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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朱子语类一百六十七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二

儒藏 · 语录 · 已译 · 第 2245–2260 段

路杀之,追者已近,其人告州将藏之狱中,入文字朝廷,方免。

译路上有人杀了他,追赶的人已经逼近,那人告知州将把他藏在监狱中,并向朝廷呈递文书,这才得以免祸。

吴玠到饶风关却走回,此事惟张巨山退虏记得实。

  后世用兵,只是胡冢杀,那曾有节制!如季通说八阵可用,怕也未必可用。当临阵时,只看当时事体排扒得着所在。如吴璘败虏于杀金平,前面对陈交兵正急,后面诸军一齐拥前,烂杀虏人,这有甚陈法?且如用兵前陈交接,后陈即用木车隔了,不令突出。当吴璘那时,军势勇猛,将来隔了,一齐都斫开突前去,有甚陈法?看来兵之胜负,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敌势急,则自家当委曲以缠绕之;敌势缓,则自家当劲直以冲突之。」

  古之战也,两军相对,甚有礼。有馈惠焉,有饮酌焉,不似后世便只是烂杀将去。刘锜顺昌之捷,亦只是投之死地而后生。当时虏骑大拥而至,凡十余万。诸将会议,以为固知力不能当,然急渡江,则朝廷兵守已自戒严,必不可渡。兼携持老幼,虏骑已迫,必为所追,其势终归于死。若两下皆死,不若固守,庶几可生,遂闭城门而守。虏人大至,刘锜先遣人约他某日战。虏人谓其敢与我约战,大怒。至日,虏骑压于城外。时正暑月,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饭食酒肉存在。先以一副兜牟与甲,置之日下晒,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得几何。如此数次,其兜牟与甲尚可容手,则未发。直待热如火,不可容手,乃唤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唤一队上,授之,出南门。如此数队,分诸门迭出迭入,虏遂大败。缘虏人众多,其立无缝,仅能操戈,更转动不得。而我兵执斧直入人丛,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纔倒,即压数骑,杀死甚众。况当众正热,甲盾如火,流汗喘息烦闷。而吾军迭出,饱锐清叙,而伤困者,即扶归就药调护。遂以至寡敌至众,虏人大败,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前此皆未肯真个要和。此是庚申年六月,可惜此机不遂进!

  张栋字彦辅。谓刘信叔亲与他言,顺昌之战,时金人十上万人围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刘使人下书约战日,虏人笑。是日早,虏骑迫城下而阵,连山阵甚密不动。刘先以甲一联晒庭中,一边以肉饭犒师。时使人摸甲未大热,又且候。候甲热甚,遂开城门,以所犒一队持斧出,令只掀起虏骑,斫断马脚。人马都全装,一骑倒,又粘倒数骑,虏人全无下手处。此队归,以五苓大顺散与服之,令歇。又以所犒第二队出如前,杀甚多,虏觉得势败,遂遁走。后人问晒甲之事如何,曰:「甲热则虏人在日中皆热闷矣,此则在叙处歇方出。」时当暑月也。

  籍溪尝云,建炎间,勤王之师,所过州县,如入无人之境,恣行擒掠,公私苦之。有陈无玷者,以才略称。尝作某县,宿戒邑人,各备器械,候闻锺声,则人执以出,随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几,勤王之师入县,将肆纵横之状,即命击锺。邑人闻之,如其宿戒以出,师徒见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备若此也,相顾失色,遂整师以过,秋毫无犯,邑人德之。又,胡文定公之趋召命也,泛舟而下,无玷走吏致书,戒其吏云:「计程到江黄间,有官舡自下而上者,可扣之,当是本官。」吏至彼,果有舟上者,一问得之,其善料事如此。盖渠以事占之,知文定之不果造朝也。儒用。

  某人作县,临行请教于某人。先生言,其姓名今忘记。某人曰:「张直柔在彼,每事可询访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诸县造战舡。召匠计之,所费甚巨。因意临行请教之语,亟访策于张。张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计其丈尺广狭长短,即是推之,则大者可见矣。」遂如其语为之,比成推算,比前所计之费减十之三四。其后诸县皆重有科敛,独是邑不扰而辨。后其人知绍兴府,太后山陵,被旨令应副钱数万给砖为墙。其大小厚薄,呼砖匠于后圃依样造之。会其直,比抛降之数减数倍。遂申朝廷,乞绍兴自认砖墙。正中宦者欺弊,遂急沮其请,只令绍兴府应副钱,不得干预砖墙事。儒用。成录云:「其人曰:『如何费许多钱!』遂

译吴玠退守饶风关,这件事只有张巨山在《退虏录》中记载得真实。

后世用兵,只是胡乱屠杀,哪里曾有过节制!像季通所说八阵法可用,恐怕也未必真的可用。当临阵之时,只看当时的情势,能安排得恰当所在即可。比如吴璘在杀金平击败金兵,前面两军对阵交战正激烈,后面的各军一齐拥向前去,大肆斩杀金兵,这有什么阵法的讲究?况且如用兵时,前阵交战,后阵就用木车隔开,不让士兵突出。但在吴璘那时,军势勇猛,如果用来隔开,士兵们会一起砍开木车突进向前,又有什么阵法可言?看来战争的胜负,全在于勇敢与怯懦。又说:“用兵的要领,敌人气势急迫,则我方应当迂回曲折以缠绕牵制;敌人气势舒缓,则我方应当强劲直冲以突击。”

古代作战,两军相对,很有礼节。有馈赠物品的,有饮酒作乐的,不像后世便只是大肆屠杀。刘锜在顺昌取得的胜利,也只是把士兵置于死地而后求生。当时金兵骑兵大举而来,共有十多万。众将商议,认为固然知道力量不能抵挡,但如果急忙渡江,朝廷的军队防守已经戒严,必然不能渡江。加上携带老幼,金兵骑兵已经逼近,必定被他们追击,局势最终归于死亡。如果两方面都是死路,不如坚守,或许可以求生,于是关闭城门坚守。金兵大量到来,刘锜先派人约定某日作战。金人认为他敢与我约定作战,大怒。到了那天,金兵骑兵压到城下。当时正值暑月,刘锜把部下五千士兵分为五队,先准备好防暑药,饭食酒肉都备齐。先拿一副头盔和铠甲,放在太阳下晒,时常让人用手去摸,看热到什么程度。如此多次,那头盔和铠甲还可以用手触摸,就不出兵。一直等到热得像火一样,手无法触摸,才叫一队士兵来,让他们吃酒饭。稍事安定,发给防暑药,于是各自拿着兵器出西门作战。不久,又叫一队士兵上来,发给兵器,出南门作战。如此几队,分从各门交替出入,金兵于是大败。因为金兵众多,站立得密无缝隙,仅能拿着戈矛,更无法转动。而我军拿着斧头直冲入人群,掀开他们的马甲,砍断马脚。一匹马刚倒下,就压倒几匹马,杀死很多人。况且当众人正热的时候,铠甲盾牌像火一样,流汗喘息烦闷。而我军交替出击,吃饱了精神饱满清爽,而受伤困乏的,就扶回去用药调护。于是以至少对抗至多,金人大败,这才有了畏惧中原的意思,于是听从和议,在此之前都不肯真正想要议和。这是庚申年六月的事,可惜这个战机没有继续进军!

张栋字彦辅。他说刘信叔亲口对他讲,顺昌之战时,金兵十万人包围了城池,城中士兵很少。刘锜派人送信约定作战日期,金人嘲笑。那天早上,金兵骑兵逼近城下布阵,像连绵的山一样密集不动。刘锜先在庭院中晒一副铠甲,一边用肉饭犒劳军队。当时派人摸铠甲还没太热,又暂且等待。等到铠甲很热了,于是打开城门,让受犒劳的一队士兵拿着斧头出去,命令他们只掀翻金兵骑兵,砍断马脚。人马都全副武装,一匹马倒下,又粘倒几匹马,金人完全没有下手的地方。这队士兵回来,给他们服用五苓大顺散,让他们休息。又让受犒劳的第二队士兵像前面那样出去,杀敌很多,金人发觉局势败坏,于是逃跑。后来有人问晒铠甲的事是怎么回事,回答说:“铠甲热了,金人在太阳下都热闷了,这是在凉爽处休息后才出击。”当时正值暑月。

籍溪曾经说,建炎年间,勤王的军队,所经过的州县,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肆意擒拿掠夺,公私都为此苦恼。有个叫陈无玷的人,以才略著称。他曾担任某县县令,事先告诫城中百姓,各自准备器械,等到听到钟声,就每人拿着出来,按照所居住的地方,相邻排列。不久,勤王的军队进入县城,将要肆意横行,陈无玷就命令击钟。城中百姓听到后,按照事先的告诫出来,军队看到他们戈矛森严排列,没想到他们有这样的防备,互相看着变了脸色,于是整顿军队通过,秋毫无犯,城中百姓感激他。另外,胡文定公前往接受召命时,乘船而下,陈无玷派官吏送信,告诫官吏说:“计算路程到江黄之间,有官船从下往上来的,可以敲击询问,应当是本官。”官吏到了那里,果然有船上来的人,一问得知,他善于料事就是这样。大概他通过事情推测,知道胡文定不会真的去朝廷。儒用。

某人担任县令,临行前向某人请教。先生说的姓名现在忘记了。某人说:“张直柔在那里,每件事都可以询问他。”某人到任后,忽然有旨意,命令各县制造战船。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非常巨大。于是想起临行请教的话,急忙向张直柔请教策略。张直柔说:“这件事很容易,可以做一个小的,计算它的尺寸宽窄长短,由此推算,大的就可以知道了。”于是按照他的话去做,等到做成推算,比起之前计算的费用减少了十分之三四。后来各县都有沉重的赋税摊派,唯独这个县不扰民就办成了。后来这个人担任绍兴府知府,太后陵墓修建,被旨令应供给数万钱给砖砌墙。砖的大小厚薄,叫砖匠在后园依样制造。计算费用,比起朝廷下达的数字减少了几倍。于是上报朝廷,请求绍兴府自己承担砖墙的费用。正中了宦官欺骗舞弊的心思,于是急忙阻止他的请求,只让绍兴府供给钱,不得干预砖墙的事。儒用。成录说:“那个人说:‘为什么花费这么多钱!’于是”

呼砖匠于园后结墙一堵,验之。先问其砖之大小厚薄,依样烧砖而结之,费比朝廷所抛降之数减数倍云云。」

译叫砖匠在园后砌一堵墙来检验。先询问砖的尺寸大小和厚薄,依照这个规格烧制砖块并砌筑墙体,费用比朝廷所拨付的数额减少了好几倍。

张觷字直柔。福建人,尝知处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计其所费,问之。张云:「可造一小舟,以寸折尺,便可计算。」后又有人欲筑绍兴围神庙墙,召匠计之,云费八万缗。其人用张法,自筑一丈长,算其墙可直二万,遂以四万与匠者。董事内官无所得,遂与奏绍兴贫,不如自出钱。太后遂自出钱,费三十二万缗。

  高宗朝有朝士,后为尚书,建炎尝请驾幸福建,以为福建有天险。又上言,邵武南剑人,多凿纸钱,费农业,乞降旨禁之。或人家忌日之类,不得烧纸钱,只烧经幡一二纸,好笑如此!粘罕长枪大剑如此,而使若辈人谋国云云。邵武有文集。又有赵霈者,清献之孙,此时亦上言,圣节杀鸡鹅太多,只令杀猪羊大牲。适传有一「龙虎大王」南侵,边方以为惧。胡侍郎云:「不足虑,此有『鸡鹅御史』,足以当之!」

  绍兴间,曾天隐名恬。作中书舍人。曾亦贤者,然尝为蔡京引用。后修哲宗实录成,太上赵丞相要就褒赏修实录官,制辞上说破前后是非。曾以蔡之故,常主那一边。及行词,只模糊作一修史转官制。上与丞相不乐,命吕居仁行。吕权中书舍人,自丁巳三月二十五日上一状论分别邪正。谓曾之徒,也自荆公诸人熙丰间用事,新经字说之类,已坏了人心术。元佑诸公所为,那一边人终不以为是。绍圣以后,又复新政,败坏一向,至于渡江。然旧人亦多在者,其所见旧染不省,虽贤者亦复如是,如曾之徒是也。因论人以先入为主,一生做病。

  汤思退事秦桧最久,其无状皆亲学得,故所为如此之乖。

  汤思退作枢密,董德元参政,商量荐小秦作相。董言之不答,汤即背其说,逐董出,召魏良臣来作参。魏治杨存中,上不答。汤又逐出魏,汤遂作相。

  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奸甚,又各有文。以计去了魏公,尽毁其边备山寨、水柜之类,凡险要处有备御者,皆毁之。还了金人四州,以谓可以保其和好而无事矣。一日,只见虏骑十万突至,惊扰一番而去。三人者乃罢,其谋盖三人之所同也。尹乃疏平日边事,尹能文其事,尚如此奸。宰相自为一室藏文书,全不令台谏至,其后及贾谊待大臣盘剑之类事。汤卒以惊死败,小人情状如此。初去了魏公,毁边备时,诸将皆欲得而杀之。王之望尚在其所,急上书论三事:一恢复,二守御,三与之和时,亦要地界、岁币之类分明。上大喜,即日召归参大政。乃金人有所须,上商量之际,上意欲不与,欲之望有所说,之望全不言。上顾之云:「如何?」之望曰:「不如且与之。」上曰:「卿前书意如何?」及败,二人皆惧边将之怨己不敢出师,上前至以鄙语相骂。之望谓汤小数子,成把价撒出来,好士夫所为如此之类,言语记不全。三人之意,惟恐奉虏不至,但看要如何。虏见其着数低,易之,遂无所不敢。使其和议如秦桧时,则亦一桧矣。好枭三人首于都市,俾虏人闻之,亦以少畏。此是甲申年。虏骑来时,思退之望既罢,穑不罢。上令胡铨穑往经略边备,二人皆搬家先去。上但知胡如此,怒去之。时召陈鲁公,鲁公至,留胡。上曰:「用其经略边事,遂搬家先去,用是罢之。」陈曰:「如此,则穑亦搬家去。臣途中见之。」遂罢。穑多读书,能文,然行不成人。上初极重之,每对群臣言,无人及穑。龚茂良为左司谏,与穑同对,欲促上早定和议。穑曰:「内政只消三二个月打迭,不日可以至太平。但外敌未去,下手未得,且与讲和为便。」

  方伯谟问:「某人如何。」忘其姓名。先生曰:「对移县丞一节,全处不下。」又问:「是当初未见得?」曰:「他当初感发踊跃,只是后来不接续。」语朱希真曰:「天下有一等人,直是要文采,求进用。」因说及尹穑,「前日赵蕃称他是好人。」伯谟问:「他当初如何会许多年不出?」曰:「只是且碍过,及至上手则乱。渠初擢用,力言但得虏和,三二月纲纪自定。龚实之云:『便是他人耳聋,敢如此说!』如减冗

译张觷,字直柔,福建人,曾担任处州知州。有人想造大船,无法计算费用,便去问他。张觷说:“可以造一艘小船,按一寸折算一尺的比例,就能计算出费用。”后来有人想修筑绍兴围神庙的围墙,召来工匠估算,工匠说需要八万缗钱。那人采用张觷的方法,先自己修筑一丈长的墙,算出整面墙的价值约二万缗,于是给了工匠四万缗。负责此事的内官没有得到好处,便上奏说绍兴贫困,不如由太后自己出钱。太后于是自己出钱,花费了三十二万缗。

高宗朝有位朝士,后来做了尚书,建炎年间曾请求皇帝驾幸福建,认为福建有天险。又上奏说,邵武、南剑一带的人,多铸造纸钱,耗费农业资源,请求下旨禁止。有的人家忌日等场合,不得烧纸钱,只烧一两纸经幡,真是可笑!粘罕(金国将领)拿着长枪大剑如此强大,却让这类人来谋划国事。邵武有文集传世。又有赵霈,是赵清献公的孙子,此时也上奏说,圣节杀鸡鹅太多,只应杀猪羊等大牲口。恰逢传闻有“龙虎大王”南侵,边地因此恐惧。胡侍郎说:“不值得忧虑,这里有‘鸡鹅御史’,足以抵挡他!”

绍兴年间,曾天隐,名恬,担任中书舍人。曾天隐也是贤者,但曾受蔡京引荐。后来修撰哲宗实录完成,太上皇赵丞相想要褒奖修实录的官员,在制辞中揭开了前后的是非。曾天隐因为蔡京的缘故,常站在蔡京那一派。等到起草制词时,只含糊地写了一篇修史转官的制书。皇上和丞相都不高兴,命令吕居仁起草。吕居仁暂代中书舍人,从丁巳年三月二十五日起,上奏章论述区分邪正。他说曾天隐这类人,自从王安石等人在熙宁、丰年间掌权,新经、字说之类的学说,已经败坏了人心术。元祐年间各位大臣的做法,蔡京那一派的人始终不认为是正确的。绍圣以后,又恢复新政,败坏朝政,直到渡江南迁。然而旧党人士也大多还在,他们所见所闻受旧习影响而不醒悟,即使是贤者也是如此,像曾天隐这类人就是例子。因此论述人容易先入为主,成为一生的弊病。

汤思退侍奉秦桧时间最长,他的无赖行径都是亲自学来的,所以所作所为如此乖张。

汤思退担任枢密使,董德元任参知政事,两人商量推荐小秦(秦熺)做宰相。董德元提出后没有答复,汤思退就背弃了这个说法,将董德元逐出,召魏良臣来担任参知政事。魏良臣惩治杨存中,皇上没有答复。汤思退又将魏良臣逐出,汤思退于是做了宰相。

汤思退、王之望、尹穑三人奸诈得很,又都有文采。他们设计排挤了魏公,完全毁坏了边防的山寨、水柜等设施,凡是险要之处有防御设施的,都予以毁坏。归还给金人四个州,认为这样可以保持和好而没有战事。一天,只见十万敌骑突然抵达,惊扰一番后离去。这三个人于是被罢免,他们的阴谋是三人共同策划的。尹穑疏陈平日边防事务,尹穑擅长文辞,事情却如此奸诈。宰相自己设立密室收藏文书,完全不让台谏官员进入,后来涉及贾谊对待大臣盘剑之类的事情。汤思退最终因惊吓而死而败落,小人情形就是这样。当初排挤魏公、毁坏边防时,各位将领都想杀了他们。王之望当时还在其位,急忙上书论述三件事:一是恢复失地,二是守御,三是与金人和谈时,也要地界、岁币等条款分明。皇上大喜,当天召他回来参与大政。于是金人有所需求,皇上商量之际,皇上本意不想给,想让王之望有所陈述,王之望却全不说。皇上看着他问:“怎么样?”王之望说:“不如暂且给他们。”皇上说:“你前书上说的意思是什么?”等到失败后,两人都害怕边将怨恨自己,不敢出师,在皇上面前甚至用粗俗的话互相辱骂。王之望说汤思退是小人,把底牌全撒出来了,士大夫所为如此之类,言语记不全。三人的心意,只怕侍奉金人不够周到,只看金人要什么。金人见他们手段低劣,轻视他们,于是无所不敢。如果他们的和议像秦桧那时一样,那么也就是又一个秦桧了。最好将这三人的首级悬挂在都市示众,让金人听到,也会稍微畏惧。这是甲申年的事。敌骑来时,汤思退、王之望已被罢免,尹穑未被罢免。皇上命令胡铨、尹穑去经略边防,两人都搬家先走了。皇上只知道胡铨这样,愤怒地罢免了他。当时召陈鲁公,陈鲁公到后,挽留胡铨。皇上说:“任用他经略边防,却搬家先走,因此罢免他。”陈鲁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尹穑也搬家走了。我在途中见到了。”于是尹穑也被罢免。尹穑多读书,能写文章,但品行不成器。皇上起初非常看重他,每次对群臣说,没有人比得上尹穑。龚茂良任左司谏,与尹穑一同对答,想催促皇上早日定下和议。尹穑说:“内政只需两三个月整顿,不久可以达到太平。只是外敌未去,无法下手,暂且与金人和谈为宜。”

方伯谟问:“某人怎么样。”忘了他的姓名。先生说:“对于调任县丞这一节,完全处理不好。”又问:“是当初没看出来吗?”说:“他当初感动奋发,只是后来没有坚持。”对朱希真说:“天下有一等人,一定要追求文采,谋求进用。”于是说到尹穑,“前日赵蕃称赞他是好人。”伯谟问:“他当初为什么多年不出仕?”说:“只是暂且回避,等到掌权就乱了。他刚被提拔时,极力说只要与金人和好,两三个月纲纪自然安定。龚实之说:‘就是别人耳聋,敢这么说!’如减冗

官事是,但非其人,行之失人心。渠初除浙西制置,胡邦衡除浙东。邦衡搬家从苏秀,迤▯欲归乡,因此罢。陈鲁公再用,因言于上曰:『胡铨搬家固可罪,尚向北;尹穑搬家乃向南。』上云:『无此事』。公云:『臣亲见之。自古人主无与天下立敌之理。天下皆道不好,陛下乃力主张。』张魏公在督府,渠欲摇撼。一日,陈彦广对言:『张某似有罢意』。上曰:『安有此事!方今谁出魏公上?(上每呼张相,只曰『魏公』。)必是台谏中为此,卿可宣谕。』陈见尹,道上意,尹云:『某请对。』数日,驾在德寿,批出,陈知建宁府,魏公亦罢。」某问:「当时诸公荐之,何故?」曰:「亦能文章,大抵以此取人,不考义理,无以知其人,多为所误。如苏子由用杨畏,畏为攻向上三人,苏终不迁。畏曰:『苏公不足与矣。』乃反攻之。」

译官事是对的,只是用人不当,推行起来便失去人心。他起初被任命为浙西制置使,胡邦衡被任命为浙东制置使。胡邦衡搬家从苏、秀一带,逐渐想要返回家乡,因此被罢免。陈鲁公再次被起用,便对皇上说:“胡铨搬家固然有罪,但他还是向北走;尹穑搬家却是向南走。”皇上说:“没有这种事。”陈鲁公说:“臣亲眼所见。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与天下人为敌的道理。天下人都说不好,陛下却极力主张。”张魏公在督府任职,他想要动摇张魏公的地位。一天,陈彦广对皇上说:“张某似乎有被罢免的意思。”皇上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当今谁比得上魏公?(皇上每次称呼张相,只称“魏公”。)一定是台谏中有人这样做的,你可以去宣谕旨意。”陈彦广见到尹穑,传达了皇上的意思,尹穑说:“我请求面圣。”几天后,皇上在德寿宫,批旨发出,陈彦广被任命为建宁府知府,魏公也被罢免。我问道:“当时各位公卿推荐他,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他也擅长文章,大抵因此取人,不考察义理,就无法了解这个人,往往被其所误。比如苏子由任用杨畏,杨畏攻击向太后身边的三个人,苏子由最终没有升迁。杨畏说:“苏公不值得交往了。”于是反过来攻击苏子由。”

或问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杀,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胡邦衡尚号为有知识者,一日以书与范伯达云:「某解得易,魏公为作序;解得春秋,郑亿年为作序。」以为美事。范答书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郑序春秋者,不知是何人,得非刘豫左相乎?是此人时,且请去之。」胡旧尝见李弥逊,字似之,亦一好前辈。谓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称,只做得一两节好便好。胡后来丧名失节,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吕居仁学术虽未纯粹,然切切以礼义廉耻为事,所以亦有助于风俗。今则全无此意。

  吕家之学,大率在于儒禅之间,习典故。居仁遂去学作诗,亦不说于赵丞相,后于秦桧所为,亦有辅之者。籍溪云:「尝代一表云:『仰日月于九天之上』,下一句甚卑,可怜之词,居仁为之也。后虏中此文亦有人传之。」

  吕居仁作舍人时,缴奏文字好处多。一章论袁焕章乞作教官。「教官人之师表,岂可乞?」此论不闻数十年矣。今皆是陈乞,然不陈乞,朝廷又不为检举。朝廷为检举方是,亦可以养士大夫廉耻。今皆不然,都要陈乞。旧除从官,便不磨勘,今亦不然。如磨勘,大约用三载考绩之法,一年一切了。今年年日日理会官员磨勘。

  吕居仁不甚恶赃污,深恶多才刻薄者。此自回避党人,故有此论出来。然大害名教,岂不使得子孙取受!如论固穷守节处,甚佳。

  「吕舍人好言忍耻之类,此意不佳。」扬因及刘道原不受温公惠。曰:「如此做得人,也灵利。」

  说吕居仁解大学,曰:「他诸公何故一做下便不改动一字?非圣人安能如此?这般非是大圣,便是大愚!」

  因说吕居仁作汪民表墓志不好,曰:「作龟山底尤不好,故文定全不用,尽做过了。」

  「吕居仁家往往自抬举,他人家便是圣贤。其家法固好,然专恃此,以为道理只如此,却不是。如某人纔见长上,便须尊敬以求教;见年齿纔小,便要教他;多是如此。」人杰因曰:「此乃取其家法而欲施之于他人也。」

  汪圣锡不直潘子贱直前事,云:「无缘听得殿上语。」向宜卿云:「吾当时之言,尹和靖某事,又为朱子发理会恤典。子贱当时为吕居仁所卖。」

  张无垢说得一般道理,一切险而动。

  张无垢气魄,汪端明全无些子气魄。无垢论语说得甚敷畅,横说竖说,居之不疑。

  「永嘉前辈觉得却到好,到是近日诸人无意思。陈少南,某向虽不识之,看他举动煞好,虽是有些疏,却无而今许多纤曲。」贺孙问:「少南虽是疏,到在讲筵议论,实有正直气象。」曰:「然。近日许多人,往往到自议论他。」

  问:「陈少南诗如何?」曰:「亦间有好处,然疏,又为之甚轻易。秦桧居温州时,陈尝为馆客。后入经筵,因讲公羊『母以子贵』之说为非是,因论嫡妾之分。是时太母还朝,陈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张宋卿于彼从之。徽庙梓宫归,郑后梓宫亦归,邢后太上初聘,亦随归。及边,以讣闻。太母还,秦桧欲以吉服迎,吴才老时为礼官,独以为不可,谓须先以凶服迎梓宫归。太上几年不见太母了,不争些二三日。奉安梓宫了,却以吉服迎太母归。众礼官聚都堂,皆从秦意,吴独争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讼处。』即以吴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说非是,只有一嫡。」

  因论李德远黄世永为汤进之所买,云:「他亦是不曾见前辈,前辈皆不如此。汤见人时,一面颜色言语皆买人之物。史直翁亦然,然却较好。史虽主和,然亦有去交结得一人为应者,然许他皆过分数了。诚使彼足以抗虏,此中亦何以处之?其策甚非也。」

  史丞相好荐人,极不易;然却有些笼络人意思,不佳。陈丞相较浑厚,无这般意思,又若贤否不辨者。

  陈福公自在,只如一无所能底村秀才。梁丞相亦然。

  史老虽如此,然尝爱论荐引拔士人,此一节可喜。如陈应求方寸平正,远过龚实

译有人问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却没有死。先生说:“生杀由天,这是道的常理,人怎么能解得开生死呢!”

胡邦衡尚且算是个有见识的人,有一天写信给范伯达说:“我注解了《易经》,魏公为此作序;我注解了《春秋》,郑亿年为此作序。”把这当作美事。范伯达回信说:“《易经》得到魏公作序很好。至于给《春秋》作序的郑亿年,不知是何人,莫非是刘豫的左相吗?如果是这个人,暂且请去掉他的序。”胡邦衡旧时曾见过李弥逊,字似之,也是一位很好的前辈。李弥逊对胡邦衡说:“人生也不见得事事都能称道,只做得一两件事好便好了。”胡邦衡后来丧名失节,未必不是这句话有所诱导。

吕居仁学术虽然不够纯粹,但切切实实以礼义廉耻为事,所以对风俗也有助益。现在则完全没有这种意思。

吕家的学问,大抵介于儒学和禅学之间,熟习典故。吕居仁于是去学作诗,也不对赵丞相说什么,后来对于秦桧的所作所为,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籍溪说:“曾代写一道表文,说‘仰日月于九天之上’,下一句非常卑下,可怜的词句,是吕居仁写的。后来金人那里也有流传这篇文章的。”

吕居仁任中书舍人时,封还诏旨的文字好处很多。有一章论及袁焕章请求担任教官的事。“教官是人的师表,怎么能乞求?”这种议论几十年没听说了。现在都是陈情乞求,然而如果不陈情乞求,朝廷又不为他们检举选拔。朝廷为他们检举选拔才是对的,也可以培养士大夫的廉耻之心。现在却不是这样,都要陈情乞求。过去任命从官,就不进行磨勘(考核),现在也不是这样。如果进行磨勘,大抵采用三年考绩的方法,一年就全部办完了。现在天天都要处理官员的磨勘。

吕居仁不是很厌恶贪污,却深深厌恶多才而刻薄的人。这是为了回避党人,所以有这样的议论。但这大害名教,难道不使得子孙接受贿赂吗!至于论及固守穷困、保持节操的地方,非常好。

“吕舍人喜欢说忍耻之类的话,这种意思不好。”杨时因此提到刘道原不接受司马光的恩惠。说:“像这样做人,也灵利。”

说到吕居仁注解《大学》,说:“他们各位为什么一写下来就不改动一个字?不是圣人怎么能这样?这样的人,不是大圣,就是大愚!”

因为说到吕居仁写汪民表的墓志铭不好,说:“写杨时的墓志铭尤其不好,所以朱熹完全不用,都改写了。”

“吕居仁家往往自我抬举,别人家就是圣贤。他们的家法固然好,但专门依赖这个,认为道理只如此,却是不对的。比如某人刚见到长辈,就必须尊敬以求教;见到年纪刚小的,就要教导他;多是如此。”人杰因此说:“这是取其家法而想要施加于他人。”

汪圣锡不认为潘子贱直前的事做得对,说:“无缘无故听到殿上的话。”向宜卿说:“我当时说的话,尹和靖某事,又由朱子发料理恤典。潘子贱当时被吕居仁出卖。”

张无垢说的道理,一切都险峻而动荡。

张无垢气魄大,汪端明完全没有一点气魄。无垢讲《论语》非常敷畅,横说竖说,安然处之而不怀疑。

“永嘉前辈觉得却到好,倒是近日诸人无意思。陈少南,我向来虽不认识他,看他举动非常好,虽然有些疏阔,却没有如今许多纤巧曲折。”贺孙问:“少南虽然疏阔,但在讲筵议论,实在有正直的气象。”说:“是的。近日许多人,往往自己议论他。”

问:“陈少南的诗怎么样?”说:“也间或有好处,但疏阔,又写得非常轻易。秦桧在温州时,陈少南曾做馆客。后来进入经筵,因为讲《公羊传》‘母以子贵’的说法不对,因而论及嫡妾之分。当时太母还朝,陈少南于是违背太上皇的意思,被安置在惠州。张宋卿在那里跟随他。徽宗的梓宫归来,郑后的梓宫也归来,邢后是太上皇初聘的,也随归。到达边境,以讣告闻。太母还朝,秦桧想用吉服迎接,吴才老当时是礼官,独自认为不可以,说必须先以凶服迎接梓宫归来。太上皇几年不见太母了,不差那两三天。奉安梓宫后,却用吉服迎接太母归来。众礼官聚集在都堂,都顺从秦桧的意思,吴才老独自争辩。秦桧说:‘这不是你们聚讼的地方。’就把吴才老赶出去了。”先生又说:“《公羊传》的说法不对,只有一个嫡妻。”

因为论及李德远、黄世永被汤进之所收买,说:“他们也是没见过前辈,前辈都不这样。汤进之见人时,一面颜色言语都是收买人的东西。史直翁也是这样,但较好。史直翁虽然主和,但也有去交结一人为应者,但许诺他们都过分了。假使对方足以抵抗金虏,这里又怎么处置呢?他的策略非常不对。”

史丞相喜欢推荐人,极不容易;但有些笼络人的意思,不好。陈丞相较浑厚,没有这种意思,又好像贤与不贤不分辨。

陈福公自在,只像一个一无所能的村秀才。梁丞相也是这样。

史老虽然这样,但曾经喜爱论荐引拔士人,这一节可喜。比如陈应求方寸平正,远远超过龚实

之。然龚又却好事,每到处便收拾得些人才。刘枢不好士人,先亦读书,长编从头批抹近得书云,尚要诸经史从头为看一遍,顾老病,恐不能。

译这样。然而龚又拒绝那些热衷功名之事的人,每到一处便能招揽到一些人才。刘枢不喜欢士人,以前也读过书,曾从头到尾批阅过《长编》,近来得到书信说,尚且想要把各种经史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考虑到自己年老多病,恐怕不能做到。

因论张戒定夫,其初名节好。后来亦以书与诸公论,当时某不是全不主和议,但谓和时要如何。后来多有如某之料,其意欲进甚锐。太上终是嫌破和议底人。秦桧死,亟下诏守和议不变,用沈该万俟¤陈诚之辈。故张戒自秦桧死后,数年终不用。而张自躁如此,盖是学无本原故耳。张学老子之类。

  张定夫居建昌,享高寿,有文集曰正平集。自言初学孔子之道而无所得,后读老子而愿学焉。又喜管子,其议多尚法制。立朝亦可观,人杰录:「与先吏部厚善。当时朝士皆敬之,虽有素喜陵人者,亦不敢慢。」尝对高宗云:「陛下有仁宗之俭慈,而乏艺祖之英略。」高宗以为说得好。又尝言:「过江以来,非李伯纪赵元镇张魏公三人,也立不住。」

  先生谓若海曰:「令祖全节翁孝义笃至,又能坚正自守。当时权贵欲一见之,竟不为屈。至于通判公,又为张赵所知,持论凛然,不肯阿附秦老,可谓『无忝于所生』者。前辈高风,诚可敬仰。为子孙者,其忍不思所以奉承而世守之乎!」或曰:「今人志在趋利,闻人道及此等事,则多非讦讪笑。」先生曰:「某尝谓得他当面言之,犹似可。又有口以为是,心实非之,存在胸中,不知不觉做出怪事者,兹尤可畏!」按:胡泳云,内翰,文公之后。

  「邓名世吏,临川人,学甚博,赵丞相以白衣起为著作郎。与先吏部同局,吏部甚敬畏之。有考证文字甚多,考证姓氏一部甚详,绍兴府有印板。谓左丘姓,人有牌牓在卖卦,左氏只是姓左。」先生云:「楚左史倚相世为史官,恐其后也。」邓著作后为秦桧以传出秘书文字罪之,褫官勒停。

  熊叔雅名彦诗,王时雍婿也。金人入寇,京城不守,时雍尽搜取妇女于虏人,人号时雍为『虏人外公』。当秦桧时,叔雅知永州,魏公时安置永州。秦桧之父曾为玉山知县,玉山人要为老秦立祠堂,求叔雅作记。叔雅质之魏公,魏公令勿须作。叔雅自后只是言贫,这后恐不得差遣。十数日后,魏公知其意,与之曰:「前日所谓祠堂记,作也不妨。」叔雅作之,大意言:人问公有甚异政?曰无异政,只见民父子有亲,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皆如此好了。子太师得其道以治天下亦然,云云。立大碑于玉山。

  三山黄明陟登,是黄传正之父。扬录云:「张登福建人。」[莹田-玉]录云:「张致中父登。」从周录云:「永福姓张人。」其人朴实公介,为甚处宰。诸录云尤溪。初上任,凡邑人来见者,都请,诸录云:「士夫僧道百余人。」但一揖。扬录云:「坐处亦不足,只立说话。」问:「诸公能打对否?」人皆不敢对。因云:「『天』对甚?」其中有人云:「对『地』。」又问:「『日』对甚?」云「对『月』。」「『阳』对甚?」云:「对『阴』。」却又问:「『利』对甚?」云:「对『害』。」乃大声云:「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这些子坏了。才把『害』对『利』,便事事上只见得利害,更不问义理。[莹田-玉]录云:「人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寻利去。」须知道『利』乃对『义』,才明得义、利,便自无乖争之事。自后只要如此分别,不要更到讼庭。」后来在任果有政声。此事须近于迂阔,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见矣![莹田-玉]录云:「一揖而退,此亦可书。其桃符云:『奉劝邑人依本分,莫将闲事到公庭。』言虽质,意亦好。」扬录云:「其人为政简易,无系累。后坐化死。」

  李椿年行经界,先从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辅弼能有此心否?

  王龟龄学也粗疏。只是他天资高,意思诚悫,表里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风动。而今难得此等人!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会七邑宰,劝酒,历告之以爱民之意。出一绝云:「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斟!」七邑宰皆为之感动。其为政甚严,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故吏民无不畏爱。去之日,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公亦为之垂

译于是谈到张戒定夫,他起初的名节很好。后来他也写信给各位公卿议论,当时我并非完全不主张和议,只是说在和议时要如何行事。后来大多像我预料的那样,他们想要进用的意图非常急切。太上皇终究是嫌弃破坏和议的人。秦桧死后,急忙下诏坚守和议不变,任用沈该、万俟卨、陈诚之等人。所以张戒自从秦桧死后,好几年终未被任用。而张戒自己如此急躁,大概是因为学问没有根本的缘故吧。张戒学习老子之类。

张定夫住在建昌,享尽高寿,有文集叫《正平集》。他自己说起初学习孔子之道而没有所得,后来读老子而愿意学习。又喜欢《管子》,他的议论大多崇尚法制。在朝廷任职也值得称道,《人杰录》记载:“与先吏部关系深厚友好。当时朝中士人都尊敬他,即使有向来喜欢凌辱人的,也不敢轻慢。”曾对高宗说:“陛下有仁宗的节俭慈爱,却缺乏艺祖的英明谋略。”高宗认为他说得好。又曾说:“渡过长江以来,如果不是李伯纪、赵元镇、张魏公这三个人,也立不住。”

先生对若海说:“你的祖父全节翁孝义深厚至极,又能坚贞自守。当时权贵想见见他,终究不让他屈服。至于通判公,又被张、赵所知,持论凛然,不肯阿附秦桧,可谓‘不辱没所生’的人。前辈的高风亮节,确实令人敬仰。作为子孙,难道能不思量如何继承并世代守护吗!”有人说:“现在的人志在趋利,听到人谈到这类事,大多非议讥笑。”先生说:“我曾经说,能让他当面说出来,还似乎可以。又有嘴上说是,心里其实不是,存在胸中,不知不觉做出怪事的人,这尤其可畏!”按:胡泳说,内翰,是文公的后人。

“邓名世吏,临川人,学问很渊博,赵丞相以平民身份起用为著作郎。与先吏部同在一局,吏部很敬畏他。有很多考证文字,考证姓氏的一部很详细,绍兴府有印版。说左丘姓,有人拿着牌榜在卖卦,左氏只是姓左。”先生说:“楚左史倚相世代为史官,恐怕是他的后代。”邓著作后来被秦桧以泄露秘书文字罪弹劾,削官勒令停职。

熊叔雅名彦诗,是王时雍的女婿。金人入侵,京城失守,时雍尽数搜取妇女给虏人,人们称时雍为‘虏人外公’。在秦桧时,叔雅任永州知州,魏公时安置在永州。秦桧的父亲曾做玉山知县,玉山人要为老秦立祠堂,请求叔雅作记。叔雅咨询魏公,魏公让他不要作。叔雅从此只是说贫穷,这恐怕得不到差遣。十几天后,魏公知道他的意思,对他说:“前日所说的祠堂记,作也不妨。”叔雅作了,大意说:人问公有何异政?说无异政,只见民父子有亲,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都这样好了。子太师得其道以治天下也如此,等等。在玉山立大碑。

三山黄明陟登,是黄传正的父亲。《扬录》说:“张登福建人。”《[莹田-玉]录》说:“张致中父登。”《从周录》说:“永福姓张人。”那人朴实公正,做某处县宰。各录说尤溪。刚上任,凡是邑人来见他的,都请,各录说:“士夫僧道百余人。”只一揖。《扬录》说:“坐处也不足,只站着说话。”问:“各位能打对子吗?”人们都不敢回答。于是说:“‘天’对什么?”其中有人回答说:“对‘地’。”又问:“‘日’对什么?”回答说:“对‘月’。”“‘阳’对什么?”回答说:“对‘阴’。”却又问:“‘利’对什么?”回答说:“对‘害’。”乃大声说:“这便不对了!天下所有人,都被这些子坏了。才把‘害’对‘利’,便事事上只见得利害,更不问义理。”《[莹田-玉]录》说:“人只知以‘利’对‘害’,便只管寻利去。”须知道‘利’乃对‘义’,才明得义、利,便自然没有乖争之事。自后只要如此分别,不要再到讼庭。”后来在任果然有政声。此事须近于迂阔,然而却很好,现在不可多见了!《[莹田-玉]录》说:“一揖而退,这也值得记载。他的桃符说:‘奉劝邑人依本分,莫将闲事到公廷。’言语虽质朴,意思也很好。”《扬录》说:“那人施政简易,无牵累。后来坐化而死。”

李椿年推行经界法,先从别人家的田上量起,现在的辅弼大臣能有此心吗?

王龟龄学问也粗疏。只是他天资高,心意诚悫,表里如一,所到州郡上下都为之感动。而现在难得有这样的人!

王詹事任泉州太守。刚到任,召集七邑县宰,劝酒,历数告诫以爱民之意。出一绝句说:“九重天子爱民深,令尹宜怀恻怛之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为庶民饮!”七邑县宰都为之感动。他施政很严,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所以吏民无不畏爱。离去之日,父老儿童攀着车辕的不计其数,他也为之垂

泪。至今泉人犹怀之如父母!

译流泪。直到今天,泉州百姓仍然像怀念父母一样怀念他!

汪端明学亦平正,然疏。文亦平正,不好小蹊曲径。福建政事镇静,与福亦相宜。蜀政不及。见事亦快。

  汪端明少从学于焦先生。汪既达时,从杲老问禅。怜焦之老,欲进之以禅,因劝焦登径山见杲。杲举「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读书。」不契而归,亦奇士也。焦名援,字公路,南京人,清修苦节之士。

  汪圣锡日以亲师取友多识前言往行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为世名卿。

  汪季路甚子细,但为人性太宽,理会事不能得了。

  祝怀汝昭尝论张说。一日,祝有一婢溺死。衢守施元之谓张曰:「祝婢乃其父婢,祝污之,恐事泄,抑令其死。」张遂言之于上。上曰:「此事大,若有之,行遣不得草草;若无,不须以此陷人。」遂阴遣一兵士之类来衢探其事。往来月余日,得其实矣。一日,乃投都监曰:「奉圣旨,来探祝编修家公事。」遂叫集邻里作保明状去,事方已。兵士小人,乃能如此。

  主上一日嘉郑自明直言,遂问近臣曰:「昔时有一魏掞之好直言,今何在?」左右以死对。问:「有子弟否?」无人为敷陈,遂赠直秘阁宣教郎。

  这道理易晦而难明。某少年过莆田,见林谦之方次荣说一种道理,说得精神,极好听,为之踊跃鼓动!退而思之,忘寝与食者数时。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后来再过,则二公已死,更无一人能继其学者,也无一个会说了!

  论林艾轩作文解经,曰:「林成季井伯为艾轩作墓铭,讳艾轩著书。但云幸学,讲中庸九经及某篇,是艾轩所著。此是有形讳不得底。尝见九经口义,先说一段冒子,全与所讲不干涉。其说是言『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人看时,都理会不得。某却曾见他口说来,乃是说道,巍巍乎者,世上有恁地大底事,惟天有之,惟尧则之。下面又说个『巍巍乎』者,言此大事,只是天与尧有之,舜禹都不与此。盖是取奉光尧,不知却推倒舜禹。」又云:「在兴化南寺,见艾轩言曾点言志一段,『归』,自释音作『馈』字,此是物各付物之意。某云:『如何见得?』艾轩云:『曾点不是要与冠者童子真个去浴沂风雩。只是见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里澡浴底,也有在那里乘叙底,也有在那里馈饷馌南亩底。曾点见得这意思,此谓物各付物。』」艾轩甚秘其说,密言于先生也。德辅。

  王说习之性直,好人,与林艾轩辈行。上即位即召见,论不可讲和。上一日谓宰臣曰:「前日上殿,有个生得貌寝,是言此。忘了甚底官人,议论亦好。」遂除官。龚实之笑王习之以不讲和奉上意。先生谓习之直,不是奉上。龚实之多读书,知前辈大体,颇识义理。又有才,做得去。亦有文。小官时甚好。为正言时,攻曾龙。后来心术一偏至于如此,可惜!可惜!反不如陈应求,全不如他却较好。

  因给舍缴驳事,而大臣无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将为执政时,曾语刘枢云:『某若当地头,有文字从中出,不当如何,如何也须说教住了,始得。』后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初不闻有甚执奏。刘枢深怪其事。后见钱某因事说及,丞相煞有力。中出文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了而后已。自今观之,又不见此。」

  「某人初登宰辅,奏逐姜特立。忽有旨召姜,乞出甚力,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押。某人初过枢。天下属望,首有召姜之命,经由枢密,曾无奏止,坐视丞相以近习故去国。其意只以入枢未久,恐说不行而去,为人所笑,故放过此一着,是甚小事。」直卿云:「人日日常将理义夹持个身心,庶几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难得不变。如其人,固谓世人属望,但此事亦须不要官爵,方做得。」曰:「固是。若是不要官爵,这一项事如何放得过?每看史策到这般地头,为之汗栗!一个身己便顿在兵刃之间。然汉唐时争议而死,愈死愈争,其争愈力。本朝用刑至宽,而人多畏懦,到合说

译汪端明学问平正,但有些疏略。文章也平正,不喜欢走偏僻的小路。福建的政事镇静,与福地也很相宜。蜀地的政事比不上。遇事反应也很快。

汪端明年轻时跟随焦先生学习。汪端明显达后,向杲老请教禅法。他怜悯焦先生年老,想让他进益禅学,于是劝焦先生去径山拜见杲老。杲老举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话。焦先生说:“和尚不可以断章取义地读书。”两人意见不合,焦先生便回去了,他也是个奇特的人。焦先生名援,字公路,是南京人,是一位清修苦节的士人。

汪圣锡每天以亲近师长、结交朋友、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往事为事,所以他的晚年德行成就、行为尊贵,成为当世的名卿。

汪季路非常仔细,但为人性格太宽厚,处理事情不能彻底了结。

祝怀汝昭曾经评论张说。有一天,祝怀汝昭有一个婢女溺死。衢州太守施元之对张说说道:“祝怀汝昭的婢女是他父亲的婢女,祝怀汝昭玷污了她,恐怕事情泄露,便逼迫她自杀。”张说于是向皇上报告了这件事。皇上说:“这件事很大,如果确实如此,处理起来不能草率;如果没有这回事,也不该借此陷害别人。”于是暗中派遣一个兵士之类的人到衢州探听此事。往返一个多月,查清了事实。有一天,那人向都监投递文书说:“奉圣旨,来探听祝编修家的公事。”于是召集邻里作保,出具明白的状纸,事情才平息。兵士是小人,却能如此行事。

皇上有一天嘉奖郑自明的直言,于是问近臣说:“从前有一个叫魏掞之的人喜欢直言,现在在哪里?”左右的人回答说他已经死了。皇上问:“他有子弟吗?”没有人代为陈述,于是追赠他为直秘阁宣教郎。

这道理容易晦暗而难以明了。我年轻时经过莆田,看见林谦之、方次荣讲说一种道理,讲得很有精神,极好听,让我为之振奋激动!回去后思考,有好几个时辰废寝忘食。喜爱它,念念不忘。等到后来再次经过,两位先生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能继承他们的学问,也没有一个人会讲了!

评论林艾轩作文解经,说:“林成季、井伯为艾轩写墓志铭,避讳艾轩著书。只说幸好学习,讲解《中庸》、九经以及某篇,是艾轩所著的。这是有形迹、避讳不得的。我曾见过《九经口义》,先说一段引子,完全与所讲的内容无关。那引子说的是‘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人们看时,都理解不了。我却曾听他口头讲过,意思是说,巍巍乎者,世上有这样大的事,只有天有,只有尧效法它。下面又讲一个‘巍巍乎’者,是说这大事,只是天与尧有,舜禹都不参与。大概是取奉承光尧之意,不知却推倒了舜禹。”又说:“在兴化南寺,听艾轩讲曾点言志一段,‘归’字,自己注音作‘馈’字,这是物各付物的意思。我说:‘怎么看出来的?’艾轩说:‘曾点不是真要让冠者童子去浴沂风雩。只是看见那人有冠者,有童子,也有在那里洗澡的,也有在那里乘凉的,也有在那里送饭到南亩田地的。曾点看出这意思,这叫物各付物。’”艾轩很秘密他的学说,私下告诉先生。这是德辅说的。

王说字习之,性格直率,是个好人,与林艾轩辈行相同。皇上即位就召见他,他议论不可讲和。皇上有一天对宰臣说:“前几天上殿,有个长得貌寝的人,说了这话。忘了是什么官职的人,议论也很好。”于是授予他官职。龚实之嘲笑王习之以不讲和来迎合皇上的心意。先生说习之是直率,不是迎合皇上。龚实之多读书,知道前辈的大体,颇识义理。又有才能,做得去。也有文采。做小官时很好。做正言时,攻击曾龙。后来心术一偏到了这种地步,可惜!可惜!反而不如陈应求,全不如他却较好。

因为给舍缴驳的事,大臣无所可否,说:“从前梁叔子将要担任执政时,曾对刘枢说:‘我如果当权,有文字从宫中出来,不应当如何,如何也须说教住了,才行。’后来梁叔子已大用,而文字从宫中出来的,起初没听说有什么执奏。刘枢深怪其事。后来见钱某因事提及,丞相很有力量。从宫中出来的文字,天天都有,丞相每每袖回了而后已。从现在看来,又不见此。”

“某人初登宰辅,奏逐姜特立。忽然有旨召姜特立,乞求出宫很用力,在六和塔待命。有旨免宣压。某人初过枢密院。天下属望,首有召姜特立之命,经由枢密,曾无奏止,坐着看丞相因近习故去国。他的意思只以入枢密院未久,恐说不行而去,为人所笑,所以放过这一着,是甚小事。”直卿说:“人日日常将理义夹持个身心,庶几乎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底人,也是难得不变。如那人,固谓世人属望,但此事亦须不要官职,方做得。”说:“固是。若是不要官职,这一项事如何放得过?每看史册到这般地头,为之汗栗!一个身己便顿兵刃之间。然汉唐时争议而死,愈死争,其争愈力。本朝用刑至宽而人多畏懦,到合说

处,反畏似虎。」至道因问:「武后事,狄梁公虽复正中宗,然大义终不明,做得似鹘突。」曰:「当此时世,只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终死于周,然荐得张柬之,迄能反正。」又问:「吕后事势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吕后只是一个村妇人,因戚姬,遂迤逦做到后来许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无君之心。自为昭仪,便鸩杀其子,以倾王后。中宗无罪而废之,则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废之,拘于子无废母之义,不得。吕后与高祖同起行伍,识兵略,故布置诸吕与诸军。平勃之成功也,适直吕后病困,故做得许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谓武后之罪,当告于宗庙社稷而诛之。」又云:「中宗决不敢为黜母之事。然而并中宗废之,又不得。当时人心惟是见武后以非罪废天子,故疾之深;惟是见中宗以无罪被废,故愿复之切。若并中宗废之,又未知有何收拾人心,这般处极难。」

译(有人)说:“处在(那种境地),反而畏惧得像老虎一样。”至道于是问道:“关于武后的事,狄梁公虽然最终帮助中宗复位,但大义终究没有彰显,做得有些含糊不清。”回答说:“在那样的时代,只能做到这样罢了。狄梁公最终死在武周时期,但他推荐了张柬之,最终能够匡复唐室。”又问:“吕后的事势倒只能做到这样,但武后却令人畏惧。”回答说:“吕后只是一个乡村妇人,因为戚夫人的事,于是逐渐发展到后来许多不好的行为。武后却是功臣的女儿,一开始就有轻视君主之心。自从成为昭仪,就毒杀自己的儿子,以倾覆王后。中宗没有罪过却被废黜,那么武后的罪过就已经确定了。只可以借此废黜她,但拘泥于儿子不能废黜母亲的道义,不能这样做。吕后与高祖一同从行伍中起家,懂得军事谋略,所以布置诸吕掌控军队。周勃、陈平的成功,恰好正值吕后病重困顿,所以做了许多手脚,周勃、陈平也侥幸成功。胡文定认为武后的罪过,应当向宗庙社稷禀告然后诛杀她。”又说:“中宗决不敢做废黜母亲的事。然而连同中宗一起废黜,又不行。当时人心只是看到武后以无罪的罪名废黜天子,所以痛恨她很深;只是看到中宗无罪被废,所以希望恢复他的意愿很迫切。如果连同中宗一起废黜,又不知有什么办法来收拾人心,这种地方极其困难。”

耿京起义兵,为天平军节度使。有张安国者,亦起兵,与京为两军。辛幼安时在京幕下为记室,方衔命来此,致归朝之义,则京已为安国所杀。幼安后归,挟安国马上,还朝以正典刑。儒用。

  辛幼安亦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但明赏罚,则彼自服矣。今日所以用之者,彼之所短,更不问之;视其过当为害者,皆不之恤。及至废置,又不敢收拾而用之。

  问:「陈亮可用否?」曰:「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但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问着,便如终废。此人作帅,亦有胜它人处,但当明赏罚以用之耳。」

  近世如汪端明,专理会民;如辛幼安,却是专理会兵,不管民。他这理会兵,时下便要驱以塞海,其势可畏!植。

  辛幼安为闽宪,问政,答曰:「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士以严。」恭甫再为潭帅,律己愈谨,御吏愈严。某谓如此方是。

  刘枢帅建康,所得月千▯。刘欲止受正所当得者,以恐坏后来例,不敢。但受之,后却送其不当得者于公使库。后韩元龙来作漕,尽不受其所不当得者,刘甚称服之。平父云。

  刘恭父创第,规模宏丽,先生劝止之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忠肃意不乐也。

  刘宝学初娶熊氏,生枢密。生次子,方落地,问是男,即命与其弟直阁为子。熊不乐,都不问,竟以是而没。后枢密娶吕氏入门,未几,即命吕一切仪物尽与直阁女为嫁具,吕即送与之。平父云。

  某曾访谢昌国,问:「艮斋安在?」谢指厅事云:「即此便是。」其厅亦敝陋。玄郑。

  金安节为人好。

  戴肖望云:「洪景卢杨廷秀争配享,俱出,可谓无党。」曰:「不然。要无党,须是分别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尝谓,凡事都分做两边,是底放一边,非底放一边;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则分别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则分别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无党』,是大乱之道。」戴曰:「信而后谏,意欲委曲以济事。」曰:「是枉尺直寻而可为也!」

  孙逢吉从之煞好。初除,便上一文字,尽将今所讳忌如「正心诚意」许多说话,一齐尽说出,看来这是合着说底话。只如今人那个口道是是!那个不多方去回避!

  天下事须论一个是不是后,却又论其中节与不中余右失于许,然使其言见听,不无所补。李琪则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知却亦有以救其失也。如二子,却所谓「是中之不中节」者,

  「耿直之作浙漕时,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说用考课之法。应州县官不许用援,有绩可考,自发荐章。如考课在上而挟贵援者,即降次等。今在镇江亦然否?」曰:「僻在山林,不知其详,但闻私谒不行。」曰:「向来耿守有一书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周曰:「此义当如何说?」曰:「也只是前来说。若如耿说,却是圣人学得些骨董,要把来使,全不自心中流出。」从周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濂溪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耻其君,至若挞于市。学者若横此心在胸中,却是志于行,莫不可?」曰:「非是私。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只是一理。」」

  吴公路作南剑天柱滩记曰:「事无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此见其志。

  王宣子说:「甘抃言,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以此而出,人皆高之。宦官以承顺为事,忽犯颜而出,谁将你当事!而黄彦节是也。其见如此之乖!后汉吕强,后世无不贤之。」

  近年有洪邦直为宰,以赃被讼,求救于伯圭。伯圭荐之甘抃,甘抃荐之。上召见,赐钱,以为此人甚廉而贤,除监察御史。

  先生闻黄文叔之死,颇伤之,云:「观其文字议论,是一个白直响快底人,想是懊

译耿京起兵,担任天平军节度使。有个叫张安国的,也起兵,与耿京形成两股军队。辛幼安当时在耿京幕下担任记室,正奉命来到此处,传达归顺朝廷的旨意,此时耿京已被张安国杀害。辛幼安后来返回,挟持张安国上马,押回朝廷以执行正法。儒用记录。

辛幼安也是个人才,哪有不能使用他的道理!只要赏罚分明,他自然就会心服。如今之所以使用他,是因为他的短处,不再去追究;看待他那些过当且有害的行为,都不去体恤。等到要废置他时,又不敢收拾起来再用他。

问:“陈亮可以使用吗?”回答说:“朝廷赏罚分明,这类人都可以使用。像辛幼安也是一位统帅的人才,但当他放纵恣意时,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一点也不警戒鞭策他。等到如今他坐了一任官,又不再过问,就像最终被废置一样。这个人做统帅,也有胜过别人的地方,只应当明赏罚来使用他罢了。”

近世像汪端明,专门治理民事;像辛幼安,却是专门治理军事,不管民事。他这治理军事,时下就要驱使军队去填海,其气势令人畏惧!植记录。

辛幼安担任福建提举常平,有人问政,他回答说:“对待百姓要宽厚,对待士人要讲礼,驾驭士人要严厉。”恭甫再次担任潭州统帅,律己更加谨慎,驾驭官吏更加严厉。我说这样才是对的。

刘枢担任建康统帅,每月所得一千缗。刘枢想只接受正当应得的部分,因为担心破坏后来的惯例,不敢这样做。只是接受了,后来却把那些不应得的部分送入了公使库。后来韩元龙来担任转运使,完全不接受那些不应得的部分,刘枢非常称赞佩服他。平父说。

刘恭父建造府第,规模宏大华丽,先生劝止他说:“匈奴还没有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呢!”忠肃心里不高兴。

刘宝学起初娶了熊氏,生下了枢密。生了第二个儿子,刚落地,问是男孩,就命令把他过继给弟弟直阁做儿子。熊氏不高兴,都不过问,竟然因此去世。后来枢密娶吕氏进门,不久,就命令吕氏所有的嫁妆物品全部给直阁的女儿做嫁妆,吕氏就送给了她。平父说。

我曾经拜访谢昌国,问:“艮斋在哪里?”谢指着厅堂说:“这里就是。”他的厅堂也很破败简陋。玄郑记录。

金安节为人很好。

戴肖望说:“洪景卢和杨廷秀争论配享,都被罢免,可以说没有党派。”回答说:“不对。要没有党派,必须把君子和小人分辨清楚。我曾经说,凡事都分成两边,对的放一边,错的放一边;对的是天理,错的是人欲;对的就要坚守而不丢失,错的就要去除而不保留,这是治理自身的法则。治理一家,就分辨这一家的是非;治理一个县,就分辨这一县的邪正;推广到一个州、一路以至天下,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直上直下的正道。如果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轻率地说‘没有党派’,这是导致大乱的途径。”戴说:“信任之后才进谏,意思是想要委曲求全以成就事情。”回答说:“这是枉尺直寻而可以做到的!”

孙逢吉跟随他非常好。刚被任命,就呈上一份文书,把如今所忌讳的如“正心诚意”许多话语,全都说了出来,看来这是应该说的话。只是如今的人谁口头上说是呢!谁不多方去回避呢!

天下的事情必须论断一个是不是之后,却又论断其中是否合乎节度。余右失于许,然而让他的言论被听取,不是没有补益。李琪则是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知道却也有用来补救他的过失的地方。像这两个人,却是所谓“是中之不中节”者,

“耿直担任浙西转运使时,有一张榜文在客位很好,说使用考课之法。各州县官员不允许使用援引,有政绩可考核,自己发出荐举的奏章。如考课在上等而挟持权贵援引的,就降低等级。如今在镇江也是这样吗?”回答说:“偏僻在山林,不知道详情,只听说私下的拜谒不行。”说:“向来耿守有一封信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从周说:“这个意思应当怎么说?”说:“也只是前面所说的。如果像耿说的那样,却是圣人学了些古董,要把来使用,全不是从心中流出的。”从周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的。’濂溪说:‘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以他的君主为耻,至于在市集上受鞭打。学者如果横此心在胸中,却是志于实行,莫不可?”说:“不是私心。修身养性与致君泽民只是一理。””

吴公路作南剑天柱滩记说:“事情无论大小,去做必定成功;祸害无论大小,去除必定消除。”这显示了他的志向。

王宣子说:“甘抃说,士大夫以当面折服、在朝廷争辩为职责,以此而出,人们都推崇他。宦官以顺承为事,忽然犯颜而出,谁将你当事!而黄彦节就是这样。他的见识如此乖谬!后汉吕强,后世无不认为他贤德。”

近年有洪邦直担任宰相,因贪赃被诉讼,向伯圭求救。伯圭推荐他给甘抃,甘抃推荐他。皇上召见,赐钱,认为此人很廉洁而贤德,任命为监察御史。

先生听说黄文叔的死,很悲伤,说:“看他的文字议论,是一个直率爽快的人,想是懊

闷死了。言不行,谏不听,要去又不得去,也是闷人!」因言:「蜀中今年煞死了系名色人,如胡子远吴挺,都是有气骨底。吴是得力边将。」

译真是闷得慌。政令无法推行,劝谏不被采纳,想离开却又不能离开,这也叫人烦闷!」于是说道:「蜀地今年枉死了许多有名望的人,比如胡子远、吴挺,都是有气节骨气的。吴挺是位能干的边防将领。」

近世士大夫忧国忘家,每言及国家辄感愤慷慨者,惟于赵子直黄文叔见之耳。

  赵子直奉命将入蜀,请于先生,曰:「某将入蜀,蜀中亦无事可理会。意欲请于朝,得沿淮差遣,庶可理会屯田。」曰:「出于朝廷之意,犹恐不得终其事。若自请以行,则下梢或有小事请乞不行,便难出手。如举荐小吏而不从其荐,或按劾小吏而不从其劾,或求钱米以补阙之而不从其所求,这如何做?」

  赵子直政事都琐碎,看见都闷人。曾向择之云:「朱丈想得不喜某政事。」可知是不喜。

  或言赵子直多疑。先生曰:「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鲁可几曰:「只是见不破尔。」

  赵子直要分门编奏议,先生曰:「只是逐人编好。」因论旧编精义,逐人编,自始终有意。今一齐节去,更拆散了,不见其全意矣。

  赵子直亦可谓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计言之,亦有未是处,不知何以见先帝!

  一日独侍坐,先生忽颦蹙云:「赵丞相谪命似出胡纮。」问:「胡纮不知曾识他否?」曰:「旧亦识之。此人颇记得文字,莆阳之政亦好,但见朋友多说其很愎。」某曰:「丞相前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处。」问所以不是处。曰:「公他日当自见之。」先生又曰:「一时正人皆已出去,今全无一好人在朝!」某曰:「郑溥之当时草赵丞相罢相词固好。以某观之,当时不做便乞出,尤为奇特。」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后来既迁之后,便出亦自好。它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说教他不做便出,亦无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郑公缴遂国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后遂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某又问:「丞相秉轴,首召先生入经筵。命下,士子相庆,以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报罢,莫不惶惑。窃议者云:『先生请早晚入讲筵,人主将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侧。』」曰:「早晚入讲筵,非某之请,是自来如此。然某当时便教久在讲筵,恐亦无益。一日虽是两番入讲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讲过而已,看来亦只是文具。」枅。

  或曰:「今世士大夫不诡随者,亦有五六人。」曰:「此辈在向时,本是阘茸人,不比数底。但今则上面一项真个好人尽屏除了,故这一辈稍稍能不变,便称好人。其实班固九品之中,方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复有矣。」先生因问:「某人如何?」或曰:「也靠不得。」曰:「然。见他写书来,皆不可晓。顷在某处得书来,说学问又如何,资质又如何,读书不长进又如何。某答之云:『不须如何,说话不济事。若资质弱,便放教刚;若过刚,便放教稍柔些;若懒,便放教勤。读论语,便彻头彻尾理会论语;读孟子,便彻头彻尾理会孟子;其它书皆然。此等事,本不用问人,问人只是杭唐日子,不济事。只须低着头去做。若做底,自是不消问人。』这番又得他书,亦不可晓。」或曰:「终是他于利欲之场打不透。欲过这边,却舍彼不得;欲倒向那边,又畏朋友之议。又缘顷被某人抬奖得太正如个舡阁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又推不动。」曰:「然。无一番大水来泛将去,这舡终不动。要之,只是心不勇之故。某尝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甚害事!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后生行脚时,已有六七十人随着他参请。于天下丛林尊宿,无不遍谒,无有可其意者。只闻石霜楚圆之名,不曾得去,遂特地去访他。及到石霜,颇闻其有不可人意处。南大不乐,徘徊山下数日,不肯去见。后来又思量既到此,须一见而决。如是又数日,不得已,随众入室。揭帘欲入,又舍不得拜他。如是者三,遂奋然曰:『为人有疑不决,终非丈夫?』遂揭帘径入。才交谈,便被石霜降下。他这般人立志勇决如此。观其三四揭帘而不肯入,他定不肯诡随人也。广录云:「世上有一种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道不会,不肯问人。昔老南去参慈明时,已有人随他了。它欲入慈明室,数

译近世士大夫中,那些忧国忘家、每谈到国家大事就感愤慷慨的人,只有在赵子直和黄文叔身上才能见到。

赵子直奉命将入蜀,向先生请示,说:“我将入蜀,蜀中也没有什么事可处理。我想请求朝廷,派我到沿淮地区任职,或许可以处理屯田事务。”先生说:“如果是出于朝廷的意思,还恐怕不能完成这件事。如果是自己请求去,那么最后如果有些小事请求不被允许,就难以脱身。比如举荐小吏而不听从他的举荐,或弹劾小吏而不听从他的弹劾,或请求钱米来弥补亏空而不满足他的要求,这该怎么办呢?”

赵子直处理政事都琐碎,看的人都觉得烦闷。他曾经对择之说:“朱丈大概不喜欢我的政事。”可见确实是不喜欢。

有人说赵子直多疑。先生说:“各位且说说人因为什么多疑?”鲁可几说:“只是见识不明罢了。”

赵子直想把奏议分门别类地编排,先生说:“只是按人编排好。”于是谈到旧编的《精义》,按人编排,从头到尾都有意蕴。现在一下子删节,再拆散了,就看不出完整的意思了。

赵子直也可以说是忠臣,但从宗社的大计来说,也有不对的地方,不知道他怎么见先帝!

一天独自侍坐,先生忽然皱眉说:“赵丞相的贬谪命令似乎出自胡纮。”问:“胡纮不知是否认识他?”说:“以前也认识他。这人颇记得文字,在莆阳的政事也好,但听朋友多说他固执任性。”我说:“丞相前日的事,做得都对吗?”说:“也有些不对的地方。”问不对的地方在哪里。说:“您日后自然会明白。”先生又说:“一时正人都已出去,现在朝廷里全没有一个好人!”我说:“郑溥当时起草罢免赵丞相的诏词固然好。以我看来,当时不做就请求出朝,尤为奇特。”说:“也不必如此。但是后来既然迁职之后,就出朝也好。他却不肯出朝,所以可疑。如果说教他不做就出朝,也没有这样的典故。”我说:“比如富郑公缴还遂国夫人的封号,以前何曾有此?自从富公做了,后来就成了惯例。”先生微笑而不答。我又问:“丞相执政,首先召先生入经筵。命令下达,士子们互相庆贺,以为太平可以致。忽然一天报罢,无不惶惑。私下议论的人说:‘先生请求早晚入讲筵,人主将不能忍受,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侧。’”说:“早晚入讲筵,不是我的请求,是向来如此。然而我当时即使教久在讲筵,恐怕也无益。一天虽然是两番入讲筵,文字分明,一一解释注释,也只是讲过而已,看来也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枅。

有人说:“现在士大夫中不阿谀奉承的,也有五六人。”说:“这类人在过去,本是庸碌之人,不算数。但现在上面一项真正的好人全被屏除了,所以这一辈稍稍能不变,便称为好人。其实班固九品之中,只是中下品人。若中中以上,不再有矣。”先生于是问:“某人如何?”有人说:“也靠不住。”说:“对。看他写来的信,都不可理解。前阵在某处得他的信,说学问如何,资质如何,读书不长进如何。我回答说:‘不必如何,说话不济事。如果资质弱,就放教刚;如果过刚,就放教稍柔些;如果懒,就放教勤。读《论语》,就彻头彻尾理会《论语》;读《孟子》,就彻头彻尾理会《孟子》;其它书都如此。这些事,本不用问人,问人只是浪费日子,不济事。只须低着头去做。如果做底,自是不消问人。’这次又得他的信,也不可理解。”有人说:“终究是他于利欲之场打不透。想过这边,却舍彼不得;想倒向那边,又畏朋友之议。又因为前阵被某人抬奖得太正,像个船搁在沙岸上,要上又不得,要下也推不动。”说:“对。没有一番大水来泛将去,这船终不动。总之,只是心不勇的缘故。我常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很害事!比如昔日老南和尚,他年轻时行脚时,已有六七十人随着他参请。对于天下丛林尊宿,无不遍谒,没有可意的。只闻石霜楚圆之名,不曾得去,于是特地去访他。及到石霜,颇闻他有不可人意处。南大不乐,徘徊山下数天,不肯去见。后来又思量既到此,须一见而定。如是又数天,不得已,随众入室。揭帘欲入,又不舍得拜他。如是者三,于是奋然说:‘为人有疑不决,终非丈夫?’于是揭帘径入。才交谈,便被石霜降服。他这般人立志勇决如此。看他三四揭帘而不肯入,他定不肯阿谀奉承人也。《广录》云:‘世上有一种人,心下自不分明,只是怕人说不会,不肯问人。昔老南去参慈明

次欲揭帘入去,又休。末后乃云:『有疑不决,终非大丈夫!』遂入其室。」某尝说,怪不得今日士大夫,是他心里无可作做,无可思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然是只随利欲走。间有务记诵为词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溺,所以个个如此。只缘无所用心,故如此。前辈多有得于佛学,当利害祸福之际而不变者。盖佛氏勇猛精进、清净坚固之说,犹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为外物所移也。若记览词章之学,这般伎俩,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动!」或曰:「某人读书,只是摘奇巧为文章以求富贵耳。」曰:「恁地工夫,也只做得那不好底文章,定无气魄,所以他文字皆困苦。某小年见上一辈,未说如何,个个有气魄,敢担当做事。而今人个个都恁地衰,无气魄,也是气运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气魄,少年被做那时文,都销磨尽了。所以都无精采,做事不成。」

译接着想要掀开帘子进去,又作罢了。最后才说:“心中有疑惑而不能决断,终究算不上大丈夫!”于是进入他的房间。我曾经说过,怪不得如今的士大夫们,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可以致力去做的事,没有可以深思的问题,“整天吃饱了饭,不用心思”,自然只是随着利欲奔走。偶尔有致力于记诵和写文章的人,又不足以挽救他们本心的沉沦陷溺,所以个个都这样。只因为心中没有用力的地方,所以才如此。前辈中多有从佛学中获益,在面临利害祸福的关头而能坚守不变的人。大概是因为佛教中勇猛精进、清净坚固的学说,还足以让人淡泊而有操守,不被外物所动摇。如果是记诵词章这类学问,这样的伎俩,怎么能够挽救他们深陷利欲的泥潭呢!”有人问:“某人读书,只是摘取新奇巧妙的词句来写文章,以求取富贵罢了。”回答说:“这样的功夫,也只能写出那些不好的文章,一定没有气魄,所以他的文字都显得困顿窘迫。我年轻时见过上一辈人,还没说别的,个个都有气魄,敢于担当做事。如今的人个个都这样衰颓,没有气魄,这也是气数使然。如今的秀才即便有些气魄,年轻时被用来写科举应试的文章,也都消磨殆尽了。所以都缺乏神采,做事不能成功。”

彪居正德美记得无限史记,只是不肯说,只要说一般无巴鼻底道理。在南岳说:「『温故而知新』,不是今人所说之故新。故者,性也;新者,心也。温性而知心,故可以为人师。」其说道理如此,然口哓哓不肯已。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三

  本朝七

  盗贼

  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当时也自响应,但未几而哲宗上仙,事体皆变了,所以做得来也没巴鼻。蜀人大故强悍,易反。成都尝有一通判要反,已自与府中都吏客将皆有谋了。不知如何,一婢走出来告云,日逐有官员来议事。帅因下帘,令辨府中人,则皆每日所见合谋者,其事遂败。

  方腊起,向芗林时为小官。言今无策,只有起刘元城陈了翁作相,则心不战而自平。

  伊川尝说,今人都柔了。盖自祖宗以来,多尚宽仁,不曾用大利之属,由此人皆柔软,四方无盗贼。后来靖康时多盗,盖虏难方急,朝廷无暇治之耳。且如绍圣之后,山东河北连年大饥而盗作,也皆随即仆灭。但见长上云,若更迟四五年,虏人不来,盗亦难禁止,盖是饥荒极了。

  方腊之乱,愚民望风响应。其闲聚党劫掠者,皆假窃腊之名字,人人曰「方腊来矣」!所至瓦解。腊之妇红装盛饰,如后妃之象。以镜置胸怀间,就日中行,则光采烂然,竞传以为祥瑞。儒用。

  论及杨公,云:「当时也无甚大贼,不过只是盗贼而已。如李成之徒,也只是劫掠。若无讨,则不过自食人,皆不是做事底。」

  建贼范汝为本无技能,为盗亦非其本心。其叔积中,却素有包藏,阴结徒党,置兵器满仓箱中。其徒劝之举事,每每犹豫,若有所待。有不快于中者,辄火十数家,且杀人,因劫之为首,其人终不肯,但曰:「时未可,我决不能为,汝辈可别推一人为主。」众遂拥戴汝为,势乃猖獗。建之士如欧阳颖士施逵吴琮者,善文章,多材艺,或已登科,皆望风往从之。置伪官,日以萧曹房杜自相标置,以汉祖唐宗颂其功德。汝为愚人,偃然当之。朝廷遣官军来平贼。時秋稼已熟,賊聞官軍且至,放水灌田,又以禾穟相結連,已而決去水。官军至,不谙其山川道路。贼纵之入山,山路险隘,骑卒不能前。贼觉官军已疲困,乃出平原以诱官军。官军出山,争趋田中,既为结穟牵绊,又陷泥淖。贼因四面鏖击之,官军大败。乘胜据建州三年,累降累叛。竟遣韩世忠来,方能剿除之。汝为自缢,尸为众所焚,弗获。初,建人陆棠谢尚有乡曲之誉。陆乃龟山婿。为士人时,极端重,颇似有德器者。贼声言:「使二人来招我,吾降矣。」朝廷遣之。既而贼有二心,乃拘系久之。欧阳辈又说之日益切,因循遂为贼用。贼败,欧阳颖士吴琮先诛死,陆谢施逵以槛车送行在。至中途,逵谓二人曰:「吾辈至,必死。与其戮于市朝,且极痛楚,曷若早自裁?」二人曰:「何可得自死?」逵曰:「易尔。」乃密令人为药三元,小大形色俱相似,一乃无毒者。逵取无毒者服之,余二人服即死。逵既至行在,归罪于二人,理官无所考证,迄从末减,但编置湖南某州,中途又逃去,或为道人,或为行者,或为人典库藏,后迤▯望淮去。有喜其材者,以女妻之。住数月,复北走降虏,改名宜生,登伪科后,擢用甚峻。逆亮将犯淮时,犹为之奉使。比来时,黄尚书通老为馆伴。黄幼与之同笔砚,雅相好,至是不欲见其人,以疾辞。遂改召张子公。宜生犹问子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实对。欲扣虏中事,不可得。因登六和塔,子公领客,宜生先登,亟问之曰:「奉使得无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来。」言方终而介使至,宜生色为之变。既归,即为虏所诛。龙泉尉施庆之乃其族也。尝举宜生十数诗。内入使时题都亭驿诗云:「江梅的砾未全开,老倦无心上将台。人在江南望江北,断鸿声里送潮来。」又按萧闲集注,宜生字朋望,建安浦城人,宣政间为颍川教授,与宗室赵德麟友善。后仕刘豫。豫

译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居住端正,德行美好,记得《史记》等无限多的内容,只是不肯说出来,只肯说一些没有着落、无根底的道理。他在南岳讲学时说:“‘温故而知新’,不是现在的人所说的旧与新。‘故’指的是本性;‘新’指的是心灵。温习本性而通达心灵,所以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他讲道理就是这样,然而嘴上喋喋不休,不肯停止。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三

本朝七

盗贼

蜀地有一位姓赵的教授,因为苏轼、苏辙被贬斥驱逐,借此动摇人心,于是造反。当时各地也自行响应,但不久哲宗皇帝驾崩,局势全都变了,所以他们的行动也没有着落。蜀地的人非常强悍,容易造反。成都曾经有一位通判想要造反,已经和府中的都吏、客将等人都谋划好了。不知怎么,一个婢女走出来告发说,每天都有官员来商议事情。主帅于是放下帘子,让人辨认府中的人,结果都是每天所见到的合谋者,事情于是败露。

方腊起兵时,向芗林当时担任小官。他说现在没有别的策略,只有起用刘元城(刘安世)和陈了翁(陈瓘)担任宰相,那么不用交战,叛乱自然就会平定。

程颐(伊川先生)曾经说,现在的人都变得柔弱了。大概从祖宗以来,大多崇尚宽厚仁爱,不曾使用严酷的大利之政,因此人们都变得柔软,四方没有盗贼。后来靖康年间盗贼很多,是因为敌寇的危难正紧急,朝廷没有闲暇去治理罢了。况且像绍圣年间之后,山东、河北连年大饥荒而盗贼兴起,也都随即被扑灭。只听说长辈说,如果再迟四五年,敌寇不来,盗贼也难以禁止,因为饥荒已经到了极点。

方腊作乱,愚昧的百姓望风响应。其中聚集党羽劫掠的人,都假借窃取方腊的名号,人人都说“方腊来了”!所到之处,官府像瓦器一样瓦解。方腊的妻子穿着华丽的红妆盛饰,像后妃的样子。把镜子放在胸怀间,在日光下行走,光芒灿烂耀眼,人们竞相传说这是祥瑞。儒用。

谈到杨公(杨时),说:“当时也没有什么大贼,不过是盗贼罢了。像李成这类人,也只是劫掠。如果没有讨伐,他们也不过是自相残食,都不是真正做事的人。”

建州的盗贼范汝为本来没有技能,做盗贼也不是他的本心。他的叔叔范积中,却一向有包藏祸心的企图,暗中结集徒党,把兵器装满仓库箱柜中。他的党徒劝范汝为起事,范汝为每每犹豫,好像有所等待。有不顺心的事,就放火烧毁十几户人家,并且杀人,于是劫持范汝为作为首领,范汝为始终不肯,只说:“时机还不成熟,我决不能做,你们可以另外推举一个人做主。”众人于是拥戴范汝为,势力于是猖獗。建州的士人如欧阳颖、施逵、吴琮等人,擅长文章,多才多艺,有的已经登科,都望风前往跟随他。设置伪官,每天用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来自我标榜,用汉高祖、唐太宗来颂扬他们的功德。范汝为是个愚人,安然接受这些。朝廷派遣官军来平定盗贼。当时秋庄稼已经成熟,盗贼听说官军将要到来,放水灌田,又把禾穗相互连接,随后决堤放水。官军到达,不熟悉那里的山川道路。盗贼放纵他们进入山中,山路险峻狭窄,骑兵不能前进。盗贼发觉官军已经疲惫困顿,于是走出平原来引诱官军。官军出山,争着奔向田中,既被连接的禾穗牵绊,又陷入泥沼。盗贼于是四面猛烈攻击,官军大败。乘胜占据建州三年,屡次投降又屡次叛乱。最终派遣韩世忠来,才能剿灭他们。范汝为自缢,尸体被众人焚烧,未能获得。起初,建州人陆棠、谢尚有乡里的声誉。陆棠是龟山先生(杨时)的女婿。做士人时,极其端重,颇似有德行之器。盗贼扬言:“让这两个人来招降我,我就投降了。”朝廷派遣他们。不久盗贼有二心,于是拘禁他们很久。欧阳辈等人劝说他们日益急切,因循拖延,于是被盗贼所用。盗贼败亡,欧阳颖、吴琮先被诛杀,陆棠、谢尚、施逵用囚车送往行在(皇帝所在之地)。到了中途,施逵对两人说:“我们到了,必定会死。与其在街市被杀,受尽痛苦,何不早点自杀?”两人说:“怎么能够自杀?”施逵说:“很容易。”于是秘密让人制作三种药丸,大小形状颜色都相似,其中一种是没有毒的。施逵服用无毒的那种,其余两人服用后立即死亡。施逵到达行在,把罪责归咎于两人,审理官员没有证据考证,最终从轻发落,只把他编管安置在湖南某州,中途又逃走了,有时做道士,有时做行者,有时替人管理仓库,后来渐渐向淮河方向走去。有喜欢他才能的人,把女儿嫁给他。住了几个月,又向北逃跑投降敌寇,改名宜生,考中伪朝科举后,提拔任用非常迅速。金人完颜亮将要侵犯淮河时,还让他担任奉使。等到他来时,黄尚书(黄裳)通老担任馆伴。黄裳年轻时与他同窗读书,向来交好,至此不想见这个人,以生病为由推辞。于是改召张子公。宜生还问张子公:“通老在哪里!”张子公如实回答。想要打听敌寇中的事情,不能得到。于是登上六和塔,张子公带领客人,宜生先登,急忙问他说:“奉使难道没有归葬故乡的念头吗?”宜生说:“一定会来。”话刚说完,敌寇的使者就到,宜生的脸色为之改变。回来后,立即被敌寇诛杀。龙泉尉施庆之是他的族人。曾经举荐宜生十几首诗。入使时题都亭驿诗说:“江梅的砾未全开,老倦无心上将。人在江南望江北,断鸿声里送潮。”又查《萧闲集注》,宜生字朋望,建安浦城人,宣和、政和年间担任颍川教授,与宗室赵德麟交好。后来在刘豫手下做官。刘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