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二
有守司空者，皆不可晓。』」神宗赠韩魏公尚书令，令后世不得更加侍中中书令，着为定制，其礼极隆。本朝惟韩公为然。饶录云：「盖已前赠者皆是以中书令兼尚书令，神宗特赠尚书令者，其礼极重。」后来蔡京改官制，遂奏云：『昔太宗皇帝尝为尚书令，今后更不除尚书令。』殊不知为尚书令者，乃唐太宗也。故唐不除尚书令，惟郭子仪功高特除，子仪坚不敢受，曰：『昔者太宗皇帝尝为此官，非人臣敢居。』朝廷遂加『尚父』之号。蔡京名为绍述熙丰故事，却恣意纷更，不知讹舛，举朝莫不笑之，而不敢指其非。又奏徽宗云：『尝面奉神宗圣旨，令改造尚书省。』尚书省者，神宗所造，规模极雄伟，国朝以来，官府所未有。讫工，神宗幸之，见壮丽如此，出令云：『今后辄敢少有更易者，以违制论！』自后宰相居之，辄不利：王珪病死，章子厚韩忠彦蔡确皆相继斥去。京恶之。是时蜀中有一士人姓家迎合其意，献唐尚书省图，云：『唐尚书省正厅在前，六曹诸司房在后，今皆反是；又土地堂在正厅之前，今却在后，所以宰相数不利。』京信其说，遂毁拆重造，比前苟简逼仄之甚，无忌惮如此！」又曰：「本朝太宗尝以中书令为开封尹，由开封尹入禅大统，故后来不除中书令；尹开府者亦不敢正除，必加『权』字。蔡京改官制，遂除中书令，当除底不除，谓尚书令。不当除底却除；又，尹开封者更不带『权』字。其悖乱无知，皆此类也！又京以三公为宰相，令人以『公相』呼己，而不得呼『相公』。后来秦桧亦如此，盖仿此也。」或问：「仆射名义如何？」曰：「旧云，秦时置仆射，专主射，恐不然。礼云：『仆人师扶左，射人师扶右，即周官太仆之职。君薨以是举。』仆射之名盖起于此。以其朝夕亲近人主，后世承误，辄失其真，遂以为宰相之号。如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汉因之，多是侍卫人主，或录云：「或执唾壶虎子之属，行幸则从，其初职甚微。」行则参错于宦官之间。其初犹以儒者为之，如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尝掌唾壶，是也。以其日与人主相亲，故浸以用事。尚书是掌群臣书奏，如州郡开拆司，管进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达。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辇、尚药之类，亦缘居中用事，所以权日重。按：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发书，故谓之尚书。尚，犹主也。中书，因汉武帝游宴后庭，去外庭远，始用宦者典事，谓之『中书谒者』；或录云：「故置中尚书，以宦者为之。」置令、仆射，尤与人主亲狎，故其权愈重。元帝时，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尝权倾内外。按：萧望之云：「中书政本，宜用士人。」盖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旧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尽归台阁，或录云：「台即尚书，阁即禁中也。」三公皆拥虚器，凡天下事尽入于中书。或录作「中尚书」。尝见后汉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尚书』，犹今言『殿下』、『陛下』之类，虽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见其居要地而秉重权矣。当时事无巨细，皆是尚书行下三公，或不经由三公，径下九卿。或录云：「三公之权，反不如九卿，所以汉世宦者弄权用事。」故东汉时不惟尚书之权重，九卿之权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者，盖当时谓六尚书台，犹今言尚书省也。曹操开魏王府，未敢即拟朝廷建官，或录云：「置中书。」但置秘书令，或录作「监」。篡汉之后，始改为中书监。以其素承宠任，故荀勖自中书迁尚书监，人贺之，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耶！』或录云：「『盖尚书又不如中书之居中用事亲密也。』问：『侍中是时为何官？』曰：『黄门监，即今之门下省。左右散骑常侍，皆黄门监之属也。』」西汉时中书之权重，东汉时尚书之权重，至此则中书之权复重，而尚书之权渐轻矣。」问：「『省』字何义？」曰：「省，即禁也。旧谓之『禁』，避汉元后父讳，遂改为『
译有担任司空的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神宗追赠韩魏公为尚书令，并规定后世不得再追赠侍中、中书令，将其定为定制，其礼遇极为隆重。本朝只有韩公是这样。饶录说：“大概以前追赠的人都是以中书令兼尚书令，神宗特意追赠尚书令，其礼遇极重。”后来蔡京改革官制，于是上奏说：“从前太宗皇帝曾担任尚书令，今后不再任命尚书令。”他哪里知道担任尚书令的，乃是唐太宗。所以唐朝不任命尚书令，只有郭子仪因功高特意任命，郭子仪坚决不敢接受，说：“从前太宗皇帝曾担任此官，不是人臣敢居位的。”朝廷于是加封“尚父”的称号。蔡京名义上是继承熙宁、元丰年间的旧例，却肆意更改，不知错误，满朝官员没有不嘲笑他的，却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又上奏徽宗说：“曾经当面奉神宗圣旨，命令改造尚书省。”尚书省，是神宗建造的，规模极为雄伟，本朝以来，官府所未有。完工后，神宗驾临，见到如此壮丽，下诏说：“今后敢稍有更改的，以违反制度论处！”此后宰相居住其中，往往不利：王珪病死，章惇、韩忠彦、蔡确都相继被贬斥。蔡京厌恶这种情况。这时蜀中有一位姓家的士人迎合他的心意，献上唐代尚书省的图，说：“唐代尚书省正厅在前，六曹诸司房舍在后，现在都相反；又土地堂在正厅之前，现在却在后，所以宰相屡次不利。”蔡京相信他的说法，于是拆毁重造，比以前简陋狭窄得厉害，肆无忌惮到了这种地步！”又说：“本朝太宗曾以中书令为开封尹，由开封尹进入禅让大统，所以后来不任命中书令；担任开封尹的也不敢正式任命，必定加‘权’字。蔡京改革官制，于是任命了中书令，应当任命的却不任命，指的是尚书令；不应当任命的却任命了；又，担任开封尹的不再带‘权’字。他的悖乱无知，都是这类情况！又蔡京以三公为宰相，让人以‘公相’称呼自己，而不让称呼‘相公’。后来秦桧也这样，大概是模仿他。”有人问：“仆射的名义如何？”回答说：“旧说，秦时设置仆射，专门主管射箭，恐怕不是这样。礼说：‘仆人师扶左，射人师扶右，即是周官太仆的职责。君主去世时以此举哀。’仆射的名称大概起源于此。因为他们朝夕亲近君主，后世承袭错误，就失去了真意，于是成为宰相的称号。如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也是这样。侍中是秦朝的官职，汉朝沿袭，多是侍卫君主，有的记载说：‘有的拿着唾壶、虎子之类，出行时跟随，起初职位很低微。’出行时参杂在宦官之间。起初还用儒者担任，如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曾掌管唾壶，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每天与君主亲近，所以逐渐掌权。尚书是掌管群臣书奏，如州郡的开拆司，管理进呈文书，凡是四方章奏，都由它传达。起初也很低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辇尚药之类，也因为居中掌权，所以权力日益加重。按：秦时少府派遣吏员四人，在殿中主管发文，所以称为尚书。尚，即主管的意思。中书，因为汉武帝游宴后庭，距离外庭远，开始使用宦官典事，称为‘中书谒者’；有的记载说：‘所以设置中尚书，由宦官担任。’设置令、仆射，尤其与君主亲近狎昵，所以权力更重。元帝时，弘恭为令，石显示为仆射，曾经权倾内外。按：萧望之说：‘中书是政事根本，应当使用士人。’大概自武帝开始使用宦官出入奏事，不是旧制。等到光武帝即位，政事不委任三公，而全部归于台阁，有的记载说：‘台即尚书，阁即禁中。’三公都拥有虚名，凡天下事全部进入中书。有的记载作‘中尚书’。曾见后汉群臣章奏开头说：臣某‘奏疏尚书’，犹如现在说‘殿下’、‘陛下’之类，虽然是不敢指斥而言，也足以见其居要地而秉重权了。当时事无巨细，都是尚书行下三公，有的不经由三公，直接下达九卿。有的记载说：‘三公的权力，反而不如九卿，所以汉世宦官弄权掌事。’所以东汉时不仅尚书权力重，九卿权力也重，就是这个原因。按：光武帝不委任三公，事归台阁，大概当时称六尚书台，犹如现在说尚书省。曹操开设魏王府，不敢立即拟朝廷建官，有的记载说：‘设置中书。’只设置秘书令，有的记载作‘监’。篡汉之后，才开始改为中书监。因为他们向来承受宠信，所以荀勖从中书迁任尚书监，人们祝贺他，荀勖说：‘夺我凤凰池，各位为何祝贺呢！’有的记载说：‘大概尚书又不如中书居中用事亲密。’问：‘侍中当时是什么官？’回答说：‘黄门监，即现在的门下省。左右散骑常侍，都是黄门监的属官。’西汉时中书权力重，东汉时尚书权力重，到这里中书权力又重，而尚书权力渐轻了。”问：“‘省’字什么意思？”回答说：“省，即禁。旧称为‘禁’，避汉元后父讳，于是改为‘
古者人主左右携提，执贱役，若虎贲缀衣之类，皆是士大夫，日相亲密，所谓「待御仆从，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大隔绝，人主极尊严，真如神明；人臣极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语而退。汉世禁中侍卫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国大儒而执唾盂，虽仪盆亦是士人执之。宋文帝时，大臣刘湛入见，则与坐语，初间爱之，视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后来厌之，视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后竟杀之！魏明帝初说：「大臣太重则国危，小臣太亲则身蔽。」当时于大臣已为之处置。后来左右小臣亲密，至使中书令某人上床执手，强草遗诏，流弊便有此事。汉宣惩霍光之弊，事必躬亲，又有宦者恭显出来。光武惩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御史大夫、谒者，谓之「三台」。
昔周公立许多官制，都有统摄连属。自秦汉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无些统摄连属了。
尚书、尚衣、尚食，尚乃主守之意，秦语作平音。
汉御史大夫，如本朝参知政事。
唐官皆家京师。
唐之仆射，即今之特进。他只是恁转将去。
唐之兵尽付与刺史、节度使。其它牙将之类，皆由刺史、节度使辟置，无如今许多官属。
唐之朝廷，有亲卫，有勋卫，有翊卫。亲卫，则以亲王侯之子为之；勋卫，则以功臣之子弟为之；翊卫，则惟其所选。公谨。
或问东宫官属。曰：「唐六典载东宫官制甚详，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统众务，则犹朝廷之尚书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领众局，则犹中书、门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设官，有各率其属之意。崇文馆犹朝廷之馆阁，赞善大夫犹朝廷之谏议大夫。其官职一视朝廷而为之降杀，此等制度犹好。今之东宫官属极苟简。左右春坊，旧制皆用贤德者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讲读数员而已。如赞善大夫诸官，又但为阶官，非实有职业，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疏略处，如东宫官属之不备是也。其旧尝入一札子，论东宫官制疏略，宜放旧损益之；不报。」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旧。府、卫，租、庸、调之法，皆是也。当时大乱杀伤之后，几无人类，所以宇文泰与苏绰能如此经营。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观者，唯宇文氏耳。苏绰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儒用。
唐六典，明皇时所选，虽有是书，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书却是齐整，然其说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宗本欲富强，其后因此皆迂曲缓弱了。左仆射行事，右丞相取旨，温公元佑间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虽名不齐整，然其实径直。绍兴间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权均矣。
因论神宗官制，右相反重：「前汉官制虽乱道，却是实主事，神宗时反徇名亡实。汉初制中书，后武帝倦勤，遂置内中书，宦官为之，石显之类是也。温公亦私造得一制度：左相主礼、吏、户三部，右相主兵、刑、工三部。后有一人要令六部尚书得自执奏，亦不行。今左右相兼掌三省事。」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参政兼六曹，如吏兼礼，户兼工，兵兼刑。枢密可罢，如此则事易达。又如宰相择长官，长官却择其寮。今铨曹注拟小官，繁据而又不能择贤。每道只令监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监司。」人杰因举陆宣公之言，以为「岂有为台阁长官则不能择一二属吏，为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寮」！曰：「此说极是。当时如沈既济，亦有此说之意。」
尝与刘枢言：「某做时，且精选一个吏部尚书，使得尽搜罗天下人才；诸部官长得自辟属官，却要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朝官未阙人时，亦未得荐。俟次第阙人，却令侍从以下各举一人二人。只举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进。今常常荐人，一切都淡了。又并天下监司，一路只着一漕一宪，茶盐将兼了。」因论尹穑不着胸中不好时，却尚解理会事。当时多并了官司，后来又复了。
译古代君主的近侍，负责提拿物品、执行低贱差役，像虎贲、缀衣这类人，都是士大夫出身，与君主朝夕相处，关系亲密。正如《尚书》所说：“侍奉君主的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他们早晚辅佐君主；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完善的。”不像现在那样隔绝严重，君主极其尊贵威严，真如神明一般；臣子极其卑微屈从，在庭下望拜，不说一句话就退下。汉代宫禁中的侍卫也是士大夫，像孔安国这样的大儒也拿着唾盂，即使是仪盆也是由士人拿着。宋文帝时，大臣刘湛入朝觐见，文帝就与他坐着交谈，起初喜爱他，看着日影西斜，只担心他离开；后来厌恶他，看着日影西斜，只担心他不离开，后来竟然杀了他！魏明帝起初说：“大臣权势太重则国家危亡，小臣过于亲近则君主被蒙蔽。”当时对大臣已经有所处置。后来左右小臣过于亲密，以至于中书令某人上床握手，强行起草遗诏，流弊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汉宣帝惩戒霍光的弊端，凡事必亲自处理，于是又有宦官恭显出来。光武帝惩戒王莽的弊端，不任用三公，政事归于台阁。尚书、御史大夫、谒者，称为“三台”。
从前周公制定许多官制，都有统摄连属的关系。自秦汉以来，都是因一件事设立一个官职，便没有统摄连属的关系了。
尚书、尚衣、尚食，“尚”是主守的意思，秦语读平声。
汉代的御史大夫，如同本朝的参知政事。
唐代官员都家在京师。
唐代的仆射，就是现在的特进。他只是这样转任上去。
唐代的军队都交给刺史、节度使。其他牙将之类，都由刺史、节度使征辟设置，没有像现在这样多的官属。
唐代的朝廷，有亲卫，有勋卫，有翊护。亲卫，由亲王、侯爵的儿子担任；勋卫，由功臣的儿子担任；翊卫，则随意选拔。公谨。
有人问东宫的官属。回答说：“《唐六典》记载东宫官制很详细，像一个小朝廷。设置詹事以统领众务，就像朝廷的尚书省。设置左右二春坊以统领众局，就像中书、门下省。左右春坊又都设官，有各自率领其属下的意思。崇文馆如同朝廷的馆阁，赞善大夫如同朝廷的谏议大夫。其官职都参照朝廷而降低等级，这些制度还好。现在的东宫官属极其简陋。左右春坊，旧制都用贤德的人担任，现在却用武弁中稍有才能的人，其次只有讲读官几员而已。像赞善大夫等官，又只是阶官，并非实有职事，神宗用《唐六典》改官制，于是有疏略的地方，像东宫官属不备就是这样。他以前曾上奏章，论说东宫官制疏略，应该仿照旧制损益；没有回复。”又说：“唐代的官制，大体沿袭隋代的旧制。府、卫，租、庸、调的法令，都是这样。当时大乱杀伤之后，几乎没有人了，所以宇文泰与苏绰能这样经营。三代以后，制度稍可看的，只有宇文氏。苏绰是一代的奇才，现在哪里能得一个人像他这样！”儒用。
《唐六典》，是明皇时选定的，虽然有这本书，然而其建官却不依照这个。这本书倒是整齐，然而其说法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欢它，一一依照这个定官制。神宗本想富强，其后因此都迂曲缓弱了。左仆射行事，右丞相受旨，温公在元佑年间很苦于此，上奏章要改祖宗官制，虽然名称不整齐，然而其实径直。绍兴年间因为不便，才改它，二相的权力均等了。
因为论说神宗官制，右相反重：“前汉官制虽然混乱，却是实主事，神宗时反而徇名亡实。汉初制中书，后来武帝倦勤，于是设置内中书，宦官担任，石显之类就是这样。温公也私自制定了一个制度：左相主礼、吏、户三部，右相辅兵、刑、工三部。后来有人要令六部尚书得自执奏，也没有实行。现在左右相兼掌三省事。”
“现在朝廷只需设置一相，三参政兼六曹，像吏兼礼，户兼工，兵兼刑。枢秘可罢，这样则事易达。又如宰相择长官，长官却选其属官。现在铨曹注拟小官，繁琐据守而不能选贤。每道只令监司差除，也好。每道仍只用一监司。”人杰于是举陆宣公的话，认为“岂有为台阁长官则不能择一二属吏，而为宰相则可择千百具寮”！回答说：“此说极是。当时像沈既济，也有此说之意。”
曾与刘枢说：“我做时，且精选一个吏部尚书，使得尽搜罗人才；诸部官长得自辟属官，却要通过中书、吏部尚书考察。朝官未缺人时，也不得荐。等到次第缺人，却令侍从以下各举一人二人。只荐一二人，他们也不敢以大段非才者进。现在常常荐人，一切都淡了。又合并天下监司，一路只置一漕一宪，茶盐将兼了。”因为论说尹穑不着胸中不好时，却尚能理会事。当时多合并了官司，后来又恢复了。
陈同父谓：「今要得国富兵强，须是分诸路为六段，六曹尚书领之。诸州有事，祇经诸曹尚书奏裁取旨。又每一岁或二岁，使一巡历，庶几下情可达。」先生曰：「若广中四川之类，使之巡历，则其本曹亦有废弛之患。」陈曰：「剧曹则所领者少，若路远则兵、工部可为也。」曰：「此亦是一说。」
译陈同父说：“现在想要国家富裕、军队强大，必须把各路分为六段，由六部尚书分别统领。各州若有事务，只经过各部尚书上奏裁决，再取旨意。又每年或每两年，派一人巡视，这样或许下情可以上达。”先生说：“如果像广东、四川这类地方，派他们去巡视，那么他们原本管辖的部门也有荒废松弛的祸患。”陈同父说：“事务繁重的部门就统领的地区少，如果路途遥远，可以由兵部、工部来担任。”先生说：“这也是一说。”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属已各令其长推择。今天下之大，百官之众，皆总于吏部。下至宰执干办使臣，特其家私仆尔，亦须吏部差注，所以只是羇羇地鹘突差将去，何暇论其人之材否！今朝廷举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监寺，监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备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过在朝职事官，其姓名亦岂难记！然省中必下之礼部，礼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拟定申部，部申省，省方从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书关中书取旨，中书送门下审覆，门下送尚书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无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职，汉人只以九卿厘庶务，事各归一。本朝建官重三迭四，多少劳扰！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办，必得刚健大有为之君自要做时，方可。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须是刚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诸路兵将官，有总管、路分、路钤、都监、监押、正将、副将，都不曾管一事。厢军既无用，又养禁军；禁军又分拣中、不拣中两等，然亦无用，又别养大军；今大军亦渐如厢、禁军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变，使民不倦」，今变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动。国初缘藩镇强，故收其兵权，置通判官；故已无前日可防之弊，却依旧守此法，可谓不知变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缪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为；强者又必妄作以挠郡政，是何益哉！
「自秦置守、尉、监，汉有郡守，刺史如今监司，专主按察。至汉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权，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权独重。后来或置或否。汉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历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后也，遂去郡而为州，故刺史兼治军民而守废。至隋，又置郡守。后又废守，置刺史，而刺史遂为太守之职。某尝说，不用许多监司。每路只置一人，复刺史之职，正其名曰按察使，令举刺州县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数员以佐之，如转运判官、刑狱判官、农田判官之类。农田专主婚、田，转运专主财赋，刑狱专主盗贼，而刺史总之。稍重诸判官之权，资序视通判，而刺史视太守。判官有事欲奏闻，则刺史为之发奏。刺史不肯发，则许判官自径申御史台、尚书省，以分刺史之权。盖刺史之权独专，则又不便。若其人昏浊，则害贻一路，百姓无出气处，故又须略重判官之权。诸判官下却置数员属官，如职幕官之类。如此，则重权归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则举刺一路，岂不简径省事，而无烦扰耗蠹之弊矣。」问：「今之主管，资格亦视通判？」曰：「然。但权轻不能有所为，只得奉承运使而已。若分为判官，俾得专达，则其权重，而监司亦不敢妄作矣。」
姚崇择十道使之说甚善。范富天章所条，亦只说到择监司而已。今诸路监司猥众，恰如无一般。不若每路只择一贤监司，其余悉可省罢。
监司，每路只须留一人。拣其无风力者，且与一郡而择去之。
铨择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监司，选人付之郡守，各令他随材拟职；州申监司，监司申吏部，长贰审察闻奏，下授其职。却令宰相择监司，吏部择郡守。如此，则朝廷亦可无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朝廷只当择监司、太守，自余职幕县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责成。天下须是放开做，使恢恢有余地乃可。浩。
因论荐举之弊，曰：「亦不难革。只是择诸路监司，并得一好吏部尚书，拣荐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须得人。今胡乱荐来，但不犯赃罪便得。若犯了赃，不过降得两官，安得不胡荐！」
监司荐人，后犯赃犯罪，须与镌三五资：正郎则降为员郎，员郎则降为承议郎以下。若已为侍从，或无职名可镌，则镌其俸，或一切不与奏荐。如此，则方始得它痛，恁地也须怕。今都不损它一毫！
只管说官冗，何不于任子上更减？今员外所得恩数，展至正郎，正郎恩数，迤逦展上。合奏京官者，且与选
译古时候王畿方圆千里罢了，然而官属已经各自让长官推举选择。现在天下如此广大，百官如此众多，都统归于吏部。下至宰相、执政、干办、使臣，只不过是他们家私仆役罢了，也必须由吏部差遣注授，所以只是胡乱地草率差遣出去，哪里有空闲去论究人的才能与否！现在朝廷办事，三省下达给六部，六部下达给监寺，监寺却申报给六部，六部又详细申报给三省，三省又依照所申报的施行下达。只是祭祀差遣官员，那人不过是在朝职事的官员，他的姓名难道难记吗！然而省中一定要下达给礼部，礼部下达给太常寺，太常寺才拟定申报给礼部，礼部申报给省，省才依照所申报的差遣官员，不知为何要如此迂回曲折？只是三省的事也是这样，尚书关文给中书取旨，中书送门下审覆，门下送给尚书施行。又如既然有了六部，就没有必要设九卿。周朝只用六卿分职，汉朝只用九卿厘定庶务，事情各自归于一处。本朝建官重叠重复，造成多少劳扰！这必须在大有作为之后彻底改革。如果只是宰相有志，也不能办到，必须得到刚健大有作为的君主自己想要做时，才可以。《尚书》说：“真正聪明的人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必须是刚明智慧勇敢，超出人意料的君主，才能建立天下的事业。又如今各路兵将官，有总管、路分、路钤辖、都监、监押、正将、副将，都没有管理一件事。厢军既然无用，又养禁军；禁军又分选中的、不选中的两等，然而也无用，又另外养大军；现在大军也逐渐像厢军、禁军了！这是耗费蛀蚀多少！“通晓变化，使百姓不疲倦”，现在变了却不通达，百姓都疲倦了，所以鼓舞不动。建国初年因为藩镇强大，所以收回他们的兵权，设置通判官；现在已经没有从前可以防备的弊端，却依旧守着这个办法，可以说是不知道变通。只是通判是要何用？庸劣的人事事不管，只任由知州自行其是；强势的人又必定妄为以扰乱郡政，有什么益处呢！
“自从秦朝设置守、尉、监，汉朝有郡守，刺史如同现在的监司，专门主管按察。到汉末让刺史掌管军队，于是侵夺了郡守的权力，兼管民事，而刺史的权力独重。后来有时设置有时不设置。汉朝有十二州，一百零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历代增添设置的州名越来越多而郡越来越少。又在那之后，于是废除郡而改为州，所以刺史兼管军民而太守废除。到隋朝，又设置郡守。后来又废除太守，设置刺史，而刺史于是成为太守的职务。我曾经说过，不需要这么多监司。每路只设置一人，恢复刺史的职务，正其名曰按察使，让他举发刺探州县官吏。其下却设置几名判官来辅佐他，如转运判官、刑狱判官、农田判之类。农田判官专门主管婚姻、田产，转运判官专门主管财赋，刑狱判官专门主管盗贼，而刺史总领他们。稍微加重各位判官的权力，资历序列比照通判，而刺史比照太守。判官有事想要奏闻，就由刺史代为发奏。刺史不肯发奏，就允许判官直接申报御史台、尚书省，以分刺史的权力。大概刺史的权力独专，就不方便。如果那人昏庸浑浊，祸害就会遗留给一路，百姓没有出气的地方，所以又必须略微加重判官的权力。各位判官之下却设置几名属官，如职官、幕官之类。这样，那么重权归于一处，太守自己治理州事，而刺史则举发刺探一路，岂不是简捷省事，而没有烦扰耗费蛀蚀的弊端了吗。”问：“现在的主管，资历序列也比照通判吗？”回答说：“是的。只是权力轻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奉承运使罢了。如果分为判官，让他们得以专达，那么他们的权力重，而监司也不敢妄为了。”
姚崇选择十道使的说法很好。范纯仁所条陈的，也只是说到选择监司罢了。现在各路监司杂乱众多，恰如没有一般。不如每路只选择一位贤能的监司，其余全部可以省罢。
监司，每路只需要留下一人。挑选那些没有威风力量的，暂且给一个郡而选择去掉。
选拔的方法，只好京官交给监司，选人交给郡守，各自让他们根据才能拟定职位；州申报监司，监司申报吏部，长官、副长官审察奏闻，下达授予职位。却让宰相选择监司，吏部选择郡守。这样，那么朝廷也可以无事，又何必担心得不到合适的人呢！
朝廷只应当选择监司、太守，其余职官、幕官、县官，容许他们各自征辟所知之人，才可以责成。天下必须放开来做，使宽绰有余地才可以。浩。
因为论及荐举的弊端，说：“也不难革除。只是选择各路监司，并且得到一个好的吏部尚书，挑选荐举的不是人才的人退去，就必须得到合适的人。现在胡乱荐举来，只要不犯赃罪就可以。如果犯了赃，不过降两官，怎么能不胡乱荐举呢！”
监司荐举人，后来犯赃犯罪，必须削去三到五资：正郎则降为员外郎，员外郎则降为承议郎以下。如果已经担任侍从，或者没有职名可削，就削去他的俸禄，或者一概不给予奏荐。这样，那么才开始让他感到痛苦，这样也必须要害怕。现在都不损害他丝毫！
只管说官员冗杂，为何不在任子上再减少？现在员外郎所得的恩数，展延到正郎，正郎的恩数，逐渐展延上去。符合奏授京官的，暂且给选
人，又何害？不肯索性理会一番，只是恐人怨谤。祖宗时亦几次省削了，久而自定，何足恤耶！浩。
译人，又有什么妨害呢？不肯彻底处理一番，只是害怕人们怨恨诽谤。祖宗时期也曾几次削减过，时间久了自然安定，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浩。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汉分明，然与今日事势名实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罢其冗员，存其当存者，亦自善。
某尝谓，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须房杜姚宋之徒，方能处置得天下事。后之当此任者，怪他不能当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强得！
客有为固始尉，言淮甸无备甚。先生曰：「大臣虑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须虑周于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边，便全然掉却那一边。如人为一家之长，一家上下也须常常都计挂在自家心下，始得。」
今日言事官欲论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进文字。
先生阅报状，见台中有论列章疏，叹曰：「『射人须射马，擒贼须擒王』，如何却倒了！」
「古人云，左史书言，右史书动。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记之。」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
国子司业学官尚可为。天下人材所聚，庶几有可讲学成就者。然今日为之，明日便当改作，使士人毋以利为心。若君无尊德乐道之诚，必不能用。
治愈大则愈难为，监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县。盖这里有仁爱心，便隔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为做，便无缘得及民。
某尝谓，今做监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体却由自家。监司虽大于州，州虽大于邑，然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顿！
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今人都不理会。
俞亨宗云：「某做知县，只做得五分。」曰：「何不连那五分都做了？」自修。
襄陵许子礼作县法：「开收人丁，推割产税」二句。
「开落丁口，推割产钱」，是治县八字法。词牒无情理者不必判。先减书铺及勒供罪状不得告讦之类。叶子昂催税，只约民间逐限纳钱上州，县不留钱。
有一朋友作宰，通监司书，先说无限道理。陈公亮作帅，谓之曰：「若要理会职事，且不须此迂阔。」某以为名言。
前辈说话可法。某尝见吴公路云：「他作县，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则积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转添得繁剧，则多粗率不子细，岂不害事！」
谓李思永曰：「衡阳讼牒如何？」思永曰：「无根之讼甚多。」先生曰：「与他研穷道理，分别是非曲直，自然讼少。若厌其多，不与分别，愈见事多。」
问德粹：「婺源旱如何？」滕答云云。先生曰：「最有一件事，是今日大弊，旱则申雨，检荒则云熟，火烧民家则减数奏。到处如此！」
某人为太守，当见客日分，先见过客，方接同官及寄居宾。人问其故。曰：「同官有禀议待商量区处，颇费时过客多是略见即行，若停轧在后，恐妨行色。」此事可法。
朝廷设教官一件，大未是。后生为教官，便做大了。只历一两任教官，便都不了世事。须是不拘科甲，到五十方可为之；不然，亦须四十五。
律：主簿管押一县簿，凡事尽与之知；录事录一郡事，太守有事，许知录奏闻。谓之「知录」者，以官稍大，如今知县之类。
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与立。
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
尝叹州县官碌碌，民无所告诉。兼民情难知，耳目难得其人，看来如何明察，亦多有不知者。以此观之，若是见得分明决断时，岂可使有毫发不尽！又叹云：「民情难知如此，只是将甚么人为耳目之寄！」
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须是自高一着，方判决得别人说话。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见子细！又如今两人冢炒，自家要去决断他，须是自家高得他。若与他相似，也断他不得，况又不如他。李虽不与熟，尝于其见先人时望见之，先人称其人有才略。因云：「今做官人，几时
译兵制、官制、田制，即便考察得夏商周三代和西汉时期十分清楚，然而与当今的时势、名实都不相符合，无法适用。比如官制，不如暂且依据当今的官制，裁减那些冗员，保留应当保留的，这也自然是很好的。
我曾经说，宰相是像舜、禹、伊尹、周公那样被派遣来治理天下的。低于这个层次，也必须是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这类人，才能处理得好天下大事。后世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不能怪他们承担不了天下的事务。这是他们的人品只达到这样，能力有所不足，怎么能勉强呢！
有位客人担任固始县尉，说淮甸地区防备非常空虚。先生说：“大臣考虑四方事务，如果位居宰相，也必须对四方考虑周全，才行。如今的宰相只考虑到一方面，就完全忽略了另一方面。就像人作为一家之主，全家上下也必须常常都记挂在自己心里，才行。”
如今言事官想要议论一件事或一个人，都先探听上意如何，然后才进呈奏章。
先生阅览奏报，看到御史台中有弹劾的章疏，感叹说：“‘射人须射马，擒贼须擒王’，怎么反而颠倒过来了！”
“古人说，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行动。如今这样区分不开，只能合并记录。”直卿说：“可以区分的，只是事情罢了。”先生说：“也区分不开。所说的话，就实行出这件事来。”
国子监司业这样的学官还可以担任。天下人才聚集的地方，或许能有讲学成就的人。然而今天担任这个职位，明天就应当改任，让士人不要以利益为心。如果君主没有尊崇道德、喜爱大道的诚意，必定无法任用。
职位越高越难做好，监司不如做郡守，做郡守不如做县令。因为这里有仁爱之心，便隔了一层。要做件事，他不亲自去做，就无法惠及百姓。
我曾经说，如今做监司，不如做州郡长官；做州郡长官，不如做一个县的县令；事情却由自己掌控。监司虽然比州郡大，州郡虽然比县邑大，然而都被下面的人做坏了，上面怎么整顿！
担任太守和县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就是军政，如今的人都不理会。
俞亨宗说：“我担任知县，只做到了五分。”先生说：“为什么不把那五分也都做了？”自修。
襄陵许子礼治理县政的方法：“开收人丁，推割产税”这两句。
“开落丁口，推割产钱”，是治理县政的八字法则。诉状没有情理的，不必判决。先减少书铺以及勒令供认罪状不得告发检举之类的事。叶子昂催缴赋税，只约定民间按期限把钱缴纳到州府，县里不留钱。
有一位朋友担任县令，给监司写信，先说无限的大道理。陈公亮担任帅臣，对他说：“如果要处理职事，暂且不需要这些迂阔之谈。”我认为这是名言。
前辈的话值得效法。我曾经看见吴公路说：“他担任县令，不敢休旬假。休一日假，就积压下一日的事，到最后自己要做，反而增添繁杂，就多粗率不仔细，岂不害事！”
对李思永说：“衡阳的诉讼文书怎么样？”思永说：“没有根据的诉讼很多。”先生说：“与他探究道理，分别是非曲直，自然诉讼就少了。如果厌烦诉讼多，不与分别，反而显得事情更多。”
问德粹：“婺源旱灾怎么样？”滕回答说云云。先生说：“最有一件事，是今日的大弊病，旱灾就申报求雨，检查荒田就说丰收，火烧民家就减少数目上报。到处都这样！”
某人担任太守，在接见客人的日子，先接见过客，然后才接待同僚及寄居的宾客。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同僚有禀议等待商量处理，颇费时间；过客大多是略见一面就走，如果停留在后，恐怕妨碍他们的行程。”这件事值得效法。
朝廷设置教官这一项，大是不对。后生担任教官，就自以为了不起。只经历一两任教官，就都不懂世事。必须是不拘科举出身，到五十岁才可以担任；不然，也必须是四十五岁。
律法规定：主簿掌管一县的簿籍，凡事都让他知道；录事记录一郡的事务，太守有事，允许知录奏闻。称为“知录”的，因为官职稍大，如今知县之类。
官职无论大小，凡事只有一个“公”字。如果公正，做起来也精彩。即使是小官，人们也望风畏服。如果不公正，即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落得个没有好下场。与立。
如今做官的人不能尽心尽职，是没有那种“先从事后吃饭”的心。
曾经感叹州县官平庸无能，百姓无处申诉。加上民情难以知晓，耳目难以找到合适的人，看来如何明察，也有很多不知道的情况。由此看来，如果看得分明、决断时，怎么能让有丝毫未尽！又感叹说：“民情如此难以知晓，只是拿什么人来寄托耳目之任！”
比如看道理，辨别是非，又必须是自己高出一着，才能判决别人的话。就像堂上的人，才能看清堂下的人。如果身在堂下，怎么能看得仔细！又如今两人争吵，自己要去做决断，必须是自己高过他们。如果与他们相似，也断不了他们，何况又不如他们。李虽不熟识，曾在见到先人时望见他，先人称这个人有才略。因此说：“如今做官的人，什么时候
个个是阘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个不说道先着驭吏？少间无有不拱手听命于吏者，这只是自家不见得道理，事来都区处不下。吏人弄得惯熟，却见得高于他，只得委任之。」又云：「如围棋一般：两人初着，那个不要胜？谁肯去就死地自做活计？这只是见不高，无柰何。」
译难道个个都是庸碌无能的人吗？大多是想树立向上的志向。谁不是先任用属吏呢？稍后没有不拱手听命于属吏的，这仅仅是因为自己不能明晓事理，事情来了都无法妥善处置。属吏把事务弄得熟练了，反而显得比主官高明，主官只得将权力委任给他们。」又说：「就像下围棋一样：两人刚开局时，谁不想取胜？谁肯去陷入死地而自做活计呢？这仅仅是因为见识不高，无可奈何。」
胡致堂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说极好。又曰：「此已是恤他不可恤。小处可恤，大处不可恤。」又曰：「三五十钱底可恤，若有人来理会，亦须治他。」
某与诸公说，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须是有旁通历，逐日公事，开项逐一记，了即勾之。未了，须理会教了，方不废事。
当官文书簿历，须逐日结押，不可拖下。
前辈检验皆有书，当官者不可不知。极多样。
因民户计较，沮挠社仓仓官，而知县不恤，曰：「此事从来是官吏见这些米不归于官吏，所以皆欲沮坏其事。今若不存官仓，数年之间，立便败坏。虽二十来年之功，俱为无益。」
「人居官要应副亲戚，非理做事。只说道嘱托所得货贿，亲戚受之。这是甚么底事，敢胡乱做！」因说：「吴公路为本路宪，崇安宰上世与之有契，在邑恣行，无所不有诉于吴，其罪甚众。只谓其上世有恩于我，我今居官，终不成以法相绳，遂宽释讼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无所告诉。看来固当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废法，又如何当官！汉武帝不以隆虑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虽其初以金钱豫赎其死罪，后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柰何以弟故废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东方朔上寿曰：『臣闻圣主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帝三王之所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讨有罪』，是大小大事！岂可以私废？」直卿云：「若是吴宪待崇安宰，虽当一付之法，还亦有少委曲否？」曰：「如恩旧在部属，未欲一寘于法，亦须令寻医去可也。」
为税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过，只得禀白州府，请别委官检税，岂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许相回避。又曰：「临事须是分毫莫放如某当官，或有一相识亲戚之类，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
或欲图神纲厚赏者。曰：「譬如一盘珍馔，五人在坐，我爱吃，那四人亦都爱吃。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必果谁得之。能恁地思量，便自不去图。古者权谋之士，虽千万人所欲得底，他也有计术去必得。」
过到温陵回，以所闻岳侯对高庙「天下未太平」之问，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告之先生之前。只笑云：「后来武官也爱钱！」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三
朱子十
训门人一
问：「气质弱者，如何涵养到刚勇？」曰：「只是一个勉强。然变化气质最难。」以下训
「今学者皆是就册子上钻，却不就本原处理会，只成讲论文字，与自家身心都无干涉。须是将身心做根柢。」德明问：「向承见教，须一面讲究，一面涵养，如车两轮，废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会，不知涵养，便是一轮转，一轮不转。」问：「今只论涵养，却不讲究，虽能闲邪存诚，惩忿窒欲，至处事差失，则柰何？」曰：「未说到差处，且如所谓『居处恭，执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类不难知，人却放肆不恭敬。如一个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寻得一线路与自家私道合，便称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问：「涵养于未发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则易为力；若发后，则难制。」曰：「圣贤之论，正要就发处制。惟子思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孔孟教人，多从发处说。未发时固当涵养，不成发后便都不管！」德明云：「这处最难。」因举横渠「战退」之说。曰：「此亦不难，只要明得一个善恶。每日遇事，须是体验。见得是善，从而保养取，自然不肯走在恶上去。」
次日又云：「虽是涵养于未发，源清则流清，然源清则未见得，被它流出来已是浊了。须是因流之浊以验源之未清，就本原处理会。未有源之浊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浊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养于未发，而已发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于静而无得于动；只知制其已发，而未发时不能
译胡致堂说：“对待吏役，不可让他们知道我有体恤他们的心意。”这个说法极好。又说：“这已经是体恤他们了，却不可再体恤。小事可以体恤，大事不可体恤。”又说：“三五十文钱的可以体恤，如果有人来干预，也必须惩治他。”
我与各位说，日后去做官，不可不知道这些。必须备有旁通历，每天的公事，分条逐项逐一记录，办完了就勾销。没办完的，必须处理妥当，才不耽误事情。
当官的文书簿籍，必须每天结算签押，不可拖延搁置。
前辈检验案件都有成例，当官的人不可不知道。种类极多。
因为百姓争讼，阻挠社仓的仓官，知县不体恤，说：“这件事向来是官吏见这些粮食不归官吏所有，所以都想破坏这件事。现在如果不保留官仓，几年之间，立刻就会败坏。虽然二十多年的功劳，都成为徒劳。”
“人做官要应付亲戚，不合情理地做事。只说是嘱托所得的财物，亲戚接受了。这是什么事，敢胡乱做！”于是说：“吴公路担任本路提刑，崇安县令的祖先与他有交情，在县里肆意妄为，无所不为，有人向吴公路告状，他的罪行很多。只认为他的祖先对我有恩，我如今做官，终究不能用法度来约束他，于是宽恕释放了告状的人。这个人更加肆意暴虐，县民都无处申诉。看来固然应当不忘祖先的恩情，但如果因为私恩一直废弛法度，又怎么能够做官！汉武帝不因为隆虑公主的缘故赦免她的儿子。昭平君虽然起初用金钱预先赎买死罪，后来终究交付法办。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怎么可以因为弟弟的缘故废弛先帝的法度，我有什么脸面进入高庙呢！’东方朔祝寿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执政，赏赐不避开仇敌，诛杀不选择骨肉。《尚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宽广。’这是二帝三王所看重的。陛下实行它，天下非常幸运！’所谓‘上天讨伐有罪的人’，这是大小大事！怎么可以因为私情废弛法度？”直卿说：“如果是吴宪对待崇安县令，虽然应当交付法办，难道也没有一点委婉之处吗？”回答说：“如果是恩旧在部属，不想立刻置于法度，也必须让他寻医离开才行。”
做税官，如果是父兄宗族的船只经过，只能禀报州府，请求另外委派官员检查征税，怎么可以直接放行！所以祖宗立法，允许相互回避。又说：“临事必须分毫不放，像我当官时，如果有相识亲戚之类，如此越用分明，不肯放行。”
有人想图谋神纲的厚赏。回答说：“譬如一盘珍馐美味，五个人在座，我爱吃，那四个人也都爱吃。我伸手去拿，那四个人也伸手去拿，未必果然谁得到。能这样思量，自然不去图谋。古代的权谋之士，虽然千万人都想得到的东西，他也有计谋去必定得到。”
经过温陵回来，把所听到的岳飞回答高宗“天下未太平”的问题，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就太平了”，告诉先生。先生只是笑着说：“后来武官也爱钱！”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三
朱子十
训门人一
问：“气质柔弱的人，如何涵养到刚勇？”回答说：“只是一个勉强。然而变化气质最难。”以下是训诫。
“现在的学者都是在书本上钻研，却不从本原上理会，只成为讲论文字，与自己的身心都没有关系。必须将身心作为根本。”德明问：“以前承蒙教诲，必须一面讲究，一面涵养，如同车的两个轮子，废掉一个不行。”回答说：“现在只在文字上理会，不知道涵养，就是一个轮子转，一个轮子不转。”问：“现在只论涵养，却不讲究，虽然能够闲邪存诚，惩忿窒欲，到了处事差失，怎么办？”回答说：“还没说到差失的地方，且如所谓‘居处恭，执事敬’，如果不恭敬，就变成放肆。这类事不难知道，人却放肆不恭敬。如同一条大公至正的路非常分明，不肯走，却找到一条线与自己的私道相合，就称是道理。现在的人常常这样。”
问：“在未发之初涵养，让不善的苗头随即消除，就容易用力；如果发出来后，就难以控制。”回答说：“圣贤的论述，正是要在发出来的地方控制。只有子思说‘喜怒哀乐未发叫做中’。孔孟教人，多从发出来的地方说。未发时固然应当涵养，难道发出来后就不管了！”德明说：“这里最难。”于是举出横渠“战退”的说法。回答说：“这也不难，只要明白一个善恶。每天遇事，必须体验。看见是善，从而保养它，自然不肯走向恶去。”
第二天又说：“虽然是在未发时涵养，源清则流清，然而源清则没看见，被它流出来已经是浊了。必须因为流的浊来验证源的未清，在本原上理会。没有源浊而流能清的，也没有流浊而源清的，现在的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养于未发，而发出来的过失却不能控制，是有得于静而无得于动；只知道控制已发，而未发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