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六十七

译《易》卦辞中所谓“利用厚生”，《周易》才开始有“正德”的含义，例如“利贞”，是教导人们利于坚守贞正；“贞吉”，是教导人们坚守贞正就会吉祥。到了孔子，所阐发的道理又更加丰富。道夫记录说：“‘利贞’、‘贞吉’，是文王所说的，这才是教导人们‘随着时势变化而顺从大道’。”

译乾卦的“元亨利贞”，原本是说占得此卦，则大为亨通而利于守正，而《彖辞》和《文言》都将其解释为四种德行。我常怀疑这类说法，都是另外立说以阐发一种新意。至于坤卦的“利牝马之贞”，则阐发得不太相似了。

伏羲自有伏羲的《易》，文王自有文王的《易》，孔子自有孔子的《易》。伏羲分卦，乾在南，坤在北。文王的卦又不同。所以说：《周易》的“元亨利贞”，在文王以前只是大为亨通而利于正，到孔子才解释为四种德行。《易》原本是一部崇尚占卜的书。

必须把伏羲所画的卦看作一类，文王所重的卦看作一类；文王、周公所说的《彖》《象》看作一类，孔子所说的看作一类，王弼、程颐所说的各自看作一类。伏羲是在没有卦的时候画出来的，文王是在现成的卦基础上加以阐述。“画前有易”，确实是这样。这个卦是画不完的，那些道理都在这里了，不是画了一画，又临时思考一画。刚一画出来，所有的画都具备了。《壮祖录》说：“必须把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系辞以及程氏的传各自分开来看，不要互相混淆迷惑，这样就没有抵触矛盾之处了。”

问关于《易》的问题。回答说：“圣人创作《易》的初衷，大概是仰观俯察，发现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无非是一阴一阳的道理；有这种道理，就有这种形象；有这种形象，那么它的数理便自然在这里，不仅仅是河图洛书如此。所谓数理，只是气的分限节度之处，得到阳必为奇数，得到阴必为偶数，万物都是这样，而河图洛书特别巧妙且显著罢了。于是圣人依据这些来画卦，起初也只是画一奇数以象征阳，画一偶数以象征阴而已。但刚有了二，就有了四；刚有了四，就有了八；再加倍，就是十六。大概从无形无迹之中，无穷无尽的数理已经具备，不需要刻意安排，其趋势是不容停止的。卦画既已确立，其中便有吉凶。这是因为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时运则有消长的不同，增长的便为主，消退的便为客；事情则有恰当与否的差异，恰当的便为善，不恰当的便为恶。就这主客、善恶的区别而言，吉凶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已决定而不差错，就以此来建立事业，而伟大的功业从此产生。这就是圣人创作《易》教导百姓占卜，以此来开启天下的愚昧，坚定天下的意志，成就天下的事业的原因。但是从伏羲以上，只有这六画，而没有文字可以流传，到了文王、周公才加上文辞，所以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大概是在卦未画之前，因观察天地自然的法象而画；等到画完之后，一卦自有一卦的形象，象是指有个形似，所以圣人就根据形象来命名。以爻的进退而言，就像剥、复之类；以其形状的肖似而言，就像鼎、井之类，这是伏羲根据卦体的整体而立名如此。等到文王观察卦体的形象而作《彖辞》，周公观察卦爻的变化而作爻辞，吉凶的形象更加显著了。大体上天下的道理，只是善恶而已，但所居的位置不同，所处的时运既异，而其机微非常细微。只因为天下的人不能明白领会，所以圣人因此用占卜的方法来晓谕人们，使人们安居时观察形象玩味文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卜，不迷失于是非得失的道路，所以这本书夏、商、周三代都使用它。它们所说的虽然不同，文辞虽然不能全部看见，但都由太卜之官掌管，作为占卜之用。有所谓‘繇辞’的，左氏所记载的，尤其可以看出古人使用《易》的地方。大概它们所谓的‘象’，都是借众人共知的事物，来形容此事的道理，使人知道取舍罢了。所以从伏羲到文王、周公，虽然由简略到详细，所谓占卜的作用则是一样。大概就在占卜之中，处置此事的道理，便在那里了。所以这种方法看似粗浅，但随人贤愚，都能得其用。大概文王虽然有定象，有定辞，都是虚说这个地步，应当如此处置，起初并不黏着在具体事物上。所以一卦一爻，足以包罗无穷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来说。其中也有指一事说的地方，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类，其它都不是指一事说的。这可见《易》的作用，无所不包，无所不到，只看人如何使用罢了。到了孔子，才开始纯粹以理来言说，虽未必是伏羲的本意，而在事上说道理，也是如此，但不可就把孔子的说法当作文王的说法。”又说：“《易》是一个有道理的卦影。《易》以占卜而作，许多道理便也在里面，只是没有直接说到这个地步。比如《楚辞》以神为君，以祭祀者为臣，以寄托敬事不可忘记的意思。固然说的是君臣，林录说：‘只是假托事神来说。’但是先且为他说事神，然后才及他事君，意趣才得以体现。今人解说，便直接去解释作事君的意思，也不算是违背他的本意。但必须先结清那一层意思，然后才能及到这里，才得本末周备。《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褊狭急躁，更不等先说他的本意，便将”

译道理衮已经说过了。《易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什么事物，都能映照出来。比如所谓的“潜龙”，只是有一个潜龙的意象，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无论看什么人，都适用。孔子解释说“具备龙的品德而隐居，不随世俗改变，不追求名声”，这就是针对具体事情明确指出来说的。然而，懂得变通的人，即使是孔子的话也能灵活理解，没有不通达之处；不懂变通的人，即使是文王、周公的话，也显得僵死。必须明白，这是假托的说法，是包容的说法。所谓假托，是指不直接触及那件具体的事；所谓包容，是说这里有一个意象，无所不包。”又说：“卦虽然只有八个，但数必须是十。八是阴阳之数，十是五行之数。一阴一阳，就是二；用二乘以二，就是四；用四乘以四，就是八。五行本来只是五个，之所以有十个，是因为一个包含两个，比如木，就包含甲乙；火，就包含丙丁；土，就包含戊己；金，就包含庚辛；水，就包含壬癸，所以是十个。彖辞是文王作的，爻辞是周公作的，这是前代儒者历来这样说的，且先依从他们。说爻辞是周公作的，是因为其中有提到文王的话，不应该是文王自己说自己。”

译孔子的《易》，不是文王的《易》；文王的《易》，不是伏羲的《易》；伊川的《易传》又自是程氏的《易》。所以学者姑且依照古《易》的次第，先读本爻，自然就能见到本义了。

长孺问：“‘乾健坤顺’，怎么会产生过与不及的偏差？”回答说：“乾坤是元气在无心状态下运行，不能没有过与不及的误差。圣人有心作为主宰，所以没有过与不及的过失。因此圣人能够赞助天地的化育，天地的功业有待于圣人。”

邵雍的《易》

康节的易数出自希夷先生。他在静中推究得出天地万物的道理如此，又与他所推演的数相合，所以他自己感到快乐。现在《道藏》中有这种卦数，即魏伯阳的《参同契》。魏伯阳是东汉人。

王天悦在雪夜于山中见到康节，还见他端正严肃地危坐。大概是因为他心地虚静明澈，所以能推究出天地万物的道理。他的数以阴阳刚柔四者为准则，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一直推演下去无穷无尽。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太刚、太柔、少刚、少柔。现在的人推演他的数行不通，所以没有他那样的胸襟。

康节的易理也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康节只说六卦：乾、坤、坎、离四卦，震、巽包含艮、兑。又说八卦：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小过，其余反对的二十八卦。

圣人谈论数，说得疏略，到了康节，说得细密了。他也是从一阴一阳起头。他却把阴、阳、太、少作为乾的四象；刚、柔、太、少作为坤的四象，又是那八卦。他说这《易》，把“元亨利贞”全都依附在那数上。三百八十四爻管定了那许多数，说得太细密了。《易》中只有奇偶之数是自然的，“大衍之数”却是用来揲蓍的。康节全都归结为数，所以二程不肯向他学习。如果是圣人用数，不过像“大衍之数”那样罢了。他必须先揲蓍以求那个数，起那个卦，数是那样起的，卦是那样求的。不像康节坐着默想推演下去，就说某年某月某日，应当有某事。圣人绝不会这样！这条记录有误，需详加考察。

“圣人谈论数，说得简略高远疏阔。《易》中只有奇偶之数：天一地二，是自然的数；‘大衍之数’，是揲蓍的数，只有这两种罢了。康节却全都归结为数，我私下担心圣人必定不会这样做。”接着说：“有人指着一棵树问康节：‘这棵树有数可以推演吗？’康节说：‘也可以推演，但必须等待它有所动静。’过了一会儿，一片叶子落下，便从此推演下去，这棵树哪一年生的，哪一年当死。凡是起数，静止时推演不得，必须有所动静才能推演出来。”高录简略。

程子的《易传》

有人说：“粗略地看过《易传》一遍，以后应当详细阅读。”回答说：“不可以。这就是计功谋利的心！如果从头仔细看，虽然不知道后面的凡例，但前面看的功夫也不会落到别处去。”

以前解释《易》，大多只说象数。自从程门以后，人们才全都当作义理来解说。砺。

伊川晚年所见非常切实，再也没有一句悬空说的话。现在看《易传》就可以明白，何尝有一句不切实！

伯恭说：“《易传》理到语精，平易恰当，立言没有毫发遗憾！”这是名言。现在写文章不能达到这样，自然是牵强的地方多。另一版本说：“不能达到这样自然。”

“《易传》明白，没有难懂的地方。只是伊川把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如果当作《易》来看，就没有意味。只有把它当作处事来看，即句句字字都有用处。”问胡文定公的《春秋》。回答说：“他所说的全是正理，只是不知道圣人当初是这样还是那样？现在都看不到了。所以我对《春秋》不敢措一词，正是说不敢臆测罢了。”

《易传》，须先读其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才有个入门的路，见到其精密之处。因为其中所说的义理极妙，初学者未曾使用，不识其味，都没有启发。像《遗书》之类，人看了却有启发处。不是《易传》不好，是不适合让未当看的人看。必须是已知义理的人，得到此书便可磨砻入细。此书对于学者不是启发工夫，而是磨砻工夫。

《易传》难懂，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没有抑扬。如果能够看得有味，那么那个人也大大懂得义理了。因为《易》中说理，是预先说下未曾有的事，所以乍看很难。不像《大学》《中庸》有个准则，读着便让人识得路径。《诗》又能兴起人的意思，都容易看。像谢显道的《论语》却有启发人的地方。虽然他的说法有时失之过当，识得理后，却细密商量使其平正。

伯恭多劝人看《易传》，一禁禁定，更不得怀疑。局限学者，只得守此个义理，固然好。但因此使学者不自长意智，何缘会有聪明！

看《易传》，如果自己没有所得，纵然看数家，反而被其迷惑。伊川教人看《易》，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的解。现在有伊川传，且

译只看这一点就尤为精妙。

《易传》义理精深，文字充足，没有丝毫欠缺。别人费尽心思去修补缀合，又怎能如此自然！只是这与《周易》的本义不相契合。《周易》原本是占卜之书，卦辞和爻辞无所不包，关键看人如何去运用。程颐先生只讲透了其中一种道理。

译问：“《易传》应当如何阅读？”回答说：“姑且就这样看。”又问：“《程氏易传》与《本义》相比如何？”回答说：“《程氏易传》不解说《易经》的文字含义，只阐述道理的极致之处，值得阅读。”又问：“《程氏易传》在乾卦卦辞下解释说：‘圣人开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就完备了。进而重叠它们，以穷尽天下的变化，所以六画而成一卦。’根据这种说法，似乎是圣人开始画八卦，每卦就是三画，圣人进而重叠为六画。这似乎与邵雍所说的‘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卅二，卅二生六十四’从而形成六画的观点不同。”回答说：“程子的意思，只是说三画叠加成六画，八卦叠加成六十四卦，这与邵雍的说法确实不同。因为康节（邵雍）的这个意思没有告诉程子，程子也没有向他询问，所以程子只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见解去说。但他所说‘圣人开始画八卦’，却不知道圣人画八卦时，先画的是哪一卦？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他了。”又问：“《启蒙》中所说：‘从太极分出两仪，那么太极依然是太极，两仪依然是两仪；从两仪分出四象，那么两仪又成为太极，而四象又成为两仪。’直到四象生出八卦，层层推演下去，没有不是这样的。可见万物各自具足一个太极，是这样吗？”回答说：“这只是一个分为二，层层如此，以至于无穷，都是一生二的道理。”于是问：“《序卦传》所说的‘从根本到主干，从主干到枝节’，是这个意思吗？”回答说：“是的。”又问：“‘以功用称之为鬼神，以妙用称之为神’，这两个‘神’字不同吗？”回答说：“‘鬼神’中的‘神’，这个‘神’字说得比较粗略。比如《系辞》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这就是所说的‘以妙用称之为神’；说‘知鬼神之情状’，这就是所说的‘以功用称之为鬼神’，只是推究《系辞》的说法罢了。《程氏易传》除去解说《易经》文字含义的地方，只单独阐述道理的地方，就像这一章说‘天，专一地说就是道’，以下几句都极其精妙。”

伊川（程颐）只是把一部《易经》当作譬喻来说，恐怕圣人也不肯写一部全是譬喻的书。朱震又多用伏卦、互体来解说阴阳，说到阳就涉及阴，说到阴就涉及阳，乾可以变为坤，坤可以变为乾，太过荒谬。近来林黄中又编造出一种翻筋斗式的互体，一卦可以变成八卦，也是可笑！据我看来，圣人作《易》，专门是为了占卜。后来的儒者忌讳说它是占卜之书，完全不想沾染占卜的意思，所以费力。现在如果要解说，姑且必须增添一层占卜的意思，自然就会通透。比如乾卦初九“潜龙”两字，是初九的卦象，“勿用”两字，就是告诉占卜者的言辞。如果说占卜得到初九，是潜龙的体位，只是隐藏不可使用。作《小象》、《文言》，解释它之所以为潜龙的原因，是因为它处于下方。其他各爻都这样推演观看，恐怕自然分明，又不需要把它当作告诫的话。浩。

《易传》阐述道理非常完备，但在象数方面却有所欠缺。又说：“《易传》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比如无妄卦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只是说一个无所作为的意思。《易传》却说：‘不耕而获，不菑而畬，说不首先创造事情。’这完全不是正确的意思。”

《易经》要分内外卦来看，伊川却不太理会。比如巽而止，就形成蛊卦；止而巽，便不同。因为先止后巽，却是有根基了，才顺势而行，所以是渐卦。

问：“伊川的《易传》说理太多。”回答说：“伊川说：‘圣人有圣人的用法，贤人有贤人的用法。如果一爻只做一件事，那么三百八十四爻，就只能做三百八十四件事。’这也说得极好。然而他的解说依旧是三百八十四爻，只能做三百八十四件事的用法。”义刚记录说：“林择之说：‘伊川的《易传》说理也太多。’先生说：‘伊川探求得太深了’等等。”

问：“程传大概把三百八十四爻都当作人来解说，恐怕不能全部贯通吧？”回答说：“也是。那么就不能固定地当作人来解说。要看占卜得到的是怎样。有就事情而言的，有以时节而言的，有以位置而言的。以吉凶而言就是事，以初终而言就是时，以高下而言就是位，随着所遇到的情况来看都通顺。《系辞》说：‘不可作为固定的准则，只有顺应变化。’怎么能固定地当作人来解说！”学履。

伊川的《易传》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易传》解说文字含义的地方，还有些许未尽之处。公谨。

学者必须读《诗》与《易》，《易》尤其难懂。伊川的《易传》也有未尽之处。当时康节（邵雍）传承的象数非常精妙，却被轻视而不加询问。天地必有倚靠之处，比如复卦先动而后顺，豫卦先顺而后动所以它的彖辞极其严谨。像这些地方，却闲散地放过了。

《诗》《书》略看训诂，解释文字含义使其通顺即可，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就在本文之中，下面小字全部说尽了，怎么能够领会它？至于《易传》，却可以脱离本文。程子这本书，平淡地慢慢委曲道来，说得再无余蕴。不是那种敲磕逼拶出来的，义理平铺地放在面前。只是像这样的行文，也自难学。比如其他峭拔雄健的文章，却可以做；如果像《易传》那样平淡

译这样的文字，怎么能够企及！

译问：“前代儒者读书，都不如先生精密，比如伊川先生解释《周易》也很疏略。”回答说：“伊川先生看到了一个大的道理，却把经典拿来附会他这个道理，并不是在解释《周易》。”又问：“伊川先生因为什么而见到道的？”回答说：“他说从六经中探求而得到，其实也是在周敦颐那里看到了一个大的道理，占据了地位。”德辅记录。

《易》，就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顺从道”，正是说伊川先生这类话很难说清楚。因为他硬把这本书定为讲人事的书。他说圣人作这本书，只是因为世间的人事本来有许多变化，所以才作这本书出来。

“最精微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和用同出一源，显和微没有间隔。‘观察事物的会合与变通以施行其典礼’，那么卦爻辞就没有不完备的了。”这是一个理，一个象，一个辞。然而想要理解理与象，又必须从辞上去理解。辞上所记载的，都是“观察事物的会合与变通以施行典礼”的事情。凡是对于事物，必须就其聚集之处去理解，寻得一个通路走进去。如果不寻得一个通路，只是贸然前行，那么必定会有阻碍。典礼，只是常事。会，是事情聚合交加难以分辨的地方。比如庖丁解牛，固然“下刀发出霍霍声，没有不合乎节奏的”；但到了那难解之处，便要费些气力，才能通达。所以庄子又说：“虽然如此，每当遇到筋骨交错聚结的地方；我看到它难以处理，就警惕戒备，目光集中，动作迟缓。”庄子的话虽然有些不合常理，但极其精巧，说得透彻。现在的学者却只在辞上看待“观察其会合变通以施行典礼”。

“体和用同出一源”，体虽然没有形迹，其中已经包含了用。“显和微没有间隔”，是说显之中就具备微。天地尚未形成时，万物已经具备，这是体中有用；天地已经确立，此理依然存在，这是显中有微。

刘用之问《易传序》中“观察会合变通以施行典礼”的意思。回答说：“比如尧舜禅让，汤武征伐，都是典礼的地方。典礼只是常事。”

“探求言辞必须从近处开始，容易从近处着手，就不是懂得言辞的人。”这是伊川先生费力为他人解释的地方。

用龟山先生的《易》参看《易传》几段，可见其大小得失。

婺州版的《易传》，“圣”字也误用了王肃的说法。“圣”字从壬，不应当从“王”。

朱子《本义》《启蒙》

看《易》，先看我的《本义》，然后看伊川先生的解释，互相参考。如果还没有看其他《易》注，先看我的说法，就容易看懂，因为没有被其他说法所混淆的缘故。

方叔问：“《本义》为什么专以卜筮为主？”回答说：“暂且须要熟读正文，不要看注解。因为古《易》，彖辞、象辞、文言各在一处，到了王弼才合并为一。后世诸儒于是就不敢再移动。现在难以一下子说清，暂且须要熟读正文，久了自然就会领悟。”

我的《易》注简略的地方，当时只是粗略地记下。况且文义方面，伊川先生及诸儒都已经说了，我只是在语脉中略微牵带过这个意思。砺记录。

圣人作《易》，有说得极疏略的地方，很散漫。比如爻象，大概是泛观天地万物取象广阔，往往只是仿佛有这个意思，所以说：“不可作为固定的准则。”又有说得极严密的地方，没有缝隙，盛水不漏，比如讲“吉凶悔吝”的地方就是这样。学者必须心胸开阔，才能看得懂。譬如天地化生万物，有化生得极细巧的，又有化生得粗拙突兀的。近来赵子钦有信来说，我解说《语》《孟》极详细，解说《易》却太简略。好比这烛笼，添了一根竹骨，就挡住了一路光明。如果能尽去其遮挡，使整体光明，岂不更好！因为《易》着不得详说。渊录说：“《易》中取象，好像天地化生万物。有化生得极细巧的，有化生得粗拙突兀的。赵子钦说：‘《本义》太简略。’这好比烛笼，添了一条竹片，就挡住了一路光明。全部撤去了，使它整体光明，岂不更好！因为着不得详说。这样看来，那么取象的地方怎么拘束得住呢！”

《启蒙》，起初只是因为看欧阳公集内《或问易》关于“大衍”的论述，于是拿来考算得出结果。由此知道诸公的文集虽然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间自有好处。因为这个道理人人相同。怎么看，也自有能看得到的人。

先生对于《诗传》，自以为没有遗憾，说：“后世如果有扬雄那样的人，必定会喜欢它。”而对《易本义》意思不甚满意。因为先生的意思，只想把它作为卜筮之用。而前代儒者讲道理太多，终究是没有完全跳出这个旧框框，所以不能不留下遗憾。

先生问时举：“看《易》怎么样？”回答说：“只看程氏《易传》，见其只在人事上讲，无非是日常行用的道理。”先生说：“《易》最难看，须要识得圣人当初作《易》的意思。且如泰卦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是说它引荐贤类一同进用。都不直接说引荐贤类进用，而说‘拔茅’，为什么呢？像这类情况，要须思考观看。我的《启蒙》自说得分明，且试着去看。”于是说：“我年轻时看文字时，凡是见有说得合道理的地方，必须旁搜远取，一定要看得透彻。现在的学者大多不如这样，怎么行？”时举退下看《启蒙》。晚上前往侍坐，时举说：

译先前看《程氏易传》，只在注解上生发议论，却没有依托《周易》本身来研读，所以没能领会圣人创作《周易》的本意。今天看《启蒙》，才发觉圣人整部《周易》，都是借助虚拟设定的言辞。这是因为天下的道理如果直接明说，就只适用于一种情况。只有用卦象来表述，那么在占卜筮问之时，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对应得上。比如泰卦初九爻，如果直接解释为引荐贤才、进用同类，那么以后就只适用于引荐贤才、进用同类这一种情况。只有用“拔茅茹”的卦象来表述，那么其他类似的事情都可以对应。《启蒙》警学篇说：“理既定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体該本无。”这就表明《周易》只是虚拟设定的言辞，看事情如何对应罢了。先生点头表示赞同。于是说：“《程氏易传》中有什么疑惑之处，可以再商量看看。”时举问：“坤卦六二爻的传文说‘由直方而大’，我私下认为‘大’是坤卦的本体，怎么能说是由直、方而后才大呢？”先生说：“直、方、大，是坤卦具备这三种德行。如果从人事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敬义立而德不孤’，难道不是由直、方而后才大吗？”

译敬之问《启蒙》中“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易，体该本无。稽实待虚，存体应物。执古御今，以静制动”的含义。先生回答说：“圣人创作《易经》，只是阐述一个‘理’，当时并没有那么多具体事情，却要等待什么事来凑合呢？所谓‘事来尚虚’，是说事情刚要来临时，还是虚的、尚未形成；若论其背后的理，则早已确定，本来就已经是实了。‘用应始有’，是说理的作用因为真实，所以显现为有。‘体该本无’，是说理的体统包罗万事万物，却又最初没有形迹可见，所以说无。下文说，考察实理，以等待事物的来临；保存理的体统，以应对无穷的作用。‘执古’，古就是《易经》书中的文字言语。‘御今’，今就是今日的事情。‘以静制动’，理就是静止的，事就是运动的。比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若舍，往吝’。其理是说将要追逐鹿却没有向导，进入必定陷于林中；如果不放弃而前往，就是招致吝惜的道路。这个道理，如果后人做事，如追求官爵的人追求不止，就是招致吝惜的道路；追求财利的人追求不止，也是招致吝惜的道路。又如‘潜龙勿用’，其理是说此时只应当潜藏晦迹，不应当施展。如果占得此爻，凡事便不可做，这就是所谓‘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如果是在无事之时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也应当知道理是如此。我常看见前辈解说《易经》，只拿一件事来说。我解说《易经》之所以不同于前辈，正是认为理人人皆可使用，不论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使用。前辈只因为不把《易经》当作占卜之书来说，所以这《易经》竟然没有用处。圣人创作《易经》，是因为当时的百姓，遇事都闭塞不知所为。所以圣人以此理示之，教他们那样做，就会吉利；这样做了，就会凶险。必定那样，则吉利而可为；这样，则凶险而不可为。《大传》所谓‘通天下之志’就是这个意思。通，是开通的意思，所以《易经》中只说善则吉，却未曾有一句说不善也会吉。仁义忠信之事，占得其卦象则吉；却未曾说不仁不义不忠不信的事，占得也会吉。如南蒯得到‘黄裳’之卦，自以为大吉，而不知道黄中居下的含义，方才会有元吉；反之则凶。《大传》说‘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便可见《易经》人人可用，不是死法。虽然说二五是中位，但其中也有居二五之位而不吉的；有当位而吉的，也有当位而不吉的。如果扬雄的《太玄》，都排定了第几爻就吉，第几爻就凶。然而其规模很散乱，文辞又晦涩，学者骤然去理会它的文义，已经很难理解。况且不曾经历许多事意，都去凑合它的意思，对不上号。所以孔子晚年才学《易经》，等到平常教导人时，也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却未曾说到《易经》。”又说：“《易经》的卦爻，所以能包罗天下之理。一爻不止对应一事，而天下之理无不具备，不要拘执着。现在学者涉世未广，见理未尽，凑合它的意思对不上号，所以未能得到它的益处。”

读《易经》的方法

《易经》，不可以轻易阅读。

谈到读《易经》，先生说：“《易经》是个没有形影的东西，不如且先读《诗》《书》《礼》，这更紧要。‘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问：“看《易经》应当如何？”先生说：“‘《诗》《书》、执礼’，圣人用来教导学者，唯独不及《易经》。至于‘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乃是圣人自己说的，不是学者的事。因为《易经》是个极难理会的东西，不同于其他书籍。如古时先王‘顺《诗》《书》礼乐以造士’，也只是用这四者，也不及《易经》。因为《易经》只是个卜筮之书，藏于太史太卜，用来占卜吉凶，也没有那么多言论。等到孔子才取而敷演为十翼，如彖辞、象辞、系辞、文言、杂卦之类，方才说出道理来。”

《易经》只是空说一个道理，只就此理会，能见得什么。不如“《诗》《书》、执礼，皆雅言”，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也不是难理会的，一年的事自是一年的事。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天子出？还是自诸侯出？还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在一字上理会褒贬，要求圣人的心意。千百年后，如何知道他心里的想法？圣人说出的，尚且理会不得；不曾说出的，更如何理会得！

人自有应当读的书，如《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了这四书，便知道人之所以不可不学的道理，以及为学的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我刚才听见人说看《易经》，便知道他错了，未曾识得为学的次序。《易经》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的书。所以《礼记》中只说先王“崇四术，顺《诗》《书》礼乐以造士”，不说《易经》。《论语》《孟子》中也不说《易经》。直到《左传》《国语》方才说，然而也只是卜筮罢了。因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所以夫子说：“《易》有圣人

译《易》道的四个方面：以言辞为用者崇尚其文辞，如程子所说的那样是正确的。以动作为用者崇尚其变化，这已经是卜筮了。《易》以变化来占卜，所以说：“君子安居时观察卦象并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并玩味占卜。”以制造器物为用者崇尚其卦象，十三卦就是如此。以卜筮为用者崇尚其占断。文王、周公所作的卦爻辞，都是为了卜筮。后来孔子看到有这本书就一定有其中的道理，所以依据那阴阳消长盈虚的变化，说出了进退存亡的道理。总之，这些全都是圣人的事，不是学者所能企及的。现在的人一提到伏羲作《易》，向人展示天地造化的道理，便是不对的，自己又怎么知道伏羲的意思呢！况且伏羲画《易》时也没有特定的意思。他只是自己体悟到了自然的道理，借他的手画出来罢了。所以用来占卜，没有不应验的。其中的言语也有很难以理解的，但也没有必要全部弄懂。大概当时的事与人的言语，自有与今天不同的地方。然而其中有些事今天还存在，言语与今天没有差异的，那就还可以理解。比如“利用侵伐”，是事情尚存而文辞可以理解的。只像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之类，就不容易理解了。我曾经告诉学者，想要看《易》时，暂且看孔子所作的十翼中明白易懂的部分，比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长”之类。像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也不必去理会鹤为什么在阴处？它的孩子又为什么应和？暂且看《系辞传》中所说的言行之处。这虽然浅显，但却不会出错。因为做学问只要理会自己胸中的事罢了。我曾经说上古的书没有比《易》更尊贵的，中古以后的书没有比《春秋》更大的，然而这两本书都不容易看。现在的人一研究这两本书，就陷入穿凿附会。如果要读这两本书，暂且去理会它们的大义：《易》就是尊崇阳而抑制阴，进用君子而退斥小人，阐明消长盈虚的道理；《春秋》就是尊崇王而轻视霸，重视中原而排斥夷狄，阐明君臣上下的名分。

译问：“读《易经》未能融会贯通，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需要内心虚空、明澈、宁静，自然道理就能流通，才能包罗这么多义理。因为《易经》不同于《诗经》《尚书》，它说尽了天下后世无穷无尽的道理，往往只一两字就是一个道理。又人必须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经》才知道各有一个道理，精审端正。现在既然没有完全经历，如果不是内心非常虚空明澈宁静，怎么能看出来！这不能不自我勉励。”

敬之问《易经》。回答说：“如今没有经历许多事情，都自然把握不住它的道理。如果马上去看，也终究得不到它的受用。孔子晚年喜好《易经》，可见这本书终究不容易理解。像《春秋》《易经》，都是极难看的文字。圣人教人从《诗经》《礼记》开始，比如孔鲤快步走过庭院，孔子说：‘学《诗》了吗？学《礼》了吗？’《诗》是吟咏性情，感发人的善心；《礼》使人知道一定的本分，这都是切身的工夫。像《尚书》也容易看，大纲也似乎像《诗》。”

《易经》与《春秋》难看，不是学者应当先读的。因为《春秋》所说的，认为褒扬也可以，认为贬斥也可以。《易经》这样说也通，那样说也通。大抵不像《诗》《书》那样，确实难看。

问：“《易经》怎么读？”回答说：“只要虚心去探求它的义理，不要固执己见去读。其他书也是这样。”另一版本作“平易地探求它的义理”。

看《易经》，必须看它卦爻未画以前，是什么样子？然后从这里看出它许多卦爻象数，是自然如此，不是凭空捏造。况且《诗》是因为风俗世变而作，《书》是因为帝王政事而作。《易经》起初没有实物，只是凭空说出。当它没有卦画时，则是浑然一个太极，在人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一旦发出，那么阴阳吉凶，事事都有在里面。人必须从至虚静中看出这道理周全通达，才好。如果先靠定一事来说，就滞泥不通了。这就是所谓的“洁静精微，是《易经》的教化”。学履。僩录说：“未画之前，在《易经》只是浑然一个理，在人只是湛然一个心，都没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动，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忽然在这至虚至静之中有一个象，才发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来，所以灵妙，所以说‘洁静精微’叫做《易经》。《易经》只是个‘洁静精微’，如果像如今人说得那样拖泥带水，有什么可理解的！”焘录说：“未画以前，便是寂然不动，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只是个至虚至静而已。忽然在这至虚至静中有一个象，才说出许多象数吉凶道理，所以《礼记》说：‘洁静精微，是《易经》的教化。’大概《易经》这本书，是凭空做出来的。比如《尚书》，便真个有这些政事谋略，才做出《书》来。《诗》，便真个有这些人情风俗，才做出《诗》来。《易经》却都没有这些已往的事，只是凭空做的。未有爻画之先，在《易经》则浑然一个理，在人则浑然一个心。既有爻画，才看出这爻是如何，这爻又是如何。然而都是从这至虚至静中做出许多象数道理来，这就是它灵妙的原因。如果是像如今说得那样拖泥带水，便都没有可理解的了。”

《易经》难看，不像其他书。《易经》说一个物，并非真是一个物，比如说是龙并非真龙。如果是其他书，则是真实的事实，孝弟就是孝弟，仁就是仁。《易经》中多有不可理解的地方：比如“王用亨于西山”，这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就知道这是祭祀山川的意思。比如“公用亨于天子”，也是“享”字，大概是朝觐宴享的意思。《易经》中这类情况很多。后来诸公解释，只是以自己的意思牵强附会，终究不是圣人的意思。《易经》难看，大概就是这样。赐。

《易经》最难看。它作为书，广大完备，包涵万理，无所不有。其实它是古代的卜筮书，不必只说理。象数都可以说。拿它去做道家、医家等说法也有，起初不曾滞于一偏。我近来看《易经》，看出圣人本没有这么多劳扰。自是后世一向乱说，妄意增减，非要作一说以强行贯通其义，所以圣人经旨愈发不明。况且解释《易经》，只是添虚字去迎合意思，便成了。今人解释《易经》，却去添实字，却是借它来说自己的意思。又恐怕有一种说法来驳斥它，其势不得不支离破碎再作一说以掩饰其窘迫。说千说万，与《易经》全不相干。这本书本是难看的，不可用小巧去说，又不可用大话去说。又说：“《易经》难看，不仅道理难寻；其中有时用当时的俗语，也有后人不知的其他事。比如‘樽酒簋贰’，今人硬说成二簋，其实没有二簋的实物。陆德明自注断句，人自己不曾去看。比如所谓的‘贰’，乃是《周礼》‘大祭三贰’的‘贰’，是‘副贰’的‘贰’，这不是我穿凿，却有古本。如果是强作一说，没有来历，全不是圣贤言语！”

《易经》不需要说得深，只是轻轻地说

译研读《易经》的方法，首先要阅读经文。如果不懂，就借助《彖》、《象》、《系辞》来解释。又说：“《易经》的爻辞就像签条的解语。”

译阅读《易经》，应当先看爻辞。等理解透彻后，再看象辞。如果笼统模糊地看，就没有可以领会的地方。又说：“文王所作的爻辞极其精密严谨，孔子的传文条理通畅。要看上面的一段，不要就用传文来限制它。”

《易经》中的彖辞最值得玩味，它把卦中的情状都表达出来了。

八卦的爻义最值得玩味。

阅读《易经》，必须花四天看一卦：第一天看卦辞、彖辞和象辞，两天看六爻，一天统观全卦，这样才细致。因为吴宜之记不住，所以这样说。

和靖学习《易经》，师从伊川先生。他一天只看一爻。《易经》这件事是浑然一体的，一动起来就都连成一片，不知怎么能只看一爻。砺。

阅读《易经》，如果是依托象数去看，意味就长远。如果只是凭空去看，也没什么趣味。

季通说：“阅读《易经》的人，必须认识理、象、数、辞，这四者从未分离过。”大概有这样的理，就有这样的象；有这样的象，就有这样的数；有理与象数，就不能没有辞。《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自然的象，不是人为安排的。比如“潜龙勿用”，初爻就是潜，阳爻就是龙，不当事就是勿用。“见龙在田”，离开潜就是见，阳就是龙，出地上就是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这一爻在六二、六四之间，就是林中之象。鹿是阳物，指第五爻；“无虞”，就是无应。以此类推，自然就能明白。

先在乾坤两卦上看清本意，那么后面都有通路。砺。

《系辞》中说的“是故”二字，都是用来引出下文，有的相连，有的不相连。

钦夫解说《易经》，认为只要依照孔子《系辞》的说法就可以了。比如他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矢是器具，射箭的是人。君子把器具藏在身上，等待时机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行动而不受阻碍，所以出去就有收获，说的是成就器具而后行动的人。’”只这样说，就可以了。固然如此，但圣人的意思不能只这样说。因为当时只讲象数，所以圣人用理来阐明它。

“洁静精微”称为《易》。《易》本来就不沾染具体事物，只是凭空说一种道理，不像其他书那样都就具体事物而言。所以后来道家把它与《老子》归为一类，因为《老子》说话也不就具体事物而言。学蒙。

“洁静精微”是不插手具体事务。又说：“这是各自分开，不相粘连。”佐录说：“这是不沾着一个事物。”

问：“读《易经》，如果只依从伊川先生的说法，恐怕太现成，没有致力思索的地方。如果用己意思索立说，又恐怕涉及狂妄轻率。浩近来学习看《易经》，以伊川先生的说法为主，参看横渠、温公、安定、荆公、东坡、汉上的解释，选择他们的长处抄录，有时足以补充己意，这样可以吗？”回答说：“吕伯恭教人只看伊川《易传》，也不允许置疑。我说如果这样看文字，有什么精神？还要我做甚！”浩说：“伊川先生不应有错处。”回答说：“他说道理决不错，只怕在文义名物上也有未尽之处。”又说：“你看各家怎么样？”浩说：“各有长处。”回答说：“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但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一定有长处。”

总论卦、彖、爻

古《易》十二篇，人多说王弼改成了今本，或又说费直最初改动。只看乾卦次序，后来王弼完全改动，让彖辞、象辞各自跟在爻下。近日吕伯恭却在后汉中寻得一处，说是韩康伯改的，都不提王弼。据我考证，其实是韩康伯最初改动，如乾卦次序。其他是王弼改的。

卦，分明是将一片木画挂于壁上，所以称为卦。爻，是两个交叉，是交变的含义，所以称为爻。学履。

问：“见朋友记先生说：‘伏羲只画八卦，没有六十四卦。’现在看先天图，那时都有了，不知如何？”回答说：“不曾这样说。那时六十四卦都画了。”又问：“那时没有文字言语，恐怕也只是卦画，没有卦名吧？”回答说：“现在看不出来了。”学履。

问：“卦下的辞叫彖辞，《左传》称为‘繇辞’，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只是彖辞，所以孔子说：‘智者观察彖辞，就明白大半了。’如‘元亨利贞’，是文王系在卦下的辞，用来判断一卦的吉凶，这叫‘彖辞’。彖，就是断的意思。陆氏音中语所谓‘彖之经’。‘大哉乾元’以下，是孔子解释经文的辞，也叫‘彖’，所谓‘彖之传’。爻下的辞，如‘潜龙勿用’，是周公系在爻下的辞，用来判断一爻的吉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谓‘大象之传’；‘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所谓‘小象之传’，都是孔子所作。‘天尊地卑’以下，是孔子所述《系辞》之传，通论一

译《易经》的大体结构和凡例，没有经文可以依附，而是自己分为上系和下系。左氏所说的“繇”，字形从“系”，怀疑也是指“系辞”。所谓系辞，就是在卦象之下系附文辞。

译“八卦的性情”，称为“性”，是说它的本性如此；又称为“情”，是说它发挥作用时也是如此。比如乾卦的刚健，本性如此，运用时也是如此。

卦体，比如内刚健外柔顺，内阴外阴之类。卦德，比如乾刚健坤柔顺之类。

有一个通例，成卦的主爻，都在彖辞下说明，比如屯卦初九“利建侯”，大有卦九五，同人卦六二，都是如此。砺。

有人说，一是乾卦的第一画。我认为，那时只是阴阳，还没有乾坤，怎么会有乾卦的第一画？起初只有一画和二画，到了有三画，才形成乾卦。

问：“‘乾一画，坤两画’，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看‘乾一而实，坤二而虚’的说法，就可以明白。《本义》系辞上第六章。乾只是一个事物，充实遍满。天所覆盖的内部，都是天的作用；坤则有开合。乾气上升时，坤就向两边分开，像两扇门一样，正如扇子扇风，蒸笼蒸饭。扇子和蒸笼是坤，风和蒸汽则是乾的气。”僩录略。

凡是《易经》的一爻都具备两种含义，像这样是吉的，不像这样就是凶；像这样是凶的，不像这样就是吉。比如“出门同人”，必须是自己出去与人同心，才吉；如果让人顺从自己的欲望，就凶。也有分晓说破的：“妇人吉，夫子凶”；“咸其腓，虽凶居吉”；“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像“需于泥，致寇至”，更不决定吉凶。夫子便在象辞中说破：“如果恭敬谨慎，就不会失败。”这是一爻中具备吉凶两种含义的。像小过卦“飞鸟以凶”，如果占得此爻，就再也没有避开祸患的地方，所以象辞说：“无可奈何。”

六爻不必限定是说人君。比如“潜龙勿用”，如果是庶人占得，自然应当不用；人君占得，也应当退避。“见龙在田”，如果是众人占得，也可以做事；“利见大人”，就像现在人所说的宜见贵人之类。《易经》不是限定不变的东西。伊川自己也说“一爻对应一事，那么三百八十四爻只对应三百八十四事”，说得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到他解释时，却那样说！

《易经》中紧要的，只是四爻。

伊川说“卦爻有相应”，看来不相应的多。比如乾卦，按他的说法，除了二与五之外，初什么时候应四？三什么时候应六？坤卦更看不出相应。这似乎不通。

伊川多说相应，多不通。比如六三就夹杂了些阳，阴则是全然不发底的。像六三这一爻有阳，所以说“含章”，如果没有阳，从哪里有章？“含章”，是因为有阳，是半动半静的爻。如果是六四，就完全是柔了，所以说“括囊”。

问：“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伊川说‘阴阳奇偶，怎么容得没有？乾上九“贵而无位”，需上九“不当位”，乃是爵位之位，不是阴阳之位。’这个说法极好。”学履。

程先生说：“卦，是事；爻，是事的时候。”先生说：“卦也许是时，爻也许是事，都定不下来。”

卦爻的象，起初没有一定的通例。

卦体卦变

伊川不采纳卦变的说法。至于“柔来而文刚”，“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各处都牵强附会地说了。王辅嗣的卦变，又变得不自然。我的说法却觉得有自然的气象，只是换了一爻。不是圣人当初作卦就是这样，而是卦成了，自然有这样的象。砺。

汉上易的卦变，只变到三爻就停止，在卦辞上多有不通的地方。我进一步推演到底，才通。比如无妄卦“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只是初刚从讼卦的二爻移下来。晋卦“柔进而上行”，只是五柔从观卦的四爻挨上去。这类情况，按汉上卦变则不通。以前和季通在旅店推演。

卦有两种生成：有从两仪四象加倍生出来的；有卦中互换，自生一卦的。互换成卦，不过换两爻。这种变卦，伊川驳斥它。等到那“刚来而得中”，却推演不通。大率是从义理上看，不过像刚自外来而得中，“分刚上而文柔”等处看，其余多在占卜处用。贲变节之象，这虽然无紧要，但后面有几处彖辞不这样看，就没有来处，解释不了。

《易经》上经始于乾坤而终于坎离，下经始于艮兑震巽而终于坎离。杨至之说：“上经反对凡十八卦，下经反对也十八卦。”先生说：“林黄中计算上下经阴阳爻恰好相等。我计算来确实如此。”

问：“近来略考卦变，以彖辞考察，说卦变的凡十九卦，大概说成卦的由来。凡彖辞不取成卦的由来，就不说所变的爻。程子专以乾坤言变卦，然而只是上下两体都变的才通。如果只一体变的，就不通。两体变的凡七卦：随、蛊、贲、咸、渐、涣是也。一体变的两卦，

译讼卦与无妄卦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七卦之中，选取刚爻来到柔爻下方、刚爻在上方柔爻在下方的这类卦象，其理是可以贯通的。至于涉及整体卦象变化的情况，则因为“来”字被理解为从外部而来，所以说法上就显得有阻碍。大凡观察卦变，必须看上下两个经卦之间的变化，才能知道它是如何形成该卦的。」朱子说：「正是这里说法有阻碍。且看程颐在《贲卦》传中所说的，哪有乾坤重叠而成泰卦，又由泰卦变为贲卦的道理！如果他的说法确实如此，那么所谓乾坤变化而产生六子、八卦重叠而产生六十四卦，都是由乾坤变化而来的说法，就无法讲通了。因为只要有八卦，就必然有六十四卦，从一画变为二画，二画变为四画，四画变为八画，八卦就形成了；八画变为十六画，十六画变为三十二画，三十二画变为六十四画，重卦就完备了。所以有八卦，就有六十四卦。这就是邵雍所说的『先天』之学。至于『震一索而得男』以下的说法，乃是已经有了这些卦象，就在这个卦象上生出这些义理，都属于所谓的『后天』之学。现在所说的『卦变』，也是在有卦之后，圣人观察到有这样的卦象，所以在彖辞中加以阐发。怎么能说是乾坤重叠而成此卦呢？那岂不是更不能变化为其他卦了吗？如果论及先天，一卦也没有。在画卦之后，乾为一、兑为二、离为三、震为四，直到坤排在最后，又哪有乾坤变化而产生六子的道理！凡是现在《易经》中所说的，都是后天之易。由此可以看出来，邵雍关于先天后天的说法，最为有功。」

译问：“乾坤、大过、颐、坎、离、中孚、小过这八卦，翻转过来不能构成另外两卦，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八卦实际上只是六卦。乾坤坎离是四个正卦，兑卦就是翻转过来的巽卦，震卦就是翻转过来的艮卦。六十四卦中只有八卦是正卦，其余只是二十八卦，翻转后变成五十六卦。《学蒙录》说：‘除了这八卦之外，只有二十八卦翻转成为五十六卦。在这八卦之中，又只有四个正卦，就是乾坤坎离。’中孚卦就是大的离卦，小过卦就是大的坎卦。”又说：“中孚卦是双夹的离卦，小过卦是双夹的坎卦。大过卦是厚画的坎卦，颐卦是厚画的离卦。”按语：三画的卦，实际上只有六卦。即六画的卦，以八个正卦，加上二十八个反卦，共三十六卦，六六三十六。邵雍称之为“暗卦”。小成卦有八个，即大成卦六十四，八八六十四。三十六与六十四相同。

卦有反卦，有对卦，乾坤坎离是反卦，艮兑震巽是对卦。乾坤坎离，倒转过来也只是这四个卦。艮兑震巽，倒转过来则成为中孚、颐、小过、大过，其余的都是对卦。

福州韩云说：“能安守本分就是需卦，不能安守本分就是讼卦；能通达变化就是随卦，不能通达变化就是蛊卦。”这是在说卦的对立关系。然而只有这几个卦的对立关系说得通，其他的卦却不是这样。《文蔚录》记载为：“面临危险而能忍耐，就是需卦；面临危险而不能忍耐，就是讼卦。”刘绍信说：“韩云是唐代人。”

“互体”，从《左传》开始就已经提及，也有其道理。只是现在推演时不合情理的地方很多。

王弼破除互体说，朱子发运用互体说。

朱子发运用互体，一卦中从第二爻到第五爻，又自有两卦，这两卦又隐含两卦。林黄中便倒转过来推演成四卦，四卦里又隐含四卦。这叫做“互体”。这源自“风为天于土上”这句话，其中有个艮卦的意象。

一卦互换是两卦，隐含两卦是四卦；反过来看又是两卦，又隐含两卦，总共构成八卦。

问：“《易经》中关于‘互体’的说法，共父认为‘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可完备’，这是在说互体。”先生说：“现在谈论互体的人，都以此为说，但也有取用不得的地方，比如颐卦、大过之类就是。王辅嗣又说‘纳甲飞伏’，这就更难理解了。纳甲是震纳庚、巽纳辛之类，飞伏是坎隐含离、离隐含坎、艮隐含兑、兑隐含艮之类。这些都很枝蔓，不必深究。”

辞义

《易经》有象辞，有占辞，有象与占混合的辞。

“彖辞极其精妙，分明是圣人所作。”鲁可几说：“彖是总括一卦的意义。”回答说：“也有别的说法。比如乾卦的彖辞，却是专门讲天的。”

凡是彖辞、象辞，都押韵。

象数方面的义理大多难以明白。

两个卦有两个中位，两个阴爻居中为正，两个阳爻居中为正。说“乾卦没有中正”的人，大概是说不能同时兼说中位和正位。二爻和五爻同是中位，如四爻和上爻是阳爻，不能称为正。大概卦中以阴爻居阳位，以阳爻居阴位，是位置不当；阴阳各居本位，才是正当。到了“正中、中正”这些词，又让人难以理解。

林安卿问：“伊川先生说‘中无不正，正未必中’，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比如‘君子而时中’，这就是‘中无不正’；如果君子有时不中，那就是‘正未必中’。大概正是根本好了，但所做的事有不太恰当的地方，所以未必中。”

“中重于正，正未必中。”大概事情斟酌得宜、合乎情理的地方就是中，那么就没有不正确的。如果事情虽然正确，但处理得不合时宜，在情理上不妥当，那么虽然正确却不合乎中。这就是中未有不正，而正未必中。

“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一件事自以为正确，却有不中的地方。比如饥渴饮食是正当的；如果过量了，就不是中节之处，中节之处才是中。劝人向善，是正当的，但在父子之间就不中。

亚夫问“中、正”二字的含义。回答说：“中必须以正为先。凡人做事，必须先分辨是非邪正，然后在是与正的地方斟酌一个中的道理。如果不能先看到正的地方，又谈何中呢？譬如想要施行赏罚，必须先看清应当赏还是不当赏，然后权衡赏的轻重。如果不当赏，又谈何轻重呢！”

“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就在其中。

凡事先要理清正，才能到达中。如果不正，还谈什么中！显仁陵寝时，要发掘旁边几百家的坟墓，派御史去勘察。有人说：“暂且让它适中。”曾文清说：“只是要理清是与不是，不管中。如果还不应该这样，即使一家也不可以发掘，哪里谈得上中？”比如现在赏赐人，给一百金为多，五十金为少，给七十金为中。如果不该给，那么一金也不可以给，还商量什么中！

《易经》中只说“利贞”，从未说不利贞，也从未说利不贞。

译“厉”这一概念，大多是在阳爻中加以阐述的。

“吉凶悔吝”这四种情况，圣人的论述极其严密。如果一味地疏略，就不合道理；如果一味地严密，却又不符合《易经》的本意。

译“吉凶悔吝”中，吉到了极点就会生悔，既然生了悔就必然导致吝，而吝到了极点又会转回吉。这就如同“动而生阳，动到极点又归于静，静而生阴，静到极点又转为动”。悔属于阳，吝属于阴。悔是因为逞一时之快把事情做出来了，其中有错失之处，这才产生悔意，所以属于阳。吝则是那种畏缩不前、含糊不清的状态，所以属于阴。这也好比骄傲是气势充盈，吝惜是气势亏缺。

有人问：“‘时’与‘位’的概念，古《易》中并没有。是从孔子开始才阐发这种义理的。”回答说：“《易》虽然讲‘时’与‘位’，但也有无法用‘时’的义理来解释的情况。”于是列举了《易》中许多卦爻无法用“时”的义理来解释的例子。

仁父问关于“时”与“义”的问题。回答说：“‘夏日’、‘冬日’，这是‘时’；‘喝热汤’、‘喝冷水’，这是‘义’。这些名目，必须逐一去理解，稍后见到一个道理就能有一个着落。不然，全都只是模糊不清。”

有人问：“读《易》贵在知晓‘时’。现在看爻辞都是随着时势来取义。然而如果不是圣人见识卓越，完全掌握了义理的正道，那么所谓的‘随时取义’，怎么会不出差错呢？”回答说：“古人作《易》，只是为了占卜。现在解说《易》的人，却是硬要去安排。圣人随时取义，只是事情到了面前，审察验证个是非对错，难以像这样预先安排妥当。”

圣人解说《易》，是逐卦取义。比如泰卦以三个阳爻在内为吉，到了否卦又以阳爻在上为吉，大抵是要压制阴爻。六三之所以不能伤害君子，也是被阳爻压制了，只是“包羞”罢了。“包羞”，是指做了不好的事，只能感到惭愧惶恐，更不堪对人说。砺。

上经、下经、上系、下系

上经还可以明白，容易解释。下经有很多不可明白、难以解释的地方。不知道是某人在看到末尾时懒惰了，解释不了？还是本来就难解释？砺。

六十四卦，只是上经说得整齐，下经就杂乱无章。《系辞》也是这样，只是上系好看，下系就没有头绪。《论语》后十篇也是如此。《孟子》末尾却[戋刂]地好。然而像“以追蠡”那样的话，也不可明白。

论《易》明人事

孔子的言辞说向人事方面的，正是要用得上的。

必须用身体去体会。比如六十四卦，必须在六十四个人身上去看；三百八十四爻，又要在三百八十四个人身上的小事上看。《易》所说的都是假说，不必真有那样的事。假设如此，就如此；假设如彼，就如彼。假设有这样的事，人处在这种地位，就应当这样应对。

《易》中说卦爻，大多只是说刚柔。这是半就人事上来说的，连那阴阳上面，也不全就阴阳上来说。卦爻是有形质的了，阴阳完全是《彖辞》所说的刚柔，也半在人事上。这四样事物有精粗显微的区别。健顺，是刚柔中精微的；刚柔，是健顺中粗显的。

有人问：“横渠说：‘《易》是为君子谋划，不为小人谋划。’大概自从太极一分为二以来，就已经这样了。”回答说：“推究其极致确实是这样。然而小人也具备这个理，只是他自己违背了。君子治理他，不过是就他固有的本性来匡正他而已。《易》中也有时为小人谋划的时候，比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是说小人在否塞之时，能包容承顺君子就吉利。但这虽然是为小人谋划，实际上却是为了君子谋划。”

如果论阴阳，就必须二气交感，才能成就一年的功绩。如果论君子小人，则一分阴气也不可；必须去尽那小人，尽用那君子，才能成就治世。

《汉书》说：“《易》本于隐微而显于显著，《春秋》推见显著而至隐微。《易》与《春秋》，是天人之道。”《易》把形而上的道理，说在形而下的事物上；《春秋》把形而下的事物，说上形而上的道理去。

论后世易象

京房卦气说用六日七分。季通说：“邵雍（康节）也用六日七分。”但没见到康节说的地方。

京房等人说数，抓住那影象刚发见的地方，就计算下去。比如今天一个人来相见，就在那相见的时节，算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不好人，用得极精密。他只是动的时候便算得，静的时候便算不得。有人问康节：“庭前的树算得吗？”康节说：“也算得，必须等他动的时候，才可以。”过了一会儿，一片叶子落下，他就从这里算出这树是什么时候生的，应当在什么时候死。

京房便有“纳甲”之说。《参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怎么排得如此巧妙。所谓“初三震受庚，上弦兑受丁，十五乾体就，十八巽受辛，下弦艮得丙，三十坤受乙”，这都与月亮相应。初三黄昏月亮在西，上弦黄昏在南，十五黄昏在东，十八以后渐渐移来，到三十晦日，光都不见了。又说：“他用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整齐：复卦是震在坤下，一阳；临卦是兑在坤下，二阳；泰卦是乾在坤下，三阳；大壮卦是震在乾上，四阳；夬卦是兑在乾上，五阳；乾卦是乾在乾上，六阳；姤卦是乾在巽上，一阴；遯卦是乾在艮上，二阴；否卦是乾在坤上，三阴；观

译这是巽卦在坤卦之上，有四个阴爻。剥卦是艮卦在坤卦之上，有五个阴爻。坤卦是坤卦在坤卦之上，有六个阴爻。

译仲默问：“《太玄》怎么样？”回答说：“圣人所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八，天九地十’，非常简易。如今《太玄》的说法却支离破碎。《太玄》设立八十一首，却是区分阴阳。中间那一首，一半是阴，一半是阳。如果看了《易经》之后，再去读那《太玄》，就说不通了。”又问：“有人说：‘《易经》是阴阳不用五。’”回答说：“它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五了。”又说：“扬雄也是学习焦延寿推演卦象。”回答说：“焦延寿的《易》学也说不通。”又问：“关子明的二十七象怎么样？”回答说：“我曾经说过，二十七象最扰乱正道。如果关子明有见识，必定不会做这个。如果他做了，就是没有见识。现在的人说焦延寿的卦气不好，是取法《太玄》，不知道《太玄》却是学习焦延寿的。”

问《太玄》。回答说：“天地间只有阴阳二者而已，就会有消长。如今《太玄》有三个了：比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十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样子！”

《太玄》非常笨拙。岁是方形的东西，他用三去乘它，都算不对。

《太玄》纪日而不纪月，没有弦、望、晦、朔。

《太玄》中高的地方只是黄老之学，所以它说：“老子的话讲道德，我有取法的地方。”

《太玄》的说法，只是老庄之学。邵雍（康节）深深取法它，是因为他的书也顺着阴阳消长来阐述道理。

《太玄》也源自庄老，“惟寂惟寞”可以看出。

问：“《太玄》中首说：‘阳气潜藏于黄宫，性无不在于中。’养首说：‘藏心于渊，美厥灵根。’程先生如此说。”回答说：“所谓‘藏心于渊’，只是指心的虚静而言。这样，就是无用之心，与孟子所说的仁义之心不同。”

自晋代以来，解释经典的人却改变得不同，如王弼、郭象等人就是如此。汉代儒者解释经典，依据经文进行演绎；晋代人却不是这样，舍弃经文而自行作文。

《潜虚》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

日家“四废”的说法，司马光（温公）的《潜虚》，仅此而已。

《潜虚》后半部分是张行成续写的，不押韵，可以看出。

欧阳修之所以怀疑《十翼》不是孔子所作，他在《童子问》中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只是说作《易》这一件事，怎么会有这么多花样？又怀疑后面有很多“子曰”。既然说“子曰”，就不是圣人自己写的。这自然是他前面道理弄不懂，却只在这上面怀疑。他所谓的“子曰”，往往是弟子后来陆续添入的，也不可知道。近来胡五峰将周敦颐《通书》的篇名全部去掉，却在上面各添一个“周子曰”，这也可见其类似。

廖氏论述《洪范》篇，大力驳斥河图洛书之事，因此被欧阳修所知。大概欧阳修有无祥瑞的论点。欧阳修只看到五代有伪造祥瑞，所以连古代的也不相信。比如河图洛书之事，《论语》自有此说，而欧阳修不信祥瑞，并不信此，而说《系辞》也不足信。况且如今世间有石头上出现日月形状的，人们取来做石屏。又有一种石头上，分明有如枯树形状的，也不足为怪。河图洛书又何必奇怪。

老苏说《易》，专门得于“爱恶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这六爻好像累世相仇相杀的人一样，看这一爻攻击那一爻，这一画克制那一画，全不近人情！东坡见他这样太偏颇，却添了些佛老在里面。他的书自做两样：也间或取王弼之说，以补充老苏之说；也有不懂他说了什么，胡乱填补的地方。老苏说的，也有在物理上看得着的地方。

东坡《易》说“六个物事，若相咬然”，这恐怕是老苏的意思。其它像佛说的，恐怕是东坡。

《易举正》，扰乱正道。

朱震说卦画七八爻称九六，他是没弄懂老阴、老阳的变化。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阳，便是初七，七是少数，不会变，便不用了。如果占得九时，九是老，老就会变，便占这变爻。这就是用九。用六也是如此。

“朱子发解《易》像百衲袄，不知是说甚么。以此进讲，教人主如何懂？即便懂了，又怎么用？”必大说：“致堂文字决烈明白，却可以开悟人主。”回答说：“明仲说得开，一件义理，他便说成一篇。如善画者，只一点墨，便能渲染开来。如尹和靖，则更说不出。范氏《讲义》在浅处也说得出，只是不会深，不会密，又伤于要说义理太多。如解《孟子》首章，总括古今言利之说成一大篇，却于本章之义不曾得分晓。想当时在经筵进讲，人主未必曾理会得。大抵范氏不善于辩论，如孟子便长于辩论。亦不是对

译别人说话时，只是辩论，但在关键之处反复诘难，自然是照管得严密。范氏的学说，漏洞之处很多，极有疏漏的地方。

译问：“籍溪去见谯天授请教《易经》，谯天授让他先看‘见乃谓之象’这一句。籍溪没有领悟，过了几天又去请教。谯天授说：‘您难道不思考象存在于道中，就像《易经》中有太极一样吗？’这话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像这样教人，只能听罢了。如果让我来回答，一定会先教他把六十四卦，从乾坤开始，一直到杂卦，都熟读。明白了源流，才可以谈到这个。”朱熹。方录记载：“先生说：‘这不可理解。其实看见但尚未成形，在有无之间的是象，成形了就是器。’”

问：“籍溪去见谯天授请教《易经》。谯天授说：‘且看‘见乃谓之象’这一句。通晓这一句，那么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都通晓了。’籍溪思考不得其解。谯天授说：‘难道不知道‘易有太极’吗？’”先生说：“如果当作一种说法，乍看似乎不错，但学习《易经》的功夫，不是这样的。《学履录》记载：‘他自有一套说法，能取悦于人，但他的说法并不正确。’不过是熟读精思，从头到尾，一章一章地推究，一字一字地玩味，以求圣人作《易》的本意，这样或许可以。一言半句，怎么就能了结它呢！”

谯先生说“见乃谓之象”，有人说：“象存在于道中，就是《易》存在于太极中。”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念头才动之处，便有一个做主宰的东西。然而看《系辞》的本意，只是说那“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的意思。几虽然尚未成形，但毕竟是有个东西了。

涪陵人谯定师从郭载、郭子厚学习。创立象学。他的说法是：“《易》有象学、数学。象学不是自己有所见不可得，不是老师所能传授的。”谯定给原仲的信中说：“像您所说的，推演为文辞则可以，若论见解则不对。您难道不思考象存在于道中，就是《易》有太极吗？”后来又说：“言语直率伤害了交情，希望您能谅解明察！”○“见”字本应当读作“现”，谯定按本字读音理解。○谯定作《牧牛图》，其序略说：“学习是为了明心，礼仪是为了行敬；明心则本性显现，行敬则诚意……”草堂刘致中为他作传，非常详细。

先生因为谈论郭子和的《易》学，对各位朋友说：“比如揲蓍这一件事，可以说是很小。只是所见不明，便错了。郭子和有《蓍卦辩疑》，说前人不对。不知道疏中说得最完备，只是有一两个字错了。还有一段在干卦的疏中。刘禹锡说得也接近。柳子厚曾有信与他辩论。”先生认为揲蓍的辩论是为郭子和而设的。

以前在南康见过四家《易》学。比如刘居士的变卦，每卦变为六十四卦，却是依据古法。比如周三教及刘虚古，都是胡说八道。此外还有戴主簿传下的麻衣《易》，实际上是戴公伪造的。曾经到他家，见他写的文章，文体都相同。南轩及李侍郎被他蒙骗，于是为他作跋。我曾经写文章辩驳过这件事。”

有人说某人最近注解《易经》。先生说：“因为《易经》是一件没有头绪的东西，所以人人各以自己的意思去解说。最近看到一两个人所注的，说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道圣人最初的本意究竟是如何？《春秋》也是这样。”

因为谈论赵子钦的《易》说，先生说：“以我看来，都不是这样。如果有这种意思，圣人当初解释彖辞、象辞、系辞、文言之类，必须自己说了，何待后人如此穿凿附会！现在把卦爻用线牵拉，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干说出来，恐怕都不是圣人作《易》的本意。须知道圣人作《易》，还要做什么用。如果这样穿凿，那就太不符合‘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了。”又说：“现在人凡事所以说得如此支离破碎，只是见得不透彻。比如释氏说空，空也未必不对，但空里面须有道理才行。如果只说我看懂了空，而不知道他有个实在的道理，却做什么用呢！譬如一渊清水，清冷彻底，看起来好像没有水一样。他便说这渊只是空的，却不曾把手去探看，自冷而湿，终究不知道有水在里面。这释氏的见解正是如此。现在学者须贵在格物。格，是至的意思，须要见得到底。现在人只是知道一斑半点，见得些子，所以不到极处。”又说：“我病后，自知日子已不多，所以想要努力勉励。各位不可悠悠度日！天下只是一个道理，更没有三般两样。如果能让各位看透了道理，使各位的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各位的心，见得不差不错，岂不济事呢！”

因为看赵子钦的《易》说，说：“读古人的书，看古人的意思，须是不出他本来格局。须要看古人为什么写这本书？起初是如何？如果是曲折的说法，却是圣人做一个谜让后人猜，决不是这样！圣人的意思，简易条畅通达，哪里还这样屈曲缠绕，费尽心力去求呢？《易》这本书，不待自己的意思起于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

赵善誉说《易》云：“干主刚，坤主柔，刚柔便自然偏了。”我说，如果这样

译那么圣人创作《易经》，为何一定要把那种偏颇的道理放在首要位置呢？既然乾卦和坤卦都包含着偏颇的道理，圣人就必须设立一个代表中道的卦象才行。如今这两卦的经文和传文，却又都不说明那种偏颇的道理究竟是怎样的。刚，是天地的德行。比如在万物生长的地方，就是刚；在消退的地方，就是柔。比如万物从一阳初生之后，不断生长壮大，就是刚；生长到极点而开始消退，就是柔。从天地之气的角度来说，刚就是阳，柔就是阴；从君子与小人的角度来说，君子就是刚，小人就是柔；从义理的角度来说，就有应当用刚的时候，也有应当用柔的时候。

译林黄中用互体来解释四象和八卦。

林黄中来拜访，论述说：“‘《易》有太极，由此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就一个卦而言，整体是太极，内外是两仪，内外加上互体是四象，再颠倒取用就是八卦。”先生回答说：“这样的话，就不是‘生’，而是‘包含’了。当初画卦时，只是阴阳奇偶，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罢了。当它是太极时，还没有两仪，是从太极而后生出两仪；当它是两仪时，还没有四象，是从两仪而后生出四象；当它是四象时，还没有八卦，是从四象而后生出八卦。这才叫‘生’。如果认为是包含，那就是在还没有太极时，已经先有了两仪；还没有两仪时，已经先有了四象；还没有四象时，已经先有了八卦了！”林黄中又说：“太极是有形象的。况且既然说‘《易》有太极’，就不能说它没有。周敦颐却有‘无极’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先生回答说：“有太极，是存在这个理；无极，是没有形器方体可以寻求。两仪有形象，太极则没有形象。”林黄中又说：“三画用来象征三才。”先生回答说：“有了三画才看见好像三才的样子，并不是故意画出来象征它的。”

问：“‘《易》，是圣人用来确立大道的，穷究神妙就没有《易》了。’这是指《易》这本书吗？”回答说：“是的。《易》中大多是说《易》这本书，又有一两处说《易》的道理。神，就像现在人所说的精神发挥，乃是变易中不可测度的地方。《易》书是为《易》的道理写真。”

《关子明易》、《麻衣易》都是伪书。《麻衣易》是南康的士人写的。现在不必问其中的道理，只看它的言语，自然不是陈抟所作的。其中说：“学《易》的人应当在伏羲的心地上驰骋。”不知道心地如何驰骋！

《麻衣易》是南康戴某所作。太平州刊本的第二个跋文，就是这个人。他把师卦的象说反了。

问：“《麻衣易》是伪书。它论述师卦‘地中有水，师’，容纳民众、积蓄众人的形象，这是一个义理；如果水在地中流动，随着地势曲折，如同军队行进而随地势之利，这也是一个义理。”回答说：“《易》有精微之处，有蕴藏之处，如‘师贞，丈人吉’，这是圣人的精微，画卦之前的《易》，是不可改变的妙理。至于容纳民众、积蓄众人等处，因卦而引发，都是它的蕴藏。既然称为蕴藏，就包含众多义理，有什么穷尽！全都推演出去，尽有也。”

《麻衣易》，是南康戴主簿撰写的。麻衣，是五代时的人。五代时的文字大多繁冗絮叨。这个《易》说，只是今人的文字，张栻的跋文没有辨别出来，那本书很荒谬。李寿翁很喜欢它，在太平州开板印刷。周子中又在舒州开板印刷。这篇文章是不像样的禅，不像样的修养法，不像样的日时法。

《麻衣易》，是南康戴主簿作的。我亲眼见过这个人，他极力称赞这部《易》是从隐者那里得到的，问他，不肯说出那人的名字。我恰好到他家，看见有一册杂录，是戴公自己写的，其中的言语大都与《麻衣易》的说法相似。等到戴主簿死后，他的子弟把所作的易图拿来给我看，才知道真是戴公所作。

浩问：“李寿翁最喜欢《麻衣易》，与《关子明易》相比怎么样？”先生笑着说：“偶然两本书都是伪书。《关子明易》是阮逸作的，陈师道的文集中说得很清楚。《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的。我在南康任职时，还见过这个人，已经年老，却也读书博记。一天拜访他，看见他案子上有册子，问是什么文字，他说：‘是我有见解抄录的。’于是借回来看，里面的言语气势，大抵与《麻衣易》相似，已经自己揭破了。又因为问那里的人，《麻衣易》从何处传来。都说：‘从前不曾见过，只看见戴主簿传给别人。’又可知了。仍然是浅陋，里面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的说法，这是什么话！他只看见南康有落星寺，就作此说。如果时常再落一两个，世间人都被压成粉碎！”先生于是大笑。“后来戴主簿死了，我又从他家借所作的易图看，都与《麻衣易》的言语相应。逐卦牵合取象，画取图子：需卦画共同饮食的形象，以坎卦中间一画作为桌子，两阴爻作为饮食，乾三爻作为三个人，面向桌子饮食；讼卦则是三个人背对饮食而坐；蒙卦以笔牵合六爻作为小儿的形象。大抵可笑如此！我于是写给了胡安国，胡安国转告李寿翁。当时李寿翁任太平知州，认为这样，戴主簿也是明晓《易》的人，却作书托付我送他到太平相见。当时戴主簿已经死了。”又说：“李寿翁看杜撰的《易》，他也自得杜撰的受用。”

晁说之说：“《易》占随着日子、时辰变化，只守着现成的爻辞，是死法。”

“晁说之说：‘《易》三百八十四爻，只有闰岁恰好三百八十四天，正应爻数。’我说：‘圣人作《易》如此，那么只有三年才一度可用，其余年份都不可用了！况且闰月必定是小月，如果真如公所说，那么闰年只有三百八十三天，更剩下一爻没有用处了！’”有人问：“晁说之怎么回答？”回答说：“他执拗不回头，岂肯信服！”

《龙图易》是假的

译《书》没有用处。邵雍（康节）的《易》，从两仪、四象、八卦，一直到六十四卦，都有用处。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