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四十八
适然耳。」又问：「当时若只有微子一人，当如何？」曰：「亦自着去。」吴仁甫问：「夷齐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齐以父命与宗社之重，亦自可立否？」曰：「叔齐却难处。」子升问：「使当时无中子可立，国祀当如何？」曰：「亦须自有宗室等人。」子升问：「令尹子文陈文子之事，集注云：『未知其心果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又其它行事多悖于道理，但许其忠清，而不许其仁。若其心果出于天理之公，而行事又不悖于道，则可以谓之仁否？」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谓之仁。」子升又问：「令尹子文陈文子之事，则原其心而不与其仁；至管仲，则以其功而许其仁，若有可疑。」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没，圣人自许其有仁者之功。且圣人论人，功过自不相掩，功自还功，过自还所谓彼善于此，则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语；若以当时大夫比之，则在所当取。当是之时，楚之势骎骎可畏，治之少缓，则中国皆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本朝赵韩王，若论他自身，煞有不是处。只辅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使圣人当时说管仲无『克、伐、怨、欲』，而一纯于天理之仁，则不可。今亦不过称其『九合诸侯，一正天下』之事耳。」因说：「看文字，不要般递来说。方说这一事未了，又取那一事来比并说。般来愈多，愈理会不得。少间便撰出新奇说话来说将去，元不是真实道理，最不要如此。」
译不过是偶然罢了。」又问：「当时假如只有微子一个人，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也自然会离开。」吴仁甫问：「关于伯夷、叔齐的事，如果伯夷已经逃走，叔齐因为父亲的遗命和宗庙社稷的重任，难道也可以自立吗？」回答说：「叔齐却难以处理。」子升问：「假如当时没有中子可以拥立，国家的祭祀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也一定自有宗室等人。」子升问：「关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的事，集注说：『不知道他们的心是否真的出于天理，而没有私欲。』而且他们其他的行为大多违背道理，只赞许他们的忠诚清廉，却不赞许他们仁。如果他们的心真的出于天理的公正，而且行为又不违背道义，那么可以称他们为仁吗？」回答说：「如果真能这样，也可以称他们为仁。」子升又问：「关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是推究他们的心意而不赞许他们仁；至于管仲，则是因他的功绩而赞许他仁，这似乎有些可疑。」回答说：「管仲的功绩自然不可抹杀，圣人自然赞许他有仁者的功绩。况且圣人评价人，功和过自然互不掩盖，功归功，过归过，所谓‘彼善于此’，是有的。如果把管仲和伊尹、周公相比，固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如果和当时的大夫相比，则是应当选取的。当时，楚国的势力日益壮大令人畏惧，治理稍微迟缓，那么中原各国都会沦为夷狄，所以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就像本朝的赵韩王，如果论他自身，实在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只是他辅佐太祖，安排天下，收回许多藩镇的权力，确立国家二百年的安定，这难道不是仁者的功绩吗！假如圣人当时说管仲没有‘克、伐、怨、欲’，而纯粹是天理之仁，那是不行的。现在也不过是称赞他‘九合诸侯，一正天下’的事迹罢了。」于是说：「看文字，不要辗转引申来说。刚说这一件事还没完，又拿那一件事来比较着说。辗转引申得越多，越弄不明白。稍后就会编造出新奇的言论来说，原本不是真实的道理，最不要这样。」
问：「『三仁』皆出于至诚恻怛之公。若箕子不死而为之奴，何以见恻怛之心？」曰：「箕子与比干心只一般。箕子也尝谏纣，偶不逢纣大怒，不杀他。也不是要为奴，只被纣囚系在此，因徉狂为奴。然亦不须必死于事。盖比干既死，若更死谏也无益，适足长纣杀谏臣之罪，故因得徉狂。然他处此最难，微子去却易，比干则索性死。他在半上半下处，最是难。所以易中特说『箕子之明夷』；『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外虽徉狂，而心却守得定。」寓录云：「寓问：『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诚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纣改行；可见其至诚恻怛处。不知箕子至诚恻怛何以见？』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样心。箕子偶然不冲着纣之怒，自不杀他。然他见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谏，无益于国，徒使人君有杀谏臣之名。就他处此最难，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谏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难处。被他监系在那里，不免徉狂。所以易中特说『箕子之明夷』，可见其难处。故曰：『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外虽狂，心则定也。」
或问：「『比干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尝有此语。莫是它分上大节目处有得，见做得彻头彻尾，与一时一事之仁不同，但未可望圣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齐之仁，亦是此类。各随它分上，或去，或奴，或让底，亦皆可见其终身大体处。」又曰：「诸子之仁虽如此，料得缜密工夫，纯粹体段，未如颜子之仁是从实地上做来。」又曰：「曾子启手足易箦时底心，见得时，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仁、害仁处参之，便见『三仁』、夷齐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尧卿所问管仲之事，亦可见矣。」
观凤一羽，则知五色之备。「三仁」。
柳下惠为士师章
问「柳下惠为士师」。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于和处。」
亚夫问柳下惠三黜。曰：「柳下惠莹然处，皆与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颗宝珠，只常要在水里。柳下惠亦如一宝珠，在水里也得，在泥里也得。」
问：「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虽可以见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个不恭底意思，故记者以孔子两事序于其后。观孔子之事，则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为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说得好，曰：『圣人之行，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虽不比圣人合于中道，然『归洁其身』则有余矣。」问：「『或远或近』，是相去之远近否？」曰：「不然。谓其去人有远近。若伯夷则直是去人远矣！」
齐景公待孔子章
●问：「齐景公待孔子，虽欲『以季孟之闲』，乃以虚礼待之，非举国以听孔子。故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遂行。如齐王欲以孟子为矜式，亦是虚礼，非举国以听孟子。」曰：「固是。」
齐人归女乐章
问：「『齐人归女乐』，季桓子纔受，孔子不安，便行。孔子向来相定公，做得许多事业，亦是季桓子听孔子之所为，方且做得。」曰：「固是。」又曰：「当时若致膰胙，孔子去得更从容。惟其不致，故孔子便行。」
问：「史记载：『鲁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则吾可以止。』设若致膰，则夫子果止否？」曰：「也须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别讨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礼处，圣人但因此且求去尔。」
问：「今欲出来作事，亦须成败有命，无必成之理。」曰：「固是。且如孔子所作，亦须见有必成处。但有小人沮之，则不可乃是天。孔子当时在鲁，全属季桓子。其堕三都，乃是乘其机而为之，亦是难。女乐事，论语所载与史记异。若如论语所载，似太匆遽。鲁是父母之国，君、大夫，岂得不直告之？告之不从而行，亦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轻议，当阙。」
楚狂接舆章
问：
译问：“‘三仁’都出于至诚恻隐的公心。如果箕子不死而沦为奴隶，怎么体现恻隐之心呢？”回答说：“箕子与比干的心是一样的。箕子也曾劝谏纣王，恰好没碰上纣王大怒，所以没杀他。他也不是自愿为奴，只是被纣王囚禁在那里，因而假装疯癫沦为奴隶。然而也不必一定要死在谏诤上。因为比干已经死了，如果再死谏也没有益处，反而足以助长纣王杀害谏臣的罪行，所以得以假装疯癫。然而他处在这种境地最难，微子离去容易，比干索性一死。他在半上不下之间，最是艰难。所以《易经》中特别提到‘箕子之明夷’；‘利于艰难守正，是晦藏其光明的意思。身处内难而能端正其志向。’外表虽然假装疯癫，内心却守得坚定。”寓录记载：“寓问：‘注解说：三人的行为不同，但都出于至诚恻隐之意。’微子离去，是想保存宗庙祭祀；比干赴死，是想让纣王改正行为；可见他们至诚恻隐之处。不知道箕子的至诚恻隐体现在哪里？”回答说：“箕子和比干都是一样心。箕子偶然没撞上纣王的怒气，自然不杀他。然而他看见比干那样死去，如果再死谏，对国家无益，徒然让君主背上杀害谏臣的名声。就他处在这种境地最难，微子离去容易，比干一直劝谏至死，又很干脆。箕子在半上落下之间，最是难处。被他监禁在那里，不免假装疯癫。所以《易经》中特别提到‘箕子之明厄’，可见其难处。所以说：‘利于艰难守正，晦藏其光明。身处内难而能端正其志向，箕子就是这样。’外表虽然疯癫，内心却安定。”
有人问：“‘比干不止是一件事的仁’，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莫非是他在本分上的大节处有所得，做得彻头彻尾，与一时一事的仁不同，只是还望不到圣人的全仁罢了。”回答说：“箕子、微子、伯夷、叔齐的仁，也是这类。各自随其本分，或离去，或为奴，或让位，也都可以看到他们终身的大体。”又说：“诸子的仁虽然如此，料想那缜密的功夫、纯粹的体段，不如颜回的仁是从实地上做出来的。”又说：“曾子在启手足、易箦时的心，见得时，便是曾子的仁。再以求仁、害仁的地方参验，便可见‘三仁’、伯夷叔齐所以保全其心德的原因。而尧卿所问的管仲之事，也可见了。”
看凤凰的一根羽毛，就知道五色具备。“三仁”。
柳下惠为士师章
问“柳下惠为士师”。回答说：“三次被罢免，不是君子所能避免的。但不离去，便是他失于和的地方。”
亚夫问柳下惠三次被罢免。回答说：“柳下惠莹然的地方，都与伯夷一样。伯夷像一颗宝珠，只常要在水里。柳下惠也像一颗宝珠，在水里也行，在泥里也行。”
问：“柳下惠‘以直道事人，到哪里不三次被罢免；以枉道事人，何必离开父母之邦’！虽然可以见到他‘必以其道而不失’，然而也便有个不恭敬的意思，所以记录者把孔子的两件事列在后面。看孔子的事情，就知道柳下惠的事情也未得为中道。”回答说：“也是如此。只是孟子说得好，说：‘圣人的行为，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结到洁身而已。’柳下惠的行为，虽然不比圣人合乎中道，然而‘洁身’则有余了。”问：“‘或远或近’，是相去之远近吗？”回答说：“不是。是说其离开人的远近。如果伯夷则是直是离开人远了！”
齐景公待孔子章
问：“齐景公对待孔子，虽然想‘以季孙、孟孙之间’的待遇，乃是以虚礼待他，并非举国听从孔子。所以说：‘我老了，不能用了。’于是孔子离去。如同齐王想以孟子为矜式，也是虚礼，并非举国听从孟子。”回答说：“固然是这样。”
齐人归女乐章
问：“‘齐人归女乐’，季桓子才接受，孔子不安，便离去。孔子向来辅佐定公，做了许多事业，也是季桓子听从孔子所为，方才做得。”回答说：“固然是这样。”又说：“当时如果致膰胙，孔子离去得更从容。只因不致膰胙，所以孔子便离去。”
问：“史书记载：‘鲁国现在将要郊祭，如果致膰于大夫，那么我可以停止。’假设致膰，那么夫子果真停止吗？”回答说：“也须离去。只是不似这样迅速，必另讨一个事故离去。况且如致膰，也不是大段失礼处，圣人但因此且求离去罢了。”
问：“今欲出来做事，也须成败有命，无必成之理。”回答说：“固然是这样。况且如孔子所作，也须见有必成处。但有小人沮之，则是不可，乃是天意。孔子当时在鲁，全属季桓子。那堕三都，乃是乘其机而为之，也是难。女乐事，《论语》所载与《史记》异。若如《论语》所载，似太匆遽。鲁是父母之国，君主、大夫，岂得不直告之？告之不从而离去，也未晚，今乃去得如此其急。此事未易轻易议论，当阙疑。”
楚狂接舆章
问：
「楚狂接舆等，伊川谓荷莜稍」曰：「以其尚可告语。若接舆，则全不可晓。」问：「当乱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后可以出，其它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执定。『君子之仕，行其义也』，亦不可一向灭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则当去耳。」
译楚狂接舆等人，伊川先生说“荷莜稍”的意思是：“因为这些人还可以和他们讲道理。至于接舆，就完全无法理解他了。”有人问：“在乱世之中，一定要像孔子那样有才能可以救世，然后才出仕，其他人又何必出仕呢？”回答说：“也不必这样固执地认定。‘君子做官，是为了践行道义’，也不可以一直隐居山林、湮没踪迹。然而如果出仕后道义无法施行，那就应当离去。”
子路从而后章
问：「不仕无义。」曰：「仕则可以行其义，不仕则无以行其义，便无这君臣之义了。」又问：「下文所谓『君臣之义』，即是这义否？」曰：「然。」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义，便有进退去就在里。如丈人，直是截断，只见一边。
亚夫问：「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曰：「这时虽大纲做，行不行亦自有小小从违处，所谓义也。如孟子『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之意，不如长沮桀溺之徒，纔见大纲行不得，便去了。」
问：「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末云：『亦非忘义徇禄也。』此『义』字，似有两意。」曰：「如何是有两意？只是一意。纔说义，便是摠去、就都说。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即此是义，非但只说要出仕为义。然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唯是出仕方见得。『不仕无义』，纔说不仕，便都无了这义。圣人忧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得灵公问陈，『明日遂行』；景公『「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季桓子受女乐，『孔子行』，无一而非义。」
亚夫问：「集注云：『谓之义，则事之可否，身之去就，诚有不苟然者。』」曰：「旧时人说此段，只说道合出仕纔仕，便是义。殊不知所谓仕，不是埋头一向只要仕。如孟子说『所就三，所去三』，与『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虽是未尝不欲仕，亦未尝不顾其义之如何。」
逸民章
孔子论逸民，先伯夷。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九
论语三十一
子张篇
执德不弘章
舜功问「执德不弘」。曰：「言其不广也。纔狭隘，则容受不得。不特是不能容人，自家亦自不能容。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见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过，亦不受。从狭隘上生万般病痛。」问：「子张以为『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世间莫更有不好人？」曰：「渠德亦自执，道亦自信，只是不弘不笃，不足倚靠耳。」通老云：「亦有人将此二句于道德上说。」曰：「不然。先儒说『弘』字，多只说一偏。」
执德须弘，不可道已得此道理，不信更有道理。须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已理会，又理会。若只理会得三二分，便谓只消恁地也得；如此者，非是无，只是不弘。故子张云：「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弘，便知道理尽有，自家心下尽有地步，宽阔着得在！
「执德不弘」，弘是深潜玩味之意，不弘是着不得。明道云：「所贵者资。便儇皎厉兮，去道远而！」此说甚好。
亚夫问：「如何是『执德不弘』底样子？」曰：「子贡若只执『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之德，而不闻夫子乐与好礼之说；子路若只执不耻缊袍之德，而不闻夫子『何足以臧』之说，则其志皆未免止于此。盖义理无穷，心体无限。」
信道笃。如何得他信得笃？须是你自去理会始得。而今人固有与他说，他信不笃者。须要你自信始得。
魏才仲问「执德不弘，信道不笃」。曰：「此须着下两句。此两句似若相反。盖弘是广大之意，若『信道不笃』，则容受太广后，随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笃而不弘，则是确信其一说，而或至于不通，故须着下两句。弘笃，犹言弘毅相似。」
问：「『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一章，还合看得否？」曰：「各自是一个病。世固有自执其小善者，然不害其为信道之笃；亦有信道不笃，然却有兼取众善之意者，自不相害也。」
问：「焉能为有，焉能为亡？」曰：「有此人亦不当去声。得是有，无此人亦不当得是无，言皆不足为轻重。」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章
泛交而不择，取祸之道。故子张之言泛交，亦未尝不择。盖初无拒人之心，但其间自有亲疏厚薄尔。和靖非以子张为不择也。镐。
虽小道必有可观章
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
译子路跟随孔子却落后了
问：“不做官是不符合道义的。”回答说：“做官就可以践行道义，不做官就无法践行道义，这样就失去了君臣之间的道义了。”又问：“下文所说的‘君臣之义’，就是这层意思吗？”回答说：“是的。”
“君子出仕，是为了践行道义。”道义，就包含了进退去留的道理。像那位丈人，只是截然割裂，只看到一方面。
亚夫问：“君子出仕，是为了践行道义。”回答说：“这时虽然大体上是在践行，但行与不行也有细微的顺逆之处，这就是所谓的道义。比如孟子所说的‘迎接他恭敬有礼，就靠近他；礼貌衰微，就离开他’的意思，不像长沮、桀溺这些人，才看到大体上行不通，就离开了。”
问：“集注说：‘出仕是为了践行君臣的道义，所以即使知道大道行不通，也不可废弃。’最后说：‘也不是忘记道义而追求俸禄。’这个‘义’字，似乎有两层意思。”回答说：“为什么说有两层意思？只是一层意思。才说到义，就是把去留都包括在内了。道义相合就追随，不合就离开，这就是义，不只是说出仕才是义。然而道义相合就追随，不合就离开，只有在出仕时才能体现出来。‘不做官就没有道义’，才说不做官，这所有的道义就都没有了。圣人忧世之心，本来是急切地想要得到君主来施行大道。到了卫灵公问军事，‘第二天就离开了’；齐景公说‘在季孙、孟孙之间给我俸禄’，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就离开了；季桓子接受女乐，‘孔子也离开了’，没有一件不是符合道义的。”
亚夫问：“集注说：‘称之为义，那么事情的可否，自身的去留，确实有不随便苟且的地方。’”回答说：“以前的人解说这段，只说道义相合才出仕，这就是义。却不知道所谓的出仕，不是埋头一味只想做官。比如孟子说‘有三种情况可以任职，三种情况可以离开’，以及‘孔子有因可行道而任职的，有因受到礼遇而任职的，有因供养百姓而任职的’，虽然不曾不想做官，也不曾不顾及道义如何。”
逸民章
孔子论述逸民，首先提到伯夷。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九
论语三十一
子张篇
执德不弘章
舜功问“执德不弘”。回答说：“是说他的德行不广大。才狭隘，就容纳不了。不只是不能容人，自己也不能容。所以只要有了一点善行，必定自我夸耀；看到别人的善行，必定不高兴；别人告诉他过错，也不接受。从狭隘上生出万般病痛。”问：“子张认为‘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世间难道没有不好的人吗？”回答说：“他的德行也自持，道也自信，只是不广大不笃实，不足以依靠罢了。”通老说：“也有人把这两句在道德上解说。”回答说：“不对。先儒解说‘弘’字，大多只说了一面。”
执持德行必须广大，不能说已经得到了这个道理，不相信还有别的道理。必须是既下了功夫，又下功夫；已经理会了，又理会。如果只理会了三二分，就认为只要这样也就够了；像这样的人，不是没有德行，只是不广大。所以子张说：“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广大，就知道道理无穷无尽，自己心里有广阔的地步，容纳得下！
“执德不弘”，弘是深潜玩味的意思，不弘是容纳不下。明道说：“所珍贵的是资质。如果轻浮刻薄严厉，就离道远了！”这话说得很好。
亚夫问：“什么是‘执德不弘’的样子？”回答说：“子贡如果只执持‘贫穷而不谄媚，富贵而不骄纵’的德行，而不听夫子关于乐于好礼的教诲；子路如果只执持不以粗布袍为耻的德行，而不听夫子‘这怎么算是好’的教诲，那么他们的志向都难免止步于此。因为义理无穷，心体无限。”
信道笃实。怎么让他信得笃实？必须你自己去理会才行。现在的人固然有跟他说了，他信得不笃实的。必须你自己先信才行。
魏才仲问“执德不弘，信道不笃”。回答说：“这里必须连着下面两句看。这两句似乎相反。因为弘是广大的意思，如果‘信道不笃’，那么容纳太广之后，随人奔走，反而不能坚守正道。信道笃实而不广大，则是确信一种说法，以至于不通达，所以必须连着下面两句。弘笃，类似于说弘毅。”
问：“‘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这一章，可以合起来看吗？”回答说：“各自是一种毛病。世间固然有自持小善的人，但这不妨碍他信道笃实；也有信道不笃实，却有兼取众善之意的人，彼此不相妨害。”
问：“怎么能算有，怎么能算无？”回答说：“有这个人也不应当读去声。有他也不算有，没有他也不算无，是说都不足以作为轻重。”
子夏的门人问交友于子张章
泛泛交往而不选择，是招致祸患之道。所以子张所说的泛泛交往，也不是不选择。大概起初没有拒绝别人的心，但其中自有亲疏厚薄罢了。和靖不是认为子张不选择。镐。
虽小道必有可观章
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也是道理，只是小。比如农圃、医卜、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