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一

译钱，钱数又重。催不到者，保正（自己）出之，一番当役，则为之困矣。因此，浙江中部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靠近都城的地方，情况越糟糕。

译胡浩说：“江浙地区的赋税太重。昨天我来时，在路上询问村民，得知这里实际上只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先生说：“我曾听前辈说，福建真是安乐之地。我起初只住在山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等到到了浙东，才知道我的家乡果然是乐土。如今只有汀州完全无法治理，那里屡次遭受盗匪侵扰，逃亡的人很多。遗留下来的产业，好的被大户人家占据，不好的则强迫邻居耕种佃种。邻居无力承受，又纷纷逃亡。所有的田地产业，要么抛荒，要么被隐瞒，都没有着落。此外，官府向百姓征收盐税，年年增加，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官府难以催征，百姓苦于重敛，真是无处容身。太守和通判只贪图丰厚的俸禄，拿到俸禄就满足了，不再顾惜大局，必须由监司出面来处理。我也最近跟应仓说过，不知结果如何。”胡浩说：“要想治理得好，必须让监司到当地设立机构，彻底整顿一番，直到看清底细才能罢休。”先生击节赞叹说：“这是极其切中要害的言论！我的见解正是如此。”

黄仁卿将要去乐安担任知县，谈到均平税钱的问题，说：“现在人们说‘税不出乡’。其实，赋税有轻有重，怎么能不出乡呢？如果能让税不出州，或许还能说得稍微均平一些。”先生说：“‘税不出乡’，只是古人一时之间找到这种说法，用来防范一时的弊端。如今耳中听到，却把它当作重大的理论。但仅仅均平税钱，也不够，必须同时均平税物才行。比如福州纳税，一钱可以抵这里十钱，现在就必须还要均平那些税物。”又说：“以前在漳州，见到有退税的情况，不是一次性退完；比如春天退了税后，秋天又要退苗税，却不知道其他郡县是怎样的。但终究是因为名目繁多，才造成这样。据我的说法，只让有田的人缴纳米，有地的人缴纳绢，只设两种税钞；官府也只设一个粮仓和一个绢场。这样，百姓和官府都没有那么多劳扰。”又说：“每三十年进行一次经界（土地清丈）才好。”又说：“元稹的均田图可惜没有见到！如今传下来的考证，只有两篇疏奏，却没有那张图。然而周世宗一见就喜欢，想要推行，可见那张图确实很好。我曾看到陆宣公奏议后面谈到口分田、世业田，其细节详尽无遗，古人真是如此用心！如今的人如果看到均田图，只会把它当作乡司的职事来看，一定不会当作书来读。如今哪里还有像陆宣公那样的秀才呢！”又说：“林勋的《本政书》每乡开具若干字号的田地，田下注明人的姓名，以田为母，以人为子，说得非常好。”

杨通老来拜见，谈到缴纳米粮的事。先生说：“如今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向百姓征收，监司知道后应当禁止，却还要分一杯羹！这是什么道理！”又谈到广西的盐政，说：“那方法也不严密。比如规定六斤盐不得超过一百钱，不知道在远离海的地方，搬运担运的费用很重。这是许行的主张。但应当任由它自由流通，随其所向，那么价格自然就会平衡。天下的事物之所以可以权衡，正是因为轻重不同。如今一定其价格，怎么能不产生弊端！”又谈到汀州盗匪只有四十人，却调动泉州、福建三州的兵力；边境没有盗匪，必须让汀州知州分析情况。先生说：“刚做从官不带职衔外出，就把这事当作欠缺；看见风吹草动，就喜欢做事，不顾义理，只是选择利多害少的事情去做。如今士大夫都有这种毛病。”

曾经说执政者应当顺应五行，修治五事，来安抚百姓。如果说在凶荒之后进行赈济，纵然措置得当，所惠及的也浅薄，终究不能解决问题。赈济百姓。

如今赈济的事，利占七成而害占三成，就应当冒着三成的害，来保全七成的利。不然，必定想要周全，恐怕连所谓的利也失去了！

“余正甫说的时候，说得非常好，虽然有智者为之谋划，也超不出这个范围。然而所说的救荒赈济的意思固然好，但上面取出的数额，不节制是不行的。”直卿说：“制度虽然只是这个制度，使用它也在乎其人。比如籴米赈饥，这固然是对的。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做这件事也会有不及事之患。”先生说：“是的。”

赈济的策略，起初应当把握大纲；比如抄录人口之类，也暂且等待他们抄录上来如何。如果不实，有人诉讼，然后或增加或减少，再惩罚官吏。一涉及细碎，就生出毛病。屯田也是如此，暂且处理大处。像薛士龙等人都有固定的格式，细细碎碎，都在我手中，尚且可以。只要一出使委托别人，怎么能办得好！又这种事，必须是上下一心才能推行。

直卿说：“辛幼安任湖南安抚使时，赈济的榜文只用八个字，说：‘劫禾者斩！闭粜者配！’”先生说：“这就可见他有才能。这八个字，如果做成两榜，就会乱说。”又说：“总之，这只是粗疏的法令。”

李寿翁启请要把义仓移到乡下，让主簿、县尉每月巡视一次，县丞每三个月巡视一次。先生说：“这样，县丞、主簿、县尉只办理这件事也不够，都没有精力处理其他事了。又每月官员出来骚扰乡民一次，也是行不通的。”后来朝廷写下一卷常平法下来，也不说是行得行不得，只是罢休了。又有一个官员，要让各县试

译如果错过了，才来参加考试。先生说：“比如福州有十二个县，现在只在一个地方有弊端；如果每个地方都去考试，却会有十二个地方的弊端！”

译如今没有比役法更完备的，也没有比役法更弊端的。役使百姓。

问：“差役和雇役哪种更方便？”回答说：“两者各有得失。现在人们说雇役方便的，是指不骚扰纳税的人；然而聚集那些没有固定住所的游民在那里，又常常惹出祸端。说差役方便的，是指纳税的人自己顾惜爱惜；然而那些被差派服役的人，大多有破家荡产的祸患。这是因为既然让他们担任衙前，不久仓库、厨房都让他们管理，就要自己准备这些物品，来供应官员，非常不方便。祖宗时代却有坊场、河渡的收入来弥补，这叫做‘优重’。”

于是谈论役法，说：“差役法很好。晁以道曾经有奏札，论述差役有十大好处。”

“彭仲刚的儿子彭复担任台州临海县令，处理役法非常好。朝廷筹划役法，看怎么筹划，终究是不公平的。比如乡有宽狭之分，宽乡富家多，狭乡富家少；狭窄乡的富家勉强自足，一旦被征发服役，没有不破家荡产的，极其可怜！彭复计算全县有几个乡，乡有宽狭，某乡富家多，某乡富家少，就把富家平均分配给两个乡，让它们均平。如果有不均的地方，就根据道路远近分割补充，让它们恰好合适，人们觉得非常方便。”有人说：“恐怕会引起人们的怨恨。”回答说：“不会怨恨。因为他的公心向来取信于民，百姓自然乐意；虽然这不是法令所能做到的，但既然适合百姓，最终也无法改变。又有地方利于担任保正，而不利于担任保长。因为保长催缴赋税，骚扰非常多。我在绍兴时，有人申诉不肯做保长，不久却通知愿意做保正，我非常赞赏他，认为他是舍弃容易的而选择困难的。等到询问当地人，却说保长比保正难。又有通知想要做保长的，因为其中有所获利。各地风俗不同，看来只用加倍的方法：如果产钱达到一定数额，应当担任保正；另外计算其余财产多少，应当担任保长；如果产钱加倍多，就必须两番担任保正。这样，就没有争执。另外，催税的方法，以前看见崇安县的赵县令派人分发由子（税单），分为几个期限，让百姓按期限到厅堂来缴纳，非常不骚扰。等到经过隆兴府，看见帅司命令各县分发由子催税，却规定十个期限。县里只委托给吏员，这时饥饿的百姓非常痛苦，任凭吏员索取。有的所欠只有七百文，却限定十个期限，每个期限自己给吏员一百文；有的想一次性缴纳，吏员又以违限拒绝；有的所欠不满一千文，而赶期限给吏员的钱，已经超过一千了。那种骚扰不可言说。所以做官难，如果不通晓各地的风俗人情真伪，怎么能应付得了！”

李丈问：“保正可以废除吗？”回答说：“这个怎么能够废除？只要处理得当不骚扰百姓就可以了。”问：“这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吗？”回答说：“保正自古就有，只是所管辖的人户数有限。现在只论都，人数不等，但这也不关乎人数多少。如果不骚扰，即使管辖千百家，也不觉得劳苦；如果重重困迫，即使二十家也承受不了。”

于是谈论保伍法，有人说：“这确实是急务。”回答说：“确实如此。先王的比闾保伍之法，就是这种方法，都是从这里做起的，所谓的‘分数’就是如此。兵书说：‘统御众人有多寡之分，关键在于分数。’看统驭多少人，只是分数明确，所以不乱。王安石锐意想要推行保伍法，以去除天下坐食俸禄的士兵，不曾做成。范仲达名如璋，是太史的弟弟。担任袁州万载县令，推行保伍法极好。自古以来谈论保伍法，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这个人有心力，推行得非常整肃；即使有奸细，也没有容身之处。每当有可疑且没有固定行止的人，保伍不敢收留，互相传送至县里，县里查验他没有其他问题，才让传送到境外。直到任期结束，没有一个寇盗。以前张定叟担任袁州知州，托他讯问，那方法已经失传，偶然有一个县吏略记大概。”

我保甲草中所说的县郭四门外设置隅官四人，这最紧要，因为这是为了防卫县郭以控制变故，县里有官府、狱讼、仓库等，必须四面有防卫才行。一个隅官，必须各管辖十来里才可以；各乡则只设置弹压之类，不再设置隅官；暗中寓含大小相互制约的意思在其中。另外，后面“子弟”一段，必须用心处理。这些子弟，真正要使用他们，不是其他泛泛之辈可比。必须另有提拔奖赏来激励劝勉他们，才可以。这类事情难处理，必须让他们严密没有一丝缝隙，才可以。

“归正人”，原本是中原人，后来陷落敌国后又回归中原，是从邪归于正。“归明人”，原本不是中原人，是徭洞的人来归附中原，是从暗归于明。比如西夏人归附中国，也称为“归明”。

谈论财赋

现在朝廷的财赋不统一，分成两三项，所以财力匮乏。比如各路总领赡养军队的钱，凡是各路财赋收入中归总领的，户部不能参与。其他的归户部，户部又没有完全得到。凡是天下名目好听、容易征收、数量多的钱，都归入内藏库、封桩库，只留下名目极不好、极难征收的，才归户部。所以户部所得的，都是

译这些钱财是通过枷锁、棍棒拷打逼取来的，所以户部的财政愈发匮乏。封桩库和内藏库，在孝宗时期因为锐意恢复中原，所以爱惜这笔钱，不肯随意使用。偶尔想要支取，有关部门便上奏谏阻，孝宗随即醒悟而停止。到了今天，用来供给额外开支的钱财已经没有了。现在的户部和内藏库，就像汉代的大司农和少府的钱财一样。大司农掌管的是国家日常的费用；少府掌管的是君主的私用钱财。

译如今的户部，只是按时筹措一些钱粮来拨付京城军马等费用。如果不够，又借出内藏库的钱来充数。凡是天下的财赋到达，就分别多少进入内库，多少进入各处，多少进入户部。王宣子担任户部尚书时，曾去整理这些事务。虞并甫不高兴，罢免了他。

于是致道说国家财用损耗枯竭，某人曾记得，在朝的文臣每月总共支用几万贯，武臣及内侍等人支用五六十万贯。说：“唐初的节度使都是临阵对敌，平定祸乱，所以得到这个官职。如今沿袭唐代的旧制，而节度使的名号不废除，都安居闲食，安然接受节度使的厚禄，岂不是没有意义！听说蔡京当政时，曾想废除这个名号。”

宗室的俸禄供养，一年比一年多。再过四五十年的光景，拿什么来承担？事情到了极点必然会有变故。比如宗室生下孩子，就有孤遗的请给。当初设立这条规定，只是为了那些贫穷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哪里曾想到要像这样广泛涉及！

于是说到宗室繁盛，说：“从前在漳州，因为寿康登极的恩赐，宗室重新考试授官，一天之间，授官的共有六十多人。州郡突然增加这么多俸禄供养，几乎无法支付。朝廷不考虑长远，宗室日益繁盛，成为州郡的祸患，所以现在已经有几个州郡财政崩溃了。因为宗室领取的俸禄浩大，实在是孤遗请给太多，比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就要用十份孤遗请给；子孙多的，就宁愿不授官。因为授官，那么他子孙孤遗的俸禄就都停止了，而一个官的俸禄，反而不如众多孤遗分得的俸禄多。按法律规定，宗室没有依靠的，才能请领孤遗俸，有依靠的不得请领。有依靠，是指他的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靠，而不至于困乏。现在却有伯叔兄弟做官的，反而凭借权势来请领孤遗俸；而真正孤遗无依靠的反而难以请领，因为他们没有援助，而州郡阻挠压制他们。不知道当初立法怎么会有这么多不公之处！比如宗室丁忧，依旧请领俸禄；宗室选人等待缺额，也有俸禄供养；恩赐也太重了。朝廷更不考虑长远，将来成为州郡的祸害没有穷尽。比如汉代的制度：宗室只有天子的儿子，才分封土地而称王；王的儿子，嫡子一人继承王位，庶子都封侯；侯只有嫡子继承侯位，而他的其他儿子都没有封爵。所以几代之后，都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他们的势力无法自给，就不免亲自从事农耕。比如光武帝年轻时自己贩卖米，就是这样。漳州、泉州宗室最多。南外、西外宗室，在那里的宫中不能容纳，就都出居在外。”于是问西外、南外。说：“徽宗因为宗室众多，京城不能容纳，所以命令秦王位下的子孙出居西京，称为‘西外’；太祖位下的子孙出居南京，称为‘南外’。等到靖康之乱，遭受敌人杀戮掳掠之后，能够渡江保全的，高宗也派遣州郡收拾。于是都分别安置在福州、泉州，依旧分别太祖、秦王位下而居住。居住在京城的，都是太宗以下的子孙。太宗子孙当时世次不远，都有缌麻服，所以都居住在京城。而太宗以下，又自己分为两等，濮园宗室尤其亲近，因为濮邸比那又近两辈。濮园的亲近，所谓‘南班宗室’就是。近年如赵不流之类都是南班，他们的恩礼又优厚。所以濮园位下女子嫁人的，她的丈夫都有官职。”于是说：“京城被攻破时，黄唐传担任宗正官，把宗室簿籍献给敌人，敌人依照簿籍搜索，没有一个人能逃匿。又，徽宗、渊圣诸子，都是宦官指名索取，也没有一个人能免的，说起来痛心！敌人刚攻破京城时，只见来索取近上宠幸用事的宦官数人；人们莫测其意，只怀疑他们想效仿这里设置官职，依照宫闱间的事罢了。原来是叫去询问诸王诸公主在哪里，宫人有几位，诸王有几位，两宫各有几个，以及宫中宝玉的收藏各有几处。宦官一一回答，稍微不敢隐瞒。那些有宫中秘藏宝玉之物，外人不知道的，敌人都来索取，都是宦官教他们的。刚搜捕诸王宗室时，吴革向孙傅献议，想藏匿渊圣的儿子，年龄十岁左右，以延续赵氏祭祀，而取外人一个儿子相貌年龄相似的，杀了他献给敌人，说皇子出合，被众人争夺践踏而死。孙傅不敢承担，终究不敢做，只得两手交付，没有一个骨肉能免的，可痛！”问：“吴革当时结连义兵，想夺回二圣，被范琼诱杀。不知道当时如果从中起事，能有成效吗？”说：“也做不成，大势已去！古人说：‘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岂不是这样？只这里才稍微放松，最终就有此祸，能不栗栗危惧！从古以来就是这样。比如唐高祖太宗的子孙被武后杀尽，其间不绝如缕。唐明皇奔迸流离，他的子孙都饿死，中间经历几番祸乱，杀戮无遗，悲哀啊！”

有人议论会子的弊端。说：“这东西轻了，是诱人进入死地。如果是一片白纸，也值一钱。而现在要革除它的弊端，必须从头整理才行。”

有人想让铜钱流通到淮河

译先生却深以为然并非如此。他说：“东南地区的铜钱已经非常稀少，而损耗铜钱的途径又多种多样。私自铸造铜器的人，动不动就毁掉四五缗铜钱。这仅仅是我家乡旧有的情况，想必其他地方更为严重。再加上海船外泄，海船高大，大多用货物覆盖在上面，船内却全部装载铜钱，转运到外国。朝廷虽然设置官员禁止，哪里能检查得出来！那些不廉洁的官吏反而以此谋取私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淮河流域的偷漏，监官清点查验税物，只要多缴纳几文钱，他们就不再过问。铜钱经过那里极为有利可图，六七百文就能换得一匹好绢。如果再不禁止，谁不愿意带过去？又听说进入四川使用，如果放任铜钱流入川蜀，那么偷漏的途径就更多了。”

译讨论淮西铁钱和交子的问题，先生说：“交子本来是用来代替铜钱的，如今朝廷只把它当作纸张看待。现在必须规定：铜钱和交子不能在淮西使用，铁钱和交子不能在江南使用。另外，江南的官府应当设立兑换场所，将铜钱和交子兑换开来，这样交子才能流通。”

“对于两淮的铁钱和交子，与其在现在无法通行的地方强行推行，不如禁止行在（朝廷所在地）的会子过江，只专门命令使用交子。如果淮西的人要过江做买卖，江南自然会有人收购交子，这样就能兑换成铜钱。或者，朝廷拿出数万贯钱在江南收购交子，然后运到淮南，自然就能流通。”必大说：“不许行在的会子过淮，这恐怕难以禁止。”先生认为他说得对。必大接着说：“铁钱之所以轻贱，也是因为多年铸造过多，而且只在淮上十几个郡使用，所以导致它越来越贬值。”先生于是说：“古代只有在灾荒年份才铸造钱币。《周礼》所说的‘国家遭遇凶荒、瘟疫、丧事，则市场免税并铸造钱币’，既可以借此来救济饥民，又可以调节物价的轻重。大抵古人是因为钱币短缺，才铸造新钱来补充。现在淮上也可以暂时停止铸造几年，等到情况好转后再铸造。”第二年，臣僚请求停止在舒州、蕲州铸钱。

福建下属四州的盐法实行分税制，上面四州则实行官卖。浙东绍兴四州靠海，也应该像福建下属四州那样实行分税制，但却实行官卖，所以这种制度弊端很多。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十二

朱子九

论官

周朝没有设置三公的官职，只是由冢宰以下的六卿来担任。周公曾经以冢宰兼任太师，在《顾命》篇中一同召见的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注解说这六人就是六卿，“称公就是三公了”。

有人问：“汉朝的三公官职与周朝的制度不同，为什么呢？”先生说：“汉朝初年没有看到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中《周官》一篇关于太师、太傅、太保作为三公的说法。有的记录说：‘自从古文《尚书》出土后，才有了《周官》篇。伏生口授的二十五篇中没有《周官》，所以汉朝只设置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而没有周朝的三公、三少，大概是因为没有看到古文《尚书》。’只看到伏生口授的《牧誓》《立政》篇中提到的司徒、司马、司空，就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三公而设置。我按：‘汉高后元年，初次设置少傅。平帝元始元年，又设置太保、太师。然而当时所建立的三公，实际上是司徒、司马、司空，并不是指太师、太傅、太保。只是因为根据字义，认为他们有师、保的职责，所以也非常尊崇他们，地位在三公之上。东汉称为上公，后世改为三师，都是这个意思。假如西汉时能明确看到《周官》，有所依据，一定不会如此错乱。’又按：《汉书·百官表》中却说：‘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又说：‘有人说司马主管天，司徒主管人，司空主管土，这就是三公。’这种说法与《周官》相合的，难道是孔氏书所说的‘传给子孙以留给后代’，到这时私下有所传授，所以班固得以记载吗？还是仅仅习惯于听到这种说法而没有加以裁定，所以两种说法都保留而不废除呢？古文《尚书》直到东晋时因为内史梅颐才开始流行于世。东晋之前，如扬雄认为《酒诰》是虚谈，赵岐、杜预认为《说命》《皋陶谟》等篇是逸书，这就是证据。古代，诸侯国只能设置司徒、司马、司空三卿。只有天子，才能设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记载的，周朝当时还是诸侯，所以是侯国的制度。《周官》所记载的，是在成王时期，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师道辅佐天子，本来是加官。周公以太师兼任冢宰，召公以太保兼任宗伯，是以加官兼任宰相的职责。上面几句话怀疑有不够圆满的地方。后世官职更加混乱，现在竟然把三公、三孤的官职，当作阶官、贴职之类，不再有师保的职责，论道经邦的责任了。以前还是文臣中有勋德重望的人才能被授予，因为他们有辅教天子的名义。后世有的由诸王担任，有的由武臣担任，既然是天子的儿子和武臣，怎么可以担任师保的责任呢？错误谬误沿袭，不再纠正。祖宗的法度，授予三孤、三公必须建节；有的记录说：‘现在加授三公，又必须加授节度使。朝廷又非常吝惜节度使，因为节度使每月领取俸禄一千多缗，所以不轻易授予人。本朝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杜衍诸公想要加授三公、三少，必须建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加授检校太子少保、少师之类，然后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既然授予开府，然后授予三孤、三公。南渡以来，如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武臣还是如此。现在却不是这样，既然建节后，就跳过检校，直接授予开府，直到三孤、三公。有的记录说：‘‘有的跳过开府，直接加授三公、三少的也有。’又说：‘检校开府以上，荫庇子弟就能得到文官。文臣担任枢密直学士的，荫庇子弟反而得到武官。如富弼家的子弟有担任武官的，就是这样。五代以武臣担任枢密使，武臣有的不识字，所以设置枢密直学士，让文臣辅佐他，所以奏请荫庇的子弟都得到武官，本朝沿袭而不废除。文官从金紫转特进开府，然后加授三公、三少，如富弼、韩琦诸公就是这样。本朝设置三太、三少，而没有司徒、司马、司空这三公。然而韩琦、杜衍诸公曾兼任司徒、司空，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