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九十

译谷神就是谷神，社是土神。」又问：「社为什么有神？」回答说：「能够化生万物，就是神。」又说：「《周礼》中，亡国之神的祭祀，却用受过刑罚的人作为神主。整部《周礼》却是把天理看得烂熟于心。」以下是关于社的内容。

译程沙随说：“古代社祭以木为主，现在以石为主，这不符合古制。”

五祀：行是道路之神，伊川说是宇廊，未必正确；门是门神，户是户神，加上中溜、灶，共五种。古代圣人设立这些祭祀，必定有其神灵。就像孔子说：“祭祀时就像神灵真的在，祭祀神灵时就像神灵真的在。”有了这祭祀，便有这神灵；并不是圣人若有若无，只看到一半，就自己随意揣测。但不像后世的门神，就画一个神像那样。以下是关于五祀的讨论。

叔器问五祀中祭祀行神的意义。回答说：“行，就是堂前的道路。古人没有廊屋，只在堂阶下取两条路。五祀虽然分四季祭祀，但出门时只单独祭祀行神。等到出门，又有一次祭祀。在门前堆起两座小山，杀狗放在山上，祭完后，就在山边吃，然后推车从两山之间通过，这是取跋涉山川的意义。”舜功问：“祭祀五祀，想必也只是应当如此表示敬意，未必真有这些神灵。”回答说：“神，是形容万物微妙而言的。充满天地之间的都是神。如果说五祀没有神灵的地方，这是什么道理？”叔器问：“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祖先，这是分内应当如此吗？”回答说：“这也是因为气与他们相关。比如天子是天地的君主，就能祭祀天地。如果像其他人，与天地不相关，还祭祀什么？比如诸侯祭山川，也只祭祀境内的。比如楚昭王生病后占卜说：‘河神作祟。’众大夫想祭河，昭王自己说楚国的分地不到黄河，黄河不是作祟的原因。孔子因此赞美他说，昭王不失国家是理所当然的！这就看出境外山川与我无关，自然不应当祭祀。”又问：“比如杀孝妇，天为之干旱，怎么解释？”回答说：“这自然是他一人足以感动天地。如果是祭祀，则分内与他无关，怎么祭祀得？”又问：“人现在去烧香拜天之类，恐怕也不对。”回答说：“天只在我心里，还祈祷什么？一身之中，所有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里行走，像鱼在水里，满肚里都是水。我说人家还醮没意思，一作‘最可笑’。哪有斟一杯酒，盛两个饼，要享上帝的！且说有此理无此理？我在南康祈雨，每天去天庆观烧香。我说，且慢去。一作‘且慢’。现在如果有个人不经州县，便去天子那里下状，你嫌他不嫌他？你须捉来打他，不合越诉。现在祈雨，为什么不祭境内山川？为什么还要去告上帝？”

问：“灶可以祭祀吗？”回答说：“人家饮食所依赖，也可以祭祀。”问灶尸。回答说：“想必是以庖人为之。”问祭灶的礼仪。回答说：“也大致像祭宗庙的礼仪。”

问：“《月令》说，灶在庙门之外，怎么解释？”回答说：“五祀都在庙中，灶在庙门之东。凡是祭五祀，都在奥处设席，而在所祭之处设主、奠、俎。然后设馔迎尸于奥。”

因此说：“五祀，伊川怀疑不祭井。古人恐怕是同井。”回答说：“是的。”

古代有人远行，就在路间祭祀所谓的‘行神’。用牲分为两断，车从中间通过，祭完后却将吃，称为‘饯礼’。用兵时，用犯军法当死的人斩于路，却兵从中间通过。

祖道之祭，是作一堆土，置犬羊其上，祭毕而以车碾从上过，象征行者无险阻之患，如《周礼》‘犯軷’是也。这是门外事。门内又有行祭，乃是五祀之一。

祈雨之类，也是以诚感其如祈神佛之类，也是其所居山川之气可感。现在的神佛所居，都是山川之胜而灵者。雨也近山者易至，因为多阴。

古人神位皆西坐东向，所以献官皆西向拜。而现在都南向了，释奠时，献官还西向拜，不知是怎么样的？以下是关于祀先圣的讨论。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东户的。若宣圣庙室，则先圣当东向先师南向。如周人禘喾郊稗，喾东向，稷南向。现在朝廷宗庙之礼，情文都自相悖逆，不明白。古者主位东向，配位南向，所以拜即望西。现在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时却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簠簋等陈于地，当时只席地坐，所以如此饮食为便。现在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馔反陈于地上，情文全不相称。以前有人来问白鹿塑像，我回答说州县学是天子所立，既然原来用像，不可更改。书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我处有列子庙，却塑列子膝坐在地上，这必有古像。行古礼，必须参用今来日用常礼，或许飨之。如太祖祭，用簠簋之外，又设牙盘食用碗楪之类陈在床上，这也有意思，到神宗时废了。元祐初，复用。后来变元祐之政，故此也遂废。

夫子像设置于椅

译皇上，这样做不对，却又把神像安置在台座上，到了春秋两季举行释奠礼时，却把簠、簋、笾、豆等祭器陈列在地上，这是什么道理呢？我几次说要塑造孔子坐在地上的神像，就像铺设席子那样，祭祀时便自然席地而坐。这有什么不可行的呢？每次跟别人说，大家都觉得怪异，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记得在南康任职时，想在学宫中整顿孔子的神像，没能做到。后来跟接任的官员说了这些话，说孔子本来就不应当设立神像，春秋祭祀时，只设立牌位就可以了。现在既然行不通，那就只能让神像坐在地上，这才符合礼制。

译先圣冕服的制度各不相同。詹卿说：“衮冕在胸前画龙。”那么鷩冕上的雉鸡、毳冕上的宗彝，也都是画在胸前的。

释奠礼，根据《开元礼》，只是临时设置神位，后来才有塑像。颜回、孟子配享，起初也是分列在先圣左右，后来才并排坐在先圣的东西两侧，面朝西。当时所下达的指令，如今也无处查考了。

孔子居中，颜回、孟子应当列在东边，面朝西。七十二弟子原先排在东庑三十六人，却从西边开始排起，当初就是这样。自从将曾子升于殿上，下面挤占了一位，次序全都乱了。这话说的是漳州的情况，不知其他地方如何。又说：“我经历各州县学，没有一个符合礼制次序的。”

高宗御制七十二子赞，曾见别处所附的封爵姓名，多采用唐代封赐的官号。本朝已经两次加封，为何还这样？

谒见宣圣焚香，不是古礼。拜见时将要捻香，不应当叩首。只是直接上前捻香，然后出笏板叩首，再降阶拜礼。

谈论释奠散斋，因而说：“陈肤仲写信询问释奠的礼仪。如今学中的礼仪，是礼院所颁布的，多有参差不一，不可采用。唐代的《开元礼》却很好。《开宝礼》只是全部抄录《开元礼》，改换了帝号罢了。至于《政和五礼》则错误很多。如今释奠礼有孔伋（伯鱼）而没有子思，而且‘十哲’也都错乱，仲弓反而排在上面。比如绍兴年间作七十二子赞，只依据唐代的爵号，不知后来已经加封了。近来曾对此加以申明。”

因谈论程沙随辨析《五礼新仪》下丁释奠的说法，因而说：“政和年间编纂此书时，多非合适的人选，所以错误如此之多。后来已有指令改正。唐代《开元礼》既然失之繁琐，新仪又多遗漏简略。比如亲祠一项，《开元礼》中先说将要登车，手持某物站在车右，到达某处，才说从车上下来。如今新仪只记载下车一节，却没有之前登车的事。既然这样记载，凡是亲祠的地方都如此。”如今行礼时，又没有这些升降的仪式。

孟子配享，是王安石请求的。配享只应当论及传道，应当以颜回、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曾想在云谷左边设立先圣四贤配享，右边设立二程等先生，后来没有来得及。在南康时，曾想上奏章让孔伋（伯鱼）从祀。因逐渐离任，不想上奏章处理事务，只是封给刘淳叟，因为他担任学官，可以进言。

“在漳州时，陈请释奠礼仪，到如今就这样白白作罢了。子约担任藉田令，多么用心主张，各位礼官都不理会，于是作罢。”座客说：“想必是从来不曾理会，所以害怕理会。”回答说：“东坡曾说，如今担任礼官的，都是从牛背上拖下来的。如今看来确实如此。”因而问张舅忠甫家中是否有别的礼书，让他回乡时寻访求得。致道说：“如今凭时文取士做官，最终在这种地方，完全无法理会。”回答说：“从前还有《开宝通礼》科，让他们熟读此书，考试时挑问。后来又编出《通礼》，如同注释一般。如果有人要研究这个，必须连同这些也都记住。比如问，笾起源于何时？逐一说完后，又反复议论一段，这样也很好。漳州有很多文字，都未能抄录。如今朝廷颁行许多礼书，如《五礼新仪》，并不妥当。如果是不懂礼，就当作不懂礼，且只按原本抄写也可以。却又去杜撰，将古人的地方改了。”这天因看薛直老行状中述说他初任教官时，陈请改上丁释奠的事。“大概是他见当时用下丁，所以请求改为上丁。旧时看古礼中有一处注说：‘春用二月上丁，秋用八月下丁。’如今忘记出处了。从前也想检问象先，以及漳州陈请释奠仪，想请求委派象先，又思量他不是要理会这种事的人，所以作罢。”

新书院建成，明天想祭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简约而可行，于是检阅《五礼新仪》，让他具列其要点呈上。先生整天督工，晚上回来就与诸生斟酌礼仪。鸡鸣时起床，天亮前往书院，因厅事未备，就在讲堂行礼。宣圣像居中，兖国公颜氏、成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子面朝西配享于北上。都用纸牌。濂溪周先生、东一。明道程老师、西一。伊川程老师、东二。康节邵老师、西二。司马温国文正公、东三、横渠张老师、西三。延平李老师东四。从祀。也用纸牌。都设在地上。祭仪另录。祝文另录。先生担任献官，命贺孙担任赞礼，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赞礼，敬之掌仪。堂狭地湿，颇有失仪。但献官极其诚意，如同享祭一般，邻里的长幼都来陪祭。礼毕，先生揖请宾客就坐，宾客再次起身，请先生就中位开讲。先生因坐中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次推辞未果，诸生又请，于是就位，讲述为学之要。午饭后，集合众宾客饮酒，至暮散去。

李丈问太庙堂室的制度。回答说：“古制是不可晓得的。《礼》说，士堂后一架为室，大概很窄。架即也。天子便待加得五”

译七层架子，也很窄小。不知道周代三十位以上的祖先神位排列得如此拥挤，怎样行礼呢？室在堂后面的一间，从后堂内的左角开门进入。西墙像现在的墙上那样设有龛，太祖的神位在其中，面向东。旁边的两壁有窗户，群昭的神位列于北窗下而面向南，群穆的神位列于南窗下而面向北。堂中不设神位，而是人们行礼的地方。天子在中间设置黼扆，接受诸侯的朝拜。”以下是天子宗庙祭祀的内容。

译“祖有功而宗有德”，这是设立百世不迁之庙的依据。商朝六百年，只有三个宗庙，都是因为拥有功德而应当享受百世祭祀，所以他们的庙称“宗”。到了后世，才开始不再询问是否有功德，一律以“宗”来称呼。

古人设立七庙，恐怕是祖宗中有功德者不迁出。胡氏认为如果这样，那就是子孙可以随意取舍他们的祖宗。然而他论述续谥法时，又说谥号是天下公义，不是子孙可以私相决定的。既然如此，那么庙制也是如此。

问：“汉代诸儒所议的礼制如何？”回答说：“刘歆说得比较正确。他认为宗庙不在七庙之内，是担心有功德的人太多，就会占用了那七庙的名额。”问：“文定公关于‘七庙’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就是文定公喜欢这样硬说，怎么能那样说呢！况且像商朝的三宗，如果不是另外立庙，后来只是亲庙时，为什么不随便拿三个来立？为什么恰好选取祖甲、太戊、高宗作为宗？‘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后世自有公论，不以拣择为忌讳。所谓‘名为幽、厉，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也不能更改’。那些好的自然应当宗祀，怎么能够毁弃！如今如果说三宗只是亲庙，那就少了一个亲庙了。这确实难以理解。况且像成王去世十几天后，这自然是已经成服了，然而《顾命》却说麻冕、黼裳、彤裳之类，这样就是脱去了麻衣，又穿上了彩色衣服。文定公便说是摄行践阼之礼。我认为，政事可以摄行，但阼阶岂可摄行而践履！怎么能那样硬说？况且像元年，他就硬说不要年号。如今有年号，人们尚且去涂改契约文书之类；如果更没有后代，该怎么办？”又问：“‘志一则动气’，是‘先天而天弗违’，‘气一则动志’，是‘后天而奉天时’，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他是说春秋成公之后致麟，先儒本来也有这种说法。然而又怎么知道是作起获麟，与文成致麟呢？只是我的意思恐怕不是这样，这似乎是不祥之兆。如果是一只麒麟出现后，被人打死了，也掩盖采集。”接着说：“马子庄说，兖州曾有一只麒麟。”胡叔器说：“只是古老相传，旧日开江有一匹白驹。”先生说：“马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果白驹等说法，是起源于禹。如颜师古注‘启母石’的说法，正是如此。近时广德军张大王分明是模仿这一说法。”

庙制，商朝七世，周朝也是七世。西汉初立三宗，后来王莽以及东汉末年，又多加了“宗”字，于是全都乱了。唐朝十二庙。本朝则是韩持国原本退之禘祫说祀僖祖，又想只从太祖开始。议论纷纷，合起僖祖典礼，都只是用人情来处理，没有一个人以公义决断。本来应当只从僖祖开始，后世德薄者祧出。周朝庙制，文王在丰，武王又在另一处，本来应当只同一处，才是正确的。不知为何如此。周朝庙制：后稷、文王、武王、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七庙。

现在的庙制，出自汉明帝，历代相承不改。神宗曾想改革，现在见于陆农师集中，史书却没有记载。

问：“诸侯庙制，太祖居北而面南，昭庙二座在其东南，穆庙二座在其西南，都南北相重。不知道当时每庙一处，还是共一室各为位呢？”回答说：“古庙则从太祖以下各是一室，陆农师《礼象图》可考。西汉时，高帝庙、文帝顾成庙，还各在一处。只是没有法度，不在一处。到明帝谦贬，不敢自当立庙，附于光武庙，其后遂以为例。到唐朝，太庙及群臣家庙，都如现在制度，以西为上。到祢处称为‘东庙’，只作一列。现在太庙之制也是如此。”

邓子礼问：“庙主自西而列，依据是什么？”回答说：“这也不是古礼。如古时一代，只奉于一庙。如后稷为始封之庙，周文王自有文王之庙，周武王自有武王之庙，不曾混杂共一庙。”

诸侯有四时之祫，毕竟是祭祀有不及之处，才这样。如春秋“有事于太庙”。太庙，便是群祧之主皆在其中。

有人问：“‘远庙为祧’，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天子七庙，如周文王、武王之庙不祧。文王为穆，则凡后之属乎穆者都归于文王之庙；武王为昭，则凡后之属乎昭者都归于武王之庙。”

昭、穆，昭常为昭，穆常为穆中间始祖，太庙门向南，两边分昭、穆周家则自王季以上之主，都祧于后稷始祖庙之夹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则随昭、穆递迁于首庙，至首庙而止如周，则文王为穆之首庙，武王为首庙凡新崩者祔庙，则看昭穆但昭则从昭，穆则从穆，不交互相两边也又云：“诸庙皆有夹室。”

尧卿问“高为穆”之义。回答说：“新死之主，新祔便在昭这一排且如诸侯五庙，一是太祖，便

译居中的位置，二昭二穆相对。如今新死的人祔祭，那么高祖那一排对着空位坐；父亲在昭这一排，也对着空位坐。依我的意思推测，应当是这样，但礼经难以考证。现在如果看上一两本书，尚且能有所得；如果看上三四本，便没有可探讨的地方了。比如孟子当时，自然没有可寻究之处了。现在看孟子考证礼制也很疏略，推究古制也不甚得当。他只是大概说说罢了。且如他说井田制之后，引用《诗经》说：“雨降在我的公田，随后也惠及我的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是周朝也是实行助法。”像这样的证据，也不大确切。”安卿问：“孟子为什么与古制不甚符合？”回答说：“他只是根据自家的想法来安排，顺应那个时势来做的。”又问：“郑康成注解《王制》，认为诸侯封国的大小与《周礼》不同，大概《王制》说的是夏商以前的制度。如何？”回答说：“我是不太相信这种说法，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且如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殷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我自己也不敢十分相信。且如一家有五十亩田，忽然说要增添给你七十亩，那需要多少心力！盖因人家各有固定的产业，东边的田间小路西边的田间小路，已经自己定下了。这五十亩中，有沟渠，有房屋。现在忽然变更，又要划分疆界，修筑沟渠，毁坏房屋，东边住的移到西边，这里住的迁到那里，一家多得二十亩田，却劳累了多少！”话说到此处，大声说：“这样天下骚动不安，耗费多少心力去做！据我看来，自古都是百亩，不明白怎么会那样。现在如果解释，只得就他下面的说法去推究。淳录说：‘以前解释孟子，暂且顺着文意这样解释。’如果推究着实行，大不相同。”义刚问井田制：“现在假如一家得到百亩，而人口生生不息，后来的人应当如何供给？”先生笑着说：“现在暂且根据现有的人数供给。比如封建制，夏商以前只是百里，到周朝才是诸公方圆五百里，诸侯方圆四百里，诸伯方圆三百里，诸子方圆二百里，诸男方圆百里。这样却取四个国家的土地来，才凑成一个国家。那四个国家又要这样，却从哪里找那些土地来！”安卿说：“有人说夏商只有三千里，周朝乃是七千里。”回答说：“这就是乱说。且当时到处都有国家，从王畿到要服荒服，都是如此。现在如果要封得比夏商时大，便要每个国家都增添土地，却在哪里放置？这必须是武王有缩小地脉的法术才行。那样时，便要大量改迁。许多国家原本在这里的，现在又要迁到那里，宗庙社稷都要改易。如此，天下骚动。他人各有固定的土地，便肯舍弃而从别处去讨取？”君举说封疆方圆五百里，只是周围五百里，直径只有一百二十五里，四百里者直径百里，三百里者直径七十五里，一百里者只有五十里。加上这样看时，尚且似乎相合。若是诸男的国土方圆百里时，以此法推究，则只有二十五里。如此，却只是一个乡长。我便说他说只是骗人。他向来进献此书，甚为得意。淳录说：‘自奇其说与《王制》等相合。’我曾作一篇文章来驳斥他，逐项破他的说法。且当时说侯六伯七，淳录说：‘本文：“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封侯则六侯，用来封伯则七伯，用来封子则二十五子，用来封男则百男，其地已有定数。”此说如何可通？’如此，则所封大国自然少。若是都只百里而止，便是一千里地，只用三十同来封了，那七十同却空放在那里，却绵延数百里都没有国家！”又问：“‘三分去一’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就是不对。他们只是不明事理，解释不通后，便胡说。且如川中有六七百里设置数州的，那里地平坦，寸寸是地。如这一带，我曾登上云谷眺望，密密都是山。其中间有些缝隙中黄白色的，才是田地。那样却如何去做？淳录说：‘盖百分之二，又如何三分去一！’注疏多是如此，有时到那解释不通处，便说从别处去。”义刚问：“先生以前说齐鲁始封时都是七百里，然而孟子却说只是百里。”回答说：“便是不如此。现在只据齐地是‘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以至于无棣’；鲁地是跨越许宋之境，是有五七百里宽；时势也是要求这样。且‘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的万国’。到周朝，只有一千八百国，便是相并吞后，那些国家都大了。你却要只用百里地封他，教他进入那大国的缝隙中去。武王无可奈何，只得就封他。当时也自然没有那些闲地。因为灭了许多国家，如孟子说‘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的五十’，便是得到许多空地来封许多功臣同姓之类。孟子说‘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减其地’。如齐，先是爽鸠氏居住，后又是

译某氏居住在那里，就像书上所说的“某氏迁徙到齐国”。这就表明当时诸侯如果有过错，就削减他们的封地，这才得到那块土地来分封后来的人。如果不这样，那么太公、周公也就没有安身之处了。如果你不这样做，以后要去夺取那块土地来分封我的功臣和同姓宗亲时，他们就会敢于起兵反抗，就像汉朝晁错时的情形一样。况且像孟子当时也未能完全理解古代的典制。比如他说：“诸侯的礼仪，我没有学过，然而我也曾听说过大概。”像这样就是没有知晓细节，他当时谈论各国许多事情，也只是大致说说如此。虽然他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土地”，但等到滕文公那样做的时候，却又只说“如果有王者兴起，必定会来效法，这就是做王者的老师”。原本并没有说就可以称王。“凭借齐国来称王，就像翻转手掌一样容易”，意思也是要有大国才能做到，小国也无可奈何。现在姑且说给你百里土地，让你施行王政，看你从哪里做起？这就是我说，古代的圣贤容易做，后世的圣贤难做。古代只是顺应自然去做，现在却非常费事。”淳录在此处记载：“汉高祖与项羽纷争五年之间，可以说非常困窘，想杀他不能，想停战又不得，耗费多少心力！想不似当初做亭长时那样快活。”过了很久，问学生们说：“当刘邦项羽那样纷争时，假使尧、舜、汤、武处于那个时代，应当如何？是作战好，还是不作战好？”安卿说：“汤、武是仁义一向被百姓信服，人们自然归服，不需要作战。”先生说：“他们现在不需要你一向被信服。秦当时收尽天下，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都归自己所有，你的仁义如何能一向被信服？淳录记载：‘从哪里找土地来施行仁政？如何能一向被百姓信服？’像高祖这类人，都是从田野间起事的。如果让汤、武处于那种境地，应当如何战胜秦？”安卿说：“‘用极度的仁义讨伐极度的不仁’，用极度的正义讨伐极度的不义，自然就能胜利。”先生说：“固然如此。像秦，可以说是不仁不义。当时所说的‘派遣德高望重的人秉持正义向西进军’，也是仿照这个意思做的。但当时诸侯进入函谷关，都被章邯接连击败。等到高祖进入，沿途教导不得抢劫掠夺，这类事情，也是这样做了。然而他进入之后，又还要设下许多诡计，引诱那些秦将之类的人，之后才进入。假使汤、武处于那种境地，还是那样做，不那样做？现在姑且说秦是不仁不义，可以战胜。那项羽出来纷争很长时间，却如何对付他？还是与他拼命厮杀？如果不与他拼命厮杀，便被他杀了；如果与他拼命厮杀时，还是说不杀人吗？当时是天理，是人欲？这样看来，是没有一个道理。汤、武在那时，也必须多方面去思量，与他安排处置。但如今看来，也没有一个道理。”胡叔器问：“太公吕后当时如果被项羽杀了，怎么办？”先生说：“不只是这一件事，当时都是如此，便是太费心调护。”徐顾林择之说：“项羽那样粗暴，当时捉住太公，为什么不杀了？”择之说：“项羽也有斟酌，他怕杀了反而加重怨恨。”先生说：“便是项羽也有商量，高祖也知道他必定不杀，所以放下心来。项羽也是衡量了高祖，所以不敢杀。如果是高祖软弱，当时如果抵挡不住他，他从头杀来是肯定的。”义刚说：“孔明诱骗夺取刘璋的土地，也似乎不义。有人因此说他是杂学伯道，所以后来用申商的法家学说教导刘禅。”先生说：“便是刚才说后世圣贤难做，一动起来便是那样粘手惹脚。”第二天说：“我夜里思量那高祖初入关后，那样镇抚那百姓；等到灞上，又不进入秦的府库取财货美女之类，都是对的。后来被项羽封王在巴蜀汉中，他也进入去，这个也是对的。不久，便出来平定三秦，已经侵占别人的田地了。但是那三降王不足以称王于秦，却也是确定的。如果是夺得那关中便也好住，便且关上关门，守得住里面的也行。又不肯罢休，又去找出弑杀义帝的说法来，这个找出也是对的，如果汤武也不肯放过。但既然找出这个说法，便只依傍这个做便是。却又率领五诸侯，合得五十六万兵跑到彭城，日日去吃酒，取那美人，更不管其他，却被项羽来杀得狼狈逃跑，汤武便不肯那样。自此后，名义坏尽了。从此去，便只是胡乱做胡乱杀了。文定说‘可惜假借名义不久就归还’，就是这个意思。这如果交给汤武去做时，须做得好，定是不肯那样。”义刚问：“高祖因为闭关后，引得项羽愤怒。如果不闭时，却如何？”先生笑着说：“只是见他势头来得凶恶后，且暂时关闭着，看他如何。”淳录略有不同，分为数条。

译按照礼制，宗庙中只应有一位君主和一位嫡配皇后。自从钱惟演谄媚仁宗皇帝，于是将一位嫡配皇后等同于再次立后，又让仁宗皇帝所生的皇后配享，后来便以此为惯例，导致礼制混乱了。臣民家的礼制也只应有一位嫡配夫人，再次正式娶妻的也还可以接受。如果是婢女生了儿子，婢女所生的儿子主持祭祀，只祭祀嫡配正室，婢女所生的儿子应当另外祭祀。

古代各自有始祖庙，用来安放迁出的神主。比如士人设立两座庙，每座庙都有门、堂、寝，各三间，总共是十八间屋子。如今的士人怎么能实行呢！这是针对以下士人的说法。

古代受命的士人可以建立家庙。家庙的制度，里面设立寝庙，中间设立正庙，外面设立门，四面用墙围起来。没有受命的士人只在堂上祭祀，只祭祀父母。程颐说，无论贵贱都祭祀从高祖以下的祖先，只是祭祀的丰盛或简薄、疏密有所不同。庙门朝南，座位都朝东。从天子到士人，都是这样。程颐在这里没有审察清楚，却说“庙都朝东，祖先面向东”，从厅堂侧面直接向东进入那里，反而转身面向西进入庙中。这种制度是不对的。古人之所以让庙门朝东、座位朝东，是因为门在东边，窗户在西边，坐在一边，正是最尊贵的奥位。

唐代大臣在长安建立家庙，后世的子孙，必须官至大臣，才能祭祀那座庙，这种制度不好。只借一个不理选限的官职给其子孙，让他们祭祀那座庙才是对的。

唐代大臣都在京师建立家庙。本朝只有文潞公依照唐代杜佑的制度，在西京建立了一座庙。即使是韩司马家，也没有建立家庙。杜佑的庙，在祖宗时代还在长安。

问：“家庙在东边，莫非是亲近亲人的意思吗？”回答说：“这是人子不认为亲人已死的意思。”问：“大成殿却在学校的西边，莫非是尊右的意思吗？”回答说：“不知道最初的本意如何。本朝因为沿袭旧制，反而更加粗略，与唐代制度相比，更没有条理。唐代制度还有接近古制的地方，还有条理可观。比如古代王畿之内，大致像井田的规划。中间一圈就是宫殿，前圈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其他百官府署依次排列居住，这是前朝。后中圈是市场，不像如今的市场中，家家户户各自买卖；而是官府设置一个地方，让所有买卖的人都到那里去。就像现在的场务一样，没有游民混杂其中。再东西六圈，用来安置六乡六遂的百姓。耕作时就出去到田间的庐舍，农事完毕就进入这些居室居住。唐代制度大致仿照这个，最有条理。城中有几个坊，每个坊都有墙围起来，像子城一样。一个坊共一个门出入，有六条街。凡是城门和坊角，都有武侯铺，卫士分守。天黑关门。五更二点，鼓声从宫内发出，各街鼓响，城门和坊市门都打开。如果有奸盗，自然无处容身。因为坊内都是常住的百姓，外面来的人都知道。比如刺杀宰相武元衡在靖安里门外，分明是武元衡入朝，走出靖安里，贼人趁着黑暗杀害他。也可以看出坊门不能胡乱进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杀了。如果那时措施得当，官街边都没有闲杂买卖，污秽混杂。所以杜甫诗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邻里间，十天不见一面！’也说明出一个坊，进入一个坊，不是特意往来就不可以。”

问：“先生的家庙，只在厅堂旁边。”回答说：“这是因为财力不能办到。古代的家庙很宽阔，所谓‘寝不踰庙’，就是这个意思。”问：“祭祀时把神主移到正堂，位置如何安排？”回答说：“只是排列以西为上。”问：“祫祭时父母的位置如何安排？”回答说：“太祖朝东，那么昭、穆中南向北向的，以西方为上；那么昭的位置次序，高祖在西而妣在东，祖在西而妣在东，这样祖母与孙子并列，在体制上是顺的。如果按照余正父的说法，那么想让高祖在东而妣在西，祖在东而妣在西，这样就是祖父与孙媳并列，在体制上是不顺的。他大概是依据汉仪中有高祖朝南，吕后稍偏西，不再考证经文；而只取传注中的一两条，执意认为是这样，断然不可改变。”

先生说：“想建立一座家庙，小五架屋。以后架做一个长龛堂，用板隔开做成四个龛堂，堂内放置位牌，堂外用帘子。小小的祭祀时，也可以只在那里进行。大的祭祀则请出来，在堂或厅上都可以。”

家庙要靠近人居住的地方。神灵依附于人，不可在外面另建庙。又如果在外面，妇女遇到下雨时难以出入。

问：“祧主应当迁到什么地方？”回答说：“这正是难办的事。汉代人多埋藏在两阶之间。但如今人家庙也没有所谓两阶的。两阶之间，因为人迹不踏，取其洁净罢了。”问：“各自按照昭、穆埋藏在祖宗的坟墓，怎么样？”回答说：“唐人也有埋藏在寝园的。但如今人的坟墓又有太远的，恐怕难以采用。前不久在朝廷，因为僖祖的祧迁，与各位公卿争辩，几乎到了喧闹愤怒的地步。后来因此离开朝廷，不然，也一定会被人议论驱逐。当时完全没有商议，只见刘智夫崇之，当时任太常卿。来说，想要祧迁僖祖。我问：‘想要祧迁到哪里？’刘说：‘正没有地方安置，因此才诏令集议。’我的议论最终不合。后来竟然在太庙旁边建立别庙，供奉僖祖宣祖的祧主，藏在别庙。不知道祫禘时如

译何？这都行不通。如果在大合祭时让太祖的牌位进入太祖的宗庙，岂不是让祖宗来迁就子孙的宗庙！如果把太祖的牌位移走，合祭于别的宗庙，那么太祖又得不到正对东向的尊位，这都行不通。治平年间曾这样把僖祖迁出宗庙。到了熙宁年间，章衡上疏论述僖祖不应当迁出，推测他的论点是受王安石主导。然而他的论点非常正确。王安石曾经上疏说，皇家的僖祖，正如同周朝的稷和契，都是始祖百世不迁的宗庙。现在废除他的祭祀，让他降附于子孙宗庙的夹室，这不符合所谓“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以及顺应祖宗孝心的道理。这个论点非常正确，后来恢复了僖祖的宗庙。我当时所提出的论点，正是采用王安石的意思。我认为僖祖应当作为始祖百世不迁的宗庙，如同周朝的后稷，而太祖、太宗则相当于周朝的周文王、周武王，有什么不可以呢？而赵丞相一直不听从。当时如楼大防、陈君举、谢深甫极力主张这个说法，而彭子寿、孙从之等人，又跟着附和。有人问：“太祖夺取天下，与僖祖有什么关系？”我回答说：“各位自己获取富贵，位极显赫，那么为什么要封赠父祖呢？”另外，许及之上疏说：“太祖皇帝开创基业，却得不到正对东向的尊位，即使是三岁孩童也会为此感到不平！”他的见识竟然如此浅陋！后来朝廷集议，我估计意见一定不合，于是没有参与讨论，却单独上疏论述这件事，赵丞相又坚持不批准。我多次询问他，他也不听从。后来我回家，也多次写信去问他：“为什么不颁布出来？”他仍然不听从。后来已经南迁，这件事才定下来。僖祖、翼祖、顺祖、宣祖，中间曾经迁出翼祖，所以不避讳“敬”字只维持了很短时间。等到蔡京建立九庙，于是又把翼祖取回，以凑足九庙的数量。后来渡过长江，翼祖、顺祖的宗庙已经被迁出。如果论及宗庙的数量，那么除了迁出僖祖之外，从宣祖到孝宗，正好凑成九庙之数，竟然连同宣祖一起迁出！我曾经听某人说：“方便的机会难得，不如迁出算了，暂且解决一件事。”他的不恭敬竟然如此，我对此感到震惊！”以下是关于迁出宗庙的讨论。

译问关于祧庙的礼仪。回答说：“天子、诸侯有太庙和夹室，那么祧主的牌位就藏在夹室中。现在士人家里没有这种设施，祧主没有放置的地方。礼注说藏在两阶之间，现在不得已，只好埋在墓所。”问：“有祭告吗？”回答说：“横渠先生说过，三年后在太庙举行祫祭，趁着祭毕迎回主牌的时候，就把祧主迎回夹室，迁主和新主都回到庙里。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大宗伯‘享先王’之处，也有这个意思，现在大致仿照这种做法实行。”问：“父亲母亲进入宗庙有先后次序，那么祧主在什么时候迁出？”回答说：“母亲先去世没能进入宗庙，父亲进入宗庙时就把祧主迁出。”《宗伯》注说：“鲁国的礼仪，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大概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一次祫祭，一次禘祭。”《王制》的注也是这样说的。

胡兄问祧主放在哪里。回答说：“古代始祖的庙有夹室，凡是祧主都藏在夹室里，从天子到士人百姓都是如此。现在士人百姓不敢僭越设立始祖庙，所以祧主没有安顿的地方。只好像伊川先生所说，埋在两阶之间罢了。我家宗庙里也是这样。两阶之间，人迹不到，取的是洁净之意。现在人家宗庙哪里还有所谓两阶？只要选择干净的地方埋下就可以了。想一想，不如埋在始祖墓边。因为没有一个始祖庙，所以难以处理，只好这样。”

问：“祧主，诸侯在祫祭时迁出。现在士人家里没有祫祭，只在四季祭祀时迁出祧主，仍然用祝词告祭，可以吗？”回答说：“默默地迁出祧主，又不是正确的。古代适士有两座庙，庙是个大台。《特牲馈食礼》中有宗、祝等许多官属，祭祀时礼节盛大。现在士人家里没有庙，也没有这么盛大的礼节。”

春秋时期宗法还没有消亡。比如滕文公说：“我的宗国鲁国的先君。”大概滕国是文王的昭派。文王的儿子武王既然做了天子，按次序周公是长子，所以滕国称鲁国为“宗国”。又如《左传》记载：“你失去了宗室，对人有什么意义？”比如三桓的后代，公父文伯、公鉏、公之之类，是季氏的小宗；南宫适之类，是孟氏的小宗。现在宗室中多在官职之上冠以“皇兄”、“皇叔”、“皇伯”等称呼，不符合古代不使亲属关系过于亲近君主的意旨。本朝王定国曾经说过，想要让他们称“某王孙”，或者“曾孙”，或者“几世孙”。比如越王派下的，就应当说“越王几世孙”。这样，族属容易识别，而且没有亲近君主的嫌疑，也自然好。后来王定国获罪，反而因为这个议论被认为是离间骨肉。现在宗室散漫没有统纪，名讳重复，字号都用尽了，更没有安排的地方。杨子直曾经想用“季宗”，赵丞相认为季是叔、季，意思不好，于是没有采用。以下是关于宗法的论述。

“宗子只能立嫡子，即使是庶出的长子，也不能立。如果没有嫡子，那么就立庶子，所谓‘世子的同母弟’。世子是嫡子，如果世子死了，就立世子的亲弟，也是次嫡，意思是庶子不能立。本朝哲宗驾崩，哲宗的弟弟有申王，其次是端王，再次是简王，都是哲宗的亲弟。当时章惇想要立简王。那时太后还在，就说‘我没有儿子，各位王都’等等。当时按次序应当立申王，但申王眼睛瞎了不足以治理天下，于是立了端王，这就是徽宗。章惇完全不懂礼的意旨。同母弟必须都是嫡子，才可以这样说。既然都是庶子，怎么能不按次序！现在臣民之家要立宗也很难。只是宗室，以及袭封的孔氏、柴氏，应当立宗。现在孔氏、柴氏袭封，只是兄死弟继，就像现在的门长一样，大错特错。”又说：“现在要立宗，也只在人，有什么难的？只是现在的时势，更做不成事，怎么办！怎么办！比如伊川当时想要不封孔氏，要把朝廷所赐的五百顷田地集中给作一个‘奉圣乡’，而吕原明却认为不可，不知为什么。汉代诸王没有儿子就废除封国，不是都没有儿子，只是没有嫡子，就废除他的封国。不知是怎么回事。恐怕只是汉代没办法对付诸侯王，恰好因为他们这样，就废除了封国。”

余正甫前几天坚持说一国一宗。我说：“一家有大宗，有小宗，怎么一国却只有一个人？”他高声争辩。我拿出书本给他看，他才闭口不言。

大宗法既然立不起来，也应当立小宗法，祭祀从高祖以下，亲尽就请出高祖牌位放到伯叔的位置，服丧期未满的祭祀他们。至于别处，让他们的子孙私下祭祀。现在世间的礼仪完全乱了。

祭祀，必须用宗子法，才不乱。不然，前面一定有无法处置的事情。

吕与叔说合族应当立一个空堂，逐宗逐番祭祀。这也是杜撰的。

父亲在主祭，儿子出仕做官不能祭祀。父亲去世，宗子主祭。庶子出仕做官，祭祀时他的礼节也应当减杀，不能和宗子相同。

宗子法，即使宗子的庶子孙死了，也允许他们的子孙另外立庙。

“古代宗法有南宫、北宫，就是不分开财产，也须分开灶台。现在如果同灶，固然好；只是过一段时间人多了，又不整齐，还不如分开灶台。”问：“陆子静家里有百余人吃饭。”回答说：

译近来得到其他书籍，已经各自另建房屋，这便也是许多人没有安顿的地方。」又说：「听宋子蜚说，广西贺州有一家，共用一个大门，门里有两条走廊，都是子辈的房间，像学舍、僧房一样。每当私房里有客人来，就自己准备饮食，引导到大厅，请尊长陪同喝五杯酒之后，再回到私房，另外摆酒。这样确实有宗子（嫡长子主持家族）的意思，但也算是分灶吃饭。听说他们的家族很大。」又说：「陆子静起初讲究家法，也很整齐：各位叔父自成一处吃饭，各位婶母自成一处吃饭，各位儿子自成一处，各位媳妇自成一处，各位孙子自成一处，孙媳自成一处，年幼的晚辈自成一处。」有人问：「父子必须分开吃饭吗？」回答说：「必须这样。也必须等父母吃完饭，然后才可以退下吃饭。」问：「侍奉母亲也必须这样吗？」回答说：「必须这样。」问：「有饮宴时，该怎么办？」回答说：「这必须在一起。比如大型宴飨，君臣也同坐。」

译用之问祭祀中使用尸的意义。先生说：“古人祭祀没有不使用尸的，不仅祭祀家神时使用尸，祭祀外神也使用尸。不知道祭祀天地时如何，我想只有这种情况不敢用尸。杜佑说，古人使用尸，大概是上古质朴简陋的礼仪，到圣人时还没有改变，文蔚录说：‘这是上古质朴粗野的风俗，先王制定礼仪时未能完全去除的。’于是沿袭使用。到了现在，风气日渐开化，质朴简陋的礼仪已经去除，不能再使用，去除它才符合礼仪。而世间的迂腐儒生一定要恢复使用尸，可以说是愚蠢了！杜佑的说法就是这样。现在蛮夷猺洞中还有使用尸的遗意，每逢祭祀鬼神时，必定邀请乡中魁梧姿容美好的人作为尸，全乡的人相继拜祭。担任尸的人，说话喝酒吃饱。每逢年节，担任尸的人必定连日喝酒吃饱。这些都是古代的遗意。曾经见过崇安余宰，他是邵武人，说他家乡有一个村名叫密溪，距离邵武几十里。这个村中有几十户人家，对所谓‘中王’的神非常恭敬。所谓‘中王’，每年按顺序轮流由一家长一人担任‘中王’，循环往复。凡是祭祀祈祷，必定请中王坐着接受祭祀，年终时全乡父老合奏音乐摆设酒席，请新旧中王举行交接仪式。这个人既然担任中王，那么一年在家很少外出，恭敬谨慎畏惧小心，稍微不敢做坏事，以符合全村祈祷期望的意思。如果这个村有水旱灾害，那么人们都归咎于中王，认为是因为不善于担任中王导致的。这些意思，都是古代的遗闻。近来几年，这种礼仪已经废除了。看来古人使用尸自有深意，并非质朴简陋。”陈丈说：“大概是不敢让亲人死去的意思。”先生说：“对。”用之说：“祭祀的礼仪，酒菜丰盛洁净，必须真诚恭敬，所以希望神灵降临，来享用这些饮食。如果设立尸，那么担任尸的人已经享用了饮食，鬼神难道还会再来享用吗！这样反而不真诚了。”先生说：“这正是为了竭尽真诚。因为子孙既然是祖宗相传的一气而来，气类本来就已经感应契合。而他的言语饮食，好像祖宗还在一样，就有用来安慰孝子顺孙思念的东西，而不是恍惚无形想象不到的可以相比的。古人使用尸的意思，之所以深远而竭尽真诚，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现在人祭祀只要能竭尽真诚，他的祖宗还会来感应。何况既然是他的亲子孙，那么他的到来感应就更快了。”接着说：“现在世上的鬼神附着活人而说话的很多，也有祖先降神于子孙的。又比如现在的巫师，也有降神的。大概都是气类相互感应，所以神灵附着他们。周礼祭祀墓地就用墓人作为尸，也是这个意思。”以下关于尸。

古人使用尸，本来与死者是一气，又用活人的精神去交感他的精神，是会附着享用。杜佑说古人质朴，设立尸是不合礼仪。现在蛮夷中还有使用尸的。

李尧卿问：“现在祭祀想要使用尸，怎么样？”先生说：“古代男女都有尸。从周代以来没有听说有女尸，想是逐渐废除了。这个也很奇怪。古代君主迎接尸，在庙门外面，就全尽臣子的礼仪；在庙门里面，就君主拜他。杜佑说，上古时中原地区只和夷狄一样，后来出现圣人改变它有不彻底的地方，尸是其中之一。大概现在蛮洞中还有这个，只是选择美好的男子担任，不问族类。事情见于杜佑所作的《理道要诀》末篇。”

古代设立尸必定隔一位。孙可以作为祖的尸，子不可以作为父的尸，因为昭、穆不能混乱。

有人问：“古人祫祭时，每位有尸吗？”先生说：“当然是。周家旅酬六尸，是每位都有一个尸。古代主人献酒给尸，尸回敬主人。《开元礼》还这样，每献完一位，尸就回敬主人；接受回敬后，又献第二位。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废除了。到本朝，都把这样的礼仪一并省去了。”

问：“设立尸的方法怎么样？”先生说：“每一个神位是一个尸。只是不知道设立尸时，主要停顿在何处。祭祀时尸自己吃他的食物。如果献完，那么尸又劝主人，而所有行礼的人和参与祭祀的人都得以吃。刚开始献时，尚且整齐。到三献后，人都醉了，想见忙碌杂乱。”先生说到此，笑着说：“就是古人的礼仪，也不能明白。所以孔子说禘祭从既灌开始，就不想看了。想只是灌时有些诚意。而且比如祭祖，从始祖外都旅酬。这样，自然是不解严肃。比如大夫虽然没有灌礼，但也只是刚开始祭祀时整齐，后面自然忙碌杂乱。”今按：这条也是为后世说的。如果是古代祭祀，自始至终一于诚敬，无不严肃，读者不可以拘泥。

有人问：“妣有尸吗？”先生说：“一处说没有尸，又有一处说有男尸，有女尸。也不知道废除于什么时候。古代不使用尸，就有阴厌。《书仪》中所谓‘阖门垂帘’就是，想要使神灵厌饫。”

男用男尸，女用女尸，随着祖先数目列祭。如果他家只有一人，全无骨肉子孙之类，又不知道如何。程先生说：“古人使用尸质朴。”意思是现在不使用也可以。

神主

译主位面向东，尸位于神主的北面。

译问关于山川祭祀的受祭者（尸）。回答说：“《仪礼》记载，周公祭祀泰山，以召公担任尸。”

问：“祭祀五祀都有尸。祭祀灶神，那么以谁为尸呢？”回答说：“现在也没有可以考证的了。但就像祭祀坟墓，以冢人担任尸。由此推想，祭祀灶神的尸，恐怕是膳夫之类的人；祭祀门神的尸，恐怕是阍人（守门人）之类的人；又如祭祀山川，则是虞衡（掌管山泽的官员）之类的人。”问尸的坐立规矩。回答说：“夏朝让尸站立，商朝让尸坐着，周朝在旅酬时涉及六位尸。后稷的尸不参与旅酬。”问祭祀女性祖先（妣）的尸。回答说：“妇人不设立尸，却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又说：“古代将先王的衣服藏在宗庙中，临祭时取出给尸穿上。像后稷的衣服，到了周朝恐怕已经不在了，这也无法知晓。”儒用。

问：“程颐主张使用神主（木主），士人家庭可以使用吗？”回答说：“他说，那已经是诸侯的规格了。士人家庭应该使用牌位。”说：“牌位的形制应当如何？”回答说：“司马光使用大板子。现在只要依照程颐的古式，而不陷入其中（指过于拘泥或繁复），就可以了。”以下是关于神主的形制。

程颐制定的木主制度，其削刻和开孔的地方，都蕴含着阴阳的数理。确实具备制定礼乐的条件啊！

程颐的规制，士人和百姓不使用神主，只使用牌位。看来牌位应当像神主的形制，只是不需要做成两片相合，以及在旁边开孔以贯通中间。

问：“百姓家庭也可以使用神主吗？”回答说：“使用也无妨。况且现在的人没有做官，只使用牌位，等到做官后如果不换掉，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士人只使用神主，也没有大的利害关系。”又问：“祧主（迁出宗庙的祖先牌位）应当如何处理？”回答说：“应当埋藏在坟墓里。其余的祭祀仪节，各家的祭礼已经完备了。如果想要实行，可以自己仔细考证。”

尧卿问士人牌位的形制。回答说：“晋人制定的长一尺二分，宽四寸五分，也太大了。不如只依照程颐神主的外在形制，然而其题写名字的地方就不能像神主那样多（指神主有凹槽可多写名字）了。”

直卿问：“神主牌，先生昨夜说荀勖的礼制没有讲完。”回答说：“司马光所制定的牌位，宽四寸，厚五寸八分，弄错了。根据隋炀帝所编的礼书中有一篇荀勖的礼，上面说：‘宽四寸，厚五寸，八分大字书写“某人神座”。’不然，只用小楷书写也可以。后人沿袭错误，却把‘五寸八分’当作一句（误以为厚度是五寸八分）。”

没有爵位的人称“府君、夫人”，汉代人的碑刻上已经有了，只是尊称神灵的言辞。府君，如同官府中的长官，或者称为“明府”。现在的人也称父亲为“家府”。

古人将祭礼排在丧礼之后，大概是因为从开始重视时，重视用木制作重（临时牌位），司马仪用帛。用这些来作为祭祀的道理。后来的人却把祭礼移到丧礼之前，不明白这个意思。以下是讨论家庭祭祀。

安卿问：“人在亲人刚死时，招回其魂魄；又制作重，制作神主，逐步尊奉祭祀，所以聚集其精神，使之不散。如果亲人死了而其子女年幼，或者在他乡，不能尽到聚集精神的事，不知道日后的祭祀，还能再聚集他吗？”回答说：“自家的精神自然在这里。”

问：“祭礼，古今事体不同，实行起来多有阻碍，怎么办？”回答说：“有什么难行的？只以诚敬为主，其他的仪节，随家庭的富裕或贫乏而定。如一羹一饭，都可以自己尽到诚心。如果司马光《书仪》所说的堂室等处，贫寒人家自然没有那么多地方，怎么能行得通？据我看来，如果有兴起礼乐的人，一定有简略而易行的道理。”

现在的冠礼、婚礼容易实行，丧礼、祭礼繁多，所以难以实行。假使圣人再出现，也一定会整理得简要易行。现在的祭礼，难道是古人的礼吗？唐代三献官随着献祭，各自饮福受胙。到了本朝便都只在三献之后，才开始饮福受胙，也是觉得繁琐了，所以这样。我的祭礼没有写成书，只是将司马公的减去了几处。如今人的饮食，怎么能那么多？张载说“墓祭不是古礼”，却又自己撰写墓祭礼，即是《周礼》上本来就有了。

古礼，在今天实在难以实行。当祭祀时献给神灵的地方少，只有祝祷、酌酒、奠酒。祝祷完毕、迎尸以后，都是人自己吃了。主人献给尸，尸又回敬主人，回敬主妇，回敬祝官，以及佐食、宰、赞、众宾等，互相劝酒酬答，非常繁琐且长久，所以季氏的祭祀以至于点燃蜡烛接续。我私下认为后世有大圣人出现，替他整理一遍，让人清醒，必定不会完全像古人那样繁琐，只是遵循古人的大意，简略而易行罢了。司马光的仪礼人们害怕实行的，只是因为闲杂的言辞多，长篇浩瀚，让人难以阅读，其实行礼的地方不多。我曾经修订祭仪，只就中间行礼的地方分为五六段，非常简易明白。后来被人偷去，丢失了。李丈问：“祭仪还有修订收集的吗？”回答说：“大概只是司马光的仪礼，没有修改的地方。”

杨通老问祭礼。回答说：“极难。且如司马光所定的，也费钱。司马光的祭仪，庶羞面食米食共十五种。现在必须有一个简省的方法，才可以。”

问：“以前曾收得先生一本祭仪，时祭都是占卜日期。现在听说却用二至、二分祭祀，怎么办？”回答说：“占卜日期没有定数，担心有不虔诚。司马光也说，只用分、至也

译可以。」问：「像这样，那么冬至祭祀始祖，立春祭祀先祖，季秋祭祀父亲，这三项祭祀该如何看待？」回答说：「觉得这些礼数过于疏远，似乎有僭越上级的意思。」又问：「祭祀父亲怎么样？」回答说：「这倒没有什么妨碍。」

译问：“时祭使用仲月清明之类。如果是先世忌日，该怎么办？”回答说：“却不曾想到，古人之所以重视占卜吉日。”

家祭必须斋戒，当官的人只能请假一天。如果因公务出差，让按次序的人代祭，也可以。

遇到大节，请祖先牌位到堂上或厅上祭祀，座位也像在宗庙时那样排定。附祭旁系亲属的，右边是男子，左边是妇女。座位以靠里为大。凡是附祭在这里的，不再区分昭穆，只按男女左右长幼分别排列。在宗庙里，却各自按昭穆附祭。

排列祖先时，以客位西边为上。高祖排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面正排，没有对排。曾祖、祖、父都这样。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子、儿媳无人主祭而由我主祭的，各自按昭穆论。如附祭伯叔，则附在曾祖旁边一边，在位牌西边安放；伯叔母则附在曾祖母东边安放；兄弟、嫂子、妻子、儿媳，则附在祖母旁边。伊川说“曾祖的兄弟无主的也不祭”，不知根据什么这样说。伊川说“只是依义理而定”。

古人祭祀，只是铺席在地。现在祭祀时，须一椅一桌，木牌位放在椅上。如果一排排不下，只相对坐也可以。然而对着前面不能拜，因为所在地方窄了。须逐位取出，酒就在外面洒。

祭祀只三献：主人初献，嫡子亚献，或者主妇。庶子弟终献。或者嫡孙。执祭人排列，都依温公礼。韩魏公礼不同。贺孙记录说：“没有主妇，就由弟弟亚献，弟媳可以终献。”

初一在家庙用酒果，十五用茶。端午、中元、重阳之类，都是俗称的大祭时，每位用四味，请出木牌位。俗节小祭，只在家庙，只用二味。初一俗节，酒只上一次，斟一杯。

问：“有田则祭，无田则荐，怎样？”回答说：“温公祭礼很隆重，现在也只是荐。然而古人荐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在首月。”

各家礼书都说，荐新用初一。初一、新怎样能合？只要有新物就荐于庙。

温公书仪用香代替烧萧。杨子直不用，认为香只是佛家用的。

问：“酹酒是少倾？是尽倾？”回答说：“降神是尽倾。然而温公仪降神一节，也似僭礼。大夫没有灌献，也没有烧萧。灌献烧萧，是天子诸侯礼。烧萧想以通阳气，现在太庙也用。有人认为焚香可当烧萧。然而焚香是道家以此物气味香而供养神明，不是烧萧可比。”

饮福受酢，就是尸酢主人的事。没有尸的，就有阴厌、阳厌。旅酬从下面劝上面，下到直罍洗的人，都算在献酬的数目里。

问：“生时男女异席，祭祀也合异席。现在夫妇同席，怎样？”回答说：“夫妇同牢而食。”

丈夫祭妻子，也应当拜。

先生每次祭祀不烧纸，也未曾用过帛。

先生家祭享不用纸钱。凡是遇到四仲时祭，隔日洗刷椅桌，严肃准备。次日清晨，已行事完毕。

问：“祭祀焚币怎样？”回答说：“祀天神则焚币，祀人鬼则埋币。人家祭祀之礼要焚币，也没有查考处。如果是以寻常焚真衣之类为是，便不应当只焚真衣，着事事做去焚，但没有意义。只是焚黄，如果本来没有官，才赠初品，及赠到改服色处，寻常人家用去焚，然而也没有义理。”

有人问：“祖宗不是士人，而子孙想变其家风以礼祭之，祖宗不懂，却怎样？”回答说：“怎么议论得这么差异！你懂不懂？”淳记录说：“你懂，祖先就懂。”

人家族众不分合祭，或者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类，就必须让其嗣子另外祭之。现在且说同居，同出于曾祖，就有从兄弟及再从兄弟了。祭时主于主祭的人，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如果这样滚做一处祭，不行。要好的，当主祭的嫡孙，当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其余子孙与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孙自祭祖及父。又次日，却令又次位自祭祖及父。这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礼，这样处皆有之。我后来更讨得几家，要入未得。现在要知宗法祭祀之礼，必须在上的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做个样子，才可以使以下士大夫行之。以下主祭。

我十四岁丧父，十六岁除丧。那时祭祀，只依家中旧礼，礼文虽然未备，却甚齐整。先母执祭事甚虔。及我十七八岁，才考订得诸家礼，礼文稍备。那时因思古人有八十岁躬祭事拜跪如礼的。常自期，以为年至此时，当也能如此。在礼虽有“七十曰老，而传”，则祭祀不预之说，然而也自

译如果侥幸能活到那个年纪，我一定不敢不亲自参与这件事。然而从去年开始，拜跪已经困难，到了冬天更加艰辛。今年春天勉强还能站得住，于是让人代替我拜，现在连站立也做不到了。然而七八十岁而不衰老，不只是古人，今人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衰老！

译问：“支子不祭祀。”回答说：“不应当祭祀。”问：“张载（横渠）在伯父去世时，三次废除了按时举行的祭祀，却让竹监弟弟代为祭祀。因为竹监在朝廷做官，没有专门持丧的条件，像这样支子也可以祭祀吗？”回答说：“这正是张载有碍于礼的地方，只能不祭祀。”接着说：“古人持丧，确实是持丧，比如不吃粥。”

问士人的祭服。回答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用襕衫和[巾璞-王]头，不参加科举的人用皂衫和[巾璞-王]头。”问：“皂衫和帽子怎么样？”回答说：“也可以。但也只应当穿叙衫。中间朝廷有一次推行冠带制度后，却是朝官先废弃了。崇宁、大观年间，莆田人朱给事的儿子进京，父亲让他路过钱塘去拜见老朋友某位大卿。初次见面时穿着衫帽。等到宴会时，也穿着衫帽，使用大乐。酒行过一轮，音乐演奏一次，主人先饮尽杯中酒，于是双手捧着酒杯侧身劝客。客人也饮尽，主人捧着酒杯不移动，义刚记录说：‘依旧侧着酒杯不移动。’直到音乐停止后才放下。等到五杯酒喝完坐下休息，请解开衫带，穿上背子，不脱帽直到宴席结束。回来告诉父亲。父亲说：‘我让你去拜见，是想让你观察前辈的礼仪。’这也可见前辈的风俗。现在士大夫中完全没有穿衫帽的了。曾经有某人担任郡守，行穿衫帽的礼仪，监司不喜欢，借其他理由弹劾他。”士祭服。

叔器问：“士人和庶民应当祭祀几代祖先？”回答说：“古时候每一代就有一座庙，礼仪很多。现在礼制大大亏缺，而士人和庶民都没有庙。但司马光（温公）的礼仪祭祀三代，程颐（伊川）祭祀从高祖开始，起初怀疑他的做法，既然没有庙，又在礼制上大大缺失，祭祀四代也没有害处。”义刚问：“苏轼（东坡）关于‘小宗’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就是祭祀四代，大概是从自己成为一代说起。”仲蔚问：“‘邮表畷’，不知道是什么神？”回答说：“却没有仔细考证。苏轼认为就像戏神一样。”又问：“中溜是在什么地方？”回答说：“上古时期人们住在土屋里，中间开一个天窗，这就是中溜。后人改建成房屋，不忘古制，沿袭也有中溜的名称。现在的中溜，只应当在室内祭祀。”张以道问：“蜡就是腊吗？”回答说：“模样上腊自然是腊，蜡自然是蜡。”义刚说：“腊的名称，到秦朝才有。”以下论述士人祭祀的世代数量。

问：“天子七座庙，诸侯五座庙，大夫三座庙，士两座庙，官师一座庙。如果只有一座庙，只能祭祀父母，更不及祖先了，恐怕不能尽人情吧？”回答说：“地位低则恩泽浅，其理自然如此。”文蔚说：“现在虽然士人和庶民人家也祭祀三代，像这样，却是违背礼制。”回答说：“虽然祭祀三代，却没有庙，也不能称为僭越。古时候所说的庙，其体面很大，都有门、堂、寝、室，胜过所居住的宫室，不像现在的人只把房间当作庙。”

问祭祀礼仪。回答说：“古礼难以实行，暂且依照司马光（温公）的礼仪，选择可行的实行。祭祀土地神，只用韩愈（韩公）所编的。只有一位。祭祀祖先，从高祖以下，如程颐（伊川）所论述。古时候只祭祀父母，司马光祭祀从曾祖以下。程颐认为高祖有丧服，应当祭祀，现在见于遗书的很详细。这是古礼所没有的，创始于程颐，所以使人尽孝敬追远之义。”骧。

问：“遗书说：‘平常祭祀到高祖。’”回答说：“天子则以周人而言，上有太祖和二祧。大夫则在合祭时祭祀到高祖。”

尧卿问始祖的祭祀。回答说：“古时候没有这个。程颐（伊川）根据义理而兴起。我当初也祭祀，后来觉得僭越，于是不敢祭祀。古时候诸侯只能祭祀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祀。大夫有大功，则向天子请求，得以祭祀其高祖；但也只得以祭祀一次，平常不敢祭祀。程先生也说，人必定祭祀高祖，只是有疏密罢了。”又问：“现在士人和庶民也有始基之祖，难道也只得以祭祀四代，但四代以上则可以不祭祀吗？”回答说：“现在祭祀四代已经算是僭越。古时候官师也只得以祭祀二代，如果是始基之祖，恐怕也只得以保留墓祭。”以下祭祀始祖、先祖。

余正父说：“士大夫不得祭祀始祖，这是天子和诸侯的礼仪。如果士大夫应当祭祀，则自古没有明文。”又说：“大夫自无太祖。”先生因而举出春秋时如单氏、尹氏，是周朝的大夫，从上世到后世，都不改变其初来的姓号，则必定有太祖。又如季氏之类，世世不改其号，则也必定有太祖。余正父说：“这是春秋时，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没法理会。”先生说：“不只是春秋时，如《诗经》里说‘南仲太祖，太师皇父’，南仲是文王时的人，到宣王时成为太祖。不知道古时候世禄不世官的说法怎么样？又如周公之后，伯禽已经受封于鲁，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说：‘宰周公。’这般所在，自然明白不了。”

问：“冬至祭祀始祖，是什么祖？”回答说：“有人说受姓之祖，如蔡氏，则是蔡叔之类。有人说厥初生民之祖，如盘古之类。”回答说：“立春祭祀先祖，则是什么祖？”回答说：“自始

译祖父以下的第二世，以及自身以上的第六世祖先。」问：「为什么只设立两位？」答：「这不过是凭心意来享用祭祀罢了。」

译李问问到冬至日祭祀始祖时初献的礼仪。先生说：“家中平常只作一番安排。我想古人也不这样，却有三献酒；或有干肉、肉酱之类，在三献中进献。”于是问：“始祖是随一姓有一始祖？还是只有一位始祖？”先生说：“此事也无法确知。想天地开辟之时，只是生一个人出来。”淳略记录。

用之问：“先生祭祀的礼仪，立春时祭祀高祖以上的祖先，只设两位。如果古人举行祫祭，难道要逐位祭祀吗？”先生说：“我只是依照伊川的说法。伊川的礼仪更简略。伊川所定的，不是成书。温公的仪礼却是做成了的。”

伊川时祭止于高祖，高祖以上的祖先，则在立春时设两位统祭，而不使用神主，这个说法是对的。却又说，祖先难道可以嫌多吗？如果其世系可知，无论远近多少，都应当全部祭祀。怀疑是伊川起初未曾讨论，所以有此说法。

问：“祭祀先祖，用一分神主如何？”先生说：“只是如果影堂中各有牌子，那就不可以。”

家庙的制度，伊川只让元妃配享。大概古代只是以媵妾、继室，所以不容许与嫡妻并列配享。后世的继室，是以礼聘娶，自然得为正妻。所以《唐会要》中记载颜鲁公家祭，有并列配享的礼仪。以下讲配祭。

古人没有再娶的礼仪，娶妻时便有一副当的人了，嫡庶之分就定了，所以继室于正室不可并列配享。今人虽然再娶，但都以礼聘娶，都是正妻。在别室祭祀，恐怕不妥当。如伊川说，奉祀的人是再娶所生，就以所生母配享。这样，嫡母就不能祭祀了。这尤其恐怕不妥当。大概伊川考订礼文，却不似横渠考订得较仔细。砥同记录。

居父问祖妣配祭的礼仪。先生检阅古今祭礼中唐元和的一段给他看。

妣，就是媲。祭祀所生母，只当称母，就略有区别。祭祀生母。

无后者的祭祀，伊川的说法在《古今家祭礼》中。以下讲祭祀无后者。

问无后者祔食的位置。先生说：“古人祭祀在东西厢。今人家没有东西厢，我家只设在堂的两边。祭祀食物则一样。但正位三献完毕，然后让人分献一酌而已，如今学中从祀一样。”

李守约问：“祭祀殇者，几代为止？”先生说：“礼经中没有见到。只有《程氏遗书》一段说这个，也是以义起。”祭祀殇者。

一之问：“长兄死了，有义嫂无子，不持丧服，归回父母家。不久，也死在父母家。嫂已离去而无义，也不祭祀其嫂的神主。又有次兄年少未娶而死。想把两位兄长的神主同放一个椟中，如何？”先生说：“兄在世时不离去嫂，兄死后，嫂虽归回父母家，又不改嫁，未得为绝，不祭祀也无谓。如果这样，是弟弟自己离去其嫂！兄弟又何必同椟呢？”以下杂论。

尧卿问：“荆妇有所生母在家间供养，百岁后，只归祔于外氏的墓园，如何？”先生说：“也可以。”又问：“神主归于妇家，则妇家衰微，想祭祀于家之别室，如何？”先生说：“不便。北人风俗如此。上谷郡君对伊川说：‘今日为我祀父母，明日不复祀了。’这也是祭祀其外家。但没有礼经。”

叔器问：“行正礼，则俗节之祭如何？”先生说：“韩魏公处理得好，称为节祠，减杀于正祭。我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馔用佛教，我不使用罢了。向南轩废除俗节之祭，我问：‘于端午能不食粽吗？重阳能不饮茱萸酒吗？不祭而自享，于你安吗？’”以下俗祭。

问：“行时祭，则俗节如何？”先生说：“我家且两存之。”童问：“莫简于时祭否？”先生说：“是。要得不行，须是自家亦不饮酒，才得。”

先生依婺源旧俗：岁暮二十六日，杀一头猪祭祀家先，就在中堂二鼓行礼。次日，召诸生吃剩下的祭品。李丈问说：“夜来的祭祀，饮福受胙吗？”先生说：“也不讲究这个。”婺源风俗：猪必须方切大块。首、蹄、肝、肺、心、肠、肚、尾、肾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也炙肉，及以鱼佐之。说，是日甚忌有器皿之设。

先生以岁前二十六夜祭先。说：“这是家间从来如此。这又不是新安旧俗。我曾在新安见祭享，又不同。只都安排好了，大男小女都不敢近。夜也不举烛，只黑地，主祭一人自去烧香祷告了。祭馔不撤，闭户以待来早，方才撤去。其祭不止一日，从二十六日连日只祭祀去。大纲如今俗所谓‘唤福’。”

问：“先生除夜有祭吗？”先生说：“无祭。”“先生有五祀之祭吗？”先生说：“不祭。”因说五祀皆设主而后迎尸，其详细见《月令》注，与宗庙一般。遂举先生语解中的“王孙贾”一段。先生说：“当初因读《月令》注，方知王孙贾所问

译关于奥、灶的学说。」

墓祭并非古制。虽然《周礼》中有“墓人担任尸”的记载，或许是起初祭祀后土，也未可知。但如今风俗都是这样，也没有大的害处。国家也不免在十月举行上陵之礼。以下便是墓祭。

译问：“墓祭有仪否？”曰：“也无仪，大概略如家祭。唐人亦不见有，但是拜扫而已。”林择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载得在。”曰：“却不曾考。”或问：“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设位而祭。”淳少异。

问后土氏之祭。曰：“极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谓‘土地’者。郊特牲：‘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亲地，教民美报焉。故家主中霤，而国主社。’观此，则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间亦可祭。盖自上古陶为土室，其中当处上为一窍以通明，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宫室，亦以室之中央为霤，存古之旧，示不忘本。虽曰祭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古无祭忌，近日诸先生方考及此。以下论忌祭。

问：“忌日当哭否？”曰：“若是哀来时，自当哭。”又问衣服之制。曰：“某自有吊服，绢衫绢巾，忌日服之。”

忌日须用墨衣墨冠。横渠视祖先远近为等差，墨布冠，墨缯衣。

先生母夫人忌日，着縿墨布衫，巾亦然。友仁问：“今日服色何谓？”曰：“公岂不闻‘君子有终身之丧’？”友仁。

忌日祭，只祭一位。

过每论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诵经追，鄙俚可怪。既无此理，使先不血食也！乙卯年，见先生凡值远讳，早起出主于中堂，三献之礼。一家固自蔬食，祭祀食物，以待宾客。考妣讳日祭罢，生绢幓巾终日。一日晚到阁下，白巾未除。因答问者云：“闻内弟程允夫之讣。”

先生为无后叔祖忌祭，未祭前不见客。

“同人在旅中，遇有私忌，舍设桌炷香，可否？”曰：“这般微细处，古人也不曾说。若是无碍于义理，行之亦无害。”元德同。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一

礼八

杂仪

自三代后，车服冠冕之制，前汉书皆不说，后汉书略载，又多不可晓。以下论服。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所谓鷩冕之类，朝所谓皮弁、玄端之类。天子诸侯各有等。自汉以来，祭亦用冕服，朝所谓进贤冠、绛纱袍。隋炀始令百官戎服，唐谓之“便服”，又谓之“从省服”，今之公服也。祖宗以来，亦有冕、车骑、黄绿作旗之类，不常用，惟大典礼则用之。将用时，必先出许多物于庭。持之人，又须有赏赐。黄录云：“所付之人，又须有以易也。”于是将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例降旨权免。

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间服，起于隋炀时。然当时亦只是戎服。当时以巡幸烦数，就简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服绯，六以下服绿。他当时又自有朝服。今亦有朝服，大祭祀时用之，不常以朝。临祭时取用，却一齐都破损。要整理，又须大费一巡，只恁地包在那里。

今之朝服乃戎服，盖自隋炀数游幸，令百官以戎服从，二紫，五朱，六青，皂乃上马鞋也。后世循袭，遂朝服。然自唐朝服，犹着礼服，[巾璞-王头圆顶软脚，今之吏所冠者是也。桶顶帽子乃隐士冠。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白叙衫。绍兴二十间，士人犹白叙衫，至后来军兴又变紫衫，皆戎服也。

唐法服犹施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复施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嵯而不安首。古者佩玉，右征角，宫羽，今必不然。

祖宗时有大朝会，如元正、冬有之。天子被法服，群臣皆有服。籍溪在某州为解头，尝预元正朝班。又，旧：在京升朝官以上，每赴班；如上不御殿，相押班。所以韩魏公不押班，台谏所论。籍溪云，士着白罗衫，青缘，有裙有。绍兴间，韩勉之知某州，信州会样来制士服，正此。某后来看祖宗实录，乃教大晟乐时士所服，方知出处。今朝廷所颁绯，乃有司服也。广录略。

“政和间，尝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