为御史，那么汉朝的礼乐必定兴盛。这三个人的任命，岂不是很盛大！

现在的《仪礼》多是士人的礼仪，天子诸侯的丧祭之礼都不存留，其中不过有些小规模的朝聘燕飨之礼。自从汉朝以来，凡是天子的礼仪，都是将士人的礼仪增加而成。河间献王所得的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的礼仪，所以班固说“胜过推演士礼以为天子、诸侯之礼的”。班固作《汉书》时，这些礼还在，不知哪个朝代哪一年丢失了。可惜！可惜！贺孙记录略去。

礼书如《仪礼》，尚且完备如其他书。儒用。

《仪礼》，不是古人预先作一本书如此。起初只是因义而起，渐渐相沿袭，行得好，只管巧妙，至于情文极细密，极周全的地方。圣人见此意思好，所以录成书。只看古人君臣之间，如公前日所画的图，君主临臣丧，坐下抚摸当心要绖而踊。今天的事，至于死生之际，漠不相关，不像路人一样！所谓君臣之恩义在哪里！祖宗时，对于旧执政的丧事也亲临。渡江以来，一向废除此礼。只有秦桧死时，高宗亲临，后来不再举行。如陈福公，寿皇眷顾他如此隆厚，他死也不亲临。祖宗凡大臣死，远地来不及亲临的，必定派遣郎官前往吊唁。寿皇凡百提掇得意思，这类地方却这样不觉察。今天便一向废除了。

礼有经，有变。经，是常；变，是常的变。先儒以《曲礼》为变礼，看来全以为变礼，也不可以。因为曲，是委曲的意思，所以以《曲礼》为变礼。然而“毋不敬，安定辞，安民哉”！这三句，岂能称为变礼？先儒以《仪礼》为经礼。然而《仪礼》中也有变，变礼中又有经，不可一律看待。《礼记》，圣人讲礼及学者问答处，多是讲礼之变。上古礼书极多，如河间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后来藏在秘府，郑等人尚且见到。现在注疏中有引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