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十三
工夫全在行上。
问：「大抵学便要践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既探讨得是当，又且放顿宽大田地，待触类自然有会合处。故曰：『宽以居之。』何尝便说『仁以行之』！」
译功夫全在实践上。
有人问：“大抵学习就要付诸实践，是这样吗？”回答说：“固然如此。《易经》说：‘通过学习来积累知识，通过提问来辨析道理。’既然已经探讨得恰当，又要留出宽大的余地，等待触类旁通时自然会有融会贯通的地方。所以说：‘以宽厚的态度来安处其中。’哪里会立刻就说‘以仁德来践行’呢！”
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
书册中说义理，只说得一面。今人之所谓践履者，只做得个皮草。如居屋室中，只在门户边立地，不曾深入到后面一截。
放教脚下实。
人所以易得流转，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点地。点，平声。
问学如登塔，逐一层登将去。上面一层，虽不问人，亦自见得。若不去实踏过，却悬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层不曾理会得。
学者如行路一般，要去此处，只直去此处，更不可去路上左过右过，相将一齐到不得。寿昌。
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以下理欲、义利、是非之辨。
「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问：「莫是本来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巴鼻生底。」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
大抵人能于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则尽长进在。
天理人欲之分，只争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说「几」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横渠每说「豫」字。
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或问：「先生言天理人欲，如砚子，上面是天理，下一面是人欲。」曰：「天理人欲常相对。」
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
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
天理人欲，无硬定底界，此是两界分上功夫。这边功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若这边功夫少，那边必侵过来。
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譬如刘项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初学则要牢札定脚与他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儒用略。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将不是底换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将好底换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长如何尔。以至千载之前，千载之后，与天地相为始终，只此一心。读书亦不须牵连引证以为工。如此缠绕，皆只是为人；若实为己，则须是将己心验之。见得圣贤说底与今日此心无异，便是工夫。
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今去读书，要去看取句语相似不相似，便方始是读书。读书须要有志；志不立，便衰。而今只是分别人欲与天理，此长，彼必短；此短，彼必长。寿昌。
未知学问，此心浑为人欲。既知学问，则天理自然发见，而人欲渐渐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层，又有一层。大者固不可有，而纤微尤要密察！
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须事事与剖判极处，即克治扩充功夫随事着见。然人之气禀有偏，所见亦往往不同。如气禀刚底人，则见刚处多，而处事必失之太刚；柔底人，则见柔处多，而处事必失之太柔。须先就气禀偏处克治。
义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复之。富贵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纵使得之，于身心无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义理，求则得之。能不丧其所有，可以为圣为贤，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两端体察，若见得时，自须猛省，急摆脱出来！
徐子融问：「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强。若是人欲，只缘有爱之之意，虽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问：「真知者，还当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
译我在这边讲解的时候少，亲身实践的时候多，每件事都要靠你自己去理解，自己去体察，自己去涵养。书要你自己去读，道理要你自己去探究。我只是做个引路的人，做个证明的人，有疑难的地方一起商量罢了。
书册中谈论义理，只说了一面。现在人们所谓的践行，只做得表面功夫。就像住在屋子里，只在门口站着，没有深入到里面去。
让脚下踏实。
人之所以容易随波逐流，站不稳，只是脚跟没有点地。“点”读平声。
做学问就像登塔，一层一层地登上去。上面一层，即使不问别人，自己也看得见。如果不实实在在地踏过去，却悬空妄想，就连最底层也没有弄明白。
做学问的人就像走路一样，要去那里，就径直去那里，不能再在路上左拐右拐，否则大家就都到不了。寿昌。
有天理，就有人欲。因为这个天理必须有个安顿的地方，一旦安顿得不恰当，人欲就出来了。以下是关于理与欲、义与利、是与非的辨析。
“天理和人欲的比例有多少？天理本来多，人欲也是从天理中产生的。虽然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问：“莫非本来全是天理吗？”回答说：“人生下来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有根据产生的。”
人的这一颗心，天理存在，人欲就消亡；人欲占上风，天理就灭绝，没有天理和人欲混杂的情况。做学问的人必须在这里体认省察。
大体上，人能在天理和人欲的界限上站稳脚跟，那么所有的长进都在这里了。
天理和人欲的区别，只差一点点，所以周敦颐先生只说“几”字，然而辨别又不能不早，所以张载常说“豫”字。
天理和人欲，在细微之间。
有人问：“先生说天理和人欲，就像砚台，上面是天理，下面一面是人欲。”回答说：“天理和人欲常常相对。”
问：“在饮食之间，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回答说：“饮食是天理；要求美味，是人欲。”
有天理自然的安宁，没有人欲沉溺的危险。
不被物欲所蒙蔽，就是浑然的天理了。
天理和人欲，没有固定的界限，这是两方面的功夫。这边功夫多，那边就占不过来。如果这边功夫少，那边必定侵过来。
人只有天理和人欲，这边胜那边就退，那边胜这边就退，没有中立不进退的道理。一般人要么进步要么退步。比如刘邦和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相持，那边进一步，这边就退一步；这边进一步，那边就退一步。初学者就要牢牢站稳脚跟和他相持，相持住一分，就逐渐相持下去。这颗心不要退，终究会有胜利的时候。胜利时是什么气象！儒用略。
人只是这一颗心。今天是对的，明天是错的，不是把错的换成了对的。今天不好，明天好，不是把好的换成了不好的。只是这一颗心，只看天理和私欲的消长如何罢了。以至于千年之前，千年之后，与天地共存亡，只是这一颗心。读书也不需要牵连引证来显示精巧。这样缠绕，都只是做给人看；如果真正为自己，就必须用自己的心来验证。发现圣贤说的和今天这颗心没有不同，就是功夫。
做学问的人必须革尽人欲，恢复尽天理，才算是做学问。现在去读书，要看语句是否相似，这才算是读书。读书必须有志向；志向不立，就会衰败。而现在只是分辨人欲和天理，这边长，那边必定短；这边短，那边必定长。寿昌。
不知道学问，这颗心完全被人欲占据。知道学问后，天理自然显现，人欲渐渐消去，这固然很好。然而克服了一层，又有一层。大的固然不能有，细微的尤其要严密观察！
每件事都有两面：对的即是天理的公，错的乃是人欲的私。必须每件事都剖析到极点，那么克治扩充的功夫就随事显现。然而人的气质有偏颇，所见也往往不同。比如气质刚强的人，就看见刚强的地方多，处理事情必定失之太刚；气质柔弱的人，就看见柔弱的地方多，处理事情必定失之太柔。必须先就气质偏颇的地方进行克治。
义理是身心所固有的，失去了却不知道如何恢复。富贵是身外之物，求取它只怕得不到。即使得到了，对身心没有丝毫益处，何况不一定能得到呢！至于义理，求取就能得到。能不丧失自己所拥有的，就可以成为圣人贤人，利害关系非常明白。人心的公正，常被私欲所遮蔽，所以更放不下来。但只要常常用这两方面来体察，如果看见了，自然必须猛然醒悟，急忙摆脱出来！
徐子融问：“水火，明明知道它们可怕，自然害怕它们，不需要勉强。如果是人欲，只是因为有爱好的意思，虽然知道却不能不喜好，怎么办？”回答说：“这也是没有真正知道罢了。”又问：“真正知道，难道当真知道人欲是不好的事物吗？”回答说：“像‘克、伐、怨、欲’，却不是要
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这边看得透，则那许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实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胜做甚么？要去矜夸他人做甚么？『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个甚么？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个甚么？见得大处分明，这许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冻解，无有痕迹矣。」
译在“克、伐、怨、欲”这些毛病上，要能觉察到，只要从道理这一边看得透彻，那么那些毛病不用刻意去除就会自然消失。如果确实看透了根本的大道理，还去追求胜过别人做什么？还去夸耀别人做什么？“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怨恨什么呢？”怨恨什么呢？耳目口鼻四肢的欲望，只要安于本分，还欲望什么呢？看得大体处明白清楚，这些许多小小的毛病，都如同冰消冻解一般，不留任何痕迹了。
「今人日中所为，皆苟而已。其实只将讲学做一件好事，求异于人。然其设心，依旧只是为利，其视不讲者，又何以大相远！天下只是『善恶』两言而已。于二者始分之中，须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则善者一向善，但有浅深尔。如水清泠，便有极清处，有稍清处。恶者一向恶，恶亦有浅深。如水浑浊，亦有极浑处，有稍浑处。」问：「此善恶分处，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说后，方有此名。只执此为说，不济事。要须验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几微间极索理会。此心常常要惺觉，莫令须刻悠悠愦愦。」大雅云：「此只是持敬为要。」曰：「敬不是闭眼默坐便为敬，须是随事致敬，要有行程去处。如今且未论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说，此行程也。方其当格物时，便敬以格之；当诚意时，便敬以诚之；以至正心、修身以后，节节常要惺觉执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说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躯壳中为主，便须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来，便成两畔去，又何至如是缠绕！」
学无浅深，并要辨义利。
看道理，须要就那个大处看。须要前面开阔，不要就那壁角里去。而今须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得明白。将自家日用底与他勘验，须渐渐有见处。若不去那大坛场上行，理会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理小了。
人贵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恶念去之。若义利，若善恶，若是非，毋使混殽不别于其心。譬如处一家之事，取善舍恶；又如处一国之事，取得舍失；处天下之事，进贤退不肖。蓄疑而不决者，其终不成。
或问义利之别。曰：「只是为己为人之分。纔为己，这许多便自做一边去。义也是为己，天理也是为己。若为人，那许多便自做一边去。」
须于日用间，令所谓义了然明白。或言心安处便是义。亦有人安其所不当安，岂可以安为义也！
义利之辨，初时尚相对在。若少间主义功深后，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窃盗，不劳而却矣。
事无大小，皆有义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间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谓「以善为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才卿问：「应事接物别义利，如何得不错？」曰：「先做切己工夫。喻之以物，且须先做了本子。本子既成，便只就这本子上理会。不然，只是悬空说易。」器之问：「义利之分，临事如何辨？」曰：「此须是工夫到，义理精，方晓然。未能至此，且据眼前占取义一边，放令分数多，占得这下来，纵错亦少。」
才有欲顺适底意思，即是利。
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
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
将天下正大底道理去处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处之，便私。
且以眼前言，虚实真伪是非处，且要剔脱分明。
「只是理会个是与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凡事只去看个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无疑，便是是处；一事自不信，便是非处。寿昌。
闲居无事，且试自思之。其行事有于所当是而非，当非而是，当好而恶，当恶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工夫。士毅。
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且如人虽知此事不是，不可为，忽然无事又自起此念。又如临事时虽知其不义，不要做，又却不知不觉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却终不肯做，是如何？盖人心本善，方其见善欲为之时，此是真心发见之端。然纔发，便被气禀物欲随即蔽锢之，不教它发。此须自去体察存养，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学者工夫只求一个是。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从其是则为善，徇其非则为恶。事亲须是孝，不然，则非事亲之道；事君须是忠，不然，则非事君之
译“现在的人每天所做的事，都只是为了苟且而已。他们实际上只是把讲学当作一件好事，以求与他人不同。然而他们的用心，依旧只是为了私利，他们看待那些不讲学的人，又哪里有很大的差别呢！天下不过是‘善’与‘恶’这两个字罢了。在善恶刚开始区分的时候，必须用心看得分明。等到它们发展出去，那么善的就一直向善，只是有深浅的区别罢了。就像水清澈，就有极清的地方，有稍清的地方。恶的就一直向恶，恶也有深浅。就像水浑浊，也有极浑的地方，有稍浑的地方。”有人问：“这善恶区分的地方，只是天理的公义和人欲的私心罢了。”回答说：“这是已经有了说法之后，才产生这样的名称。只执着于此作为说法，无济于事。必须验证于自己的内心，真正知道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在细微之处极力去理会。这颗心常常要保持清醒警觉，不要让片刻变得昏沉迷糊。”大雅说：“这关键在于持守恭敬。”回答说：“恭敬不是闭上眼睛默默坐着就是恭敬，必须随着事情去表达恭敬，要有具体的实践过程。如今暂且不谈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截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来说，这就是实践的过程。正当格物的时候，就恭敬地去格物；正当诚意的时候，就恭敬地去诚意；以至于正心、修身以后，每一个环节都要常常保持清醒警觉并持守，让这颗心常在，这才是能够持守恭敬。现在谈论持守恭敬的人，只是说说恭敬，并不是真正持守恭敬。如果这颗心常在身体中作为主宰，就必须常常像烈火在身一样，有不可侵犯的神色。事物到来，就会分成两派，又怎么会像这样纠缠不清呢！”
学问没有深浅，都要辨别义与利。
看待道理，必须从那个大的方面去看。必须前面开阔，不要钻到那个角落里去。现在必须把天理与人欲、义与利、公与私，分别得明白。拿自己日常所用的东西去与他对照检验，必须渐渐有见解。如果不在那大的场合上行走，即使理透了一句，也只是一句，道理就小了。
人贵在剖析判断，让心下的念头分明，善的理明白它，恶的念头去除它。如果是义与利，如果是善与恶，如果是是与非，不要让它们在心中混杂不分。比如处理一家的事，取善舍恶；又如处理一国的事，取舍得失；处理天下的事，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人。存有疑虑而不决断的，最终不能成功。
有人问义与利的区别。回答说：“只是为自己与为别人的分别。才为自己，这许多便自然归于一边。义也是为自己，天理也是为自己。如果为别人，那许多便自然归于一边。”
必须在日常用度之间，让所谓的义了然明白。有人说心安的地方就是义。也有人安于他不应当安的地方，难道可以把安当作义吗！
义与利的辨别，开始时还相对存在。如果稍后主张义的功夫深了，那利如何容得下！就像小小的窃盗，不费力就退去了。
事情无论大小，都有义与利。现在做好了事情，其中还包藏着多少私利，所谓“以善去做却不知道其道”，都是这样。
才卿问：“应对事物辨别义与利，怎样才能不错误？”回答说：“先做切身的功夫。用物体来比喻，且必须先做好底子。底子既成，便只在这底子上理会。不然，只是凭空说容易。”器之问：“义与利的分别，临事时如何辨别？”回答说：“这必须是功夫到了，义理精熟了，才明白。未能达到这个地步，且根据眼前占据义的一边，让义的分数多，占据这下来，纵然有错也少。”
刚有想要顺适的意思，就是利。
仁义根植于人心固有的本性，利心产生于物与我相互比较。
人只有一个公与私，天下只有一个邪与正。
用天下正大的道理去处理事情，就是公；用自家的私意去处理，就是私。
且以眼前来说，虚与实、真与伪、是与非的地方，且要剔除得分明。
“只是理会个是与不是，就行了。”又说：“是，就是理。”
凡事只去看个是与非。假如今日做了一件事，自己心安而没有疑虑，就是是对的地方；一件事自己不信，就是非的地方。寿昌。
闲居无事，且试着自己思考。行事中有应当是却认为是非，应当非却认为是是，应当好却认为是恶，应当恶却认为是好，自我察知，也是功夫。士毅。
讲学固然不可没有，必须更在自己本分上做工夫。如果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功夫难。且如人虽然知道此事不是，不可做，忽然无事又自己起这个念头。又如临事时虽然知道它不义，不要做，却又不知不觉自己去做，是怎么回事？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却又终究不肯做，是怎么回事？盖人心本善，正当他见到善想要去做的时候，这是真心显现的开端。然而刚显现，就被气质禀赋和物欲随即遮蔽禁锢，不让它显现。这必须自己去体察存养，看得这最是一件大功夫。
学者功夫只求一个是。天下的道理，不过是是与非两端而已。顺从是就是善，顺从非就是恶。侍奉父母必须是孝，不然，就不是侍奉父母的道理；侍奉君主必须是忠，不然，就不是侍奉君主的
道。凡事皆用审个是非，择其是而行之。圣人教人，谆谆不已，只是发明此理。「十五志学」，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别有一般道理，只是见得明，行得到。为贤为圣，皆只在此。圣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说，又如彼说；这里既说，那里又说，学者可不知所择哉！今读书而不能尽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凡解释文义，须是虚心玩索。圣人言语，义理该贯，如丝发相通，若只恁大纲看过，何缘见得精微出来！所以失圣人之意也。
译道。凡事都要审慎地辨别是非，选择正确的去实行。圣人教导人们，反复叮咛不停止，只是阐发这个道理。“十五岁立志于学”，所立志的只在于此；“三十岁能自立”，所自立的只在于此；“四十岁不迷惑”，并不是另外有一种道理，只是看得明白，行得透彻。成为贤人成为圣人，都只在于此。圣人担心人们没有领悟，所以这样讲，又那样讲；这里讲了，那里又讲，求学的人难道不知道选择吗！现在读书却不能完全知晓其中的道理，只是心思粗疏、意念平庸。解释文义，必须虚心探究。圣人的言语，义理贯通，像丝发一样细微相通，如果只凭大概浏览过去，怎么能看出精微之处呢！所以失掉了圣人的本意。
所谓道，不须别去寻讨，只是这个道理。非是别有一个道，被我忽然看见，攫拏得来，方是见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会得个是处，便是道也。近时释氏便有个忽然见道底说话。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学，大抵只是分别个善恶而去就之尔。
论阴阳，则有阴必有阳；论善恶，则一毫着不得！
学者要学得不偏，如所谓无过不及之类，只要讲明学问。如善恶两端，便要分别理会得善恶分明后，只从中道上行，何缘有差。子思言中，而谓之中庸者，庸只训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所以谓「中庸不可能」。
凡事莫非心之所为，虽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恶但如反复手，翻一转便是恶。只安顿不着，亦便是不善。
人未说为善，先须疾恶。能疾恶，然后能为善。今人见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这秉彝之良心做那里去，也是可怪！与立。
有问好恶。曰：「好恶是情，好善恶恶是性。性中当好善，当恶恶。泛然好恶，乃是私也。」
圣人之于天地，犹子之于父母。以下系人伦。
佛经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亦是为这一大事出来。这个道理，虽人所固有，若非圣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晓得底，我说在这里，教你晓得；你不会做底，我做下样子在此，与你做。只是要扶持这个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间，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无人维持，便倾倒了。少间脚拄天，头拄地，颠倒错乱，便都坏了。所以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天只生得你，付得这道理。你做与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为之立君师以作成之，既抚养你，又教导你，使无一夫不遂其性。如尧舜之时，真个是「宠绥四方」。只是世间不好底人，不定迭底事，才遇尧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谓之「克相上帝」，盖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间有得其一二，而师道则绝无矣！卓。
问：「圣人『兼三才而两之』。」曰：「前日正与学者言，佛经云：『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亦是为一大事出现于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间是人。塞于两间者，无非此理。须是圣人出来，左提右挈，原始要终，无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只是为此道理。所以作个君师以辅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圣人以其先得诸身者与民共之，只是为这一个道理。如老佛窥见这个道理。庄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释氏所谓『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他也窥见这个道理。只是他说得惊天动地。圣人之学，则其作用处与他全不同。圣人之学，则至虚而实实，至无而实有，有此物则有此理。僩录此下云：「须一一与它尽得。」佛氏则只见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问：「『辅相裁成』，若以学者言之，日用处也有这样处否？」曰：「有之。如饥则食，渴则饮，寒则裘，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作为耒耜网罟之类，皆辅相左右民事。」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自有得于己，方解恁地。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常有异，只是代代有一个人出来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于己，不是尧自是一个道理，舜又是一个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别是一个道理。老子说：「失道而后德。」他都不识，分做两个物事，便将道做一个空无底物事看。吾儒说只是一个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这一个，不着人身上说，谓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于己。他说：「
译所谓道，不必另外去寻讨，只是这个理。并不是另外有一个道，被我忽然看见，攫取到手，才算是见道。只是如同日常生活中的道理，这样是对的，那样是不对的。每件事都理会得对的地方，就是道了。近来佛教便有一种忽然见道的说法。道又不是一件什么实物，可以摸到手里。
学习，大抵只是分辨善恶而趋善避恶罢了。
论阴阳，有阴必有阳；论善恶，则丝毫容不得混淆！
求学的人要学得不偏颇，如所谓无过无不及之类，只要讲明学问。像善恶两端，就要分辨得善恶分明之后，只沿着中道前行，怎么会出差错。子思说中，而称之为中庸，庸只是解释为常。日常行事，每件事都要中，所以说“中庸不可能”。
凡事没有不是心所造作的，即使是放荡邪僻，也是这颗心。善恶就像翻手一样，翻一转便是恶。只是安顿不好，也就是不善。
人没说要行善之前，先须痛恨恶。能痛恨恶，然后才能行善。现在的人见到不好的事，都只这样不管它。“民众秉持常道，喜好美德”，不知这秉持常道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也是奇怪！与立。
有人问好恶。回答说：“好恶是情，好善厌恶是性。性中应当好善，应当厌恶恶。泛泛的好恶，乃是私欲。”
圣人对于天地，犹如子女对于父母。以下是人伦。
佛经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也是为这一大事出来。这个道理，虽然人人固有，如果不是圣人，怎么能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懂的，我说在这里，让你懂得；你不会做的，我做下样子在这里，给你做。只是要扶持这个道理，让它常立在世间，上拄天，下拄地，常常如此端正。才一日无人维持，便倾倒了。稍后脚拄天，头拄地，颠倒错乱，就都坏了。所以说：“上天爱护下民，设立君主，设立老师，只有他们能辅佐上帝，安抚四方。”上天只生下了你，托付了这个道理。你做不做，却在于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上天又设立君师来成全你，既抚养你，又教导你，使没有一个人不能顺遂其本性。像尧舜之时，真是“安抚四方”。只是世间不好的人，不安定的事，才遇到尧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称为“克相上帝”，大概是辅助上帝之不及。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上的君主，固然有凭借才智成就功业的，但没有人知道明德、新民的事。君道间或有一二得之，而师道则完全没有！卓。
问：“圣人‘兼三才而两之’。”回答说：“前日正与学者说，佛经说：‘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也是为一大事出现于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间是人。充满天地之间的，无非是这个理。必须是圣人出来，左提右挈，推究本原，把握终始，无非是想让人有所凭借以保全这个理，而不失其本然的性。‘上天爱护下民，设立君主，设立老师’，只是为此道理。所以设立君师来辅相裁成，左右民众，使各自保全其秉持常道的良善，而不失其本然的善罢了。所以圣人把他先在自己身上得到的与民众共享，只是为这一个道理。像老佛窥见这个道理。庄子‘神化鬼神帝，生天生地’，佛教所谓‘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他们也窥见这个道理。只是他们说得惊天动地。圣人之学，则其作用与他们完全不同。圣人之学，则是至虚而实实，至无而实有，有这个物就有这个理。僩录此处说：‘须一一与它尽得。’佛教则只见到这样便罢了，所以不同。”又问：“‘辅相裁成’，如果以学者来说，日常行事也有这样的时候吗？”回答说：“有。如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冷了穿皮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制作耒耜网罟之类，都是辅相左右民事。”
道，是古今共同遵循的理，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德，就是把这个道得之于身，那么为君必定仁，为臣必定忠之类，都是自己有得于己，才懂得这样。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以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前，伏羲黄帝以后，都即是这一个道理，贯穿古今未曾有异，只是代代有一个人出来做主。做主，便是把这个道理得之于己，不是尧自是一个道理，舜又是一个道理，文王文周公孔子又别是一个道理。老子说：“失道而后德。”他们都不识，分做两个物事，便将道看作一个空无的东西。我们儒家说只是一个物事。因为它古今公共是这一个，不附着在人身上说，称为道。德，即是完全把这个道得之于己。他说：“
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常人终日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圣人要求备，故大舜无一毫厘不是，此所以为圣人。不然，又安足谓之舜哉！寿昌。
圣人不知己是圣人。
天下之理，至虚之中，有至实者存；至无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击而指数也。然而举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且臣之事君，便有忠之理；子之事父，便有孝之理；目之视，便有明之理；耳之听，便有聪之理；貌之动，便有恭之理；言之发，便有忠之理。只是常常恁地省察，则理不难知也。
学者实下功夫，须是日日为之，就事亲、从兄、接物、处事理会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则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将去。
「父子欲其亲」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盖有父子，则便自然有亲；有君臣，则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门摇扇者曰：「人热，自会摇扇，不是欲其摇扇也。」
问：「父母之于子，有无穷怜爱，欲其聪明，欲其成立。此谓之诚心邪？」曰：「父母爱其子，正也；爱之无穷，而必欲其如何，则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间，正当审决。」
叶诚之问：「人不幸处继母异兄弟不相容，当如何？」曰：「从古来自有这样子。公看舜如何。后来此样事多有。只是『为人子，止于孝』。」
「君臣之际，权不可略重，纔重则无君。且如汉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马氏而已。鲁当庄僖之际，也得个季友整理一番。其后季氏遂执其权，历三四世，鲁君之势全无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贺孙问：「也是合下君臣之间，其识虑不远？」曰：「然。所以圣人垂戒，谓：『臣弒君，子弒父，非一夕一朝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这个事体，初间只争些小，到后来全然只有一边。圣人所以『一日二日万几』，常常戒谨恐惧。诗称文王之盛，于后便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峻命不易！』此处甚多。」
用之问：「忠，只是实心，人伦日用皆当用之，何独只于事君上说『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妇，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须于此说『忠』，却是就不足处说。如庄子说：『命也，义也，天下之大戒。』看这说，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问：「君臣父子，同是天伦，爱君之心，终不如爱父，何也？」曰：「离畔也只是庶民，贤人君子便不如此。韩退之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此语，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岂不知纣之无道，却如此说？是非欺诳众人，直是有说。须是有转语，方说得文王心出。看来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见得是君臣之义处。庄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义也。子之于父，无适而非命也；臣之于君，无适而非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旧尝题跋一文字，曾引此语，以为庄子此说，乃杨氏无君之说。似他这意思，便是没奈何了，方恁地有义，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视君如寇雠』，孟子说得来怪差，却是那时说得。如云『三月无君则吊』等语，似是逐旋去寻个君，与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进退，无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种退不得底人，如贵戚之卿是也。贾生吊屈原文云：『历九州岛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又为怀王傅，王坠马死，谊自伤傅王无状，悲泣而死。张文潜有诗讥之。当时谊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谊当初年少，也只是胡说。」赐。
臣子无爱身自佚之理。
问：「妻有七出，此却是正当道理，非权也。」曰：「然。」
蜚卿问：「安卿问目，以孝弟推说君臣等事，不须如此得否？」曰：「惟有此理，固当有此事。如人入于水则死，而鱼生于水，此皆天然合当如此底道理。」问：「朋友之义，自天子至于庶人，皆须友以成，而安卿只说以类聚，莫未该朋友
译圣人具备万种善德，若有一丝一毫的缺失，这就不足以称为圣人。普通人整天做不善的事，偶尔有一丝一毫的善念，这是善心萌发的表现。圣人要求德行完备，所以大舜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是，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不然的话，又怎么配称为舜呢！寿昌。
圣人不知道自己就是圣人。
天下的道理，在最虚空的当中，存在着最真实的东西；在最虚无的当中，存在着最实在的东西。所谓理，寄托在最实在的事物之中，但不能用眼睛看见或用手指点数。然而举凡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包含理的。比如臣子侍奉君主，就有忠的理；儿子侍奉父亲，就有孝的理；眼睛看东西，就有明的理；耳朵听声音，就有聪的理；仪容举止，就有恭敬的理；言语发出，就有忠信的理。只要常常这样省察，那么理就不难知道了。
做学问的人切实下功夫，必须天天去做，就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待人接物、处理事务中去体会领悟。如果有做不到的地方，更加勉励自己去实行。像这样坚持久了，就会潜移默化而不自知，最终就像平常做事一样自然去做。
“父子之间希望彼此亲近”等等，回答说：“并不是希望他们这样。大概有了父子关系，就自然会有亲近；有了君臣关系，就自然会有尊敬。”于是指着坐在门口摇扇子的人说：“人热了，自然会摇扇子，并不是希望他去摇扇子。”
问：“父母对于子女，有无穷无尽的怜爱，希望他们聪明，希望他们成才。这叫做诚心吗？”回答说：“父母爱子女，是正当的；爱得无穷无尽，却一定要他们如何如何，那就偏邪了。这是天理与人欲之间，正应当仔细审察决断的地方。”
叶诚之问：“人不幸遇到继母和异母兄弟不能相容，应当怎么办？”回答说：“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情况。你看舜是怎么做的。后来这样的事很多。只是‘作为儿子，做到孝就行了’。”
“君臣之间，权柄不可稍微加重，一旦加重就没有君主了。比如汉末，天下只知道有曹氏罢了；魏末，只知道有司马氏罢了。鲁国在庄公、僖公时期，也靠季友整顿了一番。之后季氏就掌握了权柄，历经三四代，鲁国君主的权势完全没有了，只剩下一个季氏罢了。”贺孙问：“这也是起初君臣之间，他们的见识思虑不深远吗？”回答说：“是的。所以圣人留下告诫，说：‘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不是一天早晨的原因，而是由来已久的！是因为辨别得不够早。’这件事，起初只是争些小利，到后来完全只剩下一边了。圣人所以说‘一天两天都有万种细微的事’，常常戒慎恐惧。《诗经》称赞文王的兴盛，接着就说：‘殷朝还没有丧失民心时，能够配得上上帝。应当以殷朝为鉴戒，天命是不容易保持的！’这里有很多道理。”
用之问：“忠，只是实心，人伦日常都应当使用，为什么唯独在侍奉君主时才说‘忠’字？”回答说：“父子兄弟夫妇，都是天理自然，人们没有不自知爱敬的。君臣虽然也是天理，但是基于义而结合。世上的人就容易变得苟且敷衍，所以必须在这里说‘忠’，却是针对不足之处来说的。比如庄子说：‘命和义，是天下的两大戒律。’看这种说法，君臣之间自然有不得已的意思。”
问：“君臣父子，同属天伦，爱君主的心，终究不如爱父亲，为什么呢？”回答说：“背离君主也只是普通百姓，贤人君子就不这样。韩愈说：‘臣子有罪应当诛杀啊，天王圣明！’这句话，为什么程子说它好？文王难道不知道纣王无道，却这样说？这不是欺骗众人，而是有道理的。必须有转折的话，才能说出文王的心意。看来臣子没有说君主父亲不是的道理，这就体现了君臣之义的地方。庄子说：‘天下的两大戒律：命和义。儿子对于父亲，没有哪里不是命；臣子对于君主，没有哪里不是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我以前题跋一篇文章，曾引用这句话，认为庄子的这种说法，是杨朱无君的说法。似乎他的意思，就是没办法了，才这样讲义，却不知道这是自然存在的道理。”又说：“‘臣子看待君主像看待仇敌’，孟子说得奇怪且错误，却是那时说的。比如‘三个月没有君主就吊唁’等话，似乎是逐渐去寻找一个君主，与现在不同。现在只有进退，没有离去的道理，只能退下。又有一种退不了的人，比如贵戚之卿。贾谊吊屈原的文章说：‘走遍九州考察君主啊，何必留恋这座都城呢！’又担任怀王的太傅，怀王坠马而死，贾谊自伤作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悲泣而死。张文潜有诗讥讽他。当时贾谊为什么不去？实在是去不得。看贾谊当初年轻，也只是胡说八道。”赐。
臣子没有爱惜自身、贪图安逸的道理。
问：“妻子有七种被休弃的理由，这却是正当的道理，不是权宜之计。”回答说：“是的。”
蜚卿问：“安卿问目，用孝悌来推说君臣等事，不这样做可以吗？”回答说：“只有有这个理，固然应当有这种事。比如人进入水中就会死，而鱼生长在水中，这都是天然应当如此的道理。”问：“朋友之义，从天子到普通百姓，都需要朋友来成就，而安卿只说同类相聚，莫非没有涵盖朋友
之义否？」曰：「此亦只说本来自是如此。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乃是后来事，说朋友功效如此。人自与人同类相求，牛羊亦各以类相从。朋友乃彝伦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义者，只缘但知有四个要紧，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阙。」
译朋友之道是否如此呢？」回答说：「这也只是说本来就是这样。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没有不依靠朋友来成就自己的，这是后来的事，说的是朋友的功效如此。人自然与同类的人相互寻求，牛羊也各自按种类相随。朋友是常理之一。现在的人不知道朋友之义，只因为只知道有四个要紧的方面，却不知道朋友也是不可缺少的。」
朋友之于人伦，所关至重！
问：「与朋友交，后知其不善，欲绝，则伤恩；不与之绝，则又似『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谓也。心有怨于人，而外与之交，则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当疏，但疏之以渐。若无大故，则不必峻绝之，所谓『亲者毋失其为亲，故者毋失其为故』者也。」
问：「人伦不及师，何也？」曰：「师之义，即朋友，而分则与君父等。朋友多而师少，以其多者言之。」又问：「服中不及师，何也？」曰：「正是难处。若论其服，则当与君父等，故礼谓『若丧父而无服』；又曰：『平居则绖。』」
李问人伦不及师。曰：「师与朋友同类，而势分等于君父，唯其所在而致死焉。」曾云：「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
教导后进，须是严毅。然亦须有以兴起开发之，方得。只恁严，徒拘束之，亦不济事。
某尝言，今教导之法，皆失真，无一个人晓得。说道理底，尽说错了，说从别处去。做文章底，也只学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诗底，也不识好诗；以至说禅底，也不是他元来佛祖底禅；修养者，也非老庄之道，无有是者。
古人上下之分虽严，然待臣仆如子弟，待子弟如臣仆。伯玉之使，孔子与之坐。陶渊明篮舆，用其子与门人。子路之负米，子贡之埋马，夫子之钓弋，有若之三踊于鲁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却齐以入其军，而樊须虽少能用命也。古之人执干戈卫社稷，躬耕稼，与陶、渔之事，皆是也。后世骄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职为耻。此风日变，不可复也。士君子知此，为学者言之，以渐率其子弟，庶几可少变乎！
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间，自农商工贾等而上之，不知其几，皆其所当尽者。小大虽异，界限截然。本分当为者，一事有阙，便废天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推是心以尽其职者，无以易诸公之论。但必知夫所处之职，乃天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则各司其职以办其事者，不出于勉强不得已之意矣。以下杂论立心处事。
有是理，方有这物事。如草木有个种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这事，方始成这事。若无此心，如何会成这事。
事无非学。
或说事多。曰：「世事无时是了。且拣大段无甚紧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拣出无紧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先且就睹处与闻处做了，然后就不睹不闻处用工，方能细密。而今人每每跳过一重做事，睹处与闻处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闻处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齐担阁。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须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处做起，方得。」
且须立个粗底根脚，却正好着细处工夫。今人于无义理底言语尽说了，无义理底事尽做了。是于粗底根脚犹未立，却求深微。纵理会得，干己甚事！
多是要求济事，而不知自身己不立，事决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尽，皆足以败事。如上有一点黑，下便有一扑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寻丈差。今若见得十分透彻，待下梢遇事转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会，下梢如何！
圣贤劝人做底，必是人有欠阙处；戒人莫为底，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在其间。
要做好事底心是实，要做不好事底心是虚。被那虚底在里夹杂，便将实底一齐打坏了。
须是信得及。这件物事好笑，不信，便了不得。士毅。
这一边道理熟，那一边俗见之类自破。
常先难而后易，不然，则难将至矣。如乐毅用兵，始常惧难，乃心谨畏，不敢忽易，故战则虽大国坚城，无不破者。及至胜，则自骄胆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寿昌。
今人未有所见时，直情做去，都不见得。一有所见，始
译朋友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中，关系最为重大！
有人问：“与朋友交往，后来发现他品行不好，想断绝关系，又觉得伤害了旧情；不断绝关系，又似乎成了‘隐藏怨恨却仍与他交往’。”回答说：“这不能说是隐藏怨恨。心里对人有怨恨，表面上却还与他交往，那才叫隐藏怨恨。如果朋友品行不好，感情上自然应当疏远，但疏远要逐渐进行。如果没有大的过错，就不必严厉地断绝关系，这就是所说的‘亲近的人不要失去亲近的本分，故旧的人不要失去故旧的情分’。”
有人问：“人伦关系中为什么没有提到老师？”回答说：“老师的道义，虽然属于朋友一类，但名分却与君主、父亲相等。朋友多而老师少，所以从数量多的方面来说。”又问：“丧服制度中为什么没有提到老师？”回答说：“这正是难处理的地方。如果论丧服，老师应当与君主、父亲同等，所以礼书上说‘如同丧父却没有丧服’；又说：‘平时就应佩戴丧带。’”
李问人伦关系中为什么没有提到老师。回答说：“老师与朋友同类，但名分权势却等同于君主、父亲，只根据所在的情境来决定效死。”曾氏说：“如果在君主身边，就为君主效死；在父亲身边，就为父亲效死。”回答说：“也是这样。如果在君主身边，即使父亲有罪，也不能为父亲效死。”
教导后辈，必须严厉刚毅。但也必须有方法去激发启发他们，才行。如果只是严厉，徒然束缚他们，也无济于事。
我曾经说过，现在的教导方法，都失去了真意，没有一个人懂得。讲道理的，全都讲错了，从别处去说。写文章的，也只学写那些不好的文章；写诗的，也不识得好诗；以至讲禅的，也不是原本佛祖的禅；修养身心的，也不是老庄的道，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古人上下尊卑的分别虽然严格，但对待臣仆像对待子弟，对待子弟像对待臣仆。伯玉派使者来，孔子让他与自己同坐。陶渊明的轿子，让儿子和门人来抬。子路背米，子贡埋马，孔子钓鱼射鸟，有若在鲁国大夫的庭院中三次跳跃，冉有用长矛击退齐军并进入军中，而樊须虽然年轻却能听从命令。古人手持武器保卫国家，亲自耕种，以及从事陶器、捕鱼等工作，都是这样做的。后世骄奢淫逸日益严重，反而以臣子的职分为耻。这种风气日渐变化，无法恢复了。士人君子知道这一点，向学者们讲述，逐渐引导他们的子弟，或许可以稍微改变吧！
耳、目、口、鼻在人体中，尚且各有其职责，何况人在天地间，从农、商、工、贾等向上推，不知有多少种职业，都是应当尽力做好的。大小虽然不同，界限却截然分明。本分应当做的事，有一件缺失，便废弃了天职。“日常起居恭敬，处理事务严肃，与人交往忠诚。”推展这种心去尽自己的职责，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必须知道所处的职位，是天职的自然要求，而不是出于人为，那么各司其职去办理事务的人，就不会出于勉强不得已的心态了。以下是杂论立心处事。
有这种理，才有这事物。比如草木有个种子，才能生出草木。比如人有此心去做这事，才能做成这事。如果没有此心，怎么会做成这事。
事无不是学习。
有人说事情太多。回答说：“世事没有完结的时候。先挑选那些大段且不紧要的事，不要做；再逐渐从小事中挑选出不紧要的，不要做。先去掉粗浅的，再去掉精细的，磨去一层，又磨去一层。天下的事都是如此。比如《中庸》说：‘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要警惕谨慎，在没人听到的地方也要恐惧小心。’先在看得见的地方和听得见的地方下功夫，然后才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和听不到的地方下功夫，才能细密。现在的人常常跳过一层去做事，在看得见的地方和听得见的地方原本就没有下功夫，却去在看不见的地方和听不到的地方下功夫，可知是做不成的，最后全都耽误了。比如在屋漏暗室中的功夫，怎么能直接做到？必须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地方做起，才行。”
必须先立个粗浅的基础，然后才好下精细的功夫。现在的人在毫无义理的言语上全都说了，毫无义理的事全都做了。这是在粗浅的基础尚未建立，却追求深奥微妙。纵然能理解，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大多是想把事情办好，却不知道自身根基不稳固，事情决不能成功。人心里如果有一丝私意未尽，都足以败坏事情。比如上面有一点黑，下面便有一大片黑；上面有一毫差错，下面便有寻丈的差错。现在如果看得十分透彻，等到最后遇事转变，也只能做到五六分。如果现在只从第四五步去理会，最后会怎样！
圣贤劝人做的事，必是人有所欠缺的地方；告诫人不要做的事，必是自家占得一分利益在其中。
要做好事的心是实的，要做不好事的心是虚的。被那虚的心夹杂在里面，便将实的心一齐打坏了。
必须信得过。这件事好笑，不信，便做不成。士毅。
这一边的道理熟了，那一边俗见之类自然破除。
常常先难后易，不然，困难就要到了。比如乐毅用兵，开始时常畏惧困难，内心谨慎敬畏，不敢轻忽，所以作战时即使是大国坚城，没有不攻破的。等到胜利了，就自己骄傲胆大，倚仗兵力强大，因而去攻打两城也攻不下。寿昌。
现在的人在没有见解时，直率地去做，都看不出来。一旦有所见解，开始
觉所为多有可寒心处！砥。
今人多是安于所不安。做些事，明知事不好，只说恁地也不妨，正所谓「月攘一鸡，以待来年」者也。
译发觉所做的事有很多令人寒心的地方！砥。
现在的人大多安于不应该安处。做某些事，明明知道事情不好，却说这样也无妨，这正是所谓的“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改正”的人啊。
作事若顾利害，其终未有不陷于害者。
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
古人临事所以要回互时，是一般国家大事，系死生存亡之际，有不可直情径行处，便要权其轻重而行之。今则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欤」？是甚意思！
问：「学者讲明义理之外，亦须理会时政。凡事当一一讲明，使先有一定之说，庶它日临事，不至墙面。」曰：「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从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多事业。若要一一理会，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说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柄。
因论人好习古今治乱典故等学，曰：「亦何必苦苦于此用心。古今治乱，不过进君子，退小人，爱人利物之类，今人都看巧去了。」
某看人也须是刚，虽则是偏，然较之柔不同。易以阳刚为君子，阴柔为小人。若是柔弱不刚之质，少间都不会振奋，只会困倒了。
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宽缓者，皆不可少。随其人所见，看其人议论。如狄梁公辞虽缓，意甚恳切。如中边皆缓，则不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圣人便如此做。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个意见。若其性宽大，便只管一向见得一个宽大底路；若性严毅底人，便只管见得一个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宽大处，合严毅处。
「人最不可晓：有人奉身俭啬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底，却只爱官职；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缘私欲不能克，临事只见这个重，都不见别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数胜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说。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论。他只爱官职，便弒父与君也敢！」
李问：「世间有一种人，慈惠温厚，而于义不足，作事无断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样，这个便全是气禀。如唐明皇为人，他于父子夫妇君臣分上，极忍无状，然终始于兄弟之情不衰。这只缘宁王让他位，所以如此。宁王见他有功，自度不可居储嗣，遂力让他。缘这一节感动得他，所以终始恩重不衰。」胡兄说：「他见他兄让他，所以如此友重。」曰：「不是如此，自是他里面有这个道理，得他兄感动发出来，得一个物事承接得在耳。若其中元无此道理，如何会感动得来。人之气禀极多般样，或有余于此，不足于彼。这个不干道理事，皆气禀所为也。」
古人尊贵，奉之者愈备，则其养德也愈善。后之奉养备者，贼之而已矣！
容貌辞气，乃德之符也。
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
为气血所使者，只是客惟于性理说话涵泳，自然临事有别处。
须是慈祥和厚为本。如勇决刚果，虽不可无，然用之有处所。因论仁及此。
周旋回护底议论最害事。
事至于过当，便是伪。杨丞通老云：「陆子静门人某人，常裹头巾洗面。」先生因言此。
学常要亲细务，莫令心粗。江西人大抵用心粗。
向到临安，或云建本误，宜用浙本。后来观之，不如用建本。谓浙俗好作长厚。
避俗，只是见不透。
问：「避嫌是否？」曰：「合避岂可不避？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岂可不避？如『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皆是合避处。」又问：「世有刑人不娶，如上世不贤，而子孙贤，则如何？」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所谓不娶者，是世世为恶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丧父长子不娶』一句，却可疑。若然，则无父之女不复嫁，此不可晓。」
叔蒙问：「程子说：『避嫌之事，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若是有一项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这不可以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这却是私意。如十起与
译做事如果只顾及利害，最终没有不陷入祸害的。
事前无所图谋，事后无所期望。
古人临事之所以要迂回曲折，是因为涉及国家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有不能直率行事的地方，就要权衡轻重而后行动。如今却事事都这样做，一味迂回曲折。至于“弯曲一寻而直一尺有利，也可以做吗？”这是什么意思！
问：“学者在讲明义理之外，也必须了解时政。凡事应当一一讲明，使事先有一定的见解，这样日后临事，不至于像面对墙壁一样茫然。”回答说：“学者如果胸中义理明白，由此去衡量事物，自然能广泛应对且恰当。人如果有尧舜那样的聪明，自然能做出尧舜那样的事业。如果要一一去理会，那么事变无穷，难以预先推测，随机应变，不能预先规定。当今的文人才士，开口就说国家利害，提笔就陈述时政得失，终究能成就什么事！只是讲明义理以善化人心，使世间懂得义理的人多了，还担心政治不能推行吗！”柄。
因为谈论人喜欢研习古今治乱典故等学问，说：“又何必苦苦在这方面用心。古今治乱，不过是进用君子，斥退小人，爱人利物之类，现在的人都看巧去了。”
我看人也需要刚强，虽然偏激，但与柔弱不同。《易经》以阳刚为君子，阴柔为小人。如果是柔弱不刚的资质，稍微有点事就不会振奋，只会困倒。
天下的事也需要直言敢谏的人，也需要宽缓的人，两者都不可缺少。根据每个人的见解，看每个人的议论。比如狄梁公言辞虽然宽缓，但心意非常恳切。如果中间和两边都宽缓，就不可以“广泛接受并施行，九种美德都得以任用”。圣人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人大多先树立一个意见。如果性情宽大，就只是一味看到宽大的路；如果性情严毅，就只是一味看到廉洁正直的路，不再平心静气。看事物，自然有适合宽大的地方，适合严毅的地方。
“人最不可理解的是：有人对自己极其吝啬节俭，充其量操守达到‘上食槁壤，下饮黄泉’的地步，却只爱官职；有人对自己清苦却好色。他们只是因为私欲不能克制，临事时只看到这个重要，都看不到别的了。”有人说：“像这样的人，程度胜过自己以下的。”回答说：“不能这样说。只要有毛病，就不好，更不能用程度来论。他只爱官职，弑父弑君也敢！”
李问：“世间有一种人，慈惠温厚，但在义理上不足，做事没有决断，是怎么回事？”回答说：“人生得多种多样，这完全是气禀造成的。比如唐明皇为人，他在父子、夫妇、君臣的份上，极其残忍无状，但始终对兄弟之情不衰。这只是因为宁王让位给他，所以如此。宁王见他有功，自己估计不能居储君之位，于是极力让位给他。因为这一节感动了他，所以始终恩重不衰。”胡兄说：“他见他兄长让位给他，所以如此重视友爱。”回答说：“不是这样，是他内心本来有这个道理，被他兄长感动激发出来，有一个事物承接得住罢了。如果内心本来没有这个道理，怎么会感动得来。人的气禀极其多样，有的在这方面有余，在那方面不足。这与道理事无关，都是气禀造成的。”
古人尊贵，侍奉他的人越完备，那么他修养德行就越善。后来侍奉完备的，只是贼害罢了！
容貌言辞语气，是德行的符验。
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
被气血所驱使的，只是客气的，只有在性理的话语中涵泳，自然临事有别处。
必须以慈祥和厚为本。比如勇决刚果，虽然不可缺少，但使用它有地方。因为谈论仁及此。
周旋回护的议论最害事。
事情到了过当的地步，就是伪。杨丞通老说：“陆子静的门人某人，常裹着头巾洗脸。”先生因此说这话。
学习常要亲近细微的事务，不要让心粗疏。江西人大抵用心粗疏。
以前到临安，有人说建本有误，宜用浙本。后来观察，不如用建本。说浙俗喜欢作长厚。
避俗，只是见不透。
问：“避嫌是否正确？”回答说：“应该避的岂可不避？比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岂可不避？比如‘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装’，都是应该避的地方。”又问：“世间有刑人不娶，比如上世不贤，而子孙贤，那么如何？”回答说：“‘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岂舍诸！’所谓不娶的，是世世为恶不能改的，不是指一世而言。比如‘丧父长子不娶’一句，却可疑。如果这样，那么无父之女不复嫁，这不可理解。”
叔蒙问：“程子说：‘避嫌之事，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如果有一项应该委曲而不可以直遂的，这不可以为避嫌。”回答说：“自然是道理合如此。比如避嫌的，却是又怕人道如何，这却是私意。比如十起与
不起，便是私，这便是避嫌。只是他见得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会省察了。又如人遗之千里马，虽不受，后来荐人未尝忘之，后亦竟不荐。不荐自是好，然于心终不忘，便是吃他取奉意思不过，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这个是好人，当荐举之，却缘平日与自家有恩意往来，不是说亲戚，亲戚自是碍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举他。又如有某人平日与自家有怨，到得当官，彼却有事当治，却怕人说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过多了。」
译不行动，便是私心，这就是避嫌。只是他察觉到这一层意思，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很会反省觉察了。又比如有人赠送千里马，虽然不接受，但后来推荐人时却未曾忘记这件事，最终还是没有推荐。不推荐自然是好的，然而心中始终不忘，便是没能越过接受他馈赠的念头，这就是私意。又比如如今在朝廷任职，明知某人是好人，应当荐举他，却因为平时与自己有恩惠往来，不是说亲戚关系，亲戚关系自然是碍于法度，只是因彼此相熟，于是避嫌而不举荐他。又比如某人与自己平日有怨，等到自己当官时，那人却有事应当惩治，却怕别人说因为以前的怨恨而惩治他，于是作罢了。像这样的情形，都错失了太多。」
因说人心不可狭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别异，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规模宽阔，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少快活！」
问：「待人接物，随其情之厚薄轻重，而为酬酢邪？一切不问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处心持己之道，则所以接人待物，自有准则。」
事有不当耐者，岂可全学耐事！
学耐事，其弊至于苟贱不廉。
「学者须要有廉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间病痛都没了，亲于其身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问：「子路此个病何以终在？」曰：「当时也须大段去做工夫来，只打迭不能得尽。冉求比子路大争。」
耻，有当忍者，有不当忍者。
「人须是有廉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样人不能安贫，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耻，亦何所不至！」因举吕舍人诗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此虽固然，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观其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底言语，可见。虽是做工夫处比颜子觉粗，然缘他资质刚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传夫子之道。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亦永远。又如论语必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后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际界限分明，然后可做工夫。不然，则立脚不定，安能有进！又云：「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定，则是入门便差了也。」
人之所以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只缘不见这个道理。若见得这个道理，贫贱不能损得，富贵不曾添得，只要知这道理。
若沮人之轻富贵者，下梢便愈更卑下，一齐衰了。
学者当常以「志士不忘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义犯分，役心役志，营营以求之耶！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本心者众矣，可不戒哉！
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点检自己，念虑动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躯殒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寸之间全是天理，虽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因说贫，曰：「朋友若以钱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钱相惠，此则断然不可！」
味道问：「死生是大关节处。须是日用间虽小事亦不放过，一一如此用工夫，当死之时，方打得透。」曰：「然。」
贪生畏死，一至于此！
以小惠相濡沫，觉见气象不好。
某人立说：「不须作同异。见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参得此无碍禅。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异？且如为子须孝，为臣须忠，我又如何异于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在。」
作事先要成，所以常匆匆。
每常令儿子们作事，只是说个大纲与他，以为那小小处置处也易晓，不须说也得。后来做得有不满人意处，未有不由那些子说不要区处处起。
问：「见有吾辈临终，多以不能终养与卒学为恨。若大段以为恨，也是不顺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难说。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说不悔，则今番做错且休，明番做错又休，不成说话。」问：「如何是着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滞。既做错此事，他时更遇此事，或与此事相类，便须惩戒，不可再做错了。」
轻重是非他人，最学者大病。是，是他是；非，是
译于是谈到人心不可狭隘，在待人接物时，胸中不可预先区分厚薄，有所差别，说：“只有君子能够‘沟通天下人的心志’，因此要使格局宽阔，让每个人都能充分表达其情感，这是多么快活啊！”
问：“待人接物，是随着对方情感的厚薄轻重来应酬呢？还是一概不问厚薄而一律以厚待之呢？”回答说：“知道了安顿内心、持守自身的道理，那么待人接物自然就有准则。”
事情有不该忍耐的，怎么可以完全学习忍耐呢！
学习忍耐，其弊端会达到苟且卑贱、不知廉耻的地步。
“做学问的人必须要有棱角和界限，这样才能担负起大事。像子路那样，世间所有的毛病都没有了，亲身去做不善的事，根本不会发生，这就是‘大者立’。”问：“子路这个毛病为什么最终还在？”回答说：“当时也须要下大功夫去修养，只是收拾得不够彻底。冉求比起子路来，毛病更多。”
耻辱，有应当忍耐的，也有不应当忍耐的。
“人必须有廉耻。孟子说：‘耻辱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耻就是羞恶之心。人有廉耻，就能有所不为。现在有一种人不能安于贫困，意气消沉委屈，以至于立脚不住，不知廉耻，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于是引用吕舍人的诗说：“逢人就有求，所以百事非！”人们说今人只看到曾子‘一贯’的宗旨，于是得到了道统的传承。这虽然确实如此，但曾子平日是个刚毅有力、壁立千仞的人，看他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托付年幼的孤儿，可以寄托国家的命运，面临大节而不可动摇’；‘晋楚的财富赶不上，他们凭借他们的财富，我凭借我的仁德；他们凭借他们的爵位，我凭借我的道义，我有什么欠缺呢’这些话，就可以看出来。虽然在修养功夫上比颜回显得粗疏，但因为他的资质刚毅，先就能把持得住，所以最终能传承孔子的道。后来有子思、孟子，他们的传承也永远延续。又如《论语》必须先说：‘富与贵是人所想要的，不通过正当途径得到，就不接受；贫与贱是人所厌恶的，不通过正当途径摆脱，就不逃避。’然后才说：‘君子离开仁德，怎么能成就名声呢！’必须先教导在取舍之际界限分明，然后才能下功夫。不然，就立脚不定，怎么能进步！又说：‘做学问的人不在富贵贫贱上立定脚跟，那就是入门就错了。’
人之所以在贫贱中忧愁，在富贵中急切追求，只是因为没见到这个道理。如果见到了这个道理，贫贱不能损害它，富贵不曾增添它，只要知道这个道理。
如果轻视富贵的人，最终就会更加卑下，一起衰败了。
做学问的人应当常以‘志士不忘身处沟壑’为念，那么道义就重，而计较生死的心就轻了。何况衣食是最微小的事，得不到未必会死，又何必违背道义和名分，劳心劳力，忙忙碌碌地去追求呢！我看今人因为不能咬菜根而违背本心的人很多，可不警惕啊！
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小大。如果能一天十二个时辰点检自己，念头和举动都合乎宜，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这样如果不幸填沟壑，丧身殒命，也顾不上顾惜，只求成就一个‘是’。这样，方寸之间全是天理，即使遇到大困厄，也只有献出生命以实现志向罢了，也不知道别人的是非向背，只求其‘是’而已。
于是谈到贫困，说：“朋友如果以钱财相赠，不违背道理的就可以接受。明确地说：‘他们的交往以道义，他们的接触以礼节，这是孔子所接受的。’如果以不法之事相委托，却以钱财相赠，这就断然不可接受！”
味道问：“死生是大关节处。必须在日常小事上也不放过，一一这样用功夫，到死的时候，才能打得透。”回答说：“对。”
贪生畏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用小恩小惠互相滋润，觉得气象不好。
某人立论说：“不必作同异之分。看见别人做事，都加入一分。”先生说：“没有参透这无碍禅。天下的事，怎么可以必定相同？怎么可以必定不同？比如做儿子必须孝，做臣子必须忠，我又怎么不同于人？如果是不好的事，又怎么可以必定相同？只是有理在。”
做事先要完成，所以常常匆匆忙忙。
平时让儿子们做事，只是说个大纲给他们，以为那些小小的处置也容易明白，不必说也可以。后来做得有不满意的地方，没有不是从那些没说不要区处的地方开始的。
问：“看见我们这类人临终，大多以不能终养父母和完成学业为恨。如果大段地以此为恨，也是不顺理吗？”回答说：“也是这样。”于是说：“‘悔’字难说。既不能常存在胸中以为悔，又不能不悔。如果只说不悔，那么这次做错了且作罢，下次做错了又作罢，不成话。”问：“什么是中道的道理？”回答说：“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滞。既然做错了这件事，以后再遇到这件事，或与此事相类似，就必须惩戒，不可再做错了。”
轻重是非他人，是学者最大的毛病。是，是他是；非，是他非
他非，于我何所预！且管自家。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将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
译别人的是非，与我有什么关系！只管管好自己。
评论人物，必须先看他的大格局，然后看他的优点和缺点，优点多还是少，缺点多还是少。还要看他的长处和短处，有什么和没有什么，他的长处和拥有的东西是紧要还是不紧要，他的短处和缺乏的东西是紧要还是不紧要。像这样相互对照来评论，才能确定他优劣的等级。
今来专去理会时文，少间身己全做不是，这是一项人。又有一项人，不理会时文，去理会道理，少间所做底事，却与所学不相关。又有依本分，就所见定是要躬行，也不须去讲学。这个少间只是做得会差，亦不至大狼狈。只是如今如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以下论科举之学。
义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讲求，却易为力。举业乃分外事，倒是难做。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
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为己也。圣人教人，只是为己。
或以不安科举之业请教。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二者不能两立。知其所不安，则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尔。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举之习，盖未尝不谈孝弟忠信，但用之非尔。若举而反之于身，见于日用，则安矣。」又问：「初学当读何书？」曰：「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初学且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却是随事答问，难见要领。唯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古人为学之大方，门人又传述以明其旨，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乡，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工夫虽多，而大体已立矣。」
专做时文底人，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廉，是题目上合说廉；义，是题目上合说义，都不关自家身己些子事。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两样。如何却专向功名利禄底心去，却全背了这个心，不向道理边来？公今赴科举是几年？公文字想不为不精。以公之专一理会做时文，宜若一举便中高科，登显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见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没溺在里面，都出头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将这个自在一边，须要去理会道理是要紧，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非礼义，是专道礼义是不好。世上有这般人，恶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许多模样是如何。这是他自恁地粗暴了，这个更不通与他说。到得自弃底，也自道义理是好，也听人说，也受人说，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这个是自弃，终不可与有为。故伊川说：『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拒之以不信，只是说道没这道理；绝之以不为，是知有道理，自割断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强悍意；自弃者，有懦弱意。」今按：自暴谓粗暴。及再问，所答不然。
语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读书，专去读些时文，下梢是要做甚么人？赴试屡试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飒了，沉浮乡曲间。若因时文做得一个官，只是恁地卤莽，都不说着要为国为民兴利除害，尽心奉职。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后钻刺，求举▯荐，无所不至！」
专一做举业工夫，不待不得后枉了气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状元时，亦自输却这边工夫了。人于此事，从来只是强勉，不能舍命去做，正似今人强勉来学义理。然某平生穷理，惟不敢自以为是。
「若欲学俗儒作文字，纵攫取大魁」，因抚所坐椅曰：「已自输了一着！」
或谓科举害人。曰：「此特一事耳。若自家工夫到后，那边自轻。」自修。
士人亦有略知向者。然那下重，掉不得，如何知此下事。如今凝神静虑，积日累月如此，尚只今日见得一件，明日见得一件，未有廓然贯通处。况彼千头万绪，支离其心，未尝一日用其力于此者耶！
说修身应举重轻之序，因谓：「今有恣为不忠不孝，冒廉耻，犯条贯，非独他自身不把作差异事，有司也不把作差异事，到得乡曲邻里也不把作差异事。不知风俗如何坏到这里，可畏！某都为之寒心！」
不赴科
译如今有些人专门去钻研科举应试的文章，稍后自身修养完全做不好，这是一类人。又有一类人，不理会科举文章，去钻研义理道理，稍后所做的事，却与所学不相关联。还有安守本分，就自己见识所及一定要亲身实践，也不去讲学的人。这类人稍后只是做得有些偏差，也不至于太狼狈。只是像这样的人，如今已经是非常好了。以下是论述科举之学的。
义理是人心所共同认同的，人去探求，却容易用力。科举事业是分外之事，倒是难做。可惜科举事业毁坏了多少人！
读书人首先要分辨科举与读书这两件事，哪个轻哪个重。如果在读书上有七分志向，在科举上有三分志向，还勉强可以；如果在科举上有七分志向，在读书上有三分志向，将来必定被科举胜过，更何况这志向全在科举上！所以到老完全用不上，因为这与为自己修身无关。圣人教导人，只是为自己修身。
有人因不安于科举事业而请教。回答说：“‘道只有两条：仁与不仁罢了。’这两者不能并存。知道自己所不安的，就反过来改变所不安的，以顺应自己心安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导人做人罢了。从前科举的习气，大概未曾不谈孝悌忠信，但运用的方式不对。如果反过来将这些道理应用于自身，体现在日常行事中，就心安了。”又问：“初学者应当读什么书？”回答说：“六经、《论语》、《孟子》都是圣贤留下的书籍，都应当读，但初学者且需知道缓急。《大学》、《论语》、《孟子》最是圣贤为人处世的切要之处。然而《论语》、《孟子》却是随事回答提问，难以看出要领。只有《大学》是曾子叙述孔子所说古人为学的大纲，门人又传述以阐明其主旨，体制纲领都具备。玩味这本书，知道古人为学的方向，读《论语》、《孟子》就容易入门。后面的工夫虽然多，但大体已经确立了。”
专门做科举文章的人，他们说的都是圣贤的话。比如谈廉洁，他们也会说得好；谈义气，他们也会说得好。等到他们自身做事时，只是自己不廉洁，只是自己不义气，因为他们将许多话只是在纸上说。廉洁，是题目上该说廉洁；义气，是题目上该说义气，都不关自家身心半点事。
告诉某人：“看如今人心下自然分成两样。为什么却专门向着功名利禄的心去，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心，不向着道理那边来？你如今参加科举是几年了？你的文章想必不精妙。以你专门钻研做科举文章，按理应当一举就考中高科，登上显赫官位都了结了。到现在却又考不中，也可以自己看到得失不可必然如此。如果只管沉溺在里面，都出头不得，最终只管衰败坍塌。如果将这个放在一边，须要去理会道理是紧要的，等到去求取功名，却未必得不到。孟子说：‘自暴的人不可以和他有言语，自弃的人不可以和他有所作为。言语不合礼义，叫做自暴。’不合礼义，是专门说礼义是不好的。世上有这种人，厌恶人做好事。只说人做许多模样是如何。这是他自己如此粗暴了，这个更不通和他讲。到了自弃的人，也自己说义理是好的，也听人讲，也受人讲，只是我做不得。任你如何，只是我做不得。这个是自弃，终究不可以和他有所作为。所以伊川说：‘自暴的人，用不信来拒绝他；自弃的人，用不为来断绝他。’用不信来拒绝他，只是说没有这个道理；用不为来断绝他，是知道有道理，自己割断了，不肯做。自暴的人，有强悍的意思；自弃的人，有懦弱的意思。”今按：自暴谓粗暴。及再问，所回答的却不是这样。
对某人说：“你且说，不去读书，专门去读些科举文章，最终是要做什么人？参加考试屡次考不中，到老只是如此衰败了，沉浮在乡间。如果因为科举文章做了一个官，只是如此卤莽，都不说要为国为民兴利除害，尽心奉职。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便逐人背后钻营刺探，求取推荐，无所不至！”
专门做科举事业的工夫，不等到考不中后枉费气力，即使能竭力去做，又考到状元时，也自然输掉了这边的工夫了。人在这件事上，从来只是勉强，不能舍命去做，正像今人勉强来学义理。然而我平生穷究义理，只是不敢自以为是。
“如果想要学习俗儒作文章，纵然攫取大魁”，于是抚摸所坐的椅子说：“已经自然输了一着！”
有人说科举害人。回答说：“这只是一件事罢了。如果自家工夫到了，那边自然轻。”自我修养。
读书人也有略知趋向的。然而那下重，甩不掉，怎么知道这下的事。如今凝神静虑，积日累月如此，还只是今日见得一件，明日见得一件，没有豁然贯通的地方。何况那人千头万绪，支离其心，未曾一日用其力于此呢！
说修身应举重轻的顺序，于是说：“如今有放纵做不忠不孝，冒犯廉耻，触犯条规的，不仅他自己不把这当作差异事，有司也不把这当作差异事，到了乡间邻里也不把这当作差异事。不知风俗如何坏到这里，可怕！我都为之寒心！”
不赴科
举，也是匹似闲事。如今人纔说不赴举，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来，才着心去理会道理，少间于那边便自没紧要。不知是如何，看许多富贵荣达都自轻了。如郭子仪二十四考中书，做许大功名，也只是如此。
译科举考试，也不过是平常的小事。如今人们才说不去应试，便把它当作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我看来，一旦用心体悟道理，不久之后，那件事自然就显得不重要了。不知为何，许多富贵显达之事都自然而然地看轻了。比如郭子仪二十四次担任中书令，建立了如此大的功名，也不过如此罢了。
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资于此，故不可不勉尔。其实甚夺人志。
问科举之业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夺志。』若一月之间着十日事举业，亦有二十日修学。若被他移了志，则更无医处矣！」
以科举为为亲，而不为为己之学，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不知曾妨饮食否，只是无志也。
或以科举作馆废学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尔。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当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学者为气所胜，习所夺，只可责志。』正为此也。若志立，则无处无工夫，而何贫贱患难与夫夷狄之间哉！」
举业亦不害为学。前辈何尝不应举。只缘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为心，理会文字，意思都别了。
尝论科举云：「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资不累于物，不须多用力以治之者。某于科举，自小便见得轻，初亦非有所见而轻之也。正如人天资有不好啖酒者，见酒自恶，非知酒之为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资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见如何，自是他天资上看见那物事无紧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项。今或未能如此，须用力胜治方可。」
宜之云：「许叔重太贪作科举文字。」曰：「既是家贫亲老，未免应举，亦当好与他做举业。举业做不妨，只是先以得失横置胸中，却害道。」
父母责望，不可不应举。如遇试则入去，据己见写了出来。
或问科举之学。曰：「做举业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檃括自家道理，都无那追逐时好、回避、忌讳底意思，便好。」学蒙。
谭兄问作时文。曰：「略用体式，而檃括以至理。」
南安黄谦，父命之入郡学习举业，而径来见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习举业，何不入郡学。日则习举业，夜则看此书，自不相妨，如此则两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则两败，父子相夷矣，何以学为！读书是读甚底？举业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举业，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说践履涵养，举业尽无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讲究思索义理，然也怎奈之何！」
向来做时文，只粗疏恁地直说去，意思自周足，且是有气魄。近日时文屈曲纤巧，少刻堕在里面，只见意气都衰塌了。也是教化衰，风俗坏到这里，是怎生！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为士，则役役求仕；既仕，则复患禄之不加。趋走奔驰，无一日闲。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义足于身。道义既足于身，则何物能婴之哉！寿昌。以下论仕。「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没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势不得不然，舍此则无以自活。如今世之科举亦然。如颜闵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处最可畏。如汉晋之末，汉末之所事者，止有个曹氏；晋末之所事者，止有个司马氏，皆逆贼耳。」直卿问：「子路之事辄，与乐正子从子敖相似。」曰：「不然，从子敖更无说。」
当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人须办得去。托身于人仕宦。
名义不正，则事不可行。无可为者，有去而已。然使圣人当之，又不知何如，恐于义未精也。
三哥问：「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检以去，人当此时如何？」曰：「『事君则致其身』，委质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杀得他时，即杀之。如被他拘一处，都不问，亦须问他：『朝廷差我来，你拘我何为？』如全无用智力处，只是死。孟子言舍生而取义，只看义如何，当死便须死。古人当此，即是寻常，今人看着是大事。」
朱子语类卷第十四
大学一
纲领
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规模大。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
译科举制度对人的拖累不浅，许多人因此被夺去了志向。但只要父母健在，上要奉养父母，下要养育子女，不得不依靠科举获取资财，所以不能不勉励自己。其实这确实很损害人的志向。
有人问科举之业是否妨碍修身之功。回答说：“程先生说过：‘不担心妨碍功夫，只担心夺去志向。’如果一个月中用十天从事举业，还有二十天可以修习学问。如果被它移换了志向，那就再也无法医治了！”
把科举当作为了父母，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学问，这只是没有志向。认为举业妨碍实学，不知曾妨碍过饮食没有，这只是没有志向罢了。
有人因从事科举、担任馆职而荒废学业，自我责备。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是志向没有确立，没有下功夫罢了。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本来就不应当怨天尤人，要你做甚么呢！伊川先生说：‘学者被气质所压倒，被习气所剥夺，只能责备志向。’正是这个意思。如果志向确立了，那么无处没有功夫，哪里还有贫贱患难以及夷狄之地的问题呢！”
举业也不妨害做学问。前辈何尝不应考科举。只是因为今人心志不定，所以有害。一旦以得失为心，去理会文字，意思就全都变了。
曾经论述科举说：“不是科举拖累人，而是人拖累科举。如果是高见远识的人士，读圣贤的书，根据自己所见的道理来写文章以应对考试，把得失利害置之度外，即使天天应考，也不会被拖累。生活在当今之世，即使孔子复活，也不免应考，但难道能拖累孔子吗！自有天资不被外物所累，不需要多用功夫去治理的人。我对于科举，从小就觉得它轻，起初也不是有什么见解而轻视它。就像有人天资不喜欢喝酒，见到酒自然厌恶，并非知道酒的害处如何。又有人天资不好色，也并非有什么见解，只是他天资上看出那些东西不重要。像这样的人，省得功夫去治理这一项。现在如果不能这样，必须用力战胜它才可以。”
宜之说：“许叔重太贪作科举文章。”回答说：“既然家贫亲老，未免应考，也应当好好去做举业。做举业不妨碍，只是先把得失横放在心中，这就妨害道了。”
父母有责望，不可不应考。如果遇到考试就进去，根据自己的见解写出来。
有人问科举之学。回答说：“做举业不妨碍，只是把它的格式，用来概括自己的道理，都没有追逐时好、回避忌讳的意思，就好了。”学蒙。
谭兄问作时文。回答说：“略微使用体式，而概括至理。”
南安黄谦，父亲命他进入郡学学习举业，却直接来见先生。先生说：“既然是父亲要你学习举业，为什么不进郡学。白天学习举业，晚上看这本书，自然不相妨碍，这样就能两全。硬要违背父亲的命令，这样就会两败，父子互相伤害了，还怎么学习！读书是读什么？举业又有什么相妨碍？十天就做五天修举业，也有五天得暇顾及这个。如果说践履涵养，举业完全没有相妨碍。只是精神昏沉了。不能讲究思索义理，然而又能怎么办呢！”
从前做时文，只是粗略地直接说去，意思自然周全充足，而且有气魄。近日的时文曲折纤巧，稍微陷入其中，只见意气都衰颓了。这也是教化衰微，风俗败坏到了这里，是怎么回事！
今人都不能修身。当他是士人时，就忙碌地求取官职；既已做官，又担心俸禄不增加。奔走奔驰，没有一天空闲。哪里比得上山林布衣之士，道义足以充实自身。道义既足以充实自身，那么什么能侵扰他呢！寿昌。以下论仕。“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直休了，也没奈何。孔子弟子不免侍奉季氏，也是事势不得不然，舍弃这个就无法自活。如今世上的科举也是这样。像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自然把得住，自然好，不可以一律看待。人的出处最可畏。如汉晋之末，汉末年所侍奉的，只有曹氏；晋末年所侍奉的，只有司马氏，都是逆贼罢了。”直卿问：“子路侍奉辄，与乐正子跟随子敖相似。”回答说：“不是这样，跟随子敖更没有说法。”
当官不要回避事务，也不要侵扰事务。
人必须能够决断离去。寄身于人做官。
名义不正，那么事情就不能施行。无可作为的，只有离去罢了。然而如果圣人面对这种情况，又不知会怎样，恐怕对义理还没有精熟吧。
三哥问：“汀州寇贼姜大老捉了四个巡检带走，人当此时如何？”回答说：“‘事君则致其身’，委身成为臣子，身体就不属于自己了。有道理能杀他时，就杀他。如果被他们拘禁一处，都不问，也必须问他们：‘朝廷派我来，你拘禁我做什么？’如果完全没有用智力的地方，只是死。孟子说舍生取义，只看义理如何，应当死就必须死。古人面对这种情况，即是寻常，今人看着是大事。”
朱子语类卷第十四
大学一
纲领
学问必须以《大学》为先，其次是《论语》，其次是《孟子》，其次是《中庸》。《中庸》功夫细密，规模宏大。
读书，且从容易明白、容易理解的地方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