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九
「宰相荐张齐贤，曾受一曹司甚恩，忘了，齐贤后以兄事之。举此一事，齐贤可知矣。」先生曰：「祖宗时人朴实如此。今好荐章如此，乃是一言章也。」
李文靖只做得如此。若有学，便可做三代事；真宗晚年岂有如此等事！
谈苑说李文靖没口匏事，极好，可谓镇浮。然与不兴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广求有道贤德，兴起至治也？
李文靖重厚沉默，尝寓京师，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轿下轿，乃一盖头妇人，不见其面，然仪度甚美；入文靖房，久而出。众讶之，以为文靖如此，却引得这般人来，遂问之。文靖亦只依违应之曰：「『亦言某前程之类，何足信！』深诘之，文靖曰：『诸公曾见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许文靖为相。
问：「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复相，何也？」曰：「便是前辈都不以此事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曰：「如寇莱公，也因天书欲复相。」曰：「固是。」
问：「王沂公云：『恩欲己出，怨使谁当？』似此不可为通法否？」曰：「它只说不欲牢笼人才，说使必出自我门下。它亦未尝不荐人才。」相。
问：「先生前日曾论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不知使范公处韩公受顾命之时，处事亦能如韩公否？」曰：「看范公才气，亦须做得。」又曰：「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问：「范文正作百官图以献，其意如何？」曰：「它只说如此迁转即是公，如此迁转即是私。吕许公当国，有无故躐等用人处，故范公进此图于仁宗。」因举诗云：「『诲尔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骤擢作侍从，虽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紧要。为人主者，便须知把他擢作侍从，如何不把做谏议大夫之类。」
「近得周益公书，论吕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为开封府，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而为公，如是而为私，意颇在吕相。吕不乐，由是落职，出知饶州。未几，吕亦罢相。后吕公再入，元昊方犯边，乃以公经略西事，公亦乐为之用。尝奏记吕公云：「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后欧阳公为范公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之语，正谓是也。』公之子尧夫乃以为不然，遂刊去此语。前书今集中亦不载，疑亦尧夫所删。他如丛谈所记，说得更乖。某谓吕公方寸隐微，虽未可测，然其补过之功，使天下实被其赐，则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为吕公而出，岂复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尝自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此言尤可验。忠宣固是贤者，然其规模广狭，与乃翁不能无间。意谓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与之解仇，前后似不相应，故讳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欧阳公闻其刊去碑中数语，甚不乐也。」问：「后来正献亦及识范公否？」曰：「正献通判颍州时，欧阳公为守。范公知青州，过颍，谒之。因语正献曰：『太博近朱者赤。欧阳永叔在此，宜频近笔砚。』异时同荐三人：则王荆公司马温公及正献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终是不乐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但以东坡父子怀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说他好，今人又好看苏文，所以例皆称之。介甫文字中有说他不好处，人既不看，看又不信。」儒用。
吕申公斥逐范文正诸人，至晚年复收用之，范公亦竭尽底蕴而为之用，这见文正高处。忠宣辨欧公铭志事，这便是不及文正。
范文正杰出之才。
某尝谓，天生人才，自足得用。岂可厚诬天下以无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今则所谓负刚大之气者，且先一笔勾
译“宰相推荐张齐贤，说他曾受过一个曹司的深厚恩惠，后来却忘记了，张齐贤后来以对待兄长的礼节侍奉他。举出这一件事，张齐贤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了。”先生说：“祖宗时代的人朴实到这种程度。现在喜欢写荐举的章表，那只是一篇言辞华丽的文章罢了。”
李文靖公只做到这种地步。如果有学问，就可以做出三代那样的功业；真宗晚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谈苑》记载李文靖公没有口匏的事，非常好，可以说是镇定浮躁的风气。然而与他不兴利的事一样，都落入了一面之偏。为什么不广泛寻求有道贤德之人，兴起至治之世呢？
李文靖公厚重沉默，曾经寓居京城，也很少出入。一天，忽然有一乘轿子停下，是一位盖着头巾的妇人，看不见她的脸，然而仪态风度非常美好；进入李文靖公的房间，很久才出来。众人对此感到惊讶，认为李文靖公像这样，却引来这样的人，于是问他。李文靖公也只是含糊地回答说：“‘也说了一些关于我前程之类的话，哪里值得相信！’”大家追问，李文靖公说：“各位曾经见过她的脸吗？一面都是眼睛！”许文靖公担任宰相。
问：“本朝像王沂公那样的人品很高，晚年却谋求再次担任宰相，为什么呢？”回答说：“就是前辈都不认为这件事不对，所以到了范文正公才严厉地砥砺廉耻，振作士风。”说：“像寇莱公，也是因为天书之事想要再次担任宰相。”回答说：“确实如此。”
问：“王沂公说：‘恩惠要让自己发出，怨恨让谁来承担？’像这样的话不可以作为通行的法则吗？”回答说：“他只是说不想笼络人才，说使人必定出自我的门下。他也不是不推荐人才。”担任宰相。
问：“先生前天曾说本朝只有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的功劳最多。不知道如果让范公处在韩公接受顾命的时候，处事也能像韩公那样吗？”回答说：“看范公的才气，也一定做得到。”又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等人，只是那样善良，也不行。到了范文正公的时候才大力砥砺名节，振作士气，所以振作士大夫的功劳最多。”问：“范文正公制作百官图进献，他的意思是什么？”回答说：“他只是说这样升迁就是公，这样升迁就是私。吕许公主持国政，有无故越级用人之处，所以范公向仁宗进献这张图。”于是引用诗句说：“‘教诲你按次序授予爵位。’君主这件事也不能不知道。假如有一个人已经做了侍御史，宰相突然提拔他做侍从，虽然官品高，然而侍御史却紧要。作为君主，就应该知道把他提拔做侍从，为什么不把他提拔做谏议大夫之类。”
“最近得到周益公的信，讨论吕范和解仇的事。说：‘起初，范公在朝廷，大臣多忌恨他。等到他担任开封府尹，又制作百官图进献。于是指出那些升迁快慢的次序，说某人是超迁，某人是左迁，像这样就是公，像这样就是私，意思颇在吕相身上。吕相不高兴，因此被罢免职务，出京担任饶州知州。不久，吕相也被罢免宰相。后来吕公再次入朝，元昊正侵犯边境，于是让范公经略西事，范公也乐意被他任用。曾经写信给吕公说：‘相公有郭子仪那样的心德，仲淹没有李光弼那样的才力。’后来欧阳公为范公写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的话，正是说的这个。’范公的儿子尧夫却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删去了这些话。前面的信现在文集中也不记载，怀疑也是尧夫删去的。其他像《丛谈》所记载的，说得更加乖谬。我认为吕公内心的隐微之处，虽然不可测度，然而他补过的功劳，使天下实际蒙受恩赐，那是不可掩盖的。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然因为吕公而出仕，难道还会有隐藏怨恨的意思吗？况且范公曾经自称平生没有怨恨厌恶一个人，这话尤其可以验证。忠宣公固然是贤者，然而他的格局广狭，与他的父亲不能没有差别。他认为前天既然排挤申公，今天如果与他和解，前后似乎不相符合，所以忌讳谈论。却不知道他父亲的心事，根本不是这样。欧阳公听说他删去了碑中的几句话，非常不高兴。”问：“后来正献公也认识范公吗？”回答说：“正献公通判颍州时，欧阳公担任太守。范公担任青州知州，路过颍州，拜见他。于是对正献公说：‘太博近朱者赤。欧阳永叔在这里，应该经常接近笔墨纸砚。’后来一同推荐三个人：就是王荆公、司马温公以及正献公。他知人如此。”又说：“吕公所引荐的，像张方平、王拱辰、李淑等人，大多不是端正之士，终究是不喜欢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只是因为苏东坡父子怀有他汲引的恩德，在文章中十分说他好，现在的人又喜欢看苏文，所以都称道他。王安石的文章中有说他不好的地方，人们既不看，看了也不信。”儒用。
吕申公斥逐范文正等人，到晚年又收用他们，范公也竭尽底蕴为他所用，这显示出文正公的高明之处。忠宣公辨析欧阳公铭志的事，这便是不如文正公。
范文正公是杰出的人才。
我曾经说，上天产生人才，自然足以得到任用。怎么可以厚诬天下没有人呢？只是用不到罢了。且如一个范文正公，从做秀才时就把天下为己任，没有一件事不理会，一旦仁宗大力任用他，就做出了许多事业。现在所谓负有刚大之气的人，且先一笔勾
断。称停到第四五等人，气宇厌厌，布列台谏，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谓，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译罢免。等到第四、第五等的人，精神萎靡不振，却被安排在台谏职位上，怎么能做成事情呢！所以我以前曾说，他们的名字还没公布，朝廷内外就已经知道他们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了！
范文正公尝云：「浙人轻佻易动，切宜戒之！」
某尝说，吕夷简最是个无能底人。今人却说他有相业，会处置事，不知何者为相业？何者善处置？为相正要以进退人才为先，使四夷闻知，知所耸畏。方其为相，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跅弛之士，如石曼卿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间不界无状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于昏乱。及一旦不柰元昊何，遂尽挨与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则西方之事决定弄得郎当，无如之何矣。今人以他为有相业，深所未晓。
因言仁宗朝，讲书杨安国之徒，一时聚得几个朴纯无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缘范文正招引一时才俊之士，聚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徒，此辈虽有才望，虽皆是君子党，然轻儇戏谑，又多分流品。一时许公为相，张安道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恶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苏子美又杜祁公婿，杜是时为相，苏为馆职，兼进奏院。每岁院中赛神，例卖故纸钱为饮燕之费。苏承例卖故纸，因出己钱添助为会，请馆阁中诸名胜，而分别流品，非其侣者皆不得与。会李定愿与，而苏不肯。于是尽招两军女妓作乐烂饮，作为傲歌。王胜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队专探伺他败阙，才闻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于是韩魏公言于上曰：『陛下即位以来，未尝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惊骇物听。』仁宗怒少解，而馆阁之士罢逐一空，故时有『一网打尽』之语。杜公亦罢相，子美除名为民，永不叙复。子美居湖州，有诗曰：『不及鸡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虽是拱辰安道辈攻之甚急，然亦只这几个轻薄做得不是。纵有时名，然所为如此，终亦何补于天下国家邪？仁宗于是惩才士轻薄之弊，这几个承意旨，尽援引纯朴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经，不过释训诂而已，如杨安国彭乘之徒是也。是时张安道为御史中丞，助吕公以攻范。」
陈执中俗吏，然执法，仁庙谓惟此人不瞒人。近世叶颙近似之。
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书纳先生，因请问其书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汉之名节，魏晋之旷荡，隋唐之辞章，皆惩其弊为之。』不然。此只是正理不明，相羇将去，遂成风俗。后汉名节，至于末年，有贵己贱人之弊。如皇甫规，乡人见之，却问：『卿在鴈门，食鴈美乎？』举此可见。积此不已，其势必至于虚浮入老庄。相羇到齐梁间，又不复如此，只是作一般艳辞，君臣赓歌亵渎之语，不以为怪。隋之辞章，乃起于炀帝。进士科至不成科目，故遂羇缠至唐，至本朝然后此理复明。正如人有病，今日一病，明日变一病，不成要将此病变作彼病。」某问：「已前皆羇缠成风俗。本朝道学之盛，岂是羇缠？」先生曰：「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数公，依旧尊他。若如杨刘之徒，作四六骈俪之文，又非此比。然数人者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某问：「安定学甚盛，何故无传？」曰：「当时所讲止此，只些门人受去做官，死后便已。尝言刘彝善治水，后来果然。彝有一部诗，遇水处便广说。」璘录云：「刘彝治水，所至兴水利。刘有一部诗解，处处作水利说，好笑。熟处难忘。」某又问：「以前说后汉之风，皆以为起于严子陵，近来说又别。」曰：「前汉末，极有名节人。光武却极崇儒重道，尊经术，后世以为法。如见樊英筑坛场，犹待神明。严子陵直分明是隐士，渠高气远迈，直是不屈。又论其不矫激，吕伯恭作祠堂记，却云它中和。尝问之：『严子陵何须如此说？使它有知，闻之岂不发一笑！』因说：「前辈如李泰伯们议论，只说贵王贱伯，张大其说，欲以劫人之听
译范文正公曾说：“浙江人轻浮易动，一定要警惕！”
我曾经说过，吕夷简是最无能的人。现在的人却说他有宰相的业绩，会处理事务，不知道什么叫做宰相的业绩？什么叫做善于处理？做宰相正要以进退人才为先，让四方夷狄听到，知道有所敬畏。当他做宰相时，那些才德高尚的人，如范文正等公卿既然不被任用，下至豪俊放达之士，如石曼卿等人，也不能被任用。他所引荐的人，都是半吊子、不成材的人，搞得天下事务日益陷入昏乱。等到一旦无法对付元昊，就把所有事情都推给范文正公。如果不是范文正公，那么西边的战事肯定搞得乱七八糟，无可救药了。现在的人认为他有宰相的业绩，我实在不明白。
接着谈到仁宗朝，讲经的杨安国之类的人，一时聚集了一些朴实纯厚但无能的人，可笑。先生说：“这件事是因为范文正招引当时的才俊之士，聚集在馆阁。如苏子美、梅圣俞之类的人，这些人虽然有才望，虽然都是君子党，但轻浮戏谑，又多分流品。当时许公做宰相，张安道做御史中丞，王拱辰之类的人，都深恶痛绝，想除去他们却找不到策略。而苏子美又是杜祁公的女婿，杜祁公当时做宰相，苏子美担任馆职，兼任进奏院职务。每年进奏院赛神，惯例卖旧纸钱作为宴饮的费用。苏子美承袭惯例卖旧纸，于是拿出自己的钱添助作为聚会，邀请馆阁中的各位名士，而分别流品，不是同流的人都不能参加。当时李定愿意参加，而苏子美不肯。于是招来两军的女妓作乐狂饮，写傲歌。王胜之名直柔。诗句说：‘欹倒太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这一伙人专门探伺他的过失，才听到这句诗，王拱辰就向皇上报告。仁宗大怒，立即命令宦官捕捉，各位公卿都已经散走逃匿。而皇上愤怒得很，捕捉很严厉，城中喧嚷。于是韩魏公对皇上说：‘陛下即位以来，未曾做过这种事。一旦突然这样，惊骇众人听闻。’仁宗怒气稍解，而馆阁之士被罢逐一空，所以当时有‘一网打尽’的话。杜祁公也被罢相，苏子美被除名为民，永不叙用。苏子美住在湖州，有诗说：‘不及鸡竿下坐人！’意思是不能比罪人引赦免放。虽然是王拱辰、张安道辈攻击得很急，但也只是这几个轻薄的人做得不对。纵然有时名，但行为如此，终究对天下国家有什么补益呢？仁宗于是惩戒才士轻薄的弊端，这几个人迎合旨意，全部引荐纯朴持重的人来愚弄仁宗。凡是解释经书，不过是解释训诂而已，如杨安国、彭乘之类的人是。当时张安道做御史中丞，帮助吕公攻击范公。”
陈执中是俗吏，但执法，仁宗说只有此人不瞒人。近世叶颙近似他。
德粹把明州士人所寄的书交给先生，于是请问书中说的话。先生说：“他说‘汉的名节，魏晋的旷荡，隋唐的辞章，都是惩戒其弊端而做的。’不对。这只是正理不明，互相牵引，遂成风俗。后汉名节，到了末年，有贵己贱人的弊端。如皇甫规，乡人见他，却问：‘你在雁门，吃雁肉美吗？’举此可见。积累这样不止，其势必至于虚浮入老庄。互相牵引到齐梁间，又不复如此，只是作一般的艳辞，君臣赓歌亵渎的话，不以为怪。隋的辞章，乃起于炀帝。进士科到不成科目，所以遂牵引到唐，到本朝然后此理复明。正如人有病，今天一病，明天变一病，不能要把此病变作彼病。”我问：“以前都牵引成风俗。本朝道学之盛，难道是牵引？”先生说：“也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孙明复，徂徕石守道，湖州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所以程子平生不敢忘这几位公，依旧尊他。如果如杨刘之类的人，作四六骈俪之文，又不是这样。但这几个人都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掉利。但只是这样就罢了，于理未见，所以不得中。”我问：“安定学很盛，为什么没有传承？”说：“当时所讲的只此，只些门人受去做官，死后就罢了。曾说刘彝善治水，后来果然。刘彝有一部诗，遇水处便广说。”璘录说：“刘彝治水，所到之处兴水利。刘有一部诗解，处处作水利解，好笑。熟处难忘。”我又问：“以前说后汉之风，都以为起于严子陵，近来说又不同。”说：“前汉末，极有名节人。光武帝却极崇儒重道，尊经术，后世以为是法。如见樊英筑坛场，还待神明。严子陵分明是隐士，他高气远迈，直是不屈。又论他不矫激，吕伯恭作祠堂记，却说它中和。曾问之：‘严子陵何须如此说？使他如果有知，听到岂不发一笑！’因说：‘前辈如李泰伯们的议论，只说贵王贱伯，张大其说，想要以劫夺人的听闻。’”
，却是矫激，然犹有以使人奋起。今日须要作中和，将来只便委靡了。如范文正公作子陵祠堂记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胡文定父子极喜此语。大抵前辈议论粗而大，今日议论细而小，不可不理会。」某问：「此风俗如何可变？」曰：「如何可变？只且自立。」
译（那种作风）却是矫揉造作、刻意标新立异，然而还能使人振奋兴起。如今必须追求中正平和，将来只怕只会变得萎靡不振了。比如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说：“先生的心志，高出于日月之上；光武帝的度量，包容于天地之外。没有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宏大功业；没有光武帝，又怎能实现先生的高洁志向！”胡文定父子非常喜爱这句话。大体上，前辈的议论粗略而宏大，如今的议论细碎而狭隘，这是不能不加以体察的。”我问道：“这种风俗怎么可以改变？”先生说：“怎么可以改变？只管先确立自己的志向罢了。”
论安定规模虽少疏，然却广大着实。如孙明复春秋虽过当，然占得气象好。如陈古灵文字尤好。尝过台州，见一丰碑，说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时世渐好，故此等人出，有「鲁一变」气象，其后遂有二先生。若当时稍加信重，把二先生义理继之，则可以一变，而乃为王氏所坏！问：「当时如此积渐将成，而坏于王氏，莫亦是有气数？」曰：「然。」
因言兼山艾轩二氏中庸，曰：「程子未出时，如胡安定石守道孙明复诸人说，话虽粗疏，未尽精妙，却尽平正，更如古灵先生文字都好。」道夫云：「只如谕俗一文，极为平正简易。」曰：「许多事都说尽，也见他一个胸襟尽包得许多。」又曰：「大抵事亦自有时。如程子未出，而诸公已自如此平正。」
本朝孙石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正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问：「孙明复如何恁地恶胡安定？」曰：「安定较和易，明复却刚劲。」或曰：「孙泰山也是大故刚介。」曰：「明复未得为介，石守道却可谓刚介。」
石守道只是粗。若其名利嗜欲之类，直是打迭得伶俐，兹所以不动心也。
嘉佑前辈如此厚重。胡安定于义理不分明，然是甚气象！
问：「安定平日所讲论，今有传否？」曰：「并无。薛士龙在湖州，尝以书问之。回书云，并无。如当初取湖州学法以为太学法，今此法无。今日法，乃蔡京之法。」又云：「祖宗以来，学者但守注疏，其后便论道，如二苏直是要论道。但注疏如何弃得！」
安定太山徂徕庐陵诸公以来，皆无今日之术数。老苏有九分来许罪。
安定胡先生只据他所知，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近有一辈人，别说一般惹邪底详说话。禅亦不是如此。只是不曾见那禅师，便是被他笑。扬录云，徐子仪之徒。
因论李泰伯，曰：「当时国家治，时节好，所论皆劲正如此。曾南丰携欧公书，往余杭见范文正。文正云『欧九得书，令将钱与公。今已桩得甚处钱留公矣。亦欲少款，适闻李先生来，欲出郊迓之』云云。」
闽宰方叔珪永嘉人。以书来，称本朝人物甚盛，而功业不及于汉唐，只缘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议论！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谓小人不可去，则舜当时去『四凶』是错了！」可学问：「方君意谓不与小人竞，则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刘晦伯云：「有人说泰卦『内君子，外小人』，为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变为君子。」曰：「亦有此理。圣人亦有容小人处，又是一截事。且当看正当处。使小人变为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学云：「小人谮君子，须加以朋党叛逆。」曰：「如此，则一网可打尽。虽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过当。如元佑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诗行重责，大不可。然当元佑时，只行遣渠一人，至绍圣则祸甚酷。以此观君子之于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于君子，其祸常大，安可不去！」
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遇圣明如此，犹做不得！
富郑公与韩魏公议不合，富恨之，至不吊魏公丧。富公守某州，鲁直为尉，久不之任，在路迁延。富有所闻，大怒；及到，遂不与交割。后幕干劝之，方肯。及鲁直在史馆修韩魏公传，使人问富曾吊韩丧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遂成案底。后人虽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鲁直也可谓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郑公家上寿，恁地便是富不如韩较宽大。
韩魏公富郑公皆言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上面不从他，
译论胡安定的学术规模虽然稍显疏略，但却广大而切实。就像孙明复的《春秋》学虽然有些过分，但气象很好。又如陈古灵的文章尤其好。他曾经路过台州，看到一块丰碑，上面论述孔子的道，非常好。这也是因为时世渐渐好转，所以这类人出现，有“鲁一变”的气象，其后便有了两位先生。如果当时稍微加以信任重用，用两位先生的义理来继承发扬，就可以实现“一变”，却被王安石所败坏！问：“当时这样逐渐积累将要成功，却被王安石败坏，莫非也是气数使然？”回答说：“是的。”
接着谈到刘兼山、艾轩两位先生对《中庸》的阐述，说：“程子未出世时，像胡安定、石守道、孙明复等人所说的话，虽然粗疏，未尽精妙，却都平正，再如古灵先生的文章都很好。”道夫说：“仅像《谕俗》这一篇文章，就极为平正简易。”先生说：“许多事情都说尽了，也可见他胸襟广阔，能包容许多。”又说：“大体上事情也有其时运。比如程子未出世，而各位先生已经如此平正。”
本朝孙明复、石介等人忽然出现，阐发一种平正的道理，自然很好，前代也没有这样的人。像韩愈已经占了五分，只是谈论文章。如果不是后来关洛诸公出现，孙明复、石介就是第一等人。孙明复较弱；石介很刚健，做事强硬。
问：“孙明复为什么那样厌恶胡安定？”回答说：“胡安定比较和易，孙明复却刚劲。”有人说：“孙泰山也是极其刚介。”先生说：“孙明复还称不上刚介，石守道却可以称为刚介。”
石守道只是粗疏。至于名利嗜欲之类，他简直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是他不动心的原因。
嘉祐年间的前辈如此厚重。胡安定对义理辨析得不分明，但却是怎样的气象啊！
问：“胡安定平日所讲论的内容，现在有流传吗？”回答说：“并没有。薛士龙在湖州时，曾经写信询问他。回信说，并没有。当初取湖州学法作为太学法，现在这法没有了。今天的法，是蔡京的法。”又说：“祖宗以来，学者只遵守注疏，后来便谈论道，像二苏直是要谈论道。但注疏怎么能抛弃呢！”
从胡安定、石介、孙明复、欧阳修以来，都没有今天的权术。老苏有九分左右的罪过。
胡安定先生只根据他所知道的，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没有一点玄妙。近来有一辈人，别说一些邪僻的废话。禅宗也不是这样。只是没见过那位禅师，就被他嘲笑。扬录说，是徐子仪那一类人。
接着谈论李泰伯，说：“当时国家治理得好，时运好，所论述的都刚劲正直如此。曾南丰带着欧阳公的信，去余杭见范文正。文正说‘欧阳修得到信，让我给公送钱。现在已经在某处存了钱留给公了。也想稍作款待，刚听说李先生来了，想出郊外迎接他’等等。”
闽地县令方叔珪是永嘉人。写信来，称赞本朝人物很多，但功业不及汉唐，只因为要去除小人。先生说：“这是什么议论！小人怎么能不去除？自是不可共存的东西。‘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看仁宗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是什么次序！只因为被小人所害。等到韩琦、富弼再次执政，前日的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 是因为小人在旁边缘故。如果说小人不可去除，那么舜当时去除‘四凶’就是错了！”可学问：“方君的意思是说不与小人在争，自身就安稳，可以做事。”先生说：“不去除小人，自身怎么能安稳！”刘晦伯说：“有人说泰卦‘内君子，外小人’，是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小人道消，是变为君子。”先生说：“也有这个理。圣人也有容纳小人的地方，那是另一回事。且应当看正当的地方。使小人变为君子固然好，只是不能这样。”可学说：“小人谗害君子，必须加上朋党叛逆的罪名。”先生说：“这样，就可以一网打尽。虽然如此，但君子也不可过分。像元祐诸公处理蔡确新州一事，就不对。他固然有罪，但因为作诗就加重处罚，大不可。但在元祐时，只处置他一人，到了绍圣则祸害很酷烈。由此看君子对于小人，未能伤其毫毛；而小人对于君子，其祸害常大，怎么能不去除！”
韩琦、富弼初来时，要彻底整顿，做不成，就出去了。等到再来，也只随顺时势罢了。遇到圣明君主如此，还做不成！
富郑公与韩魏公意见不合，富郑公恨他，以至于不吊韩魏公的丧。富公守某州，黄鲁直做县尉，很久不到任，在路上拖延。富公有所闻，大怒；等到黄鲁直到了，就不与他交接。后来幕僚劝他，才肯。等到黄鲁直在史馆修韩魏公传，派人问富郑公曾吊韩魏公的丧吗。知道他没有，就把这件事送进档案中，于是成了案底。后人虽然想删去此事，但有案底，终究不能去掉，黄鲁直也可谓乖张。但韩魏公年年却派人去富郑公家祝寿，像这样就是富郑公不如韩魏公宽大。
韩魏公、富郑公都说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皇上不听从他，
也委曲作个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后来遂被人言。虽如此，毕竟唤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当如韩公论列。若不从，也须做道理减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则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则不可也。
译也要委婉地提出合理的建议，让他去执行。像富弼那样不再推行，坚持使用自己的法度，后来于是被人非议。虽然如此，终究不能称之为正确。如今事情有不便之处，应当像韩琦那样直言进谏。如果朝廷不听从，也必须提出合理的建议，削减精简后让他去执行。如果实在不可行，那么辞职离去罢了。像富弼那样直接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可以的。
欧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某谓正是「羸豕孚躅」之义。当极治时，已自栽培得这般物在这里了，故直至如今。
先生因泛言交际之道，云：「先人曾有杂录册子，记李仲和之祖见居三衢。同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入。他日复招饭，意廑甚。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竟不往。后十年，二公果相继典乡郡。」先生因嗟叹前辈立己接人之严盖如此。方二公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谓言行必「稽其所终，虑其所敝」也。或言：「近有为乡邑者，泛接部内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无所不后来遇事入手，处之颇有掣肘处。」曰：「为邑之长，此等处当有限若脱略绳墨，其末流之弊，必至于此。包李之事，可为法也。」
张乖崖云：「阳是人有罪，而未书案，尚变得；阴是已书案，更变不得。」此人曾见希夷来，言亦似太极图。
「赵叔平，乐易厚善人也。平生做工夫，欲验心善恶之多少，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间置一虚器。才一善念动，则取白豆投其中；恶念动，则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则倒虚器中之豆，观其黑白，以验善恶之多少。初间黑多而白少；久之，渐一般；又久之，则白多而黑少；又久，则和豆也无了，便是心纯一于善矣。」或曰：「恐无此理。」曰：「前辈有一种工夫如此。若能持敬，则不消如此心烦，自然当下便复于善矣。」
陈烈，字季慈。行甚高，然古怪太甚。使其知义理之正，是如何样有力量！惜其只一向从一边去。辞官表甚古，横渠尝称之。温公薨，陈上表慰国家，张文潜集中有代范忠宣答其表书。
陈烈辞官表，上谓似中书之文。陈好行古礼，其妻厌之而求去。人遂诬陈恶其妻丑而出之。
陈烈初年读书，不理会得，又不记。因读孟子「求放心」一段，遂谢绝人事，静坐室中。数月后，看文字记性加数倍，又聪明。
阮逸撰元经、关朗易、李靖问对，见后山谈丛。
「崔正言奏议亦好。」又问：「曾看刘质夫春秋、谢显道胡明仲集否？」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
本朝四
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问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聪明绝人，与群臣说话，往往领略不去；才与介甫说，便有『于吾言无所不说』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欢。向见何万一之少年时所著数论，其间有说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当国以来，庙论主于安静，凡有建明，便以生事归之，驯至后来天下弊事极多。此说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时节！国势却如此缓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气要改作，但以圣躬多病，不久晏驾，所以当时谥之曰『英』。神宗继之，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撞着介甫出来承当，所以作坏得如此！」又曰：「介甫变法，固有以召乱。后来又却不别去整理，一向放倒，亦无缘治安。」儒用。以下荆公。
论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问：「荆公初起，便挟术数？为后来如此？」曰：「渠初来，只是要做事。到后面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它直是强辩，邈视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语。」问：「温公所作如何？」曰：「渠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皆改了。」又问：「神宗元丰之政，又却不要荆公。」曰：「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又问：「明道横渠初见时，皆许以峻用。后来乃如此，莫是荆公说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适说徐子宜上殿极蒙褒奖，然事却不行。」曰：「设使横渠明道用于当时，神宗尽得其学，他日还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为
译欧阳修在章疏中谈到地震，山石崩塌落入海中。我认为这正是“羸豕孚躅”的含义。在极尽治理之时，就已经在这里种下了这样的祸根，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
先生于是泛论交际之道，说：“先人曾有一本杂录册子，记载李仲和的祖先当时居住在三衢。他与包孝肃同在一家僧舍读书，每次出入，必定经过一位富人的家门，两位先生从未前去拜访。有一天，富人等他们经过家门，邀请他们入坐。两位先生借口有其他事，没有进去。过几天，富人再次邀请吃饭，心意非常恳切。李仲和想去，包孝肃严肃地对他说：‘他是富人，我们这些人将来或许会担任家乡郡守，现在如果胡乱与他交往，难道不会成为将来的拖累吗！’最终没有去。十年后，两位先生果然相继掌管家乡郡守的职务。”先生于是感叹前辈立身接人的严谨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当两位先生还是平民时，志向就已经像这样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言行一定要“考察其最终结果，忧虑其可能产生的弊端”。有人说道：“近来有担任地方长官的，广泛结交辖区内的士人和百姓，如同平民之交，甚至轻佻沉溺，无所不为，后来遇到事情着手处理，处置起来颇有牵制之处。”先生说：“担任地方长官，这些地方应当有限制。如果脱离法度，其末流的弊端，必定会达到这种地步。包拯和李仲和的事，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张乖崖说：“阳是人有罪，但还没有记录在案，尚且可以改变；阴是已经记录在案，就再也无法改变了。”这个人曾经见过陈抟，言论也类似于太极图。
“赵叔平，是温和平易、忠厚善良的人。平生做功夫，想要检验心中善恶念头的多少，用一个容器装黑豆，一个容器装白豆，中间放置一个空容器。刚一动善念，就取白豆投入其中；一动恶念，就取黑豆投入其中；到了晚上，就把空容器中的豆子倒出来，观察黑白豆子的数量，来检验善恶的多少。起初黑多白少；久了，渐渐黑白相等；再久了，就白多黑少；再久，连豆子也没有了，这就是心纯粹专一于善了。”有人说：“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先生说：“前辈有一种功夫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持守恭敬，就不需要这样心烦，自然当下就能回复到善的状态。”
陈烈，字季慈。品行很高，但是古怪太过分。假如他知道义理的正道，该是多么有力量！可惜他只一味偏向一边。他辞官的表文非常古雅，张载曾经称赞他。司马光去世，陈烈上表安慰国家，秦观文集中有代替范纯仁回答他表文的信。
陈烈辞官的表文，皇上说像中书省的文辞。陈烈喜好实行古礼，他的妻子厌恶他而要求离去。人们于是诬陷陈烈因为妻子丑陋而休弃她。
陈烈早年读书，不理解，也不记得。因为读到孟子“求放心”的一段，于是谢绝人事，静坐在房间里。几个月后，看文字的记忆力增加了好几倍，又变得聪明。
阮逸撰写《元经》、关朗的《易》、李靖的《问对》，见于陈师道《谈丛》。
“崔正言的奏议也很好。”又问：“曾看过刘质夫的《春秋》、谢良佐和胡安国的文集吗？”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
本朝四
从熙宁到靖康年间用人
问王安石得到君主信任的原因。回答说：“神宗聪明过人，与群臣说话，往往不能领会；才与王安石说，就有‘对我的话没有不满意的’意思，所以君臣相处非常欢洽。以前看到何万一少年时所写的几篇论述，其中有说，本朝自从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执政以来，朝廷议论主张安静，凡是有建议，就归咎为制造事端，逐渐发展到后来天下弊病极多。这个说法很好。比如仁宗朝是什么样的时候！国势却如此缓弱，事情多不治理。英宗即位，已经有性情想要改革，但因为圣体多病，不久去世，所以当时谥号为‘英’。神宗继承他，性情更加急切，尤其想要更新。就是天下事难得恰好，却又碰上了王安石出来承担，所以败坏到这种地步！”又说：“王安石变法，固然有招致动乱的原因。后来又不去整理，一直放任不管，也没有办法治理安定。”儒用。以下是关于王安石的内容。
论王安石遇到神宗，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惜他的学术不对，后来竟然败坏到这种地步。问：“王安石起初崛起，就挟带术数？还是后来才这样？”回答说：“他刚来时，只是想要做事。到后来被人攻击，就没有进退的余地。不看王安石的日记，无法知道他的始末。他简直是强辩，轻视一世，像文彦博，更不敢说一句话。”问：“司马光所作如何？”回答说：“他也只看到王安石不对，就倒向另一边。像苏东坡当初议论，也要变法，后来都改了。”又问：“神宗元丰年间的政事，却又不要王安石。”回答说：“神宗已经得到了王安石许多手段，还用什么他？到元丰年间，事情都是自己来做，只是用一些庸人备在身边伺候罢了。”又问：“程颢、张载刚见面时，都许诺重用。后来竟然这样，莫非是王安石说自己的主张已经实行，所以这样？”回答说：“正如我的朋友刚才说徐子宜上殿极受褒奖，但事情却没有实行。”说：“假使张载、程颢在当时被任用，神宗完全得到他们的学问，将来还会自己做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假使两位先生得到君主信任，却从君主心上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