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

译这件事，正要大家共同商议，以此作为根本。君主的心意既然端正，日后即使他想自行专断，也不行了。」又说：「富弼被召来，只是要去，对人说：『进见皇上，连坐都坐不安稳，怎么能做事呢？』」我说：「富弼在仁宗朝再次被起用时，与韩琦在政府任职十多年，都没有什么建树，不再像从前那样了。」先生说：「这件事看得极好，应当记住。」又问：「假如范仲淹处在这样的境地，一定不肯回去。」先生说：「范仲淹确实不肯回去，必须比以前更加精密审慎。」

译王安石起初担任江东提刑，回来向皇帝奏事，呈上万言书。其中有一段说：「现在的小官俸禄微薄，不足以维持廉洁，必定应当有所增加。然而当今财政匮乏，再提出这种议论，人们一定认为不可行。然而天下的财富并非不足，只是不知道生财的方法，没有善于理财的人，所以常担心财力不足。」神宗非常赞同他的话。后来王安石刚担任参知政事的第二天，便专门着手处理理财事务，广泛设置回易库，以笼络天下的利润，说《周礼》中泉府的职掌正是如此。却不知道周公的制度，只是因为天下的货物有卖不出去的，导致商旅滞留而无法流通，所以用官方的钱购买，让后来想购买的人，由官府供给给他们，起初并没有借此追求利息。」时举说：「『凡国家的财用都从这里取用』，那么国家有大笔开支都从这里供给，怎么能说是不取利呢？朝廷的财用，只能支付常规费用罢了。如果有变故发生，一定没有可以应对的。」回答说：「国家百年太平，其实制度规模尚未确立，只是庆幸没有事端罢了。如果有大变故，怎么能支撑呢？神宗有一天听说回易库零星贩卖各种水果之类，因而说：『这不符合朝廷的体统。』王安石于是说：『国家创设官府，正是要统领这些繁杂琐碎的事务。如果回易库中，即使是一文钱的东西，也应当不避讳出纳，这是官府的职分，不是君主应当过问的。如果君主过问这些，那就是陷入繁杂琐碎而失体统了。』他的说法很高明，所以神宗相信他。」

「新法的推行，各位公卿确实共同谋划，即使明道先生也不认为不对，大概那时也是应当变革的时候。但后来人心汹汹，明道才开始劝谏不要做违背人情的事。等到王安石排除众议大力推行，各位公卿才开始退散。」道夫问：「新法的推行，即使路人皆知其有害，为什么明道不认为不对？」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安石推行得有害。如果让明道来做，一定不会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问：「如果专用韩琦、富弼，情况会怎样？」回答说：「两位也只是守旧。」「专用司马光会怎样？」回答说：「他又属于另一类。」又问：「如果是二程出来担当重任，难道会不同吗？」回答说：「如果像明道那样，十件事必须还他完全不同，才行。只看他当时推荐的奏章，说对方『志节慷慨』等等，那么明道难道是循规蹈矩、呆板自守的人吗！」

吕氏家传记载王安石当时与申公非常交好，新法也都商量过，所以推行新法时，非常希望申公相助。又任用明道担任条例司官员，都是希望各位贤人的帮助，这时可以看出他的心意很好。后来完全背离了初衷，所以各位贤人都不顺从。明道的行状不记载条例司的事，这里却清楚地记载了始末。

神宗曾经问明道：「王安石是圣人吗？」明道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形容公孙氏皮肤细腻，红鞋整齐），圣人的气象如此。王安石连自身都治理不好，怎么能算是圣人！」先生说：「这话最说得中王安石。」

王安石的德行，学问则不对。

先生论述王安石的学问之所以出错，是因为他看道理不透彻。因而说：「纵观千古，没有看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出错的。只是没有力量做到，半途而废的，那么危害较浅。如同庸医不认识病症，只胡乱开些无关紧要的药，还不至于杀人。像王安石这类人，他固执地认为从那一边走是对的，就像不认识病症，却直接开大黄、附子这类猛药，以至于杀人！」

刘叔通说：「王介甫，他的本意是想救民，后来弄坏，是过失导致的。」回答说：「不是这样。正如医生治病，他的本意难道不想救人吗？却把砒霜给人吃。等到病人死了，却说我的本意是想救他的病，死不是我的罪过，可以吗？介甫的本意固然想救人，但他的方法足以杀人，怎么能说不是他的罪过呢？」

谈到王安石，陆子静说：「他当时不该在法度上用心。」告诉他说：「法度怎么不该用心？只是他所用心的是非三代法度罢了。」居甫问：「王安石节俭恬退，平时的品行也很好。」回答说：「他当时做这些事，已经不合中道。如同孔子在饮食衣服之间，难道务求简略？他当初就只是苟且简略，想要像个苦行僧一样。」我问：「明道『共改』的说法也是权宜之计吗？」回答说：「是权宜之计。如果听从他的说法，纵然不是十分好，也不会像后来那样严重。」问：「章子厚说，司马光以母改子，不对。这个说法却好。」回答说：「当时也是司马光看到事情紧急，且当作题目罢了。」问：「司马光当权，却也像王安石，不通商量。」回答说：「司马光也只是看到以前不对，自己又已病重，急于救世罢了。哲宗对宣仁太后有怨恨，所以章子厚等人得以进言。如同亲政第二天，就召见宦官。范淳夫的奏疏，恳切地谈到君臣之间，只说到这个地步，再往上就说不通了，能怎么办呢？」问：「宣仁太后不还政，会怎样？」回答说：「王彦霖的系年录有一段可见。曾经对宣仁太后谈论君子小人，彦霖说：『太皇太后在宫中必须告诉皇帝。』说：『也多次说过，孙子都不明白。』看这一

译节度使，想必是因为时机未到，不可托付，所以没有放手。宣仁太后性情极其刚烈。蔡新州那件事，处置得非常严厉。」说：「当时如果不是范忠宣公相救，杀了他，日后各位公卿的灾祸会更严重。」说：「幸好有这一层罢了。」又问：「韩师朴和曾子宣在建中靖国年间的事情是怎样的？」说：「他们二人原本是想达成和解的。曾子宣的日记中极能看出他的心迹。当时商量说，左边除去苏轼、苏辙，右边除去章惇、蔡卞，这个意思也不错。后来元祐党人渐渐增多，极力攻击他们的短处，曾子宣反而后悔了，韩师朴也无可奈何。」又问：「蔡京的入朝，是韩师朴引进的，想要借以倾覆曾子宣。」说：「蔡京入朝时，韩师朴派儿子去十里外迎接，曾子宣却派儿子去二十里外迎接。蔡京入朝后，韩、曾二人都被排挤出局。」有的记录说：「韩师朴是个糊涂的人，推荐蔡京，是想让他排挤曾子宣」等等。

译汪圣锡曾问我：“《了翁政日录》中的说法是否正确？”我回答说：“不正确。”他问：“为什么不正确？”我说：“如果说王安石学术有谬误，见识有偏差，辜负了神宗皇帝的委任，这是可以的。《壮祖录》说：‘如果说王安石学术不正，辜负了神宗皇帝的委任，是非颠倒混乱，损害了神宗皇帝的圣学，这是可以的。’然而却说《政日录》是蔡卞增补的，又说王安石自己增补的。像这样，那么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只是不该增添言辞来诬蔑宗庙罢了。又把他说的‘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矫诬上天’，当作诽谤祖宗。这只是在把持他，原本没有从道理上加以辨析，怎么能驳倒他呢！”

伯丰问起四明人写的《尊尧集》。我说：“这好像只是在制造事端，却不从道理上加以辨析。大概他只从利害上看得清楚，对义理完全疏远。比如王安石心术隐微的地方，他都没有攻中，只是把持他。比如他说‘认为太祖滥杀有罪，认为真宗矫诬上天’，这些都是把持的话。杨时（龟山）的集中有几段《政日录》，却很好。因为杨时长于攻击王氏。然而《三经义辨》中也有不必辨析的地方，却有应当辨析而没有辨析的地方。”

“王氏的新经有很多好处，因为他极尽平生的心力，难道没有看得着的地方吗？”于是举出书中改动古注、点断句子的几处，说：“都像这样读得好。这类文字，我曾经想通读一遍，摘录其中的好处，但还没有空闲。”

三舍的士人坚守王安石的学问非常固执。

陈后山说，人做王安石的学问，叫做“转般仓，模画手。导致没有盈余，只有亏欠”！苏东坡说：“王安石的学问，未曾不好，只是不该要求别人与自己相同。”这些话说得都不对。如果王安石的学问是对的，让每个人都与自己相同，都进入这个境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现在却说“未曾不好，只是不该要求别人相同”，这是什么话！如果放眼望去都是黍稷，完全没有稂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因为王安石的学问自有不对的地方罢了。

王安石写《字说》时，只在一座禅寺中。禅床前放置笔砚，遮蔽一盏龛灯。有人送来书信，拆开封皮放在一边。就在倒下的禅床上睡一会儿，又忽然起来写一两个字，看来都不曾睡觉。字本来没有那么多义理，他要每个字都这样解释出来，又要照顾前后，要相互贯通。

王安石解释佛经也不对，解释“揭帝揭帝”说：“揭示所以为帝的原因而展示它。”不知道这是胡语！

唐垧林夫极力疏远王安石，在神宗面前斥责王安石。每次诵读他的奏疏一段完毕，又问：“王安石是这样吗？”王安石极力辩解。唐垧说：“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不臣服！”唐垧起初依附王安石，王安石不曾收用他，所以后来诋毁他。唐垧起初想进言时，曾向曾鲁公借了三百千钱，认为进言王安石后，必定会被驱逐。贫穷，用来作盘缠。曾鲁公因为他担任言事官，借给了他。后来获罪被驱逐，曾鲁公取回他的钱，然后放行。

蜚卿问王安石与苏东坡的学问。我说：“两位的学问都不正。但苏东坡的德行哪里能比得上王安石！苏东坡早年如果得志，未必他的祸患不亚于王安石。但苏东坡后来看到王安石狼狈，所以全都自己改变了。早年谈论很多生财之道，后来看到青苗法实行得狼狈，便不再谈论生财。早年谈论很多用兵之事，比如‘用我的计策，即使向北夺取契丹也可以’。后来看到王安石用兵用得狼狈，更不再谈论用兵。他分明有两套议论。”

王安石后来完全不用许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说得没有道理。比如苏东坡以前进言很多，比如均平户口、比较赋役、教导战守、确定军制、倡导勇敢之类，是很想出来整顿弊端的。后来王安石做出来，苏东坡却又完全翻转，说也没有一事可做。比如拣选淘汰军兵，也说怕人怨恨；削减进士恩例，也说士人失望，像这样全都一起没有道理，才成。且如役法，当时只怕衙前之役，容易导致破败。当时在这里应当辨析，怎么会导致破败？晁以道文集中有关于役法的论述，很好。

熙宁年间变法，也是势当如此。凡是王安石所变更的，起初苏东坡也想做。等到看到王安石做得纷扰狼狈，便不再说话，却去攻击他。比如王安石起初上的书，所说的都是对的，到后来却做得不对。自从王安石因变法导致天下混乱，人们便以因循为当然。天下的弊端，所以不知道何时才能终结。

王安石起初与吕吉甫交好时，常简帖往来。其中一封说：“不要让皇上知道。”后来不足，吕吉甫便缴奏了，神宗也胡乱掩盖了。王安石只喜欢人奉承自己，所以与吕吉甫合得来。如果苏东坡们不顺从自己，硬要治他，怎么天生得这么狠！”

问：“万世之后，王临川应当如何评价？”回答说：“陆象山曾经记载了，何待他人问？”“莫非只是学术错了吗？”回答说：“天资也有拗强的地方。”回答说：“如果学术是对的，这样的天资却更有力。”回答说：“是的。”琮。

王安石每当得到新文字，穷日夜阅读。喜欢

译吃羊头的时候，家里人端上来，有时正看着书，随手抓一块放进嘴里，没空细嚼；吃多了也不觉得，以至于生病。况且说用这颗心去应对事务，怎么会不犯错呢！不读书的时候，常常走进书院。有个外甥懒惰不爱学习，怕他进书院，就多方寻找新的书籍；得到了新书，他就只顾着看书，没空进书院了。

译于是谈论王安石的学问，有人说：“王安石的小儿子王元泽从小就聪明颖悟。曾经有人用笼子装着獐和鹿各一只，送给王安石，王元泽当时都不认识这两种动物。有人问他：‘哪只是鹿？哪只是獐？’王元泽说：‘獐旁边的是鹿，鹿旁边的是獐。’他后来解释经义，大体上都是这样。”

世上有“依本分”这三个字，只是没有人肯去实行。比如苏轼的学问，还算是个样子。至于王安石的学问，完全不成样子，人们却偏偏要去学习，这就是不依本分。近来看《博古图》，更不讲文理，更无法理解，这也奇怪。其中解释一个“旅”字，说：“王说：‘众也。’”这是自古以来都解释为“众”，他却非要这样说，意思是说王安石比前人高明一点。这是想要讨好王安石，但这样讨好也讨好得不好。

先生拿出王安石关于府兵制的奏稿以及李泌（邺侯）家传中关于恢复府兵制的论述，让人杰朗读。《广录》记载：“先生拿出王安石议论府兵制的奏稿，以及李泌与唐德宗议论恢复府兵制的说法，让众学生诵读。先生说：‘如今能得到这样的宰相，非常好。’”又朗读周必大（益公）的跋文。先生说：“如果像周必大所说，那么这件事就完全做不成了。”人杰说：“李泌有智谋，比如劝肃宗先攻取范阳，也是好的。”先生说：“这个策略确实好。他劝肃宗暂不攻取两京，是想用两京牵制那四位将领，可惜没有被采纳！”人杰说：“王安石在京城附近推行保甲法，起初固然违背人情，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全部废除了它，却是破坏了已经成型的制度。”先生说：“确实如此。近来张元德也有这样的议论寄来。”接着说：“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大体上有偏颇之处，大多像这样。”人杰说：“比如割让土地给西夏，也不妥当。”先生说：“当时像吕公著（吕微仲），自己认为不是这样。因为吕公著是西边人，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其他大臣的看法，恨不得让他们把意见收回去；他们的本意是等到西夏倔强时，只想低声下气地求和罢了。”接着说：“本朝养兵祸害国家，没有人去从源头治理，只管在枝叶上增添兵马将领。太祖刚平定天下时，把各军分别隶属州郡，只是暂时寄养而已，所以称为‘第几指挥’，称为‘禁军’，明确它们是禁卫军。它们的将校是衙前，现在所谓的‘都知兵马使’，称为‘教练’，才是那支军队的将领。至于都监，是唐代末年监军制度的遗留。钤辖、都部署，都是建国初年的制度。部署，就是现在的总管。现在的州钤辖、路钤辖、总管，都没有实际职务，只是在大阅兵时供职一两天罢了。潭州有八支指挥，其制度都已废弛。只有飞虎军一支特别强盛，人们都说是辛弃疾（辛幼安）的功劳。以我看来，当时为什么不整理亲军？那样自然可以使用。却另外创建一支军队，又增加了费用。又如今在长江沿岸屯驻军队，祖宗时代也没有。我的想法，是想让军队轮流戍守州郡，可以逐渐淘汰将兵，但这话难以说出口。又如今两淮、荆襄的义勇军都可以使用，只是人多不去思考罢了。”《广录》记载：“京畿保甲法，王安石花了十年才建成。到了元祐年间，司马光废除了它，非常可惜！因为这已经是成事，起初人们固然有怨恨的，后来做成了，想必人们也安于它了。却把它废除了，可惜！接着说军政后来因事而增添的很多，增添了新的，却不理会旧时已有的。祖宗只有那么多禁军散在各州，称为禁军的，是天帝所用的军队，不许他们从事其他劳役。如今增添了那么多御前诸军分屯各地，所以各州旧有的禁军都不再理会。又如潭州因为设置了飞虎军，都不管那禁军和亲兵了。”

司马光可以说兼具知、仁、勇。他那些活国救世的举措，是怎样的次序！他的格局稍大，又有学问，为人严肃而正直。以下是关于司马光的评论。

义刚说：“司马光在实践方面很笃实，只是见识浅陋。”先生说：“是的。”

子思所说的“诚”，包含了司马光所说的“不妄语”。司马光的诚，在子思的诚里面。

曹兄问：“各位先生都认为司马公多年居住在洛阳，只成就了一部《资治通鉴》；等到进入朝廷，却做了许多不好的事。”先生说：“说司马公做得不好，是对的；说这是司马公的过失，却不对。当时哲宗如果有汉昭帝那样的英明，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了。”又说：“不知道如果有圣人出来，天下事会如何处置？”于是引用《易经》说：“井水淘洗干净却没人喝，是因为时运未到；寻求英明的君主，才能接受福泽。”

司马光忠直，但对世事不太通达。比如争论役法，七八年间一直争论这一件事。他只说不应该让百姓出钱，其实不知道百姓自己觉得方便。这有什么大事？却为什么要拼命去争！

司马温公做谏官时，与韩琦（韩魏公）不合。后来他写祠堂记，极力称赞韩琦为人，难道不是因为他看到了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故吗？韩公真是难得，胸怀广大深沉！

“司马公忧国之心，直到临终还没有忘记；道乡先生也是这样。我私下认为，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也只能作罢了。”先生说：“完全不去想，就像佛教的忘。像这两位先生，又似乎太过……”问：“孔子拄着拐杖，背着手，逍遥歌唱，却不是这样。”先生说：“孔子还说：‘英明的君主不兴起，天下谁能尊崇我！’依旧是要做他的事。”

译“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这是司马光晚年因阅历丰富而提出的观点。

译范蜀公撰写温公的墓志铭，完全采用了东坡所写的行状，但后面所作的铭文，却多记载当时奸党之事。东坡要求他修改，蜀公于是让东坡亲自撰写，但都署上蜀公的名字，后来果然没有出事。如果是范蜀公所作，恐怕难免被小人挖出来攻击。

《涑水记闻》一书，吕家的子弟极力辩驳，认为不是温公所写。大概是因为其中记载了吕文靖公几件事，如杀害郭皇后等。我曾听范太史的孙子某人说，亲眼见到温公手写的草稿，怎会不是温公所写！我编纂《八朝名臣言行录》时，吕伯恭兄弟也来辩驳。作为子孙，只求辩白洗雪，但若要天下人都听从自己，那是做不到的。

温公参加省试，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将“生”解释为“活”。他的说法是，百姓能接受天地的中正之气，就能存活。温公文集中有一段话如此说，说得很好；却说别人将“生”解释为“生育”之生是不对的，如此强词夺理。我从前这类文字，以及《了斋集》之类，都仔细查看其中论述这类观点的地方，都摘出来看。年轻时被病翁监视，他不许人看，只让人读。其中议论好的地方，被他监视着读，颇费工夫！又说：“《了翁集》后面谈论禅理，更没有可探讨之处。病翁笑着说：‘这老头后来说话如此，想必是得了疯病。’”

正献公对温公说，佛家的心法，只取其简要。这是吕氏的学问。

问：“明道论及元佑年间的事，主张必须同时任用熙宁、丰年间的党人。”回答说：“明道只是想让这几个人共同改变新法，并且引诱他们参与进来。”问：“这样似乎像是使用权术？”回答说：“处理事情也有不能避免的，但明道是出于至诚，这几个人也不互相猜忌。然而必须是明道才能做到这样。后来元佑年间的各位公卿整治这批人过于严酷，也不等他们认罪。温公论役法的奏疏疏漏，全被章子厚驳倒，只是一味罢免驱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过严酷急切。然而当时如果像蔡确这类人留在朝廷，难道不危害国家大事吗！”

元佑年间的各位公卿大体上是正确的，只是多有疏漏，所以后来熙宁、丰年间的人得以反扑。

元佑年间的贤臣议论，大抵凡事都有既定成见的想法；大概是想要纠正熙宁、丰年间频繁更张的过失，却不知自己陷入了因循守旧。既然有一个天下，军队必须操练，弊端必须革除，事务必须整顿。怎么什么都不做呢！又说：“元佑年间的贤臣，多是关起门来说道理的人。后来看到他们的行事，如赵元镇的意思，其源流大略可以看到了。”儒用。

熙宁、丰年间，诸人谋取财利、审理案件，纷纷兴起，令人畏惧。有一人曾因狱事连累吕申公。申公当时任枢密使，那人带着吏员径直闯入枢密院，让申公提供文书之类，非常无礼。后来元佑年间按惯例惩治这类人，申公于是因他曾经惩治过自己，怕别人认为是私报仇恨，就特意从轻处理，当时的人因此赞美他。先生说：“只是不要过度处置，至于应当判这种罪的，就应当依法处置。这些地方都是毛病。”

元佑年间特设一个机构，名叫“理诉所”，让熙宁、丰年间受委屈压抑的人，都来申诉辩理，这是元佑年间的过错。后来徽宗即位征求言论，人们都提出来了。后来蔡京掌权，凡说熙宁、丰年间不好的，都治罪，以锺世美为第一。苏季明也因此获罪。

范淳夫为人纯粹，但精神短浅，虽然知道尊敬程子，但在讲学方面有所欠缺。如《唐鉴》极好，读起来也不无遗憾。

范淳夫论治道之处极好，但说到义理之处，却不够精微。

范淳夫解说《论语》较为粗疏，要知道却有明白的好处。如《唐鉴》的文章，议论最好。不知当时也是此道将要显明，为何却让各位公卿都如此直白！我常看文字，见到说得好的地方，就寻找它的来历，便是出于好人之门。

范淳夫解说经义，做得条理通畅。这正是他的长处，说得出来，能如此分明。

范淳夫不可理解，招李方叔教导他的儿子范温等人，范温非常不好。又曾推荐陈元舆代替自己。如果说要纯谨，李方叔起初并不纯谨；如果说要学术议论，陈元舆又不是这样的人。

韩持国、赵清献都学佛。从前在衢州，见到清献公的家书，虽然佛家平常言语也谨慎奉行，居家清苦到了极点。韩持国卧病在床，让家人在前面奏乐，在床上辗转称快。由此看来，则清献所得多矣。

正淳问：“韩持国说‘道上无克’，此说还可以。至于说‘道无真假’，那就大错特错了！”回答说：“正因为他认为‘道无真假’，所以会说‘无克’。如果知道道有真假，就知道假道是在应当克服之列的。”

南丰与其兄相比，看来是不足的。看其兄给欧阳公的信，就可以明白。

曾南丰起初也耿耿于怀，后来接连掌管几个郡，想入朝却不得，所以在福建也进贡荔枝。后来得到沧州，经过京城，上殿奏章极力阿谀奉承，说本朝的盛世是自三代以来所没有的，后面略微说要戒惧等语，所谓“劝百而讽一”。然而他的文章极好。

曾子固起初与介甫极厚善。入馆后，出任会稽令。文集中有诗云：“知者尚复然，

译悠悠苍天，谁能倾诉！」一定是曾经劝谏过王安石，王安石不高兴，所以王安石执政时不曾提拔他。后来王安石罢相，曾子固才被召入朝廷，却又专门进献阿谀之辞，将功劳归于神宗皇帝更新法度，从而得到了中书舍人的职位。遭遇父母丧事回乡守孝，不久就去世了。不知道如果多活几年，又会做出怎样糟糕的事情？曾子宣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表现得疏漏脱略。起初，曾子宣有意调和各方，既不主张元祐年间的政策，也不主张元丰年间的政策，于是有了建中靖国这个年号，像丰相、陈茔中、邹志完这些人，都是他所引荐的。然而又被各位大臣时时攻击他的短处，曾子宣无法忍受，有人被斥责驱逐离开京城。他的门生曾子开写信给曾子宣说：「某某人都是当时的名流，如今却被安置在闲散职位上。」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后来韩忠彦想要排挤曾子宣，于是引荐蔡京进入朝廷。曾子宣得知后，反而想要向蔡京表示殷勤。韩忠彦正派他的儿子去迎接蔡京，而曾子宣的儿子已经奉父亲之命在二十里外迎接蔡京了。先前曾子宣攻击蔡京非常猛烈，到这时就不再追究了。凡是蔡京有所议论奏报，不是说是「蔡京的话对」，就是说是「蔡京的话好」，又不知道自己疏漏脱略，把这些都记录在日录中。儒用。

译问：“刘元城不懂得培植君子一党。才发生一件小事，就一味地攻击弹劾，以至于君子全都离去而小人得势，这是他的过错吗？”回答说：“过错不在于此，是他的见识有毛病。‘不懂得分辨言语，就无法了解人。’是他不懂得分辨言语。比如说到伊川先生，他只看到祖宗有旧例，稍有不符合，就说不对。他不知道辅导年幼君主的道理应当如此，所以伊川先生一直被他论列弹劾，是他的见识只达到这种程度。又如蔡卞（蔡新州）的事，他当时自认为有定策之功，宣仁太后也很厌恶他，说必须对他严厉惩治，恐怕后来皇帝被人迷惑，惩治不了他。元城也想借他的诗来惩治他。当时执政、侍从、台谏中有不想惩治蔡卞的人，全部被驱逐。因为用诗来惩治人本来就不正当，因此用它来惩治那人的罪过，又不是正确的。诗中的胡言乱语，哪里值得说？定策的谋划，他又不提了，又没有理由惩治他，都不必问了。根本原因只在于开导君主的心术，让君主知道不赏私恩、不罚私怨的道理，那么蔡卞哪里值得忧虑！元城也不是出于私意。只是言论不应当这样，却不知道用诗惩治人是不对的，又想要断绝他的定策奸谋。这样惩治他，难道不会让君主更加怀疑吗？后来蔡卞死了，他家果然申诉冤屈，说蔡卞有定策之功。众人嫉妒他，于是酿成大祸。后来惩治元祐年间的各位大臣，都是为了给蔡卞报仇。司马光执政时，一定不会这样。”

问：“黄履、邢恕年轻时在太学，邢恕固然俊逸拔群，黄履也谨慎敦厚、勤奋好学，后来两人却如此狼狈。”回答说：“他们固然会读书，只是做人不好。然而黄履是个正直的人，只是昏庸愚昧没有见识，又喜爱官职，所以被邢恕引诱败坏。邢恕则有意作恶，又用才能来助长，所以罪过更多。”

邢恕本来就不安分，任随州知州时，司马光还没有与他断绝关系，还与他通信。只有程颢（明道）和邵雍（康节）看得透彻。康节的诗说：“千万不要轻易沾染西晋的风气！”明道的话见《上蔡录》中“便不得不说”的地方。开封刽子手的事，只是后来编造出来的，当时没有这件事，《辨诬》中有“妄谓”二字。

问：“邢恕年轻时见到各位公卿时，似乎也不错。”先生说：“他向来就尖刻犀利、出头露面，不踏实，到处钻营，最终成为章惇的党羽。林希任御史，林希攻击伊川先生，只等邢恕救援，便攻击他。邢恕对哲宗说：‘我对待程某曾经以师友之礼相待，现在即使把程某斩成千段，我也不救！’当时惩治邢恕的人，都找到了明道行状后面所载的话，就是根据这个来惩治他。邢恕的过错罪恶如此之多，都不追究。只在这一方面，有毫发之过必加以惩治。”

邢恕让王直方的父亲高某（忘记名字了）做一篇关于宣仁太后想要废黜哲宗的奏疏，让高某呈上去，人们起初不知道这件事。王直方临死时，把文字分送给众人，笼子里有他的文字，其中说宣仁太后想要立神宗的弟弟。徐度侍郎说：“即使是立神宗的弟弟，也没有不对的。”

苏子容推荐李清臣。李清臣一应对，就说继承神宗遗志的事，苏子容听了很惊骇。出来后，苏子容对李清臣说：“邦直（李清臣字）将要做好官！”

因为论及高甲人以及叶祖洽，说：“这个人本来没有才能，只是当时正尊崇王安石之学，叶祖洽多采用他的学说，并且借此推崇他，所以考中第一名。查考编年史，皇上喜欢读《孟子》，人们还不知道。当时廷试进士，开始用策论，叶祖洽的同乡黄履在禁中侍从，因此告诉了他。叶祖洽在策论中全都援引《孟子》，所以符合皇上的心意，被提拔为第一。然而他的人品平庸低下，又不敢指望新进用事的人，提拔不起来，当时不太重用他。元祐年间本来就没有理由任用他，等到绍圣年间，再次推行‘绍述’之说，依旧在闲散职位，无聊到了极点，于是自诩为熙宁、丰年间的旧臣，说对熙丰年间的事了解得很详细。又说：‘赵挺之也是熙丰旧臣，曾经推荐过我。现在蒙受提拔在言官之列，请求召见询问他。’士大夫贪得患失，本来无所不至，然而没有像叶祖洽这样严重的。”有人说：“这种人也是因为科举名次高，想做官职，牵引得如此。”回答说：“只是自己没志向。如果有志向的人，自然牵动不了他。因为他气力大，像大鱼一样，看是什么网，都迸裂出去。才被这点东西引动，就是本来没有气力的人。像张子韶、汪圣锡、王龟龄那样的人，怎么能牵动他！”儒用。

庄仲问：“本朝的名公，有说得好的，但在行为上完全不相应，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有一等人能谈论仁义之道，做事却违背。这就像鬼念大悲咒一样，更没办法对付他。”又说：“只是了解得不透彻的缘故。《笔谈》说士人们写文章，问起来就不会，用起来却不错，都是这样。怎么能只凭言语取人！然而也不能因人废言，说得好的地方，必须还他好才行。如孟子采纳阳虎的话，只是用意不同罢了。”友仁。

“学中的策问，苏氏和程氏之学，两家平时互相排斥，苏氏认为程氏是奸邪，程氏认为苏氏是纵横家。以我看来，只有王安石修《仁宗实录》，说老苏的书，大抵都是纵横家一流，程子从未说过。如《遗书》中‘贤良’一段，

译接着又提到“得志、不得志”的说法，恐怕是指他而言。苏东坡在黄州时行为狂放不羁，“不得志”的说法，恐怕就是指这种情况。道夫问：“苏东坡极力排斥伊川、洛阳的理学，不知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他喜好放纵，看到端正的士人用礼法约束自己，恐怕他们会来检举约束自己，所以那样诋毁他们。”道夫说：“苏东坡的气节有余，但他的过错也由此而来。”回答说：“确实如此。”又说：“老苏（苏洵）辨别奸邪，起初只是私意如此。后来王安石未能实现抱负，于是应验了他的话。然而王安石的气质习性，本来就是一个想要超脱形骸、远离世俗的样子，吃东西不知道饥饱。曾记得一本书记载，王安石对饮食完全没有嗜好，只是靠近他的食物一定吃尽。身边的人怀疑他喜欢那些食物，第二天换作其他食物，而把原来的食物放在远处，他就不吃了，往往在吃饭时不知道味道。至于吃下钓饵，当时人们认为是欺诈，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近世的吕伯恭（吕祖谦）也是这样，脸上污垢、身上脏乱，似乎不在意，饮食也不知道多少。总之，这就是放心（指心志放荡不羁）。老苏把这样的人视为奸邪，恐怕不对吧。老苏出仕时，当时的人非常敬重推崇他，只有王安石不以为然，所以他的父子都对王安石切齿痛恨。然而老苏的诗说：‘老态尽从愁里过，壮心偏傍醉而来。’如此没有操守，难道不被王安石所嘲笑！像上书韩公请求官职，这样的行为，难道不被王安石所轻视！至于苏东坡的著述，当时如果让他完全施展所学，那么事情也未可知。跟随他游历的人，都是一时的轻薄之徒，没有多少品行检点，其中如秦少游，就是最突出的。各位看到他说的通顺，就不再审察。当时如果让他们都聚集在朝廷之上，那么天下怎么能安定！更是苏东坡首先提出没有根据的说法，跟随他的人附和，难道不坏事！只是他被任用不久，所以他的许多败坏之事没有显露。加上后来小人当权，又费力像他那样，所以觉得他好。”以下讲三苏及门人。

译有人问：“如果苏东坡与程明道同朝为官，苏东坡能顺从程明道吗？”回答说：“这也未必。程明道终究是和顺纯粹，不太严厉。苏东坡称赞周敦颐，只是因为他前辈，并非同时同事。”接着说：“当时各位公卿的争论，看当时的情况，不应当讨论相容与不相容。只看是因为什么不同，各家所争的是争什么。苏东坡与王安石固然争的是新法。苏东坡与程伊川争的是什么？只看这一点，曲直自然显而易见，何必另外商量？只看苏东坡所记载的话说：‘什么时候能与他打破这‘敬’字！’看这话，只要奋起手臂，放纵心意，无所不为，便是。只看这一点，是非曲直自然容易看清。说来若说争，只争个是非。如果是，即使斩首穿胸，也有所不顾；如果不是，即使每天吃万钱，每天升迁九次官职，也终究是不对。看来别无道理，只有个是非。如果不能明辨是非，便不成人。如果明辨是非，方能做人。这个是非之处，便是人立足的根本地盘。向前去，虽然里面还有更细微的地方，要知道大源头只在这里。且要弄明白这个，才行。这个是非之处，便即是道，便是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万物万事之所以运行，只是这个。做得对，便合乎道理；一旦不对，便不合乎道理。所谓的学问，也只在这里。所以《大学》要先格物、致知。一件事物，固然应当十分好；如果有七分好，二分不好，也要分明。这个道理，一定要分明，细入毫发，更无一点夹杂。”又说：“苏东坡如此做人，到后来便都排废了许多端方正直的士人，却一齐引了许多不规矩的人来。如秦观、黄庭坚虽然是向上进取，也只是不规矩。因此举出黄庭坚的饮食帖子。苏东坡虽然疏阔，却没有毒。苏辙不说话，却险恶。秦少游的文章非常软弱，都不及众人，却能与各位苏氏并称，是怎么一回事？苏辙起初上书，很有变法的意思。只当是时，不仅王安石要如此，各位贤人都有变更的意思。”

问：“二苏的学问得自佛老，对于这边的道理，原本没有见解，所以他们的学说多走偏。”回答说：“看来只是不会仔细读书。他们见佛家的学说直截简易，惊动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了。圣贤的书，不细心研究不足以看见。我这几天来，因闲暇思考圣人为什么说个‘格物’字，工夫尽在这里。今人都是没有这工夫，所以见识都低。然而格物也有多种，有只格得一两分就停止的，有格得三四分就停止的，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的。格到五六分者已为难得。今人原本不曾格物，所以见识极卑，都被他们引将去。二苏所以主张个‘一’与‘中’者，只是要那样含糊不分别，所以横说竖说，善作恶做，都不合乎道理。然而当时人又未有能如他们学说的人，所以都被他们说动了。故我常说，今人容易为异说引去的，只是见识低，只要糊涂包藏，不敢说破。才说破，便露出手脚。所以都将‘一’与‘中’盖了，则无面目，无方所，人不能非议他。”

二苏呼唤得名字都不是了。

两苏既然自己没有致道的才能，又没有遇到人指示，所以都糊涂没有对的地方。人岂可以一己所见只管钻进去，说这是我自得，不是听别人说的！

胡问：“苏东坡兄弟，如果用时，都对天下国家无益吗？”回答说：“就他们的分限而言，也各有用处；论其极致，则也不济事。”

苏东坡议论大率前后不同，如王安石未当国时是一样议论，及后来又是一样议论。（此句疑为记录者注或衍文，暂译：公谨。）

苏东坡只管骂王安石。王安石固然不对，但假如让苏东坡做宰相时，引得秦少游、黄鲁直一队进来，坏得更猛。

有人问：“张安道为人如何？”回答说：“不好。如攻击范党时，他大节自亏了。后来被司马光攻击，章疏凡六七上，神宗不听，于是罢免司马光翰林学士之职，而张安道居职如故。曾见苏东坡为司马光神道碑，叙司马光自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自御史中丞再任翰林学士，心中曾怀疑，这一节必有原因。后看司马光集，才知道司马光因攻击张安道之故，再自御史转为翰林。而苏东坡兄弟怀其平日待遇之厚，不问是非，极力尊崇他。故苏东坡删去这一节，不言其事，遂令读者怀疑张安道不好。又刘公湖州人，忘记其名。也数章攻击他，而不见其首三章。集中只有第四章，大概说，臣攻击方平的短处，已具于前数奏中。记得是最先言其不孝之罪，可惜不见。盖苏东坡尊崇方平，而天下后世之人因苏东坡兄弟之故，遂为苏东坡讳而隐其事，并毁其疏以灭踪迹。我曾问刘公之孙某求之，而其家也已无（存）。”

译根本如此。方平曾经托某人买妾，那人花了数百千钱为他买了妾，方平接受了却不予偿还钱财，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这一类。安道是个朝廷不接纳、魏公不管理的人，他又被正人君子所厌恶，那边又被王介甫所厌恶。因为介甫是个讲究品行、恪守礼法、孝顺谨慎的人，而安道这一伙人，平日习惯了苟且简慢、放纵恣肆，一见到讲究礼法的人，必定深深厌恶。就像老苏写《辨奸论》来讥讽介甫，东坡厌恶伊川，都是这一类。说来介甫起初极好，他本是正人，看到天下的弊端如此严重，下定决心想要革新，可惜后来立足不正，败坏了。如果论他的资质和孝行，这几个人哪里比得上他！他们平日放纵惯了，只看到讲究品行、恪守礼法而不与自己合拍的人，就极力诋毁，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呢！

译司马光从翰林学士升任御史中丞，多次上奏章弹劾张方平。所论之事未被采纳，便从御史中丞复任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司马光的神道碑，只说从御史中丞复任翰林学士，却删去了弹劾张方平的事，是为张方平避讳。我起初看时，完全不明白。后来读了司马光的文集，才知道是这样。

老苏谈论眼前的利害之事却很好。学习蒙卦。

因为谈论老苏，说：“不能言说而行为怪僻的人有，没有言说怪僻而内心不怪僻的人。”

三代时期的节制之师，老苏的权变之论是不对的。

苏东坡善于议论，有气势。

苏东坡解释经义，一作解释《尚书》。不要让他说到关键处，真是好！大概是因为他的笔力过人，阐发得格外精神。

苏东坡天资高明，他的议论文章自有别人达不到的地方。如《论语》解说也很有好处，但中间须有些漏洞显露出来。如作《欧公文集序》，先说许多天大的道理，如此好了，到结尾处却只这样，这不止是龙头蛇尾了！当时若让他虚心屈己，锻炼得成什么次第来！

问：“苏东坡与韩愈相比如何？”回答说：“平正不及韩愈。苏东坡说得高妙的地方，只是说佛，其它地方又都粗疏。”又问：“欧阳修如何？”回答说：“浅。”过了很久，又说：“大抵都是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它当作考究古今治乱兴衰的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在自身上下工夫，平日只是吟诗饮酒戏谑度日。”

苏东坡平时写文章议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有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处，也都知晓，只是隐藏不肯说，想要他的言论必定被施行。

因为议论苏东坡《刑赏论》中“悉举而归之仁义”，若是这样，那么仁义乃是不得已而行之物，只是做得一个痴忠厚。此说最妨碍理，学者所当明察。

苏东坡《刑赏论》大意好，然而意旨阔疏，说不甚透彻。只似刑赏全不能奈何人一般，须是依本文将“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作为主旨。

因为议论二苏《刑赏论》极做得不对。先生说：“用刑，圣人常有不得已之心；用赏，圣人常有不舍予之意，这自是忠厚了。若更于罪之可疑者从轻，于功之可疑者从重，这尤是忠厚。这是两截之事。”

司马光墓碑说：“曰诚，曰一。”人多议论它，然而也未有害。诚，是从表里方面说的；一，是从始终方面说的。

“苏东坡作司马光神道碑，叙事很简略。然而他平生大致，不超过这个了，这见得眼目高处。”道夫说：“我作富弼碑很详细。”先生说：“司马光是他已有了行状，若富弼，则不同于这个了。”又说：“富弼在朝，很不喜欢苏东坡。他的子弟求此文，恐怕未必能得到，而苏东坡毅然答应。从今看来，大概是苏东坡想以此作为一个题目，来阐发自己的意思罢了。他开头议论富弼出使辽国的事，岂是随便的呢！”道夫说：“以前见文字中有云，富弼在青州救活饥民，自以为胜过作中书令二十四考，而出使辽国的功劳，大概是不说的。苏东坡的文章，不符合富弼的本意了。”先生说：“须要知道富弼不喜欢，而苏东坡乐于称道并铺张的意思如何。”先生说：“意者，富弼嫌中国衰弱而夷狄盛强，他做这件事，实为下策。而苏东坡则想救当时的弊病，所以开头以此而言。”先生良久才说：“富弼的策略，自知其下。但当时无人承当，所以不得已而为之罢了，非其本志。使他的道能行，如所谓选择监司等事，一一施行，那么内治既强，夷狄自服，有不待于这个了。今乃增币通和，非正道甚矣。苏东坡因绍圣元丰间用兵狼狈，所以假此说来阐发他的议论罢了。”

苏东坡《南安学记》说，古人井田封建不可行，今只有学校而已。其间说舜远不可及，得如郑国子产为乡校足矣。如何便决定了千万世没人可以为舜，只得为子产！又说古人于射箭时，因观者群聚，遂行选士的法度，这似今之聚场相扑相戏一般，可谓无根据的言论。自海外归来，大抵立论皆如此。

有人问：“苏东坡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若代，而卒莫消长也。’只是老子‘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意思吗？”回答说：“是的。”又问：“此语莫不是有病？”回答说：“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虚若代’，如何不消长？既不往来，不消长，却是甚么东西？这个道理，其来无尽，其往无穷。圣人只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又说：‘逝者如斯夫！’只是说个不已，何尝说不消长，不往来！它本要说得高远，却不知说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虚者若代’，便是这

译道理流行不息。东坡的说法，就是肇法师“四不迁”的说法。」又说：「“盈虚者如代”，“代”字现在多误作“彼”字。“而吾与子之所共食”，“食”字多误作“乐”字。我曾见过东坡的手写本，都写作“代”字、“食”字。近年苏季真刊刻东坡文集，我曾询问“食”字的含义。他回答说：“就像‘食邑’的‘食’，意思是享用。吏书中说‘食邑其中’、‘食其邑’，就是这样的‘食’字。现在浙江一带池塘边的百姓，被称为‘食利民户’，也是这个意思。」」又说：「碑本《后赤壁赋》中“梦二道士”的“二”字应当是“一”字，大概是笔误。」

译必须对道理透彻明白，然后才能内心宁静。苏东坡说：“由定力产生智慧，不如由智慧产生定力来得快。”这话讲得也好。

有人说：“苏东坡虽然讲的是佛家的话，但也讲得好。”先生却说：“他有什么样的次第见识！有什么样的次第才智！他看透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早在那方面下过工夫，所以能把那一边说得透彻。如今世上谈论佛理的人，并没有做过那样的工夫；谈论儒家之道的人，也没有在这边下过工夫；只是虚浮飘忽，糊里糊涂地混过一生。”

草堂刘先生曾经见到元城先生，元城先生说：“从前我曾与苏子瞻同在贡院。早上洗完脸，绕着各个房间胡言乱语。被他搅得不成样子，大家都无法看考卷。于是晚上才回去点亮蜡烛，一看就是几百份试卷。后来在赣州相会，坐着时就已经打瞌睡，知道他寿命不长了，不知道当时那么多精神都到哪里去了？”这两位先生都是从岭南和海南归来。苏东坡曾经主持过科举考试。

苏东坡记载了贺水部的事情，有人说没有这回事，大概是乔某欺骗苏东坡以求得诗歌罢了。

苏东坡推荐秦少游，后来被人议论，其他书籍没有记载，只有《丁未录》上有。我曾经说苏东坡见识如此，如果让他做宰相，也会弄成蔡京那样。李方叔那样的人，苏东坡也推荐他。

苏东坡聪明，难道不明白吗？他晚年自知所学的东西靠不住。等到给李昭〇写信，其中有这样的话：“黄庭坚、秦观等人凭借富余的资质，而追逐没有边际的智慧，必定会走到极端，将到哪里去归宿呢？想着有什么方法让他们回头。”范淳夫持两端，两边都不讨厌他，这也只是不对。如今说是说非，都是闲谈。如果把自己置身于苏黄之间，未必不会落在他们之下。必须是自己强过他们，才能说得倒他们，就像孟子批驳杨朱、墨翟一样。这道理只是一个道理，只理会自己身心是根本，其他都是闲杂事物。因为自己这一身是天造地设的，已经担负了许多道理，才理会得自家道理，那么事物的道理就没有不在这里面的。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一饮一息，都有道理。才不对，就是违背了这个道理。如果穷尽了这道理，才成为一个人，才可以顶天立地，才不辜负这一生。如果穷不尽这个道理，只是白白地生，白白地死，白白地具足许多形体，白白地承受许多道理，白白地吃了世间人的饭！如果看透了道理是这样，世上许多闲杂事物都没要紧，要做什么呢？又说：“伊尹说：‘上天降生这些百姓，让先知的人去唤醒后知的人，让先觉的人去唤醒后觉的人。我，是天生的先觉者，我将用这个道去唤醒这些百姓。不是我唤醒他们，又是谁呢？’‘想到天下的百姓，如果有普通男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壑中。他这样以天下为己任！’圣贤和众人都具备这个理，只是众人自己不觉察罢了。”又说：“圣人的心，像青天白日，更没有一点点遮蔽。”又说：“如今的学者首先要收摄放逸的心。”又说：“万理都具备在我的心中，必须在自家身心上下工夫，才能应对万理万事，所以《大学》说：‘在于彰显光明的德行，在于使民众更新。’”

先生因为议论苏子由说“学圣人不如学道”，他把道与圣人当作两样东西，不知道道就是没有躯壳的圣人，圣人就是有躯壳的道。学道就是学圣人，学圣人就是学道，怎么把它们当作两样东西看！

看子由《古史》序中论圣人：“‘他行善，就像冰必然寒冷，火必然炎热；他不为恶，就像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物。’这类议论极好。程颐、张载以后的文人没有能比得上他的。因为圣人的行事，都是胸中的天理，自然流露出来不可抑制的，不能勉强去做。后世的议论，都认为圣人的事情是有目的而做的。《周礼》中细微曲折的地方，却认为圣人有邀取名誉于天下的意思，非常鄙陋。这都是因为根本的见识低了，所以发出的议论如此。比如陈君举说《周礼》中有‘畏天命，即人心’的话，都不是圣人的本意。”接着说：“欧阳公的文章大体好处多，晚年笔力也衰退了。曾南丰的议论平正，经得起推敲。李泰伯的文章也明白好看。”木之问：“老苏的文章议论不正当。”先生说：“议论虽然不对，但文字也自明白通达。”

子由《古史》的议论，前后大多相互违背，也有引证不恰当的。是他年老精神不足，做这件事，都忘前失后了。

最近看到苏子由的语录，大体与《古史》相出入。他也说要“一以贯之”，但是他说得不同。他只是守住那个“一”，说万事都在“一”中，《淳录》中有“外”字。然而又不把“一”去贯穿。说的“一”又是另一个东西的样子。

因为议论《栾城集》，先生说：“从前看他的议论也好。近日看他的文字，很有害处。比如刘原父才华高而傲视万物，子由给他写信，劝他谦逊待人，这个意思很好。其中却说：‘天下因为我有辩才而用辩才来对付我，因为我有巧智而用巧智来困住我，不如用拙来涵养巧，用讷来涵养辩。’这样，就是怕人来困住我，所以卑下地对待他们，这大大有害于事。比如东坡作《刑赏忠

译厚之的深刻议论，却说“担心刑罚和奖赏不足以胜过天下的善与恶，所以全都归结于仁”。像这样，那么仁就只是一个模糊不清、没有条理的东西，因此又说“仁可以过度，义不可以过度”。大概如今的人读书不仔细，这两句话却从“疑”字上面生出许多道理。如果心中没有疑惑，有罪就必须惩罚，有功就必须奖赏，何必还要如此呢？”有人问：“这种观点原本起源于老苏（苏洵）。”回答说：“看老苏的《六经论》，那就是圣人完全是用权术来欺骗天下。子由（苏辙）晚年写《待月轩记》，想必他自以为见解很高明，如今看来却非常可笑！比如他说轩是人的身体，月是人的本性，那就是先生出一个身体，却从外面寻找一个本性来拼凑，这成了什么义理！”

译子由为人深沉，有城府。他撰写《颍滨遗老传》，自称所作之事件件正确。例如提拔任用杨畏、来之邵等人之事，他都没有记载。当时有“杨三变”、“两来”的称号。门下侍郎职位接近宰相，范忠宣、苏子容等人都在其下。杨畏弹劾罢免一人，本该由子由处理，子由不处理，反而从下属中提拔一人；杨畏又弹劾罢免一人，子由本该处理，又不处理，又从下属中提拔一人。像这样反复多次，子由都不处理。杨畏说：“苏子由不值得与他共事。”于是弹劾子由。来之邵也弹劾子由。这两人先前弹劾别人，都是秉承子由的意旨。后来子由居住在颍昌，完全不敢见任何客人。有一位同乡特意从蜀地来拜见他，子由不见。等候了几天，仍不见。一天，看见他在亭子上，那人径直闯入。子由无处躲避，只好见他。那人说：“您为什么这样？”子由说：“我特意来见您。”那人说：“请稍等，等我整理好出来相见。”回去后，子由就不再出来了。

刘大谏对刘草堂说，子瞻只是如此而已。子由令人敬畏，被贬谪居住时完全不见人。一天，蔡京党羽中有一个人来见子由，子由就先找到蔡京以前祝贺生日的一首诗，让几个小孙子先去见人的地方玩耍观看。等到请那人相见时，几个孙子拉着他满地跑。子由急忙亲自把他们抱过来，说：“我获罪废黜，不要连累他们元长！”蔡京从此非常畏惧子由。

《龙川志序》所记载的内容，大多得自刘贡父。

陷害苏子美的是一个李定，陷害东坡的又是另一个李定。苏东坡当时任湖州太守，李定前来代理职务，东坡非常惊恐。当时陈伯修任副职，多方调护照料。伯修名师锡，建阳人，曾担任察院职务，与了翁一起弹劾蔡京，后来被贬死。东坡被投入御史狱，遭受严刑拷打。苏子容当时任开封府尹，审理陈世儒案件。有人说文潞公一伙人，曾经请托之类的事情也置于狱中。子容与东坡牵连入狱，听到有拷打的声音，作诗云云。世儒是陈执中的儿子。世儒的生母张氏非常残酷。似乎是吕申公的外甥。世儒的妻子一天暗示众婢女说：“如果本官遭遇丧事，你们想嫁人的就好好嫁人，想要钱的就给你们钱。”众婢女因此用药毒死了他。后来置于狱中，夫妇二人都赴法场。他的妻子非常聪明，临赴法场时，撕下一片窗纸，立即捏成一个“番”字，让人送给她的丈夫云云。

苏东坡的儿子苏过，范淳夫的儿子范温，都出入梁师成的门下，以对待父亲的态度侍奉他。但因为他们的父亲名字在党籍中，也不能获得官职。梁师成自称是东坡的遗腹子，对待苏叔党像亲兄弟一样，告诉宅库说：“苏学士使用一万贯以下的钱，不需要复核。”叔党因此多散金，最终丧身。又有某人也以对待父亲的态度侍奉梁师成。梁师成的妻子死了，范温与苏过应当以母亲之礼为她服丧，正怀疑忌妒某人。不得已穿着丧服前往，却发现某人已经穿着丧服在帷帐下了！

东坡谥号“文忠”时，没有“太师”头衔，曾误写作“太师”。有人告诉他，他说：“有什么关系？”于是因此追赠他。现在行遣年月前后可以考证。

评论东坡的学问，说：“当时游历他门下的，虽然苦心极力，学得他的文词言语，能有什么用处！至于见识议论，自然远远不及。现在东坡的经学解释虽然不是很纯粹，但好处也自然很多，他的议论也有长处。但他只是从末节处学习，所以只能如此。”

富郑公起初很想要见山谷，等到一见，便不喜欢，对人说：“以为黄某如何，原来只是分武宁的一个茶客！”富郑公厚重，所以不喜欢黄庭坚。

黄山谷慈祥的心意很好，但很不庄重严肃。书信都涉及他的婢女，艳词小诗，事先已经定下来取悦人，忠信孝悌之言不能进入了。

山谷用典多错原本旨意，如作人墓志铭说：“敬授来使，病于夏畦！”本想言惶恐之意，却不知道与“夏畦”相差关什么事？

黄鲁直因元佑党被贬，得以放还，因为荆南某寺作塔记。人们以此诬陷他，所以再次被贬。因此苏子由们都闭门绝宾客。有人从蜀地来，多天不得见。询问邻居，说：“他十几天必定一次出门外小亭上坐。”那人于是每天等候他出来，才得一揖。子由让他坐，且说：“等我进去换衣服。”即进去，一直不出来。

黄鲁直书浯溪碑是他最好的议论。而沙随却说他不是，大概说肃宗收复两京，再造王室，其功很大，不可贬低他。这事不如此。肃宗收复京师，其功固然可称。至于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位。功过应当作为两项说，不以相掩可也。沙随之论，大概要考细碎制度不要人说义理，与致堂说皆相反。如说韩赵魏为诸侯，不为不是。大概因为周室微弱，不可不立他；待自家强盛方可去治他。又说：“晋之所以为三卿分者，是其初不合并地太大，所以致得恁地。若如此则周室为诸侯所陵，亦谓之武王合有此天下，可乎？汉匡衡当恭显用事先不敢有言；至恭显死后方论他遂为王尊所劾。沙随以为人主意不可回，宰相不可

译用谏言规劝他人，反而招致祸害。又唐代刘蕡说，天子不可泄露言语；他却在大庭广众之下直言，致使宦官的权势更加嚣张。沙随却说，刘蕡以平民身份参加直言极谏科的考试，本该如此说话，纵然杀身成仁，也足以博得名声。哪有宰相与天子为一体，却不规劝君主，反而让平民出来直言的道理！致堂说，二疏是因为看到元帝不值得辅佐，所以秉持知止的道理以求退隐，看来确实如此。至于萧望之，则是不容于不死，这不如二疏的先见之明。沙随却说并非如此，并且引用郑忽的事情作为证据，又不切题旨，都不能算是成形的议论。」

译先生正在阅读《东都事略》。文蔚问道：“这本书写得怎么样？”先生说：“只是说出了一个影子罢了。刚才我偶然看了陈无己的传记，他的优点都没有记载。”文蔚问：“他的优点是什么？”先生说：“他最大的优点是不见章子厚，也不穿赵挺之送的棉袄。傅钦之听说他非常贫困，带着银子去见他，想资助他；在座间听他议论，便不敢拿出银子。像这样的事，书中都没有记载。又如黄鲁直的传记，鲁直也有他自己的优点，也没有记载。”文蔚问：“鲁直的优点在哪里？”先生说：“他也孝顺友爱。”

陈无己、赵挺之、邢和叔，都是郭大夫的女婿。陈无己在馆阁任职，应当侍奉郊祀大典，没有厚重的皮衣无法抵御寒冷，陈无己只有一件皮衣，他的妻子便向赵挺之家借了一件皮衣给他穿。陈无己追问皮衣从哪里来，妻子如实相告。陈无己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不穿他们家的衣服吗？”便退回了皮衣，不久便因受冻生病而死。谢克家为他文集作序，其中说：“箱中没有备用的皮衣。”又说：“这难道是容易改变衣食的人吗？”大概就是指这件事。扬录说：“谢任伯作的墓志铭，记载得不明白，这难道可以不向后世澄清吗？”

陈后山与赵挺之、邢和叔是连襟，都是郭氏的女婿。后山推崇苏黄，不服从王氏，所以与邢和叔不和。后山在馆阁中，被差遣参与南郊行礼。亲戚对他的妻子说：“登上郊台，通常在半夜，寒冷难以忍受，必须多准备棉衣。”而后山家中只有一件皮衣，他的妻子便从邢家借了一件皮衣给他穿。后山说：“我只有一件皮衣，已经穿了，这件从哪里来的？”妻子如实相告。后山不肯穿，急忙让人送还，最终因受寒生病而死。有人说：“不是从邢家借的，而是从赵家借的。”所以有人祭文中说“囊中没有备用的衣服”，就是指这件事。赵挺之起初也是熙丰党人，依附蔡京得以进身；后来见蔡京做的势态不好了，便去攻击他。赵挺之有三个儿子：叫□诚，叫思诚，叫明诚。明诚是李易安的丈夫，文笔最高，《金石录》做得非常好！

晁以道后来也依附梁师成，有人用诗嘲笑他说：“早赴朱张饭，随赓蔡子诗。这回休倔强，凡事且从宜！”

张文潜软弱无能，他作的诗，前四五句好，后几句胡乱填满，只是凑平仄韵罢了。可以想见他在州郡任职时庸碌无为。他平时议论推崇苏子由，一切放任倒下，无所作为，所以秦桧喜欢他。秦桧其他方面难道肯无所作为吗？陈无己也是以策略言论主张不用兵，认为汉文帝和戎好，秦桧也喜欢他。

徐德占任御史中丞，不敢见人，在朝路上遇见南丰，叙述致意非常恭敬。南丰对待他非常傲慢，说：“您是徐禧，久闻您的大名”等等。

董敦逸在绍圣年间任御史，曾奉命录问孟后之事。奏章都已上呈，第二天忽然又上文字说：“臣昨日录问时，觉得宫中人口中有无舌头的人，臣恐怕有冤枉。”当时认为御史录问很重要，在未上文字时，能论列未必像这样。后来朝廷因为他反复无常，治了他的罪。后来曾子宣推荐人才，都是一时的名士，董敦逸也在其中，名下注说：“臣履常怀疑这个人。履以前细行也谨慎，与邢恕同学，未必不是被邢恕引诱的。”

汪表民进言，史官不能阐明神宗的德业，他的史书不好，众小人便抓住这一点来生事。

小人不可与君子同在朝廷。从前曾布在建中靖国初年，专门想要涵养许多小人，渐渐被小人得志，一时众君子都被他陷害。总之，要出来做事时，小人如果还不能立刻去除，也必须与他分明开说善恶是非，使他依从自己的话，便将事情托付给他。如果分明与他说了是非，他不依从自己的话，自己只好离去。怎么能含糊其辞，我也做点，他也做点，都不问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久而久之，没有不被他战胜的。如果与他把是非说得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如果既知道了是非，又自要做好人，这必须渐渐安顿，给他在外好的差使。我们也没有许多智巧来对付他。况且才做一件事，自己便把许多精神智巧来对付他，自己的心术已经坏了。明道先生如果大用，虽然可以变化小人，但也必须与他明辨是非。舜去除“四凶”，孔子诛杀少正卯，当初也必须与他说是非。等到他自恃其高，不依从圣人的话，只好去除了。

曾子宣起初也没有甚么厌恶元佑人的意思。被陈茔中书之后，便乘势作起徽宗攻治之事，也是因为他与熙丰本合。子开曾经有书信劝谏他哥哥不要这样，并且不要用蔡京之类的人。子宣也有回信，说：“我弟弟也曾不被元佑容纳，现在为什么议论这样？”子开虽然有所见，也很糊涂。

曾子宣作宰相，推荐蔡京。子开非常不乐意，极力劝谏他哥哥，便请求出京。本来不喜欢蔡京。蔡京来去，途中遇到他，避又不得，不见又不得，便去拜见他。蔡京公服持笏谢罪说：“如今得以还朝都是相公的力量，翰林的帮助。”子

译子开听到这番话，更加不悦，顿时手足无措。蔡京手持笏板向他致谢，子开竟然忘了拿笏板，只是叉着手回答他。子开因为蔡确的事情，被刘器之排挤。后来见到他兄长引荐缪，于是大多支持元祐党人。子宣写信给他，说：“平日里我弟弟议论公正，没有偏袒哪一方。我弟弟也曾不被元祐党人所容，现在为什么这样呢？”子宣后来看到蔡京的所作所为，深深自责，并且敬服了翁。有的记载说：“蔡京表示恭敬，子开略微应答。蔡京忽然拿出笏板禀报事情，因而谈及子宣的政事。子开严肃地说：‘贤道家兄做得对吗？’”

译“曾子宣的手记，被曾布挑出好的部分刊印发行。我在刘共父家借到全书来看，其中邪恶的言论很多。”有人问：“如果根据曾布的记载，那么元符年间他为何能与章厚同在政府，却能两相并存？”回答说：“这恐怕不能完全相信。然而每次上奏事，曾布必定留下应对，必定提及章厚；章厚单独应对，必定提及曾布。哲宗想同时听到他们的过失，也多次询问他们。”

陈了翁写信给曾子宣，曾子宣生气，翘着脚读信。陈了翁说：“这是国家大事，相公暂且平心静气，不要失掉对待士人的礼节。”曾子宣放下脚，陈了翁因此退出。

陈了翁平生在取舍方面，看得极分明。从此有入仕者，凡是写文章大多喜欢谈论这个道理。他曾经写一篇文章祭奠李家人说：“熊掌我取，上天确实给予我。”所以他平生所立的品格就是这样。

陈了翁在被贬谪流放期间，与蔡京等人争辩不停，也是因为他有智谋。如果不这样，必定会被蔡京等人杀害。有人记录说：“了翁固然是好人，也有小小的智谋”等等。

陈了翁气概刚正才略宏大，可惜他没能被任用！

问：“有人说元城先生的刚正，谁做得合乎中道？”回答说：“元城先生做得合乎中道，了翁后来有太过之处。元城先生只是居于其位，就极言无隐，获罪就顺受。了翁后来做得都不从容了。所以元先生曾经议论他《尊尧集》中所言的过错，并告诫他说：‘告诉君主行己之道，如果自己无愧，那么从此以后，可以不再多言了。’”

了翁有济世之才。道乡先生纯粹，才略不及他。假使了翁得志，必定有可观的表现。

先生问：“潮州以前有被贬谪的人吗？”德明回答说不知道。先生于是说：“子由被贬到循州。元城先生经过海州，当时有人说刘器之命好，当权者打算把他流放到某州，说：‘暂且让他试试命。’后来放还居住在南都，还康强。宣和末年才去世，只隔了一年，就有金人入侵的祸患。假使他不死，必定被召用。那时天下事被人搞坏，已经像鱼烂一样，如何整顿！一场狼狈不小。如今且是无人望。元城先生在南都，像个银山铁壁，地方又处在往来的要冲。经过的人必定见到他，清清楚楚地讲述平生的出处，没有小的回护。群小虽然窥伺，不敢动他。”《莹田录》记载说：“这位老人如果在，让他做事，不知能救得如何？”

邹道卿的奏议没有流传于世。德父曾经刊行他的家集，龟山先生因为公所弹劾的人还在要路，所以现在集中没有奏议。后来汪圣锡在三山刊印龟山集，向邹家索取奏议，安止写信让他不要刊印，可惜！不知道龟山先生还以出处一事为疑，所以奏议不能不行于世。安止判院听说后，在延平刊印。

问刘元承鞭打邹志完船夫的事。见晁氏《客语》，更应当考证。回答说：“道卿赴贬到某州，元承任太守。船夫翻船，如果载的是邹正言，不敢取一文钱。元承鞭打他。”于是说：“元承在蔡京当权时，煞是做了好官。”《扬录》记载说：“船夫不用钱，愿意载。刘元承听说后，追船夫史一慎，不让他去载。”

先生感叹时世不可为，于是叹息说：“忠臣杀身不足以保存国家，谗人构陷祸端，无罪而死。后人徒然悲痛，奈何！刘莘老死也不明。如今他的行状似乎说，死后用木匣取他的头。有人说服毒，有人说取首级，都无可考证。国史此事是先君修正，说：‘刘挚梁焘相继死在岭表，天下至今哀悼！’起初，文潞公的儿子文及甫，因为刘莘老在言路，潞公想任命为中书令。各位公卿议论，恐怕事多易杂，如果导致缴驳，反而伤害老成之道，只任命为平章军国重事，才是为安顿潞公计。他家不明白，反而最终以为怨恨。及甫写信给邢恕，有‘粉昆、司马昭’等语。邢恕收藏这封信，等待党争事发，就以此嫁祸给刘梁。本来‘粉昆’之语，是指韩忠彦。因为忠彦的弟弟嘉彦是驸马都尉，人称‘粉侯’，昆即兄也。后来事发，文及甫下狱，供称‘司马昭’是说刘挚，‘粉’是说王岩叟，因为他面白如粉。昆者，兄也；兄，况，是说梁况之。所以王岩叟虽已死，而二人皆因此重行贬谪而死。”

刘挚梁焘诸公的死，人都怀疑，如今他家子孙都忌讳。然而当时多派使者恐吓他们，又州郡监司承风旨都如此，诸公多因此自尽。刘元城屡次被人吓令自裁，刘不畏，说：“君命死即死，自死何为！”写遗嘱之类完毕，说：“如今死无难了！”最终无恙。刘只有过当处，然而这必须学得他才行。梁刘之死，先吏部作实录说：“梁焘刘挚同时死在岭表，人都冤之！”于是议论范淳夫及此。《广录》记载说：“范淳夫死也可疑。虽其子孙备载其死时详细，总之深可疑。惟刘器之死得明白。也几乎不免，只是他处得好。”

杲老被张无尽所知。一天，谈到元佑

译有人问：“相公认为他们如何？”张商英说：“都很好。像司马光，是大贤人。”李杲说：“既然如此，那么相公您在担任言官时，为何要弹劾他呢？”张商英笑着说：“您就不明白了，只是后来司马光急着要当官，才变成这样。”

译龟山撰写周宪之的墓志铭，反复称赞他弹劾童贯的奏疏，但尚书当时也缺乏决断。

章子厚与司马温公争论役法，虽然章子厚悖逆傲慢无礼，众位公卿争相排斥他，然而依据章子厚的说法却是正确的。温公的言论，前后自相矛盾，被他一一抓住破绽，指出来。众位公卿想要挽救温公，所以排斥章子厚把他赶出去。又因为他是个不好的人，所以人们都乐于他离去。儒用。以下关于章惇、蔡京。

朝廷因为议论役法罢免章惇，所以章惇后来得以以此为借口。

问：“章惇、蔡京的奸恶如何？”回答说：“蔡京的奸恶又超过章惇。当章惇再次入朝为相时，蔡京在路上拜见他，袖中拿出一卷文书献给章惇，如学校法、‘赡养院’之类，凡是能够收买士人声誉、讨好人情的事，都具备在其中。章惇推辞说：‘元长（蔡京字）可以留待以后自己去做。’后来蔡京为相，大多都建立阐明，时论往往归功于他。至于亲自到太学品尝馒头，其中没有见识的士人用手加额庆贺，说：‘太师如此留意学校！’蔡京当权时，费用奢侈没有节制。赵挺之继蔡京为相，便不做这些事了。赵挺之固然平庸，后来张天觉也无所适从。蔡京四次入朝为相，后来直到失明废黜，始终只用‘不患无财，患不能理财’的说法，其本源来自王安石。又用盐钞、茶引成柜送入内廷，皇上更加高兴，对近侍说：‘这是太师送到朕这里增加开支的。’因此内廷赏赐，不使用金钱，即使累积巨万，都不费力。钞法实行后，有早晨还是富商，晚上就变成乞丐的人了！’儒用。

蔡京诬陷王珪当时有不希望立哲宗的意思。王珪没有大恶，然而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章惇则因为不希望立徽宗的缘故，所以被列入奸党；都被视为作为臣子不忠。

蔡京上奏他家生长灵芝，皇上带着郓王等人驾临他的府第赐宴，说：‘朕父子三人劝卿一杯酒。’这时太子却不在，大概已有废立的意思了。

蔡京没有杀宋钦宗，因为曾经保佑过东宫的缘故。宋徽宗曾经喜爱嘉王，王黼等人曾经动摇东宫的地位。宋徽宗做事也有大思虑的。想要再立皇后，前面几个受宠的人按次序该立。宋徽宗一天全部召来对他们说：‘你们该立，但都有儿子，立了她们，恐怕东宫不安。’于是立了郑皇后。郑皇后没有儿子。

蔡京当时不主张废立，所以宋钦宗只惩治童贯等人，而蔡京的罪责很轻。

问：“蔡京为什么得以保全首领，死在潭州？”回答说：“当时执政的大臣都是他的门客，如吴元忠等人也是他推荐引进的，不免有牵制之处。金人退兵时，是什么时候！台谏官却完全没有处理得当，三两个月，只反而把蔡京逐出数百里，慢慢迁移，最后才移到儋州。等到到达潭州，就死了。”问：“李伯纪后来当权时，蔡京大概已经死了吧？不然，那一定像张邦昌一样，想必已经正法了。”回答说：“靖康年的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笼络出来的人才，李伯纪也不能免。如李泰发是何等刚硬的人，也被蔡京罗致，由此可知了。”现在衡州所刊印的刘谏议文集中有一帖给李泰发，大概是委婉讽刺他。查考遗史，蔡京的爱妾有两个：叫慕容夫人，叫小李夫人。又童贯的儿子童五十，认作妹妹，生儿子童翛，又娶公主。小李夫人在她之下，郁郁不乐请求出去，于是嫁给宣赞舍人曹济，后来任湖南兵马都监。蔡京死在潭州，李氏把他殡殓在一座僧寺。儒用。

蔡京在靖康年间才被贬死在潭州。八十多岁，自己病死，起初不曾有行刑处置。后来张国安守潭州，治理这类事情，为他埋葬。然而有人看见他没有头，后来朝廷取来看验。

蔡攸，字居安，是蔡京的长子。宋军进入燕京，因功晋升少师，兼任枢密院事，封英国公、燕国公。后来想要让他为相，随即后悔，只晋升太保。皇上将要谋划禅位，亲笔书写“传立东宫”字，交给李邦彦。李邦彦退立，不敢承接禀报。当时中辈都在列，皇上踌躇四顾，交给蔡攸。蔡攸退下，嘱咐他的门客给事中吴敏，吴敏立即约李纲共同做这件事，议论于是确定。宋钦宗贬谪他后，又想诛杀他，于是命令陈述持诏书就在所在处斩首。陈述将要出发，皇上又取诏书从旁边批三字说：‘翛亦然。’于是兄弟都被诛杀。

蔡绦又有《铁围山语录》。蔡绦与蔡攸虽然不同，然而他们的用心又各自违背。蔡攸只是轻慢狎昵，蔡绦想要窃取国家权柄。

许右丞在宣和、政和年间，见皇上极尽奢侈，也像龟山的意思，归咎于王安石《凫鹥》诗的说法，于是另外解释这首诗进献说：‘泾水是浊的，浊的是用来厚待百姓。’当时花石纲正盛行，许右丞想要张扬这类文字去拦截，不知拦得住否？

范致虚起初本来因为同县道士徐知常都是建阳人。推荐他给徽宗，于是提拔为右正言。徐知常本是一庸俗凡人，不知因为什么得宠。徽宗喜欢他善于说话，于是亲自宠幸他。范致虚未到任，就首先上疏说：‘陛下如果想要继承熙宁、元丰的政事，非用蔡京为政不可。’蔡京一到，这许多事一变，更遏制不住。虽然被曾子宣论列一番，然而如何遏制得住蔡京

译京城的气势！呼朋引类地聚集那些小人党羽，以至于扰乱天下。范一刚一到来，就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把别人不敢说的话，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

译范某，是范纯仁（蜀公）的族人，进入宜州，拜见了黄庭坚（鲁直）。又拜见了张怀素，非常喜爱他。一天夜里和他一起观星，说：“火星像贯穿绳索一样，东南方必定有狱讼之事。”范某将此事上报，因此得到官职。汤东野资助他进京，他也得到了官职。

宣和、政和年间，郓州有几个子弟，喜欢议论士大夫的长短，常常聚集在州衙前的旅店中。每当有士大夫经过，他们只是用嘴巴伸缩示意，便是在议论对方的长短。当时的人称他们为“猪嘴”，因为他们的样子像猪用嘴掘土。这几个子弟因此戏谑地用这个称号来自称，称为“猪嘴大夫”、“猪嘴郎”之类。不久被人告发私设官属，有谋反之意，于是兴起大案严刑拷问。以前曾见一个策子记载此事，现在记不清了。近来看《长编》有一段记载：徽宗有一天问执政大臣：“东州逆党为什么没有处理掉？”都找不到首尾线索。如果是大的反逆之事，应当有首尾线索。现在看来，只是这件事。想必李焘也没有见到此事，只是大致听说过这一项言论。

宣和、政和末年，议论元祐学术之事，像徐秉哲、孙觌等人，说得更加厉害。后来全是这类人作乱，所以说：“天下有道，盗贼会先改变吗！”

因为议论贾谊《治安策》中“深计者谓之妖言”，说：“宣和、政和年间，凡是‘危’、‘亡’、‘乱’字，都不允许使用，怎能没有后来的祸患！”又说：“世间有一种确实是妖言。像叶梦得、宇文虚中两人的所作所为，极是胡闹，平日持论却非常正统。每次进言，必定劝谏君主以正心、修身为先。他们言论的辨析裁断，即使前辈也有说不过他们的地方。正如鬼出来念大悲咒相似，正是所谓的‘妖言’。”又说：“这类人多是有才能、会说话的。如果让好人处在上面，将他们收罗起来，难道不能成为好人吗？只是由于时势不好，义理之心不足以胜过他们的利欲之心，于是走捷径，无所不为。如果逢到治世，他们选择利益而行，知道做君子是美好的，也必定知道所趋向的。治世的人才，难道个个都是好人吗？只是好人多，自然相互扶持在里面，不敢为非作歹罢了。”又问：“邢和叔、章子厚的才能，如果让他们遇到治世，能成为好人吗？”回答说：“好人多，必定不至于如此狼狈。然而邢和叔也难以识别，即使是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邵雍、程颐，也看不透他。”说：“邵雍（康节）也识得他。”说：“也只是在他表面略微点破他罢了。”又说：“他家自有一本《言行录》，记载他平日做作的长处。以前在沧峡见到他家的子弟在那里做税官，送给我一本，看来当初也有得到他帮助的地方。大概元丰末年，邢恕曾经劝说蔡卞（持正）改变熙宁、元丰的法度，召见司马光、吕公著，所以《言行录》多记载这类事。曾经听徐端立侍郎说，邢和叔对于元祐，就像陈胜、吴广对于汉朝，因为他们首倡其事而先起事。”儒用。

因为说：“宇文虚中曾经跟随童贯开凿燕山，跟随童贯多年，不曾有一句话谏止童贯的过失。后来徽宗对他的弟弟赵粹中说：‘听说你说，虚中也极善于料事。我正想让他进入政府，而执政大臣不同意，不得已将他外放。’虚中后来作为使者，被金人扣留，尊为国师，凡事必定咨询他，非常敬重信任他。凡是金人制礼作乐，创制法度建置，都是虚中教他们的。后来取了他的家眷，秦桧全部发给金人，让他的儿子某做河南安抚使。有人说虚中虽然在金人那里，却是为朝廷探听金人的动静来报告，多结交豪杰，想作为内应，因为他的儿子做主帅。又，完颜宗翰（斡离不）当时前往蒙古国，国内空虚，虚中于是想叛变，约定日期准备出发。完颜宗翰听说后，于是急忙赶回，杀了虚中，并且灭了他的全族。有人认为秦桧知道了虚中的消息，秘密派人报告金人，说虚中想要叛变，所以金人得以在他未发动前诛杀他。”

徽宗时的郭药师，这个人非常狡猾。靖康之难，正源于此。像李宗嗣，这个人只是会说话，却不似那个郭药师有谋略。那个非常狡猾。

因为议论靖康时的执政大臣，说：“徐处仁曾经忤逆过蔡京。以前做地方长官也有声望，后来却如此错谬。孙傅略得人心，却又喜好六甲神兵。时势不好，人才往往如此。”又说：“张孝纯守卫太原，被围困得非常紧急，朝廷派遣他的儿子张灏统领军队前往救援，却徘徊不前，坐视他父亲的危急而不救助，以至于城池陷落。时势不好时，首先是没有了那三纲。”按《封氏编年》记载此事非常详细。有人说：“京师再次被围时，张叔夜统领勤王的军队进入京城。叔夜为人也很好。”说：“他当时也不该领兵入城，只应当驻扎在附近作为牵制，而且伸缩自如。一入城后，便有许多掣肘之处，所以最终没有成功，以至于扈从皇帝北狩。”儒用。

徐处仁，字择之，南京人，靖康年间任执政大臣。以前曾经做主帅时，早晨处理公事，饭后与属官相见，都要穿戴合乎法度。各人禀报职事完毕后，相互久坐谈论议论，又各自根据那人的情况问难教戒，所以鞭策者甚至严厉，因此有做他属官的人无不有所知晓事。吕居仁也曾侍奉他。凡是做事，无不有

译做事的格局，即使是小事也如此，没有苟且敷衍的。就像发放官吏的酒，到了发放的那天，把酒缸放在厅堂前，亲自去逐一品尝。如果有官吏出差在外，或已离职，或是新来的官员，就按照名册让每个人拿着瓶子来取，按规定的数量发放。无论官职大小，标准都一样，没有丝毫的私心偏袒。先生又说，他在细节上做得很好，如果担任州郡长官会非常出色，只是不太懂得大体。他曾上疏给道君皇帝，议论太后不居住在宫中的事，语气如同责骂一般。道君说：“徐许多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叫我怎么回答他呢！”李伯纪请求离职后，如今在太上皇那里已经安顿好了。

译张孝纯在靖康年间镇守太原，金兵包围了他的城池。总共抵抗了半年，防守得极好，金兵攻打而不能攻克。本来局势已经稳定，后来他却去投降金人，担任他们的官职。当时宋钦宗因为围城紧急，派遣张孝纯的儿子张灏担任河北招讨使的属官，命令他自行招募义兵前往救援。从君命的角度来看，非常紧急而不可违抗；从北河地区的角度来看，那是国家所依赖的根本；从其父亲的角度来看，正处在危难之中，有即将灭亡的灾祸，应当日夜兼程去救援他。张灏接受命令后，却自己逃走了。世道不好，都生出这样一些人来，令人叹息！

问：“围城时，李伯纪表现如何？”回答说：“当时如果不派他，还能派谁？士气到了这种地步，消耗殆尽，其他人都不肯向前。只有他还奋不顾身，可以倚仗。”问：“姚平仲劫营的事，是谁发起的？”回答说：“人们都归罪于李伯纪，这其实是姚平仲的计谋。姚种都是西部的将门之家。种师道已经立了功，姚平仲对此感到羞耻，所以想以奇功取胜。等到劫营失败，钦宗亲自批示，命令李伯纪策应。有人说，当时如果再次劫营，可以获胜，只是没有人敢主张。”问：“种师中在河东战死，有的人也归罪于李伯纪。”回答说：“不是这样。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将领说种师中的失败，是因为被流箭射中，并非战败，他亲眼所见，非常奇怪。像种师道刚担任枢密使，朝廷倚重他，突然死去，也是气数使然。李伯纪刚掌管御营司，钦宗授予他空名告身，从观察使以下让他自行补授。军队撤退时，只用了几个小使臣的告身。御批说：‘大臣作福作威，渐渐不可滋长！’等到派遣他去救援河东，李伯纪估计事势不可行，推辞不去，御批说：‘身为大臣，拖延避事！’这时许松老担任右丞，与李伯纪关系好，写了‘杜邮’二字给他，李伯纪醒悟，于是出发。在危急时刻，反而被奸臣所驱使，怎么能做成事呢？”问：“种师道果真可以倚仗吗？”回答说：“种师道为人说话迟钝，言语不能表达。皇上问和亲的事，他说：‘臣手持兵器保卫国家，不知道其他。’说完就走了，不能反复极力坚持。大体上当时在上面的人没有定论，早上改变晚上又改，即使有好人，也做不成事。”

评论李仁甫的《通鉴长编》，说：“最近得到周益公的信，也怀疑其中考订不够精密，因此寄了几条来给我看。其他书记载靖康年间的事最疏略，比如姚平仲劫营，就认为是出于李纲的计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就认为是迫于许翰的命令。不知道这两件事都有曲折，劫营一事，是姚平仲侥幸之举，李纲实际上并不知道。查考，李纲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辞免的札子说：‘正在修造战具，严守防备，等待援军，趁机逼近敌人，使敌人进不能攻，退无所掠，势穷而逃。等他们渡河，半渡而击，胜利可以万全。而姚平仲率领众人出城，几乎败坏大事。然而姚平仲受宣抚使节制，不向行营报告。二月八日夜半姚平仲出城，种师道也不知道，作为微臣我实在没有参与。’当时执政如耿南仲等人，正极力阻挠李纲，庆幸他有借口，于是合为一辞，说姚平仲出城，是李纲出的计谋。种师中的死，也不是许翰的缘故。查考，《中兴遗史》说：‘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驻军真定，进军解太原之围。距离榆次三十里，金兵趁机突袭。种师中想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所以军心离散。又曾约定姚古、张灏两军同进，两人没到，种师中身受数创，裹伤力战又一时，死了。朝廷商议失律的兵将，中军统制官王从道穿着朝服在马行市被斩。如果像书中所写，那么许翰不度事宜，发文督战，固然有罪。种师中身为大将，手握重兵，难道看到枢府一纸文书，不量可否，就忿然赴敌而死！这两件事大概出于孙觌所记载，所以多失实。”问：“孙觌是怎样的人？”回答说：“孙觌起初也说好话。考察他的行为，不被各位公所认可，于是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等人依附耿南仲，以主张和议。后来被贬到岭南，尤其怨恨各位公，看见李伯纪等人，望风厌恶。洪景卢在史馆时，没意思，说靖康诸臣，孙觌还健在，一定知道事情的详情，奏请让孙觌具陈所见所闻进呈。秉笔之际，于是趁机诬陷他向来不喜欢的人，像这两件事就是这样。李仁甫不审慎，多采纳他的说法，于是作为正文写下来。其他记载有可信的，反而用小字疏在下面，毫无条理，于是让观看的人深信不疑，极是害事。从前王允之杀蔡邕，也说‘不可让佞臣执笔在幼主旁，让我们党蒙受讥议。’王允之的用心，固然可诛，然而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变的论断。”儒用。

姚平仲劫营的事，李伯纪不知道。当时朝廷问老种如何处置，种师道说：“应该再劫。”各位公不听。种师道再次说拜告。种师道老将不会说话，大概金兵经不起再劫。当时想等到立春出战，是等待种师中来。

姚平仲出城劫营，不胜。有人向种师道问计，种师道说：“再劫。”当时不能听从。如果再劫

译未必不能取胜。曾有人问尹和靖：“靖康年间谁可以担任将领？”尹和靖说：“种师道。”又问：“谁可以担任宰相？”过了很久，尹和靖说：“也只让他做。”

译于是谈到姚平仲劫寨的事，种师道命令再次劫寨，说：“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再来了，再劫寨却是合适的。”接着说，敌人怕人劫寨，但当他们摆开大阵容势准备决战时，却并不害怕。这些人轻浮，劫寨时虽然擅长，但正面交战却容易陷入困境。那些人三四月间，只吃火烧之类的食物。这些人半天不吃饭，身体就软了。后魏皇帝常说：“吴地的人擅长夜袭军营，我只要在三四十里外扎营”等等。夜袭军营就是劫寨，这是他们最害怕的。汪丈（汪藻）任福州长官时，我也在场。金主完颜亮来犯时，一天派刘宝去用兵。汪丈问：“现在太尉（刘宝）去时情况如何？”回答说：“与敌人作战时，第一阵决定胜负，第二阵胜负未可知，第三阵就杀不动他们了。因为这里只有些精锐部队在前面，敌人抵挡不住；他们僵持不动，第三四阵已经被他们困住了。”汪丈说：“刘大将，既然这样说了，那该怎么办呢！”

种师道字彝叔，是赠太傅种世衡的孙子。年轻时跟随横渠先生（张载）学习，通晓古今事务。皇上问：“今天的事，你的意见如何？”种师道说：“女真不懂兵法，哪有孤军深入别人境内而能安然回去的道理！”皇上说：“已经讲和了。”种师道回答说：“臣以军事侍奉陛下，其他不是臣敢知道的。”被任命为检校少傅，同知枢密院事，担任京畿、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任命姚平仲为都统制，各道军队都隶属他。种师道当时生病，特别命令他不用跪拜，允许他乘轿子入朝，由家人搀扶上殿。金国使者王芮向来傲慢，正在入朝应对，看见种师道，拜跪稍微合乎礼节，皇上看着笑着说：“他是为了你才这样的。”种师道又请求暂缓赠送金银布帛，禁止游骑，使他们不能远距离接应，等他们疲惫归去时，扼守要害歼灭他们在河边。种师道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过了一个月，京城再次被围。城破，皇上痛哭说：“朕不采纳种师道的建议，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起初，敌人离开时，种师道劝皇上趁他们半渡时攻击，皇上不听从。种师道说：“日后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所以皇上叹息。建炎年间追赠他为少保。

从前有人曾问尹和靖：“世道如此艰难，谁可以担当重任？”尹和靖说：“种师道可以。”问：“作为将领可以了，谁可以担任宰相？”过了很久，说：“也只让种师道做，也好。”一天，召种师道来，他完全不能说话，于是没有被任用。许翰当时任谏议大夫，对徽宗说：“当今之世，怎么能让他闲着不用呢？”皇上说：“种老，不堪任用了。你可以自己去见种师道问问，怎么样？”许翰去见他，种师道也不说话。许翰说：“皇上让我问公，公不要把我当作书生。我认为今天的战事”等等，大意是要跟随敌人撤退而攻击的意思。种师道这才回应，说敌人怎样怎样。“现在不可攻击，等他们过河再攻击。”许翰向皇上详细陈述了他的意思，这才被采纳。种师道是关西人，性格沉默寡言，与朝廷士大夫不合。一天因应对，宋钦宗说：“朕已经讲和了。”种师道对此，完全不能有所议论，只说：“臣以军事侍奉陛下，其他不是臣所应听闻的。”

“靖康之祸，即使元城先生、了翁等人在，也挽救不了。”伯谟说：“心腹已经溃烂了！”

问：“靖康之祸，如果得到前辈中的一二人，难道不能主持大局吗？”回答说：“也很难主持。胡文定对龟山说：‘当时如果早点采纳他们的意见，也须能救得一半。’说得极公道。”

天下不能说没有人才，如靖康、建炎年间，不说士大夫，只如盗贼中，有多少人！宗泽在东京收拾得各路豪杰很多，极力请求皇帝到京城谋划恢复。只因为汪、黄二人极力阻挠，后来既没有粮食供应，宗泽又死了，于是散而为盗，并非他们本心。自从当时没有收拾他们，导致他们被饥寒所迫，以苟且度过旦夕之命。后来诸将立功名的，往往都是此时招降的人。所以成汤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圣人看得意思直如此。儒用。卓录记载：“因为谈论靖康、绍兴年间的事，说：‘天下不能说没有人才。如高宗初兴，天下多少人才！只是高宗不能全部举用。不说士大夫，只盗贼中有几个人才，朝廷既然不能用，都散而为盗贼，可惜！宗泽在东京，很招收得各路豪杰、盗贼，极力请求高宗还都，也以图恢复。被汪、黄谗言中伤，一方面放散了，都去而为盗贼。当初高宗能听宗泽、李伯纪辈，还有少许进步之处。所以古人说：‘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没有粮食给他吃，教他如何得？其势只得散为群贼，以苟且度过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才，可惜！可惜。’”

于是谈论人物，说：“浙江人极弱，却生出一个宗汝霖，至刚至果。”我说：“明州最近刊印了忠简公（宗泽）的遗事，读之使人感愤流涕！如请求皇帝还都之事，都详细记载，当时只是被汪、黄所阻。”回答说：“宗公奏札说：‘陛下在近处，偶然得到二人为相。’当时皇帝已经南下，中原群盗四起。宗公派人招抚他们，听到他们的名字，都来

译隶属麾下。想要请求皇帝返回都城，自己率领军队前往河北讨伐金人。朝廷却下达命令，询问所招募的人是什么身份，以此阻挠他的计策，于是导致他发病而死。过去曾常见知宗子焘，说高宗在南京时，有一位宗室十五太尉，名叫叔向，在汝州起兵，有数万人，他的谋主叫陈烈，叔向自称“大王”。随后朝廷下诏召见他，命令他将军队归属某位大将，本人前往行在。叔向愿意将军队归属宗泽。陈烈说：“朝廷不命令归属宗泽，而你自己想要归属他，不行。”叔向说：“那么该怎么办呢？”陈烈说：“我有一个计策，率领军队渡过黄河以北，这是萧王的做法。”这时诏书下达补授陈烈通直郎。叔向既然接受征召，陈烈不接受官职而离去，终身不知去向。子焘说，以前见到叔向时，有一个人常穿着道服跟随他，怀疑就是陈烈。

译问起今日的事，因而提到石子重，他之所以被朝廷征召，是因为当时担任福州安抚司的属官。由于史直翁的推荐，他被征召。知道朝廷不会罢休，必须前去。先生说：“虽然如此，但又能成就什么大事呢！”于是引用孟子的话说：“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最终不过是保持自身的纯洁罢了。”又引用了翁说：“在对方那里是‘举荐你所知道的’，在我这里是‘实行仁德由自己决定’。”于是说道：“靖康初年，张邦昌僭越称帝，吕舜徒担任他的门下侍郎。当时有人说别人不值得惋惜，只有吕舜徒可惜。胡文定记载这件事说：‘吕舜徒虽然做了张邦昌的官，却能劝张邦昌收回伪诏，迎接太后垂帘听政，都是他的功劳。那人说，终究是难以辩白清楚的。’胡文定记载此事，只到‘终究是难以辩白清楚’的地方就停住了，再也没有其他的话。”问：“就像狄梁公在武则天时期，当时如果没有梁公，事情会更糟。”回答说：“梁公只是推荐了张柬之等几个人，他自己已经先死了。像梁公做周朝的宰相，吕舜徒做张邦昌的官，都不可以作为典范。伊川先生评论陈平、周勃，认为应当以王陵为正确，这是对的。像吕舜徒这类人一生的操守，恰好遭遇变故，不幸有这种事。现在的人一开始就这样，却是不行的。”

刘聘君说，在太学时，传抄伊洛学派文字的人，都在帐子里抄写，因为当时法令禁令很严。

靖康年间，士人陈规守卫德安府城，敌兵和群盗都攻不破。《朝野佥载》中有陈规的跋文，非常好。

陈规是唐弼的父亲。他守卫顺昌时，先教城里人制作泥团，像现在戏台的样子，放在上面。敌兵来了，一起放下，满街都是泥团，马陷进去，都不能动了。

和州有官刻的《本忠义录》，刻录靖康以来忠义死节的人。是从实录中编出来的。

张以道说：“京西转运使魏安行按人口搜括牛只，每四人共有田地百亩，只允许有一头牛，因此大扰民。当时颍州通判李椿之代理郡守，与魏安行意见不合，于是和着《归去来词》，辞官，建了‘见一亭’，而魏安行最终被追夺官职并勒令停职。李椿之字彭年，岳州人。”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一

本朝五

中兴至今日人物上李赵张汪黄秦

李伯纪，在徽宗时，因为议论京城水灾被贬出。后来又被征召任用，于是约吴敏劝行内禅之事。李伯纪担心吴敏做不好，于是自己写文章，藏在袖中进去，吴敏已经做了。后来钦宗即位，任用他。一天，听说金兵来了，殿上的臣僚都惊慌失措，都想逃跑。李伯纪叩合门入内议论，合门阻止他。钦宗听说后，命令引见。他极力陈述抵御敌军的策略，忠义慷慨。皇上大喜，立即提拔他担任枢密院事。李伯纪英明爽直奋发，但性格疏阔，用权术。钦宗派他督率太原的军队，恰逢种师中战败，于是获罪。太上皇登基，建炎初年征召他。汪黄等人说：“李伯纪好用兵，现在征召任用，恐怕金人不高兴。”皇上说：“我立在这里，想必他们也不高兴！”于是任用他为宰相。后来汪黄竟然让言官弹劾他，在相位上只有一百多天。许右丞作陈少阳的哀词，也各自看出他们的出处。

李丞相不太了解人；所用的人多轻浮。在南京做宰相时，建议三件事，借民间的钱。二云云。三云云。宋齐愈议论这件事。当时正好诛杀叛人，于是以宋齐愈曾经命令立张邦昌为由，杀了他。当时很多人知道是立张邦昌。偶尔有不知道的，宋齐愈拿书给他们看。等到行刑时，很多人觉得他冤枉。张魏公深深地说宋齐愈是很好的。宋齐愈是蜀人。当时的模样，也是汪黄所派的人。魏公也是汪黄推荐的。李伯纪罢相，是魏公进言罢免的。

黄仲本对先生说：“李伯纪一再被征召，是黄潜善推荐的。途中看到颜岐的奏章，于是怀疑是黄潜善做的。李伯纪进入国门，黄潜善率领百官迎接他，李伯纪沉默不说一句话，因此两位公卿产生嫌隙。”又说：“皇上说：‘李纲把我当小孩看！’”先生说：“李丞相有大名，当时谁不追究他不被任用的责任，以至于这样？皇上的心意也必须倾向于他。黄潜善因而推波助澜，背后却让颜岐进言，情理必定是这样。黄仲本是他的族人，不想辩白。”

问：“魏公为什么也曾议论李丞相？”回答说：“魏公初到南京，也支持汪黄，后来因为那些人不足以支持，心意都转变了。后来住在福州李公家，在那里相处得很愉快。这时李公也曾推荐魏公，曾惹起言语。”又问：“魏公议论李丞相的章疏中，有‘修怨专杀’等语，似乎是指诛杀宋齐愈而言，为什么？”回答说：“宋齐愈以前曾议论李公，但他的罪过也不是小小的刑杖所能断遣的。”又说：“当时的议论，自是一般好笑。刚征召李丞相时，颜岐之徒议论，说张邦昌是敌兵所厚待的，不宜疏远；李纲是敌兵所厌恶的，不宜再用。幸好高宗的话极好，说：‘像我这样即位，恐怕也不是敌兵所高兴的！’于是得以任命征召不被废止。”说：“刚在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从李公进来整顿一番，方才像个朝廷模样。像僭越称帝及曾经接受伪命的臣子，方才诛杀流放；死节的臣子，方才表彰抚恤。然而李公也因此去位了。”又说：“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