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八十六

译氏等隶属于司马，大概是因为司马掌管封疆的政事。最难理解的是大行人等官员隶属于司寇。因为在《仪礼·觐礼》中，诸侯行礼完毕，出来后，就在庙门东面袒露右臂。天子说：“伯父没有事了，回去安定你的国家。”然后再拜稽首，从屏风处退出。这就是所谓“安抚诸侯，天下就会畏惧他”，所以大行人等隶属于司寇。像这些地方，都是应当这样安排的，起初并非圣人个人的私意。大体上要这样来看待。其中细节有难以理解的地方，比如官职繁多，以及子由所怀疑的三处之类，只能暂且空缺，这就是所谓“那些详细情况无法得知了”。有人说周公作此书，有未能完全施行的部分，恐怕也有这种道理。只如现在的法令，其中也有许多未曾施行的。木之于是说道：“过去我随意看这本书，大体上是要让君主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天下的百姓无不受到他的恩泽，又推广到鸟兽草木没有一样不得其所才停止。不这样，不足以称为裁成辅相、参赞天地。”先生说：“是这样，必须懂得公平的意思。”于是说道：“如今的学问，不考察古代固然不行。但如果一味去采集故事，零碎拼凑说出来，也没什么益处。孟子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说：‘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但说到制度时，只说‘诸侯的礼仪，我没有学过，曾经听说过大概’。总之，后世如果有圣贤出现，像《仪礼》等书，也不应该立即就能施行。比如分封诸侯，柳子厚的说法自然是对的。当时却是他们各自推戴为主，圣人从而确定下来罢了。如今如果要把一州一县封给某人为诸侯，人们也未必安心。况且几代之后，弊端不止一种。比如乡饮酒的礼仪，如果要让天下的人都这样实行，也未必能够。只是后世太没有制度了。如果有圣贤，在其中确定尊卑隆杀的分量，使人可以通行，这就是礼；去除其中淫靡鄙俗的言辞，使之不失中和欢悦的意思，这就是乐。”

译《周礼》中多有叙述事物的纲目。例如“属民读法”，其中的法律具体内容却不可知；司马的职掌中说“乃陈车徒，如战之陈”，其布阵的方法也看不到了。

“周朝都城在丰镐，那么王畿之内应当有西北方的戎狄。既然如此，稍、甸、县、都这些区域该如何设置呢？”回答说：“《周礼》一书，圣人只是姑且制定一个时代的法度罢了。到了无法使用这种法度的地方，圣人必定另有通达变通的方法。”

现在的人不相信《周官》。如果根据我的说法，却不是这样。因为古人立法无所不包，天下有什么事，他就设立这样一个官职，只是要求不偏离正道罢了。比如女巫的职掌，掌管宫中巫、祝的事务，凡宫中所有的祝祷都由这些人负责。这样，就不会有后世的巫蛊之事了。

五峰认为《周礼》不是周公致太平的书，说像天官冢宰，却管什么宫闱之事！他的意思只是看到后世宰相请托宫闱，交结亲近宠幸之人，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却不知道，这正是人君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怎么能因为后世的弊端而一并废弃圣人的良法美意呢！又如说王后不应当与外朝交通，他也是为了惩戒后世的弊端。总之，《仪礼》中也明确记载了这种礼仪。至于所谓“女祝，掌管所有内祷、祠、禬、禳的事务”，如果后世有这种官职，那么巫蛊之事从哪里产生呢！

五经中，《周礼》的疏最好，《诗经》和《礼记》的疏次之，《尚书》和《易经》的疏扰乱道义。《易经》的疏只是把王弼的注拿来空泛地解说一番。

论近世诸儒的学说

在丘子服那里看到陈、徐二位先生的《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是徐元德所作；上半册，就是陈君举所奏的《周官说》。先生曾说：“孝宗曾经问陈君举：‘听说你博学，不知读书的方法应当如何？’陈君举回答说：‘臣生平对《周官》粗略地尝试用心推究考订。现在《周官》几篇已经起草完毕，容臣退下后，缮写进呈。’于是写好后进献给皇帝。大体上推究《周官》的制度也比较详细，但也有杜撰错说的地方。《儒用录》说：‘只是说官职隶属。不全部按类聚集，错综互见。事情必然相关的地方，却多含糊不清。有人又说有互相检制的意思，这尤其不对。’比如说到冢宰的职掌，不仅朝廷之事，凡是内而天子的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全部掌管。因为冢宰以道告诫君王，匡正君心的错误，所以如此。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说主客、行人之官，应当属于春官宗伯，却由司寇掌管；《儒用录》说：‘大行人、司仪掌管宾客之事，应当属于春官，却由司寇统领。’土地疆域之事，应当由司徒掌管，却由司马掌管：《儒用录》说：‘怀方氏辨正封疆之事，应当属于地官，却由司马统领。’这是因为周朝设立六官互相检制的意思。这大错特错！为什么圣人不以君子长者的道义对待他的臣子，既然任用他们却又怀疑他们呢？’有人问：‘为什么呢？’回答说：‘宾客属于秋官，是因为诸侯朝觐、会同的礼仪结束后，就降阶肉袒请求刑罚，司寇主管刑罚，所以归属他，有威服怀柔诸侯的意思。夏官掌管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氏都属于夏官。因为诸侯有变乱，就调动六师去征讨，《儒用录》说：‘不得拥有他们的土地。司马主管军事，有威服怀柔诸侯的意义，所以归属司马。’又问：‘冬官司空掌管什么事？’回答说：‘依次是掌管土田之事。因为司马职方氏存有疆域的定制，至于申画井田，创设细微之事，必定属于司空，但现在亡失了。’又说：‘陈、徐的《周礼制度》，讲解三公、宰相处很详细，但都是从秦汉以下说起。说汉朝继承秦朝旧制，设置三公之官。如果仍然沿袭秦朝旧制，为什么不只模仿秦朝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设置司马、司徒、司空，是什么缘故？大概他们不知道前汉诸儒没有见到孔壁古文《尚书》中有《周官》一篇，说太师、太傅、太保就是三公罢了。孔安国古文《尚书》藏在秘府，诸儒专门研究伏生的二十五篇，一向不采用孔氏所藏的古文。到了魏晋年间，古文才出现并流行于世。汉初也只是沿袭秦朝旧制，设置丞相、御史、太尉为三公。等到武帝才改太尉为大司马。然而武帝也不是有意于复古，只是因为卫青、霍去病功高爵显，上面去不得，所以在骠骑大将军之上，加大司马以特别宠幸他，就像加阶官‘冠军’的称号一样，其职权与大将军没有不同。等到何武想要改革三公，他见当时大司马已经典兵，兼且名号已经端正，所以只去掉‘大’字，而以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东汉仍然改司马为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而政事归于台阁，三公只是备位充数。后来三公的职权于是废除，而侍中、中书、尚书的权力独重，直到今天。’《儒用录》略。”

陈君举说井田，说道《周礼》、《王制》、《孟子》三处说法都通。他说千里不平直地量四边，又突出圆算，那么就有千二百五十里。说出来也自好看，现在考据起来却不是这样。《周礼》郑氏自己在匠人注内说得极仔细。前面正说之处却未见，却在后面僻处说了。先儒这般极

译仔细想想。您对《周礼》非常熟悉，并非不知道其中的道理，只是编造一些新颖的说法来欺骗人。原文自己说的是“百里之国”、“五十里之国”。

译《周礼》中有井田的制度，有沟洫的制度。井田是按四的倍数来计算的，沟洫是按十的倍数来计算的。如今永嘉学派的儒者讨论田制，竟然想把井田和沟洫混为一谈，这是行不通的。郑玄的注解将它们分为两项，这才是对的。

沟洫以十为基数，井田以九为基数，绝对不能合并，永嘉学派却一定要合并它们。《王制》、《孟子》、《武成》篇中谈论分封土地都只说三等，而《周礼》却有五等，绝对不相符，永嘉学派却一定要把它们合在一起。

“各位公国的土地，封疆方圆五百里。”又说：“凡是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方圆五百里来分封四位公。”这样看来，每个公国方圆五百里，是非常清楚的。陈君举却说，是方圆一百二十五里，又认为这是把加地、赏田、附庸都算在一起说的，这欺骗得也太厉害了吧！

先生把《礼钥》交给直卿，让他诵读一遍。读完后，先生说：“他论述分封诸侯国，把孟子的说法放在前面，然后又引用《周礼》‘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的说法，这是不对的。”直卿问：“孟子所论述的五等爵位的土地，为什么与《周礼》不合？”先生说：“以前的儒者说孟子所论述的是夏商以前的制度，《周礼》是周成王的制度，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又说是周朝扩大了封域才这样分封的，这种说法又不对。如果真是这样，每一个国家都增加了很多土地，就要迁移很多百姓和社稷，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这只是夏商以来，各国渐渐相互吞并，到周朝时自然就变得这么大了。周公也是无可奈何，就按照现有的状况来分封他们。况且当初那么多国家，也不是先王想要那样分封的。就像柳子厚说的那样，他们是各自占据了一些土地，先王于是授予他们爵位，没想到后来相互吞并得这么大了。况且孟子说：‘周公分封在鲁国，土地不是不够，却节俭地只给百里；太公分封在齐国，土地不是不够，却节俭地只给百里。’这也不对。当时分封那么多功臣和亲戚，也是让他们借此来捍卫王室。他们原来的国家都那么大了，却分封得这么小，让他们与大国杂居，这在情理和形势上都不顺。根据《左传》所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齐国就是这么辽阔。《诗经》说‘恢复周公的疆域’，鲁国就是这么辽阔。这也是形势迫使它这样的。陈君举却说只是封疆方圆五百里，四个方向每一面只有一百二十五里；以直径来说，也就只有一百二十五里。我说，如果这样，那么男爵的国家不过像一个乡长那样，怎么建国呢！《职方氏》说方圆千里分封四位伯，方圆千里分封六位侯之类，非常清楚。这一千里，纵横是四个五百里，也就是分开后可以分封四个伯。他计算出的国家数量非常确定，更没有什么可疑的。陈君举却说，方圆千里土地分封四位伯之外，剩余的土地只留在那里。我说，不知道留下来做什么？这样的话，一千里地只用了三十来个同来分封了四位伯，那七十来个同却不知道留作什么用？”直卿说：“武王‘分土惟三’，那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乎是周朝的制度。”先生说：“武王是刚得到天下，局势尚未稳定，姑且大体上这样。比如文王治理岐地，那制度也自然不同。”先生论述到这里，皱起眉头说：“这个也姑且大体上这样说，不知道当时详细的情况究竟如何。”义刚问：“孟子大概没看到《周礼》吧？”先生说：“孟子是没看到《周礼》。”直卿说：“看子产责备晋国的言辞，恐怕也不明白能分封得这么大。”先生说：“子产那是应急的说法。他一时着急，姑且这样放鹰，说，为什么侵犯小国？这不是最正确的言论。”直卿说：“府、史、胥、徒，就是那些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先生说：“曾经看过苏辙的《古史》，他怀疑三件事；其中一件，是说府、史、胥、徒太多。这当时其实都是兼任官职，实际上府、史、胥、徒并没有这么多。”直卿说：“那个司市这个官职，更动不得，法律可以说非常严厉。”先生说：“周公当时制定的法律非常整齐划一。比如市场，就不让人四处分散去买卖；他只设立一个市场在那里，要买东西，就进入那个市场中去。不像现在要买东西，只在门口，自然有人挑来卖。而且一天三次集会，也通达人情。看他所制定的法律非常整齐，只是不知道周公这本书实行了多久罢了。”

天官

天官的职责，是统领五官的。如果他的心胸不广大，怎么能包容这么多事情呢？况且冢宰内部从王的饮食衣服，外部到五官的各种事务，从大到小，从根本到枝末，千头万绪，如果不是心胸广大的人来安排应对，事情到了面前，就安排不过来。何况在事情发生之前进行安排，思虑祸患并加以预防，这需要多少精神啊！所以记得这个，又忘了那个。佛教徒只是把心顿时放在无用的地方，才迈出脚步就疏漏脱节。所以我们儒家贵在穷究事理、获得知识，就必须对每件事每样物都去体会“舜明于庶物”，物就是物，只是明了，就能看见它们都有规律。现在文字摆在面前，尚且看不明白，何况那么多事情摆在面前，怎么能对付得了呢！必须是襟怀广大的人，才行。又说：“后人都认为《周礼》不是圣人的书。其中细碎的地方虽然可疑，但其大体绝对是圣人做不到的！”

“周朝的天官，统领六卿的职责，也是其

译大纲。至于其他卿，则一人管理一件事。然而天官的职掌，至于守门人、宦官、宫妃、醋酱、鱼盐之类，没有不统辖的。」道夫问：「古人任命官员的本意，莫非是因为这些事与君主自身关系密切，所以让他们统辖吗？」回答说：「是的。」

译《周礼》天官中，嫔妃、宦官以及负责饮食的人员，都由天官总管。那么，在饮食和男女欲望方面，用来约束君主并成就其德行的制度，可以说是非常完备了，怎么还会有后世宦官的弊端呢？古代宰相的职责就是这样的。

问：“宫伯、宫正所率领的五百属员都进入宫中，似乎不太方便吧？”回答说：“这只是在宫外宿卫，并不是进入宫内，都是由公卿和王族的子弟担任，而不是士兵。”宫伯、宫正。

地官

问：“司徒的职责在于‘恭敬地施行五教’，但《地官》中关于教化的论述很简略，而关于山林陵麓事务的论述却很详细。”回答说：“也必须先让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五方的百姓各得其所，然后才可以去教化他们。如果不这样，教化如何施行？但是其中关于教化的论述也不简略，比如闾胥记录百姓的孝悌、姻恤，属民诵读法令之类，都是教化。”淳录记载说：“百姓没有住处，没有食物，又怎么能够教化呢？所以要辨别五方的适宜情况来安定百姓的居住，使他们各得其所，然后教化才能施行。”

直卿说：“司徒所说的教化，只是十二教吗？”回答说：“不是。只是因为用六德、六行、六艺来教化百姓，以及在岁时诵读法令之类。”

《周礼》中说到教化百姓的地方，只涉及王畿以内的百姓，都不涉及王畿以外的百姓，不知是怎么回事。难道应该这样吗？

有人问《周礼》：“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的深浅，在正日观测日影来寻求地中。太阳偏南则日影短，多暑热；太阳偏北则日影长，多寒冷；太阳偏东则日影偏西，多风；太阳偏西则日影偏东，多阴湿。”郑玄注说：“日南，是说立表的地方太靠南，离太阳近；日北，是说立表的地方太靠北，离太阳远；景夕，是说太阳偏西时日影才居中，立表的地方太靠东，离太阳近；景朝，是说太阳未正中时日影已居中，立表的地方太靠西，离太阳远。”回答说：“‘景夕多风，景朝多阴’这两句，郑玄的注解让人难以理解，怀疑说反了。看来景夕，就是日影偏西，是说太阳未正中时日影已居中；大概立表靠近南方，则取日近，午前的日影短而午后的日影长。景朝，是说太阳已过午时日影还未居中；大概立表靠近北方，则取日远，午前的日影长而午后的日影短。”问多风多阴的说法。回答说：“现在靠近东方的地方，自然多风。比如海边各郡风极多，每次都如期而至，比如春天一定是东风，夏天一定是南风，不像这里的风没有定数。大概是因为土地旷阔，没有高山阻隔，所以风各自按照方向。我以前在漳泉验证过，早晨风就起了，到中午最盛，午后风力逐渐减弱，到晚上就一点风也没有了，从未有过差错。大概风随着阳气产生，太阳刚升起时阳气产生，到中午阳气最盛，午后阳气减弱，所以风也随着盛衰。比如西北边多阴湿，不只是因为山高遮蔽的缘故，自然是阳气到那里衰谢。大概太阳到那里正午时，那里已经很晚了，不久就日落，所以西边不太见太阳。古语说：‘蜀地的太阳，越地的雪。’是说见太阳少。所以蜀地有‘漏天’。古语说：‘巫峡多漏天。’老杜说：‘鼓角漏天东。’是说那地方经常下雨，像天漏了一样。由此看来，天地也不很广阔。用日月所照，以及寒暑风阴来观察，就可以验证了。”用之问：“天竺国的地方却又极广阔？”回答说：“以昆仑山来说，天竺在昆仑的正南，所以土地广阔，而且所生的人也多奇异。《水经》说，昆仑到嵩高五万里，看来不会这么远。大概中国到于阗二万里，于阗到昆仑，无缘无故怎么会有三万里。《文昌杂录》记载于阗派使者来进贡，使者自己说他的国家向西一千三百多里就是昆仑山。现在中国在昆仑的东南，而天竺各国在它的正南。《水经》又说，黄河从昆仑东北流入中国，这样，那么昆仑应该在西南，或者又说在西北，不知如何。恐怕河流曲折很多，进入中国后，才看见它向东北流。佛经所说的阿耨山，就是昆仑，说山顶有阿耨大池，池水向四面分流，成为四大水，流入中国的是黄河，入东海；其他三面分别流入南、西、北海，像弱水、黑水之类。大概地的形状像馒头，其捏尖的地方就是昆仑。”问：“佛家‘天地四洲’的说法，真的有吗？”回答说：“佛经中有。中国是南赡部洲，天竺各国都在南赡部内；东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郁单越。也像邹衍所说的‘赤县’之类。四洲统称为‘娑婆世界’。这样的世界有几处，而娑婆世界独居其中，它的形状正圆，所以所生的人物也独圆，正像它的地形，大概是得到了天地的中正之气，其他世界则形状都偏侧尖缺，而环绕在娑婆世界之外，因为得不到天地的正气，所以所生的人物也多不正。这个说法就是‘盖天’说。横渠也主张盖天说，不知如何。但他说到太阳刚升起时，先照娑婆世界，所以气候和顺，其他世界则太阳所照或正或斜，所以气候不和，只凭他这个说法，就可以驳倒。他说太阳所照必须经历各个世界了，然后入地，那么一天之中，必须照遍四处，才能周匝。现在才

译查考得知，娑婆世界的一处，天光就已经昏暗了；如果还要照亮其他三处，需要经过多少时间呢！这样的话，夜晚就必须极其漫长。为什么如今中国昼夜有均等的时候，而冬夏的计时刻度长短，相差也不很远呢？这种说法因此就不通了。」

译大司徒用土圭来测定大地中心，现在的人都不认识土圭，郑康成的解释也是错误的。圭，只是测量表影的尺子，长一尺五寸，用玉制成。夏至之后树立表杆，观察表影的长短，用玉圭去测量它。如果表影恰好长一尺五寸，这就是大地中心。白昼长则表影短，白昼短则表影长。冬至之后，表影长一丈三尺多。现在的大地中心，与古代已经不同了。汉代时阳城是大地中心，本朝岳台是大地中心，岳台在浚仪，属于开封府。已经相差很多了。」问：「大地为什么会有偏差？」回答说：「我想是天体运行有偏差，大地随着天体运转而产生偏差。现在坐在这里，只知道大地是不动的，怎么知道天体在外面运转，而大地不随之转动呢？天体运行的偏差，就像古今黄昏和黎明时的中星不同，就是这样。」又问：「历法之所以屡次出现偏差，古今难道没有人考证得精确吗？」回答说：「正是没有人考证得精细且不变，所以屡次出现偏差。如果考证得精密，有一个定数，就永远不会偏差。伊川说康节的历法不会偏差。」有人问：「康节为什么不制定历法？」回答说：「他怎么肯做这种事？古代的历法粗略而偏差少，现在的历法越精密反而偏差越多。」于是用两手比量桌边说：「就像这许多宽度，分成四段，因为界限的宽度，就会有偏差。不过只在一界限之内，即使偏差极大到了第二、第三段，也在这四界限之内，所以容易推测；即使有偏差，也容易看出来。现在的历法在这四界限内分成八界限，在这八界限内又分成十六界限，界限越密，则偏差数越远。为什么？因为界限密而逾越越多。其偏差是一样的，只是古今历法疏密不同罢了。看来都只是没有推导出定数，只是移动来凑合天体的运行，所以当年吻合得不偏差，明后年就偏差了。原本没有推导出天体运行的定数，只是随时将历法去吻合天体的运行，不及就添一些，超过就减一些，来吻合它，所以一两年后又偏差。比如唐代一行的大衍历，当时被认为最精密，只一两年后就偏差了。只有季通说得好，当初制定历法，就把天体运行所偏差的度数都算在里面。几年后偏差几分，几年后偏差几度，将这些偏差数都算作正数，一直推到尽头，这样大概历法就可以正确而不偏差了。现在的人都没有得到一个大的统正，只管说天体的运行有偏差，制定历法以求合乎天体，而历法越偏差。原本不知道天体怎么会有偏差，自然是天体的运行应当如此。这个说法极是，不知道当初因为什么没有算在里面。但是从尧舜以来的历法，到汉代都丧失了，无法考证。因为如今这个大的总纪不正确，所以都没有对的地方。季通算出了康节的历法。康节历十二万九千六百分，非常精密。现在历法家所用的只是万分历，万分历已经很多了，他怎么肯用十二万分？只是现在的历法家又说季通的用不得，不知道如何。」又说：「一行的大衍历比起以前的历法，他只是做得个头势大，敷衍得宽，其实偏差数只一般。就像用百贯钱修一料药，与用十文钱修一料药，其不能治病是一样的。」

《周礼》注说，土圭一寸折合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土圭的影子一尺五寸，折合一万五千里；因为它在大地中心，所以南北东西相距各三万里。」问：「什么叫『四游』？」回答说：「是说大地四游升降不过三万里，不是说天地中间相距只有三万里。春天游过东方三万里，夏天游过南方三万里，秋天游过西方三万里，冬天游过北方三万里。现在历法家计算如此，用土圭测量，都相符合。」僩说：「比如用大盆盛水，而用空器浮在其中，四边固定，如果器物浮过东方三寸，用一寸折合万里，则距离西方三寸。也像大地浮在水上，偏差过东方三万里，则远离西方三万里。南北也是这样。那么冬夏昼夜的长短，不是日晷出没所造成的，而是大地游转四方而这样的。」回答说：「是的。」用之说：「人怎么测量得如此？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回答说：「虽然不可知，但是历法家推算，其数都相符合，恐怕有这个道理。」

土圭的方法，树立八尺的表杆，用一尺五寸的圭横放在地下，日中时表影遮蔽在圭上，这是大地中心才这样的，像浚仪就是。现在又不知道浚仪果真是大地中心吗？」问：「为什么用八尺作为表杆？」回答说：「这必须用勾股法计算，南北没有固定的中心，必须以日中为中心，北极则是万古不变的。北方地形尖斜，白天长而夜晚短。骨里干国煮羊胛骨熟了，太阳已经出来了。到了铁勒，就更北了。极北之地，人很少。传说有二千里的松木，禁止人砍伐。此外龙蛇交杂，不能去。女真起处有鸭绿江。传说天下有三处大水：叫黄河，叫长江，以及鸭绿江。如果用浚仪与颍川作为中心，那么现在的襄汉淮西等处为接近中心。」

曾经听季通说，日晷有偏差，比如距离一千里，就偏差一寸，到了极星却没有偏差。起初也不明白，后来

译仔细思考，太阳在一天之中各个时辰的情况各不相同：比如在极东的地方，正午之前影子必须短，正午之后影子必须长；在极西的地方，正午之前影子必须长，正午之后影子必须短，这就是产生差异的原因。所以《周礼》认为：“太阳偏北则影子长，气候多寒冷；太阳偏南则影子短，气候多炎热；太阳偏东则影子偏向西方，多刮风；太阳偏西则影子偏向东方，多阴沉。”这说得最为清楚明白。至于北极星，无论在哪里观察，都把它作为南北方向的正中点，所以没有偏差。这就好比凉伞一样，中心部分小，四周的伞檐宽，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我起初怀疑是否如此，等到拿来《周礼》查验，才发觉确实如此。

译现在有人说《周官》不是圣人写的书。至于像比、闾、族、党这样的编制方法，正是周公建立太平盛世的基础。这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摆定之后，棋子才有放置的地方。接着论述保伍之法。

二十五家为一闾。闾，就是吕，好比人身上的脊椎骨。因为闾长的住所位于中间，而二十四家排列在两旁，就像人身上的脊椎骨在中间，而肋骨分布在两旁一样。

问关于六德中的“智”和“圣”。回答说：“智，是通晓事理；圣，就比智更高，是无所不通明的意思。”

“五家为一比，五比为一闾，四闾为一族，五族为一党，五党为一州，五州为一乡”；“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酇，五酇为一鄙，五鄙为一县，五县为一遂”，这是制定田里编制的法则。“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两，四两为一卒，五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师，五师为一军”，这是乡遂出兵的方法。所以说：“凡是征发徒役，每家不超过一人。”既然每家出一人，那么兵员数量应该很多；然而这只是用来拱卫王室，如同现在的禁卫军一样，不让他们出征作战。都鄙的编制法则，则是“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然后出一辆长毂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用五百一十二家，总共只出七十五人，可以说是很少了。然而如果有出征作战，就征发这些都鄙的兵员，全部征调的不使用，使用的也不全部征调。这两种方法之所以不同，贡法和助法也就不同。大抵乡遂以十为基数，是长条状排列；井田以九为基数，是方形的物体；本来就不相同。而永嘉学派一定要将它们合并，怎么能够合并呢！以下论述小司徒。

周代的制度，乡遂采用贡法，所以十夫治理沟渠，长度是十，面积是百，长度是千，面积是万。都鄙采用助法，所以八家共用沟渠和井。乡遂则以五为基数，每家出一人当兵，用来守卫王畿，劳役次序必定简省。比如《周礼》，只有运送灵柩时才使用他们，这是最轻微的劳役。都鄙则以四为基数，六七家才出一人，所以一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马匹四匹，牛三头。乡遂之所以一定要开凿沟洫而不采用井田，是为了便于征发兵员。在五比、五邻、五伍之后，变为四闾、四里、四两，使用四，就能凑成百的整数；如果再使用五，那么从此就零散不整齐了。如果说周代的制度都是井田，这是欺骗人的说法，行不通的。接着论述永嘉学派的说法，授田时采用沟洫制，征收赋税时依据井田制。下一条闻同。

问：“周代的制度，都鄙采用助法，八家共用一井；乡遂采用贡法，十夫有沟渠。乡遂之所以不采用井田的原因是什么？”回答说：“都鄙以四为基数起算，五六家才出一人，所以一甸出甲士三人，步驻七十二人。乡遂以五为基数起算，每家出一人当兵，用来守卫王畿，劳次序必定简省。所以《周礼》中只有运送灵柩时才使用他们，这是最轻微的劳。近郊的百姓，是王室的内地。共同搬运的事务，每月都有职责。追捕逃犯之类的事，随时都有。那些被授田为平民的人，本来就和畿外的百姓不同。七尺的赋税，六十岁免除劳役，君王并不是对近处的百姓姑息纵容。远郊的百姓，是王室的外地。他们沟洫的治理，各有主管官员。野外劳役的兴起，不涉及他们的余暇。那些被授田为氓的人，本来就和内地的百姓不同。六尺的赋税，六十五岁免除劳役，君王并不是对远方的百姓残酷虐待。园土二十取一，看似比近郊轻。但是草木的培育，夫家的聚集，不可以扰乱，扰乱就不能安居，所以二十取一。漆林二十取五，看似比远郊重，但是器物的制作，商贾的资利，不可以轻视，轻视就必然导致忘本，所以二十取五。这关系到近郊、远郊劳逸的不同。

天子有六乡，所以有六军；诸侯有三乡，所以有三军。所谓“五家为一比”，比就是伍；“五比为一闾”，闾就是两；“四闾为一族”，族就是卒，那么就是每个成年男子都当兵了。至于“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丘，四丘为一甸”，一甸出一辆战车。且以九夫来说，中间是公田，只是八夫耕种，那么五百一十二夫，为什么比乡遂少呢？这就难以理解。依我看来，乡遂的百姓用来守卫王畿，凡是有征讨，只使用丘甸的百姓。另外，学校制度用来选拔人才，只见于乡遂，乡遂之外没有听说有教养的制度，这也是可疑的。

问：“都鄙四丘为一甸，一甸六十四井，出一辆战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知道乡遂的车赋是怎样的？”回答说：“乡遂也有战车，但看不到它的制度。六乡每家出一人，挨门挨户都是兵。都鄙七家才出一兵，在内地的劳役重而赋税轻，在外地的劳役轻而赋税重。六军只是六乡的民众，六遂不参与。六遂也有军队，但看不到它的数量。侯国三军，也只是三郊的民众，三遂不参与。大国三郊，次国二郊，小国一。蔡季通说，一辆战车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轻车用

译马队奔驰时，另有二十五人率领装载着干粮、戈甲和衣装的牛车跟在后面，详见第七篇。如同《鲁颂》中“公徒三万”的记载，这里也详细说明了其中的情况。

译问：“郑玄‘旁加一里’的说法对吗？”回答说：“只有这样数字才能相合，但也找不到依据，现在暂且大致依照他的说法来看。”以下是《小司徒》的注。

直卿问：“古代以百步为一亩，现在如何？”回答说：“现在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百亩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一亩。”

问：“《司马法》中车乘和步兵的数量，与《周礼》不同，怎么解释？”回答说：“古代的制度不清楚，都无法考证，这只是在郑玄的注中见到。‘七书’中的《司马法》又不是这样，这是林勋《本政书》的错误说法，认为是文王治理岐地时的政令。”又问：“有人说是《周礼》是平时的定数，《司马法》是征发时的数量，对吗？”回答说：“讲不通的地方，怎么能硬要讲通？不必这样去揣测，白白耗费心力。”

先生与曹兄讨论井田制，说：“当时必定另有道理。天下哪会有王畿千里之地，能把郑康成的图安顿在上面！现在看古代的地制，如丰镐都在山谷之间，洛邑伊阙之地，也多是小溪涧，不知如何布置。”

丰镐距离洛邑三百里，长安管辖六百里。王畿千里，也有纵横长短的不同，不像现在画成方图那样。恐怕井田的制度也是类似这样，不能执着于画方的图来定论。

古代百亩土地，收获都是每亩一锺，折合米四石六斗。用现在的度量衡来比较，只有米一石五斗罢了。”

周朝每年进行一次推排，十六岁授田，六十岁归还田地。后来想必也不能没有弊端，所以蔡泽说商鞅决裂井田，废除阡陌，以安定百姓的产业，统一他们的意志。唐朝的制度，每年十月一日，应该受田的人都聚集在县令的庭中，由县令决定升降。如果县令没有才能，那么这一天就成了胥吏谋利的机会。

古代学校的教养，德行道艺，选举爵禄，宿卫征战，军队田猎，都只是一件事。都是同一个道理。乡大夫。

问：“《周礼》中的‘德行道艺’。德、行、艺三者，还可以指名道姓。‘道’字应当怎么解释？”回答说：“以前曾经思考过，不太明白。看来‘道’字，只是懂得那些道理而已。大到天地万物的道理，小到古今治乱兴亡的事变，圣贤的典籍，一事一物的道理，都懂得其中的所以然，叫做‘道’。比如‘礼、乐、射、御、书、数’，礼乐的仪节，却是祝史所掌管；至于礼乐的道理，则必须是知道的人才能懂得。如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德是有德行，行是有行为，艺是有技艺，道则是懂得德、行、艺的道理所以然。注解说：‘德行是贤者，道艺是能者。’大概是因为懂得许多事物的道理，所以属于能者。”

“内史掌管策命诸侯及群臣的事，卿大夫已经献上贤能之书，君王拜受，登记在天府；其副本则由内史掌管，因为内史掌管策命诸侯及群臣的缘故。古代的君王分封诸侯，君王坐着，让内史宣读策命。不只是任命诸侯，也想在朝廷上询问大家是否同意。比如后世任命百官，也应当有策命，只是辞谢免职罢了。”问：“祖宗的制度，也是这样吗？”回答说：“从唐朝以上都是这样。现在任命宰相宣麻，是遗留下来的意思。立皇后以上用玉策，其次都用竹策。汉朝常用策命，因为接近古代。起初也没有用过，从汉武帝立三王开始使用。”

问：“党正：‘一命在乡里按年龄排序，再命在父族按年龄排序，三命不按年龄排序。’如果按照这样，虽然说是‘乡党莫如齿’，等到爵位尊贵后，又不按年龄排序了。”回答说：“古代尊重尊贵和年长，并行而不冲突。他虽然说不按年龄排序，也不相压制。另外设一个位置，就像现在的挂位一样。”焘录说：“就像现在另外设桌子一样。”党正。

古代制度的细微之处，现在无法理解，只看大概即可。如“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郑康成有一种说法，郑司农又有另一种说法，凭什么认为哪个是对的？以下是《载师》的内容。

问：“商贾是官府命令百姓做的？还是百姓自己做的？”回答说：“百姓自己做的，也受田，但很少，如《载师》所说的‘贾田’，就是这样。”

问：“士人受田如何？”回答说：“上士、中士、下士，是有爵位的士，已经有俸禄。如《管子》所说的‘士乡十五’，是没有爵位的士。如果百姓都成为士，就没有农民了，所以乡里只有十五人。也受田，但不多，所谓‘士田’，就是这样。”

“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这就是田税。然而远近轻重不同，大概是因为近处如六乡，排门皆兵，劳役多，所以税轻；远处如都鄙，井法七家赋一兵，劳役少，所以税重。所谓“十二”，是包括杂税都不超过这个数。都鄙的税也只纳在采邑。

安卿问：“‘二十而一，十一，十二，二十而三，二十五’，如何

译问：“为什么？”回答说：“近处的劳役重，远处的劳役轻。比如六乡，本来就是家家户户都要当兵。至于稍、县、都这些地方，却是七家才出一个兵。”直卿说：“乡遂实行贡法，都鄙实行助法，那么都鄙的税率就成了九分之一。但是郑玄注解‘二十而一’等以及九赋之类，都说这是按人口征收货币，这样又显得太重了。”回答说：“这确实难以理解，现在姑且弄清楚大概意思。如果要完全依照它来实行，也很难。就像现在要去恢复封建和井田制，还相差很远。《淳录》记载：‘因为讨论封建井田，先生说：‘大概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只看个大意。如果要实行，必须另外制定法制，使其简易明白。向百姓征收的足以供给上级使用，上级不至于匮乏，下级不至于困苦，就可以了。现在想恢复封建井田，相差太远了。’这就像我生病后要想白日飞升，怎么可能！现在只要治好病没事了，就已经很好了。比如浙江地区除了和买丁钱，重的地方减一些，让一家只缴纳百十文钱，只按照现在的税赋放宽，没有大害民的地方。《淳录》记载：‘比如漳州的盐钱废除了。’像这样，就是小太平了。前辈说，本朝税收轻于十分之一，也只是当时可以这样说，现在何止数倍！因为上面需要这么多用度，现在县里如果节省一些月桩钱，看州府不来打骂吗？我在漳州解送银子，折损了星两；转运司来索取，我管不了，判了一个‘可付一笑’字，听他们自己去处理。像这样的时候，却要实行井田制，怎么实行得成！伊川常说，一定要恢复井田封建，到了晚年又说不必封建井田，这也是看透了。《淳录》记载：‘见畅潜道录。想是他经历世事多，看到事势不可行。’比如封建，自从柳宗元之类的人论述以来，也是太过分了，但也是行不通的。《淳录》记载：‘柳宗元说世变也是对的。但他只看到后来的不好处，没看到古人封建的好意。’比如汉朝当初要封建，后来就那样狼狈。如果像主父偃所说，‘天子派官吏治理他们的国家而征收贡税’，这样，就不必封建也可以了。《淳录》记载：‘如果论主父偃后来的封建，都是王族贵骄之子，不足以君临国家养育百姓，天子派官吏治理他们的国家而已。’现在姑且把一百里的地封给一个亲戚或功臣，让他去做，起初一个未必不好，但子孙决不能都贤明。如果有一个在那里无所顾忌，难道能让百姓罢免一个国君吗！如果只坐视他害民，又不行，那怎么处置？《淳录》记载：‘封建从大体来说，却是圣人公共为民的意思，是正理。从利害计算：第一世所封的功臣，还能做得好。第二世继位的人，个个一定是不懂事，那么害民的事无所不为。百姓受苦来诉告国君，因此罢免他，也不是；不给他处理，也不是。不论别处如何，只这一处利少而害多，就自行不通。’更是人自己也不肯去。现在姑且让一个钱塘县尉，封他做静江国王、郁林国王，《淳录》作‘桂国之君’。他一定不肯去，《淳录》作：‘他一定因为荒僻而不乐意去。’宁愿做钱塘县尉。唐朝时处理过袭封刺史的事，人们都不肯去。《淳录》作：‘一时功臣都乐于在京师，而不肯去。’符秦也曾这样过，人们都是留恋京师快活，都不肯去，却要派人押送。《淳录》作：‘符坚封功臣于数国，不肯去，强迫他们去。’这决是不可行的。如果从大体来说，圣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从利害来说，则利少而害多。苏辙的古史论得太繁琐，前后都不相照应。《淳录》作：‘苏辙论封建，引证又都不着边际。’想是苏辙年老昏眩，说得那样。我曾经作说辨之，写了四五段，没有写完。如果苏东坡时，就不这样。他常常两边笼络着说。他如果是主张这一边说时，那一边害处都藏着不敢说透。像苏辙就是只管说后，说得更无道理。’于是说：‘苏氏之学，喜欢纵恣疏荡。苏东坡曾作某州学记，说井田封建都不是古制，但有学校尚有古意。其中说舜远矣，不可及矣，但有子产尚可称道。他就是敢那样说，千古万古后，你怎么知道没有一个人像舜！’《淳录》作数条。

译载师说：“凡是住宅不种桑麻的，要缴纳里布；凡是田地不耕种的，要缴纳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业职务的，要缴纳夫家之征。”闾师又说：“凡是百姓没有职业的，要缴纳夫布。”前面重后面轻，是因为前面是针对拥有土地的士大夫，后面才是针对庶民。住宅不种桑麻，是因为把它建成了亭台；田地不耕种，是因为把它挖成了池沼。凡是百姓没有职业职务的，这是大夫家里供养的闲散人员。

师氏“居住在虎门，掌管王朝的朝会”。虎门，就是路寝的门。《正义》说路寝庭院的朝会、库门外的朝会，都不是常朝；这是常朝，所以知道在路门外。文蔚问：“路寝庭院的朝会，库门外的朝会，为什么不是常朝？”回答说：“路寝庭院在门里面，商议政事就在这个朝会。库门外，是国家有大事，咨询大众百姓，就在这个地方，不是每日常朝的地方。如果每日常朝，君王只是站在寝门外，和群臣互相作揖罢了。然而君王却先作揖，作揖让群臣就位，君王就进入。只是作揖也不同，比如‘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之类，各有高低。胡明仲曾经说，近世朝礼每天拜跪，乃是秦代的法令，周人的制度原本不是这样。”师氏。

古代的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缺少一样。其中乐的教化尤其亲切。夔教导贵族子弟只用乐，大司徒的职责也是用乐。大概是因为让人朝夕从事于此，约束得心长久在这上面。因为乐有节奏，学习它，急了不行，慢了也不行，久了，都换了他一副性情。以下保氏。

周礼“六书”，造字固然有从形的。然而意义各不相同，却为什么一定要说义理得到呢！龟山辩驳荆公字说三十多字。荆公字说，其说法很多；只辩驳三十字，有什么益处呢？又不从根本上去一转语，却跟在后面琐碎地与他辩驳。如果他的说法转变，那么我的说法就不行了。

“泉府掌管用市场的征布，收敛货物中卖不出去的”，或者买，或者赊，或者贷。贷的以国服为利息，这能有多少呢？却说“凡是国家的财用都从这里取得”，为什么呢？泉府。

问：“遂，为什么上地特别加莱五十亩？”回答说：“古代制度不明，也不可知晓。乡的田制也如此，但这见于遂罢了。大概乡吏专门主管教化，遂吏专门主管耕种。”以下遂人。

问：“乡遂为沟洫，用贡法；都鄙行井田，行助法。为什么这样分别？”回答说：“古代制度不明，也不知晓古人是如何。遂人沟洫之法，田地不井授，而以夫数制定，‘岁时登记其夫家人口的多少’，以命令贡赋，便是用贡法。”

子约怀疑井田之法，一乡一遂为一万多夫，多沟洫川浍，而匠人一同为九万夫，川浍沟洫反而少的；这是因为地有远近，所以治理有详略。乡遂靠近王都，人众稠密，家家能当兵，不这样就不能尽地利而养民；而且又纵横为沟洫川浍，所以寓有设置险阻的意思，而限制车马的冲突，所以治理近处非常详细。如果乡遂之外，则民少而地多，想要尽开治理，则民力不足，所以其治理非常简略。晋郄克率领各国伐齐，齐来结盟，晋人说：“必须用萧同叔子作为人质，而且尽向东其亩。”齐人说：“只希望您的戎车便利，不要顾及土宜”等等，晋的谋划于是阻塞。大概乡遂的亩，如中间是田，两边是沟，向东直行，而前又有横亩向南，沟又南流。一东一南，十字相交在这里，所以险阻多，而不是车马的便利。晋想要使齐尽向东其亩，想要为侵伐的便利罢了，而齐察觉了。如果尽向东其亩，则无纵横相衔，只是一直向东，戎马可以长驱而来。次日又说：“昨夜说匠人九夫的制度，无许多沟洫，其实不是这样。刚才检看许多沟洫川浍，与乡遂的地一般，乃是子约看不仔细罢了。”

田制须先正沟洫，方才确定。

“稍”者，稍稍的意思，说逐旋给与之也。不仅对待使者，凡百官廪禄都如此，犹如现在官中给俸米。稍人。

乡遂虽用贡法，然而“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敛法”，则也未尝拘泥。司稼。

春官

周礼记载用赤璋、白璧等敛，这难道是长策？实在是周公未思量耳。看季孙斯死用玉，而孔子历阶说其不可，则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未思量到。典瑞。

黄问：“周礼祀天神、地示、人鬼之乐，为什么无商音？”回答说：“五音无一，则不成乐。不是无商音，只是无商调。先儒说商调是杀声，鬼神畏商调。”以下大司乐。

周礼不言祭地，止于大司乐一处言。旧见陈君举也说，社稷之祭，乃是祭地。却未曾问大司乐祭地祇之事。

因说及梦，说：“圣人无所不用其敬，虽至小没紧要的事，也用

译要恭敬。到了后世，儒者才说得如此宏大宽泛，没有收敛。比如《周礼》中，连做梦也有专门的官员掌管，这有什么要紧的呢？然而圣人也将它当作一件事来处理。我平生每次梦见已故的亲友，第二天如果没有接到他们的书信或见到他们，就一定会有人提及他们。看来只有这类是正梦，其他的都不是正梦。占梦。

译夏官

路门外设有鼓，称为路鼓。君王驾崩时便敲击此鼓，用来向四方传达消息。肺石，其形状像肺，敲击它会有声音；蒙冤的百姓允许敲击此石，就如同现在的登闻鼓。唐代也有肺石。太仆。

秋官

有人说周公不谈刑罚。秋官中有很多刑罚，怎么能说不谈刑罚呢！

问：“《周礼》五服之贡，限定名称，不问当地是否有（该物），这与《禹贡》不合，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制度。大概是近处进贡较重的物品，远处进贡较轻的物品，正像《禹贡》所说的‘纳铚、纳秸’之类。”大行人。

冬官

车轮之所以要弯曲木材，又用围度来计算的，大概是因为是用天然生长的圆木弯曲而成，所以坚固耐用，能够奔驰。轮人。

问：“诸侯国也仿照乡、遂、都、鄙的制度吗？”回答说：“郑氏说，诸侯国使用都鄙法。然而看‘鲁人三郊三遂’，以及孟子说的‘请在野外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在国都内实行十分抽一让百姓自行缴纳赋税’，那么也是这样。”义刚记录为：“应当也是乡遂”。匠人注。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七

礼四

小戴礼

总论

问：“阅读《礼记》和《论语》《孟子》，哪个在先？”回答说：“《礼记》中论述宗庙朝廷的内容，说得过于久远，杂乱且不切于日常生活。如果想要观察礼仪，必须从《礼记》中摘录出切合日常常行的部分来看，摘录出《玉藻》《内则》《曲礼》《少仪》来看。”

问阅读《礼记》的事。回答说：“《礼记》要兼读《仪礼》，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等，《仪礼》都记载了这些仪式，而《礼记》只是阐明其中的道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许多道理都没有依托之处。”

“读《礼记》，必须先读《仪礼》。曾经想将《礼记》编附在《仪礼》之后，但必须连同注解一起写。”德辅说：“像《曲礼》《檀弓》之类，怎么附？”回答说：“这类自编作一处。”又说：“祖宗时代有三礼学究科，这是对的。虽然不懂义理，却尚且记得。自从王安石废除了学究科，后来的人都不知道有《仪礼》。”又说：“王安石废除《仪礼》而选取《礼记》，是舍弃根本而选取末节。”德辅。

学习礼仪，先看《仪礼》。《仪礼》是全书，其他都是讲说。如《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大学》《中庸》是说理之书。《儒行》《乐记》不是圣人的书，而是战国时期贤士所作。又说：“人不可以不庄严，所谓‘君子庄重恭敬则日益强盛，安逸放纵则日益懈怠’。”又说：“‘智崇礼卑’。人的智识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为在于小心谨慎。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是智崇之处；正心、修身，是礼卑之处。”

《礼记》只是解释《仪礼》，如《丧服小记》便是解释《丧服传》，推而广之每篇都是如此。只有《大传》是总解。

许顺之说，有人说《礼记》是汉儒所说，恐怕不对。汉儒中最纯正的莫过于董仲舒，董仲舒的文章中最纯正的莫过于《天人三策》，何曾有过《礼记》中的言论！如《乐记》所说的“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天高地下，万物分散不同，于是礼制得以施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流动不止，和谐同化，于是音乐兴起）”。董仲舒怎么能说到这个地步！想必是古来流传下来的文字如此。方子记录说：“由此可知《礼记》也出自孔门弟子无疑。顺之这话非常正确。”

问：“《礼记正义》记载五养老、七养老之礼。”回答说：“汉儒所说的制度有不合之处，多归因于殷礼。大抵古人的制度恐怕不便于今天。如乡饮酒礼，节文非常繁琐，现在强行推行，终究无益，不如取用今天的礼仪斟酌施行。”

问：“《礼记》古注之外，没有可以补充的吗？”回答说：“郑注自然好。看注看疏，自然可以明白。”文蔚记录说：“问二礼制度如何可以明白？”回答说：“只看注疏自然可以明白。”

郑康成是个好人，考证礼仪名数大有功劳，事事都处理得当。如汉律令也都有注，耗费了许多精力。东汉诸儒非常好。卢植也好。义刚记录说：“康成也可以称为大儒。”

王肃议论礼仪，必定反对郑玄。

《礼记》有王肃注，非常好。又，太史公《乐书》记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了王肃。又，郑玄解说觉得好。礼书，如陆农师的《礼象》，陈用之的《礼书》，也都广博，陈的用之的似乎胜过陆农师的。后世的礼乐全不值得记录。但诸儒议论礼仪颇有好处，这不可废弃，应当另分类作一书，才好阅读。六朝人多精通于此。毕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仪事务，便用这些人议论。如今刑法官，只用通晓大法的官员担任。如本生父母之事，却在《隋书》刘子翼传中。江西有士人方庭坚提起，如今言官得以引用。赐。夔孙同。

有人说：“经文不可轻易改动。”回答说：“改动经文，固然会开启学者不敬之心。然而从前有一个人，专攻郑康成解释《礼记》不合之处，不改其文。如‘蛾子时术之’，也不改，只作蚕蛾子，说，像蚕种之生，循环不息，这是什么意思！且如《大学》说：‘举而不能先，命也。’如果不改，成什么义理！”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