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九

译全都无法理解。

汉朝初年，贾谊的文章质朴实在。晁错论述利害关系的地方写得好，但回答皇帝策问时便胡言乱语。董仲舒的文章迟缓软弱，他回答贤良方正策问时，不回答切中要害之处；至于无关紧要的地方，却有几百字的冗长论述。东汉的文章尤其更不如前，渐渐趋向对偶工整。像杨震这一辈人都崇尚谶纬之学，张衡（字平子）非议他们。然而张衡的心意，却又去研究风角、鸟占之类的方术，这比起谶纬之学有什么高明之处呢！衰败延续到三国两晋时期，文章的格调就日益卑下了。古人写文章写诗，大多是模仿前人而创作的。大概是因为学习久了，自然就会纯熟。比如司马相如的《封禅书》，模仿之处极多。柳宗元（字子厚）看到它这样，却写了《贞符》来反驳它，然而他的文体也不免有蹈袭前人的毛病。汉朝的文章。

译司马迁的文章雄健有力，意趣不拘谨，有战国文章的气象。贾谊的文章也是这样。老苏（苏洵）的文章也雄健。像这些都有不拘谨的意趣。董仲舒的文章朴实。刘向的文章更加朴实，也好，没有半点虚浮的气象；与董仲舒相比，董仲舒的文章较为滋润、发挥充分。大致汉武帝以前的文章雄健，汉武帝以后的文章更加朴实。到了杜钦、谷永的书信，又太柔弱而没有归宿了。匡衡的书信多有好处，汉代明经之臣的文章都不像这样。

董仲舒的文章大致好，然而也没有精彩之处。

林艾轩说：“司马相如是赋的圣手。扬雄、班固只是填满了他的腔调，佐录本作‘腔子满’。怎么能像他那样自在流出！左思、张衡竭尽气力，反而更不及。”

问：“吕舍人说，古文衰败从谷永开始。”回答说：“何止谷永？邹阳在狱中的书信已经都写成对偶句了。”又问：“司马相如的赋似乎写得很轻松。”回答说：“是的。”又问：“高适的《焚舟决胜赋》很浅陋。”回答说：“《文选》中齐梁之间江总等人的赋，都不好了。”于是说：“神宗修筑汴京城墙完成，非常高兴。说：‘前代有所作为时，都有赋。’周邦彦听说后，于是撰写《汴都赋》进献。皇上大喜，因此在朝堂上降出（颁布），宰相每当有文字降出时，就应当诵读一遍。宰相不知道是谁写的，知道古赋中必有难字，于是传给第二个人，依次传到尚书右丞王和甫，下面没有人了。和甫就展开大声诵读一遍。皇上高兴，退朝后，同僚问怎么认识这么多字？和甫说：‘我只是读旁边的文字。’扬录本作‘一边’。吕祖谦编《古文关键》，想找一篇赋放在卷首，又因为周邦彦的赋不太好在，于是用梁周翰的《五凤楼赋》为首，周邦彦的赋也在其后。”

《宾戏》《解嘲》《剧秦美新》《贞符》等文字，都效法宋玉的文章，《进学解》也属于这类。《阳春白雪》等等，不记得它的名字，都不是好文章。

昨晚郑文振问：“西汉的文章与韩愈等人的文章相比如何？”我说：“现在很难说。即使跟你说某人优，某人劣，你也未必能相信。必须自己看这一人的文字哪里好，哪里有毛病，识破了，再看那人的文字，便见优劣如何。如果看这一人的文字没有识破，怎么判定优劣！即使告诉了你优劣，你又怎么立刻看到其优劣之处？只要仔细自己看，自然能识破。现在人之所以识不破古人的文字，只是没有仔细看。再加上先把自家的意思横在胸中，所以见解从偏颇处去，说出来的也都是横断妄说。”又说：“人写文章，如果是仔细读熟了一类文字，不久写出的文章，意思语脉自然相似。读熟了韩文，便写出韩文式的文字；读熟了苏文，便写出苏文式的文字。如果没有仔细看，不久就不能运用。先前初看拟古诗，以为只是学习古人的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己也做一句这样；‘迟迟涧畔松’，自己也做一句这样；‘磊磊涧中石’，自己也做一句这样；‘人生天地间’，自己也做一句这样。意思语脉，都要像他的，只换掉字。我后来依照这样做了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因为意思句语血脉势向，都效法他的。大抵古人文章都是走正路，后来杜撰的都是走狭隘邪路去了。现在只是依照正路脉做下去，不久文章自然高人。”又说：“苏辙有一段论述人写文章自有合用的字，只是下笔时找不到。又如郑齐叔说，写文字自有稳妥的字，只是人想不出来。张载说：‘发明道理，只有命字难。’总之，写文字下字实在难，不知道圣人讲出来的，也只是这几个字，怎么排列得这么安稳！有人说：‘苏轼说：‘总共就这几个字，只要会排列。’然而人的文章，也只是三十岁以前气格都定了，只有精与不精的区别。然而荒废了的便荒疏，一直用功的又较精。先前见韩无咎说，他晚年写的文字，与他二十岁以前写的文字相差不远，这是他自己验证如此。人到五十岁，不是理会文章的时候了，前面事情多，日子少了。如果年轻时，每天便偷一两时闲做这般工夫。如果晚年，怎么有工夫及此！’有人说：‘人的晚年，知识却会长进。’回答说：‘也是年轻时都定了，即使长进也不会多。然而能用心于学问的，便会长进。如果不学问，只放纵其客气，又怎么会长进？日渐昏聩了。有人年轻时气盛时，说尽万千道理，晚年只是这样颓唐的。’有人引用程先生说：‘人不学，便老而衰。’回答说：‘只这一句说尽了。’又说：‘某人晚年日夜去读书。某人戏弄他说：‘您老年读书，也须还读得入。不知道得入如何得出？’谓其不能发挥出来为做文章之用也。’其说虽粗，似有理。又说：

译“人到了晚年写文章，就像用秃笔写字，完全没有锋芒锐气可供观赏。”又说：“我四十岁以前，还要向别人学习写文章，后来也没有闲暇顾及这些了。然而后来写的文章，却只是二十岁左右时写的文章。”又说：“刘季章最近有信来说，他近来阅读文章，觉得心境平和端正。我回复他，让他再抛弃这种心态，虚心地去阅读文章。因为他向来就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说法，现在又是用这一套说法来笼罩、端正自身，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大致上江西人都是固执地坚持他们那些偏激的说法，比如王安石、陆九渊都只是偏激地立论。就像陆九渊说汉文帝不如汉武帝，这难道不是偏激的说法吗！”又说：“王安石等人在选拔人才时，对于那些资质淳朴厚道的人，他们就不选用；对于那些文章写得稳健的人，他们也不选用。而对于那些言辞激烈、决绝的人，他们就会选用，说这样的人容易转变。大致上他们都是固执地坚持自己那一套。”

译张以道说：“‘眄庭柯以怡颜’中的‘眄’，读音如同‘俯’，读作‘盼’是不对的。”

韩愈文章的力量不如汉代文章，汉代文章又不如先秦战国时期的文章。

大抵文章兴盛，国家却衰败。比如唐代贞观、开元年间都没有著名的文章，等到韩愈、柳宗元凭借文章显名，唐代的治世已经不如从前了。汪圣锡说：“宋初的制诏虽然粗疏，却很好。”又如汉高祖八年的诏书与汉文帝即位的诏书，只有三两句，今人铺陈许多，不过只是这几句主干罢了。韩愈、柳宗元。

先生正在编修《韩文考异》，于是学者便说：“韩愈议论端正，格局阔大，然而不如柳宗元较为精密，比如辨明《鹖冠子》以及论述《列子》在《庄子》之前、《非国语》之类，辨明得都很正确。”黄达才说：“柳宗元的文章较为古奥。”先生说：“柳宗元的文章确实较为古奥，但却容易学习，一学就像他，不像韩愈文章格局阔大。学习柳宗元的文章也可以，但会使人的文章衰败。”夔孙记录说：“韩愈文章的大纲好，柳宗元论述事情却较为精核，比如辨明《鹖冠子》之类。《非国语》中尽有好处。只是韩愈文章难学，柳宗元文章易学。”

扬因议论韩愈，说：“如何下工夫，才能辨明古书的真伪？”先生说：“《鹖冠子》也没有辨明。柳宗元说那本书是抄写贾谊《鹏赋》之类的，所以只有这里好，其他都不好。柳宗元看文章精，因为他为人刻薄深刻，所以如此。韩愈较有些王道意味，每件事较为包容，便不能如此。”

韩愈既要说道理，又要讲究法度，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怪。且教他在潮州时好，只住了一年。柳宗元却得力于永州。

学习柳宗元的人便绝似他。《平淮西雅》之类很似诗，诗学陶渊明便似陶渊明。韩愈也不必如此，自有好处，比如《平淮西碑》好。

陈仲蔚问：“韩愈《禘说》中，说懿、献二庙之事恰当吗？”先生说：“说得好。其中所谓‘兴圣庙’，乃是叙述武昭王的庙，是唐代的始祖。然而唐代又封皋陶为帝，又尊老子为祖先，更无法理喻。”又问：“韩愈、柳宗元两家，谁的文体更纯正？”先生说：“柳宗元的文章也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问：“柳宗元论述封建制度是否正确？”先生说：“柳宗元说‘封建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也是对的。但说到后面有偏颇之处，后人辩驳他的也失之太过。比如廖氏所论封建，排斥柳宗元太过。况且封建自古便有，圣人只是顺应自然的理势而分封，这才显出圣人的公心。况且像周代分封康叔之类，也是古代有此制度。因为他们有功、有德、有亲，应当分封就分封，却不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像柳宗元所说，那是圣人想要吞并而不可得，无可奈何才这样做！不知所谓‘势’，乃是自然的理势，不是不得已的形势。况且像射王中肩之事，那是周末征伐出自诸侯，所以有这种事。如果征伐出自天子，怎么会有这种事？然而封建诸侯，却很难控制。况且如今蛮洞，能有几大！如果不循理，朝廷也无能为力。如果古时有许多国家，自然是难制。比如鲁隐公时原这一邑，周王奈何他不得，赐给郑国，郑国不能控制；到晋文公时，周人将原赐给晋国，而原又不顺服，所以晋文公伐原。况且原作为邑很小，又在东周王城旁边，而周王与晋、郑都不能控制。大概是因为他们自有军队，不像今日太守有不法之处，便可以降职罢免。古代大抵一动便是征伐，所以孟子说：‘三次不朝见，就派军队去讨伐。’在《周官》时已经是这样了。便是古今事势不同，便难说。”于是说：“孟子所说的五等之地，与《周礼》不同。孟子大概是说夏朝以前的制度，《周礼》乃是成周时期的制度。比如当时分封周公于鲁，是七百里。在齐国尤其广阔，比如所谓‘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 North至于无棣’。以地理考证，非常广阔。所以禹在涂山，万国来朝。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国。”又说：“譬如一棵树，枝叶太繁时，本根自然衰枯。比如秦始皇想要削去枝叶而只留主干，也是不可行的。”

有一等人专门致力于写文章，不去读圣贤书。又有一等人知道读圣贤书，也自会作文，等到说圣贤书时，却另做一个奇特的模样来说。不知古人作文，大抵只如此，哪得许多奇特！韩愈诗文冠绝当时，后世不易企及。到他上宰相书，用“菁菁者莪”，诗注一齐都写在里面。如果是他自己作文，岂肯如此作？最可笑的是说“载沉载浮”，“沉浮皆载也”。“载”是助语，分明彼如此说了，他又如此用。这是韩愈文章的特点。

韩愈所写的《除崔群侍郎制》最好。但只有这一篇制，别更无，不知为何。

有人问：“《伯夷颂》中‘万世标准’与‘特立独行’，虽足以明君臣之大义，但权变通宜，又当遵循理之当然。”先生

译说：“说透了，应当说武王和周公是万世的标准，然而伯夷、叔齐只是独自特立，不顾及这些。”又说：“古本说：‘一个普通人诋毁他或赞誉他。’这与‘彼夫圣人’形成对照，其文意尤其有力。”椿。

译韩愈《送陈彤秀才序》中多了一个“不”字，我以前曾对此产生怀疑，但只是看过去了。后来见到谢子畅家的版本，那是从后山传下来的欧阳修版本，上面圈掉了这个“不”字。

韩愈墓志铭中有些奇怪的地方。

先生喜欢韩愈的《燕喜亭记》和《韩弘碑》。《韩弘碑》是韩愈晚年的笔迹。

“唐代僧人多向有名望的士大夫讨要诗文来装饰自己，就像韩愈《送文畅序》中所说的那样，又如刘禹锡自己有一卷送僧人的诗。”有人说：“韩愈虽然排斥佛教，但也多要引荐接纳僧人。”先生说：“确实如此。他所引荐的，又都是那些破落户的僧人，像灵师、惠师之类。等到晚年他在海上见到大颠，大颠说得开阔宏大、精妙绝伦，韩愈自然不得不佩服。人们多想要为韩愈辩解，其实不必，恐怕也有这样的道理。”

先辈喜欢写诗给僧人，僧人多是求人的诗序来送行。刘禹锡的文集中自有一册送僧人的诗，韩文公也多与僧人交往，却又没见到什么好僧人，都是些破落户。然而各家也被韩文公说得狼狈不堪。文公大多只见到这类僧人，后来却碰上一个大颠，也是件奇异的事。人们多说是被大颠说动了，也有这样的道理。这是因为文公没有理会他们的弊病，他们刚说得高深，文公就认为好了，所以有“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勝”这样的话。

才卿问：“韩愈文集李汉序的第一句很好。”先生说：“你认为好，我看却有毛病。”才卿说：“‘文者，贯道之器。’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阐述的都是这个道理，怎么会有毛病呢？”先生说：“不是这样。这文章都是从道中流出来的，哪有文章反而能贯穿道的道理？文是文，道是道，文章就像吃饭时的下饭菜。如果用文来贯穿道，却是把根本当作末节。以末为本，可以吗？后来写文章的人都是这样。”接着说：“苏轼的文章危害正道，比老子和佛家还厉害，比如《易经》所说的‘利者义之和’，他却解释为义没有利就不和谐，所以必须用利来济助义，然后才符合人情。如果这样，不仅失去了圣言的本意，而且会陷溺人心。”先生严肃地说：“我如果在当时，一定与他辩论。”接着笑着说：“必定会被他无礼对待。”友仁记录。

柳宗元的文章局促，有许多事物，却要在狭小的地方安排，简练而不古雅，再多说些也不妨碍。《封建论》以及几篇长书是他好的文章，但气短。就像人火急火燎地说来不及，又便了结。柳宗元的文章。

柳子厚的文章有所模仿的极为精妙，比如《自解诸书》，是模仿司马迁给任安的信。刘原父写文章也有所模仿。

“宫沉羽振，锦心绣口”，是柳子厚的话。

韩愈的文章千变万化，是无心变化；欧阳修的文章是有心变化。杜祈公墓志说一件事没说完，又说另一件事。韩愈的《董晋行状》还稍长。权德舆作宰相神道碑，只是一板左右，欧阳修、苏轼就长了。苏轼的文体只是一类。柳宗元的《伐原议》极局促，不好，东莱不知为何喜欢它。陈后山的文章如《仁宗飞白书记》大段好，曲折也好，墓志也好。有典有则，才是文章。其他文章也有大局促不好的，如《题太白像》、《高轩过》古诗，是晚年做到平易处，《高轩过》恐怕是绝笔。又一条说：“后山《仁宗飞白书记》，其文曲折甚多，过得自在，不如柳宗元的局促。”总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诸公。

苏轼的文字明快。苏洵的文章雄浑，尽有好处。像欧阳修、曾巩、韩愈的文章，岂可不看？柳宗元的文章虽不全好，也应当选择。综合数家文章选择，不超过二百篇。低于这个标准的就不须看，恐怕会降低人的水平。只采其好处作为议论，足够了。至于班固、司马迁、孟子，则是大体的文字。

韩愈、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一字挨一字，谨严，然而太迫促。又说：“现在学写文章的人，何曾作得一篇！枉费了许多气力。大旨在于以学问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也是这样。”

国初的文章，都严重老成。曾观看嘉佑以前的诰词等，言语有甚拙劣的，而其人才都是当世有名之士。大概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想要工整而不能的意思，所以风俗浑厚。到欧阳修的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而还有甚拙劣的，未散得和他到苏轼的文字便已驰骋，太巧了。等到宣政年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国朝文。

刘子澄说：“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极图》、《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接着说，杜诗又何用？说：“是没有意思。大部小部无万数，对人有什么益处？”于是伤感时文的弊病，说：“张才叔的书义好。‘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胡明仲醉后每诵之。”又说：“刘棠舜的《不穷其民论》好，欧阳修很喜欢它。后来姚孝宁的《易义》也好。”《寿昌录》说：“有人问《太极》、《西铭》。”说：“自孟子以后，才见到这两篇文章。”

李泰伯的文章实得之于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

译书写百姓言论的喜好，如同古代《潜夫论》之类。讨论《周礼》的喜好，比如宰相掌管君主饮食男女之事，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现在他的论述都是如此，文字的气象非常美好，很让人喜爱，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风气兴起得如此美好。老苏父子从《战国策》中获得了这种写法，所以都从细微处开始议论，欧阳修喜欢这样。李觏的文章不柔软贴切，不被欧阳修喜欢。范仲淹的好处，欧阳修不及。李觏晚年必须参究道学，有一篇记述达摩宗派非常详细，必须是大段地去参究来的。又说：“用李觏来看今天的文章，就像三日的新娘一样拘谨。某些人的文章，不过是蛇鼠之见。”

译先生读宋祁所作的张巡赞，说：“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宋祁也令人佩服，我曾见过他抄写欧阳修《泷冈阡表》中的两句：‘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了。’”

司马光的文章中多采用荀子的助词。

欧阳修的文章一唱三叹，现在的人是怎么作文的呢！

“欧阳修的文章有断断续续、衔接不上的地方，好像少了字似的。比如《秘演诗集序》中‘喜为歌诗以自娱’与‘十年间’，这两节不衔接。《六一居士传》的意思大概有些文弱。《仁宗飞白书记》的文章不好。制诰首尾的四六文都是治平年间所作，不是他得意的作品。恐怕当时也被人催促，加上文思迟缓，来不及仔细推敲，不知怎样。然而那些迂回曲折、言辞简少而意蕴丰富、让人玩味不已的作品，又不同于那些辞意直白的文章。《黄梦升墓志》极好。”问先生喜欢哪篇。回答说：“《丰乐亭记》。”

陈亮喜欢读欧阳修的文章，曾经编选百十篇作为一集。现在刊行的《丰乐亭记》是欧阳修文章中最好的，却被编在拾遗里。

欧阳修的文章锋芒锐利，文章好，议论也好。他曾有诗说：“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从诗的角度说，是第一等的好诗！从议论的角度说，是第一等的好议论！拱寿。

“张栻的文章不怎么修改，修改后往往反而不好。”亚夫说：“欧阳修的文章越改越好。”先生说：“也有改不尽的地方，比如《五代史·宦者传》末句说：‘然而不可不戒。’当时必定有记载张承业等人的事在这里，所以说：‘然而不可不戒。’后来不想在这里记载，而移到后面，那么这句话应当修改，只是偶尔忘记删去罢了。”

因为修改谢表，说：“作文自有稳妥的字。古代擅长文章的人，才用就用这样的字，如今不免要去搜索修改。”又说：“欧阳修被蒋之奇等人诬陷，既然得以辩明，谢表中自叙的一段，只是从胸中流出，更没有一点滞碍，这是文章的妙处。”又说：“欧阳修的文章也多修改到妙处。近来有人买到饶录作‘见’。得到他《醉翁亭记》的草稿，起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共几十个字，最后改定，只说：‘环滁皆山也’五个字而已。饶录说：‘有几十个字叙述滁州的山水。忽然大圈了，旁边注‘环滁皆山也’一句。像平常不经过思考，随意写出的言语，也有完全不通文理的，不知如何。”

前辈见人，都通晓文章。先生在同安时，曾见过欧阳修见人的文章三卷，是用平日所作的诗文之类楷书献给他的。

欧阳修的文章及三苏的文章好，说只是平易地讲道理，起初不曾用奇特的字替换那些寻常的字。儒用。

文章到欧阳修、曾巩、苏轼，道理到二程，方才畅达。王安石的文章晦暗。

“欧阳修的文章丰润温和。曾巩的文章更加峻洁，虽然议论有浅近的地方，然而却平正妥当。到了苏轼，便伤于巧饰，议论有不恰当的地方。后来到了中原，见了欧阳修等人，文章方才稍显平正。苏洵尤其严重。大抵以前的文章都平正，人们也不会大段巧说。自从三苏的文章出现，学者才开始日益趋向巧饰。比如李泰伯的文章尚且平正明白，然而也已经有些巧饰了。”广问：“王安石的文章如何？”回答说：“他却像曾巩的文章，但比曾巩的文章也巧。王安石曾作《许氏世谱》，写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一天因为晒书看见了，拿来看，不记得是谁作的，心中以为是王安石作的。”又说：“王安石做不出这样，恐怕是曾巩作的。”广又问：“陈师道的文章如何？”回答说：“陈师道有很多好文章，比如《黄楼铭》、馆职策都好。”又举几句话说人不怨暗君而怨明君的地方，认为说得好。广又问：“陈师道是宗法曾巩的文章吗？”回答说：“他自己说曾在襄汉间见过曾巩。后见一篇文章，说曾巩经过荆襄，陈师道带着所作的文章去拜见他。曾巩一见喜爱他，于是留他款待交谈。恰好要作一篇文章，事情多，于是托付陈师道写，并且授以意旨。陈师道文思也涩，用尽一天的力气才写成，仅几百字。第二天，呈给曾巩，曾巩说：‘大体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以略删动否？’陈师道于是请求修改。只见曾巩就坐，取笔抹去几处，每抹处连一两行，便交给陈师道。共删去一二百字。陈师道读之，则其意尤完整，于是叹服，遂以为法。所以陈师道的文章简洁如此。”广于是举秦桧教其子孙作文的话，其中说到陈师道的地方。回答说：“他都记错了。曾巩入史馆时，只是检讨官。这时陈师道尚未有官。后来入史馆，曾推荐邢和叔。虽然也有意推荐陈师道，因为他未有官而停止。”扬录说：“秦桧作陈师道叙，说曾巩辟陈为史官。陈元佑年间始得官，秦桧说误”。

因为说文士的过失，说：“现在懂得义理的人，稍时被物欲激搏，还自一强一弱，一胜一负。比如文章之士，最后都靠不住。且如欧阳修

译起初他撰写《本论》，其中的观点已经非常粗劣了，但毕竟还是一篇好文章，结构完整，有头有尾。他的意图不过是主张恢复封建制、井田制，以及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搜田、燕飨等礼仪，让百姓早晚都忙于这些事，稍有空闲时就不会被佛教徒引诱而去，社会风气自然就能改变。他的计策可以说是很拙劣了，但终究还是正当的议论。到了晚年，他自己写《六一居士传》，按理说他的学问造诣应该很高，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加上一个老人凑成“六一”，这简直不成话，分明是自己承认失败和缺陷！像苏东坡一生读尽了天下的书，讲了许多道理。到了晚年渡海之后，写了《化峻灵王庙碑》，引用唐肃宗时一位尼姑恍惚升天，见到上帝，上帝赐给她十三枚宝玉，说中国有大灾，用这些宝玉来镇压。如今这座山如此，想必一定有宝玉等等，这也完全不成议论，像是丧失心智的人说的话！其他人无知，这样说还勉强可以，你平日自视如何？讲尽了道理，却说出这样的话，难道不可怪吗？“看过大海的人，别处的水就难以吸引他了；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别处的言论就难以打动他了”，情况分明就是这样，所以看他们这样的文字就看不进去了。

译问：“苏轼的文章不能从道理和全篇整体来看，只应当看其大体。”回答说：“东坡的文章说得透彻，曾巩也说得透彻，就像人互相议论一样，一齐指摘说尽了。欧阳修不都说尽，含蓄无尽，意味又好。”于是对张定夫说，曾巩秘阁的几篇序文很好。说：“那文字正是好。《峻灵王庙碑》没有见识，《伏波庙碑》也没有意思。伏波将军当时的踪迹在广西，不在那里，记中完全没有阐明。”杨说：“不能从道理来看他。然而这两篇碑文笔力健劲。”说：“是的。”又问：“《潜真阁铭》好吗？”说：“这类闲适戏谑的文字便好，雅正的文字便不好。如《韩文公庙碑》之类，初看很好读，仔细检点，疏漏很多。”又说：“东坡让他的侄子学习他兄弟早年应举时的文章。”

人老了气力衰退，文章也衰退。欧阳修写古文，极力改变旧习。年老时照管不到，为某人的诗作序，又用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的习气。东坡晚年的文章虽然健劲，不衰退，然而也粗疏，如《南安军学记》，是海外归来后所作，却有“弟子扬觯序点者三”的话！“序点”是人的姓名，其粗疏竟如此！

欧阳修记菱溪石，东坡记六菩萨，都是寄托寓意，防止被人取走，然而气象不像这样。

老苏的文章高，只是议论乖僻。

老苏的文章起初也喜欢看，后来觉得自己的意思都不正当。由此知道人不可看这类文字，固然应当以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为正。东坡、子由晚年的文章不是这样，然而也都议论衰落了。东坡初入仕途进策时，只是老苏的议论。

东坡的文章雄健有余，只是用字也有不贴切的地方。

东坡的文章只是大势好，不可逐字去检点。

东坡《墨君堂记》，只是开头不该说破“竹”字。不然，便像《毛颖传》。必大

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这样文章尽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下去，首尾都不相应。开头多么宏大，最后却说诗赋像李白，记事像司马相如。

统领商荣以温公神道碑作为馈赠。先生命吏约道夫同看，并且说：“东坡这篇文章，说得恰似山摧石裂。”道夫问：“不知既然说了‘诚’，为什么又说‘一’？”说：“这便是他看不破道理的地方。”过了一会儿，直卿到了，又问：“如果说‘诚之’，那么说‘一’也不妨碍吗？”说：“不用这样说，大概诚就能自然专一。”问：“大凡作这类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吗？”说：“看他也只是据他一贯这样一直说下去，起初没有布置。像这类文字，当他刚开头时，自己还不知道后面说什么。”用手指中间说：“到这里，自己说尽了，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如韩愈、曾巩的文章，却是布置。我过去看这两家的文章，再看东坡的文章，觉得一段中缺了句，一句中缺了字。”又说：“从前曾听说东坡作《韩文公庙碑》，一天思考了很久。饶录说：‘不能得到一个开头，走了百十趟。’忽然得到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于是扫将去。”道夫问：“看老苏的文章，似乎胜过东坡。黄庭坚的文章，又不及东坡。”说：“黄庭坚的文章衰落，远不及，也只有《黄楼赋》一篇罢了。”道夫于是说欧阳修的文章平淡。说：“虽然平淡，其中却自美丽，有好处，有不及之处，却不是平庸无意思。”又说：“欧阳修的文章像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一样。东坡的文章像说不成后，对人吵闹一样，都没有那样安详。”蜚卿问范祖禹的文章。说：“他只是据所见定论说下去，也没什么做作。如《唐鉴》虽然是好文字，然而多照管不及，评论总意不尽。只是文字本身好，然而无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之处；无气力，到后面多脱落了。”道夫于是问黄庭坚《古史》一书。说：“此书尽有好处。”道夫说：“如他论西门豹投巫事，认为他本是循良之吏，司马迁列之于滑稽，不当。像这类议论，很合人情。”说：“是的。《古史》中多有好处。如论庄子三四篇讥议孔子的地方，认为决非庄子的书，乃是后人截断庄子本文搀入，这考据很精密。由今观之，庄子这几篇也很鄙陋。”

有人问：“苏辙的文章，比东坡稍近理吗？”说：“也有什么道理？只是说利害处，东坡的文章较明白，苏辙的文章不甚分晓。总之，学术只一般。”于是说：“东坡所荐引的人多轻浮之士。若使东坡为相，则这类人定皆布满要路，国家如何得安静！”

各位公卿祭温公的文章，只有苏辙的文章好。

欧阳修大力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起来如何能像杜牧注的好？由此见欧阳修有不公之处。”有人说：“圣俞长于诗。”说：“诗

译也不能称之为好。」有人说：「他的诗也平淡。」回答说：「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拱寿

译范淳夫的文章纯正精粹，每一个字都恰如其分，所以苏东坡对他十分佩服。苏东坡轻视文章，不把写文章当作正经事。如果写文章，只是胡乱写去，好像后面缺了点什么，又临时添补上去。

“后来像汪圣锡写的制诰，有温润的风格。”曾问某人，前辈的四六文谁写得最好？回答说：“没有比得上范淳夫的。”于是举出他为某王加恩的制词说：“‘周朝尊崇周公旦，地位居于四辅之首；汉朝看重王苍，位列三公之上。从前仁宗皇帝，尊崇侍奉荆王；如今我年幼无知，怎敢落后于这一典制！’自然平正典重，那些擅长四六文的人却比不上。”

刘原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每次写文章，大多效法古人，极其相似。有几篇文字学习《礼记》，《春秋》解说学习《公羊传》和《谷梁传》，文采胜过刘贡父。

刘贡父的文章擅长摹仿。学习《公羊传》和《仪礼》。

苏子容的文章缓慢。

南丰的文章确实。

问：“南丰的文章怎么样？”回答说：“南丰的文章却接近质朴。他起初也只是学习写文章，却因学习文章，逐渐见到一些道理。所以文章依据道理来写，不是空话。只是在关键紧要的地方，也说得不紧凑、不分明。因为他见解不透彻，本来没有根本的功夫，所以如此。但比起苏东坡，则较质朴而接近道理。苏东坡则华艳的地方多。”有人说：“某人的文章像猜谜语，更不可理解。”回答说：“是的。开头和结尾都不说破，开头做作扫荡一片也好。只到结尾，便没有收束，就这样结束了。篇篇如此，不知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是好奇之病。”回答说：“这哪里算得上奇！看前辈的文章如贾谊、董仲舒、韩愈等人，还有一篇这样的吗？文章之所以可贵能流传久远，是因为议论明白，脉络指意清晰可知。文章最难懂的，无如柳子厚。然而仔细观看，也自有指意可见，何曾像这样不说破？其所以不说破，只是吝惜，想要我自己领会而他人不能，毛病就在这里。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的议论，而务求新奇。正因为喜欢新奇，而又怕别人都知道，所以吝惜。”

曾巩之所以不及欧阳修的地方，是在纡徐曲折处。曾巩喜欢模仿欧阳修的文章，《拟岘台记》是模仿《醉翁亭记》，不太像。

南丰拟作的制诰中有几篇，即使混杂在三代的诰命中也无愧色。

南丰写的宜黄、筠州两学记很好，说出了古人教学的意思。

南丰《列女传》序中讲二南的地方很好。

南丰《范贯之奏议序》，气脉浑厚，说得仁宗很好。苏东坡《赵清献神道碑》讲仁宗的地方，其文气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南丰不说。苏辙挽南丰的诗，很佩服他。

两次举南丰集中《范贯之奏议序》末尾，文章备尽曲折的地方。

南丰有作郡守时榜文之类编为一集，不曾出版。先生以前喜欢南丰的文章，为他作年谱。

问：“曾听说南丰让后山一年看《伯夷传》，后悟出文法，怎么样？”回答说：“只是让他看一年，则自然有自得之处。”

江西欧阳永叔、王介甫、曾子固的文章如此好。到黄鲁直一味求巧，反而累及正道。

“陈后山的文章有法度，如《黄楼铭》，当时诸公都敛衽致敬。”佐录说：“便是今人的文章都没有他的抑扬顿挫。”于是论及当世人物，有以文章记问为能事，而喜欢挑剔别人，不自我反省的。说：“所以圣人说：‘益者三乐：乐于节制礼乐，乐于称道别人的善行，乐于结交贤友。’”

馆职策论，陈无己的好。

李清臣的文章饱满，杂说中有很好的议论。

李清臣的文章比苏东坡较实在。李舜举在永乐战败而死，墓志铭写得不分不明，看来是不敢说。

《桐阴旧话》记载王铚说，李邦直作韩太保惟忠墓志铭，其实是孙巨源的文章。先生说：“巨源的文章温润，韩碑径直，只是邦直的文章。”

论胡文定公的文章字字实在，但奏议每件都引用《春秋》，也有无其事而迁就的。大抵朝廷的文章，且要论事情利害是非令其分晓。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论青苗法，只是苏东坡兄弟说得有精神，他人皆从别处说起。

胡侍郎万言书，好让后生读，先生以前亲手写了一册。又说：“上殿札子论元老好，《无逸》解好，请行三年丧札子极好。各奏议、外制皆好。”

陈几道《存诚斋铭》，我初得之，见其都是好义理堆积，看不明白。后仔细诵读，却见得都是凑合，与圣贤所说的全不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万川，定相不分，处处皆圆满。”这事物不是这样的。若是如此，孔孟却隐藏着不以布施，是什么心呢！乃知此事物不当这样说。

张子韶的文章，沛然犹有气，开口见心，索性说出来，使人皆知。近来的文章，开了又阖，阖了又开，开阖七八次，到

译结尾之处又不点明，就这样草草收场。

文章的轻重，可以看出人的寿命长短，并不在于文字的美丑。《白鹿洞记》用力太轻。韩元吉虽然只是胡言乱语，然而笔力强劲。吴逵的文章也是这样。

译韩无咎的文章做得极为平和，有中原古雅的风貌，没有南方嘈杂细碎的声音。

王龟龄的奏议气势宏大。

曾司直向来擅长写文章，向来奔放而有法度。裘父远远比不上他。裘父的文章生涩，表达不出来。

陈君举在西掖所写的制诰辞章很不得体。王言应当温润，不应如此。胡明仲的文章却很好。

有人说：“陈蕃叟不喜欢苏东坡的文章，戴肖望溪不喜欢曾南丰的文章。”先生回答说：“这两家的文章虽然不同，假使两位公相见，曾公一定会说苏公的文章好，苏公一定会说曾公的文章对。”

德粹谈论某人的文章。先生说：“绍兴年间的文章大体粗疏，都是成套的时文。然而今天的文章太过细腻，流于委靡。”问起贤良科。先生说：“贤良科成不了一个科目。天下哪里会有那么多议论！”以下论述近世的文风。

“各位的文章喜欢标新立异。只因为喜欢标新立异，所以看到异端新奇的说法就喜好它。这也只是因为见识不明，所以如此。看仁宗时的制诏文章极其质朴，固然不好看，只是它的意蕴气象自然深厚长久；固然笨拙，只是它的见解都是真实的。看它用字都不怎么恰当，有该用的字，却不用，也不是他知道了不用，只是他当初自己没想到。然而气象很好，不像后来的文章一味纤巧不实。且如进卷，正是二苏做得如此壮伟发扬，以前不曾这样。看张方平的进策，根本不作文，只如说盐铁一事，他便从盐铁的源头一直说到如今，中间却记载着什么年、什么月，后面更不说如何处置。如今只是用虚文敷衍，前面说了，后面又将这一段翻转，这只是没有看清。所以没有看清，只是没有虚心阅读圣贤的书。固然有不曾虚心阅读圣贤书的人，到得要去阅读圣贤书的，又先把自己的一套见解排在这里，没有看清圣人的意旨。等到写出来，又只是自己的见解。我如今看来，只有聪明的人难读书，难理解道理。因为他先自有许多一套见解，圣贤的意思自然难以进入。”于是说：“陈叔向是凭空编造一个道理。我曾经说，让他根据自己的见解这样说，也没有害处，只是又把那套说法强加在这文字上。他自己也见得自己的见解空虚行不通，所以如此。然而怎么能把两个捏成一个呢？一个自方，一个自圆，怎么总合得起来？这不是他要如此，只因为他本来就这样看。如杨墨，杨氏终究不会自己非要为我，墨氏终究不会自己非要兼爱，只因为他们本来就看错了。如果不是这样看，一定不至于常常这样做。杨氏壁立万仞，毫发不容，比起墨氏更难。如果不是他这样看，怎么心肯意肯？陈叔向的见解奇异，他说‘目视己色，耳听己声，口言己色，足循己行’。有眼睛固然应当看天下的颜色，有耳朵固然应当听天下的声音，有嘴巴固然能说天下的事，有脚固然应当遵循天下的行为，他却这样说！看他的意思是这样，只要默然静坐，是不看眼前的物事，不听别人说话，不说别人是非，不管别人的事。又如说‘言忠信，行笃敬’一章，便说道紧要只在‘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衡’。问：‘见是见个什么物事？’他便说：‘见是见自家身己。’我对他说，‘立’是自家身己立在这里了，‘参于前’又是自家身己；‘在舆’是自家身己坐在这里了，‘倚于衡’又是自家身己，却是有两个身己！又说‘格物’做‘心’，说：‘格住这心，方会知得到。’未尝见人把物做心，对他这样说，他只是自己的是对的。由此可知，人最以知见为急。圣人尚且说：‘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如果只这样死守得这个心便了，圣人又为什么要人讲学呢？如果只守这心，据自家所见做将去，稍后错处都不知。”

现在的人作文，都不足以称为文章。大体专门致力于节省字数，更换新奇生僻的辞语。至于说到义理的地方，又不肯说清楚。看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曾如此？圣人的言语坦易明白，借言语来阐明道理，正是要使天下后世由此去探求。假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懂，圣人的经典一定不写了。如果义理精奥的地方，人们没有理解，自然是他们的见识未到。学者必须玩味深思，久了自然可见。何曾像现在的人想要说又不敢清楚地说！不知是什么见解。毕竟是自家见解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含糊地说在里面。

前辈的文字有气骨，所以他们的文章雄壮奔放。欧公东坡也都于经术根本上用功。现在的人只是于枝叶上粉饰罢了，如舞讶鼓一般，其间男子、妇人、僧、道、杂色人物，无所不有，但都是假的。旧见徐端立说，石林曾说：“现在世上哪里还有文章！只有减字换字法罢了。如言

译「湖州」，必须去掉「州」字，只称「湖」，这是减字法；不然，就称「霅上」，这是换字法。」大概《卿录》中说：「现在的人写文章，像是用胭脂腻粉装扮成的，自然不雄健豪放，没有骨气，就像跳舞打鼓的人一样，也有男子，也有妇女，也有僧人、道士、秀才，但都是假的。曾听徐端立说，石林曾讲：『当今世的文章只是用换字、减字法。比如说到「湖州」，只说「湖」，这是减字法；不然，就称为「霅上」，这是换字法。曾见张安道进献文章，他的文章都有直率之气』」《谦录》中说：「现在的文章，完全没有气骨。从前前辈虽然写应试文章，也是实实在在地铺陈事实，实实在在地引用典故，实实在在地阐述道理。看着虽然不吸引人，却有骨气。现在的文章完全没有骨气，就像跳舞打鼓的人，涂眉画眼，僧人也有，道士也有，妇人也有，村人也有，俗人也有，官员也有，士人也有，只不过都是本来面目的人。然而都足以迷惑众人，真可笑啊！」有人说：「这是因为禁止携带书籍造成的。」回答说：「不是这样。自然是当时风尚如此。只是人们不知学习，完全没有根本，被人带动，就跟着效仿。就像现在做一件物品，一个人做起，一个人学起，不到一天就传遍天下。本来应当明白的事情，完全不明白，真是可惜！」

译贯通诸子百家及经史典籍，是为了辨别检验是非，阐明此中的义理，难道仅仅是为了让文辞不粗陋而已吗？义理既然已经明白，又能努力践行而不疲倦，那么内心所存养的，必定是光明通达，无论做什么都不合适！表达出来成为言论，用以宣扬内心的志向，自然卓越不凡，可爱且值得传颂。如今拿着笔去研习雕琢华丽辞藻的文章，一心取悦他人，这是外在的追求，真是可耻啊！以下论述作文。

道，是文章的根本；文，是道的枝叶。正因为根本在于道，所以从文中表达出来的，都是道。三代圣贤的文章，都是从这颗心写出来的，文就是道。现在苏东坡说：“我所说的文，必定与道同在。”这就成了文是文而道是道，等到要作文时，临时去讨个道来放进里面，这是他的重大弊病。只是他平时的文字华丽精妙，包容掩盖了这一点，到这里才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指出他根本弊病的原因，是因为他都是先作文，却渐渐说到道理上来；而不是先弄明白道理，然后才作文，所以根本都错了。欧阳修的文章则稍微接近于道，不说不切实际的空话。如《唐礼乐志》中说：“三代以上，治理出于一个本源；三代以下，治理出于两个本源。”这类议论极好，大概还知道只有一个本源。像苏东坡的说法，则是两个本源，不是一个本源了。

刚要作文章，就是枝叶，妨害了学问，反而两者都失去了。寿昌。

诗歌格律和杂文，不需要去理会。科举是无可奈何的事，一方面是因为门户之见，一方面是因为父兄在上有所期望。科举有了结果的时候，诗文之类看没有出息。

有一天谈论作文，说：“不必刻意学习这样的文章，但必须明白义理。义理精纯后，文字自然典雅切实。伊川晚年的文字，如《易传》，真是能盛得住水！苏子瞻虽然气魄豪迈善于作文，终究不免有疏漏之处。”

问：“要看文章来资助笔势言语，必须帮助阐发义理。”回答说：“可以看《孟子》和韩愈的文章。韩愈的文章不讲究段落结构，直接说起直到终篇，自然纯粹形成整体，没有破绽。像欧阳修、曾巩却各自有一个段落结构。曾巩学习曾巩，因为他的层次确定了。现在觉得要说一个意思，必须等层次清楚了，才能说到。等到这一路确定了，左右就再也不能变动了。”又说：“方回的文书有涩滞的地方。”因此说：“陈阜卿教人看柳宗元的文章后，再看韩愈的文章。不知道看了柳宗元的文章，自己就坏了，怎么能再看韩愈的文章！”

因为谈论文章，说：“写文章必须靠实，说得有条理才好，不可架空细巧。大体上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像欧阳修文字好的，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像张承业及宦官等传自然好。苏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也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完全不能启发人的意思。”

文章要理会根本。所谓根本，就是理。前辈作者多读书，也随着所见去理会，现在都模仿贤良进卷胡乱写作。

每次谈论著述文章，都要有纲领。文定（范纯仁）的文字有纲领，龟山（杨时）无纲领，如《字说》《三经辨》之类。

前辈写文章，只依照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很好。后来人却厌恶常规格式，就变一种新格式做。本意是要好，然而没好时先错了。异了。又说：“前辈用言语，古人有说的固然用，像世俗常说的也用。后来人都要另撰一种新奇言语，结果与文章都差异了，却将差异的话换了那寻常的话。”

问“舍弟序子的文字如何进工夫”等等。回答说：“看得韩文熟。”饶录说：“看一个学者的文字，说：‘好好读得韩文熟。’”又说：“要做好文字，必须理会道理。更可以去韩文上一截，如西汉文章用工。”问：“《史记》如何？”回答说：“《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倒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问后山（陈师道）学《史记》。回答说：“后山文字极有法度，几乎太有法度了。然而做许多碎句子，是学《史记》。”又说：“后世人资质与古人不同。今人去学《左传》《国语》，都一律踏踏地说去，没有收束。”

文字奇特而稳妥才好。不奇特而稳妥，只是平庸。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颓塌，只要略教整齐足矣。

前辈作文者，古文有名文字，都仿真作一篇。所以后有所作时，左右逢源。

因为论诗，说：“曾见傅安道说为文字之法，有所谓‘笔力’，有所谓‘笔路’。笔力到二十岁左右便定了，便后来长进，也只在上面添得些子。笔路则常拈弄时转开拓；不拈弄，便荒废。这说法本出于李汉老，看来作诗也是如此。”

因为说伯恭所批文，说：“文章流转变化无穷，岂可限以如此？”我因此说：“陆教授谓伯恭有个文字腔子，才作文章时，便拿来入个腔子做，文字气脉不长。”先生说：“他便是眼高，见得破。”

译至之把自己的习作呈给先生看，先生于是说：“吕祖谦教导人写文章，应当阅读《获麟解》，因为这篇文章中间多有曲折。”又说：“我过去最喜欢看陈师道的文章，他的文字也多有曲折。”对各位学生说：“喜欢韩愈、柳宗元文章的人，不可不阅读他们的作品。”

译人想要学会写文章，必须选取一本西汉的文章，以及韩愈、欧阳修、曾巩的文章。

因为谈论当今科举文章不好，说：“当今想要写好文章的人，只要读《史记》《汉书》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却做不到，那就请砍下老僧的头去！”

曾经对后辈说：“如果能把《汉书》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熟读，不至于不会写文章。以前看见某人写《马政》策论说：‘观看战争，奇妙；观看战胜，更加奇妙；观看骑兵战胜，更是极其奇妙！’这虽然粗疏，中间却有好意思。如今的时文，一两行就做出万千曲折，如果一句题也要立两个脚，三句题也要立两个脚，这是多么衰败的气息！”

后人专门做文章，也做得衰败，不像古人。前辈说：“说出众人未曾说过的话，承担大臣不敢承担的事！”有多少气魄！如今成了什么文章！

人有才性的，不可以让他读苏轼等人的文章。有才性的人，就必须纳入规矩；不然，就会放荡无归。

因为谈论今人写文章，喜欢用生僻字。比如读《汉书》之类的书，就去搜集三两个生僻字。洪迈又比一般人强，也只是逐着两三行文字笔势好的读看。因为谈论曾巩尚且懂得使用一两个字，欧阳修、苏轼完全不使用一个难字，而文章如此好！

凡人写文章，不可太长，照顾不到，宁可说不尽。欧阳修、苏轼的文章都没有说尽。苏轼虽然宏大开阔波澜翻滚，成大片滚将过去，他里面自有法度。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有法度，只是只管学他一滚做将过去。

文字或者称作“做事”。没有大纲领，提挈不起。我平生不会做补接的文章，补缀得不济事。

前辈说：“文字自有稳妥的字，只有开始的人思考不精。”又说：“文字自有一个天成的腔调，古人的文字自然贴合这天成的腔调。”

因为谈论今世士大夫喜欢写文章，论述古今利害，合并一起说，说：“不必如此，只要阐明义理。义理明白了，利害自然明白。古今天下只是这个道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中与古人相合，只是因为理是一样的缘故。”

人写文章不着边际，只是说不着，说不到，说自己意思不尽。

看陈蕃叟《同合录序》，文字艰涩。说：“文章必须正大，必须让天下后世看见，明白无疑。”

因为说写应用之文，“这些苛细的礼制，无用也可以。但人所共享，也不可废弃”。曹宰问说：“平常人顺从人情做事，莫有牵制否？”说：“孔子自有条法，‘从众、从下’，只要得当罢了。”

大抵各种义理都伤害浅短，铺陈略尽，便无可说。看不见反复辩论、节次发明的工夫，读之未终，已无余味了，这是学问不讲究的过错。抄自漳浦课簿。

显道说：“李德远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写《本强则精神折冲赋》，其中一联说：‘虎在山而藜藿不采，威令风行’；‘金铸鼎而魑魅不逢，奸邪影灭了！’试官大喜。乃是全用汪玉溪相黄潜善麻制的语言，后来士人经礼部诉讼他。当时樊茂实为侍郎，乃说：‘这一对，当初汪内翰用时却未甚好，现在被李解元用在这赋中，见得工整。’诉讼者于是无语而退。德远因此被樊先生所知。”于是举出旧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赋》一联说：“智者反之，若去国念田园之乐；众人自弃如病狂昧宫室之安。”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十

论文下诗

有人说今人写诗，多要有出处。说：“‘关关雎鸠’，出在何处？”

因为说诗，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说：‘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的心归向！’又，《苦寒行》说：‘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仅窃取国家的权柄，连圣人的法度也窃取了！”

诗能看出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也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若曹丕的诗，只说饮酒。

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都佳。杜甫夔州以前的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是苏黄只是今人的诗。苏才豪，然而一滚说尽，无余意；黄费心安排。

选中刘琨诗，东晋诗已不及前人，齐梁更加浮薄。鲍明远才健，他的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他。如“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分明说出个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尾缩成刺猬，角弓不可张”，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俊健。

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就相去远矣。我后辈见人做得诗好，锐意要学。于是将渊明诗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后便能自己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诗之法。

有人问：“‘形夭无千岁’，改作‘形天舞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