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九

译罢了。学官不过是充数应付考试罢了，起初并不是有道德品行和学问技艺可以成为表率，仁义礼智，从头到尾一概不懂！国家元朝初年选拔人才就是这样，又能怎么办呢！」

译三位舍人撰写《干元统天》的经义，在解释“干元”时说道：“就像眼睛有视觉，耳朵有听觉，身体有气息，心灵有神志”等等。如今也没有这样的时文了。

现在的人撰写经义，就像醉汉说话一样。只是把许多话改头换面，说了又说，根本不成文章！

现在撰写经义的人，完全不考虑经文原意，务必自立学说，心粗胆大，敢于发表新奇诡异的言论。考官刚出这个题目，就已经想要他们立出奇说了。而且，出题时一定不肯依照经文的完整段落，都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这算什么义理！三十年前的人尚且不敢这样，只是因为一次省试出了“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三句，后来就形成了惯例。当时的人对此非常震惊，现在却习以为常了。于是导致后辈违背经书宗旨，争相追求新奇，迎合主考官的心意，助长了浮华竞争的风气，最终会怎样呢，令人担忧！令人担忧！王介甫的三经义固然不符合圣人的本意，但还让学者知道有所统一。不过是专心诵读本经，以及查看注解，用本注的说法作为文章辞藻，主考官考察其工拙，从而决定去留罢了。哪像现在这样违背经义，肆意发表奇谈怪论，而没有止境呢！当时神宗让王介甫编撰三经义，本意是好的。只是王介甫的学问不正，不足以阐发圣人的意旨，可惜啊。现在撰写经义的人，还不如撰写词赋；词赋不过讲究对偶工整，不敢像治经的人那样乱说。听说辽国废除科举后，就告示说，下次考试将在某经某史中命题，要求士子各自学习这些内容。使人心有所定止，专心研读一经一史，不过几次考试，就能通晓经史。这个方法很好。现在的主考官，务必出隐僻的题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耗费精神去查阅资料，茫然不知方向，这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当时有报告说，行遣试官牵强附会、破碎地出题。有人说：“这样行遣一次，也好。”我说：“我常说，不应当在题目上纠缠。这都是因为道术不统一，所以才这样。所以王介甫推行《三经新义》，说是‘一道德，同风俗’。是他真的能让天下学者都只读这些东西，再不敢别走歪路胡说八道，上下都有个依据。如果有才华的人，自然能在他的框架内说好，依旧是好文章。而现在的人却务必出暗僻难懂的题目，以乘人之所不知，却怎么教他们不杜撰、不胡说呢！”有人说：“如果不出难题，恐怕都被别人先套牢做好了。”我说：“别管他。自己依旧是取到好文章，不耽误远方观听。现在却都是杜撰胡说，破坏后辈的心术，这不对。我常说，今天的学校科举不成法度。上面的人分明把士人当贼盗看待，士人也分明把自己当盗贼对待，动不动就鼓噪闹事，互相胁迫，这不是盗贼是什么？治理这个没有其他办法，只是严格禁止挟带书籍、传递义条，不许接续蜡烛，不久自然淘汰了一半。不是秀才的人，他自己也不敢来。虽然没有淘汰的名义，却有淘汰的实质。既然不许接续蜡烛，他自己就要逃跑，没办法再找人代笔。”有人说：“恐怕难以制止。现在只是省试和太学补试，就已经制止不住了。”我说：“也只是没人管。如果抓住一两个，真的严加惩处，谁敢犯法！这个必须从保伍做起，再从保正、社首那里索取保明状，五家为一保，互相担保。如果不是秀才，一定不给保明。如果抓住冒名顶替、缴纳两副三副试卷的人，一定将保明的人严加惩处，谁敢犯法！我曾经说，天下没有难处理的事，这种事，即使在黑地里脚趾缝里也能找出来，不知怎么竟没人管！”又说：“今天的科举考试也无法不通看。”有人说：“解额应当平均分配吗？”我说：“固然是应当平均。”有人说：“看来不必设立定额，只按几名终场卷子取一名，就够了。”我说：“不行。不久就会助长冒名顶替、缴纳试卷的弊端。还是给他设立定额。只是从今起，按照前三次考试中终场的人数计算，在这个数目内设立定额。三次考试之后，再重新平均一次。这样，多少就不会相差太远了。”于是谈到混补，说：“以前在朝廷时，赵丞相想要推行三舍法。陈君举想要推行混补，赵丞相不肯，说：‘现在天寒粟贵，如果再次混补，必须增加万余人，米价会更加暴涨！’我说：‘主张混补的人固然错误，主张三舍的人也未尝得当。不论其他，只说州郡哪里来那么多钱粮供养他们？入学的既有三舍法的利益，又有科举的利益，不入学的只有科举一条路，这里就不公平。利益所在，谁不趋附？看来只把太学解额平均分配到各路，就没事了。现在太学解额，七人取两人。即使七人取一人也由我，十人取一人也由我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取一人也由我。现在自己设立一个不平等的标准放在这里，怎么要求人趋附呢！’有人问：“恩榜对国家无益，可以去掉吗？”我说：“这又去不得。去掉就伤害仁恩，人一定会怨恨。看来只好作为文学的辅助”

译若教育制度有缺漏，就确立某州设置若干名文学、若干名助教，根据当地士人的多少来确定员额，如同宗室宫观的惯例，让他们自行指射占补缺额，互相接替任职，不要强迫他们出来做官。这样既不损害仁爱的恩惠，又没有年老昏聩、贪婪卑劣、不务正业的弊病了。」杜佑在《通典》中说，释奠的地方设有文学、助教等官职。于是谈到俸禄法令，说：「今天的俸禄法令更不必说了，实在是不公平。且如宫观祠禄，不久又都指占某州某州。大概州郡的财赋各自不同，有的起初定下的额度有厚薄之分，有的后来有增减，不久人们都去占据富庶的地方。虽然说州郡富庶，被人争抢多了，也供应不过来。不久本州本郡的俸禄不曾发放，只得去应付其他地方的人了。」于是又谈到经界（土地丈量）。有人说：「刚开始做，也必定会扰民。」回答说：「如果处理得有法度，有什么扰民的呢？现在只是人人都不懂，所以被人蒙蔽说难以实行。偶尔有一两个懂得的，终究不足以胜过不懂的人那么多。如果人人都教他们计算，教他们依法丈量，他们便无法蒙蔽了。丈量的方法极多，只有依法计算丈量最容易，自从绍兴年间，秦丞相推行过一次直到今天。看来是苏绰以后，到绍兴年间才得以推行一次，现在弊端又多了。看来必须每三十年再丈量一次，才能常常没有弊端。因为人家的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然不同，富者变贫，贫者变富，不久弊病败坏就多了，隐匿田产、匿名占田，无所不有。必须每三十年再丈量一次，那么趁着弊端少而容易用力，人们习以为常，也就没有地方容许奸诈了。总之，既然实行，怎么能完全没有弊端呢？只是得到大纲好，其中难道没有少许弊端吗？只如秦丞相在绍兴年间推行，怎么能完全没有弊端呢？只是十分弊端，也须革去九分半，所余的只有一分半而已。现在的人却情愿承受这十分重的弊端压在头上，都不管。等到才有一人想要治理，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的弊端来挑剔，认为决不可行。如被人少了一百贯一千贯却不管，等到被人少了一百钱一千钱，便反而要管。现在的人都是这种见识。现在分明是有个天下国家，没有一个人肯把它当作自家的东西看待，不可明说。我常说，天下的事情之所以终究做不成，只是败坏在懒惰和私心而已！懒惰，则士大夫不肯承担责任。有一种说法，我只认做三年官就走，谁能闲心理会闲事，闲讨烦恼！我不理会，也能好好做官去。其次是豪强大户群起遮拦，恐怕法令实行就夺去他们的利益，全都用来纳税。只有这两者作为阻碍而已。」又说：「事情没有处置不了的。事事自有个恰当的地方，只是不会思考，不得其法。只如旧时科举没有固定的日期，不久人来这州考试了，又去那州考试；州里考试了，又去漕司考试；没有理顺的地方。不知谁那么聪明，会思考定为八月十五日，多年的弊端，一朝而革除，这个才叫处置事情。圣人做事之所以动中机会，便是如此。」又说：「凡事须看透背后去。」于是举起手掌说：「且如这一件事，看见这一面是如此，便须看透那手背后去，才行。如同国手下棋一着，便看得见数十着以后的棋路。如果只看这一面，怎么能看见那事的端倪？还说什么治国之道！」

译包显道谈论科举的弊端。先生说：“像其他经典尚且只是就文字意义上来讲，最不成话的是《春秋》，多是去探求言外之意，说得不成样子。我说，这都是‘侮圣人之言’！倒不如像王介甫那样，索性废了，还强些。”又笑着说：“常有一人作《随时变通论》，都说要复古。到了论述科举要恢复乡举里选，却说必须停二十年再行，要等那种子尽了才行。说得也有道理。”

器远问：“如今士人习作时文来应举，这样应当有个转变的地方吗？”先生说：“我从前看，只见天下怎么会有那么多道理！如今看来，只有一个道理，只有一个学问。在下位的人也应当这样学，在上位的人也应当这样学。在上位的人如果好学，自然能明晓道理，许多弊政，也自然能看见需要整顿。如果上位者好学，便在学舍中选举贤儒，像胡安定、孙明复这样的人担任教导之官；又必须将科目全部改变，完全讲求经学，这才会好。现在暂且不说士子，且看朝廷许多奏表，支离破碎、蔓衍冗长，说的是些什么！如诰命宰相，只需说几句告诫的话，这样就足够了。”敬之说：“先生常说：‘表奏之文，是下级谄媚上级；诰敕之文，是上级谄媚下级。’”

问：“今日科举的弊端，假使有可为之时，这办法怎么样？”先生说：“也废不了它。但也必须有个道理。”又说：“还须兼用其他科目来取士。”

“如今的时文赋却无害于理，经义大不便，分明是‘侮圣人之言’！如今年三位知举所上的札子，论举人用字，理会这个能济什么？今日暂且不论变革科举法。只是上位者主张分别善恶，提拔任用正直之人，使士子稍微知道趋向，那么人心自然改变，也有可观之处。”可学问：“欧阳公当时变革文体，也是上位者主张的吗？”先生说：“他是变革其诡怪。但这类事，也必须平日先有服人之理，才可以。”舜功问：“欧阳公的《本论》也好，但结尾未尽。”先生说：“《本论》精密却过于《原道》。《原道》言语皆自然，《本论》却生硬勉强。观其意思，乃是圣人许多忧虑做出来的，却没有自然气象。下篇不可晓。”德粹说：“以拜佛，知人之性善。”先生说：“也有说法。佛也教人为善，所以他以此观察。”

如今科举的弊端极深了！乡举里选之法是第一义，如今不能实行。只是就在科举法中与之安排，且改变如今经义的格式，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经大义。一次考试考《春秋》，一次考试考三礼，一次考试考《易》《诗》《书》，禁止怀挟。出题，便写出注疏与诸家之说，而用己意判断。策论则试以时务，如礼、乐兵、刑之类，这样也不为无益。想要革除奔竞之弊，就均衡各州解额，稍减太学的解额。太学则罢月书季考之法，都限定以省试，只取经明行修之人。这样，也差不多可以了。

因而说到今日各地解额太不均，先生说：“只将各州终场的人数，与合发解人数定便了。又不是天造地藏有定数，何故不敢改动？也是好笑！”

有人说太学补试，动辄一二万人之冗杂。先生说：“要得不冗杂，将太学解额减损，分布于各州军解额少的地方。这样，那么人都只在本州军试，又何苦去补试呢！”

临别，先生留饭。坐间出示理会的科举文字，大要想要均衡各州解额，仍请求罢诗赋，专经学论策，条目井然有序。说：“且得士人读些书，三十年后，恐怕有人出来。”

乙卯年，先生作《科举私议》一通，付过看。大概想要在三年前晓示，下次科场，以某经、某子类、某史试士人。如大义，每道题只六百字，其余两场也各不相同。后次又预先以某年科场，另以某经、某子类、某史试士人，盖欲使其逐番精通。过想要借录，不许。

先生说时文的谬误，说：“如科举后便下诏，今番科举第一场出题在什么经内；论题出在什么史内，如《史记》《汉书》等，广说二书；策只出一二件事。差不多三年之间，专心去看得一书。得底的固然是好，不得底的也逐番看得一般书仔细。”

先生说：“礼书已定，中间无所不包。我常想作一个科举法。如今的诗赋实为无用，经义则未离开说经。但改变其虚浮的格式，如近古义，直述大意。立科取士，以《易》《诗》《书》为一类，三礼为一类，《春秋》三传为一类。如子年以《易》《诗》《书》取士，则以前三年举天下皆理会此三经；丑年以三礼取士，则以前三年举天下皆理会此三礼；寅年以《春秋》三传取士，则以前三年举天下皆理会此《春秋》三传。如《易》《诗》《书》稍易理会，故先用此”

译一类选取人才。如此周而复始，每次科举所出的策论题目，都有固定的出处。比如某本书出论题，某本书出策题，像天文、地理、乐律这类科目，都指定让学者学习，并以此作为考题。」贺孙说：「这种方法如果实行，只怕暂时没有合适的考官。」先生说：「必须事先让考官学习这些内容。」

译李先生说：“如今研习《春秋》的人，都让他们各自专习一家传注，并研习谁家的解说，只能依照那家的说法，不能凭主观臆断。”先生又说：“六经都可以这样，在下级学官考核时，都让他们定下来。”

现在的人都不曾读书，不会出题。《礼记》有无数好处，很适合出题。

科举的根源不好。是说考官只是这类人。

张孟远写信来讨论省试策论的题目，说现在的弊端，在于只信赖法律而不信赖人。孟远说现在凡事都因为不能守法而受损。先生说：“这都是片面的说法。现在是要做好事，却因为碍于法律而不能施行；等到做不好的事，就立刻逾越法律不顾忌，只是不勇于为善罢了。”

“科举是法律的弊端。大抵制定法律，只是制定一个选拔人才的法则。如果有奉行法律的人不合适，却不关法律的事，只要选拔到合适的人就可以。现在却是法律本身有弊端，即使有贤良的官吏，也无可奈何。”王嘉叟说：“朝廷只有两种法律：一种是排连法，现在的铨选部门就是这样；一种是信采法，现在的科举就是这样。”

问：“现在的学校，除了麻沙刻印的时文册子之外，其他未曾过问。”回答说：“怪他们不得，上面用来教导的不过如此。然而上面的人不曾思量，时文这一件事，学子自己本来就很着急，何必要你教！你设立学校，正好教他们理会本分的事业。”又说：“太学是风化的源头，所谓‘季考行艺’，‘行’尤其可笑，只是每月占去一天的伙食罢了。”先生笑着说：“多么简易啊！”又说：“天下的事，大正就难，像学校间小正必须可以。”回答说：“大处正不了，小处更难。才一动，就有掣肘，如何正得！”这是琮说的。

因为说到科举所录取的文章，多是轻浮，不切实明白。于是叹息说：“最值得忧虑的，不是说秀才做文章不好，这事关系世道变迁很大。东晋末年，文章一切含糊不清，是非都没有理会。”

有少年应试教官。先生说：“你为何要去应试教官？如今最没道理，是让人带着文书来应试谋求教官职位。我曾经经历各州，教官都是许多小孩子，胡须还没长出来；入学的大多是年纪大的人，如何能信服他们；我思量，必须立个定制，不到四十岁以上不得担任教官。”又说：“必须废除堂除，以及注授教官，却聘请本州当地的先生来做。如福州，就让林少颖这样的人做，士子也会归心，他教导也一定不马虎。”又说：“只见泉州的教官却老成，意思却好。然而他教导人也不对，如教人编抄很长的文字。”又说：“现在教授的职务，只教人做科举时文。如果科举时文，他们心心念念要争功名，如果不教他们，你说他们自己不做吗？何必要设官置吏，耗费俸禄教他们做？也必须是当职的人怕人们不懂义理，必须要教人懂得一些。如今全然没有这个意思，怎么能这样！”

在座有人说赴贤良科。先生说：“向来做时文应举，虽然是角虚而无实，然而还是直白，却不甚害事。现在最可怕的是叫做贤良的人，他们所写的策论，更读不得。因为世上只有这些时事，以前已经全说完了，自无可说的。如同榨酒相似，第一遍淋了，第二遍又淋了，第三遍又淋了。现在只管又去许多糟粕里只管淋，有什么可说的！既然无可说的，又只管要新。最切害的，是轻视德行，毁坏名节，崇尚智术，崇尚变诈，读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道是什么世变到这里，可畏！可畏！这都是不祥的征兆，隆兴以来不是这样。自隆兴以后有恢复之说，都要来说功名，起初不曾济得些事。现在看来，反而把许多元气都耗尽了。管子、孔门所不说的，而其言还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今将礼义廉耻一切扫除了，却来说事功！”

叶正则、彭大老想要实行混补，朝廷也同意，但担心粮食困难，所以没有实行。二人的意思，大抵是为了他们的同乡罢了。朝廷说“现在太学的文章不好”，却不知道不好的原因。即使时文做得十分好，能济什么事！我有一个策略：各州的解额，取现在三举终场人数最多的，以宽处为准，都给予增加。省试录取的人数却不增加。其补试，却用科举年八月十五日开试。如果想要就补，必须舍弃解试才可以。这样，大概人会有坚定的志向，免得如此奔竞喧哄。

说到赵丞相想要实行混补，叹息说：“现在的大伦，这样不成样子！身为宰相，应以何为急？却要急去理会这样的事，怎么能这样不识轻重！这都是衰乱的姿态。只看宣和末年，番人将至，宰相说什么事，只看实录头一版便见，且说太学生做时文不好，你说识世界吗！现在待补取士，有什么不得？怎么能说这样便取得人才，那样便取不得人才？只是乱说。待补的设立，也

译这就像掷骰子一样，姑且试着投掷，掷中了就能尝试，掷不中就不能尝试，姑且以此作为节制。难道掷中的就是对的，掷不中的就是错的呢？像这样做事，都是白费力气。我常说平均分配解额，只取各州三次科举考试终场人数的最大值作为定额，每百人录取几人，太学中那些泛滥的恩荫名额就全部省去了。原本在学的学生，听任他们依旧按照恩例处理。各路州的牒试都废除了，士人怎么能只安心于乡试呢？怎么自己却设立一个东西，引诱人们来奔走趋附！下面又如此逼仄狭窄，没有容身之处。怎么又只在细微末节的地方去处理呢！如果平均解额录取的人数多，或许担心最后恩科的名额过多，那就再设定一个分数上限；以前考中的人，却只依旧按照原来的限制，有什么不行的地方呢？他们只说近日太学中因为有待补的名额，不能广泛录取，以致太学中没有好文章。不知道时文的弊端已经到了极点，即使是乡试，又何曾有好文章让人津津乐道呢？如果要选拔人才，哪里能通过这几句开头语看出来呢？这简直是胡说！现在时文一天天趋向衰弱，一天天趋向巧饰细小，把士人的这些志气都消磨殆尽。不要说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刚废除时，太学中有无限好的人才，像胡邦衡之类，是什么样的气魄！写出的文章是多么豪壮！当时也自有不少人。等到绍兴年间渡江之初，也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写的文章极其粗犷，更没有委曲柔弱的姿态，所以也能涵养出气度。只看如今斤斤计较，写两句破题，这是多么衰颓的气象啊！

译有人问：“赵子直建议实行三舍法：先补入县学；从县学比试，进入州学；从州学贡送到行在补试，才能进入太学。怎么样？”回答说：“这是显然不可行的事。我曾写信对他说过，他自认为实行起来有次第，但最后必定大错特错。现在只是州县学里小小的补试，动不动就只是请托嘱托的私弊。如果就把这作为补试的地方，最后必定会兴起大狱。子直这样的人，都不去询访前辈。比如从前三舍法的弊端，我曾听老成之人说，刘聘君说，县学曾经分过一次肉，肉有内舍、外舍多寡的差别。偶然斋仆少给了一份，学生就用界方打斋仆，高声大怒说：‘我是内舍生，为什么却只得到外舍生的肉？’像这样没有廉耻的事无穷无尽，只是蔡京的法度如此。曾见胡珵德辉有话说：‘设立学校，是为了教导天下的人做忠臣、做孝子。国家的学法，始于熙宁，成于崇宁、大观年间。熙宁的法，是李定制定的；崇宁、大观的法，是蔡京制定的。李定，是天下最不孝的人；蔡京，是天下最不忠的人。难道有不忠不孝的人，他所立的法可以在天下施行吗！’现在想要实行三舍法，本来也没有其他说法，只是因为所取待补的人太多而荒废，真正老成的士人，大多不能到太学应试，太学因此得不到人。然而当初设立待补的意思，只是因为四方士人都来应试，行在拥挤，所以制定这个法。但又必须思量，导致四方士人拼命都要来赴太学试，是为什么呢？这是个弊端，必须从根本上去治理。我与子直的书曾说，如果怕人都来赴太学试，必须思量士人为什么都要来做。都是秀才，都没有古人教养的实质，而仕进的途径如此容易。正试既优厚，又有舍选，恩数厚，比起各州五六百人才解送一人，怎么不平等到这种地步！自然造成这样的弊病。不在这处医治，却只去治理其末节！现在要好，暂且明降指挥，从今太学并不许以恩例免除。如果在学的人援引旧例，则以从今新补入的开始。他们未入的人幸得入而已，来不及计较这个。太学既然没有非分的恩惠，又在乡举名额窄的地方增加，那么人人自然安于乡里，何苦都要入太学！不在这处整理，还说甚么？高抑崇，秦桧举荐他做司业，抑崇是龟山的门人。龟山对于学校的弊端，有很多议论，他并非不熟悉听闻讲论，到了可以施行的时候，却略不施行。秦桧本来厌恶程学，后见他用这个人，人们无不互相庆贺，以为大概善类得以互相汲引。后来却大不然，一向苟合取媚而已！学校以前的整顿固然难。在那时兵兴之后，如果从头依自家的好规模整顿一番，岂不可为？他当时在秦桧面前，也不敢说到这个。”

因为谈论黄几先的话，说曾在周丈处见到虏中的赋，气脉厚。先生说：“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因为那边的人会。”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

朱子七

论兵

现在州郡没有兵权。先王的制度，内有六乡、六遂、都鄙的兵，外有方伯、连帅的兵，内外相互维系，缓急相互制约。

根本强，则精神折冲；不强，则招致灾祸。

有人说：“古人的兵，应当像子弟保卫父兄。而孙武、吴起之类，必定说与士卒同甘苦然后可以，这是子弟必定等待父兄施恩然后报答。”先生说：“巡视并抚慰他们，‘三军之士皆如挟纩’，这个意思少不得。”木之同。

凡是做守帅的，只教阅将兵，足够了。考核他们的年龄体力，淘汰斥退癃老衰弱的人，招补壮健的人，足够可以任用，何必再增添寨置军？其中衣粮或厚或薄，于是导致偏废。像这里的将兵，都差出接送了。

“辛弃疾颇谙晓兵事。说：‘兵老弱不淘汰可虑。从前在湖南收茶寇，令统领拣人，要一个可当十的，押得来便看不得，尽是老弱！问为什么如此？说，只拣得如此，间有稍壮的，各处借事去。州郡兵既然弱，都依靠大军，又如此！为今之计，大大地要拣汰，但所淘汰的人又没有安置的地方。’我从前见张魏公，说以分兵杀虏的形势。只因为虏人调发极难，元颜要侵犯江南，整整两年，才调发得聚集。他们那里虽然号令简，没有这里许多周遮，但他们那里的人才逼迫得太急，也容易变，所以要调发甚难。只有沿淮有很多捍御的兵。为我的计策，不如分几军趋向关陕，他必定拥兵于关陕；又分几军向西京，他们必定拥兵于西京；又分几军望向淮北，他们必定拥兵于淮北，其他去处必定空弱。又使海道兵捣海上，他们又着拥兵捍海上。我密拣精锐几万在此，估计他们的势力既分，于是乘其稍弱处，一直收复山东。虏人首尾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