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二

译问：“古代的尺子是根据什么考证出来的？”回答说：“羊头山的黍子现在已无法得到，只能依据司马光的样式，他考证必定十分仔细。然而尺子也有多种样式，《隋书》记载了十六种尺子，论述非常详尽。王莽时期的货泉钱，其直径正好是一古尺。”于是拿出两把尺子，说：“短的是周尺，长的是景表尺。”

译十二律都在，只是定不出黄锺的宫声。之所以定不出，是因为尺的长度没有确定。

“律管只能吹出中声才算确定。季通曾经截断小竹吹奏，可以验证。如果说用周代的尺，或者羊头山的黍，虽然符合准则，但得不到中声，终究是不对的。大体上声音太高就焦枯刺耳，太低就沉闷迟缓。‘牛鸣盎中’，说的就是这个。又说：‘这不能轻易凭空捏造。刘歆为王莽制定乐律，乐律刚制定好王莽就死了；后来荀勖在晋武帝时制定乐律，随即就发生了五胡乱华；和岘在周世宗时制定乐律，世宗也死了。只有本朝太祖神圣特异，起初不曾理会乐律，只是听乐声，嫌它太高，命令降低一分，那声音于是和谐。唐太宗所定的乐律以及本朝的乐律，都平和，所以国运长久。”笑着说道：“这样的议论，却又像是在说乐律本身而不是德行。”

于是谈论乐律，说：“尺以三分为增减，大概是上生下生，三分损一益一。所以必须把一寸分为九分，一分分为九厘，一厘分为九丝，才像劈开竹子一样，全都通得过去。人杰录说：‘律管只以九寸为标准，那么上生下生，三分益一损一，就像劈开竹子一样了。’它的制作方法，《通典》也大致完备，《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所载也很详细。范蜀公与温公都白白地相争，连《通典》也不曾看。蜀公的话既然疏漏，温公又处于下风。”

没有声音，制作律管就不成。

司马迁谈论律，只是推演一个通了，十二个就都通了。

十二律从黄锺产生。黄锺是最浊的声音，其余渐渐变清。如果黄锺定得正确，就能进入乐律。都是这里稍微差了一些，其他就都差了。只是寸难以确定，所以容易出错。

乐声，黄锺九寸最浊，应钟最清，清声则是四寸半。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六十，到了六十，就不整齐而不能分了。

音律像尖塔的样子，宽的是浊声，尖的是清声。宫以下就太浊，羽以上就太轻，都不能作为乐律，只有五声是中声。

乐律：从黄锺到中吕都属于阳，从蕤宾到应钟都属于阴，这是一个大阴阳。黄锺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钟为阴；每一阳间一阴，又是一个小阴阳。

从黄锺到中吕都是下生，从蕤宾到应钟都是上生。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

《礼记》注疏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的地方，很明白。

旋宫：比如大吕为宫，那么大吕就用黄锺八十一的数，而三分损一，下生夷则；夷则再用林钟五十四的数，而三分益一，上生夹钟。其余都是这样。

问：“先生所论乐律，现在考证，如果以黄锺为宫，就是太簇为商，姑洗为角，蕤宾变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如果以大吕为宫，就是夹钟为商，中吕为角，林钟为变徵，夷则为徵，无射为羽，黄锺为变宫。其他就依次轮流为宫，周而复始。如果说是相生的方法，那么以律生吕，就是下生；以吕生律，就是上生。从黄锺下生林钟，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律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本来应当下生，现在却反而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相生的道理，到这里穷尽了，于是又变而上生黄锺之宫。再生的黄锺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余。然而黄锺是君的象征，不是其他宫所能役使的，所以虚置其正位而不再使用，所使用的只是再生的变宫。就在再生的变宫又缺其一半，所谓缺其一半，大概是大吕为宫，黄锺为变宫时，黄钟管最长，所以只能用其半声。而其他宫也都仿照这个。”回答说：“是的。”又说：“宫、商、角、徵、羽与变徵，都是数的相生，自然如此，不是人力所能增减的，这就是它奇妙的地方。”问：“既然有宫、商、角、徵、羽，又有变宫、变徵，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两者是乐律的和声，去声。相连接的地方。”

“‘旋相为宫’，如果到应钟为宫，那么下面四声都应当低下去，所以有半声，也称为‘子声’，近来所说的清声就是。大体上乐家最忌讳臣民凌驾君主，所以商声不能超过宫声。然而近来却有四清声，方响十六个，十二个是十二律吕，四片是四清声。自古以来十二律都有半声。所谓‘半声’，比如蕤宾的管应当用六寸，却只用三寸。虽然用三寸，声音却只是大吕，只是更加重浊罢了。”又问声气的本源。回答说：“律历家最重视这元声，元声一定，下面都定了；元声差，下面都差。”饶本说：“因谈论乐律，说：‘黄锺的律最长，应钟的律最短，长的声音浊，短的声音清。十二律旋相为宫，宫是君，商是臣。乐中最忌讳臣凌驾君主，所以

译有四种清声。如今方响有十六个，其中十二个是正律，四个是四清声。清声是将正律的音高减半。比如以应锺为宫音，其声音最短而清亮。如果以蕤宾作为商音，那么商音就比宫音高，这就成了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不能使用，于是就将蕤宾律减半作为清声来对应它。虽然减半，只是改变了音律，所以自然能够相应。这是《通典》记载的这一项。又说：“乐声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乐中的上声，就是郑卫之音。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当王朴制定乐律时，听到声音太急促，便命令降低一个律，声音于是变得平和。徽宗朝制作大晟乐，其声音一声比一声低，所以音调舒缓。”又说：“贤明的君主大致都关注雅乐，所以仁宗晚年极力想要整顿雅乐，最终也没有整顿好。”

译十二律依次互为宫音，到了最后宫音的声音极其清越，那么臣民的声音反而显得沉重，所以制作减半的音高；然而只限于四个，这是因为臣民不可超过君主。事物超过君主并无妨碍。五声分为十二律，增加三分，减少三分，到十二为止。后世又增加了四个，取四个清声。

宫与羽，角与徵，相互距离特别远。所以在它们之间制定了变宫、变徵两个音。

问：“《周礼》大司乐中说到宫、角、徵、羽，与七声不合，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降神的音乐，比如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这是各自列举四乐中的一种而言。以大吕为角，那么南吕就是宫；太簇为徵，那么林钟就是宫；应钟为羽，那么太簇就是宫。用七声来推演应当如此，注家的说法是不对的。”

律吕有十二个，使用时只用七个。从黄钟向下生出直到第七个，如果再插入一个音，就拗口了。

关于七声的说法，在《国语》中有记载。

“律有十二，制作音乐只用七声。只有宫声在筵席上不可用，用了就会使宾主失和。”力行说：“现在人揲蓍成卦得到乾卦的，大多不认为是吉兆。所以《左传》说‘随元、亨、利、贞’，具备这四种德行，才可以出仕。”回答说：“是的。”

问：“《国语》说：‘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说：‘均指均钟，木头长七尺，系上弦。’不知道它的形制是怎样的？”回答说：“韦昭是个不明事理的人。《国语》本身就不明事理，再加上他不明白事理，更加显得糊涂。均，只是七均。比如以黄钟为宫，就用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个律自成一种均，它们的音高自然相互和谐。古人要使声音和谐，必须先吹律，使各种声音都符合律，然后才可以使用。后来的人大概不懂得逐律吹奏。京房才开始有律准，那是先做一个母体，调准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国语》称之为‘均’，梁武帝称之为‘通’。它的形制有十三根弦，一根弦是完整的黄钟律，只是散声。又从黄钟起到应钟有十二根弦，要取什么音，就用柱子在每根弦的分寸上按柱取定音高。立均的本意，本来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解释书籍，最有一个韦昭不懂道理。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来只是‘黄’字缺了上面一截，他就在这‘六’字上解释，说是六声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然是数，跟颜色有什么关系！”

水、火、木、金、土是五行的顺序。至于五声，宫却属土，到羽属水。宫声最浊，羽声最清一个音对应七个律，共八十四调。除去两个律是变宫，只剩六十调。

乐声是土、金、木、火、水的顺序，《洪范》是水、火、木、金、土的顺序。

乐的六十声，就像六十甲子。用五声配合十二律而成六十声，用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而成六十甲子。如果不相属，却实际上相互为用。《遗书》说“三命是律，五星是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不明白甲子、乙丑都属木，而纳音却属金。前辈大多讨论这个，都没有定论。

丝弦乐器崇尚宫声，竹管乐器崇尚羽声。

丝弦崇尚宫声，竹管崇尚羽声。竹管声音大，所以用羽声来调剂；丝弦声音细，所以用宫声来调剂。

《周礼》以十二律作为度数，比如黄钟九寸，林钟六寸之类；以十二声作为剂量斟酌，磨削刚柔清浊。音高有轻重高低，所以再用十二声来剂量。因为磬的材料有厚薄，使其符合节奏。比如磬氏“高了就磨它的旁边，低了就磨它的顶端”之类。

先生偶然谈到律吕，说：“管有长短，那么声音就有清浊。黄钟最长，那么声音最浊；应钟最短，那么声音最清。”时举说：“黄钟本来为宫，然而《周礼》祭祀天神、人鬼、地示的时候，那么它的音乐有时以黄钟为宫，有时以林钟为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不可理解。先儒说商是杀声，鬼神所畏惧，所以不用，而只用四声依次互为宫。不知道五声不完备，又怎么能成为音乐？大概古乐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个清声，夹杂在正声之间，音乐都可以听。现在古乐不可见了。长沙南岳庙每次祭祀必用音乐，它的节奏很好，祭祀的人久立不胜其劳。根据图经说，是古乐。然而它的乐器又使用伏鼓之类，这样，也就不是古乐了。”时举于是说：“所谓‘金声玉振’是音乐的始终。不知道只是首尾使用，还是中间也使用？”回答说：“音乐有特钟、特磬，有编钟、编磬。编制钟、编磬是中间演奏的，特钟、特磬是首尾使用的。”时举说：“所谓‘玉振’的，只是石头吗？还是真用玉？”回答说：“只是石头罢了。但大乐也有玉磬，所谓‘天球’的就是。”

问：“《周礼》祭祀不用商音，有人认为这是武王用厌胜之术。我私下怀疑圣人恐怕没有这个意思。”回答说：“这个

译这很难明白。必须去问乐工，为什么不用商音。曾经听乐工说，因为商音有杀伐之意，所以祭祀时不使用。然而恐怕是没有商调，而不是没有商音。他们演奏起来，五音依然都在。」又问：「以前看见一本乐书，司马温公说本朝没有征音。我私下认为，五音如同四季更替，不可缺少一种。如果没有征音，那么本朝的礼乐，就完全说不过去了。」回答说：「不只是本朝，历来就没有那征音；不只是征音没有，角音也没有。然而这只是太常寺的雅乐中没有，那些宴饮用的俗乐里依然有。这也只是没有征调、角调，而不是没有征音、角音。如今人曲子里所说的『黄锺宫，大吕羽』，这就是调。比如说，第一声是宫声，最后一声也是宫声，这就是宫调。如果是中间按节拍的地方，那五音依然都使用，不只是全用宫声。如果说没有征音，便只是第一声和最后一声不是征声。这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中有什么欠缺的地方，所以做不成征调。徽宗曾经让人强行去做，后来虽然做成了，却只是第一声是征声，最后一声依然不是，依然走调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平时也不曾去探究，这必须让乐工辨别声音，才能弄明白。但这又是另一回事，不值得去理会。」

译古时候太子出生，太师就吹奏管乐器来测定他的声音，看符合什么音律。等到长大，他声音的高低都要合乎音律。

南北朝时期战乱，中原雅乐中断。隋文帝时，郑译从苏祗婆那里得到。苏祗婆是从西域传来的，所以知道音律是天地自然的声音气息，不是人力所能为的。郑译请求使用旋宫法，何妥以不能掌握为耻，于是只使用黄钟一个均。这事记载在《隋书·音乐志》中。因此说，佛教与我们的道不相合，大概是因为道是无形的东西，所以有差异。至于音律，则有具体的器物，所以能相合。

六朝时期弹筝鼓瑟都伴有歌唱。

唐太宗不懂音律，说不懂音乐的人，只是胡说。容易。

唐代的祖孝孙说八十四调。季通说，只有六十调，不把变宫、变徵作为调。恐怕他的说法有道理。这是《左传》中“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的意思。

“自唐代以前，乐律还有制度可以考证；唐代以后，都无可考证。比如杜佑《通典》所计算的分数极精确。但《通典》用十分为一寸作为算法，很难计算。蔡季通只用九分计算。本朝范、马等公不仅不认识古制，连唐代的制度也没有详细看过；《通典》又不是隐僻的书，不知道当时各位公卿为什么不看。就像沈存中博览群书，《笔谈》所考证的器物数量很精确，也没有看这本书。如果他看了，那么他的论述会远远超过范、马。吕伯恭不喜欢《笔谈》，认为都是乱说。我对他说：‘不可以这样说，恐怕老兄欺不过他，只是他做人不太好罢了。’”于是让人把五音、十二律画成图表，说：“必须先懂得这个，其他的再商量。”

问关于音乐的事。回答说：“古声只是和谐，后来多以悲恨为美。司马光与范祖禹，胡瑗与阮逸、李照争辩，其实他们都不明白，却没有去看《通典》。《通典》说得极清楚，大概这本书在唐代还有流传，到唐末就失传了。王朴在五代末年杜撰出这样的音乐。当时有几个钟名为‘哑钟’，不曾敲击，大概是八十四调。王朴调整它们的音高，让它们一一都能敲击。其实那些哑钟才是对的。古人制作这些钟不敲击，是为了避开宫声。如果一律都敲击，就会有凌越节制的祸患。《汉书·礼乐志》中刘歆论乐的地方也很好。唐代的俗舞叫做‘打令’，其形态有四种：叫招，叫摇，叫送，另一种记不得了。大概招是邀请的意思，摇是摇手呼唤的意思，送是送酒的意思。以前曾听深村的父老对我说，他们的祖父曾经为此收得谱子。说：‘兵火中失去了。’跳舞时都裹着头巾，列坐饮酒，过了一会儿起舞。有四句口号说：‘送摇招摇，三方一圆，分成四片，在摇前得到。’人多不知道，都以为是哑谜。”汉卿说：“张镃约斋也是张家的好子弟。”回答说：“听君举说，他人大懂音律。”接着说：“今天到詹元善那里，见他教音乐，又用管吹习古诗《二南》、《七月》之类，他的歌调却只用太常谱。但也只能做成今乐，如果是古乐必定不会这么美。人们听他在行在录得的谱子。大凡压入音律，只看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什么调，章尾只用什么调结束，如《关雎》‘关’字应合无射调，结尾也著作无射声应和；《葛覃》‘葛’字应合黄钟调，结尾也著作黄钟声应和；如《七月》流火三章都以‘七’字起，‘七’字则是清声调，末尾也以清声调结束；如‘五月斯螽动股’，‘二之日凿冰冲冲’，‘五’字‘二’字都是浊声，黄钟调，末尾以浊声结束。元善处理事情，都不要理会个是非，只信口胡说，事事都叫曾经理会过。如宫、商、角、徵、羽，固然是在喉、舌、唇、齿上区分，他就说只这样就够了，原本不知道喉、舌、唇、齿上各自也有宫、商、角、徵、羽。为什么呢？因为自有个疾徐高下。”

“司马光与范忠文，胡安定与阮逸、李照等人议乐，空自争辩。看起来，都不对，原本没有去看《通典》。据《通典》中所说的都是对的，而且分晓。”广说：“这样看来杜佑大概是懂得音乐的。”回答说：“这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但古乐在唐代还有存留的，所以他因而取而载于书中。到唐末黄巢乱后，就失传了。到周世宗时，王朴根据他所见的杜撰出个音乐来。《通鉴》中说，王朴说，当时钟有几个不曾击，谓之‘哑钟’，王朴调整它们的音高，便都可以击。看起来所以存而不击的，恐怕是避开其陵慢之声，所以不击罢了，并非不知道击之。”

范蜀公说现在《汉书》言律的地方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汉书》有八字，所以与司马光争的，只争这个。范以古本为正。蜀公以上党粟一千一百二十粒，实今九寸为准；宽九寸。司马光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为准。《汉书》文不甚顺，又粟有大小，遂取中等者为之。然下粟时顿紧，则

译粟米又降下了，又不知怎样排列才正确，又似乎不正确。当今世上没有人通晓音律，只凭乐器来制造乐器，又纷纷如此。古人通晓音律，风角、鸟占都能掌握。太史公用音律来论述军事，意图出于此。仁宗时，李照制造乐器，蜀公说差过了一个音，每次想到这件事都为之痛心。刘羲叟说圣上必定会得心疾，后果然如此。

译仁宗因为胡安定、阮逸的《乐书》，命令天下名山收藏它，用意很好。

问：“司马光议论本朝音乐没有征音，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其中不可能没有征音，只是没有征调。比如开头以征音起，结尾又用征音收束的，就是征调。征调失传已经很久了。徽宗让人制作，没做成，只能以征音起，却不能以征音终。如今俗乐，也只有宫、商、羽三种调而已。”

蔡京掌权时，主张喻世清制作音乐，完全推翻了前代谈论音乐的人的说法。于是制作了中声、正声，比如正声九寸，中声只有八寸七分一。查考《史记》中“七”字大多有误，应是“十分一”。他的音乐只是凭空捏造，至今还在使用。

徽宗时，一个受过黥刑的士兵魏汉津制造了一套雅乐，都是凭空捏造的。现在太学在上丁祭礼时使用的就是这套音乐。

季通的律书，分明是很好的，却不是主观臆断，自有依据。

问：“季通的律书难以理解。”回答说：“很明白，只是没有仔细考证罢了。”问：“空围九分，就是直径三分吗？”回答说：“古人只说空围九分，不说直径三分，因为不止三分，还有余数。”问：“算到十七万有余的数字，有什么用？”回答说：“用来确定管子的长短从而发出这个声音。比如太簇四寸，只用半声才和谐。大抵考究它的法度是这样，还不知是否可用。节制五声，必须是懂音律的人亲自审验过，才能看出来。”

季通研究乐律，非常用心，看了很多书。也是现成的文字，比如《史记·律历书》，自然没人看到那里。他近日又写成一部《律要》，完全符合古法。近来制作的律管，逐节吹奏，却很和谐。恐怕如今未必如此。这个如果短一点，声音就焦枯刺耳；如果长一点，就缓慢散漫。

陈淳说：“琴只能弹奏黄锺一均，而不能旋相为宫。”这种说法还可以。至于说琴的泛声是六律，又说六律就是六同，那就荒谬了。现在人弹琴都不知道哪个是正声，如果正了一根弦，其余的都可以正。现在调弦的人说，这样是宫声，那样是商声，怎么知道是正还是不正？这必须由审音的人才能明白。古人之所以吹管，把声音传到琴上。比如吹管起黄锺的音，就用琴的黄锺声来配合，声音配合没有差错，然后吹遍配合各种声音。五声既正，然后不用管，只用琴的五声作为标准，其他乐器都取正于此。季通的书里说，近来已经明白了，只要绷定七弦，不用调弦，都可以弹奏十一宫。琴的体制是黄锺一均，所以可以弹奏十一宫。这样，那么大吕、太簇、夹锺以下，每个声音都要按徽，都没有散声。因为只要不按，就是黄锺声了，哪里能有许多指头去按呢？况且按他的说法，那么大吕以下也不能对着徽位，必须挨近第九徽里面按。此后越往下挨，才合乎大吕等声音。因为按着正徽，又是黄锺声了。他说，前次问太常乐工，乐工也这么说。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古人弹琴，随月份调弦，比如十一月调黄锺，十二月调大吕，正月调大簇，二月调夹锺。但此后声音越来越紧，到十月调应锺，弦就非常急，恐怕会断。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会弹琴，他只是空想，不知道弹出来就行不通。这就是没有下学的功夫，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古人朝夕练习于此，所以以上达不难，因为下学中上达的道理都具备了。如今说古人兵法战阵，坐起进退，斩射击刺，鼓行金止，怎么知道他那些？别说古人的不懂，只今人的阵法也不懂，还说什么？比如古时的兵法，进就齐进，退就齐退，不命令进却进了，和不命令退却退了是一样的。这样，就没有人敢妄动。然而却有一人跃马陷阵，杀了数十百人，出入数次，箭石不能伤他的，为什么呢？过了很久，又说：“按现在的方法，只是两军相持，互相射击刺杀，站得住脚不退的就赢，站不住脚后退的就输罢了。”

现在朝廷乐章中的长短句，比如《六州歌头》，都是俗乐鼓吹的曲子。四言诗是大乐中的曲子。本朝乐章会要，国史中只有几个人做得好，比如王安石做得全像《毛诗》，很好。其他有的完全做不成文章。张载只学古乐府做，辞句拗口勉强不像，也多有错字。

现在的音乐，都是胡乐，即使是古代的郑卫之音，也见不到了。现在《关雎》《鹿鸣》等诗，也有人谱成歌曲。但听来与俗乐无异，不知古乐如何。古代的宫调与现在的宫调没有不同，但恐怕古代用浊声的地方多，现在音乐用清声的地方多。季通说现在俗乐，黄锺和夹锺清，这样就相差四律，看不出如何。般涉调，是胡乐的名字。“般”如“般若”的“般”。“子在齐闻韶”，据季札观乐，鲁国也有，何必在齐才听到呢？又，孔子见小儿徐行恭谨，说：“韶乐作矣！”

“詹卿家令乐家用俗乐谱吹奏《风》《雅》篇章。初

译听到吹奏《二南》中的诗篇，声音尚可入耳。后来吹奏《文王》这首诗，那声音就完全不成样子了。」于是说道：「古代的《风》《雅》《颂》，名称既然不同，它们的曲调想必也各不相同。」

译赵子敬送给我《小雅》的乐歌，以黄锺清声作为宫音，这就不符合古制了。“清”是指半声。唐朝末年战乱，乐工流散死亡，礼制崩坏，音乐失传。朴自凭借私意编造了四个清声。古时候十二律之外，有十二个子声，还有六个变声。比如以黄锺为宫音，那么其他律就使用正律；如果以其他律为宫音，就不使用黄锺的正声，而使用它的子声。所以《汉书》说“黄锺不与其他律为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用清声作为宫音，那么本声轻清而高，其余声音重浊而低，礼书中删去它是对的。乐律，《通典》中大概说得很明白。本朝像胡安定、范蜀公、司马公、李照这些人，原本没有看过《通典》，只是凭空这样争辩罢了。《汉书》记载得很详细，然而没有抓住要领。太史公记载得很简略，然而都是关键之处。新修的《礼书》中乐律补篇，规定一尺为九寸，一寸为九分，一分为九毫，一毫为九丝。

乐律中所记载的十二诗谱，是赵子敬所传，说是唐开元年间乡饮酒礼所唱的。但却以黄锺清声作为宫音，这就不可行。因为黄锺管长九寸，最长。如果以黄锺为宫音，那么其余各律都顺当；如果以其他律为宫音，就有相凌犯的地方。现在暂且只以黄锺来说，从第九宫之后的四个宫，那么后面就是角，或者是羽，或者是商，或者是徵。如果作为角，那就是民凌犯其君了；如果作为商，那就是臣凌犯其君了。徵代表事，羽代表物，都可以类推。《乐记》说：“这五种都乱了，互相凌犯叫做慢。像这样，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没有日子了！”所以制定黄锺四个清声来使用。清声缩短律管的一半，就是黄锺清长四寸半。如果后四个宫用黄锺作为角、徵、商、羽，就用四个清声来代替，不可用黄锺本律，以避免凌犯和怠慢。所以《汉志》有话说：“黄锺不再被其他律所役使。”其他律也都有清声，如果遇到相凌犯，就用清声来避开，不然就不避开。只有黄锺不再被其他律所用。然而沈存中《续笔谈》说：“只有君臣民不可相凌犯，事物则不必避开。”先生一天又说：“古人有时也用黄锺清声作为宫音，前面的说法不对。”

音律只有人，也只是气，所以相关联。

现在的士大夫，问他们五音、十二律，没有能明白的。总之，应当设立一个乐学，让士大夫学习它，久了必定有精通的人出现。

现在的人都不认识乐器，没听过它的声音，所以不通晓它的意义。比如古人尚且认识钟鼓，然后以钟鼓为乐。所以孔子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现在的人连钟鼓都已经不认识。

镈钟很大，是特悬钟。众乐未开始演奏时，先击特钟以发出声音；众乐结束后，就击特磬以收束余韵。

堂上的音乐，用金钟玉磬。现在太常寺的玉磬锁在柜子里，再也没设置过，恐怕被人破损，无法赔偿。平常交接，只依据文书；如果要查看，临时打开柜子取出一两枚看看。

现在的箫管，是古代的笛。云箫才是古代的箫。

筚篥，本名悲栗，是说它的声音悲壮。

俗乐中没有徵声，大概是没有安排的地方；也没有黄锺等四个浊声。

现在的曲子，也各自有某宫某宫的说法。现在音乐起始处差了一个音位。

洛阳有个带花刘使，名叫几，对俗乐很明白，大概是懂音律的人。范蜀公只谈论钟律，其实不懂，只是死守法则。如果以应锺为宫，那么君民事物都乱了。司马公比范公又低一等。两位先生连《通典》都没看过，《通典》自己说得很清楚。《史记·律书》说律数也很好。这大概是自然之理，与先天图一样，更没有安排。只是数到穷尽处，又必须变化而产生，却生出变律。

刘几与伶人花日新交好，他的弟弟厌恶他们，让他们不要往来。刘几让花日新在门外吹笛，就出来与他相见。他的弟弟又让花日新整天吹笛扰乱他。然而花日新笛子一吹，刘几就认出他的声音了。

从前看见一个女童，天生就懂得音律，她的歌唱都出于自然，大概是禀受了这一气的完全者。

胡问：“现在俗妓乐不可用吗？”回答说：“现在州县都用，自己怎么不能用呢？也在于人斟酌。”

《朱子语类》卷第九十三

孔孟周程张子

看圣贤代作，没有孔子，就没有《论语》之书；没有孟子，就没有《孟子》之书；没有尧舜，就没有《典》《谟》；没有商周，就没有《风》《雅》《颂》。

这道统经过前后圣贤，其学说才完备。自尧舜以下，如果不生出孔子，后人去哪里讨个明白？孔子后如果没有孟子，也没有明白。孟子后数千年，才开始得到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现在看来汉唐以下诸儒说道理记载在史策中的，简直就是说梦！只有韩文公依稀说得略像罢了。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唐子西曾经在一个邮亭梁间看到这句话。季通说：“天先生伏羲尧舜文王，后不生出孔子，也不行；后又不生出孟子，也不行；二千年后又不生出二程，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