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七

译五峰所说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难道在这里需要加以分别吗？回答说：“‘同行异情’，就像饥了吃饭、渴了喝水这类事情，在圣贤看来无非是天理，在小人看来无非是私欲，所谓‘同行异情’就是这样的。这件事如果没能找到根本要领，只是说清楚了它的名称含义罢了。说得再明白透彻，终究与自身无关。必须在自家身上切实体认，私欲萌动时是怎样的，天理发露时是怎样的，其中正有许多用功的地方。因为天理存在于人心中，历经万古而不灭；任凭它如何被遮蔽禁锢，天理依然如故，无时无刻不从私意中发出，只是人自己不觉察。就像明珠大贝，混杂在沙砾中，零零星星地随时显露出来。只要在这个道理发露的地方，当下认取，将零星点滴汇聚起来，逐渐形成片段。等到自家好的念头日益增长，天理自然纯粹坚固；先前所谓的私欲，自然消散退去，久而久之就不再萌动了。如果专门致力于克制私欲，而不能扩充善端，那么心中所谓的私欲就会日日相互争斗，纵然一时压制下去，又会重新发作。起初并不是说隔绝私意之后，另外寻找一个道理来主宰行动；一旦这样，又只是自家的私意。就像一件事，明白这样是对的，那样是错的，就从对的地方去做，不可就这样罢休。做错了事，必须知道悔改，这知道悔改的地方便是天理。孟子说‘牛山上的树木’，既说‘像这样光秃秃的’，又说‘嫩芽又生长出来’；既说‘白天的戕害使其丧失’，又说‘夜气所保存’。比如说到‘求放心’，心既然放失了，怎么又能求得回来呢？只因为这些道理根植于本性之中，浑然至善，所以发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是善的。道理只等人自己识别，即使是极恶的人，也只是担心他顽固不知反省觉悟；如果心里稍微觉得不安，便从这里改过，难道不能做好人吗？孟子说：‘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很少！百姓失去了它，君子保存了它。’失去，只是失去了这点东西；保存，只是保存了这点东西，这是学者应当深入体察的。”谟再三称赞。先生说：“不可以这样就当作领悟过去了。有些话语，暂且留在胸中烹煮冶炼，让这道理成熟。如果只是一时觉得说得明白，就以为完结了，恐怕只是当作一番空谈罢了。”

译在寒泉分别时，我请教先生该怎样教导我。先生说：“议论的道理不过如此，但必须务实。”我请求进一步指教。先生说：“必须下真实的工夫。”不久，我又写信来，说：“临别时所说的务实这一件事，途中曾经思考过吗？当今的学者不能进步，弊病全在这里，不可不知道啊！”

我已经接受了《诗经》的传授，并全力抄录，颇有些疏漏侍奉教诲的地方。先生说：“朋友来到这里，大多被书本困住，反而没有下功夫。为什么不先放下这些书本上的话？那些都是纸上的言语罢了。当面交谈，获得的益处更多。”又问：“与周茂元同住，讨论的是什么事情？”回答说：“周宰说：‘先生著书立言，义理精密。既然得到了，熟读深思，从此努力践行，不明白会有差错。’”先生说：“周宰才质很敏捷，只是有些粗疏，不肯在细密处探求，说这话就可以看出来。记载在简牍上，纵然说得十分明白，哪里比得上当面议论，一言半句，就有通达的地方？所谓‘与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如果说到透彻处，何止是十年的功夫啊！”

问：“不知道学问时，只知道有人欲，不知道有天理；既然知道了学问，那么克己的工夫就有着力处。然而在应酬事物、接待外物的时候，如果失去了存养主宰，那么心就不在焉；等到已经知觉，已经是间断了。所以因为天理的发见而收合善端，便成了片段。虽然承蒙教诲如此，但工夫最难。”先生说：“这也是学者的常理，即使是颜回也不能没有间断。正需要常常点检，努力加持守持，使动静如一，那么工夫自然接续。”问：“《中庸或问》所说的‘诚者物之终始’，是从理的真实来说的；‘不诚无物’，是从此心不真实来说的。说此心不存，那么表现在行事上虽然不违背理，也是不真实的，正是这个意思吗？”先生说：“《大学》所说的‘知至、意诚’，必须知至，然后才能诚其意。现在的学者只说操持存养，却不知道讲明义理，那么此心昏乱，何谈操持存养呢！我曾经说‘诚意’这一节，正是圣人与凡人分别的关键所在。如果能够诚意，那么就是透过了这个关隘后，滔滔然自在，去成为君子；不然，就崎岖反侧，不免成为小人的归宿了。”“致知之所以先于诚意，是怎样的呢？”先生说：“致知，必须是知道得尽，尤其要亲切。平常只将‘知至’的‘至’字解释为‘尽’字，近来觉得应该是解释为‘切至’的‘至’。知之者切，然后贯通得诚意的意思，如程先生所说的‘真知’就是如此。”

舜弼写信来问仁，以及仁义礼智与性分形而上下。先生回信略说：“所谓仁之德，就是程子‘谷种’的说法，是爱的理。爱是仁的已发，仁是爱的未发。如果在这里认得清楚，才可以说与天地万物同体。不然，恐怕没有交涉。仁义礼智，是性的大目，都是形而上者，不可分为二。”因此说：“舜弼做学问，向来不切己体认，却只是寻得两三个字来支撑，也只说得个皮壳子。”

一天同舜弼游屏山回来，因此说山园很好。先生说：“园子虽然好，但人的志向却荒废了！”

问：“平常在存养时，如果抬起心，就急迫而难以持久；才放下，就又散缓而不收，不知道如何用工才可以？”先生说：“只是你原本不曾放得下罢了。”以下训柄。

问：“凡人的心，不存则亡，而没有不存不亡的时候；所以一息的顷刻不加提省之力，就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的事，不是则非，而没有不是不非的地方；所以一件事的细微，不加精察之功，就陷于恶而不自知。柄近来看到如此，不知道怎样？”先生说：“道理固然是如此，然而初学者也不能马上如此。”

魏元寿问《大学》。先生因此说：“现在的学者不会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持自己的说法；只借圣人的言语做起头，便自己把己意接说将去。弊病专在这里，不可不戒。”又说：“近来有一个学者来，想要说‘皇极’。我让他说说看，都不相近，只做一个‘大中’字说了，便更无可说处。不知道自孔孟以后千数百年间，读书的更不仔细把圣人的言语略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间，此心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计较，都不会略略回心轉意去看，把圣贤思量，不知道是在天地间做甚么也！”训椿。

“学者精神短的，看义理只到得半途，便以为前面没有了。”必大说：“如果工夫不已，也须有向进。”先生说：“须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现在的学者，大概有二病：一以为古圣贤也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则自谓做圣人事不得，不肯做工夫。”以下训

拜别时，先生说：“所当讲的，也略备了。更宜爱惜光阴，以副愿望。”又说：“别后正好自做工夫，趱积下。”

译一旦相见，或许可以拿出来商量，这比临时来应付要好得多。」

译必大初次拜见，说：“必大近来研读《大学》一书，觉得与自身本分越发亲切，字字句句都是自己应当做的事。但虽然明白道理应当如此，然而反过来检点自己的念头和实际行动，却还有不能做到的地方。这是因为过去对待自己，难免有过于宽容纵容之处。起初认为气质习性和物欲的蒙蔽，不能立刻革除，应当逐渐消解它们罢了。却不知道病根没有完全铲除，在行善去恶的时候就已经被牵累，不能勇敢决断。操守存养稍有松懈，那些潜伏在心中的邪念往往纷纷兴起，而不知不觉间趋向恶行的，本来就有许多。现在必须将这些念头一刀两断，不再凝滞犹豫。在道理应当如此的地方就担当起来去做，不得迟疑，或许可以弥补过去的过错，达到日日新进的功夫。怎么样？”先生说：“应当如此。”必大又说：“过去因为子夏‘大德、小德’的说法，于是只知道在大的事情上仔细考察，而在小的事情上苟且放纵，德行不能修养，这确实是弊病。张载说：‘细微的恶行必须除去，善行才能成为本性。考察恶行没有穷尽，即使行善也必定粗疏。’求学的人必须毫发不得放过，德行才能进步。”先生说：“如果能这样，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把小恶当作无伤大雅，这确实不可以。”

我一生与人交谈很多。会看文字，理解明快透彻的，却是吴伯丰。正期望这个人有所成就，忽然去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可惜！可惜！如果稍微延长他的寿命，他的进步不可限量。伯丰有才气，做学问精勤刻苦，做官处理事务都有方法。

“吴伯丰是个好人，最近死了，可惜！颇为留意，也能展拓开去。江西如万正淳也纯朴诚实，只是昏庸迟钝，对他说话，都领会不了。”于是问：“‘展拓开去’，向来明道先生有这样的话，莫非是扩充得开吗？”先生说：“刚才说吴伯丰，只是根据他的才能也能展拓得开。他与沈某是亲戚，最近努力要收拾整顿，他更不为所屈，值得称取。”

问：“曾经读过什么书？”回答说：“读《论语》《孟子》。”先生说：“如今看一本书，必须着力至诚地看一遍，将圣贤所说的每一句每一个字都理会清楚，一定要见到圣贤言语的脉络所在，这一句一字是什么道理，以及圣贤为什么这样说。真是用力去与他理会，如同对待仇敌一般，理会得清清楚楚，然后拿来玩味，才能完全看出意思来。如果是泛泛看过，这次觉得好，下次又觉得好，终究没有功夫，不得力。”以下的训诫

议论中好像常有一条线子缠绕束缚，所以不干脆，没有那精密洁白的意思。如果是切实见到了，便自然一言半句，断得分明。

先生问[莹田-玉]与伯丰、正淳：“这里做什么功夫？”伯丰说：“正想请教，先读《易经》后读《诗经》，可以吗？”先生说：“既然曾经读过《诗经》，不如先读《诗经》后读《易经》。”[莹田-玉]说：“也想看《诗经》。”先生说：“看《诗经》的方法，暂且虚心熟读寻绎，不要被旧说粘定，看得不灵活。伊川先生解《诗》，也说义理多了。《诗》本来只是顺着它说话，一章说完了，下一章又接着叹咏，虽然别无深义，而意味深长。不可在名物上寻找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语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堵塞了它。如同一源清水，只管将东西堆积在上面，便壅塞狭窄了。我看诸儒的说法。只有上蔡先生说‘《诗》在于认识六义的体面，却讽咏玩味以得到它’，深得《诗》的纲领，是他人所不及的。所谓‘以意逆志’的‘逆’，如同迎待的意思。如果还没有得到它的志，只得等待它，如同‘需于酒食’的意义。后人读《诗》，便要去捉拿它的志来，以至于束缚它。吕氏《诗记》有一条收录多种说法的，却不确定。说，此说不是《诗》的本意，但自有个安顿用得着它的地方，现在一概保留。正如一个多可的人，来的都是对的，如所谓‘要识人情之正’。‘诗可以观’，正说其中有得有失，有黑有白，如果都是正的，却无可观。现在不如暂且把小序放在后面，熟读正文。如收集到一首诗，其中说香，说白，说寒时开，虽然没有题目，其为梅花诗必定无疑。每天看一部经之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自依次序循环看。然而史书也不可不看。如果只看《通鉴》，《通鉴》都是连贯长篇记述，一事只在一处说，别无互见；又散在编年中，虽然是大事，起初却小，后来渐渐做得大。所以人初看时不曾着精神，只管看向后面去，却记不得，不如先草草看正史，一正史各有传，可见始末，又有其他传可互考，所以易记。每看完一代正史，却去看《通鉴》。也必须作纲目，随其大事札记某年有某之类，仿照《春秋经》文书写。温公也有本朝大事记，附在《稽古录》后。”

先生问[莹田-玉]及两位朋友：“都曾经看《易传》，看得如何是好？何处是紧要？看得爱不爱？爱的是爱它甚处？”[莹田-玉]等各自回答完毕。先生说：“如此

译只是粗略地浏览，原本未曾真正体会其中的滋味。这本书自是难以阅读，必须经历世故较多，识尽人情物理，才能看得进去。因为这本书平淡，所说的事，都是当今未曾有过的。比如谈论侍奉君主以及处理变故患难之处，都未曾切中要害，可知阅读时没有趣味。因为他说得阔大深远，那些尚未发生的事，预先都包容在其中了。学者必须先读《诗》《书》等其他经典，有一个见解，并且曾经经历过这类事情，才可以阅读它，得到无味之味，这就是初学者不可以立即阅读的原因。我多次询问阅读《易传》的人，往往都没有收获，可见这本书难读。比如《论语》所记载的，都是侍奉父母、结交朋友、居住在乡里，眼下就能用得上的，所说的都对着学者当前的实事。《孟子》每章先说大旨了，又自己下面加注脚。《大学》则前面三句总括了致知、格物，下面一段是纲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总括了传中许多事；就像锁子骨，才提起，便全部统领得来。所以教导学者暂且看两三本书。至于《易传》，则突然之间里面没有可以提起的地方。因为其中义理广阔众多，伊川先生所阐发的，与经文又似乎隔着一层皮膜，所以阅读者没有贯穿的地方。因为自从孔子所传承的时候，解释“元亨利贞”就已经与文王的词句不同，伊川先生的说法又与经文不相贴合。读者必须是文王自作文王的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的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的意思看。况且《易》中所说的事物，已经是比喻，不是实指此物而言，本来就不容易理解。伊川先生又另外阐发出义理来。现在必须先得到经文的本来意思了，那么看程传，就不会像门扇没有门臼，转动不得。这也是一个大的胸襟，识得世事多的人，才能看得出来。大体上程传之所以好，是因为它言辞平正，真是精密，没有少许过错，不像其他地方有抑扬，读者容易发扬光大。比如上蔡先生注《论语》，义理虽然未尽，然而人多喜欢看，正是因为它说过头的话，启发得人，阅读者容易进入。至于程传，则不见其抑扬，略微不惊人，不深于义理的人不容易看。」人杰摘录略，见《易类》。

译淳冬至，以书信和自警诗作为拜见先生的礼物。第二天进入郡斋，询问用功的大要。先生说：“学习固然在于读书，但也不专门在于读书。你的诗很好，可见也曾用过功夫。然而以什么为关键？有关键，那么《大学》三十五章就可以贯通。如果都认为是关键，又成了许多头绪，就像东奔西跑地抵御盗寇一样。”淳冬说：“晚辈妄自揣度，不知道如何折中，只等先生教导。”先生问：“平时如何下用功？”淳冬说：“只在自身上下用功。”“在自身上如何下用功？”淳冬说：“只在日常起居中察辨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如何察辨？”淳冬说：“只在秉彝良知的地方察辨。”先生说：“心难道只是发动吗？没有不是心的。现在这里说话也是心，相对而坐也是心，动作也是心。哪一样不是心？那么紧要着力处在哪里？”反复叩问，淳冬思考后未能回答。先生详细地说：“凡是探究道理，必须穷究根源来处。比如为人父，为什么就止于慈爱？为人子，为什么就止于孝顺？为人君，为人臣，为什么就止于仁爱，止于恭敬？比如论孝，必须穷究孝的根源来处；论慈，必须穷究慈的根源来处。仁、敬也是这样。凡是道理都要从根源处来穷究，才能看得确定，不可以只说我自己操持修养、实践履行就可以了。常见士人有谨守资质好的，这固然是好。等到讲论义理，就偏执己见，自立一种门户，无法移转，这很值得忧虑。道理要看得真切，必须是表里首末，极其透彻，没有不尽之处；真看清是这样，决然不可移易，才行。不可以只窥见一点半点，就认为是这样。比如为人父，必须真知是决然止于慈爱而不可改变；为人子，必须真知是决然止于孝顺而不可改变。善，必须真看清是善，才决然一定去做；恶，必须真看清是恶，才决然一定不做。比如看不好的文字，固然是不好，必须自己真看清是不好；好的文字固然是好，必须自己真看清是好。圣贤言语，必须真看得十分透彻，好像从他肚子里穿过，一个字或轻或重都移易不得，才行。看理透彻，那么我与理合一。然而一下子不能透彻，必须是融会贯通才行。这道理很活泼，其本体浑然一体，而其中条理分明。上下数千年，真是昭昭显现在天地间，前圣后圣相传，所以断然没有怀疑。夫子所教导的，就是教导这个；颜子所快乐的，就是快乐这个。圆转处尽圆转，直截处尽直接。先知用来觉悟后知，先觉用来觉悟后觉。”问：“颜子的快乐，只是天地间至富至贵的道理快乐罢了。快乐可以追求吗？”先生说：“不是的。这一下子不能便知，必须穷究万理，要让它极其透彻。”过了一会儿说：“程子说：‘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乐！’又说：‘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处，大小大快乐！’这就是颜子快乐的地方。这道理在天地间，必须真穷究到底，至细至微，十分透彻，没有不尽之处；那么与万物为一，没有窒碍，胸中泰然，难道有不快乐吗！”以下训饶录作五段。

问：“日常起居中现在如何下用功？”先生说：“大纲只是这样。穷究根源来处，直要透彻。又且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这两句为关键。”

“‘择善而固执之’，比如致知、格物，就是择善；诚意、正心、修身，就是固执；只有这两件事罢了。”淳冬举南轩说：“知与行互相启发。”先生说：“知与行必须齐头做，才能互相启发。程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下‘须’字‘在’字，就是都要齐头着力，不可以说知得了才始行。有一般人尽聪明，知得了而行不及，是资质弱；又有一般人尽行得了而知不得。”因此问：“淳冬资质懦弱，行意常缓于知，克己不严格，进道不勇敢，不知如何能严格能勇敢？”先生说：“大纲也只是刚才所说的。在那根源来处真能透彻，这个自然都了。”

问：“静坐观书，那么义理融会贯通；到干事后，看义理又生疏；如何？”先生说：“只是不熟。”

问：“看道理，必须寻根源来处，只是就性上看吗？”先生说：“如何？”淳冬说：“天命之性，万理完备；总其大目，就是仁义礼智，其中于是分别成许多万善。大纲只这样，然而就其中必须件件透彻。”先生说：“固然是这样，又须看性所因是如何？”淳冬说：“当初天地间元有这个浑然道理，人生禀得便是性。”先生说：“性只是理，万理的总名。此理也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天所命，如朝廷指挥差除人去做官；性像官职，官便有职事。”

天下万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杀定合做什么事。圣贤教人，也不曾杀定

译教导人如何做功夫，只需在日常起居中，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在那件事上用工夫。今天有一种事情发生，明天又有另一种事情发生，这是预先规定不了的。如果指定是侍奉父母，却又会有侍奉长辈的情况；如果指定是侍奉长辈，却又会有侍奉君主的情况。只需在日常生活中，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在那件事上用工夫即可。

译这道理不是像堆金积宝在这里，交付给人，也只是指出一条路径，教人自己去探求。探求到了便是自己的，探求不到也无可奈何。必须自己着力，拿出精神去做，是马虎不得的。

譬如十里路的地方，自己走到五里，听人说十里路那里的情况，便以为是真的，不再往前走了。那人说话固然不欺骗我，然而自己不亲自到那里，看不到真相，终究是信不过的。

必须对道理有了七八分的功夫，被人点拨一下，便有益处；听到十分透彻的话，便能领受。如果没有下功夫，虽然说了十分透彻的话，也无济于事。

如果说生来为人，不可随波逐流，必须能够担当起做人的道理，便有希望。如果说不如且过一生，那就不必再说了。必须思考如何超凡入圣，今天还是普通人，明天就成为圣贤，如何能达到这个境界，便一下子振奋起来！振奋精神，着力去做。这样，才有长进。如果理会得也好，理会不得也好，就悠悠然混日子了！

读书弄懂了一件，又去弄懂另一件。不只是读书，如果遇到一件事，且就这件事上思考应当如何做，处理得当，才去弄懂另一件事。书不可只在表面看，事也不可只在表面理会。天下没有不该读的书，没有不该做的事。如果有一本书不读，这里便缺少了这一本书的道理；有一件事不做，这里便缺少了这一件事的道理。大到天地阴阳，小到昆虫草木，都应当去理会。有一物不理会，这里便缺少了这一物的道理。

天下没有不可说的道理。比如为人谋划要忠诚，与朋友交往要守信，传授知识要温习，也都是眼前的事，都可以说。只有一个“熟”的地方说不得。除了“熟”之外，没有不可说的。不熟的时候，放在这里不稳当，拿放到那边又不合适。然而终究不能停滞不前，也必须从这里再着力才行。到了熟的地方，放在这里也对，放在那边也对，怎么摆弄都没有错，所谓“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 then 左右逢其原”。譬如梨和柿子，生的时候酸涩不能吃，等到熟了，自然是一般的甘美。相差甚远，只在熟与不熟之间。寓录相同。

对淳说：“《大学》已经读过，应当早晚常常温习诵读，不要遗忘。”

讲究义理，不下功夫也不行；就像科举学业不下功夫，也不解精通。老苏年纪大了才学写文章，非常用力，到了所谓“若人之言固当然者”，这处便是悟。写文章应当如此，也只是因为熟，便如此。恰如我们讲究义理到了熟处，悟得做父亲，确实是止于慈爱；做儿子，确实是止于孝顺。老苏的文章豪杰，也只是因为熟。子由取法他便远了。

问：“看文字只就本句，固然能看出古人的本意。然而不推广开来，那么用处又容易不相融洽，如何？”回答说：“必须是本句透彻熟悉，才可以推广。如果本句不透彻熟悉，不仅推广就会出错，在未推广时就已经错了！”

学习，那么处事都合乎道理；不学习，那么看道理就不那么周全，不那么广大，不那么细密。然而道理也不是外面硬生生造出来的，只是自己固有的道理。“尧舜性之”，这道理原本没有失去；“汤武反之”，已经有些许失去，但恢复其原有的样子，学习只是恢复其原有的样子而已。因为以前交接得来，现在却失去了，能不急切地自我修养而恢复它吗！这就是它之所以急切的原因。不学习，那么只是硬加提防，处事看不到道理，一味任由私意；平时却也勉强过得去，到了临事变，便乱了。

问：“持敬致知，互相发明吗？”回答说：“古人这样说，必须是如此。再问他发明与不发明要怎样？古人的言语写在册子上，不会错。只如此下功夫，便见得滋味。不做持敬，只说持敬做什么？不做致知，只说致知做什么？譬如他人把饭煮熟，盛在碗里，自然是好吃的，不解毒人，是肯定的。自己只要吃下去，便知滋味，何用问人？难道自己这一边做了些小持敬工夫，去计较那一边致知发明与未发明；那一边做了些小致知工夫，又来计较这一边持敬发明与未发明。这样，有什么了期？”季文问：“持敬、致知，莫非是并行而不相碍吗？”回答说：“也不须如此，都要做将去。”

看道理须要就那大处看，便前面开阔，不要就壁角里，地步窄，一步便触犯，无处可去了。现在且要看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别明白，将自家日常用的与他勘验，须渐渐有见处，前头渐渐开拓。那个大坛场，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走，只管在壁角里，纵理会得一句，只是一句话透彻，道理小了。如《破斧》诗，须看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见得周公用心始得。

各位朋友问疾，请退。先生说：“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

译有什么重大的功夫、重大的疑难，可以商量的呢？”朱熹说：“几年来，我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清清楚楚，每一件都是天理的流行，没有一件事不是应当做的，更不容许推脱躲避。遇到这件事，用理来断定，便小心尽力做到最后。经过两三番之后，这颗心磨砺出来，便渐渐坚定。虽然有大事，不觉得它为大；有难事，不觉得它为难；到了极其艰难困苦的地方，不觉得其为艰难困苦；遇到横逆的境界，不觉得有遗憾怨恨的意思；遇到可爱羡难割舍的事物，不觉得有粘滞的意思。只见眼前都是理，觉得像水到船浮，不至于有什么吝啬涩滞；而孔子赞同曾点的意思，颜回快乐的意思，漆雕开自信的意思，《中庸》中鸢飞鱼跃的意思，周敦颐的洒落以及程颐的活泼泼的意思，觉得都在眼前，真是如此！而‘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也没有一个条文不是天理的流行。《易经》三百八十四爻的时义，便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剖析天理流行的条目。前代的圣人和后代的哲人，道理都是一致的。而这理的重大之处，却只在人伦；而身上功夫切要之处，却只在主敬。主敬则这颗心常常清醒，大纲卓然不昏暗，天理无时不在流行。而所以为主敬的功夫，时刻不可稍加放松。心常敬，则常仁。”先生说：“这样泛泛地说也容易。”过了很久，说：“只怕用心落在无边无际、无法测度的地方。”于是问：“先前所呈上的关于曾点的那一段话如何？”朱熹说：“我平生就不喜欢人说这话。《论语》一部，从‘学而时习之’到‘尧曰’，都是做工夫的地方。难道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丢掉了。圣贤说侍奉父母便要如此，侍奉君主便要如此，侍奉长辈便要如此，说话便要如此，行动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的地方。通贯透彻，自然见得在眼前。若都丢掉了，只管说‘与点’，正如吃馒头，只撮个尖处，不吃下面的馅子，许多滋味都不见。先前这类话没人懂得，说出来也好。现在说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样子！近来觉得说这样的话，都是闲谈，不是真实的积累和切身的体见。昨天廖子晦也说‘与点’及鬼神，反复问难，转见支离破碎，没有归宿。圣贤教人，无非是下学的功夫。一贯的宗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曾子，非要等他事事都晓得，才告诉他？子贡是多么聪明！到后来才告诉他：‘你以为我是多学而识之的人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是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有一以贯之。’这意思是什么？万理虽然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然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说‘与点’，颜回的快乐如何。程先生的语录事事都说，只有一两处说这个，为什么说得这么少？而今学者为什么说得这么多？只是空想象。程先生说：‘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用义理栽培。’恐怕人不晓得栽培，又说‘如求经义，都是栽培的意思’。吕晋伯问伊川：‘《语》《孟》，且将紧要处先理会如何？’伊川说：‘固然好。若有所得，终究不透彻。’后来吕晋伯终身坐此病，说得孤单，落入禅学去了。圣贤立言垂教，无非是着实。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如‘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徽，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以崇礼’；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等类，都是一个意思。大抵看道理，要得宽平广博，平静心去理会。若实在见得，只说一两段，也见得许多道理。不要将一个大言语都来罩了，其间自有轻重不去照管，说得太大，说小底又说得都无着落。如昨天说《破斧》诗，恐怕平日这样枉用心处多。”朱熹说：“昨天听到先生的教诲，其它像这样之处，没有疑惑了。”先生说：“学问不比做文章，不好便改了。这却是分别善恶邪正，须要十分恰当，才与圣贤契合。如《破斧》诗，这样说也不错，只是不好。说得偏颇，不落正腔窠，歪斜了。若这样看道理浅了，不济事。恰似撑船放在浅处，不向深流，运动不得，必须运动游泳于其中。”朱熹又说：“圣人千言万语，都是日用间本分应当做的功夫。只是立谈之顷，要见总会之处，不容易用一句话决定。”先生说：“不要说总会。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说要总会之处？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时，才是总会之处。如颜回‘克己复礼’，也

译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难道只是守住“克己复礼”这一条，就把下面许多具体条目都删掉了吗？像您说的那样容易，只大体上说三百八十四爻都是天理在流行。如果这样，一部《周易》用一句话就足够了；圣人何必作那么多《十翼》，从头说起“大哉乾元”等等，“至哉坤元”等等呢？圣贤的学问，与老子不能相比。老子说“通于一，万事毕”，其他什么都不说。过了一会儿，连那“一”也要归于虚无，这才好。做学问固然要见到总的会归处。但现在只一味说那个总的会归处，像“赞同曾点”这类说法，只怕孤立无援、没有着落，最终流入佛老之学，怎么会有“唱着歌回家”那种境界呢！

译晚上再次进入卧室，淳禀告说：“刚才承蒙先生痛切教诲，退下来思考，大要在于‘下学而上达’。‘下学而上达’，固然相对是两件事，然而在下学方面却应当大段多下工夫。”先生说：“圣贤教导人，多说下学的事，少说上达的事。说下学的工夫要多也好，但如果只理会下学，又显得局促狭隘了。必须事事都理会过，将来也要知道一个贯通的地方。如果不理会下学，只理会上达，那就都无事可做，恐怕孤单枯燥。程先生说：‘只要是自然的，更无需玩味索求。’既然是自然的，便都无可理会了。譬如耕田，必须下了种子，就去耘锄灌溉，然后才能到那熟透的地方。如今只想象那熟透的地方，却不曾下得种子，怎么会熟？如‘一以贯之’，是圣人论到极处了。如今只去想象那个‘一’，不去理会那个‘贯’；譬如讨一条钱索在此，却没有钱可穿。”又问：“为学的工夫，大要在身则有个心，心的本体为性，心的作用为情；在外则目视耳听，手持足履，在做事方面则从侍奉父母、侍奉长辈以至于待人接物，洒扫应对，饮食寝处，件件都是应当做工夫的地方。圣贤千言万语，便只是其中的细碎条目。”先生说：“讲论时是如此讲论，做工夫时须要着实去做。道理圣人都说尽了。《论语》中有许多，《诗》《书》中有许多，必须一一与理会过才行。程先生说‘或者读书讲明道义，或者论古今人物而辨别其是非，或者应接事物而处理其当否’，如何才是孝，如何才是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如此，都逐一理会，不只是个‘一’便都了结。”胡叔器因此问：“下学莫非只是就切近的地方求取吗？”先生说：“也不须要这样拣选，事到面前，便与他理会。且如读书：读到第一章，便与他理会第一章；读到第二章，便与他理会第二章。今天撞着这事，便与他理会这事；明天撞着那事，便理会那事。万事只是一个理，难道只拣大的、要的理会，其它都不管。譬如海水，一湾一曲，一个洲一个渚，无非是海水。难道说大的是海水，小的不是。程先生说：‘穷理的人，不是说一定要穷尽天下的理，也不是说只穷尽一个理就到了。只是积累多了之后，自然应当豁然有悟处。’又说：‘从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了，自然应当豁然有个觉悟的地方。’今人务求广博的，却要穷尽天下的理；务求简约的又说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这都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会得五六十件了，这剩下的三四十件虽未理会，也大概可以晓得了。我在漳州有争讼田地的，契约数十本，从崇宁年间开始，事情很难考证。那人将正契藏了，更不可理会，我只索取四周众人的契约比验，四至昭然。等到检验前后所断，情伪更不能逃脱。”又说：“曾有一个官员断争田的事，被某掇了案，那官员却在那穿款处考出。穷理也只是如此。”

先生召诸友到卧室内，说：“安卿还有甚么话说？”淳说：“两天思考为学的道理：日用间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缜密的，大概是因为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间，千条万绪，无处不在，所以不容有所欠缺。如果工夫有所欠缺，便于天理不凑得着。”先生说：“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须要密，然而也须要那疏处敛向密，又就那密处展放开如果只拘泥于那缜密处，又却局促了。”问：“放开底样子如何？”先生说：“也只是见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将去。”“李丈说：‘廖倅惠书有云：“无时不戒慎恐惧，则天理无时而不流通；有时而不戒慎恐惧，则天理有时而不流通。”’此语如何？”先生说：“不如此，也不得。然而也不须得将戒慎恐惧说得太重，也不是那样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存而不失。今人只见他说得此四个字重，便当作临事惊恐看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顺这道理，常常那样把捉去。义刚录作：‘那样兢谨把捉去，不成便那样惊恐。学问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慎恐惧，而此理常流通的，只有天地与圣人罢了。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也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所以能如此。贤人所以异于圣人，众人所以异贤人，也只争这些子境界，存与不存而已。常说人无有极则处，便是尧舜周孔，难道说我是从容中道，不要去戒慎恐惧！他的工夫，也自未尝得息。义刚录此下云：“良久，复问安卿：‘适来所说天理、人欲，正谓如”

译为什么？回答说：天下的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流行。先生说：按照你所说的，只是想象出一个天理流行，却没有下面那些具体的工夫。子思说“尊德性”，又说“道问学”；说“致广大”，又说“尽精微”；说“极高明”，又说“道中庸”；说“温故”，又说“知新”；说“敦厚”，又说“崇礼”。这五句话，把做学问用功的精粗、全体都讲尽了。如今所说的，却只偏在“尊德性”上，拣那容易占便宜的占了，没有“道问学”的那些工夫。义刚记录作：“没有紧要看了。”恐怕这只是占便宜、自我满足的学问，一出门迈步就有阻碍，做不成一件事。现在人的弊病，在于只追求末节而不探究根本。然而只去理会根本，而不理会末节，义刚记录作：“扬弃了那末节。”也是不行的。时势变化日新月异而无穷无尽，怎么知道日后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责任呢？如果稍后事势到来，应当应对也只得应对。如果只是自我满足，即便工夫做到了二十分，终究不足以应对变化。到那时，恐怕别人说不能应对，也勉强去应对，应对得便只是凭空捏造，便只是人欲，又有误把人欲当作天理的地方。如果应对不合义理，那么平日许多工夫，依旧都是错了。我的朋友僻居远方，没有师友讲习阐明，又不接触四方贤士，又不知道远方的事情，又不知道古今人事的变化，这一边容易变得昏暗不明。一天之中，事变无穷，小到一个人有许多事，一个家又有许多事，大到一国，再大到天下，事业如此之多，都要有人去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难道我只管自己！如果用这样的学问去应对变化，怎么通晓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学者必须立定此心，广泛观察天下之事，精粗巨细，无不周全遍察。最后打成一片，也是一个整体，才能见于应用。不是拣那精妙的放在一边，粗浅的放在一边。曾经看到胡文定回复曾吉甫的信中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的论述，后面一直称赞，都不与他分析，这便是前辈不会为人之处。此处正好抓住与他剖判才行。所谓“天理人欲”，只是一个大纲如此，下面有很多条目。必须就事物上辨别哪个是天理，哪个是人欲；不可这样空说，用大纲来笼罩，笼统没有界限。恐怕一直昏暗不明，更动弹不得。比如做器具，固然是教人要做好，难道要做得不好！好的是天理，不好的是人欲。然而必须较量所以好的原因，怎么样做才好，才行。义刚记录说：“然而大概也是这样的。比如做这汤瓶，须知怎么样是好，怎么样是不好。如今只是笼统说道好，等到我问你好处是怎么样的时候，你却不晓得，怎么可以这样！”现在且将平日看什么书中，看到古人做什么事，哪里是对的，哪里是不对的，哪里可疑，哪里不可疑，自己看到了又看是怎么样的。对于平日做的事，什么地方是对的，举几段来，便能看到所以为天理、所以为人欲的原因。淳于是举出往年居丧时，丧事繁重艰难，自始至终，都自己担当，完全没有分毫责备舍弟的意思。先生说：这也是应当做的。淳说：到了临葬时，同居的尊长都以年月不利为由，淳都不顺从。只是治圹的事办好了，就占卜一天来做。先生说：这样的天理，又是太强硬了。李丈说：也是尊长说得过去。先生说：幸好没有龃龉。如果有不能顺从的，稍微委曲一下，也没有妨碍。淳说：大祥次日，族中尊长设酒食聚会，淳躲避了。后来听说尊长整天寻找，又让人惶恐！怎么办？先生说：不吃也好，然而这也不紧要。礼说：“国君赐给食物，就吃；父亲的朋友请吃，就吃，不避开精美的肉食。”我起初曾怀疑这一点。后来想想，只是当时吃一次，以后依旧不吃罢了。父亲的朋友既然可以这样，那么尊长的命令，吃一次也没有妨碍。如果有酒，就推辞。

译这天夜里，先生再次召见陈淳和李丈进入卧室，说：“你们归去的日期不久，还有什么要商量的吗？”陈淳朗读朱熹与陈点的书信。先生说：“大体上都是对的，也有小小的一两处毛病。”又朗读廖倅书信中驳难朱熹与陈点书信的内容。先生说：“有得有失。”又朗读陈淳回复廖倅的书信。先生说：“天下万物当然的准则，就是理；所以然的根源，就是原头处。现在所说的，固然如此。但圣人平日也不曾先指出天理在哪里，才教人去做去凑合。只是说眼前的事，教人平平常常地这样做工夫，自然到达那有见解的地方。”陈淳说：“因为做工夫后，见得天理也没有妨碍。只是未做工夫时，不要先去寻求见得天理，对吗？”先生说：“毕竟如果先寻求见得天理，把它立定在那里，那么心意便都在上面运行，容易将下面许多工夫放缓了。孔门中只有颜回、曾子、漆雕开、曾点见得这个道理分明。颜回固然是天资高，起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也自是讨头不着。从‘博文约礼’做起，‘欲罢不能，竭尽我的才能’，才见得‘如有所立卓尔’，向来隐约的，到这里都汇聚了。曾子起初也无从下手，只管从下面挨来挨去，挨到十分处，才悟得一贯。漆雕开说：‘我对此还不能确信。’‘此’是什么东西？便是他见得个物事。曾点不知是怎么样的，一开始便被他瞥见这个物事。‘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才是程先生那样说的。漆雕开比较静，曾点比较明爽，也未见得他们没有下学的工夫，也未见得他们究竟是如何。只被孟子称为狂者，及观《檀弓》所载，则最终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的学问自相矛盾，一是从下做到，一是从上见得。子贡也做得七八分工夫，圣人也要唤醒他，却唤不上。圣人不是不说这道理，也不是便说这理由，只是说之有时，教人有序。子晦的说法无头绪。如我友所说从原头来，却又先要见个天理在前面，才去做，这正是毛病所在。子晦怀疑得也是，只是说不出。我友一开始说话，便有此病；是先见‘有所立卓尔’，然后‘博文约礼’也。若把这天理不放下，好像把一个空的东西，放这边也无放置处，放那边也无放置处；放这边也恐打破，放那边也恐打破。这天理说得荡漾，似一块水银，滚来卷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沿流溯源，一开始便要寻其源，凿来凿去，终究是凿不得。下学上达，自有次第。在下学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序。”陈淳说：“在下学中，如致知时，也有理会那上达的意思吗？”先生说：“不是。致知，现在且就这事上，理会个合做的如何？稍后，又就这事上思量合做的，因甚是这样？便见得这事道理合这样。又思量因甚道理合这样？便见得这事道理原头处。逐事都这样理会，便件件知得个原头处。”陈淳说：“件件都知得个原头处，凑合起来，便成一个物事吗？”先生说：“不怕不成一个物事。只管逐件这样去，千件成千个物事，万件成万个物事将间自然撞着成一个物事，才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常常地做；把文字来平看，不要得第一遍，且平看那一重文义是如何？第二遍，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二遍，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来看去，二十遍三十遍，便自见得道理有稳处。不可才看一段便就这一段上要思量到极，要寻见原头。如‘天命之谓性’，初且这样平看过去，便看下面‘率性之谓道’；若只反倒这‘天命之谓性’一句，便无工夫看‘率性之谓道’了。‘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亦且平看过去，便看‘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若只反倒这未发之中，便又无功夫看中节之和了。”又说：“圣人教人，只是一法，教万民及公卿士之子皆如此。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初只是有两句。后来又就‘父子有亲’里面推说许多，‘君臣有义’里面推说许多。而今见得有亲有义合这样，又见得因甚有亲，因甚有义道理所以合这样。节节推上去，便自见原头。只管这样做工夫去，做得合杀，便有采。”又说：“圣人教人，只是说下面一截，稍后到那田地又挨上些子，不曾直说到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中矣。’做得许多，仁自在其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译况且还要“游于艺”，难道只靠一句话就能概括吗？如果只靠一句话就能概括，为什么还要说那么多话呢？比如“《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无邪’”。圣人为什么不只保留这一句话，把其余的都删掉呢？为什么编成三百篇，才说“思想纯正无邪”？看看三百篇中，哪一件事没有表达出来呢？”又说：“庄周、列御寇也似乎有曾点那样的意趣。他们也不是专门学习老子，我们儒家的书他们都看过，不知怎么被他们窥见了这个事物，就放纵不羁地离去了。现在的禅学也是这样。”又说：“‘你们几个人认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我没有什么行为不是和你们几个人一起做的，这就是我孔丘啊。’以前看到众人说得玄妙，程先生说得恳切。黄本作‘忉怛’。后来仔细研读，才明白众人的说法，都像禅学了，不像程先生说得稳妥。”

译问：“前夜承蒙教诲，不可先去探求天理，但我心中仍有少许疑惑。因为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当然之理，真正看清了这个理，做这件事就确定了；不然，这颗心的末梢又会发生变化。不知该如何理解？”先生说：“这自然是一件事的道理。前夜所说的，只是不应当先看到一个浑沦的大道理摊在这里，才从这里出发去做那万事；并不是对事情都不顾理，一味盲目行事。侍奉双亲中自有侍奉双亲的道理，侍奉长辈中自有侍奉长辈的道理；这件事自有这个道理，那件事自有那个道理。每一件事都理会透彻，那么万事就各自成为万个道理；从四面八方凑合起来，便只是一个浑沦的道理。如今只先去理会那个‘一’，不去理会那个‘贯’，把尾巴当作头，把头当作尾巴，就没道理可讲了。曾子平日的工夫，只是先从‘贯’上事事做到极致，夫子才唤醒他说，我这道理，只用一个‘一’去贯穿，曾子便领悟了。并不是只要抱着一个浑沦的东西，让它自然流出去。”

淳有问目段子，先生读完后，说：“大概说得也好，只是同一种意思。”义刚记录说：“先生说：‘末梢自反的说法，说“大而化之”做什么？为什么如此笼统含糊！’”又说：“您说道理，只要撮取那开头尖锐的部分，末梢就要达到那‘大而化之’的极致，中间许多都当作渣滓，不去理会。好像用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了，这就是大病。曾点、漆雕开不曾见他们做工夫的地方，不知当时如何被他窥见这道理。然而在两人之中，漆雕开却是需要做工夫的。‘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见处；‘未能信’，便是下工夫处。曾点有时是他做工夫的地方，但见得未定。或许是他天资高，被他瞥见这个物事，也不可知道。虽然如此，也须低着头，随众人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工夫，衬托起来才实在，验证出来才稳妥，不是悬空见得便了。博学、审问这五种工夫，始终离不开它。只是见得后，做得不费力罢了。如曾子平日用工极是仔细，每日三省，只是忠信传习的事，何曾说着‘一贯’？《曾子问》一篇都是问丧、祭变礼微细处。想必经礼圣人平日已说过的，都一一理会了，只是变礼未说，也必须逐一问‘一贯’之说，夫子只是顺便提醒他。纵然不马上晓得，且放缓也不紧要，待别日再提一下。只是曾子当下便晓得，何曾一直与他说！如《论语》中百句，未有数句说此。孟子自得的说法，也只是说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说！如今却是悬虚说一个物事，不能得了，只想要那一去贯，不要从贯去到那一；如同不理会散钱，只管要去讨索来穿。这样，那么《中庸》只需‘天命之谓性’一句，及‘无声无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间许多‘达孝’、‘达德’、‘九经’之类，都是粗迹，都丢掉了，不能耐烦去理会了。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只将一个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会中间许多细节。如今必须从头平心读那书，许多训诂名物度数一一去理会。如礼仪，须自一二三四数至三百；威仪，须自一百二百三百数至三千，逐一理会过，都这样通透，才行。若是只这样悬虚不已，恰似村道说无宗旨的禅一样，滔滔不绝地说去也行，将来也解做颂，烧时也有舍利子，只是不济事！”又说：“‘一’的与‘贯’的，都只是一个道理。如将一贯已穿的钱给人，及将一贯散钱给人，只是一般，都用得，难道说那散的不是钱！”泳记录说：“如用一条钱贯一齐穿了。”

问气弱胆小的毛病。先生说：“您只去做工夫，到理明而气自强，而胆自大了。”

问：“事各有理，而理各有至当十分处。如今看得七八分，只做到七八分处，上面欠了几分数。莫非是穷来穷去，做来做去，久而且熟，自能长进到十分否？”先生说：“虽未能从容，只是熟后便自会从容。”再三咏叹一个“熟”字。

各位朋友入侍，坐定，先生让淳申述前说，说：“若把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这里，则好像山林苦行一般，便都无事可做了，所谓的‘潜心大业’者何有哉？”淳说：“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学工夫。”先生说：“近日陆子静门人寄得数篇诗来，只是将颜渊曾点数件事重迭说，其它诗书禮乐都不说。如吾友下学，也只是拣那尖锐底说，粗钝底都掉了。今日下学，明天便要上达！如孟子，从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拣告子尽心来说，只

译删去这两篇，其他五篇都删掉了。重要的就读，不重要的就不读；精深的就探究，粗浅的就不探究。书本来是要读的，这样挑选是不行的。比如《论语》二十篇，只挑选曾点那一段的意思来玩味，其他都要掩盖了。单单说个“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回家”，只把它当作四季的景致，《论语》何必说那么多事呢！前几天江西的朋友来问，想要寻找一个快乐的地方。我说：“只是自己去寻找，寻到那极其苦涩的地方，就是好消息。人必须寻到那意思不好的地方，这就是快乐的意味来了，却没有不经过做功夫就自然快乐的道理。”现在做功夫，只是平常那样去探究，不要把它看作奇特的事。粗浅的按粗浅的去探究，精细的按精细的去探究，不需要挑选。《论语》《孟子》这样挑选了，史书以及世间粗浅的书，又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译各位朋友作揖告退，先生留下黄淳独自交谈，说：“为什么没有什么疑问和诘难呢？”黄淳说：“这几天承蒙先生教诲，已经领会了大概意思，只应当回去下功夫实践。”先生说：“这次分别后，一定不会再相见了。”黄淳问：“自己本分上的事情已经理清，但在应对变化之处，更希望先生提点教诲。”先生说：“现在应当先理清常规的道理，不要急着去理清变化的道理。常规的道理都还没有完全理清，怎么能急着去理清变化的道理！圣贤的言论，许多道理平铺在那里，应当开阔心胸平心静气地去看，通透之后自然能够应对变化。不是死死抓住一个东西，就要去探求常规，就要去探求变化。现在也应当像僧人云游一样，接待各地的贤士，考察各地的情况，阅览山川的形势，观察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轨迹，这样道理才能看得周全。‘士人如果眷恋家居，就不配称为士人了！’不是呆呆地守着这些东西在一个房间里，关门独坐就完了，就可以成为圣贤。自古没有不通晓世事的圣贤，也没有不通达变化的圣贤，也没有关门独坐的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哪件事是理清不了的？比如《中庸》说‘天下国家有九条常道’，就要理清许多事物。比如周武王访问箕子陈述《洪范》，从自身的视、听、言、貌、思，一直到天人之际，以人事来说有八政，以天时来说有五纪，考察于卜筮，验证于各种征兆，无所不备。比如《周礼》一部书，记载了周公许多治理国家的制度，那里就有国家应当自己做的吗？只是古代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认识。因为这道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比如礼、乐、射、御、书、数，许多周旋升降、文章品节的繁杂，难道有妙道精义在其中吗？只是也要理清。理清得熟练时，道理就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职官之类，都要理清。虽然不能深入探究其精微之处，但也要认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才能融会贯通。如果只守住一点点，死死抓住在那里，把许多事都当作闲事，那就什么事都不做了。这样，只理清了门内的事，门外的事就做不了。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这两个字极力强调。必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并勤勉地去追求的人。’‘文武之道，遍布在典籍中’；‘在人身上，贤能的人认识其中的大道理，不贤能的人认识其中的小道理。夫子哪里不学习？又哪里有固定的老师呢’！圣人虽然是生而知之，但也事事都理清过，没有一件不讲究。这道理不是只在一件事上理清就能完事的。学习时无所不学；理清时，却是逐件去理清。凡事虽然还没有理清得详细周密，但也有个大要处；即使详细周密处还没有明白，但大要处已经被自己看到了。现在你只从一根线头窥见天理，就说天理就是这样的样子，就要去通达万事，不知道怎么能行。汇聚百物，然后才能观察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才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在一件事一个义理上，想要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必须开阔心胸去理清。天理广大，所包容的也广大。比如五常的教化，就自己而言，只有父子、夫妇、兄弟；才出外，就有朋友，朋友之中，事情已经很多；等到自己有一个官职，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这里面又有很多事，事事都应当讲。那些没有下功夫的人，也不敢向他们说。比如我的朋友，在自己本分上已经自己看到了，如果不告诉您，又可惜了！别人在自己本分上没有看到，泛泛地观察万事，固然不行。而现在已经有了个本领，却只死死抓住这些就完了，也不行。现在只说是持敬，收拾身心，日常用度要合乎道理没有差错，这固然好。但出去应对天下的事，应对这件事得当，应对那件事又不得当。学习的大本，《中庸》《大学》已经说尽了。《大学》开头就说‘格物致知’。为什么要格物致知？就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才能意诚、心正、身修，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流畅无阻，都没有障碍。”

黄淳禀告说：“承蒙教诲，深感在下学功夫上欠缺很多。恐怕在偏远偏僻的地方，孤陋寡闻，容易致误入歧途，无处请教纠正。希望赐予一段下学的学说，作为早晚取法的准则。”先生说：“现在也不要先寻找差错之处，等到出现差错的地方，就随时去理清。下学只是放宽去做，局限在一个角落，就狭隘了。必须出四方游学一趟，在这个朋友处相聚两三个月，看看怎么样；又在那个朋友处相聚两三个月，看看怎么样。”胡叔器说：“游学四方固然好，恐怕又随别人转了。”先生说：“要我做什么？义刚记录说：‘胡叔器说：恐怕又被不好的人败坏了。’先生说：‘我必须先知他是什么样的人，及见面后与他相处，几天就能看出来。如果不合，就离开。’”不合就离开。如果这样随别人转，还不如只在屋里孤陋寡闻。

先生问黄淳说：“安卿必须是‘以天下善士为友还觉得不足，又推崇评论古代的人’。”

译必须心胸开阔，才能开始拓展。如果仅仅这样，恐怕也无法完全理解。

译先生在饯别宴席上，酒过五巡，在宴席中间，亲自斟了一杯酒劝李丈说：“相聚也不过如此，回去后反而要追求（学问）。”接着又斟了一杯酒给陈淳，说：“安卿更需要出来走一趟。在村里坐着，不知不觉就坏了人。从前陈了翁说，有一个人棋艺很高，有人邀请他入京拜见国手。时间久了待在国手身边，国手并没有教他什么，只是让他跟随在身边携带棋局罢了。有人问其中的缘故，国手说：‘他的棋艺已经精熟，那些高明的棋着都已经知道了。只是低劣的棋着未曾见识，让他跟随在身边，也要都经历一遍。’”

临行拜别时，先生说：“安卿今年已经答应人写书会的书稿，冬天更需要出行一趟。”李丈禀告说：“写书会的书稿请求暂且放缓，希望早日完成礼书的撰写，以造福万世。”先生说：“写书会的书稿很容易，只等蔡三哥来了就可以了。礼书还远远没有完成。”

安卿问：“先生前日给廖子晦的信中说‘道并不是有个东西闪闪烁烁地在那里’，固然如此。但所谓‘操持则存在，舍弃则消亡’，毕竟也须有个东西。”先生说：“操持存养只是教你收敛，教你心不要胡思乱想，何曾抓住有个东西在那里！”又问：“‘顾諟天之明命’，毕竟是个什么？”先生说：“这只是说要使道理显现在面前，不被事物遮蔽。‘站立时看见它参列在前方，乘车时看见它倚靠在车辕横木上’，都只是看见理是这样的，难道另外有个东西光亮闪烁在那里！”

漳州陈淳会问，有可以回答的，才是疑问。

贺孙问：“安卿最近收到信了吗？”先生说：“因为王子合替他回答疑问，忌讳他写过来，因此漳州的朋友都没有来问难。”接着说：“子合没有长进，在学中将实录用来考核诸生，完全不识轻重先后。许多学者，近来觉得都不成事。”贺孙说：“这也是世道衰微，人不能自立，刚做官就颠沛流离。”先生说：“像做官、科举，都是害事。”有人说：“如果在这里说得很好，做起来却这样！”先生说：“只因为没有人说得好。说得好，乃是知道得透彻；如果知道得透彻，即使摩顶至足，也只是改变不了他。”接着说：“器之昨天写来问几条，已经回答了。现在再说，也不明白。公之为仁，公不可与仁并列看待。公只是无私，刚无私，这仁便流行。程先生说，‘只有公接近它’，却不是近似之‘近’。刚公，仁便在这里，所以说近。犹如说‘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了’，不是道在先后上，只知先后，就接近于道。如同去除壅塞，水自然流通。水的流通，却不是去除壅塞的东西做出来的。水本来就是有的，只是被堵塞了，刚除去堵塞便流。仁本来就是有的，只是被私意隔绝了，刚克制去除己私，所做的便是仁。”贺孙说：“公是仁的体，仁是理。”先生说：“不用这样说，徒然不明白。只要是无私，无私则理没有遮蔽。今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悲哀也是私哀，恐惧也是私惧，爱也是私爱，厌恶也是私恶，欲望也是私欲。如果能够克制去除己私，扩然大公，则喜是公喜，怒了是公怒，哀、惧、爱、恶、欲望，没有不是公的了。此处关系利害极大。颜子从夫子那里学到的，只是‘克己复礼为仁’。读书最忌讳用自己的见解去解说，只想符合自己的见解，不知道这不是原本的旨意。必须暂且就他的头绪说，说得明白；有不通的地方，才用自己的意思去衡量。”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八

朱子十五

训门人六

先生问伯羽：“如何用工夫？”回答说：“暂且学习静坐，极力抑制思虑。”先生说：“极力抑制也不行，只是放退就可以了。如果全闭着眼睛坐着，却有思虑了。”又说：“也不可完全没有思虑，没有邪思罢了。”以下训

学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等，大多有事在。然而初学者暂且须要先清理掉杂乱的思虑，打下基础，才可以下手。如同盖房子须要有基础，许多梁柱才有放置的地方。

看书须要宽心平易地看，先看到大纲道理了，然后详细探究细节。公现在如同人进入大屋，刚在一重门外，里面还有几重门没进去没看见，就要说房里的事，怎么行！

公大抵容貌语言都急迫，须要清理掉，使心里快活。如同一把乱丝，看见自己乱而没有定；刚急着手去拿，越乱。

人须要清理掉心里闲杂的思虑。如同心中纷扰，虽然求得道理，也没放置的地方。须要清理掉后，得一件才是一件，两件才是两件。

公看文字仔细，却是急性，太忙迫，都乱了。又是强行钻凿求道理，不能平心易气地看。暂且用认得定，用玩味宽泛地看。

问：“读书莫有次序吗？余正叔说，不可读，读了就错过了。”回答说：“论语章节短的确实不可读，读了就容易错过后面的章节。如果孟子、诗书等，非读不可。因为它们首尾自然相应，全靠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