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三十七

译讲得明白透彻。如果前辈所说的，有的地方不太明白透彻，也不好。比如近来耿氏解释《易经》中的“女子贞不字”。伊川将“字”解释为“生育”的“字”。耿氏将“字”解释为“许嫁时行笄礼并取表字”的“字”，说“女子贞不字”是指女子尚未许嫁，这与婚姻的意义相通，也讲得有理。」又说：“伊川对《易经》的解释也有很多不明白透彻的地方。比如‘益之，用凶事’，将‘凶’解释为‘凶荒’的‘凶’，直接指向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还没有刺史、郡守，怎么可以用这种说法。我认为‘益之，用凶事’的意思是，臣子辅佐君主，是在向君主提出高要求的时候，必定要用危言直谏来警示震动君主从而辅佐他，虽然是以中正之道行事，但必须使用玉圭来传达诚信。如果不使用玉圭来传达，就不是忠诚地辅佐君主了。」

译行夫解说“仁者不忧”这一章。先生说：“‘勇者不惧’，勇是一种果断坚决、必定去做的意思，说‘不惧’也容易明白。‘知者不惑’，知是一种分辨清楚、不混乱的意思，说‘不惑’也容易明白。唯独仁为什么能不忧？这需要思考。”行夫说：“仁者顺应天理，所以不忧。如果只是顺着这道理去做，自然就没有忧虑。”先生说：“意思也是这样，但还需要仔细思考。”过了很久，行夫又说了一番话。先生说：“终究还是说得粗略。仁者之所以没有忧虑，只是因为仁者的心本身就是天理。看是什么事情来，不管大小，不管怎么变化，自家这颗心各自都有一个天理去应对。不需要等事情来了，才开始安排，心本身就是理了。不是等到看见了道理应该这样做，才去那样做。”恪的笔录另有一处记载。

蔡行夫问“仁者不忧”这一章。先生说：“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却容易理解。‘仁者不忧’，必须思量仁者为什么能不忧。”蔡行夫说：“莫非只是没有私心吗？”方子的笔录说：“有人说：‘仁者没有私心，所以乐天而不忧。’”先生说：“固然没有私心。然而之所以不忧，必须看得透彻，才行。”杨至之说：“是人欲净尽，自然快乐吗？”先生说：“这也只是表面说说。”洪庆问：“先生说是怎样？”先生说：“仁者的心就是天理，看有什么事情来，就有道理去应对它，所以不忧。”方子的笔录说：“仁者理就是心，心就是理。有一件事来，就有一个理去应对它，所以无忧。”恪的笔录另一处记载：“仁者心与理合一，心纯粹是天理。看什么事来，自有这道理在处置它，自然不烦恼。”人之所以有忧虑，只是突然遇到事情，没有一个道理去应对它，便不免有忧虑。”恪的笔录另一处记载：“今人有这件事，却没有道理，便处置不了，所以忧虑。”从周的笔录说：“人之所以有忧虑，只是处理不好。”

方毅父问：“‘知者不惑’，明白道理就能没有私欲吗？”先生说：“也有明白道理却不能去除私欲的人。然而去除私欲，必须先明白道理。没有私欲，就不被外物所屈服，所以勇。只有圣人从真诚而达到明白，可以先说仁，后说知。至于教导别人，应当以知为先。”时举略有不同意见。

先生解说“知者不惑”这一章：“只有不惑、不忧，才能生出这勇来。”

问“知者不惑”这一章。先生说：“有了仁、知而后有勇，然而仁、知也少不了勇。虽然说是‘仁能守之’，只有这勇才能守得到底，才能接得住。如果没有这勇，那么虽然有仁、知，过一会儿恐怕也会放倒。所以《中庸》说‘仁、知、勇三者’。勇，本来是个不紧要的东西。然而仁、知如果没有勇，就做不到位，半途而废。”

有人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为什么与前面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次序不同？”先生说：“成就德行以仁为先，增进学问以知为先，这是真诚而明白，明白而真诚。”问：“《中庸》说三种德行的次序怎样？”先生说：“也是为学者说的。”问：“为什么勇都在后面？”先生说：“最后做工夫不退转，这才是勇。”

有人问：“人之所以忧、惑、惧，只是穷究道理不尽，所以如此。如果穷尽了天下的道理，那么有什么忧虑恐惧的呢？因为他无所忧虑，所以称他为仁；因为他无所迷惑，所以称他为知；因为他无所恐惧，所以称他为勇。不知道这两种说法哪个对？”先生说：“仁者随所寄托而安，自然不忧；知者所见明白，自然不惑；勇者所守坚定，自然不惧。那不忧、不惑、不惧，自有次第。”有人说：“勇于义，是义理之勇。像孟施舍、北宫黝，都是血气之勇。”人杰的笔录说：“有人说：‘勇是勇于义，还是武勇之勇？’先生说：‘大概统而言之，像孟施舍北宫黝，都是血气之勇。’”先生说：“这三者也必须穷究道理、克制私欲，才行。只像这样说说，不济事。”

问：“‘知者不惑’，集注说：‘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终之’。看这三句，恐怕知是致知、格物，仁是存养，勇于克治之功。”先生点头，说：“对。勇是持守坚固。”问：“《中庸》‘力行近乎仁’，又像是‘勇者不惧’的意思。”先生说：“交互着说，都是。像‘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知’，三种知都是知；‘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为之’，三种行都是仁；‘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三种近都是勇。”宙。

可与共学章

“可与共学”，有志于此；“可与适道”，已经看见了路脉；“可与立”，能有所立；“可与权”，遭遇变故而知道适宜，这只是大纲这样说。

问“可与适道”这一章。

译说：“这里只说世人可以共同学习的，未必就能共同达到道；可以共同达到道的，未必就能共同坚守；可以共同坚守的，未必就能共同通权达变。学习的时候，必须让人能够进而达到道；达到道之后，就要让人进一步坚守；能够坚守之后，就必须让人能够通权达变。”

译有人问：“‘可与立’，是否就像‘嫂叔不通问’那样；‘可与权’，是否就像‘嫂溺援之以手’那样？”回答说：“是的。”

问：“权变，地位如何？”回答说：“是大贤以上的人。”

权，是称量教条细微之处。

问：“权变就是义吗？”回答说：“权变是运用义。”问：“中就是时措之宜吗？”回答说：“用义来称量，而后得到中。义好比秤，权变是将这秤去称量，中是物体得到平衡的地方。”

经自是经，权自是权。但经有不可行的地方，而至于用权变，这权变所以符合经，如商汤、周武王的事，伊尹、周公的事，嫂子溺水就用手去救的事。平常像风和日暖，固然好；变化像迅雷烈风。如果没有迅雷烈风，那就都干旱了，不可以作为常道。

苏宜久问“可与权”。回答说：“权变与经，不可以说是一件事物。毕竟权变自是权变，经自是经。但不是汉儒所说的权变、权术之说。圣人的权变，虽然不同于经，其权变也是事体到那时，应当那样做，才好。”时举赞同。

“可与立，未可与权”，也是甚不得已，才说这话。然而必须是圣人，才可以与权变。如果以颜回的贤能，恐怕也不敢议论这个。“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而现在的人才磨就薄了，才染就黑了，怎么再说权变？所谓“没学走，先学跑”啊。

先生因此说：“‘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变处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和小人，君子固当任用，小人固当去除。然而正当小人进用时，突然要任用君子，也不行。当小人深根固蒂时，就要去除他，就会被所害。这里必须斟酌时宜，才知道个缓急深浅，才行。”有人说：“本朝人才超过汉唐，而治理成效不及，是因为汉唐不去攻击小人，本朝专门要去除小人，所以如此。”回答说：“这样说，所谓‘内君子，外小人’，古人且胡乱那样说，不知何等议论！永嘉学问专门在利害上计较，恐怕出于此。”又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其谊，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了。专门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

叔重问：“程子说：‘权变，是说称锤的意义。什么东西作为权变？义是。然而也只是说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己看如何。’这意思怎么看？”回答说：“这好比有人犯一罪，性格刚烈的认为可诛，性格宽厚的认为可恕，一概用义来衡量，都不合适。这完全在于权量之精审，然后亲审不差。想要权量精审，是他平日涵养本原，这心虚明纯一，自然权量精审。程颐常说：‘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义以为本，则礼以行之。’”

问经、权变的区别。回答说：“经与权变，须还他中央有个界限。如程先生说，就没有界限了。程先生‘权变即是经’之说，其意大概是怕人离开了经，然而一滚来滚去，则经与权变都糊涂没理会了。”又问：“权变是称锤。称衡是经吗？”回答说：“这个以物比喻，难得亲切。”过了很久，说：“称得平，不可增加些子，是经；到了物重衡昂，移退是权变，依旧得平，便是合道，所以反经也必须合道。”

问经、权变。回答说：“权变，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那样做，所以虽然不同于经，而实也是经。且如冬月便合穿棉衣向火，这是经。忽然一天暖，则也必须使扇子，当风坐，这便是权变。程颐说‘权变只是经’，意也如此。但说‘经’字太重，若偏了。汉儒‘反经合道’之说，却说得‘经、权变’两字分晓。但他说权变，于是说反了经，一向流于变诈，则不对了。”

用之问：“‘权也者，反经而合于道’，这话也好。”回答说：“如果浅说，也不妨。程颐以为权变便是经。我以为反经而合于道，乃所以为经。比如征伐视揖逊，放废视臣事，难道能是常事？但终是正。”

有人问：“程颐说：‘权变即是经。’汉儒说：‘反经合道。’其说如何？”回答说：“程颐所说的权变，是说这处合那样做，便是正理，须是晓得他意。汉儒家语也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横说，一向不合道理，胡乱做了。”又说：“‘男女授受不亲’，是常经合那样。‘嫂溺，援之以手’，也是道理合那样，但不是每常底道理了。譬如冬月穿裘衣附火，是常理也。忽然天气做热，就必须穿夹衣挥扇，然而便不是每常底常理了。《公羊传》在宋人执祭仲处，说得权变又怪异了。”又说：“经是已定之权，权变是未定之经。”

吴伯英问：

译伊川说“权变就是常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我常说没有必要这样说。孟子明确说过：‘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常道；嫂子落水时用手去拉她，这是权变。’权变与常道怎么可以没有区别呢！只是伊川看到汉代儒者只说违背常道才是权变，担心后世没有顾忌的人都能借权变来粉饰自己，因此才有这样的议论罢了。然而常道终究是常规，权变终究是变通。”又问：“我想用‘义’字来解释权变，怎么样？”回答说：“义，就是适宜。权变固然适宜，常道就不适宜吗？”

译问：“经与权不同，而程子却说：‘权就是经。’”回答说：“固然不同：经是万世常行的道理，权是不得已才使用的，大体上不可用的时候多。”又说：“权是合乎时宜的中道，不合中道，就不能称为权了。”赐。

有人问：“‘反经合道’的说法，程先生不采纳，却说‘不必说权，权就是经’，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我常认为程先生不必这样说，是多说了。经，是道的常态；权，是道的变通。道是一个整体，贯穿于经与权之中。像程先生那样说，就混淆不清了。所谓经，众人和学者都能遵循；至于权，就不是圣贤不能实行的。”

有人写信来问经与权的问题。先生说：“程子固然说：‘权就是经。’人们必须仔细看待，这一项尤其要仔细。经是万世常行的道理，权是不得已而使用的，必须符合义理。如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伊尹放逐太甲，这都是权。如果日日时时都使用它，那成什么世界了！”有人说：“权莫非就是中道吗？”回答说：“是这一时的中道。不合中道，就不能称为权了。然而舜禹之后六七百年才有商汤；商汤之后又六七百年才有周武王。权也是难以言说的。所以孔子说：‘可以让他站立，未必可以让他行权。’到了可以行权的时候，地位也太高了。”

有人问经与权的含义。回答说：“《公羊传》以‘反经合道’为权，伊川认为不对。如果平心而论，反经也未尝不对。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的常经，不可改变的。商汤周武诛杀桀纣，却是以臣弑君；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却是以弟杀兄，岂不是反经！但当时节到了这里，道理应当这样做，虽然反经，却自然合乎道理。但如果反经而不合乎道理，那就不行。如果合乎道理，又哪里有害于经呢！”又说：“合乎权，经就在其中了。”正甫说：“‘权、义并举而皇极确立’，权、义只是相似。”回答说：“义可以总括经与权，不可拿来与权相对。义应当守经，就守经；义应当用权，就用权，所以说义可以总括经与权。如果权、义并提，如同用两个字对一个字，应当说‘经、权并举’才可以。伊川说：‘只有义没有对立面。’伊川所谓‘权就是经’，也缺少分别。必须分别经、权本是两样东西；到了合乎权的时候，自然与经没有区别，这样说不行。”

问：“‘可以让他站立’，怎样算是站立？”回答说：“站立，是看得那正当的道理分明了，不被事物所迁就迷惑。”又问：“程子说‘权只是经’，先生说：‘用孟子援嫂的事例来比喻，那么权与经也应当有分别。’莫非经是一定的理，权则是随事取中；既然中，就与经没有区别吗？”回答说：“经，是常行的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通的地方，不得已而有所变通的道理。权得其正，固然与经没有区别，毕竟权可以暂时使用而不可以常行。如尧舜禅让，汤武征诛，这是权，难道可以常行吗！看圣人的意思，毕竟是不允许人使用‘权’字。学者必须先去理会这正当的道理。比如朝廷之上，辨别君子小人，君子就进用，小人就罢黜，这就是正当的道理。现在的人不去理会这个，却说小人也不可完全罢黜，必须放他一条路，不然，反而能害人。自古固然有以此而成就事业的，但终究不是可以常行的道理。如果是君子小人常常并进，那怎么可以呢？”

亚夫问“可以让他站立，未必可以让他行权”。回答说：“汉儒说‘反经合道’为权；伊川说‘权是经所不及的’。权与经固然意义不同，但论权而完全脱离经，那就不对了。因为权是不常使用的东西。如人的病，热病应当服凉药，冷病应当服热药，这是常理。但有时有热病，却用热药去发散他的病；也有冷病，却用冷药去发散他的病，这些都是不可常论的。但必须是下得对才可以。如果有毫厘之差，便至于杀人，不对则病情加剧。然而如果用得对，就是少他不得，就是合用这个东西。既然合用，这就是权，所以就是经。大抵汉儒说权，是脱离了经来说；伊川说权，就说权只在经里面。比如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他们挥刀于同胞兄弟虽然相同，但杀他们的原因却不同。因为管叔蔡叔与商朝的遗民图谋危害王室，这是得罪于天下，得罪于宗庙，不得不诛杀他们。如果太宗，那分明是争夺天下。所以周公可以称为权，而太宗不可以称为权。孟子说：‘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伊尹的志向就是篡位。’所以在伊尹可以称为权，而在他人就不可以。权是最难使用的东西，所以圣人也很少谈论它。自非大贤以上，自己见得这道理合当如此，是办不到的。”

因为讨论“经、权”二字，

译先生说：“汉儒说‘权变是违背常经而符合大道’，这却是把权变与常经看得全然相反；伊川先生反对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他又说‘其实并没有违背常经’，这样权变与常经又变成了一个东西，毫无区别。恐怕这样也不行。权变固然不脱离常经，但看‘可以让他站立，却未必能让他权变’，以及孟子‘嫂子溺水，用手去拉她’的例子，在毫厘之间，也应当有分辨。”文蔚说：“常经是平常通行的道理，权变是适应变化时的处置。”先生说：“大体上说，固然如此。但要在程子的说法中分辨出异同，必须更加精微。”文蔚说：“权变只是常经的应用。比如秤上有许多星两，是固定不变、不可更改的。权变则是用来称量物体，使轻重恰好，这就是常经的应用。”先生说：“也不相似。大体上都是对的，只是有些细微差别。伊川又说：‘权变是常经所不能涵盖的。’这种说法才完备。常经只是一个大纲，权变是那些精微曲折的地方。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这是经常不变的道理，怎么能动摇呢！其中有些涵盖不尽的地方，就必须使用权变。权变就是细密之处，如果不是对道理看得非常精审，就不能识别这一点。‘可以让他站立’，就是可以让他遵循常经，却‘未必能让他权变’，这就显示出常经与权变在毫厘之间的分别。庄子说：‘小的变化而不失去大的常道。’”有人说：“庄子的意思又有所不同。”先生说：“他大体上也是这样，只是不知道他把什么当作大的常道。”僩录另出。

译关于“经”与“权”的区别，众人的说法都不恰当。有人说：“如果说权就是权，经就是经，互不干涉，这固然不对。如果说事情必须使用权变，经必须通过权变来施行，权变只是经，那么权与经就完全没有分别了。看孔子说‘可以让他坚守原则，却未必能让他通权达变’；孟子说‘嫂子落水，用手去拉她’，可见权与经必定有差异之处。虽然有差异，但权变实际上并不脱离经。这里所争论的只有毫厘之差，只是各位心思粗疏，看不仔细。伊川先生说：‘权变只是经’，恐怕也没有说尽。曾记得龟山先生说过：‘权变，是经所不能涵盖的。’这个说法很好。因为经只是确立一个大的法则、正当的道理罢了。那些精微曲折的地方，本来就不是经所能穷尽的。所谓的权变，就是在精微曲折的地方曲尽其宜，以补救经所不能涵盖的地方。所以说‘中道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权变’，权变就是经的奥妙之处。比如汉代儒者说‘反经合道’，这话也不算有什么大毛病。因为事情也有需要反经的时候，只是不能说事事都要反经，也不能说完全不反经。比如君令臣从、父慈子孝，这是经。如果君臣父子都这样，固然好。然而事情有不得已的时候，经行不通的时候，也只能反经，但依旧不脱离经，所以可贵的是权变。孔子说：‘可以让他坚守原则，却未必能让他通权达。’‘立’就是经。‘可以让他坚守原则’，就能守住经，有所执守了，却说‘未必能让他通权达变’。由此看来，权变乃是经的奥妙微密之处。不是对道理看得精密、透彻、纯熟的人，不足以谈论权变。”又说：“庄子说‘小变而不失其大常’，这就是经与权的区别。”有人问：“恐怕庄子的意思又不同。”回答说：“他大体上也是如此，只是不知道他把什么当作大常。”又说：“事情有缓急，道理有小大，这些地方都需要用权变来衡量。”门人问：“‘子莫执中’。程子解释经就是权，那么‘权’字又似乎说得海阔天空。比如他说‘时措之宜’，事事都有自然的中道，似乎事事都用权变。以孟子‘嫂子落水用手去拉’为例，那么‘权’字必定有别。”回答说：“‘执中无权’，这个‘权’字稍轻，可以这样说。‘嫂子落水用手去拉’的权，这个‘权’字却又重，也有深浅之分。”

问：“伊川先生说‘权变只是经’，怎么理解？”回答说：“程子说得却不灵活。比如汉代儒者对权变的说法，却很清楚明白。懂得程子所说的，知道权变也是常理；不懂他所说的，经与权就混淆不清了。我的说法，并非与程子的说法不同，只是必须与他分别清楚，经是经，权是权。比如‘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这是经。有时天气变化，冬天必须喝冷水，夏天必须喝热水，这是权。权是在阻碍经施行、行不通的地方，才使用它，然而它依然是常理，只是不能频繁使用。比如‘舜不告父母而娶妻’，岂不是奇怪差谬的事？以孟子的观点看，那时应当如此。然而如果人人都效仿不告而娶，岂不乱了人伦？所以不能常用。”赐。夔孙记录详细，另出。

问经与权。回答说：“‘冬天喝热水，夏天喝冷水’，这是经。有时候行不通的地方，冬天必须喝冷水，夏天则喝热水，这是权。这又依然是经。但经是可以恒常的道理，权是在阻碍经施行、行不通的地方，才开始使用权变。然而在那时却是常理。比如‘舜不告而娶’，是一件奇怪差谬的事。然而以孟子的观点看，却也是常理。只是不能常用。如果人人都效仿不告而娶，人伦就都乱了！因此推说商汤、周武王的事。伊川先生说‘权变却是经’，却说得死板，不灵活。比如我的说法，并非与伊川的说法不同，就是要为他分别清楚，经是经，权是权。比如汉代儒者反经的说法，经与权清楚明白地在眼前。伊川的说法，懂得的人知道权变也是常理，不懂的人却混淆不清了。比如《大过》卦说：‘道无不中，无不常。圣人有小过，没有大过。’我认为不必这样说，圣人既然说有大过，直是有这样的事。只说‘大过也是常理’，就可以了。因此举晋州蒲的事，说：‘我原来不懂文定公的意思。后来问他的孙子伯逢。他说这里有深意，但难以说出。比如《左传》分明有称晋君无道的说法。厉公确实有罪，但废黜他就行了。栾书、中行偃直接杀了他就不对了。然而毕竟厉公有罪，所以难以说出。以后必定有懂得此意的人。’

问：“‘可以让他坚守原则，却未必能让他通权达’，看来‘权’字也有两种。伊川认为权变只是经，大概是在每日事事物物上称量轻重处置，这是权，权变而不脱离经。如果论及尧舜禅让，商汤周武放逐讨伐，这又是大的权变，是所谓的‘反经合道’。”回答说：“只一般，只有大小的差异罢了。比如尧舜的禅让是逊让，给人逊让一盆水也是逊让；商汤周武的放逐讨伐是争夺，争夺一个弹丸也是争夺。邵雍诗所谓‘唐虞玉帛烟光紫，汤武干戈草木萋’，大小不同而已。‘尧夫非是爱吟诗’，正是这个意思。”

译这是关于“意”的讨论。伊川先生解释“经”与“权”这两个字，把“经”当作一个大的范畴，认为“经”能够包容那个“权”，这种说法本来很好。只是根据圣人所说“可以让他立身守正，却未必能让他通权达变”，必须把“经”和“权”看作两个不同的概念，经就是经，权就是权。如果按照伊川先生的说法，那就等于废除了那个“权”字才行。虽然说是权变，但依旧不离开那个经，权只是经的变通。比如冬天需要靠近火取暖，忽然有一天天气极热，就必须使用扇子，这就是违背常理（反经）。现在必须既明白孔子的说法，又明白伊川先生的说法，才行。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就像两脚并拢在一起，就无法行走了。必须还它两只脚，虽然是两只脚，但终究都是脚。又说：“如果不是大圣贤运用权变，稍有偏差，就容易走错方向。”

译恭父问：“‘可与立，未可与权’是什么意思？”朱子说：“‘可与立’，是指能够妥善处理常规事务；‘可与权’，是指能够妥善处理突发变故。虽然处理变故，但所谓处理常规事务，其意旨只在于‘井卦以明辨义理，巽卦以施行权变’。这说明义与权自然是不同的。汉代儒者有‘反经合道’的说法，只因为将《论语》下文‘偏其反而’误当作另一章来解释，所以这种说法相沿流传，不断衍生。且看《集义》中各位儒者的说法，无不与下文连在一起。唯独范纯夫不这样解释，苏氏也不这样解释，他们自己把‘唐棣之华’作为下截内容。程子所说汉代儒者的错误，确实如此。总之，‘反经合道’这一句，仔细思考也是讲得通的。因为‘权’字是与‘经’字相对而言的。一说到权变，便是改变了那个常规，称之为‘反’也可以。然而虽然违背了常规，却不违背大道；虽然与常规不同，但其道是一致的。因此知道伊川先生的说法，断定常规自是常规，权变也是常规，汉代儒者‘反经’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个说法不可不知。然而仔细推究考证，汉代儒者的话也没有害处，这个说法也不可不知。‘义’字含义广大，自然包容了经与权，自在经与权交接之处。如果事情应当这样处理，是常规法度如此，这固然是经；如果应当这样，也是义理上应当坚守常规。事情应当这样处理，却改变了常规法度那样处理，固然是权；如果应当那样，也是义理上应当通权达变。文中子说：‘权变与义理并举，皇极之道就确立了。’如果说‘经、权并举’，则没有害处。现在说‘权、义并举’，则‘义’字用得不当。为什么？却是把义当作权。不知道经自是义，权也是义，‘义’字是兼括经与权来使用的。如果把义与经相对，恰似拿一个包含两样东西的东西，对着只包含一样东西的东西。”行夫说：“经就是权。”朱子说：“不是说经就是权。经自是经，权自是权。只是虽然违背常规却能符合大道，却并不违背经。就像人的两只脚一样，左脚自是左脚，右脚自是右脚，走路时必须一脚先，一脚后，相互配合而行，才能走得动。不可把左脚叫做右脚，把右脚叫做左脚。《系辞》既说‘井卦以明辨义理’，又说‘井居其所而迁’。井是不可移动的物体，水却可以随着汲引而流向各处。就像大道的正体一定在此，而随事制宜，自然没有不恰当的。所以说‘井卦以明辨义理’，又说：‘井居其所而迁。’”

唐棣之华章

问：“‘唐棣之华，偏其反而’是什么意思？”朱子说：“这自是一篇诗，与现在的《常棣》诗不同。常，音裳。《尔雅》说：‘棣，栘，像白杨，江东叫夫栘。常棣，棣，果实像樱桃可吃。’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这是逸诗，不知道当时诗人想的是什么。东坡认为这是‘思念贤人而不得的诗’，看来未必是思念贤人。但孔子大概只是取下面两句说：‘人只要不想，想了还有什么远的呢！’起初并不与上面说权变的地方是一段。‘唐棣之华’以下，自是一段。因为汉代儒者把上文合为一章，所以误认‘偏其反而’为‘反经合道’，所以错了。《晋书》在一处引用‘偏’字作‘翩’，‘反’作平声，说花有翩然飞动之意。现在没有这首诗，无法考证，所以不能定为定说。”

有人问：“‘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一章。”时举因此说：“人心放逸很容易，然而收回来也很容易。”朱子说：“收回来固然容易，但恐怕不能让它长久存留罢了。”

朱子语类卷第三十八

论语二十

乡党篇

总论

《乡党》记载圣人举止周旋，无不合乎礼仪。

比如《乡党》说圣人容色处，是从有事时观察圣人；如说“燕居申申、夭夭”，是从无事时观察圣人。学者在这里，又知道圣人无时无处不是这样。

《乡党》一篇，从“天命之谓性”到“道不可须臾离也”，都包含在里面。许多道理，都从圣人身上迸发出来。只有圣人做得非常分明，所以门人看得熟，因此记载得详细。

问：“看《论语》，到了《乡党》的一半。”朱子说：“觉得你看得浅，没有很切己。读完《乡党》篇，更须从头温习许多说话，都在集注中。”

问贺孙：“读《乡党》已完，觉得意思如何？”贺孙说：“见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一定不行。才有些子不如此，心里便不安。”朱子说：“圣贤一句是一个道理，要得教人识着，都是为了让人收拾已放逸的心。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学问只在求放心，不是把求放心当作学问工夫，而是学问都是为了求放心。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大要都是想使人‘思无邪’而已。”

第一节 乡党、宗庙、朝廷言貌不同。

看《乡党》篇，须以心体之。“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语者。”如何是“似不能言语者”？“宗庙、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