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
人纪,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如此等处,直为之废卷慨想而不能已!觉得朋友间看文字,难得这般意思。某二十岁前后,已看得书大意如此,如今但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过了五十来年!」
译人伦纲纪,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效法先民而及时顺从,身居高位能够明察,身处下位能够忠诚,对待他人不苛求完美,反省自身唯恐不及,从而使得天下万国归服。这难道不是艰难的吗!’像这样的地方,我简直为之放下书卷,感慨遐想而不能停止!觉得朋友之间阅读文字,很难得到这样的意趣。我在二十岁左右时,读书的大致见解已经如此,如今只是更加精密罢了。时光容易流逝,匆匆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
谓器之看诗,病于草率。器之云:「如今将先生数书循环看去。」曰:「都读得了,方可循环再看。如今读一件书,须是真个理会得这一件了,方可读第二件;读这一段,须是理会得这一段了,方可读第二段。少间渐渐节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间,可以读得经子诸书,迤逦去看史传,无不贯通。韩退之所谓『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须有沈潜反复之功,方得。所谓『审问之』,须是表里内外无一毫之不尽,方谓之审。恁地竭尽心力,犹有见未到处,却不奈何。如今人不曾竭尽心力,只见得三两分了,便草草揭过,少间只是鹘突无理会,枉着日月,依旧似不曾读相似。只如韩退之老苏作文章,本自没要紧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间方会渐渐埽去那许多鄙俗底言语,换了个心胸,说这许多言语出来。如今读书,须是加沈潜之功,将义理去浇灌胸腹,渐渐荡涤去那许多浅近鄙陋之见,方会见识高明。」因说:「读诗,惟是讽诵之功。上蔡亦云:『诗,须是讴吟讽诵以得之。』某旧时读诗,也只先去看许多注解,少间却被惑乱。后来读至半了,都只将诗来讽诵至四五十过,已渐渐得诗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觉减了五分以上工夫;更从而讽诵四五十过,则胸中判然矣。」因说:「如今读书,多是不曾理会得一处通透了,少间却多牵引前面疑难来说,此最学者大病。譬如一个官司,本自是鹘突了,少间又取得许多鹘突底证见来证对;却成一场无理会去,又有取后面未曾理会底来说。却似如今只来建阳县,犹自未见得分晓,却又将建宁府与南剑州事来说,如何说得行!少间弄来弄去,只是胡说瞒人。有人说话如此者,某最怕之。说甲未了,又缠向乙上去;说乙未了,又缠向丙上去;无一句着实。正如斜风雨相似,只管吹将去,无一点着地。故有终日与他说,不曾判断得一件分晓,徒费气力耳。」
先生因与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学者之急务也。某平生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问:「近看胡氏春秋,初无定例,止说归忠孝处,便为经义,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春秋义例、易爻象,虽是圣人立下,今说者用之,各信己见,然于人伦大纲皆通,但未知曾得圣人当初本意否。且不如让渠如此说,且存取大意,得三纲、五常不至废坠足矣。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须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切不可忙;虚心观之,不须先自立见识,徐徐以俟之,莫立课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难处用工,不肯向平易处用工,故见如此难进,今当于平易处用工。」
读书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会不得。若到闲时无书读时,得一件书看,更子细。某向为同安簿满,到泉州候批书,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将来子细读,方寻得本意见。看他初间如此问,又如此答;待再问,又恁地答。其文虽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贯通;句句语意,都有下落。
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体究公事处,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论学一段分明。后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已遣行李,无文字看,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语脉。当时亦不暇写出,只逐段以纸签签之云,此是如此说。签了,便看得更分明。后来其间虽有修改,不过是转换处,大意不出当时所见。如谩人底议论,某少年亦会说,只是终不安,直到寻个悫实处方已。
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
问:「尝闻先生为学者言:『读书,须有个悦处,方进。』先生又自
译对器之说,他读诗的问题在于草率。器之说:“如今我把先生的几本书循环着看。”先生说:“都要读完了,才可以循环着再看。如今读一部书,必须真正弄懂了这一部,才可以读第二部;读这一段,必须弄懂了这一段,才可以读第二段。稍后渐渐按次序看去,自然就会通透。只需五年时间,就可以读通经书等各类著作,接着去看史传,没有不贯通的。韩愈所说的‘沉潜于训诂义理,反复于句读’,必须有沉潜反复的功夫,才能做到。所谓‘审问’,必须是表里内外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详尽,才叫作审。这样竭尽心力,还有看不到的地方,却无可奈何。如今的人不曾竭尽心力,只看到两三分了,就草草翻过,稍后只是模糊不清没有头绪,白白耗费时光,依旧像不曾读过一样。就像韩愈、老苏写文章,本来并不是紧要的事。然而他们大段用功,稍后才会渐渐扫除那些鄙俗的语言,换了一个心胸,说出这些言语来。如今读书,必须加上沉潜的功夫,用义理去浇灌胸腹,渐渐涤荡掉那些浅近鄙陋的见解,才会见识高明。”于是说:“读诗,只有讽诵的功夫。上蔡先生也说:‘诗,必须通过讴吟讽诵来领会。’我从前读诗,也只是先去看许多注解,稍后却被迷惑扰乱。后来读到一半,都只把诗来讽诵四五十遍,已经渐渐得到诗的意思;再去查看注解,便觉得减少了五分以上的功夫;再跟着讽诵四五十遍,那么胸中就非常清楚了。”于是说:“如今读书,大多是不曾弄懂一处透彻了,稍后却多牵引前面的疑难来说,这是学者最大的弊病。譬如一个官司,本来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稍后又取来许多模糊不清的证据来对照;却变成一场没有头绪的事,又拿后面未曾弄懂的说辞来辩解。就像如今只来到建阳县,尚且没有看清明白,却又拿建宁府和南剑州的事来说,怎么能说得通!稍后弄来弄去,只是胡说八道欺骗人。有人说话像这样的,我最害怕。说甲没说完,又纠缠到乙上去;说乙没说完,又纠缠到丙上去;没有一句实在的。正像斜风细雨相似,只管吹过去,没有一点着地。所以有整日跟他说话,不曾判断清楚一件事,白白耗费气力罢了。”
先生于是和朋友谈到《易经》,说:“《易经》不是学者的急务。我平生也费了些精神去理会《易经》和《诗经》,然而所得的益处不如《论语》《孟子》多。《易经》和《诗经》中所得,好像鸡肋一样。”
问:“近来看胡氏的《春秋》,起初没有定例,只说归于忠孝的地方,便作为经义,不知道果真符合孔子的意思吗?”先生说:“我曾经说,《诗经》《尚书》是隔着一重两重来说,《易经》《春秋》是隔着三重四重来说。《春秋》的义例、《易经》的爻象,虽然是圣人确立的,如今解说的人使用它们,各自相信自己的见解,然而在人伦大纲上都是相通的,只是不知道是否曾得到圣人当初的本意。暂且不如让他们这样说,暂且存取大意,使得三纲、五常不至于废坠就足够了。如今想要直接得到圣人的本意不差,不必先去理会经书,首先必须在《论语》《孟子》中专意看它们,切不可匆忙;虚心观察,不必先自立见识,慢慢等待,不要设立课程。我二十年前得到上蔡先生的语录观看,起初用银朱画出契合的地方;等到再看,就不一样了,于是用粉笔;第三次看,又用墨笔。几遍之后,就完全与最初看时不同了。大体上老兄喜欢在难处用功,不肯在平易处用功,所以见解如此难进,如今应当在平易处用功。”
读书贪多,是最大的弊病,最后都弄不懂。如果到了空闲时没有书读的时候,得到一部书看,更要仔细。我从前担任同安主簿期满,到泉州等候批书,在客舍借文字,只借到一册《孟子》,拿来仔细读,才寻得本来的意见。看他起初这样问,又这样答;等到再问,又那样答。文章虽然看似不同,自有意脉,都相互贯通;句句语意,都有着落。
看文字,却是独居独处好下工夫,才能精专,看得透彻,不必便与朋友商量。我往年在同安时,因为出差去体究公事,夜里寒冷不能入睡,于是看得子夏论学的一段分明。后来官任期满,在郡中等候批书,已经遣送行李,没有文字看,在馆人处借得一册《孟子》熟读,才晓得“养气”一章的语脉。当时也不暇写出,只逐段用纸签标记说,这是这样说的。标记了,便看得更分明。后来其中虽有修改,不过是转换处,大意不出当时所见的范围。像欺骗人的议论,我少年时也会说,只是终究不安,直到寻得一个诚实的地方才罢休。
我旧年思量义理未透彻,简直是不能睡觉。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天明,彻夜听到杜鹃声。
问:“曾经听先生对学者说:‘读书,必须有个喜悦的地方,才能进步。’先生又自
言:『某虽如此,屡觉有所悦。』」因禀曰:「此先生进德日新工夫。不知学者如何到得悦处?」曰:「亦只是时习。时习故悦。」
译他说:“我虽然如此,却屡次感到有所喜悦。”于是禀问说:“这是先生增进德行、日日更新的工夫。不知道求学的人怎样才能达到喜悦的境界?”回答说:“也只是时常温习罢了。因为时常温习,所以喜悦。”
某尝说,看文字须如法家深刻,方穷究得尽。某直是下得工夫!
某旧时读书,专要拣好处看,到平平泛泛处,多阔略,后多记不得,自觉也是一个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处,却全不识!此因有献易说,多失伊川精意而言。
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学蒙。
某寻常看文字都曾疑来。如上蔡观复堂记,文定答曾吉甫书,皆曾把做孔孟言语一般看。久之,方见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觉意思长进。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见,谓其不似,便不复看;不特不见其长处,亦不见其短处。
某寻常见是人文字,未尝敢轻易;亦恐有好处,鞭着工夫看它。
某所以读书自觉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论。
某自十五六时至二十岁,史书都不要看,但觉得闲是闲非没要紧,不难理会。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毕竟粗心了。吕伯恭教人看左传,不知何谓。履孙。
「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去着力读书。某登科后要读书,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读。」顾文蔚曰:「且如公有谁鞭辟?毕竟是自要读书。」
看道理,若只恁地说过一遍便了,则都不济事。须是常常把来思量,始得。看过了后,无时无候,又把起来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时,又把起来看。恁地,将久自然解透彻。延平先生尝言:「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说去做,真个是不同。以下穷理。
或问:「先生谓:『讲论固不可无,须是自去体认。』如何是体认?」曰:「体认是把那听得底自去心里重复思量伊川曰:『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矣。』某向来从师,一日间所闻说话,夜间如温书一般,字字子细思量才有疑,明日又问。」
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曰:「此亦只是为公孙丑不识『浩然之气』,故教之养气工夫缓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于无着摸处用工也。某旧日理会道理,亦有此病。后来李先生说,令去圣经中求义。某后刻意经学,推见实理,始信前日诸人之误也。」
器之问:「尝读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觉心中有三病:笼统不专一,看义理每觉有一重似帘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论求此心放失,有千般万样病,何止于三?然亦别无道理医治,只在专一。果能专一,则静;静则明;明则自无遮蔽;既无遮蔽,须自有舒泰宽展处。这也未曾如此,且收敛此心专一,渐渐自会熟,熟了自有此意。看来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艺,也只要熟,熟则精,精则巧。」器之又问:「先生往时初学,亦觉心有不专一否?」曰:「某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向时诸前辈每人各是一般说话。后来见李先生,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说得较缜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见成下工夫处。看来须是先理会个安着处,譬如人治生,也须先理会个屋子,安着身己,方始如何经营,如何积累,渐渐须做成家计。若先未有安着身己处,虽然经营,毕竟不济事。为学者不先存此心,虽说要去理会,东东西西,都自无安着处。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说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敛得个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则如近日江西所说,则是守个死物事。故大学之书,须教人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节节有工夫。」
某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别处去,但一札眼间便不见。才觉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难收拾。自去提撕,便见得是如此。」
近日已觉向来说话太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
译我曾经说过,阅读文字必须像法家那样深刻,才能穷尽其中的道理。我确实是下了功夫的!
我过去读书,专门挑选好的地方看,遇到平平淡淡的地方,大多粗略放过,后来大多记不住,自己觉得这也是一个毛病。现在有些人,看文字却只摸到些皮毛,遇到有深意和好处的地方,却完全不认识!这是因为有崇尚简易的说法,大多失去了伊川先生精微的意旨。
凡是看文字,各家说法不同之处最值得观察。我过去看文字,专门看不同的地方。比如谢上蔡的说法那样,杨龟山的说法这样,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对的原因是什么?错的原因是什么?学蒙。
我平常看文字都曾经产生过疑问。比如谢上蔡的《观复堂记》,文定公回复曾吉甫的信,我都曾把它们当作孔孟的言语一样看待。时间久了,才发觉它们并不正确。每一次看透一件事,就觉得意思有所长进。不像别人只是依稀见了一面,认为不像,就不再看了;这不仅看不到它的长处,也看不到它的短处。
我平常看到别人的文字,不曾敢轻易对待;也恐怕其中有好处,鞭策自己下功夫去研读它。
我读书之所以觉得得力,只是不先确立成见。
我从十五六岁到二十岁,史书都不想看,只觉得那些闲杂是非无关紧要,不难理解。大抵才觉得这类文字有趣味,终究是粗心大意了。吕伯恭教人看《左传》,不知是什么意思。履孙。
“学者难得,都不肯自己去着力读书。我考中进士后想要读书,被人横加阻截,我只是不管,一边自己读。”顾文蔚说:“比如您有谁鞭策督促?终究是自己想要读书。”
看道理,如果只是这样说过一遍就完了,那就都不起作用。必须常常拿来思考,才行。看过了之后,无论何时,又把它拿起来思考一遍。十分思考不透,就先放下,等到心情好时,又拿起来看。这样,时间久了自然能透彻理解。延平先生曾说:“道理必须在白天去理会,夜里却在安静的地方坐着思考,才开始有收获。”我依照这话去做,确实不同。以下论穷理。
有人问:“先生说:‘讲论固然不可没有,必须自己去体认。’什么是体认?”回答说:“体认是把听到的内容自己在心里反复思考。伊川先生说:‘时常反复思考,使道理在心中融会贯通,就能说通了。’我过去跟随老师,一天中所听到的话,夜里像温习功课一样,逐字逐句仔细思考,有了疑问,第二天再问。”
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忘勿助长”。回答说:“这也只是针对公孙丑不认识‘浩然之气’,所以教他养气的工夫要缓急得当,不必太急,不要忘记了,也不是教人在无处着力的地方用功。我过去理解道理,也有这个毛病。后来李先生说,让我在圣经中寻求义理。我后来刻意研究经学,推究实在的道理,才开始相信以前那些人的错误。”
器之问:“曾经读孟子‘求放心’一章,现在每觉得心中有三种毛病:笼统而不专一,看义理每觉得有一层像帘幕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的意思。”回答说:“如果论求这放失的心,有千般万样毛病,何止三种?然而也没有别的道理医治,只在专一。果真能专一,就静;静就明;明就自然没有遮蔽;既然没有遮蔽,自然有舒泰宽展的地方。这也未曾如此,且收敛这心专一,渐渐自然会熟练,熟练了自然有这种意思。看来百事只在熟练。比如百工技艺,也只要熟练,熟练就精,精就巧。”器之又问:“先生过去初学时,也觉心不专一吗?”回答说:“我初做学问,全无现成的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找。当时各位前辈每人各有一种说法。后来见到李先生,李先生说得较有归宿,说得较缜密。若看现在,自然有现成下工夫的地方。看来必须先理会一个安顿的地方,譬如人治生,也必须先理会一个屋子,安顿自身,才开始如何经营,如何积累,渐渐须做成家业。如果先前没有安顿自身的地方,虽然经营,终究不济事。做学问的人不先存养这心,虽说要去理会,东东西西,都没有安顿的地方。孟子所以说收放心,也不是说只收放心就行了。收放心,且收敛得一个根基,才可以做工夫。如果只知道收放心,不做工夫,就像近日江西所说的,就是守着一个死物事。所以《大学》的书,必须教人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节节都有工夫。”
我所得的地方很简约,只是一两句切要的话上。却日夜在这几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然洒落。又说:“放心不必是走到别处去,但一眨眼间便不见。才觉得,又便在面前,不难收拾。自己去提撕,便见得是这样。”
近日已觉向来说话太支离的地方,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也不够切实
耳。因此减去文字功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咏,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
译罢了。因此减少在文字训诂上的功夫,觉得在闲暇中的心境十分安适。每当劝勉求学的人,也姑且去研读《孟子》中“道性善”和“求放心”这两章,切实地体察、收敛心神才是关键。其余的文字,暂且大致地诵读玩味,不必花费大力气去考证探究。
旧在湖南理会乾坤,干是先知,坤是践履,上是「知至」,下是「终之」,却不思今只理会个知,未审到何年月方理会「终之」也。是时觉得无安居处,常恁地忙。又理会动静,以为理是静,吾身上出来便是动,却不知未发念虑时静,应物时动;静而理感亦有动,动时理安亦有静。初寻得个动静意思,其乐甚乖,然却一日旧似一日。当时看明道答横渠书,自不入也。
旧来失了此物多时,今收来尚未便入腔窠,但当尽此生之力而后已。自谓云尔。
今日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在焉」。尝记少年时在同安,夜闻锺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惧,乃知为学须是专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晓。又从旁别生一小念,渐渐放阔去,不可不察。」
这道理,须是见得是如此了,验之于物,又如此;验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见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见所言,又非自会说出来,亦是当初于圣贤与二程所说推之,而又验之于己,见得真实如此。
刘晏见钱流地上,想是他计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圣人说话,见圣人之心成片价从面前
某寻常莫说前辈,只是长上及朋友稍稍说道理底,某便不敢说他说得不是,且将他说去研究。及自家晓得,却见得他底不是。某寻常最居人后。又曰:「寻常某最得此力。」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论传授。
或说:「象山说,『克己复礼』,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便不可。」曰:「此等议论,恰如小儿则剧一般,只管要高去,圣门何尝有这般说话!人要去学圣贤,此是好底念虑,有何不可?若以为不得,则尧舜之『兢兢业业』,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颜子之『有为若是』,孟子之『愿学孔子』之念,皆当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禅。志公云:『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岂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颜子:『克己复礼为仁。』据他说时,只这一句已多了,又况有下头一落索?只是颜子才问仁,便与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说他,他又却讳。某常谓,人要学禅时,不如分明去学他禅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圣贤之言夹杂了说,都不成个物事。道是龙,又无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静旧年也不如此,后来弄得直恁地差异!如今都教坏了后生,个个不肯去读书,一味颠蹶没理会处,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骂乱骂,教得个李斯出来,遂至焚书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见斯所为如此,必须自悔。使子静今犹在,见后生辈如此颠蹶,亦须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或问:「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问择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状,言『默坐澄心,观四
译从前在湖南时,我探讨乾坤的道理,认为乾是先知,坤是践行,上面是“知至”,下面是“终之”,却没有想到如今只探讨一个“知”,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去探讨“终之”。那时觉得没有安身之处,常常如此忙碌。又探讨动静,认为理是静,从我身上表现出来便是动,却不知道在未发念虑时是静,应接事物时是动;静时理感也有动,动时理安也有静。起初探寻得动静的意思,其乐甚大,然而却一天比一天退步。当时看明道回答横渠的书信,自己不能理解。
从前丢失了这个道理很长时间,如今收回来尚未能立刻进入正轨,只应当用尽这一生的力量然后才停止。我自认为如此。
如今的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在焉”。曾记得少年时在同安,夜里听到钟鼓声,听那一声还未断绝,而我的心已经自行跑开了,因此警觉恐惧,才知道做学问必须专心致志。又说:“人有一个正念,自然分明。又从旁边生出一个小的念头,渐渐放荡开去,不可不察觉。”
这道理,必须是见得是如此了,验证于事物,又如此;验证于自身,又如此;以至于看见天下的道理都确实如此了,才算得。像我所说的所见的,又不是自己凭空说出来的,也是当初从圣贤和二程所说的推究出来,而又验证于自己,见得真实如此。
刘晏看见钱流在地上,想是他计较得熟了,才如此。我如今看圣人的说话,见圣人之心成片地从面前……
我平常别说前辈,只是长辈及朋友稍稍说道理的,我就不敢说他说的不对,且将他的话拿去研究。等到自己晓得了,却看见他说的不对。我平常最居人后。又说:“平常我最得此力。”
起初师从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喜好佛老;认为文定的学问用来讨论治道则可以,而道却未能在佛老中有所见。屏山少年时能做科举文章,在莆田做官,接触塔下的一位僧人,能入定数日。后来乃见了老子,回家读儒书,认为与佛相合,所以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去世,籍溪还在。我自认为在此道上未有所得,于是去见延平。论传授。
有人说:“象山说,‘克己复礼’,不但只是想要克去那利欲忿怒的私欲,只是有一念要做圣贤,便不可。”我说:“此等议论,恰如小儿嬉戏一般,只管要高去,圣门何尝有这般说法!人要去学圣贤,这是好的念虑,有何不可?若以为不可,那么尧舜的‘兢兢业业’,周公的‘思兼三王’,孔子的‘好古敏求’,颜子的‘有为若是’,孟子的‘愿学孔子’之念,都应当克去了!看他的意思只是禅。志公说:‘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而岂有此理?只如孔子回答颜子:‘克己复礼为仁。’据他说时,只这一句已多了,何况还有下面的一大段?只是颜子才问仁,便与他打出方是!及至如此说他,他又却忌讳。我常谓,人要学禅时,不如分明去学他的禅和一棒一喝便了。如今乃以圣贤之言夹杂了说,都不成个东西。说是龙,又无角;说是蛇,又有足。子静去年也不如此,后来弄得直如此差异!如今都教坏了后生,个个不肯去读书一味颠蹶没理会处,可惜!可惜!正如同荀子不睹是,逞快胡骂乱骂,教导出个李斯出来,遂至焚书坑儒!如果荀卿不死,看见李斯所为如此,必须自悔。如果子静如今还在,看见后生辈如此颠蹶,亦须自悔前日之非。”又说:“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有人问:“暗是如何?”我说:“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我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婆处会见一僧,与他说话。那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对刘说,我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来对我说,我于是怀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于是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等到去赴试时,便用他的意思去胡说。那时文字不似如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我所动,于是得举。当时年十九。后赴同安任,当时年二十四五了,始见李先生。与他说话,李先生只说不是。我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约庄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我于是将那禅暂时搁置起来。心中想,禅也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佛家的说法,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问择之说:“先生作延平行状,言‘默坐澄心,观四
者未发已前气象』,此语如何?」曰:「先生亦自说有病。」后复以问。先生云:「学者不须如此。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其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
译“‘未发之前气象’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回答说:“先生自己也说过其中有弊病。”后来再次拿这个问题去请教。先生说:“做学问的人不必如此执着。我年轻时不懂事,也曾修习禅学,只是李先生极力指出它的错误。后来经过探究,发现儒学的意味更为深远。这边增长一寸,那边就退缩一寸,到现在禅学的痕迹已经消磨得干干净净了。终究佛学是没有可取之处的。”
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自此逐时去了。大凡人知个用心处,自无缘及得外事。
某自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
与范直阁说「忠恕」,是三十岁时书,大概也是。然说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较别。
三十年前长进,三十年后长进得不多。
某今且劝诸公屏去外务,趱工夫专一去看这道理。某年二十余已做这工夫,将谓下梢理会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许多年纪,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会得这些子。岁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因言读书用功之难:「诸公觉得大故浅近,不曾着心。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极苦。五十岁已后,觉得心力短,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学中庸语孟诸文字,皆是五十岁已前做了。五十已后,长进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论说道理,只是前辈一样文士,亦是用几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里得来!如韩文公答李翊一书,与老苏上欧阳公书,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欧阳公则就作文上改换,只管揩磨,逐旋捱将去,久之,渐渐揩磨得光。老苏则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于书。看他们用工夫更难,可惜!若移之于此,大段可畏。看来前辈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钝底工夫,今人以至钝之才而欲为至敏底工夫,涉猎看过,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参也鲁。』须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读书须是虚心,方得。他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顺他去。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岁,方理会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则枉了。自今夏来,觉见得纔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庄子云:「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恁地去。今且与公说个样子,久之自见。今人大抵偪塞满胸,有许多伎俩,如何便得他虚?亦大是难。分明道「知至而后意诚」,盖知未至,虽见人说,终是信不今说格物,且只得一件两件格将去,及久多后,自然贯通信得。
某觉得今年方无疑。
理会得时,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几年!然十数年前理会不得,死又却可惜!士毅。丙辰冬。
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曰:「前年侍坐,闻先生云:『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符行。』今乃谓不可为。」曰:「便是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或谓汉卿多禅语。贺孙因云:「前承汉卿教训,似主静坐澄清之语。汉卿云,味道煞笃实云云。」先生曰:「静坐自是好。近得子约书云:『须是识得喜怒哀乐未发之本体。』此语尽好。」汉卿又问:「前年侍坐,所闻似与今别。前年云:『近方看得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发叹,以为只如此不觉老了。还当以前是就道理说;今就勋业上说?」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觉得无甚长进,于上面犹觉得隔一膜。」又云:「于上面但觉透得一半。」
某当初讲学,也岂意到这里?幸而天假之年,许多道理在这里,今年颇觉胜似去年,去年胜似前年。
某老矣,无气力得说。时先生病,当夜说话,气力比常时甚微。看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尽了,说也说不办了。诸公勉之!
敬子举先生所谓「传命之脉」,及佛氏「传心」「传髓」之说。曰:「便是要自家意思与他为一。若心不在上面,书自是书,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只十五岁时,便断断然以圣人为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时,便脱然欲学圣人。
周敬王四十一
译我过去也想要无所不学,禅宗、道家、文章、楚辞、诗歌、兵法,每件事都要学,出入时携带无数书籍,每件事都有两册书。有一天忽然想到:“且慢,我只有一个身体,怎么能够兼顾这么多事情呢!”从此逐渐舍弃了这些杂学。大凡人知道了用心的地方,自然就没有空闲去顾及外面的事情。
我从十四五岁时,就觉得这学问是好的事物,心里便喜爱上了。我不敢自欺,实在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而得到的。
给范直阁讲“忠恕”,那是三十岁时写的书,大概也是对的。然而说得不够像,现在看又有所不同。
三十年前的长进,三十年后的长进不多。
我现在姑且劝各位屏除外面的事务,加紧工夫专一地去体认这道理。我二十多岁时已做这工夫,以为最终能明白多少道理。如今忽然有了这么大的年纪,不知道老到这种地步,也只明白了这么一点。岁月容易虚度,可畏如此!
因为谈到读书用功的艰难:“各位觉得太浅近,不曾用心。我过去用心很苦。思考这道理,如同走过危险的木桥,相距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功极苦。五十岁以后,觉得心力不足,看见道理只争丝发之间,只是心力把握不住。所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文字,都是在五十岁以前完成的。五十岁以后,长进得很少。现在的人看文字,全然粗心。不论说道理,只是前辈一样的文士,也是用多少工夫,才做得成,他们的工夫更多。如果把他们的精力移到道理上,哪里能得来!如韩文公答李翊的一封信,与老苏给欧阳公的信,他们真如此用功!没有苟且而成的。欧阳公就在作文上改换,只管打磨,逐渐推进,久而久之,渐渐打磨得光亮。老苏则是心中都透彻熟悉了,才写出来。看他们用工夫更难,可惜!如果移到这上面,大段可畏。看来前辈以至敏的才能而做至钝的工夫,现在的人以至钝的才能而想为至敏的工夫,涉猎看过,所以不及古人。因此孔子说:‘参也鲁。’必须如此做工夫才行。”
读书须是虚心,才能行。圣人说的一个字是一个字,自己只平着心去衡量它,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顺着它去。我过去也杜撰说过,终究不济事。如今才看得分明,才见得圣人一言一字不欺骗我。只今六十一岁,才明白到这种地步。如果去年死了,也就白活了。自从今夏以来,觉得才是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好,都不用一些穿凿。庄子说:“吾与之虚而委蛇。”既虚了,又要随他曲折那样去。现在姑且与各位说个样子,久了自然明白。现在的人大抵堵塞满胸,有许多伎俩,怎么就能使他虚呢?也大大是难。分明说“知至而后意诚”,大概知未至,虽见人说,终究是信不过。现在说格物,且只得一件两件格将去,等到久多后,自然贯通得信。
我觉得今年方才无疑。
明白的时候,如今老了死了,能享受几年!然而十数年前不明白,死了却又可惜!士毅。丙辰冬。
先生多有不可为之叹。汉卿说:“前年侍坐,听到先生说:‘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兵随将转,将逐令行。’现在却说不可为。”先生说:“便是这令不在自己手里。”有人说汉卿多禅语。贺孙因此说:“前承汉卿教训,似主静坐澄清的话。汉卿说,味道很笃实等等。”先生说:“静坐自然是好。最近得到子约的信说:‘须是识得喜怒哀乐未发之本体。’这话很好。”汉卿又问:“前年侍坐,所闻似乎与现在不同。前年说:‘最近才看得这道理透彻。如果以前死了,却也是白死了!’现在先生忽然发叹,以为只如此不觉老了。还是以前是就道理说;现在是就勋业说?”先生说:“不如此。自然是觉得没有什么长进,在上面还觉得隔一层膜。”又说:“在上面只觉透得一半。”
我当初讲学,也岂料到这里?幸而天假之年,许多道理在这里,今年颇为胜过去年,去年胜过前年。
我老了,没有气力得说。当时先生生病,当夜说话,气力比平时甚微。看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尽了,说话也说不办了。各位勉力吧!
敬子举先生所谓“传命之脉”,以及佛氏“传心”“传髓”之说。先生说:“便是要自家意思与他为一。如果心不在上面,书自是书,人自是人,怎么看得出!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只十五岁时,便断断然以圣人为志了。”二程自十五六岁时,便脱然欲学圣人。
周敬王四十一年
年壬戌,孔子卒,至宋庆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生是年正旦,书于藏书阁下东楹。
译壬戌年,孔子去世,到宋宁宗庆元三年丁巳,共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生在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将此事题写在藏书阁东边的柱子上。
人之血气,固有强弱,然志气则无时而衰。苟常持得这志,纵血气衰极,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极,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养病,但自是心里不稳,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着了。虽欲勉强睡,然此心已自是个起来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这个志气定,不会被血气夺。凡为血气所移者,皆是自弃自暴之人耳。以下杂记。
先生患气痛、脚弱、泄泻。或劝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虽甚病,纔见光,亦便要起,寻思文字。纔稍晚,便觉似宴安鸩毒,便似个懒惰底人,心里便不安。须是早起了,却觉得心下松爽。」
某气质有病,多在忿懥。
因语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为人所托,乃为之。自有一等人乐于作诗,不知移以讲学,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赵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诗。与之语道理,如水投石!」
戊辰年省试出「刚中而应」。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将彖辞暗地默数,只有五个。其人坚执。某又再诵再数,只与说:「记不得,只记得五出,且随某所记行文。」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记得大象,便画得卦。」
先生每得未见书,必穷日夜读之。尝云:「向时得徽宗实录,连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韩南涧集,一夜与文蔚同看,倦时令文蔚读听,至五更尽卷。曰:「一生做诗,只有许多!」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论自注书
总论
傅至叔言:「伊洛诸公文字,说得不恁分晓,至先生而后大明。」先生曰:「他一时间都是英才,故拨着便转,便只须恁地说。然某于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圣说话,虽后面便生一个圣人,有未必尽晓他说者。盖他那前圣,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未必便是圣经本旨。要之,他那个说,却亦是好说。且如易之『元亨利贞』,本来只是大亨而利于正。虽有亨,若不正,则那亨亦使不得了。当时文王之意,祇是为卜筮设,故祇有『元亨』,更无有不元亨;祇有『利贞』,更无不利贞。后来夫子于彖既以『元亨利贞』为四德,又于文言复以为言,故后人祇以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贞』说了。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道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夫子见文王所谓『元亨利贞』者,把来作四个说,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说,但文王当时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义之和,贞者事之干』,与来卜筮者言,岂不大胡涂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说,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说。然孔子却不是晓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说一样道理也。」
某释经,每下一字,直是称等轻重,方敢写出!
某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解处,只是解书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某所改经文字者,必有意,不是轻改,当观所以改之之意。
每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载者,盖他本文未有这般意思在。
问:「先生解经,有异于程子说者,如何?」曰:「程子说,或一句自有两三说,其间必有一说是,两说不是。理一而已,安有两三说皆是之理!盖其说或后尝改之,今所以与之异者,安知不曾经他改来?盖一章而众说丛然,若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张断入一说,则必无众说皆是之理。」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曰:「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无道理。」伯谟曰:「但发大纲。」曰:「那个毫厘不到,便有差错,如何可但发大纲!」
小学之书
问:「小
译人的血气,本来就有强弱之分,然而志气却不会随时而衰退。如果常常能保持住这种志气,纵然血气衰败到了极点,也不会受其支配。比如我现在如此年老病弱、衰败到了极点,难道不知道每天暂且晚起以养病吗?只是心里不安稳,刚到五更初,眼睛就睡不着了。虽然想勉强入睡,但这颗心已经是个起床的人了,不肯再躺下。由此可知,人如果能保持住这种志气坚定,就不会被血气所夺。凡是被血气所动摇的,都是自暴自弃的人罢了。以下是杂记。
先生患有气痛、脚弱、泄泻的病。有人劝他晚起。先生说:“我向来就不能晚起,即使病得很重,刚见光亮,也要起来,寻思义理。稍微晚起一点,就觉得像宴安鸩毒一样,好像是个懒惰的人,心里就不安。必须早早起来,才觉得心里松快清爽。”
我的气质有毛病,大多在于愤怒。
因为谈到某人喜欢写文章,先生说:“我平生最不喜欢写文章,不得已被人所托,才写。自有一等人乐于写诗,不知道把这份精力转移到讲学上来,会有多少益处!”符舜功说:“赵昌父前几天在这里,喜欢写诗。跟他谈论道理,就像水投石头一样(毫无反应)!”
戊辰年省试出了“刚中而应”这个题目。有人说:“这句话总共出了七次。”我暗中默数彖辞,只有五次。那人坚持己见。我又再诵再数,只跟他说:“记不得了,只记得五次,暂且按我记忆的行文。”后来出考场检查书本,果然只有五次。又说:“只要记得大象,就能画出卦象。”
先生每次得到没见过的书,必定日夜穷究阅读。曾经说:“先前得到《徽宗实录》,连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天,得到韩南涧的文集,一夜与文蔚同看,疲倦时让文蔚读给我听,直到五更才看完。说:“一生写诗,只有这么多!”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论自注书
总论
傅至叔说:“伊洛诸公的文字,说得不够明白,到了先生这里才大明。”先生说:“他们一时都是英才,所以点拨一下就能领悟,只需那样说。然而我在文字上,却只是依本分解释注解。大抵前圣人的话,即使后面再生出一个圣人,也未必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前圣人,是一时之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的人却没看到他当时的事,所以不能一一与之契合。比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的道理那样说,未必就是圣经的本旨。总之,他的那种说法,却也是好说法。比如《易》中的‘元亨利贞’,本来只是大亨而利于正。虽然有亨,如果不正,那么那亨也就用不得了。当时文王的意思,只是为卜筮而设,所以只有‘元亨’,更没有不元亨;只有‘利贞’,更没有不利贞。后来孔子在彖辞中既以‘元亨利贞’为四德,又在文言中再次以此言说,所以后人只把它当作四德,不再作‘大亨利贞’说了。《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所以《周礼》分明说太卜掌管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在卜筮之官设立时,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所以《周易》也因卜筮而得以不焚毁。现在的人一说是卜筮之书,就认为辱累了《易》;见孔子说许多道理,就认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他说‘吉凶悔吝’都有理,而其教人的意思无不在其中。孔子见文王所谓的‘元亨利贞’,拿来作四个说,道理亦自好,所以那样说,但文王当时没有这个意思。现在如果以‘元者善之长,亨者嘉之会,利者義之和,贞者事之干’,与来卜筮的人说,岂不大糊涂了他们!总之,文王的不妨碍孔子的说法,孔子的也不害文王的说法。然而孔子却不是不懂文王的意思,但他又自要说一样道理。”
我解释经典,每下一个字,真是称量轻重,才敢写出!
我解书,如训诂一二字等处,多有不必要解释的地方,只是解书的方法如此;也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
我所改动的经文,必定有意,不是轻率改动,应当观察所以改动之意。
平常解文字,诸先生有多少好说话,有时不敢记载,大概是因为他本文没有这般意思在。
问:“先生解经,有不同于程子说的,如何?”回答说:“程子的说法,或一句自有两三说,其间必有一说是正确的,两说不是。理只有一个而已,哪有两三说都是正确的道理!大概他的说法或后来曾改动过,现在所以与他不同的,怎知不是曾经被他改动过的呢?大概一章而众说丛杂,如果不平心明目,自有主张断入一说,那么必定没有众说都是正确的道理。”
方伯谟劝先生少著书。先生说:“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得些子事,没有道理。”伯谟说:“但发大纲。”先生说:“那个毫厘不到,便有差错,怎么可以但发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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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