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六
「圣人处此，合如何？」曰：「亦须别有个道理。若似如此，宁可事不成。只为后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许多事。亮大纲却好，只为如此，便有斑驳处。」方子录云：「『孔明执刘璋，盖缘事求可，功求成，故如此。』曰：『然则宁事之不成？』曰：『然。』」
译“圣人处此，合如何？”曰：“亦须别有个道理。若似如此，宁可事不成。”只为后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许多（非议）。亮大纲却好，只为如此，便有斑驳处。方子录云：“‘孔明执刘璋，盖缘事求可，功求成功，故如此。’曰：‘然则宁事之不成？’曰：‘然。’”
器远问：「诸葛武侯杀刘璋是如何？」曰：「这只是不是。初间教先主杀刘璋，先主不从。到后来先主见事势迫，也打不过，便从他计。要知不当恁地行计杀了他。若明大义，声罪致讨，不患不服。看刘璋欲从先主之招，倾城人民愿留之。那时郡国久长，能得人心如此。」
毅然问：「孔明诱夺刘璋，似不义。」曰：「便是后世圣贤难做，动着便粘手惹脚。」
诸葛孔明天资甚美，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故亦不能尽善。取刘璋一事，或以为先主之谋，亦必是孔明之意。然在当时多有不可尽晓处。如先主东征之类，不见孔明一语议论。后来坏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东行。孔明得君如此，犹有不能尽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为刘璋之图。若取荆州，虽不为当，然刘表之后，君弱势孤，必为他人所取；较之取刘璋，不若得荆州之为愈也。学者皆知曹氏为汉贼，而不知孙权之为汉贼也。若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协力并谋，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顿得起时，便与坏倒！如袭取关羽之类是也。权自知与操同是窃据汉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灭曹氏，且复灭吴矣。权之奸谋，盖不可掩。平时所与先主交通，姑为自全计尔。或曰：「孔明与先主俱留益州，独令关羽在外，遂为陆逊所袭。当时只先主在内，孔明在外如何？」曰：「正当经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据当时处置如此，若无意外龃龉，曹氏不足平。两路进兵，何可当也！此亦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而已，深可惜哉！」
直卿问：「孔明出师每乏粮。古人做事，须有道理，须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杀贼，不得不急。如人有个大家，被贼来占了，赶出在外墙下住，杀之岂可缓？一纔缓，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几多人，不得不急为之意。司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来遏令不出兵，其实是不敢出也。国家只管与讲和，聘使往来，贺正贺节，称叔称侄，只是见邻国，不知是雠了！」又问：「勾践谋吴二十年，又如何？」曰：「事体不同。诸侯各有国，未便伐吴，则越亦自在，如此谋乃是。」
孔明出师表，文选与三国志所载，字多不同，互有得失。「五月渡泸」是说前事。如孟获之七纵七擒，正其时也。渡泸是先理会南方许多去处。若不先理会许多去处，到向北去，终是被他在后乘间作挠。既理会得了，非惟不被他来挠，又却得他兵众来使。
诵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问武侯「宁静致远」之说。曰：「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陈寿险甚扬录作「检拾」。而为蜀志，故甚略。孔明极是子细者。亦恐是当时经理王业之急，有不暇及此。
诸葛亮临阵对敌，意思安闲，如不欲战。而苻坚踊跃不寐而行师，此其败，不待至淝水而决矣。
看史策，自有该载不尽处。如后人多说武侯不过子午谷路。往往那时节必有重兵守这处，不可今只见子午谷易过，而武侯自不史只载魏延之计，以为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无谋，守长安，甚不足畏。这般所在，只是该载不尽。亮以为此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又扬声由斜谷，又使人据箕谷，此可见未易
先生说八阵图法。人杰因云：「寻常人说战阵事多用变诈，恐王者之师不如此。」曰：「王者势向大，自不须用变诈。譬如孟贲与童子相搏，自然胜他孟贲不得。且如诸葛武侯七纵七擒事，令孟获观其营垒，分明教你看见，只是不可犯。若用变诈，已是其力不敌，须假些意智胜之。又，今之战者，只靠前列，后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胜则胜，前列败则败。如八阵之法，每军皆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蛇、鸟、风、云之类，各为一阵。有专于战斗者，有专于冲突者，又有缠绕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问垓下之战。曰：「此却分晓。」又问：「淮阴多多益办
译器远问：“诸葛亮杀害刘璋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确实是不对的。起初他教唆先主刘备去杀刘璋，先主没有听从。到了后来，先主看到形势紧迫，自己也打不过，才听从了他的计策。要知道，不应当用这种手段去杀害他。如果申明大义，声讨他的罪过，不必担心他不归服。看看刘璋想要接受先主的招降，全城百姓都愿意挽留他。那时郡国长久安定，能够如此得人心。”
毅然问：“诸葛亮诱骗夺取刘璋的地盘，似乎不合道义。”回答说：“这就是后世圣贤难以做到的原因，一动起手来就纠缠不清、惹上麻烦。”
诸葛孔明天赋极佳，气度宏大。但他所学不够纯正，所以也不能尽善尽美。夺取刘璋这一件事，有人认为这是先主的谋略，但也必定是孔明的意思。然而在当时有很多事情不能完全明白。比如先主东征之类的事，没有看到孔明有一句议论。后来事情败坏，却追悔如果法孝直（法正）还在，就能制止先主东征。孔明得到君主如此信任，难道还有不能尽情进言的情况吗？先主不忍心夺取荆州，不得已才图谋刘璋。如果夺取荆州，虽然也不恰当，但刘表死后，君主势弱孤立，必定被别人夺取；与夺取刘璋相比，不如得到荆州更好。学者都知道曹氏是汉朝的贼寇，却不知道孙权也是汉朝的贼寇。如果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然应当与先主协力谋划，共同声讨曹氏的罪过。为什么先主刚能整顿起来，他就从中破坏！比如袭取关羽之类的事就是如此。孙权自己知道与曹操同样是窃取汉朝土地的人。如果先主成功，必定消灭曹氏，而且也会消灭东吴。孙权的奸诈阴谋，大概无法掩盖。平时与先主交往，不过是姑且为了保全自己罢了。有人问：“孔明与先主都留在益州，唯独让关羽在外，于是被陆逊袭击。当时如果只有先主在内，孔明在外，会怎样？”回答说：“正当经营西向宛、洛之地时，孔明怎么可以外出？这不过是关羽倚仗才能、疏忽轻率，自取败亡。按照当时的处置，如果没有意外的冲突，曹氏不足以平定。两路进兵，谁能抵挡！这也是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罢了，真是可惜啊！”
直卿问：“孔明出兵常常缺乏粮食。古人做事，必须有道理，必须先确立一些根本。”回答说：“孔明是讨伐贼寇，不得不急切。就像一个人有个大家族，被贼寇占据了，赶出在外墙下居住，杀贼寇怎么能迟缓？一旦迟缓，人们就会把一切都忘了。孔明自己也说一年死去了多少人，不得不急切行事。司马懿非常畏惧孔明，便派辛毗来阻止他不许出兵，其实是不敢出战。国家只管与对方讲和，使者往来，祝贺正旦和节日，称叔称侄，只是当作邻国看待，不知道他们是仇敌了！”又问：“勾践谋划灭吴二十年，又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事情不同。诸侯各自有国家，不便讨伐吴国，那么越国也自在，这样谋划才是对的。”
孔明《出师表》，《文选》与《三国志》所载，文字多有不同，互有得失。“五月渡泸”是说前事。比如孟获的七纵七擒，正是那个时候。渡泸是先料理南方许多地方。如果不先料理好这些地方，等到向北去时，终究会被他们在后面趁虚骚扰。既然料理好了，不仅不被他们骚扰，还能得到他们的兵众来使用。
诵读武侯的话说：“治理世道靠大德，不靠小恩惠。”
问武侯“宁静致远”的说法。回答说：“静，就能养得根本深固，自然可以致远。”
孔明治理蜀国，不曾设立史官。陈寿寿命很长，记录作为“检拾”。而写《蜀志》，所以非常简略。孔明极其细致。也可能是当时经营王业紧迫，来不及顾及这些。
诸葛亮临阵对敌，神情安闲，好像不想作战。而苻坚踊跃不安、睡不着觉地行军，他的失败，不等到淝水之战就已经决定了。
看史书，自有记载不尽的地方。比如后人多说武侯不过子午谷路。往往那时候必定有重兵守在那里，不可现在只见子午谷容易通过，而武侯自己史书只记载魏延的计策，认为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怯懦而无谋，守长安，很不足畏惧。这样的地方，只是记载不尽。亮认为这是危险的计策，不如安稳地走平坦大道。又扬言由斜谷出兵，又派人占据箕谷，这可见不易。
先生说八阵图法。人杰因此说：“平常人说战阵事多用变诈，恐怕王者之师不这样。”回答说：“王者气势强大，自然不需要用变诈。譬如孟贲与童子搏斗，自然胜他，孟贲不得。比如诸葛武侯七纵七擒的事，让孟获观看他的营垒，分明让你看见，只是不可侵犯。如果用变诈，已经是力量不敌，必须借助一些智谋战胜。又，现在的作战，只靠前列，后面的人更使不上力。前列胜则胜，前列败则败。比如八阵之法，每军都有用处。天冲、地轴、龙飞、虎翼、风、云、鸟、蛇之类，各为一阵。有专于战斗的，有专于冲突的，又有缠绕的，然而不知道如何使用。”又问垓下之战。回答说：“这个却清楚。”又问：“淮阴多多益办
，程子谓『分数明』，如何？」曰：「此御众以寡之法。且如十万人分作十军，则每军有一万人，大将之所辖者，十将而已。一万又分为十军，一军分作十卒，则一将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则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两司马虽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将者五人，又管四伍长，伍长所管，四人而已。至于大将之权，专在旗鼓。大将把小旗，拨发官执大旗，三军视之以为进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诸军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阵图，自古有之。周官所谓『如战之陈』，盖是此法。握几文虽未必风后所作，然由来须远。武侯立石于江边，乃是水之回洑处，所以水不能漂荡。其择地之善、立基之坚如此，此其所以为善用兵也。」又问：「阴符经有『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之说，如何？」曰：「绝利者，绝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源本。三反昼夜者，更加详审，岂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谓。上文言『瞽者善听，聋者善视』，则其专一可知。注阴符者分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国安民之法，下言强兵战胜之术。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释。后来一书吏窃而献之高宗。高宗大喜，赐号『浑成』。其人后以强横害物，为知饶州汪某断配。」
译（有人问）：“程子说‘分数明’，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以少御多的方法。比如十万人分成十军，那么每军有一万人，大将所管辖的，只有十个将领而已。一万又分成十军，一军分成十卒，那么一个将领所管理的，只有十个卒正而已。卒正自己管理二十五人，那么他所管辖的，只有三个卒正罢了。以此类推往下，两司马虽然管理二十五人，但他亲自率领的只有五人，另外管理四个伍长，伍长所管理的，只有四人而已。至于大将的权力，专门体现在旗帜和鼓声中。大将拿着小旗，拨发官拿着大旗，三军看着它们来决定进退。就像李光弼旗帜挥动到地面，命令各军以生死来执行，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八阵图，自古以来就有。《周礼》所说的‘如战之陈’，大概就是这个方法。《握机》一文虽然未必是风后所作，但它的来源必定久远。诸葛亮在江边立石，是因为那里是水流回旋的地方，所以水不能冲走它。他选择地点的巧妙、建立基础的坚固就像这样，这就是他善于用兵的原因。”又问：“《阴符经》有‘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使用万倍’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绝利，就是断绝其他两三个利益；一源，就是统一其根本。三反昼夜，就是更加详细审慎，难道只是用兵如此？凡事没有不是这样的。倍，就像‘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所说的意思。上文说‘盲人善于听，聋人善于看’，那么他们专一就可以知道了。注释《阴符经》的人把它分为三章：上章讲神仙抱一之道，中章讲富国安民之法，下章讲强兵战胜之术。又有人每章解释三件事。后来一个书吏偷了这本书献给高宗。高宗非常高兴，赐号‘浑成’。那个人后来因为强横害物，被饶州知州汪某判处流放。”
或问：「季通八阵图说，其间所著陈法是否？」曰：「皆是元来有底。但季通分开许多方圆陈法，不相混杂，稍好。」又问：「史记所书高祖垓下之战，季通以为正合八陈之法。」曰：「此亦后人好奇之论。大凡有兵须有陈，不成有许多兵马相战斗，只羇作一团，又只排作一行。必须左右前后，步伍行阵，各有条理，方得。今且以数人相扑言之，亦须摆布得所而后相角。今人但见史记所书甚详，汉书则略之，便以司马迁为晓兵法，班固为不晓，此皆好奇之论。不知班固以为行阵乃用兵之常，故略之，从省文尔。看古来许多陈法，遇征战亦未必用得。所以张巡用兵，未尝仿古兵法，不过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盖未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只如地圆则须布圆阵，地方则须布方阵，亦岂容概论也？」又曰：「常见老将说，大要临阵，又在番休递上，分一军为数替，将战则食。第一替人既饱，遣之入阵，便食第二替人。觉第一替人力将困，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则士常饱健，而不至于困乏。乡来张柔直守南剑，战退范汝为，只用此法。方汝为之来寇也，柔直起乡兵与之战。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饭，分乡兵为数替，以入阵之先后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又云：「刘信叔顺昌之胜，乡见张仲隆云，亲得之信叔，大概亦是如此。时极暑，探报人至云：『虏骑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顷，问：『甲热乎？』曰：『热矣。』『可着手乎？』则曰：『热甚，不可着手矣。』时城中军亦不甚多。信叔尝有宿戒，遇战则分为数替。如是下令军中：『可依此饮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人情胥快，元城刘师闵向张魏公督军，暑药以姜面为之，与今冰壶散方大概相似。故能大败虏人。盖方我之甲士甲热不堪着手，则虏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又未免有困馁之患。于此时而击之，是以胜也。」或曰：「是战也，信叔戒甲士，人带一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马俱毙。」曰：「此则不得而知。但闻多遣轻锐之卒，以大刀斫马足，每折马一足，则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践者。大率一马仆，则从旁而毙不下十数人。」儒用。
「八阵图，敌国若有一二万人，自家止有两三千人，虽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势不敌，则不与斗。」先生笑曰：「只办着走便了！」蔡云：「这是个道理。譬如一个十分雄壮底人，与一个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壮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识相打法，对副雄壮底便不费力，只指点将去。这见得八阵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先生曰：「也须是多寡强弱相侔，可也。又须是人虽少，须勇力齐一，始得。」蔡云：「终不是使病人与壮人斗也。」
阵者，定也。八阵图中有奇正。前面虽未整，猝然遇敌，次列便已成正军矣。季通语。
用之问：「诸葛武侯不死，与司马仲达相持，终如何？」曰：「少间只管算来算去，看那个错了便输。输赢处也不在多，只是争些子。」季通云：「看诸葛亮不解输。」曰：「若诸葛亮输时，输得少；司马懿输时，便狼狈。」
诸葛公是忠义底司马懿，司马懿是无状底诸葛公，刘禅备位而已。
羊陆相遗问，只是敌国相倾之谋，欲以气相胜，非是好意思。人杰录云：「观陆抗『正是彰其德于祜』之言，斯可见矣。」如汉文修尉佗祖墓，及石勒修祖逖母墓，事皆相近。
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之虽无辜，裒仕晋犹有可说。而裒不仕，乃过于厚者。嵇康魏臣，而晋杀之，绍不当仕晋明矣。荡阴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事雠之过，自不相掩。司马公云：「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人杰录云：「仪尝仕昭，而昭诛之」云云。
晋元帝无意复中原，却托言粮运不继，诛督运令
译有人问：“季通关于八阵图的解说，其中所记载的阵法是否真实？”回答说：“都是原来就有的。只是季通将许多方圆阵法分开，不混杂在一起，稍好一些。”又问：“《史记》所记载的高祖垓下之战，季通认为正好符合八阵之法。”回答说：“这也是后人追求奇谈怪论的说法。大凡有军队就必须有阵法，不可能有那么多兵马相互战斗，只是聚作一团，或者只排成一行。必须左右前后，步伍行阵，各自有条理，才行。现在暂且用几个人相扑来说，也必须摆布得当然后才能角力。现在的人只看到《史记》所记载的很详细，《汉书》则略写，便认为司马迁通晓兵法，班固不通晓，这都是追求奇谈怪论的说法。不知道班固认为行阵是用兵的常理，所以略写，是为了节省文字罢了。看古来许多阵法，遇到征战也未必能用得着。所以张巡用兵，不曾模仿古代兵法，不过让士兵了解将领的意图，将领了解士兵的情况。大概不论临机应变，方略不同；就像地圆就必须布圆阵，地方就必须布方阵，又岂能一概而论呢？”又说：“常听老将说，大抵临阵作战，关键在于轮番休息替换，把一支军队分为几批替换，将要交战时就吃饭。第一批人吃饱后，派遣他们进入阵地，就接着让第二批人吃饭。发觉第一批人力气将要困乏，就调发第二批人前往替换。第三批也是如此。只管这样轮番替换，那么士兵常常饱食健壮，而不至于困乏。从前张柔直守卫南剑，战退范汝为，只用了这个方法。当范汝为前来侵犯时，柔直起用乡兵与他作战。命令城中杀羊牛猪做成肉串，仍然做饭，把乡兵分为几批，按照进入阵地的先后顺序轮流吃饭。士兵力气都有余，于是战胜了范汝为。”又说：“刘信叔顺昌之战的胜利，从前听张仲隆说，亲自从信叔那里得知，大概也是这样。当时天气极热，侦察的人来到说：‘敌骑到了！’信叔命令一个士兵穿上铠甲，站在烈日中。过了一会儿，问：‘铠甲热吗？’回答说：‘热了。’‘可以着手吗？’则回答说：‘热得很，不能着手了。’当时城中的军队也不很多。信叔曾有预先告诫，遇到作战就分为几批替换。于是这样下令军中：‘可以依照这个饮食，士兵轮番上阵。’又大量配制暑药，去的回的都喝，人心都高兴，元城刘师闵向张魏公督军时，暑药是用姜面做的，与现在的冰壶散方剂大概相似。所以能大败敌人。大概当我们的甲士铠甲热得不能着手时，那么敌骑穿着铠甲来的热度可知，又难免有困乏饥饿的忧患。在这个时候攻击他们，所以胜利。”有人说：“这场战斗，信叔告诫甲士，每人带一个竹筒，里面装满煮豆。进入阵地，就割弃竹筒，把豆子狼藉地撒在下面。敌马饥饿，闻到豆香，低头吃豆子，又大多被竹筒绊倒，脚下不得地，因此士兵和马匹都死了。”回答说：“这就不能知道了。只听说多派遣轻锐的士兵，用大刀砍马脚，每折断马一只脚，那么人和马都倒下，又有相互践踏的。大抵一匹马倒下，那么从旁边死去的不下十数人。”儒用。
“八阵图，敌国如果有一二万人，自己只有两三千人，虽然有阵法，有什么用呢？”蔡云说：“力量不敌，就不与它战斗。”先生笑着说：“只准备着跑就是了！”蔡云说：“这是个道理。譬如一个十分雄壮的人，与一个四五分力气的人打架。雄壮的人只有力气，四五分力气的人却识相打法，对付雄壮的人就不费力，只指点将去。这可见八阵之法，有以少敌多的道理。”先生说：“也必须是多寡强弱相当，才可以。又必须是人数虽少，必须勇力齐一，才行。”蔡云说：“终究不是让病人与壮人斗。”
阵法，就是安定。八阵图中有奇正。前面虽然未整齐，突然遇到敌人，次列便已成正军了。季通语。
用之问：“诸葛武侯不死，与司马仲达相持，最终会怎样？”回答说：“不久只管算来算去，看谁错了就输。输赢处也不在多，只是争些微。”季通云：“看诸葛亮不懂输。”回答说：“如果诸葛亮输时，输得少；司马懿输时，就狼狈。”
诸葛公是忠义的司马懿，司马懿是无状的诸葛公，刘禅只是充数罢了。
羊祜陆抗相互遗问，只是敌国相互倾轧的谋略，想要以气势相胜，不是好意思。《人杰录》云：“看陆抗‘正是彰其德于祜’的话，由此可见。”如汉文帝修尉佗祖墓，以及石勒修祖逖母墓，事情都相近。
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他虽然无辜，王裒仕晋还有可说的。而王裒不仕，就过于厚道了。嵇康是魏臣，而晋杀他，王绍不当仕晋是明显的。荡阴之忠固然可取，也不相赎。事仇的过错，自然不相掩盖。司马公说：“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人杰录》云：“仪尝仕昭，而昭诛之”云云。
晋元帝无意恢复中原，却托言粮运不继，诛杀督运令
「汤执中，立贤无」东晋时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诞者之后。惟顾荣贺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导为相，只周旋人过一生。尝有坐客二十余人，逐一称赞，独不及一胡僧，并一临海人。二人皆不悦。导徐顾临海人曰：「自公之来，临海不复有人矣。」又谓胡僧曰：「兰奢。」兰奢，乃胡语之褒誉者也。于是二人亦悦。
问：「老子之道，曹参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谢之力量，反做不成？」曰：「王导谢安又何曾得老子玅处？淳录云：「人常以王导比谢安。」然谢安又胜王导。石林说，王导只是随波逐流底人，谢安却较有建立，也煞有心于中原。王导自渡江来，只是恁地，都无取中原之意，此说也是。但谢安也被这清虚绊了，都做不得。」又问：「孔子恶乡原，如老子可谓乡原否？」曰：「老子不似乡原。乡原却尚在伦理中行，那老子却是出伦理之外。它自处得虽甚卑，不好声，不好色，又不要官做，然其心却是出于伦理之外，其说煞害事。如乡原，便却只是个无见识底好人，未害伦理在。」
「谢安之待桓温，本无策。温之来，废了一君。幸而要讨九锡，要理资序，未至太甚，犹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个二十分贼，如朱全忠之类，更进一步，安亦无如之何。王俭平日自比谢安。王俭是已败阙底谢安，谢安特幸未疏脱底王俭耳。安比王俭只是有些英苻坚之来，亦无措置。前辈云，非晋人之善，乃苻坚之不善耳。然坚只不合拥众来，谢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国内自乱，晋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镇静待之。坚之来，在安亦只得发兵去迎敌当来。苻坚若不以大众来，只以轻兵时扰晋边，便坐见狼狈。」因问正淳曰：「桓温移晋祚时，安能死节否？」曰：「必不能，却须逃去。」曰：「逃将安往？若非死节，即北面事贼耳。到这里是筑底处，中间更无空地。」因说：「韦孝宽智略如此，当杨坚篡周时，尉迟迥等皆死，孝宽乃献金熨斗。始尝疑之：既不与它为异，亦何必如此附结之？元来到这地位，便不与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节耳。」又曰：「谢安之于苻坚，如近世陈鲁公之于完颜亮，幸而捱得它死耳。」伯丰问：「寇莱公澶渊事如何？」曰：「当来它却有错处。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后也。」
「温太真处王敦事难。」先生云：「亦不佳，某做不得。」
王祥孝感，只是诚发于此，物感于彼。或以为内感，或以为自诚中来，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鱼自是鱼。今人论理，只要包合一个浑沦底意思，虽是直截两物，亦强羇合说，正不必如此。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到感通处，自然首尾相应。或自此发出而感于外，或自外来而感于我，皆一理也。
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尧夫辞极卑，道理却密。
陶渊明，古之逸民。
问：「苻坚立国之势亦坚牢，治平许多年，百姓爱戴。何故一败涂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扫土而来，所以一败更救不得。」又问：「他若欲灭晋，遣一良将提数万之兵以临之，有何不可？何必扫境而来？」曰：「他是急要做正统，恐后世以其非正统，故急欲亡晋。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灭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亲临。』及猛入燕，忽然坚至，盖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亲来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后来如此。」
王猛事苻坚，煞有事苻坚之兄，乃其谋杀之。
桓温入三秦，王猛来见。眼中不识人，却谓三秦豪杰未有至，何也？三秦豪杰，非猛而谁？可笑！
晋任宗室，以八王之乱，自宋而后，皆杀兄弟宗室。以至召去知其不好，途中见人哭。问：「如何死？」曰：「病死。」曰：「病死何哭？」至有临刑时，平日念佛者，皆合掌，愿后世莫生王侯家！
苏绰立租、庸等法，亦是天下人杀得少了，故行得易。
「三代而下，必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若魏郑公全只是利。李密起，有
译“汤执中，立贤无”东晋所用的人才，都是中州浮华虚妄之人的后代。只有顾荣、贺循有声誉威望，不得已才任用他们。
王导做宰相，只是周旋应酬人，就这样过了一生。曾经有二十多位坐客，他逐一称赞，唯独没有提到一位胡僧和一位临海人。这两个人都不高兴。王导慢慢看着临海人说：“自从您来了，临海就不再有人才了。”又对胡僧说：“兰奢。”兰奢，是胡语中的褒奖赞誉。于是这两个人也高兴了。
问：“老子的道，曹参、汉文帝使用它都有效，为什么凭借王导、谢安的力量，反而做不成呢？”回答说：“王导、谢安又何曾得到老子的精妙之处？《淳录》说：‘人们常把王导比作谢安。’然而谢安又胜过王导。石林说，王导只是随波逐流的庸人，谢安却比较有建树，也颇有心于收复中原。王导自从渡江以来，只是这样，都没有收复中原的意思，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但谢安也被这清谈虚浮的风气牵绊住了，所以也做不成。”又问：“孔子厌恶乡愿，像老子可以算是乡愿吗？”回答说：“老子不像乡愿。乡愿还处在伦理之中行事，那老子却是超出伦理之外。他自我处身虽然非常谦卑，不喜好美声，不喜好美色，又不想做官，然而他的心却是出于伦理之外，他的学说非常有害于事。像乡愿，便只是个没有见识的好人，并未危害伦理。”
“谢安对待桓温，本来没有对策。桓温来的时候，废掉了一位君主。幸好他只是要求九锡，要求理清资历顺序，还没有太过分，还算是半个和气的秀才。如果他干脆做个十足的贼人，像朱全忠之类，再进一步，谢安也无可奈何。王俭平时自比谢安。王俭是已经败露缺陷的谢安，谢安只是侥幸尚未疏漏败露的王俭罢了。谢安比起王俭，只是有些……苻坚来的时候，也没有处置办法。前辈说，不是晋人善于应对，而是苻坚不善于用兵罢了。然而苻坚只是不该率领大军前来，谢安必定有预料。加上秦人国内自己混乱，晋人也必定知道，所以谢安得以镇静对待。苻坚前来，谢安也只能发兵去迎敌抵挡。苻坚如果不率领大军前来，只是用轻兵时常侵扰晋国边境，就会坐视晋国狼狈不堪。”于是问正淳说：“桓温篡夺晋朝皇位时，谢安能死节吗？”回答说：“一定不能，却必须逃跑。”说：“逃往哪里？如果不死节，就是北面侍奉贼人罢了。到这里是筑底的地方，中间更没有空隙。”于是说：“韦孝宽的智谋策略如此，当杨坚篡夺北周时，尉迟迥等都死了，韦孝宽却献上金熨斗。起初我曾怀疑他：既然不与他作对，又何必如此依附结交他？原来到了这个地步，便不与他辩驳，也不免一死。既然不能死，便只得失节罢了。”又说：“谢安对于苻坚，就像近代陈鲁公对于完颜亮，幸好硬撑到他死了罢了。”伯丰问：“寇莱公澶渊之事如何？”回答说：“当时他确有错处。然而到了这个地步，只得向前，不可退后。”
“温太真处理王敦之事很难。”先生说：“也不佳，我做不来。”
王祥的孝感动天，只是诚心发自于此，外物感应于彼。有人认为这是内在感应，有人认为发自诚心，都不对。王祥自是王祥，鱼自是鱼。现在的人论理，只要包容一个浑沦的意思，虽然是截然分开的两物，也强行牵合来说，正不必如此。世间的事虽然千头万绪，其实只是一个道理，这就是“理一分殊”所说的。到了感应相通的地方，自然首尾相应。或是从此发出而感应于外，或是从外来而感应于我，都是一个道理。
陶渊明所说的是庄老之学，然而文辞却简练古朴；邵尧夫的文辞极其浅近，道理却严密。
陶渊明，是古代的隐逸之士。
问：“苻坚立国的形势也很坚固，治理太平多年，百姓爱戴。为什么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挽救？”回答说：“他是倾国而来，所以一败再也无法挽救。”又问：“他如果想灭掉晋朝，派遣一位良将率领数万军队前往，有什么不可以？何必倾尽全国兵力而来？”回答说：“他是急于要做正统，恐怕后世认为他不是正统，所以急于灭亡晋朝。这人性格急躁，起初命令王猛灭燕，王猛说：‘既然委托臣下，陛下不必亲自前来。’等到王猛进入燕地，忽然苻坚到了，大概是他心里又担心王猛的功劳太大，所以亲自前来分取功劳。正是他器量狭小，所以后来如此。”
王猛侍奉苻坚，非常侍奉苻坚的兄长，于是谋杀了他。
桓温进入三秦，王猛来见他。眼中不识人才，却说三秦的豪杰还没有到来，为什么呢？三秦的豪杰，不是王猛又是谁？可笑！
晋朝任用宗室，因为八王之乱，从宋朝以后，都杀害兄弟宗室。以至于召去知道他不好了，途中看见人哭。问：“怎么死的？”回答说：“病死。”说：“病死为什么哭？”甚至有临刑时，平日念佛的人，都合掌，愿后世不要生在王侯家！
苏绰建立租、庸等法，也是因为天下人死得少了，所以推行容易。
“三代以下，必定以义行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如果魏郑公完全只是利。李密起兵，有
一道士说密即东都缚炀帝独夫，天下必应。」扬谓：「密不足道。汉唐之兴，皆是为利。须是有汤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汉高祖见始皇出，谓：『丈夫当如此耳！』项羽谓：『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阳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传及诸葛，次及郭汾阳。」
译一位道士说：“李密就是东都那个捆绑隋炀帝的独夫，天下一定会响应他。”杨氏说：“李密不值得提。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为了私利。必须拥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心，才能成就大业。唐太宗也只是为了私利，也做不成那样的事业。”先生说：“汉高祖看见秦始皇出巡，说：‘大丈夫应当像这样啊！’项羽说：‘那个人可以取代他！’他们的贪利之心是一样的。郭子仪功名越大，心量越谦卑，这种心意很好。《易传》推崇的人，其次是诸葛亮，再其次是郭子仪。”
汉高祖取天下却正当，为他直截恁地做去，无许多委曲。唐初，隋大乱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盗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诛独夫。为他心中打不过，又立恭帝，假援回护委曲如此，亦何必尔？所以不及汉之创业也。
高祖辞得九锡，却是。
高祖与裴寂最昵。宫人私侍之说，未必非高祖自为之，而史家反以此文饰之也。
因论唐事，先生曰：「唐待诸国降王不合道理。窦建德所行亦合理，忽然而亡，不可晓。王世充却不杀。当初高祖起太原，入关，立代王，遂即位。世充于东都亦立越王。二人一样，故且赦之。至杀萧铣，则大无理。他自是梁子孙，元非叛臣。」某问：「唐史臣论高祖杀萧铣，不成议论。」曰：「然。」通老问：「以宫人侍高祖，在太宗不当为。」曰：「它在当时，只要得事成，本无救世之心，何暇顾此？唐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屡经大盗杀之。又多不出合，只消磨尽了。」
「唐太宗以晋阳宫人侍高祖，是致其父于必死之地，便无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汉高祖亦自粗疏。惟光武差细密，却曾读书来。」问：「晋元帝所以不能中兴者，其病安在？」曰：「元帝与王导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问：「祖逖摧锋越河，所向震动，使其不死，当有可观。」曰：「当是时，王导已不爱其如此，使戴若思辈监其军，可见，如何得事成？」问：「绍兴初，岳军已向汴都，秦相从中制之，其事颇相类。」曰：「建炎初，宗泽留守东京，招徕群盗数百万，使一举而取河北数郡，即当时事便可整顿。及为汪黄所制，怏怏而死，京师之人莫不号恸！于是群盗分散四出，为山东淮南剧贼。」德。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当鞫问，汝宜早参。」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杀。尉迟敬德着甲持刃见高祖。高祖在一处泛舟。程可久谓：「既许明早理会，又却去泛舟，此处有阙文，或为隐讳。」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与前后无情理。太宗决不曾奏。既奏了，高祖见三儿要相杀，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处。又谓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说。」
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
「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段于鄢。须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高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高祖，又自责高祖。不成只责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内禅者三。如肃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于玄宗，亦只为其诛韦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尔。」端。
又论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顿处，只高祖不善处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盖之。如玄宗诛韦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会得事，坚不受。」
因及王魏事，问：「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高祖不当立建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见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须莫事建成？亦只是望侥幸。」问：「二人如此机敏，何故不见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因问太宗杀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结君，后又不能死难，曰：「只为祇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
太宗纳巢剌王妃，魏郑公不能深谏，范纯夫论亦不尽。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资质极平正，点化得，甚次第，不知伊川当时如何不曾点化他。先生尝语吕丈云：「范纯夫平生于书册皆只从忙中
译汉高祖夺取天下做得正当，因为他直接就这样去做，没有那么多委曲周折。唐初，隋朝大乱如此，高祖、太宗趁着群盗兴起，直接就这样去做，只是诛杀独夫。因为他们心中过不去，又立了恭帝，假借援护的名义如此委曲周折，这又何必呢？所以不及汉朝创业。
高祖辞让九锡，却是正确的。
高祖与裴寂最亲密。宫人私下侍奉的说法，未必不是高祖自己做的，而史家反而用这个来文饰他。
因为谈论唐事，先生说道：“唐朝对待各国投降的国王不合道理。窦建德所做的事也合理，忽然灭亡，不可理解。王世充却没有被杀。当初高祖起兵太原，进入关中，立了代王，于是即位。王世充在东都也立了越王。两人一样，所以暂且赦免他。到了杀萧铣，就太无理了。他本是梁朝子孙，原本不是叛臣。”我问道：“唐史臣议论高祖杀萧铣，不成议论。”先生说：“是的。”通老问：“以宫人侍奉高祖，在太宗看来是不应该的。”先生说：“他在当时，只要事情成功，本没有救世之心，哪有空顾这些？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唐宗室最少，屡次经历大盗杀害他们。又多不出宫，只是消磨尽了。”
“唐太宗用晋阳宫人侍奉高祖，是把他父亲置于必死之地，便没有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汉高祖也自己粗疏。只有光武稍微细密，却曾读过书。”问：“晋元帝之所以不能中兴，他的毛病在哪里？”先生说：“元帝与王导原本就没有中原之志。收拾吴中的人心，只想在江边宴安罢了。”问：“祖逖摧锋越河，所向震动，假使他不死，应当有可观之处。”先生说：“当时，王导已经不喜爱他这样，派戴若思等人监督他的军队，可见，怎么能成功？”问：“绍兴初年，岳家军已向汴都进发，秦桧从中制约他，那件事颇相类似。”先生说：“建炎初年，宗泽留守东京，招徕群盗数百万人，假使一举夺取河北数郡，当时的事便可整顿。等到被汪、黄制约，怏怏而死，京城的人无不号哭悲痛！于是群盗分散四出，成为山东、淮南的剧贼。”德。
唐朝源流出于夷狄，所以闺门失礼的事，不以为异。
太宗告发建成、元吉，高祖说：“明天当审问，你应当早朝。”等到第二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于是互相杀害。尉迟敬德穿着铠甲拿着刀刃见高祖。高祖在一处泛舟。程可久远说：“既然答应明天处理，却又去泛舟，此处有缺漏的文字，或是为了隐讳。”先生说：“这一定是添入这一段，与前后没有情理。太宗决不曾告发。既然告发了，高祖见三个儿子要互相杀害，怎么还去泛舟！这一定是加建成、元吉罪名的地方。又说太宗先告发了，不是前面不说。”
太宗诛杀建成，比作周公诛杀管蔡，只消以公私来断。周公完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是假借公义来济助私欲。
“太宗杀建成、元吉，比作周公诛杀管蔡，怎么比得！太宗没有周公之心，只是顾惜自身。然而当时也不该被官属所迫，兼且太宗自己也心不稳。温公此处也看不破，却说等他先发而应对他，也只是郑伯克段于鄢。须要有周公之心，才可以。”问：“范太史说，是高祖处理得不对。”先生说：“现在议论太宗，且责备太宗；议论高祖，又责备高祖。难道只责备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理得对，应当如何？”先生说：“因为太宗孝友从来没有了，却只想要在这件事上使用，又怎么使得？”先生又说：“高祖没几天，军国事便托付给太宗，也只是不得已。唐朝内禅的有三次。如肃宗分明不对。只如睿宗对于玄宗，也只是因为他诛杀韦氏有功了，事也不得已罢了。”端。
又议论太宗事，说：“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也自己无处安顿，只是高祖不善处置了。又，建成想要立功掩盖他。如玄宗诛杀韦氏有功，睿宗想要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就处理得事，坚决不接受。”
因为涉及王珪、魏徵的事，问：“议论后世人，不应当完全用古人礼法来约束。毕竟高祖不应当立建成。”先生说：“建成既然这样，王珪、魏徵为什么不见得？又为什么不知太宗这样，就须不要侍奉建成？也只是望侥幸。”问：“两人如此机敏，为什么不见得？”先生说：“王珪、魏徵也只是直。”
因为问太宗杀建成事，以及王珪、魏徵教太子立功结君，后又不能死难，说：“只为只见到功利，全不知以义理来处理。”
太宗纳巢剌王妃，魏郑公不能深谏范纯夫议论也不尽。纯夫议论，大率皆只从门前资质极其平正，点化得，甚次第，不知伊川当年怎么不曾点化他。先生曾对吕丈说：“范纯夫平生对于书册都只从忙中
太宗从魏郑公「仁义」之说，只是利心，意谓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汉文帝资质较好，然皆老氏术也。
或谓史赞太宗，止言其功烈之盛，至于功德兼隆，则伤夫自古未知有。曰：「恐不然。史臣正赞其功德之美，无贬他意。其意亦谓除隋之乱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学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别。以圣门言之，则此两事不过是功，未可谓之德。」骧。
问：「胡氏管见断武后于高宗非有妇道。合称高祖太宗之命，数其九罪，废为庶人而赐之死。窃恐立其子而杀其母，未为稳否？」曰：「这般处便是难理会处。在唐室言之，则武后当杀；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杀其母，明日何以相见？」问：「南轩欲别立宗室，如何？」曰：「以后来言之，则中宗不了；以当时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废之事。天下之心皆瞩望中宗，高宗又别无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难处。不知孟子当此时作如何处？今生在数百年之后，只据史传所载，不见得当时事情，亦难如此断定。须身在当时，亲看那时节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别立宗室。是时承干亦有子在。若率然妄举，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须便将此样难处来阑断了。须要通其它，更有好理会处多。且看别处事事通透后，此样处亦易。」
先生问人杰：「姚崇择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说患未得人，便见它真能精择。」曰：「固是。然唐鉴却贬之。唐鉴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当仁宗时，条天下事，亦只说择监司为治，只此是要矣。」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断乃成。」今须要知他断得是与不是，古今煞有以断而败者。如唐德宗非不断，却生出事来。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刚愎不明理，不纳人言。惟宪宗知蔡之不可不讨，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无所见，则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断」字上看，而遗其左右前后，殊不济事。
周庄仲曰：「宪宗当时表也看。如退之潮州表上，一见便怜之，有复用之意。」曰：「宪宗聪明，事事都看。近世如孝宗，也事事看。」
李白见永王璘反，便从臾之，文人之没头脑乃尔！后来流夜郎，是被人捉着罪过了，[戋刂]地作诗自辨被迫胁。李白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必谓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荡，立见疏脱。
颜鲁公只是有忠义而无意智底人。当时去那里，见使者来，不知是贼，便下两拜。后来知得，方骂。
史以陆宣公比贾谊。谊才高似宣公，宣公谙练多，学便纯粹。大抵汉去战国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如后面所说二税之弊，极佳。人言陆宣公口说不出，只是写得出。今观奏议中多云「今日早面奉圣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问：「陆宣公比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气象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当面便说得，如说孙权一段，虽辨士不及其细密处，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桥梁道路，井灶圊溷，无不修缮，市无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来严，其气象刚大严毅。」
陆宣公奏议末数卷论税事，极尽纤悉。是他都理会来，此便是经济之学。
问：「陆宣公既贬，避谤，阖户不著书，祇为古今集验」曰：「此亦未是。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可以讨论？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
或问：「维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为利，僧孺所言为义，如何？」曰：「德裕所言虽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义，然意却全济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虽义有未安，也须别做置处。乃缚送悉怛谋，使之恣其杀戮，果何为也！」
牛僧孺何缘去结得个杜牧之，后为渠作墓志。今通鉴所载维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说者谓阳城居谏职，
译太宗听从魏征关于“仁义”的主张，其实只是出于功利之心，认为这样做就可以安稳地居于百姓之上。汉文帝资质较好，然而那也都是老子的权术罢了。
有人说史书称赞太宗，只说他的功业盛大，至于功德兼备且隆盛，则自古以来未曾有过。回答说：“恐怕不是这样。史官正是称赞他功德的美好，没有贬低他的意思。他的意思也是说，平定隋朝的动乱是功，达到治世的美好是德。自从道学不明，所以把功德这样分别开来。以圣门的标准来说，这两件事不过是功，不能称之为德。”骧。
问：“胡氏在《管见》中判定武则天对高宗没有尽到妇道，符合高祖、太宗的遗命，列举她的九条罪状，将她废为庶人并赐死。私下担心立了她的儿子却杀了她的母亲，这样做稳妥吗？”回答说：“这种地方就是难以处理的地方。从唐室的角度来说，武则天应当被杀；从中宗的角度来说，她是他的母亲。宰相大臣今天杀了他的母亲，明天怎么相见呢？”问：“张栻想要另立宗室，怎么样？”回答说：“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中宗没能善终；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宗也没有可以废黜的事情。天下人的心都仰望着中宗，高宗又没有别的儿子，不立中宗，又恐怕失去天下人的期望，这是最难处理的地方。不知道孟子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处理？现在生活在几百年之后，只根据史传所载，看不到当时的情形，也很难这样断定。必须身处当时，亲眼看看那时的时节和事情如何。如果人心在中宗，就只得立中宗；如果人心不在中宗，才另立宗室。当时承乾也有儿子在。如果轻率妄动，失去人心，是做不成的。而且事情很多，看道理未必需要把这样难处理的地方先截断。必须通晓其他方面，还有更多好处理的地方。等看到别处事事通透后，这样的地方也容易处理了。”
先生问人杰：“姚崇选择十道使，担心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怎么样？”回答说：“只说姚崇担心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就可见他真正能精心选择。”先生说：“固然如此。然而《唐鉴》却贬低他。《唐鉴》议论的大纲好，欠缺斟酌的地方也很多。”又说：“范仲淹、富弼在仁宗时，条陈天下大事，也只是说选择监司是治理的关键，只要这一点就够了。”
韩愈说：“凡是这些讨伐蔡州的功劳，只有果断才能成功。”现在必须知道他的果断是对还是错，古今有很多因为果断而失败的人。比如唐德宗并非不果断，却惹出了事端。总之，只是任从私意。皇帝刚愎自用，不明事理，不采纳别人的意见。只有宪宗知道蔡州不可不讨伐，知道裴度不可不任用。如果使他事理自己不明，胸中没有什么见解，那么怎么知道裴公可以任用呢？如果只在“断”字上看，而忽略其左右前后，完全无济于事。
周庄仲说：“宪宗当时奏章也看。比如韩愈上潮州表，一看就怜悯他，有重新任用的意思。”回答说：“宪宗聪明，事事都看。近代如孝宗，也事事都看。”
李白看见永王李璘造反，就怂恿他，文人的没头脑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被流放到夜郎，是因为被人抓住了罪证，被迫无奈地作诗自我辩解。李白的诗中说王说霸，当时人一定认为他果然有智谋。不知道他粗疏放荡，立刻就被疏远放逐。
颜真卿只是有忠义而没有智谋的人。当时去那里，看见使者来，不知道是贼人，就下了两拜。后来知道了，才骂他。
史书把陆贽比作贾谊。贾谊才高像陆贽，陆贽经验丰富，学问更加纯粹。大体上汉朝离战国近，所以人才大多不纯粹。
陆贽的奏议极好看。这个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详尽地说尽，更没有遗漏。即使是极小的事情，被他处置得也没有不尽善尽美的。比如后面所说的两税的弊端，极佳。有人说陆贽口才不好，只是写得出来。现在看奏议中多说“今天早晨当面奉圣旨”等等，“臣退下来思考”等等，怀疑或许是这样。问：“陆贽比诸葛武侯怎么样？”回答说：“武侯气象较大，恐怕陆贽不及。武侯当面就能说得，比如对孙权的一段，虽然辩士不及其细密处，不知道比陆贽怎么样。只是武侯也细密。比如桥梁道路，井灶厕所，无不修缮，市场没有醉汉，更是细密。只是武侯细密得严厉，他的气象刚大严毅。”
陆贽奏议最后几卷论税事，极尽细微详尽。是他都弄明白了，这就是经济之学。
问：“陆贽被贬后，为了避免诽谤，闭门不著书，只编撰《古今集验》。”回答说：“这也不对。难道没有圣经贤传可以玩味探索，可以讨论吗？总不能连这个也不去理会！”
有人问：“维州事件，司马光认为李德裕所说的为利，牛僧孺所说的为义，怎么样？”回答说：“李德裕所说的虽然以利害而言，然而意思却全在为国家；牛僧孺所说的虽然为义，然而意思却全在济其私利。况且李德裕已经接受了他们的投降，虽然义上有不安，也须另作安置。竟然缚送悉怛谋，让他肆意杀戮，究竟是为了什么！”
牛僧孺怎么结下了杜牧，后来为他作墓志铭。现在《通鉴》所载维州等，有些事情好的都是对的。
有人说阳城担任谏官，
与屠沽出没。果然，则岂能使其君听其言哉！若杨绾用，而大臣损音乐，减驺御，则人岂可不有以养素自重耶？铣。
译与屠夫酒贩混迹在一起。果真如此，那么怎能让他国君听从他的言论呢？如果杨绾被任用，而大臣们削减音乐，减少车马侍从，那么人们难道可以不修养素朴的品德、自重自爱吗？铣。
方伯谟云：「使甘露之祸成，唐必亡无疑。」寿昌。
唐租、庸、调，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齐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汉衰魏代，只是汉旧物事。晋代魏，亦只用这个。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递相祖述，弊法卒亦变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齐后周居中原时，中原生灵死于兵寇几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便做得租、庸、调，故隋唐因之。
唐六典载唐官制甚详。古礼自秦汉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苏绰有意复古，官制颇详尽。如租、庸、调、府兵之类，皆是苏绰之制，唐遂因之。唐之东宫官甚详。某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复太子官属，如唐之旧。
因论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诸公以为兵、农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盖府兵家出一人，以战以戍，并分番入卫，则此一人便不复为农矣。」
唐口分是八分，世业是二分。有口则有口分，有家则有世业。古人想亦似此样。义刚录云：「唐口分是二分，世业是八分。有口则有口分，寡妇皆无过十二」云云。
唐节度使收税，皆入其家，所以节度富。
「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问理道要诀。曰：「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理道要诀亦是杜佑书。是一个通典节要。
朱梁不久而灭，无人为他藏掩得，故诸恶一切发见。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
后唐庄宗善音律，好宠伶优。其卒也，得鹰坊人善友，敛乐器而焚之。所谓「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岂欺我哉！寿昌。
周世宗天资高，于人才中寻得个王朴来用，不数年间，做了许多事业。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他见都会得，故能用其说，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达。故当时创法立度，其节拍一一都是，盖缘都晓得许多道理故也。一本此下云：「所谓神圣，其臣莫及。赵普辈皆不及之。」
问：「世宗果贤主否？」曰：「看来也是好。」问：「当时也曾制礼作乐。」曰：「只是四年之间，煞做了事。」问：「今刑统亦是他所作？」曰：「开宝通礼当时做不曾成，后来太祖足成了。而今一边征伐，一边制礼作乐，自无害事，自是有人来与他做。今人乡一边，便不对那一边；才理会征伐，便将礼乐做闲慢了。世宗胸怀又较大。」
五代时甚么样！周世宗一出便收三关，是王朴死后事。模样世宗未死时，须先取了燕冀，则云中河东皆在其内矣。本朝收河东，契丹常以重兵援其后。契丹嫌刘氏不援，始取之。
周世宗亦可谓有天下之量，纔见元稹均田图，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均天下之田。元稹均田图世未之见。
周世宗规模虽大，然性迫，无甚宽大气象。做好事亦做教显显地，都无些含洪之意，亦是数短而然。
晋悼公幼年聪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续他做将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毕竟是得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时也自做得好，只是后嗣便如此弱了。后来虽得一个隋文帝，终是甚不济事。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孔丛子是后来白撰出。
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孔丛子乃其所注之人伪作。读其首几章，皆法左传句，已疑之。及读其后序，乃谓渠好左传，便可见。
孔丛子鄙陋之甚，理既无足取，而词亦不足观。有一处载「其君曰必然」云云，是何言语！
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为，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
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着之，并附以它书。
问：「管子中说辟雍，言不是学，只是『君和』也。」先生曰：「既不是学，『君和
译方伯谟说：“假如甘露之变真的酿成祸端，唐朝必定灭亡，毫无疑问。”寿昌。
唐代的租、庸、调制度，大体上是改换了新的法度。这是天下万象更新之初，才做得到的。就像汉朝衰微、曹魏取代汉朝，只是沿用汉朝旧有的事物。晋朝取代曹魏，也只是沿用这一套。直到六朝相继更替，也是代代沿袭前人的做法，弊端终究无法改变。直到北魏、北齐、后周占据中原时，中原百姓死于兵祸几乎殆尽，所以宇文泰、苏绰出来，才实行了租、庸、调制度，因此隋唐沿用了它。
《唐六典》记载唐代官制非常详细。古代礼制自秦汉以来已经失传。北周宇文泰和苏绰有意复古，官制颇为详尽。像租、庸、调、府兵这类制度，都是苏绰制定的，唐朝于是沿用了它。唐朝东宫的官职设置非常详细。我以前上奏章，也说过想要恢复太子官属，就像唐朝旧制那样。
因为讨论唐代府兵制度，说：“永嘉诸公认为兵农分离，反而从唐代府兵开始，确实是这样。因为府兵每家出一人，用于作战和戍守，并轮流入京护卫，那么这个人就不再从事农业了。”
唐代口分田占八分，世业田占二分。有口粮需求就有口分田，有家业就有世业田。古人大概也是这样。义刚记录说：“唐代口分田占二分，世业田占八分。有口粮需求就有口分田，寡妇都不超过十二亩”等等。
唐代节度使征收的赋税，都收入他们家中，所以节度使富有。
“杜佑可以说是关心世务的人。”问《理道要诀》。回答说：“这是一部非议古法、推崇今法的书。”《理道要诀》也是杜佑的书。它是《通典》的节要本。
后梁不久就灭亡了，没有人替他掩盖，所以各种恶行全都暴露出来。如果再多存在一段时间，必定能掩盖一半。
后唐庄宗擅长音律，喜欢宠幸伶人优伶。他死的时候，得到鹰坊人善友，收敛乐器并焚烧了它们。所谓“以此开始，必以此结束”，难道欺骗我吗！寿昌。
周世宗天资高，在人才中寻得王朴来任用，不到几年间，做了许多事业。比如礼、乐、律、历等事，想必他见多识广，所以能采纳他们的学说，成就事业。又如本朝太祖，真是明达。所以当时创制法度，其节奏一一得当，大概是因为都懂得许多道理的缘故。另一版本此处下面说：“所谓神圣，他的臣子赶不上。赵普等人都不如他。”
问：“世宗果真是贤明的君主吗？”回答说：“看来也是好的。”问：“当时也曾制礼作乐。”回答说：“只是在四年之间，确实做了许多事。”问：“现在的《刑统》也是他制定的吗？”回答说：“《开宝通礼》当时没有完成，后来太祖补充完成了。现在一边征伐，一边制礼作乐，自然不妨碍事情，自然有人来替他做。现在的人偏向一边，就不对应另一边；才理会征伐，就把礼乐当作闲事。世宗胸怀又较大。”
五代时是什么样子！周世宗一出兵就收复三关，这是王朴死后的事。看样子世宗没死时，必须先夺取燕冀，那么云中、河东都在其内了。本朝收复河东，契丹常常用重兵援助其后。契丹嫌刘氏不援助，才夺取它。
周世宗也可以说是有天下的气量，刚见到元稹的均田图，就慨然有意。
周世宗大举均分天下的田地。元稹的均田图世人未曾见过。
周世宗规模虽然宏大，但性情急躁，没有什么宽大的气象。做好事也做得显眼，都没有一些包容之意，也是寿命短促的缘故。
晋悼公幼年聪慧像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到太祖接续他做下去。虽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来说，毕竟是得到人接续，所做许多规模不白费。比如周武帝一时也自做得好，只是后嗣就如此弱了。后来虽得到一个隋文帝，终究是没什么用处。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家语》虽然记得不纯粹，却是当时的书。《孔丛子》是后来凭空撰写的。
《家语》只是王肃编纂的古录杂记。其书虽然多有瑕疵，但不是王肃所作。《孔丛子》是他所注之人伪作。读其开头几章，都效法《左传》的句式，已怀疑它。等到读其后序，就说他喜好《左传》，便可见。
《孔丛子》鄙陋得很，道理既无足取，文辞也不值得看。有一处记载“其君曰必然”等等，是什么话！
《管子》一书杂乱。管子以功业著称，恐怕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类，全像《曲礼》。其他篇章有像庄老。又有说得也卑下，直是小聪明处，不应管仲如此鄙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记载却详细。
《管子》不是管仲所著。管仲当时担任齐国政事，事务很多。稍空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有空闲功夫著书的人。著书者是不被任用之人。其书老庄说话也有。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写下来，并附以其他书。
问：“《管子》中说辟雍，说不是学校，只是‘君和’也。”先生说：“既然不是学校，‘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