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七
「性相近」，是通善恶智愚说；「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悬绝者说。
问：「『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书中谓『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圣，则有之。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学。」又问：「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说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问：「『虽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个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问此章。曰：「此所谓性，亦指气质之性而言。『性习远近』与『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盖习与性成而至于相远，则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虽至恶之人，一日而能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夫岂有终不可移之理！当从伊川之说，所谓『虽强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先生问木之：「前日所说气质之性，理会得未？」对曰：「虽知其说，终是胸中未见得通透。兼集注『上智下愚』章，先生与程子说，未理会得合处。」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圣人所说之意。圣人所言，各有地头。孔子说『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气质，实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说道变得！所以谓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这便是气质之性。孔子说得都浑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说到七分，不说到底；孟子却只说得性善：其所言地头各自不同。正如今吃茶相似，有吃得尽底，有吃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牵合，便成穿凿去。」
问：「集注谓『气质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复举程子『无不可移』之说，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说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尧舜之不可为桀纣，桀纣之不可使为尧舜。夫子说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说，须知其异而不害其为同。」因说：「气化有不可晓之事。但终未理会得透，不能无疑。释氏之学，只是定静，少间亦自有明识处。」或问：「他有灵怪处，是如何？」曰：「多是真伪相杂。人都贪财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贪财，不好色，不重死生，这般处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钵，说移不动底，这只是胡说。果然如此，何不鸣鼓集众，白昼发去？却夜间发去做甚么？」曰：「如今贤者都信他向上底说，下愚人都信他祸福之说。」曰：「最苦是世间所谓聪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说，说到神妙处。如王介甫苏东坡，一世所尊尚，且为之推波助澜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间把得论定，犹可耳。」
子之武城章
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曰「『君子学道』，是晓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干称父，坤称母』底道理，方能爱人。『小人学道』，不过晓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公山弗扰章
夫子曰：「吾其为东周乎！」兴东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东周。然苟有用我者，亦是天命如何尔。圣人胸中自有处置，非可执定本以议之也。
问：「『吾其为东周乎！』使圣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齐鲁东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这里做。」又问：「其如周何？」曰：「这般处难说，只看挨到临时事势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个响合处，也自不由圣人了。使周家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岂不贤于赧王之自献其邑而灭亡乎！」问：「孔子犹说着周，至孟子则都不说了。」曰：「然。只是当时六国如此强盛，各自抬举得个身己如此大了，势均力敌，如何地做！不知孟子柰何得下，柰何不下？想得也须减一两个，方做得。看来六国若不是秦始皇出来从头打迭一番，做甚合杀！」问：「王者虽曰不『杀一不辜，行一不义』，事势到不得已处，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灭国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唤做『杀不辜，行不义』。我这里方行仁义之师，救民于水火之中，你
译“性相近”是从善恶智愚整体而言；“上智、下愚”是从中挑出差距悬殊的人而言。
问：“‘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书中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又有能改变的，怎么解释？”回答说：“上智、下愚是不变的。像狂人变成圣人，是有的。既然是圣人，绝不会变成狂人。这只是说人不可不学习。”又问：“有人说：‘是人自己不变罢了。’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也不对。有一类下愚的人，确实有不可改变的。”问：“‘虽愚必明’，又是怎么回事？”回答说：“那是指做怎样的次第工夫：‘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一百次去做；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一千次去做。’”
问这一章。回答说：“这里所说的性，也是指气质之性而言。‘性习远近’与‘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是衍文。因为习与性成而至于相远，那么本来就有不可改变的道理。然而人性本善，即使是极恶的人，一天能行善，就是一天的善人，难道有最终不可改变的道理吗！应当采纳伊川的说法，所谓‘即使强戾如商辛那样的人，也有可改变的道理’就是如此。”
先生问木之：“前日所说的气质之性，你理解了吗？”回答说：“虽然知道这个说法，终究心中未能透彻明白。加上集注中‘上智下愚’这一章，先生与程子的说法，没能理解到契合之处。”先生说：“就是不要一味追求它们的契合，且看圣人所说的本意。圣人的言论，各有其适用的范围。孔子说从‘相近’到‘不移’，便定论为不可改变了。人的气质，确实有这样的人，怎么能一定说能改变呢！所以称为下愚。而他之所以达到这种下愚的地步，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气质之性。孔子说得浑然完整；伊川那一段，却只说到七分，没有说透；孟子却只说得性善：他们所讲的范围各自不同。正如今日喝茶一样，有喝得尽的，有喝得多的、少的。一定要去牵强附会，便成了穿凿附会。”
问：“集注说‘气质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改变的’，又举出程子‘无不可改变’的说法，似乎不相合。”回答说：“且看孔子所说的。如今确实有不可改变的人，如尧舜不可能变成桀纣，桀纣不可能使变成尧舜。夫子所说的只是如此，伊川却又推演他的说法，须知它们不同而不妨害其相同。”接着说：“气化有不可理解的事。但终究没能理解透彻，不能没有疑问。释氏之学，只是定静，稍后也自有明识之处。”有人问：“他们有灵怪之处，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多是真伪混杂。人都贪财好色，都看重死生。却被他们不贪财，不好色，不看重死生，这些地方也可以降服鬼神。如六祖衣钵，说移动不动的，这只是胡说。果然如此，何不鸣鼓集合众人，白天出发？却夜间出发去做什么？”回答说：“如今贤者都信他们向上的说法，下愚的人都信他们祸福的说法。”回答说：“最苦的是世间所谓聪明的人，却去推演他们的说法，说到神妙之处。如王介甫、苏东坡，一世所尊崇，且为之推波助澜很多。如今若能在士大夫间把论定，还可以罢了。”
子之武城章
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回答说：“‘君子学道’，是懂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干称父，坤称母’的道理，才能爱人。‘小人学道’，不过懂得孝悌忠信而已，所以容易使唤。”
公山弗扰章
夫子说：“我大概要在东方复兴周道吧！”兴起东周的治道。孔子的志向在于东周。然而如果有用我的人，也是天命如何罢了。圣人胸中自有处置，不可执定本来以议论它。
问：“‘吾其为东周乎！’假如圣人得行其志，只是从齐鲁东方做起吗？”回答说：“也只能从这里做起。”又问：“那周朝怎么办？”回答说：“这种地方难说，只看临到当时事势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个响应的地方，也自然不由圣人了。假如周家修其礼制，作王室的宾客，难道不比赧王自献其邑而灭亡更贤吗！”问：“孔子还说着周，到孟子则都不说了。”回答说：“是的。只是当时六国如此强盛，各自抬高自己如此大了，势均力敌，怎么做得！不知孟子怎么下得去，怎么下不去？想来也须减一两个，方做得。看来六国如果不是秦始皇出来从头收拾一番，做什么合杀！”问：“王者虽说不‘杀一不辜，行一不义’，事势到不得已处，也只得如此做。”回答说：“是的。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武
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圣人做处如此，到得后来，都不如此了。如刘先主不取刘琮而取刘璋，更不成举措。当初刘琮孱弱，为曹操夺而取之。若乘此时，明刘琮之孱弱，将为曹操所图，起而取之，岂不正当！到得临了，却淬淬地去取刘璋，全不光明了。当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荆州，他却不从。」或曰：「终是先主规模不大，索性或进或退，所以终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杀诸盗，如窦建德，犹自得而杀之。惟不杀王世充，后却密使人杀之，便不成举措。盖当初王世充立越王于东都，高祖立代王于关中，皆是叛炀帝，立少主以辅之。事体一般，故高祖负愧而不敢明杀世充也。此最好笑！负些子曲了，更抬头不起。」又曰：「汉高祖之起，与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无愧；唐却是为隋之官，因其资而取之，所以负愧也。要之，自秦汉而下，须用作两节看。如太宗，都莫看他初起一节，只取他济世安民之志，他这意思又却多。若要检点他初起时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义理看太宗，更无三两分人！」曰：「然。」
译如果抗拒不服从，怎么能不讨伐呢？圣人当初的做法是这样，但到了后来，却都不这样做了。比如刘备不夺取刘琮的地盘而夺取刘璋的地盘，这完全算不上是得体的举措。当初刘琮软弱无能，被曹操夺取了地盘。如果趁着这个时候，明确指出刘琮的软弱无能，以及他将被曹操图谋的危险，起兵夺取他的地盘，难道不是正当的吗？但到了最后，却偷偷摸摸地去夺取刘璋的地盘，完全不明不白。当初诸葛亮就是教他先夺取荆州，他却不听从。」有人问：「终究是刘备的格局不大，索性要么进要么退，所以最终做事不成。」回答说：「是的。」又有人说：「唐太宗诛杀各路盗贼，比如窦建德，还是自己抓获后杀掉的。唯独没有杀掉王世充，后来却秘密派人杀了他，这便算不上是得体的举措。大概当初王世充在东都拥立越王，高祖在关中拥立代王，都是背叛隋炀帝，拥立少主来辅佐他。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高祖感到惭愧而不敢公开杀掉王世充。这真是最好笑的事情！背负了一点理亏，就再也抬不起头来。」又有人说：「汉高祖的起兵，与唐太宗的起兵不同，高祖是从平民百姓起兵夺取秦朝，所以没有愧疚；唐太宗却是作为隋朝的官员，凭借隋朝的基业而夺取天下，所以感到愧疚。总之，从秦汉以后，必须分作两段来看。比如唐太宗，都不要看他起兵初期的那一段，只取他济世安民的志向，他这方面的意思倒是很多。如果要检点他起兵初期的事情，那就完全看不通了。」有人问：「如果用义理来衡量唐太宗，恐怕没有两三分人比他更差了！」回答说：「是的。」
问：「诸家皆言不为东周。集注却言『兴周道于东方』，何如？」曰：「这是古注如此说。『其』字，『乎』字，只是闲字。只是有用我者，我便也要做些小事，如释氏言『竿木随身，逢场作戏』相似。那处是有不为东周底意？这与『二十年之后，吴其为沼乎』辞语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转？文字须宽看，仔细玩味，方见得圣人语言。如『小人之中庸』，分明这一句是解上文。人见他偶然脱一个『反』字，便恁地硬说去，小人中庸做小人自为中庸，下面文势且直解两句。未有那自以为中庸底意，亦何必恁地翻转。」
问：「公山弗扰果能用夫子，夫子果往从之，亦不过劝得他改过自新，舍逆从顺而已，亦如何能兴得周道？」曰：「便是理会不得。」良久，却曰：「圣人自不可测。且是时名分亦未定，若谓公山弗扰既为季氏臣，不当畔季氏，所谓『改过』者，不过令其臣顺季氏而已。此只是常法，圣人须别有措置。」问：「如此，则必大有所更张否？」曰：「圣人做时，须惊天动地。然卒于不往者，亦料其做不得尔。夫子为鲁司寇，齐人来归女乐，夫子便行。以人情论之，夫子何不略说令分晓？却只默默而去，此亦不可晓处。且说齐人归女乐，夫子所以便行者，何也？说论语者谓，受女乐则必怠于政事。然以史记观之，又以夫子惧其谗毁而去，如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鲁仲连论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处梁之宫，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当时列国多此等事，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又曰：「夫子堕三都，亦是瞒着三家了做。如季氏已堕术中，及围成，公敛处父不肯，曰：『若无成，是无孟氏也！』遂连季氏唤醒，夫子亦便休。且说圣人处事，何故亦有做不成者？」必大以「夫子之得邦家」为对。曰：「有土有民，便伸缩在我。若靠他人，则只是羇旅之臣。若不见信用，便只得缩手而退。」又曰：「阳虎云：『吾欲张公室也。』人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此是当时一种议论。」人杰录颇异，别出。
伯丰问：「夫子欲从公山之召，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何？」曰：「理会不得，便是不可测度处。」人杰问：「堕三都事，费郈已堕，而成不可堕，是不用夫子至于此否？」曰：「既不用，却何故围成？当时夫子行事，季孙三月不违，则费郈之堕，出于不意。及公敛处父不肯堕成，次第唤醒了叔季二家，便做这事不成。又齐人以女乐归之，遂行。不然，当别有处置也。」问：「女乐既归，三日不朝，夫子自可明言于君相之前，讨个分晓然后去，亦未晚。何必匆遽如此？」曰：「此亦难晓。然据史记之说，却是夫子恐其害己，故其去如此之速。鲁仲连所谓『秦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则当时列国盖有是事也。」又云：「夫子能堕费郈，而不能堕成，虽圣人亦有做不成底事。」伯丰谓：「如『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云云。」曰：「固是。须是有土有民，方能做得。若羇旅之臣，靠着他人，便有所牵制，做事不成。」又问：「是时三家衰微，陪臣执命，故阳虎奔齐，有『吾欲张公室』之语。或谓『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曰：「便是当时有此一种议论，视大夫专命，以为固然。」又问：「旧见人议论子产叔向辈之贤，其议论远过先轸舅犯之徒，然事实全不及他。」曰：「如元佑诸臣爱说一般道理相似。」又云：「卫灵公最无道，夫子何故恋恋其国，有欲扶持之意？更不可晓。」
子张问仁章
问：「恭宽信惠，固是求仁之方，但『敏』字于求仁功夫似不甚亲切。莫是人之为事才悠悠，则此心便间断之时多，亦易得走失。若能勤敏去做，便此心不至间断，走失之时少，故敏亦为求仁之一，是如此否？」曰：「不止是悠悠。盖不敏于事，则便有怠忽之意。才怠忽，便心不存而间断多，便是不仁也。」
或问「信则人任焉」
译问：“各家都说孔子不愿复兴东周，但《集注》却解释为‘在东方复兴周代的道统’，应当如何理解？”回答说：“这是古代注疏原本如此解释。‘其’字和‘乎’字，只是语气助词。意思是只要有任用我的人，我就愿意做一些事情，就像佛教所说的‘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一样。哪里有什么不愿复兴东周的意思呢？这与‘二十年之后，吴国大概要变成沼泽了吧’这类话语一样，何必非要强行曲解呢？阅读文字必须放宽眼界，仔细玩味，才能领会圣人的语言。比如‘小人之中庸’，分明这一句是解释上文的。人们见他偶然漏掉了一个‘反’字，就硬要那样说，把‘小人中庸’解释为‘小人自认为中庸’，下面的文势就直接解释两句。并没有那种‘自认为中庸’的意思，又何必那样强行曲解。”
问：“如果公山弗扰真的能任用孔子，孔子真的去跟随他，也不过是劝他改过自新，放弃叛逆顺从正道罢了，又怎么能复兴周代的道统呢？”回答说：“这正是理解不了的地方。”沉默了很久，才说：“圣人的心意自然不可测度。况且当时名分尚未确定，如果说公山弗扰既然是季氏的家臣，就不应当背叛季氏，那么所谓的‘改过’，不过是让他作为臣子顺从季氏罢了。这只是常规的做法，圣人必定另有安排。”问：“既然如此，那么必定会有很大的变革吗？”回答说：“圣人做事，必定惊天动地。然而最终没有去，也是预料到做不成罢了。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齐国人送来女乐，孔子就离开了。按常理推测，孔子为什么不稍微说明一下让事情分明？却只是默默离开，这也是不可理解的地方。再说齐人送来女乐，孔子之所以立刻离开，是因为什么呢？解释《论语》的人说，接受了女乐就一定会怠慢政事。然而根据《史记》来看，又是孔子害怕谗言毁谤而离开，比如他说：‘那些妇人的口舌，足以让人出走！’因此鲁仲连论述尊秦为帝的危害时，也说：‘他们又将派遣他们的女儿、谗妾做诸侯的妃子，住在梁国的宫殿里，梁国国君怎么能安然无事呢！’想来当时列国多有这类事情，孔子不得不连夜急走。”又说：“孔子拆除三座城邑，也是瞒着三家做的。比如季氏已经落入圈套，等到包围成邑时，公敛处父不肯，说：‘如果没有成邑，就等于没有孟氏了！’于是连季氏也惊醒了，孔子也就作罢了。再说圣人处事，为什么也有做不成的呢？”必大用“孔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封地”来回答。回答说：“有了土地和人民，就能进退自如。如果依靠他人，那就只是寄居他国的臣子。如果不被信任，就只能缩手退却。”又说：“阳虎说：‘我想振兴公室。’有人说：‘家臣想要振兴公室，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这是当时的一种议论。”人杰的记录有很大不同，另外列出。
伯丰问：“孔子想要应公山的召唤，却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能在东方复兴周道吧！’应当如何理解？”回答说：“理解不了，正是不可测度的地方。”人杰问：“拆除三座城邑的事，费邑和郈邑已经拆除，而成邑不能拆除，这是不用孔子到了这种地步吗？”回答说：“既然不用，为什么还要包围成邑？当时孔子行事，季孙三个月不违背他，那么费邑和郈邑的拆除，是出于意外。等到公敛处父不肯拆除成邑，依次唤醒了叔孙和季孙两家，这件事就做不成了。再加上齐人送来女乐，于是离开。不然，应当另有处置。”问：“女乐既已送来，三天不上朝，孔子自然可以在君主和宰相面前明言，讨个明白然后再走，也不晚。何必如此匆忙？”回答说：“这也难以理解。然而根据《史记》的说法，却是孔子恐怕他们害自己，所以离开得如此迅速。鲁仲连所说的‘秦国将派遣他们的女儿、谗妾做诸侯的妃子’，那么当时列国大概有这种事。”又说：“孔子能拆除费邑和郈邑，却不能拆除成邑，即使是圣人也有做不成的事。”伯丰说：“比如‘孔子如果得到国家或封地，所谓“立之斯立”’等等。”回答说：“确实如此。必须有了土地和人民，才能做得到。如果是寄居他国的臣子，依靠他人，就会有所牵制，做事做不成。”又问：“当时三家势力衰微，家臣掌握权柄，所以阳虎逃到齐国，有‘我想振兴公室’的话。有人说‘家臣想要振兴公室，没有比这更大的过错了’！”回答说：“就是当时有这种议论，认为大夫专权是理所当然的。”又问：“以前见人议论子产、叔向等人的贤能，他们的议论远远超过先轸、舅犯等人，但事实却完全不如他们。”回答说：“就像元祐年间的大臣喜欢说同样的道理一样。”又说：“卫灵公最无道，孔子为什么留恋那个国家，有想要扶持的意思？更加不可理解。”
子张问仁章
问：“恭敬、宽厚、诚信、恩惠，固然是求取仁德的方法，但‘敏’字在求仁的功夫上似乎不太切近。莫非是人做事才拖沓，那么此心便常常间断，也容易走失。如果能够勤勉敏捷地去做，那么此心不至于间断，走失的时候少，所以敏也是求仁的一种，是这样吗？”回答说：“不只是拖沓。大概是不敏捷于事，就会有怠慢疏忽的意思。一旦怠慢疏忽，心就不能存养而常常间断，就是不仁了。”
有人问“诚信就能被人任用”
任，是堪倚靠。
佛肸召章
「焉能系而不食」，古注是。
夫子于佛肸之召，但谓其不能浼我而已。于公山之召，却真个要去做。
味道问：「佛肸与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二子一时善意，圣人之心适与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则不往矣。盖二子暂时有尊贤向善之诚心，故感得圣人欲往之意。然违道叛逆，终不能改，故圣人亦终不往也。譬如重阴之时，忽略开霁，有些小光明，又被重阴遮闭了。」曰：「阳货欲见孔子，却终不许他，是如何？」曰：「阳货全无善意，来时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略感圣人也。」贺孙录详，别出。
「圣人见万物不得其所，皆陷于涂炭，岂不为深忧，思欲出而救之。但时也要，出不得，亦只得且住。圣人于斯世，固不是苟且枉道以徇人。然世俗一种说话，便谓圣人泊然不以入其心，这亦不然。如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个是十分要做不得，亦有不能自已之意。如说圣人无忧世之心，固不可。谓圣人视一世未治，常恁戚戚忧愁无聊过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忧世之心要出仕者，圣人爱物之仁。至于天命未至，亦无如之何。如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若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上看，恰似一向没理会，明知不可以行道，且漫去做看，这便不得。须看『行其义也』，便自是去就。出处之大义，亦在这里。」贺孙因举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而终不往者，度得是时终不可为，其人终不可与有为。如南轩云：「守身之常法，体道之大权。」又云：「欲往者，爱物之仁；终不往者，知人之智。」这处说得分明。曰：「然。但圣人欲往之时，是当他召圣人之时，有这些好意来接圣人。圣人当时亦接他这些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这个人终是不好底人，圣人待得重理会过一番，他许多不好又只在，所以终于不可去。如阴雨蔽翳，重结不解，忽然有一处略略开霁，云收雾敛，见得青天白日，这处自是好。」
子曰由也章
问「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曰：「只为不择是，我要恁地便恁地，终是害事。」
杨问：「『好信不好学』，何故便到贼害于物处？」曰：「圣人此等语，多有相类，如『恭而无礼则劳』处一般。此皆是就子路失处正之。昔刘大谏从温公学，温公教之诚，谓『自不妄语始』。刘公笃守其说。及调洛州司法时，运使吴守礼至州，欲按一司户赃，以问刘公。公对以不知，吴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谓此人实有赃，而我不以诚告，其违温公教乎！后因读杨子『避碍通诸理』，始悟那处有碍，合避以通之。若只『好信不好学』，固守『不妄语』之说，直说那人有赃，其人因此得罪，岂不是伤害于物？」李谓：「亦有自贼之理。」道夫录云：「问：『「好信不好学」，如何便至于相贼害？』曰：『「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是也。昔刘忠定云云。』」
「六言、六蔽、五美」等话，虽其意亦是，然皆不与圣人常时言语一样。家语此样话亦多。大抵论语后数篇间不类以前诸篇。
问：「集注云：『刚者，勇之体；勇者，刚之发。』」曰：「春秋传云：『使勇而无刚者尝寇』，则勇者，发见于外者也。」人杰谓：「以五常揆之，则专言勇者，勇属于义；言刚柔，则刚属于仁。」曰：「便是这个物事，看他用处如何，不可以一定名之。扬子云说：『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亦只是一说。」人杰谓：「以仁为柔，以义为刚，止说得个情状体段耳。」曰：「然。」
小子何莫学夫诗章
问：「诗如何可以兴？」曰：「读诗，见其不美者，令人羞恶；见其美者，令人兴起。」
子谓伯鱼章
问「为周南召南」。曰：「『为』字，如『固哉高叟之为诗』之『为』，只是谓讲论尔。横渠所谓『近试令家人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其如何地为。」
亚夫问「不为周南召
译任，就是可以倚靠的意思。
佛肸召章
“焉能系而不食”，古注的解释是对的。
孔子对于佛肸的征召，只是说那不能玷污我罢了。对于公山弗扰的征召，却真的是打算要去。
味道问：“佛肸和公山弗扰征召孔子，孔子想要前往，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这两个人一时的善意，圣人的心意恰好与他们契合，所以想要前往。然而再仔细想想，就不去了。因为这两个人暂时有尊重贤者、向往善道的诚心，所以感动了圣人想要前往的心意。然而他们违背道义、图谋叛逆，终究不能改变，所以圣人最终也不去。好比阴云密布的时候，忽然稍微放晴，透出一点微光，又被厚重的阴云遮蔽了。”问：“阳货想要见孔子，孔子却始终不答应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阳货完全没有善意，来的时候就已经不好了，所以也不能稍微感动圣人。”贺孙记录详细，另出。
“圣人看见万物不得其所，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不为此深深忧虑，想着要出仕来拯救他们吗？只是时机未到，出仕不得，也只能暂且作罢。圣人对于这世间，固然不是苟且屈从道义去迎合他人。然而世俗有一种说法，认为圣人淡泊宁静，不把世事放在心上，这也不对。比如孔子说：‘天下有道，我就不参与变革了。’这是实在做不得，也有不能自已的意思。如果说圣人没有忧世之心，固然不对。说圣人看着天下未治，常常那样忧愁苦闷、无聊度日，也不对。只是想要出仕却做不得，又暂且放下。那忧世之心想要出仕的，是圣人爱物的仁心。至于天命未到，也无可奈何。比如孔子说：‘君子出仕，是践行他的道义。道不能实行，我已经知道了。’如果从‘道不能实行，我已经知道了’这句话来看，似乎是一向没有理会，明知不能行道，就随便去做做看，这就不对了。必须看‘践行他的道义’，自然就有去留的抉择。出处的大义，也在这里。”贺孙因此举出公山弗扰和佛肸征召孔子，孔子都想要前往而最终没有去的例子，推测是因为当时终究不可作为，那些人终究不可与他们有所作为。比如张栻说：“这是守身的常法，体道的权变。”又说：“想要前往，是爱物的仁心；最终不去，是知人的智慧。”这里说得明白。回答说：“对。但是圣人想要前往的时候，是当那些人征召圣人之时，有这些好意来接待圣人。圣人当时也接纳他们这些好意，所以想要前往。然而他们这些人终究是不好的人，圣人重新仔细考量一番，他们许多不好的地方依然存在，所以终究不能去。好比阴雨遮蔽，云层厚重不散，忽然有一处稍微放晴，云收雾散，看见青天白日，这处自然是好的。”
子曰由也章
问“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回答说：“只因为不辨别是非，我想怎样就怎样，终究是害事。”
杨问：“‘好信不好学’，为什么就会到伤害事物的地步？”回答说：“圣人这类话语，多有相类似的，比如‘恭而无礼则劳’那里一样。这些都是针对子路的过失来纠正的。过去刘安世跟随司马光学习，司马光教他诚实，说‘从不说谎话开始’。刘安世笃守这个说法。等到他调任洛州司法参军时，转运使吴守礼来到州里，想要查办一个司户贪赃，来询问刘安世。刘安世回答说不知道，吴守礼就离开了。而刘安世常常心里觉得不足，认为这个人确实有赃款，而我不以诚实告知，这违背了司马光的教导吗！后来他读扬雄的‘避碍通诸理’，才领悟到那里有阻碍，应当避开以通达事理。如果只‘好信不好学’，固守‘不妄语’的说法，直说那人有赃款，那人因此获罪，岂不是伤害了他人？”李说：“也有自我伤害的道理。”道夫记录说：“问：‘“好信不好学”，怎么就会到互相伤害的地步？’回答说：‘“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就是如此。过去刘忠定公说……’”
“六言、六蔽、五美”等话语，虽然其意思也是对的，然而都不与圣人平时的言语一样。《家语》里这类话语也很多。大体上《论语》后几篇不像前面的篇章。
问：“集注说：‘刚，是勇的本体；勇，是刚的发动。’”回答说：“《春秋传》说：‘让有勇无刚的人去试探敌人’，那么勇，是表现于外的。”人杰说：“用五常来衡量，那么专说勇的，勇属于义；说刚柔的，刚属于仁。”回答说：“就是这个事物，看它的用处如何，不可以一定地命名。扬雄说：‘君子对于仁是柔，对于义是刚’，也只是一说。”人杰说：“以仁为柔，以义为刚，只是说得个情状体段罢了。”回答说：“对。”
小子何莫学夫诗章
问：“诗怎么可以兴？”回答说：“读诗，看见不美的，使人羞恶；看见美的，使人兴起。”
子谓伯鱼章
问“为周南召南”。回答说：“‘为’字，像‘固哉高叟之为诗’的‘为’，只是讲论的意思。张载所谓‘近试令家人为周南召南之事’，不知道他是如何做的。”
亚夫问“不为周南召
南，其犹正墙面而立」。曰：「不知所以修身齐家，则不待出门，便已动不得了。所以谓之『正墙面』者，谓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
译向南，那就像正对着墙壁站立一样。说：“如果不知道如何修身齐家，那么不必出门，就已经动弹不得了。之所以称为‘正对着墙壁’，是说连最近的地方也走不动的缘故。”
问「正墙面而立」。曰：「修身齐家，自家最近底事，不待出门，便有这事。去这个上理会不得，便似那当墙立时，眼既无所见，要动也行不去。」
问：「先生解『正墙面而立』，曰：『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人若不知修身齐家，则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也。如何是『一物无所见』？」曰：「自家一身一家，已自都理会不得，又况其远者乎！」问：「此可见知与行相须之义否？」曰：「然。」
明道谓：「二南，人伦之本，王化之基。苟不为之，『其犹正墙面而立』。」是才出门，便不知，便错了。士毅。
色厉内荏章
问：「『色厉而内荏』，何以比之『穿窬』？」曰：「为他意只在要瞒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贼然。」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类。」又云：「里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里面却不恁地。」
乡原德之贼章
李问「乡原德之贼」。曰：「最是孟子说得数句好，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乡原本情。」
或问：「乡原引荀子愿悫之说，何也？」曰：「乡原无甚见识。其所谓愿，亦未必真愿，乃卑陋而随俗之人耳。」
义刚云：「去冬请问乡原比老子如何，蒙赐教谓：『老子害伦理，乡原却只是个无见识底人。』今春又问『色取仁而行违』比乡原如何，蒙赐教谓：『「色取仁而行违」底是大拍头挥人，乡原是不做声，不做气，做罪过底人。』深玩二说，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间有这一般半间不界底人，无见识，不顾理之是非，一味谩人。看时也似是个好人，然背地里却乖，却做罪」
敬之问「乡原德之贼」。曰：「乡原者，为他做得好，使人皆称之，而不知其有无穷之祸。如五代冯道者，此真乡原也。本朝范质，人谓其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尔。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辈，虽苏子由议论亦未免此。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
问「乡原」一章。曰：「此章『贼』字、『弃』字，说得重而有力。盖乡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称之，故曰『德之贼』。道听涂说者纔听来便说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于心，不能行之于身，是弃其德也，故曰『德之弃』。」
古者民有三疾章
问「古之矜也廉」。曰：「廉，是侧边廉隅。这侧是那分处。所谓廉者，为是分得那义利去处。譬如物之侧棱，两下分去。」
恶紫之夺朱章
问「紫之夺朱」。曰：「不但是易于惑人。盖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胜那正底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失却不能变得紫也。紫本亦不是易惑人底，只为他力势大了，便易得胜。又如孔子云：『恶莠之乱苗。』莠又安能惑人？但其力势易盛，故苗不能胜之耳。且一邦一家，力势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说一两句，便有倾覆之患，此岂不可畏哉！」
紫近黑色，盖过了那朱。既为紫了，便做朱不得，便是夺了。元只是一个色做出来，紫是过则个。郑、雅也只是一个乐，雅较平淡，郑便过而为淫哇。盖过了那雅，便是「乱雅」。
问：「范氏谓：『天下之理，正而胜者常少，不正而胜者常多。』」曰：「此当以时运言之。譬如一日与人一生，能有几多好底时节！」
予欲无言章
问：「『予欲无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尽，故欲无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说，盖已都撒出来了。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说个甚底！若是言不能尽，便是有未尽处。圣人言处也尽，做处也尽，动容周旋无不尽。惟其无不尽，所以不消得说了。」寿。
先生问林择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三句何句较好？」对曰：「『四时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因说：「择之看得是。只『四时行，百物生』，所谓『天何言哉』，已在其中矣。」德。
问尹氏之说。曰：「
译问：“‘正墙面而立’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修身齐家，是自家最近的事情，不待出门，就有这件事。如果在这上面理不清，便像那面墙而立时，眼睛既看不见，想要行动也走不动。”
问：“先生解释‘正墙面而立’，说：‘意思是就在最近的地方，却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走不动。’人如果不知道修身齐家，自然推展不开，这就是‘一步不可行’。那么什么是‘一物无所见’呢？”回答说：“自家一身一家，都已经理不清了，更何况那些更远的呢！”问：“这可以看出知与行相互依存的意义吗？”回答说：“是的。”
明道说：“《周南》《召南》，是人伦的根本，王化的基础。如果不这样做，‘就像面墙而立一样’。”这是才出门，就不知道，就错了。士毅记录。
色厉内荏章
问：“‘色厉而内荏’，为什么比作‘穿窬’（挖墙洞偷东西的人）？”回答说：“因为他心意只在要瞒人，所以心里常怕被人知道，就像做贼一样。”
“心不正直而私意如此，就是穿窬之类。”又说：“里面是这样，外面却不这样；外面那样，里面却不那样。”
乡原德之贼章
李问“乡原德之贼”。回答说：“最妙的是孟子说的几句，说：‘生在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只要善良就可以了。’这是乡原的本性。”
有人问：“乡原引用荀子愿悫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乡原没有什么见识。他所谓的愿，也未必是真的愿，乃是卑陋而随俗的人罢了。”
义刚说：“去年冬天请问乡原比老子如何，承蒙赐教说：‘老子害伦理，乡原却只是个没有见识的人。’今年春天又问‘色取仁而行违’比乡原如何，承蒙赐教说：‘“色取仁而行违”的是大拍头挥人，乡原是不做声，不做气做罪过的人。’仔细玩味这两种说法，似乎略有不同。”先生笑着说：“就是世间有这一种半间不界的人，没有见识，不顾理的是非，一味骗人。看时也似是个好人，然而背地里却乖，却做罪”
敬之问“乡原德之贼”。回答说：“乡原，因为他做得好，使人皆称赞他，而不知道他有无穷的祸患。如五代冯道，这真是乡原。本朝范质，人说他好宰相，只是欠为世宗一死罢了。如范质之徒，却最敬冯道之辈，虽然苏子由议论也难免此。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建立起来的。”
问“乡原”一章。回答说：“这一章‘贼’字、‘弃’字，说得重而有力。因为乡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且人都称赞他，所以说‘德之贼’。道听涂说者才听来便说了，更不能蓄积。既然不能存于心，不能行于身，是抛弃了他的德，所以说‘德之弃’。”
古者民有三疾章
问“古之矜也廉”。回答说：“廉，是侧边廉隅。这侧边是那分处。所谓廉，是因为分得那义利去处。譬如物的侧棱，两下分去。”
恶紫之夺朱章
问“紫之夺朱”。回答说：“不但是容易迷惑人。大概不正的东西，自常容易胜过那正的东西。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褪不得，失却不能变得紫也。紫本来也不是容易迷惑人的，只因为他的力势大了，便容易胜。又如孔子说：‘恶莠之乱苗。’莠又怎么能迷惑人？但它的力势易盛，所以苗不能胜它罢了。且一邦一家，力势也甚大。然而被利口之人说一两句，便有倾覆的祸患，这岂不可怕吗！”
紫近黑色，盖过了那朱。既然成了紫，便做朱不得，便是夺了。原本只是一个色做出来，紫是过度了。郑、雅也只是一个乐，雅较平淡，郑就过度而为淫哇。盖过了那雅，便是“乱雅”。
问：“范氏说：‘天下之理，正而胜者常少，不正而常胜者多。’”回答说：“这应当以时运来说。譬如一日与人一生，能有几多好时节！”
予欲无言章
问：“‘予欲无言’一章，恐怕是言有所不能尽，所以欲无言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只是不消得说，盖已都撒出来了。比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说个什么！若是言不能尽，便是有未尽处。圣人说处也尽，做处也尽，动容周旋无不尽。正因为无不尽，所以不消得说了。”寿记录。
先生问林择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此三句何句较好？”回答说：“‘四时行，百物生’二句好。”先生于是说：“择之看得是。只‘四时行，百物生’，所谓‘天何言哉’，已在其中了。”德记录。
问尹氏之说。回答说：“
孺悲欲见孔子章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圣贤亦有不诚处，如取瑟而歌，出吊东郭之类。说诚不如只说中。」某应之曰：「诚而中，『君子而时中』；不诚而中，『小人之无忌惮』。」
宰我问三年之丧章
问「钻燧改火」。直卿曰：「若不理会细碎，便无以尽精微之义。若一向细碎去，又无以致广大之理。」曰：「须是大细兼举。」
问：「『宰我问三年之丧』，为自居丧时问，或为大纲问也？」曰：「必是他居丧时。」问「成布」。曰：「成布，是稍细成布，初来未成布也。」问「縓缘」。曰：「縓，今浅绛色。小祥以縓为缘。看古人小祥，縓缘者不入，谓縓礼有『四入』之说，亦是渐渐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专把素色为凶。盖古人常用皮弁，皮弁纯白，自今言之，则为大凶矣。」刘问布升数。曰：「八十缕为一升。古尺一幅只阔二尺二寸，算来斩衰三升，如今网一般。」又云：「如今漆布一般，所以未为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极细绢一般，这处升数又晓未得。古尺大短于今尺，若尽一十二百缕，须是一幅阔不止二尺二寸，方得如此。所谓『布帛精粗不中数，不粥于市』，又如何自要阔得？这处亦不可晓。」
亚夫问宰我问短丧处。曰：「此处圣人责之至严。植录云：「圣人寻常未尝轻许人以仁，亦未尝绝人以不仁。」所谓『予之不仁』者，便谓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辈多以他无隐于圣人而取之。盖无隐于圣人，固是他好处，然却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
饱食终日章
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心体本是运动不息。若顷刻间无所用之，则邪僻之念便生。圣人以为『难矣哉』！言其至危而难安也。」曰：「心若有用，则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读书，心便主于读书，纔写字，心便主于写字。若是悠悠荡荡，未有不入于邪僻。」
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勇，夫子屡箴诲之，是其勇多有未是处。若知勇于义，知大勇，则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见得到处，便行将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见不到，盖不以出公之立为非，观其谓正名为迂，斯可见矣。[莹田-玉]录：「若是勇于义，已不仕季氏。」
君子亦有恶乎章
问：「『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勇与果敢如何分？」曰：「勇是以气加人，故易至于无礼。果敢，是率然敢为。盖果敢而不窒，则所为之事必当于理。窒而不果敢，则于理虽不通，然亦未敢轻为。惟果敢而窒者，则不论是非而率然妄作，此圣人所以恶之也。」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八
论语三十
微子篇
微子去之章
问：「箕子当时，何必徉狂？」曰：「他已为囚奴，做人不成了，故只得徉狂受辱。」又问：「若箕子地位尚可以谏，想亦未肯住在。必是既已为囚奴，则不复可谏矣。」曰：「既已为囚奴，如何更可以谏！」
问：「殷有『三仁』。」曰：「而今也难看。或是孔子当时见他事实。」
问：「或去，或奴，或谏不同，如何同归于仁？」曰：「三子皆诣其至理，故谓之仁。如箕子亦是谏，谏至于极有所不行，故若此也。」一之。
「三仁」，且只据他去就、死生论之。然以此一事推及其它，则其所为之当理无私，亦可知矣。
问：「『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观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较之尤难！箕子虽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这地位如何处？直是难！看『三仁』惓惓忧国之心，直是念念不断。若如避世之徒，一齐割断，高举远引，这却无难。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若果于忘世，是不难。」
问：「『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废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则自当谏。其死与奴，特
译孺悲想要拜见孔子这一章
先生说：“南康有一位读书人说：‘圣贤也有不真诚的地方，比如孔子取瑟而歌、出吊东郭之类的行为。谈论‘诚’不如只谈论‘中’。’我回答说：‘真诚而合乎中道，就是‘君子而时中’；不真诚而合乎中道，就是‘小人之无忌惮’。’”
宰我询问三年之丧这一章
有人问关于“钻燧改火”的事。直卿说：“如果不理会细微琐碎之处，就无法穷尽精微的道理；如果一味陷入琐碎之中，又无法达到广博宏大的义理。”于是说：“必须大小兼顾。”
有人问：“‘宰我询问三年之丧’，是宰我在守丧期间问的，还是作为大纲性问题问的？”回答说：“一定是他在守丧期间问的。”有人问“成布”。回答说：“成布，是指稍微精细的成布，起初还未制成布的时候。”有人问“縓缘”。回答说：“縓，是现在的浅红色。小祥祭时用縓色做边缘。看古人小祥祭，縓色边缘的丧服不进入（某种状态），所谓縓礼有‘四入’的说法，也是颜色逐渐加深罢了。然而古人也不专门把素色当作凶色。因为古人常穿皮弁，皮弁纯白，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大凶了。”刘问布升的数目。回答说：“八十缕为一升。古尺一幅布宽只有二尺二寸，算来斩衰用的三升布，就像现在的网一样。”又说：“就像现在的漆布一样，所以还未算是成布。比如深衣用的十五升布，像现在极细的绢一样，这里的升数又不太明白。古尺比今尺短很多，如果总共一千二百缕，必须一幅布宽不止二尺二寸，才能做到这样。所谓‘布帛的精粗不合规定数目，不在市场上卖’，又怎么能自己决定宽度呢？这里也不明白。”
亚夫问宰我询问短丧的地方。回答说：“这里圣人责备得非常严厉。植录说：‘圣人平时不曾轻易赞许别人为仁，也不曾断绝别人为不仁。’所谓‘予之不仁’，就是说他的良心已经死了。前辈多因为他对圣人没有隐瞒而肯定他。因为对圣人没有隐瞒，固然他的好处，然而不能因此掩盖他不仁的罪过。”
饱食终日这一章
有人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心的本体本来是运动不息的。如果片刻之间没有用处，邪僻的念头就会产生。圣人认为‘难矣哉’！是说它极其危险而难以安宁。”回答说：“心如果有用处，心就有主宰。只看现在刚读书，心就主宰在读书上；刚写字，心就主宰在写字上。如果是悠悠荡荡，没有不陷入邪僻的。”
君子崇尚勇吗这一章
子路的勇，夫子多次告诫他，是因为他的勇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如果知道勇于义，知道大勇，就不会这样了。而且他的勇有看得到的地方，就实行下去。比如侍奉孔悝这件事，却是看不到的，大概是不认为出公的即位是不对的，看他认为正名是迂腐，就可以知道了。[莹田-玉]录：“如果是勇于义，就不会在季氏那里做官了。”
君子也有厌恶的人吗这一章
有人问：“‘厌恶勇而无礼的人，厌恶果敢而窒塞的人。’勇和果敢怎么区分？”回答说：“勇是以气势压倒人，所以容易至于无礼。果敢，是轻率地敢于作为。大概果敢而不窒塞，那么所做的事必定合乎道理。窒塞而不果敢，那么虽然道理不通，但也未敢轻举妄动。只有果敢而窒塞的人，就不论是非而轻率妄作，这是圣人厌恶他的原因。”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八
论语三十
微子篇
微子离开这一章
有人问：“箕子当时，何必假装疯癫？”回答说：“他已经做了囚奴，做人都不成了，所以只得假装疯癫受辱。”又问：“如果箕子地位还可以进谏，想必也不肯留下来。一定是已经做了囚奴，就不再可以进谏了。”回答说：“已经做了囚奴，怎么还可以进谏！”
有人问：“殷朝有‘三仁’。”回答说：“现在很难看清。或者是孔子当时看到他们的实际事迹。”
有人问：“有的离开，有的做奴，有的进谏不同，怎么都归于仁？”回答说：“三人都达到了最高的道理，所以称为仁。比如箕子也是进谏，进谏到了极点无法实行，所以如此。”一之。
“三仁”，暂且只根据他们的去留、生死来论。然而由这一件事推及其他，那么他们所做的事合乎道理且无私，也可以知道了。
有人问：“‘三仁’，不知道如果交换位置，都能实现他们的本心吗？”回答说：“都各自在自己的本分上做。从现在来看，‘微子离开’，还在活地上；像箕子的囚禁，比干的死，就是在死地上了，比较起来更难！箕子虽然不死，但死却又到了。只是被囚禁不死不活，这地位怎么处？真是难！看‘三仁’忧国之心，真是念念不断。如果像避世的人，一齐割断，高举远引，这却不难。所以孔子说：‘果哉！末之难矣。’如果果决于忘世，是不难的。”
有人问：“‘三仁’的事，必不可偏废吗？”回答说：“也不必这样看。只是微子是商朝的长子，商朝灭亡在即，必须离开以保存宗庙祭祀。如果箕子比干则自然应当进谏。他们的死与奴，特